柏林牆

後記 希望的幻滅

　　正如它的建造一樣，柏林牆的倒塌也在一夜之間就完成了。正如1961年8月13日，這個城市和城市中的居民一覺醒來，驀然發現自己已經被分隔開來；1989年11月10日的早晨，人們發現這個城市又重新成為一個完整的城市。事實上關於有多少人真正見證了柏林牆的倒塌一直以來都存在爭議，因為那天晚上很多柏林市民徹夜未眠。

　　比如，約阿希姆·特倫克納。當時他是德國國有電視一台（ARD）柏林分部自由之聲廣播電台（自由柏林電台）時事欄目的總負責人。當特倫克納得知柏林牆崩塌的消息時，他正在華沙報道西德總理的曆史性訪問。去往柏林的飛機和火車要等到第二天早上才會運行。整個新聞界都為這個消息瘋狂，當然也包括特倫克納。得知這一消息的時候大概是午夜，他立刻給出租車司機打電話。過去兩天，他和自己的製作人在組織現場報道的時候，就是那個波蘭出租車司機載著他們在華沙城到處跑。特倫克納問那個波蘭出租車司機是否擁有有效護照，是否願意開車送他們去柏林。對方的回答是，願意，非常願意——事實上，那個出租車司機自己肯定也異常激動。

　　淩晨一點，他們乘坐一輛小型豐田汽車出發，一路往西進發。特倫克納有點討厭出行，這次旅程卻是他一生中最興奮的，包括司機在內的每個人都盡量保持清醒，大約在破曉時分，他們穿過位於奧得河畔法蘭克福的東德邊界。令人吃驚的是，平常那些粗暴無禮的東德邊防警察居然變得非常隨和，甚至還有點友好。他們沿著以前的柏林高速公路繼續前行。大街上到處都是開著特拉邦牌和瓦爾特堡牌汽車的東德人，他們麵帶笑容，一邊鳴著汽車喇叭，一邊揮手示意。當他們最終抵達柏林的時候，特倫克納想：“這就是德國重歸統一吧”。

　　上午九點，他們乘坐的那輛小型波蘭出租車到達自由柏林電台（SFB）的演播廳外。更加讓人覺得匪夷所思的是柏林的情景和興奮。整個城市沉浸在“柏林牆倒塌了，柏林又是統一的柏林了”的歡快氛圍之中。他們到達後，特倫克納認為自己見到了德國的統一，而且他早就知道會如此。

　　當然，他完全正確。毫無疑問，從人群如波濤洶湧般地穿過伯恩霍莫街大橋的那一刻起，“兩個德國”的終結隻是一個時間問題。

　　首先，許多問題有待解決。總的來說，那些在過去幾年裏敢於反對這種體製的理想主義者並不是純粹的資本主義者。他們是左派人士，是綠色和平主義者。他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合作型而非競爭型社會，將走新斯大林主義道路的東德轉變為走資本主義道路和共產主義道路之間的“第三條道路”的國家。

　　東德自由主義者還包括來自西德的左翼分子，比如諾貝爾獎得主、小說家君特·格拉斯。最具權威的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奧斯卡·拉方丹兩年前就邀請過埃利希·昂納克回到薩爾州，他們反對德國統一有各自的緣由。格拉斯認為統一後的德國會突然向歐洲的擴張，這可能會喚醒根深蒂固的邪惡的民族主義者的本性；而拉方丹擔心的則是西德慷慨的社會福利體係。在柏林牆倒掉的日子裏，拉方丹告誡東德人不要進入西德，並且提議不準許東德人享有同他們的西德同胞一樣的福利津貼。甚至是在11月9日的慶典期間名聲大振的西柏林市長社會民主黨人沃爾特·莫博爾也非常慎重地宣布：這不是兩德的重歸統一，而是團聚。

　　所有那些試圖延緩兩德統一進程的行為都以徹底失敗而告終。作為社會民主黨資格最老的政治家，現年75歲的維利·勃蘭特過去也曾展望過兩德統一後的未來。那周五，也就是那個令人印象頗深的11月9日的第二天，他說：“從現在起，德國將共同發展”。

　　勃蘭特一點沒錯。事後證明，這種發展並不緩慢也不激進，它隻是像一部快鏡頭的自然電影。到那個月末，情形已經勢不可擋。十月的口號是“我們是一國的人民”，到11月就成了“我們是一家人”。在被分裂長達數十年後，東德人民看到了西德人所享有的一切，而他們也想擁有這一切。但是，他們知道要獲得這一切，他們就必須擁有強勢的貨幣。“如果西德馬克不自動來到我們麵前”，再度覺醒的人民大眾高喊道，“那我們就要去爭取！”於是，他們開始以各種各樣的理由，包括感性的和冷靜而實際的借口，潮水般源源不斷地湧向西德。

　　11月9日，東德的領導人才勉強重掌大權。幾乎就在同時，其權力也開始瓦解。然而，正如往常一樣，這個過程相比曆史記憶所認可的更為緩慢，衝突更多。

　　即使在11月10日、11日，也就是星期五、星期六，依然有人試圖恢複邊界。畢竟，那些頑固的大人物還掌握著邊境地區的武裝力量和史塔西。把一生都奉獻給柏林牆的凱斯勒將軍和霍夫曼將軍仍然可以發布命令。接下來的48小時，他們和他們的高層同僚不斷地召開會議。如何接受兩德統一的事實呢？

　　那個周五的晚上，邊防守衛人員按照上級的命令禮貌而堅決地遣回那些試圖越過邊界進入東德的人。然而，受了酒精刺激的跳牆者膽子越來越大。東德政府官員向西德抗議，要求西德警察管理好他們的人民。為此，東德還一度在午夜前後在勃蘭登堡門設置警犬和高壓水炮。盡管警察沒有打開壓力噴口，但還是有幾個擅闖者被淋得渾身濕透。有人駕駛著一輛吉普車從西德急速穿過柏林牆，將柏林牆撞出一個幾平方米的大缺口，東德守衛又將其遣返回去。

