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牆

第十八章 柏林牆倒塌

　　從1989年7月到9月的三個月內，一開始是數十人，接著是成百上千名東德人駕駛著他們的衛星牌汽車、瓦爾特堡牌汽車離開東德。他們按種族歸屬各自前往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雖然捷克斯洛伐克同東德一樣仍處於強硬派的掌控之下，但因為到布拉格的行程不遠，所以大部分東德人還是願意前往。匈牙利雖然有些遠，但其重組的共產黨政府已經宣布願意同其他政黨共同執政，而且布達佩斯也有西德大使館。

　　對於那些不敢冒險越過匈牙利和奧地利邊境線的東德人，要出境也不是沒有其他辦法。他們帶上行囊，到鄰國首都的西德大使館尋求庇護，而且這些國家名義上仍是“社會主義”國家。他們走得很匆忙，汽車也胡亂丟在附近的街上，從車上的鑰匙可以看出汽車沒有熄火。8月中旬，西德外交官的處境十分窘迫。1989年8月13日，柏林牆28周年紀念，駐布達佩斯的西德大使館被迫關閉。6天後，600名東德人強行穿過匈牙利邊界抵達奧地利，匈牙利邊防警察看著他們過境並未加以阻攔。

　　埃裏希·昂納克仍機械地重複著柏林牆足以“持續一百年”。但是，接下來的六個星期，他因嚴重膽囊疾病急需手術而離開權力中心，直到9月25日完全康複後，他才重新掌權。這位77歲的領導人曾作過兩次手術，第一次準備手術時，他患上了循環衰竭。第二次手術時，醫生發現他不是膽囊發炎，而是結腸上有一顆惡性腫瘤，這顆腫瘤被摘除。但東柏林著名慈善醫院的外科醫生不知道，也沒發現，在他的右腎裏還有一顆腫瘤，就是這第二顆腫瘤在4年後結束了他的性命。但在他掌權的40年裏，昂納克身體似乎很健康。

　　那個時期的政治局，差不多已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所以局勢更加惡化。昂納克指定埃貢·克倫茨為接班人，但同時也讓忠誠的參謀長，63歲的岡特·米塔格監督他。他這是在故意羞辱克倫茨。據說為了能在昂納克病危時接管東柏林，克倫茨已經取消休假，不過昂納克冷冷地命令他“休假”，並告訴他，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您不在，這裏依舊好好的。

　　克倫茨隻得乖乖同家人一道去波羅的海沿岸度假。度假期間，埃伯哈德·奧裏希拜訪了克倫茨。奧裏希是克倫茨的朋友兼盟友，自由德國青年組織的第一書記。奧裏希告訴克倫茨，現在政治局對難民問題很是頭疼，老人們正為自己尋找替罪羊——尤其是那些卷入青年運動的人，指責他們沒能提高新一代的忠誠度。奧裏希懇求克倫茨行動起來反對昂納克，但他拒絕了。他不想搞垮一個病人，而且是在他執政40周年紀念來臨之際……奧裏希空手回到東柏林。

　　確實，青年人對政權的不滿越來越強烈，國內形勢嚴峻。1985年的政府調查顯示，51%的學徒“堅決”認同東德，43%的人是“有條件”地認同，隻有6%“幾乎或根本不”認同它；但到1988年底，這些數字已經發生急劇變化。根據政府的調查，隻有18%“堅決認同”，54%“有條件”認同，以及28%“幾乎或根本不”支持這一政權。青年工人的情況也與此類似。由於不允許“不可靠”的年輕人接受高等教育，在許多方麵，大學生成了政權的寵兒，但即使如此，大學生對他們的支持率也在下降。1985年的數字還讓人記憶猶新——70%的學生“堅決”認同，28%“有條件”認同，2%的學生不支持；但不到4年，這些人數分別變成34%，51%和15%，支持率降低了一半，有條件認同的人數翻了一番，徹底反對的人數增加了7倍。

　　遍布在布拉格、布達佩斯、華沙，以及匈牙利——奧地利邊境的難民，絕大部分是來自柏林牆附近的年輕人和兒童。統計數據顯示他們的流動性很高，對生活充滿怨恨。他們就是這個時代的代表。

　　9月10日，有人在匈牙利外交部長霍恩的電視講話上問他，如果6萬東德人抵達匈牙利和奧地利的邊境，邊境官員將如何處理。

　　霍恩實事求是地說：“他們會幹脆地放他們過去，而且我想奧地利人也願意讓他們進去。”

　　霍恩發言後的三天裏，有2.5萬名東德人湧入奧地利。

　　與此同時，布拉格的西德大使館已人滿為患。數百名東德人在這裏尋求庇護，而且他們往往是全家人一起。帳篷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這座曆史上有名的羅伯科維茲宮的花園裏。先來的人企圖阻止後麵的人進來，但結果是徒勞。他們隻需爬上欄杆就可以進入大使館。截至9月底，花園裏一共安置了4000人。擁擠肮髒的避難所裏到處滋生著疾病，但難民拒絕離開，他們堅決不肯返回東德。

　　整整一個月的時間，東德政治局（人均年齡67歲）都試圖忽視這個問題。現在，昂納克身體康複了，在他的推動下，政治局終於開始作出反應。由美國作為中間人，捷克、匈牙利和東德之間定下一項協議。9月30日，西德外交部長前往布拉格，向一直在大使館內等待的群眾宣布，他們可以離開東德了。

　　昂納克在東柏林國家歌劇院欣賞完中華人民共和國40周年紀念的盛大表演後，向他的政治局同僚宣布了這項決定。政治局在阿波羅室召開會議。那是歌劇院裏一間宏偉的音樂廳兼接待室。要員們在臨時提供的桌子旁坐下，吊燈金光閃閃，昂納克告訴他們“迫在眉睫的問題”。

　　昂納克說，他已經同意讓難民從東德境內去西德。難民們將會乘坐在密封的車廂裏，穿過自己的家園，途中他們的身份證會被沒收，他們的國籍會被撤銷。他這樣做是為了羞辱他們，把他們當做叛徒。東德統一社會黨的宣傳工具《新德意誌報》上刊登了一篇對難民進行惡意攻擊的文章，宣稱“他們的行為是對道德的侮辱，他們放逐了自己。因此，不值得任何人為他們流淚”。據說這是昂納克親口所言。

　　實際上，整個行動更體現出了東德政權的實質——為什麽封閉車廂？為什麽像對待某種危險杆菌一樣對待自己的國人？難以數計疲憊但興奮的難民擠在8節車箱裏，於10月2日離開布拉格。列車裝載的人數已達1.2萬。

　　對昂納克而言，這件事完全事與願違。結果證明他的這個決定是一個可怕的錯誤判斷。列車路過東德的時候，人們非但沒有回避、羞辱他們，反而成千上萬的普通東德人排在軌道兩旁的道路、河堤歡迎歡送他們，向他們揮手歡呼。直到德累斯頓，這座橫跨兩個德國的第一大城市，難民們才稍有反抗。如當局所料，他們不願交出身份證。他們把證件撕碎，隨東德馬克一起，從火車窗扔出去。隨身攜