　　那個周末，東德的軍隊和史塔西大部分時間都處於戒備狀態。東西兩德維持治安的武裝力量之間的磋商令人焦慮不安。直到11月11日下午，流血衝突的危險才算消除。柏林附近的東德部隊和史塔西兵力撤退。11月12日星期天早上，東西柏林的市長們在距離勃蘭登堡門500碼的波茨坦廣場主持過境站的開放儀式。至此，社會壓力才逐漸減弱。來訪者隻需出示一下身份證或者是護照就可以通行，許可郵戳也是自動加蓋的。

　　11月13日，東柏林政治局和政府部門進行重大改組。很快，東德的前任領導人被披露出來。他們就像《綠野仙蹤》裏麵的巫師利用可憐的小技巧竭力維持他們龐大但卻搖搖欲墜的統治。其中最像巫師的就是史塔西局長，81歲高齡的埃裏克·米爾克。

　　在向新組建的東德議會說明自己的情況時，該國最重要的秘密警察試圖說明他和他的史塔西部下非常敬業而且是東德人民最人道的守衛者。當他遭到那些一直忠順的議員的質問和鄙視時，這位老人看上去真的很沮喪。“但是我很愛你們！”米爾克宣稱，他幾乎要哭出來了。“我熱愛整個人類！”而後，他離開演講台再也沒有回來。如果說米爾克怪異的感情宣泄中存在某種真實成分的話，那就是對人類危險的熱愛。這種感情被如此確切地表達，正如一支名為“警察”的搖滾樂隊在他們的歌曲中唱到的如著魔般的愛戀：“你每一次呼吸，每一次舉動，我一直都在關注你。”

　　12月3日，克倫茨辭去德國統一社會黨總書記的職務。該黨成員大規模退黨。為表現該黨“民主”的真實可靠，包括沙博夫斯基和克倫茨在內的許多老一輩的領導人很快都被除名。

　　戈爾巴喬夫最初選定的昂納克的繼任者漢斯·莫德羅於11月13日當選為該國總理。他執掌政權直到第二年舉行自由選舉。盡管莫德羅被人們尊稱為一位真正的改革家，但是對於這個受人尊敬的統一社會黨領導人來說，執政的時間來得太遲。大多數的東德人認為，該政黨已經不純潔。在選舉之前，莫德羅就被迫接受非共產主義者進入政府部門的提議。

　　1990年3月18日，東德近60年來第一次自由選舉。統一社會黨隻獲得了16%的選票。基督教民主聯盟主席，即西德領導人赫爾穆特·科爾，因其在促進兩德統一中所做的努力和保證東德經濟迅速繁榮的承諾，成為東德人民心目中的英雄，獲得40%的選票。德國社會民主黨，因之在這些事情上表現出的矛盾心態令人非常失望，僅獲得約22%的選票。在幾個月前似乎還很有影響力的“新論壇”裏，支持走“第三條道路”，“民主覺醒”等的人數急劇減少，他們獲得的票數僅占總票數的6%-7%。4月，一個在東德基督教民主聯盟主席洛塔爾·德梅齊艾領導的，由基民盟為主導的政府上台執政。重歸統一勢不可擋，隻是具體時間還不能確定。

　　其他國家都非常吃驚地關注著這些事情，一些國家表示能夠理解。“德國問題”帶著1989年兜了個大圈子。1961年夏天，一些西方大國，尤其是法國和英國，私下資助柏林牆的修建，而1989年秋天，柏林牆的突然倒塌將冷戰中西方大國友好聯合表麵下所隱藏的全部憂慮和對抗暴露出來。過去數十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大國一直抗議德國人天性殘忍和德國邊界問題的醜惡。現在，其中的虛偽和矯飾全部都被無情地揭露出來。

　　二戰結束後，表麵上西方大國準許甚至鼓勵德國恢複它的經濟和軍事力量，但是實際上，他們仍然計劃繼續懲罰德國。德國是歐洲人口最多、實力最強的一個國家，加之引發了兩次血腥大戰（如果你是法國人，並且還記得1870年1月的那次戰爭的話，你就會認為是三次血腥大戰），很多德國以前的敵對國都十分樂意看到德國分裂而不是統一。冷戰的進一步加深非常有效地保證了西方大國間的友好關係。撒切爾夫人的外交部長道格拉斯·赫德於1989年12月發表講話指出，冷戰“讓我們快樂地生活了40年”。

　　撒切爾夫人，也就是赫德的上司，公開表明了她對柏林牆倒塌的吃驚。柏林牆倒坍的那一晚，毫無疑問，給她帶來了一絲快樂；但從長遠來看，她會陷入進退維穀的狀態。撒切爾曾經而且一直對歐洲計劃持懷疑態度，她毫不掩飾對於兩德政治格局的瓦解以及瓦解後可能造成的潛在的國內和國際影響的焦慮。二戰期間，撒切爾還是一個少女，當德國變得過分大過分強時，（正如她的助手查爾斯·鮑威爾爵士所回憶的那樣）那些年少時發生的事情在她的腦海重現。而且，她也注意到蘇聯控製下的東德政權怎樣突然而又富戲劇性的，甚至可能是猛烈的瓦解，可能對戈爾巴喬夫造成的削弱，正如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給了赫魯曉夫致命一擊一樣，這會中止蘇聯穩步發展和改革的進程。

　　法國的情形更加複雜。其總統密特朗與總理科爾關係密切。與撒切爾夫人不同的是，他並不擔心歐洲一體化進程的加快。但是，基於他們殘酷的經曆，法國人本能的不信任強大後的德國，當來自柏林的圖像充斥巴黎愛麗舍宮的電視畫麵時，法國人潮水般蜂擁回國，居住在世界各地上千萬的法國人，無論是平民還是貴胄都返回祖國。

　　撒切爾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回憶起她與密特朗倉促的會晤：

　　“我從手提包裏拿出一張描繪以前德國多種布局的地圖，但是這張地圖無法完全打消我們對未來的疑慮……密特朗說過去在麵臨巨大威脅時，法國總會與英國建立特殊的關係，他認為這樣的時刻再一次到來了。”

　　但美國人民，尤其是總統喬治·H·W·布什和國務卿詹姆斯·H·貝克為德國的重歸統一提供了強有力的國際支撐。因為華盛頓當局看到蘊藏在強大而民主的資本主義德國背後的是巨大的優勢，而沒有劣勢。

　　當然是由赫爾穆特·科爾以其熱情、果斷和萬夫莫當（可能有人會說是一勞永逸的毀滅性）的能力來促成此事，壓製經濟和社會上的不穩定因素，從而實現最終的政治目標。

　　最終，密特朗決定不加入撒切爾夫人的傳統戰時聯盟，持歐洲危險論的英倫。思慮再三後，這隻愛麗舍宮的老狐狸抓住了唯一的選擇，而這種選擇也為一勞永逸地解決棘手的德國問題提供了一個契機。

　　密特朗的策略是，誘使這個新近壯大起來的德國（和同樣引人矚目的總理）陷入一個永久性的束縛之下，從而抑製了該國將精力轉移到破壞性路線上。密特朗向科爾保證，他支持統一後的德國，但是這一保證需要付出高昂的代價。這個代價就是更進一步的歐洲一體化。這意味著要犧牲強勢的西德馬克，引進單一的歐洲貨幣。

　　由於內閣和議會缺乏經驗，財政赤字持續增加，東德開始融入它的兄弟國西德。在柏林，雖然一些控製措施到春天依然有效，但是公眾運動很少受到阻止。

　　政府和非政府的清拆工作組開始拆除柏林牆。幾年來，西柏林這邊的邊界牆上，布滿五彩繽紛的塗鴉，這道牆已經成為一個旅遊景點，而且對於那些拿著鐵槌和鑿刀的人來說——是一個可以即時賣出的紀念品。對於這一失去抵禦能力但大部分依然完整的建築，受財政問題困擾的東德政府已經在討論如何處理它。鑒於柏林牆已成為一件有趣的商品，東德政府決定將其像其他工藝製品一樣在拍賣會上出售。

　　世紀大出售——或者最少是30年大出售——於1990年6月23日在摩納哥蒙特卡羅的帕克·帕拉斯酒店舉行。奇怪的是，那個組織將柏林牆殘段搬運至出售地的官員就是那位繪製柏林牆草圖的人，也就是1961年8月15日星期二在查理檢查站刷上一道有名的白色標線，用來顯示邊界的人。他就是哈根·科赫。

　　這其中存在著一種奇怪卻令人信服的邏輯。在他刷上那道有名的白色標線時，科赫還是一名普通的士兵。1985年他從史塔西退役之前，就是他45歲生日之前，他曾努力成為德澤金斯基軍團的指揮官。人們認為他從來不是一個勇士型的人物，他被認為有點信口胡說，這一點對於一個史塔西人來說是一個明顯的缺點，因而他升職很慢。如果我們願意相信他記得沒錯的話，他為成為一名無害的“文化事務官”，將音樂和藝術帶到部隊而努力了15年——當然是在適當的意識形態大背景下。如果你想成就一番大事業，那就組織一場“才藝展示”吧！但若是地方不對，沒有適當的意識形態背景（僅僅是一些下流的笑話），也是毫無用處的。退役後科赫找到的工作就是在文化遺產部負責組織展覽的藝術品和收藏品的運送和安置。因此，在1990年，他被任命負責組織將柏林牆殘段用船運送至藍色海岸。

　　確認為真品的81段柏林牆被放置到拍賣台上，全部賣給了那些國際客商。為了他們的生意或是國家，這些人需要這些實實在在的柏林牆殘段。這些殘段的平均價格為每段2萬西德馬克（相當於6500英鎊）。對於科赫來說，這是一次平靜而成功的拍賣。西德一家電視台準備對這次拍賣會進行報道，他們做足了準備工作。當他所屬部門的上司接受采訪的時候，科赫避開了；但是當報道播報的時候，攝像機卻對準並固定在了這個倒黴的前史塔西隊長的身上。畫麵上那殘酷的旁白指認他是一名“藏身”於表麵上去無辜的文化遺產部的“史塔西成員”。那麽，他到底是不是那個多年前在查理檢查站刷上那道白線的狂熱主義者呢？

　　對科赫來說，這標誌著長達15年戰爭的開始。他發現自己成了柏林牆和柏林牆罪惡的象征，一個新聞媒體的“替罪羊”。很快，他被文化遺產部開除，而後，他在西德的一家藝術品物流公司從事與在遺產部相似的工作。在戰勝了這麽多不幸的遭遇後，科赫將自己塑造成一位受人尊敬的柏林牆專家，給那些樂意聽他說，願意讀他所寫的東西的人作報告、寫文章。那就是他現在的生活，為自己的辯白。

　　1990年7月1日，西德馬克成為東西兩德的官方貨幣，兩德共存的格局持續了幾個月。對於麵值在2000-6000的東德馬克，基於諸如個人持有的年數等各種原因，兌換率固定為每一東德馬克兌換一西德馬克。而對於人們持有的其他麵值的馬克，兌換率則為2：1.當時自由市場上東、西德馬克的兌換比率為10：1和20：1.對於東德人來說，這不啻是一個天大的“恩賜”。

　　6月23日，在法國、英國、美國、蘇聯和兩德外交部長的見證下，查理檢查站最後的設施被移除。蘇聯外交部長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的出席暗示，兩德統一得到了莫斯科政府的默認。謝瓦爾德納澤趁此機會提出了一個驚人的提議：所有外國軍隊在兩德統一後的六個月之內都要撤離德國領土。事實上外國軍隊撤離的時間比預定的還要久——最後的撤離是在1994年——但是這一提議的基本精神總算是成真了。

　　7月1日，東、西兩德邊界控製取消。

　　1990年10月3日，德國正式重新統一。全德大選定於11月2日。

　　由於東德廣泛的支持，科爾總理的基督教民主聯盟黨以43.8%的選票獲勝，社會民主黨獲得33.5%的支持率，自由民主黨（“自由黨”）獲得11%的選票。就像在其他的後社會主義國家一樣，前執政黨轉變成了一個傳統民主組織。統一社會黨更名為德國民主社會主義黨，公開宣布它是統一社會黨的改革。民主社會主義黨在全德國範圍內隻獲得2.6%的選票。由於所謂的“5%議席”，這自然意味著民主社會主義黨在議會中不會分得一個席位。然而，在重新統一的談判過程中，就東德不受限於這一規則達成一致意見。因此，擁有110萬東德選票的民主社會主義黨（是總票數的10%左右），在統一後的首屆聯邦議會中占有17個席位。

　　有一段時間，由於儲蓄金和投資順利轉換成了西德馬克，擁有了強勢貨幣的新近解放的人們，花錢如流水一般。特拉比牌和瓦爾特堡牌汽車都被棄之一邊，代之以大眾和豐田牌汽車。這些“新省份”變成了老式西德汽車的優惠垃圾傾倒場，許多老式的西德汽車在西德幾乎找不到買家。而來自薩克森、圖林根和東柏林的家庭——長期被圍困在烏布利希和昂納克有圍牆的道德共和國內——駕著它們行駛在歐洲高速公路網上，或在廉價假期乘飛機去馬略卡島和米克諾斯島度假。

　　這種強烈的逆反反應在最初的兩三年內非常強烈。在前東德大部分市民所從事的工業領域裏，已經建立起社會機構以及社區化生活的經濟基礎。盡管從事這一行業的勞動者們滿腹牢騷，怨聲載道，這些企業還是由被西德稱為“信托代理”的強大的公共機構接手管理。財富如潮水般從西德湧入前東德的“新省份”，但是公正地說，很多錢財都被花費在顧問和“專家”身上了，也被這些人給揮霍掉了。困惑不已而且越來越氣憤的東德人把他們看做是貪婪的投機鑽營者。

　　20世紀80年代毫無憐憫之心的西方雅皮文化猛烈地衝撞著東德社會，但這個可怕又具有預防作用的柏林牆，為東德的社會保留著曾經被所有工業化國家所接受的過時的社會價值，許多這種社會價值現在已經被人們摒棄，認為是刻意怪癖的，甚至是為人不齒的。

　　有一則關於社會公約的老笑話。笑話是這樣的：“我們假裝工作，他們假裝為我們支付工資”。這種社會公約使得人們大致還能忍受東德的製度。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這個笑話不再引人發笑。那些高汙染、衰敗的且通常效率極低的東德企業被認為無法繼續生存下去而被關停。對於那些新近重聚在一起的大部分人，尤其是對老年人和那些更加偏遠的東德小城鎮以及那些比特費爾得等還沒有競爭力的重工業中心的市民來說，從西德借用過來的——顯然相對慷慨的——福利製度成了他們唯一的收入來源。對於那些冗餘勞動力來說，幾乎沒有了能夠被重新長期雇用的希望。或許一句新格言可能更適合當時的情形：“我們假裝工作，他們假裝付我們錢。”

　　許多年輕有活力的人都去了西德。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柏林牆倒塌後，出現了一次新的移民浪潮。這次移民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對社會的破壞作用上，都遠遠超過了1949年到1961年的那次移民浪潮。盡管思想狹隘、見識短淺，東德人還是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和訓練年輕人的體製。由於東德機會極其有限，因而對於許多年輕人來說，習得一些技能成了他們唯一的目標。

　　截止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依靠工業行業的積極重建，東德經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發展。在長久以來被重建忽視的城鎮上，在建設現代交通和通訊係統過程中，工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真實的經濟可行性被限製在少數幾個“火鍋”內。人口老齡化速度明顯加快。政治上的敵對性反應使得民主社會主義黨坐收漁人之利。在重新統一的“波折”中勉強幸存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再度為人所知，當第二個千禧年的最後一個十年到來之際，民主社會主義黨的民意調查不斷攀升。共產主義的後繼政黨得到一些有號召力的領導人的幫助，其中包括東柏林的律師和論辯者格雷戈爾·居西。居西是東德一位資格較老的上層人士的兒子。這位上層人物曾是德國訪談節目的後備力量。或許更重要的是，民主社會主義黨成功地維護了自己作為合法的統一社會黨繼任者的權利，他們才得以控製大量的銀行賬戶和財富，而這些都曾是統一社會黨所擁有的。這讓民主社會主義黨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小黨派。幾年內，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在包括東柏林在內的前東德大部分區域內的得票率保持在20%左右。

　　但是，民主社會主義黨很大程度上還是一個年長者的政黨。它的支持者60%是60歲以上的老年人。而前東德的年輕人——那些落後的人——經常表露出他們的覺醒，這是幾十年來文化隔離的結果。他們不支持過時的極左翼政黨，更傾向於支持新的極右翼政黨。在一些小州的中心區確實如此，在諸如馬格德堡、哈雷和開姆尼斯（它的城市名已經從卡爾·馬克思城改了過來）等城市裏，這種情況更為突出。種族主義者中行為暴戾的那夥人經常對住在東德的寥寥無幾的外國人施行駭人的暴力行為。受到支持的極右派政黨，如德國國家民主黨（NPD）和德國人民聯盟（DVU）迅速發展壯大。一種熱烈的，最終變成一種毒害人的、沉悶的“民族”亞文化在前東德蔓延，並作為一種顯著而邪惡的“新省份”特征步入21世紀。很明顯，盡管那時他們還沒能成功登上國家政治舞台，但在薩克森議會和勃蘭登堡州立議會上，新納粹主義政黨都有代表出席。實際上，這次在東德召開的會議裏，許多領導人其實是西德的投機倒把分子。他們瞅準時機，擺脫長久以來限製他們參加選舉的猶太人聚居區，有意瞄準這片更為富饒的前東德領地。在這件事情上，他們表現出了他們的精明機敏和深謀遠慮。

　　少數東德人轉向支持統一社會黨政權，以抵抗資本主義的肆虐，因而幾乎在同一時間，有人就針對烏布利希和昂納克當權時期的那些操控並服務於國家的一幹人等提起控訴，並掀起一股強逆流。具體控訴如下：

　　就拿以前應征入伍的士兵來說，當年槍殺了很多試圖翻越柏林牆的東德年輕人，現在被送上法庭。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期間，柏林東區一支新成立的年輕的邊防警察隊成員，現在已介中年，卻要重新麵對自己當年的所作所為。在過去那段醜惡的日子裏，恐懼、洗腦式的狂熱、惶惑不安以及盲目的因循守舊一直影響著東德邊防守衛軍。數十年之後的今天，這些成了那些眾所周知的案件的主題。

　　對當年的受害者們（如當時因為想逃到西德而致殘的十四歲的瓦爾特·圖斯）以及年輕烈士們（如皮特·費克特、甘特·利特芬、克裏斯·格弗羅伊）的家屬來說，看到這些人和這些人所效忠的國家被送上法庭，是對他們最好的安慰。但是，在這些迷失了自我的邊防守衛軍當中，我們通常很難分辨哪些人才是犯下那些肮髒殺人罪行的冷血劊子手。法庭試圖為其當年的行為定罪，但因缺乏證據隻能判其無罪並當庭釋放或者緩期執行對他們的判決。

　　至於統一社會黨的領導人，重要人物反而逃過了這樣的審判。

　　烏布利希，東德第一個真正的領導人，在他的國家還剩最後15年時告別了人世。隨後，他的門徒埃裏希·昂納克成了繼位者，他曾協助烏布利希創立東德，還見證和監督了柏林牆的修築。烏布利希先走一步，留下他來承擔一切責任。由於很多法律訴訟的矛頭都直指昂納克，終於，1991年初春，昂納克不得不逃往莫斯科。蘇聯解體後，埃裏希·昂納克被引渡回德國，並被要求對他在柏林牆和東西兩德邊界處造成的共計200起死亡事件的控訴作出相應回答。

　　然而，昂納克逃過了最糟的事，因為他麵對了最糟的事。1992年，已經80高齡的東德前秘書長出席開庭審理。昂納克那時已經備受肝癌的煎熬，時日無多。

　　這主要是因為1989年夏天，昂納克還在住院的時候，醫生沒有發現他已經患上肝癌，沒有及時地給他動手術而引起的。有時候，當他步履蹣跚地來回於法庭時，總會在那兒跟同樣因為當年柏林牆事件來法庭接受傳訊的米爾克、凱斯勒、霍夫曼等人不期而遇。老一輩同誌們總會相互說些充滿激情的鼓勵話，對於世界，他們似乎依然年輕，還可以再次跟反法西斯主義者周旋，還有一個可以為之奮鬥的未來。

　　昂納克從莫斯科回國後不久，就加入了剛剛重新成立、共有500名成員的德國共產黨。盡管已經病入膏肓，但昂納克坦言，自己無法忍受繼續做個無組織、無信仰的人——他把共產主義當做一名天主教信徒的死前“赦免”。

　　統一的德國憐憫那些孱弱、疲憊不堪的老人，卻對那些不可饒恕的壓迫人的組織毫不手軟。埃裏希·昂納克在柏林牆修建的問題上一直為自己辯護，最終他還是因為健康原因於1993年1月12日被釋放。法庭的解釋是：昂納克已經活不了多少時日了，“對於一個垂死的人來說，刑事訴訟已經失去了它的意義”。

　　就在昂納克被釋放的次日，這位前東德領導人不慌不忙地從法蘭克福機場乘坐巴西航空RG741航班離開了。這架波音747的目的地是巴西聖保羅市。到了那裏，昂納克將轉機繼續前往智利首都聖地亞哥。可事實上，直到他的飛機起飛的那一刻，那些希望他被審判的人們根本就不管他是否得了什麽重病，還是一直在試圖阻止他逃離德國。

　　昂納克之所以選擇前往聖地亞哥，主要是基於個人原因。當年昂納克的女兒索尼婭嫁給了一個智利的流亡者，正如智利其他成千上萬的左翼分子一樣，在1973年至1988年那段血腥的國內軍事獨裁時期，這些人被迫四處尋找避難所，最終他們被允許在東德避難。由於埃裏希·昂納克被引渡回德國，他的妻子瑪戈特·昂納克隨後也離開了莫斯科，自那以後一直住在聖地亞哥城外一座舒適的鄉間別墅裏。埃裏希到了智利後，受到許多當地人的熱烈歡迎。因為對很多智利人來說，東德曾經是他們的朋友。史塔西曾幫助他們逃離軍事獨裁的魔爪，並且還給了他們一座安全島。從智利人的角度來看，東德秘密警察並非其他人說的“紅色蓋世太保”，而是英勇的紅花俠（幫助危及生命的人出境者）。

　　1994年5月29日，德國統一社會黨前領導人埃裏希·昂納克在智利安詳地離開了人世，享年82歲。昂納克在生命的最後一刻表現出了對家園的眷戀——他還是不懂西班牙語——但仍然沒有表露出一丁點兒的悔恨或悔改之意。埃裏希·昂納克葬於智利聖地亞哥。在這位無神論者的棺材上，傳統的十字架被東德的黑紅金三色旗遮蓋。

　　昂納克的辯護詞幾乎沒有任何申辯價值。然而，要對他判刑，即使結果令人信服，其過程也不輕鬆。據德國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的資料顯示，從1961年8月13日到1989年11月9日這段時間內，共計86人死亡，其直接死亡原因均可歸咎於柏林牆的暴力。此外，其他估測資料顯示的數據更高，它們主要使用的是“柏林牆相關”死亡事件的分類標準。政府網站www。chronik-der-mauer。de 曾引用一例死亡數據，共計125人，其中不僅包括若幹名在雙方交火中被打死的東德邊防士兵，還包括一些被奪去生命的無辜百姓，他們是由柏林牆間接殺害的。其中一例是1971年，一名60歲左右的男士在德萊林登檢查站接受搜查時心髒病突發死亡；1983年，一名男士在一個過境處接受審訊的途中死亡；一個來自西德、年僅5歲的男孩，隻為了取回他的足球，卻不幸淹死在邊境運河中；一對來自東德的父母把他們的嬰兒放在行李箱裏，最後成功逃離，可是，到達西柏林時，發現他們的孩子已經窒息而死；還有一對年輕夫婦，本打算在東柏林的舍內費爾德機場竊取飛機前往西柏林開始全新生活，可是竊取計劃不幸失敗，絕望之下夫婦倆選擇了自殺來換取新生。

　　受害者最多的數據是由8月13日共同工作協會所統計的，該協會是一個與已故的曆史學家雷納·希爾德布蘭特創建的查理邊境檢查站博物館（又名柏林牆博物館）相關的組織。這份數據包含了因任何原因在柏林牆或因柏林牆而死的人，其中：有些是因試圖逃跑而被捉住，然後被秘密處決的人；也有些是逃跑後又被綁架回邊境，然後被殺死的人；甚至還有那些成功獲逃，且生活在西德表麵安全的條件下，卻被史塔西特工“消滅”的人。該數據顯示的受難人數共計227人，其統計範圍的廣泛招到很多專家的質疑。

　　並不是說這些死亡事件不夠悲慘。那一幕幕鮮活的死亡場景讓人不寒而栗，那一串串數據資料更讓人觸目驚心。然而，當我們把自己經曆的跟別的國家經曆的相比，同樣是身處20世紀，同樣是被迫靠意識形態或宗教歧視而存活，我們發現自己不該為在柏林或東德、西德邊境處遇難者的人數之多而驚歎；相反地，我們應該為自己國家隻遭受了這點不幸而感到萬分慶幸。就拿其他那些同樣分裂的國家來說，這樣的遇難者可以說是數以百萬計的——比如南韓、北韓（另一條留存至今的設防邊境）。再比如在南斯拉夫垮台之後的遺留問題中，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或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那條備受爭議的邊界上，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隔離牆被再次築起以期解決多種爭端，卻也同時給我們帶來了窘困與災難。

　　不過，我們可以從柏林牆的曆史中看到因暴力死亡的個人故事。斯大林（他對大屠殺可算略知一二）曾用略帶嘲諷的口吻說過：“一個人的死確實是一場悲劇，而100萬人的死就隻是一堆統計數據了”。然而，即使是數百萬人中一個人的死亡，它對某人來說也無疑是一場悲劇，而柏林牆的死亡事件毫無疑問都是些個人的悲劇。總的來說，雖然我們采取了最悲觀的死亡人數統計——227人——但這就正如我們討論一架通勤客機因暴風雪墜機後的遇難人數是一樣的。如果我們采用更低、更嚴格篩選的數據，那麽我們應該補充說明的是：這架飛機隻載了一半的乘客。

　　不可否認的是，這些死亡事件在原則上已構成犯罪，事實上也已構成多項犯罪行為的犯罪動機。

　　那麽，究竟什麽才是東德人民所受到的最大“懲罰”呢？是僅僅30年醜陋的心靈、幽閉恐懼的人格、破碎的家庭，還是幾十次毫無意義的暴力死亡事件？

　　事實上要比這些來得更加細微和持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幾年內，戰敗的西德人獲準建立民主社會主義黨（PDS），並帶動了一次經濟複蘇，而這也是曆史上最為強大的經濟複蘇之一。

　　在柏林牆被推倒之後，兩大因素變得極為清晰。首先，無論是在擴大的國內市場還是在更廣泛的國際市場，東德大肆宣揚的產業幾乎完全沒有競爭力。其次，戰後向西部流失的技能、人力資源以及生產資本資源都將一去不複返——至少該地區的發展不會再完完全全地恢複到前東德時期的水準。

　　1989年後，隻為很少的一點永久獲利，德國西部納稅人竟然向東德投入數十億。從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戰後世界的出口市場迫切需要精力充沛的技能型人才所製造的優質商品，此時，西德正好創造了它的“經濟奇跡”，征服了這些市場。與此同時，東德的兄弟姐妹們還在跌跌撞撞地迎來溫和的複蘇，這幾乎被認為是另一個“奇跡”——直至它最終被證實完全隻是一個統計上的花招。

　　20世紀90年代，當東德人終於有機會趕上西德的時候，世界已經發生巨大的改變：一個全球化市場正逐漸崛起。20世紀50年代，西德人遇到的類似競爭相對較少，但到90年代，日本、韓國、馬來西亞、重新振作的美國——以及在世紀末崛起的中國——等多個國家爭相製造優質商品，以更加充分地滿足世界市場的激烈競爭。

　　1989年，西德看起來如此強大繁榮，以至讓世人都普遍認為東德是幸運的前共產主義者。東德有來自同胞兄弟的幫助，而像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蘭以及波羅的海等國家卻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來獲取成功。可事實上，東德對西德的這種依附，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最終成為一種劣勢。代表著東德工人權益的工會聯盟要求東、西德的工人們應該享受平等的工資待遇——然而由於東德的生產能力極其滯後，顯然需要曆經數年才可能接近西德的生產力水平。結果：由於很多工作都有過多的稅額優惠並且急需合作化的管理，東德各省數以百萬計的就業機會，或白白流失，或流入德國境外的低工資、低成本國家的手中。就在撰寫本記（2006年）的時候，有人估計過不了多久，歐洲各國中汽車工人所占的最高人口比率既不會是德國，也不會是法國或意大利（當然也不會是英國），而是斯洛伐克。

　　我們聽過很多關於“頭腦中的柏林牆（指殘留在前東、西德人腦海中的心理障礙）”的說法，感覺把東、西德人說得好似有著某種天壤之別一樣。德國的報紙或電台和電視台總是定期公布或引用一些或真實、或偽造的統計數據，其大概意思其實就是為了說明究竟有多大一部分東德人或西德人“希望重建柏林牆”。事實上，前東德人與前西德人之間的狀況跟蘇格蘭人與英格蘭人之間沒什麽兩樣，反過來也是一樣。我們可以這樣說，幾乎沒有一個蘇格蘭人對這個位於哈德良長城（又一次說到隔離牆問題）以南的較大國家（這裏指英格蘭）抱有丁點兒的好感；但是，也不知怎地，蘇格蘭人就從未完全掙脫過英格蘭的束縛。至於東德人，很顯然，他們的曆史中差不多有近40年（甚至於更長的一段時間）都不同於西德人。這將極有可能孕育出全新的一代人，他們成長在柏林牆倒塌之後的曆史河流中，東、西“兩德”適時統一的大業就亟待他們這一代人去全麵開啟。幸運的是，有了新任的女總理安格拉·默克爾的加入，這一進程或許可以加速了，因為，盡管默克爾在東德長大，但她卻是以一個西德人的視角見證了柏林牆的倒塌。但也許問題並不在於“頭腦中的柏林牆”，而是一個我們都需要麵對的簡單事實：在德國的這邊，滿目的失業和絕望；而在德國的那邊，卻是盎然的繁榮興旺。

　　“頭腦中的柏林牆”也許反映了這種絕望的合理性。這主要是因為處於危機中的人們更容易將過錯歸咎於他人，並轉而求助於他們認為是“屬於自己的”人或事。有關前東德時期的“東德情結”風行一時，主要是對於“美好舊時光”的選擇性記憶，包括烏布利希、昂納克和自由德國青少年警察，就業保障、以及那卑劣的歸屬感。這一情結不僅以其最大的無害性展現在熱播電影如《再見，列寧！》（其優點在於它是真正有趣且迷人的）和《太陽大道》中，而且也在給民主社會主義黨的投票選舉中和對西德被歪曲了的“雅皮”的憎恨中展示出其最強的毒害性。為此，我們可以寄希望於那些更能揭示嚴酷現實的電影來幫助糾正這種不平衡，比如近期的一部電影《竊聽風暴》（Das Leben der Anderen），向世人揭露了史塔西為了達到政治目的、濫用國內竊聽機製以致摧毀無辜生命的肮髒行徑。在這樣一個社會裏生存，兄弟之間互相出賣、夫妻之間彼此背叛。在史塔西毫無人道可言的秘密窺視下，生活不再是原本文明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親密友好、相互信任，而隻是充斥著不計其數的出賣和背叛。如果說我們想試圖把東德的生活想象成其他的模樣，那都跟我們幻想生活在一個玫瑰色的夢幻世界一樣不現實。

　　這一切並不是說，在柏林牆被推倒以後超過15年的時間裏，前東德沒有遇到過任何嚴重的問題。就拿該地區許多古老且美麗依舊的小鎮來說，盡管從1989年以來它們一直由西德負責出錢進行重建、清理及保養，可畢竟歲月不饒人，它們還是漸漸失去了當年的光彩，而且也漸漸地不再受到年輕人的青睞。

　　前東德的人口以驚人的速度呈現老齡化趨勢，而且出生率也是創紀錄的低。從1990年至今，該地區的人口跟2003年相比減少了8%，共計130萬人。1949年，這塊當年有25%的德國人居住的地方變成了後來的東德。而就在東德滅亡15年後，這一數字下降到不足18%。根據預測，到2050年，這一數據還將下降到13%。由於新省的稅基還不夠穩固，甚至一些地區還未建立稅基，所以我們可以推斷，西部對東部的財政支援比率將會在今後的幾年內大幅下降。萊比錫和德累斯頓的人口有了明顯增加，分別在光學和汽車工程方麵搞得有聲有色的耶拿和艾森納赫的人口也有所增長；但與此同時，從1989年起，被譽為“德國曼徹斯特”的古老的製造中心開姆尼茨的人口已經減少了不止15%，而且根據某些推算，整個城市的出生率已達到全世界最低。像什韋林和羅斯托克這樣的一些小城市的人口都已經減少了不止20%；此外，在過去德國主要的化學藥品中心哈雷，失業人員超過1/5，人口從以前的31萬降到24萬，共減少了22.6%。最近，許多翻修過的公寓樓正在被拆除，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而這些主要是因為市政當局無法負擔其高額的維修保養費，更重要的是找不到租戶。就拿哈雷的西爾伯霍赫郊區來說吧，共有1.4萬套公寓，這次拆房熱開始之前閑置的就有0.25萬套。

　　盡管從1989年以來，西德人一直對東德人表以慷慨，但是，對東德人來說，他們完全有理由感到失望、難過，甚至於有理由感到悲傷。

　　對這一切，年輕的邊防守衛康拉德·舒曼的命運故事可以說是一個反麵且模糊的腳注。1961年8月15日，舒曼越過帶刺鐵絲網從伯納爾大街逃入西柏林，也就在越過柏林牆的那一瞬間，他的這一舉動被相片永久地記錄並流傳下來。初看起來，舒曼逃離東柏林的事例似乎是成功的。他順利地融入了西德社會，還娶了一位西德女孩為妻，隨後便前往德國巴伐利亞州北部的一個繁華小鎮英戈爾斯塔特定居。他在奧迪汽車製造公司工作了近20年，養活了一家人。後來柏林牆倒了，舒曼終於有機會去那個位於德累斯頓和萊比錫之間的小鎮，看看他的親戚和朋友們。這看來是件多麽令人高興的事啊。可是，去到那裏後，舒曼才發現自己原來是那麽地不受歡迎。一直以來，在親戚朋友的眼中，自己隻是個出了名的越牆者。而在東德人的心裏，他就是一個背叛者和帝國主義者的棋子。我們不禁會問，從舒曼越過鐵絲網的那一刻就存在的這一係列控訴，為什麽直至柏林牆倒後他才得以了解呢？原來都是柏林牆惹的禍啊！柏林牆在讓他免遭謠言攻擊的同時，也在他與親人朋友間築起一道高牆。由於多年前舒曼那衝動的一跳，現在他已無法跟當年拋下的那些年輕時的朋友和同誌們重新聚首言歡。因為‘潛逃’，他已不再是他們中的一員，也不再可能是。

　　1998年6月20日，在英戈爾斯塔特附近，康拉德·舒曼在自家的果園上吊自殺。據他的家人說，他自殺主要是由於某些個人問題。

　　那麽柏林呢？柏林牆不僅僅是關於柏林的，或者可以說它甚至是與柏林無關的。說到底，柏林牆其實就是整個國家的人被禁錮的史證。令人驚訝的是，自德國重新統一以來，盡管自1991年起柏林就已成為德國政府所在地，但她的人口數仍呈下降的趨勢，至今已減少了近4.5萬人。柏林已經不名一文。在過去的分裂時期，柏林西部地區總是被當做共產主義大海上一個受保護的資本主義小島，不過現在，它已不再受到德國聯邦政府的慷慨援助。而對東柏林來說，這樣的問題也同樣存在。作為東德的首府乃至這個工農大國向世界展示她的旅遊業的櫥窗，東柏林也曾按照東歐各國的標準受到慷慨資助。

　　柏林仍舊是反應這個國家種種差異的鏡子。

　　在曾經的東柏林境內，柏林是國家的曆史中心。

　　目前，那裏已經被翻修一新，不知不覺地喪失了它獨特的風貌，變得跟西部地區沒什麽兩樣。然而，就在亞曆山大廣場的東部地區，至今還為行人提供電車服務，顯而易見，古老的特色差異被完好地繼承下來了。而最引人注目的要數那些陳舊、單調的平板式公寓樓了，它們建於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之間，烏布利希、昂納克及其同誌們都認為這是既快又好地安置東柏林百姓的方式。這裏的衣服比其他地方的都便宜，但顏色卻不是那麽豐富，就那幾個單調沉悶的顏色，這裏的車相對其他地方的也顯得老舊很多。這裏充斥著一絲老派的宗教情懷，一點親切，而且通常是不加矯飾的吸引力。柏林東區往往是勞動人口聚集地，在一個多世紀以前，這裏常常是那些農村或國外移民的聚居地。所以，並不僅僅是因為經曆了40年的共產主義時期，它才有著這樣的風情和感受。同樣地，正如那些恰好在20世紀70至80年代，在這個貌似堅不可摧的全盛時期認識東德的人那樣，他會說，我就在那兒，我根本不需要路標就知道我在哪兒。

　　然而，正如維利·勃蘭特早在1980年預測的那樣，整個城市都存活了下來，而且勢必將一起存活下去，因為它們是一個整體。現在，很多個人或公司搬進古老的東柏林地區的理由是這裏的價格比別處便宜，而且老實說，在很多方麵跟那些多少有點太沉靜或太幹淨且很多時候中產階級意識太強烈的西柏林地區相比，東柏林顯得更加有趣迷人。大多數的俱樂部都在東柏林，還有實驗劇場和場所，時髦的餐館和一些價格不那麽高的公寓房。這種感受對西德人來說，既令人著迷又讓人稍有不安。

　　而最奇怪的是，共產黨又成了柏林的統治者。或者更確切地說，應該是他們共同執政。自2001年以來，民主社會主義黨與社會民主黨人總在市政廳裏讓世人震驚、憤怒之餘更讓人感到啼笑皆非。民主社會主義黨的議員大多是前統一社會黨成員，他們聯合管理整個城市的事務，但是分管不同部門。同誌們又回來了，當然是以現代化的摩登樣子。在最近一次市政府選舉中，民主社會主義黨獲得的選票相當可觀，有23%，社會民主黨29%。柏林市議會一小撮民主社會主義黨，甚至敢於在每年的8月13日到伯納爾大街上的柏林牆紀念碑前獻上一個花圈，或者至少在2005年他們這樣做了。在那樣的場合，就在那幾分鍾內，我們對他們的頌辭都消散了。究竟為什麽，我從來都不知道，不知道它們都去了哪裏。所謂的“紅紅”聯盟似乎在起作用，但是柏林牆留給我們的創傷至今仍沒有愈合。也許，盡管在這個充滿後現代諷刺的年代，或許有些事還是走得太遠、太快。

　　然而，柏林已經見過太多太多更糟的事情。柏林人喜歡社交聚會，而這也是他們所擅長的，即使在市政財政幾近枯竭的時候。在世界杯的那個夏天尤其如此。柏林市曾經有一任同性戀市長叫做克勞斯·沃威萊特，他對自己的同性戀身份從來都毫不隱晦，而且還非常幽默，因此一直深受民眾的關注和愛戴。柏林從不曾改變，柏林依然是柏林。也許隻要一點點運氣和不太多的努力，德國的受罰時期就會真正過去。

　　對每一個了解柏林牆那段灰暗曆史的人來說，在柏林這座城市裏，沒有什麽比漫步穿過勃蘭登堡門和整個巴黎廣場來得更加快樂，哪怕隻是為了去菩提樹下大街的路邊咖啡店喝上一杯熱騰騰的黑咖啡。20年前，對柏林人來說，最危險的事莫過於出門都要匆忙逃命，唯恐被突如其來的一陣機槍掃射擊斃；而如今，從容地漫步於大街上，最擔心的充其量不過是被過於匆忙的自行車快遞員撞倒而已。意識到這點，沒有比這更舒心的事了！

　　當我們如此生活之時，太陽照耀著我們，有時我們可能相信希特勒從未存在過，奧斯維辛隻不過是一個波蘭荒涼小村莊的德語名字，而柏林牆隻是某些人瘋狂想象出來的虛幻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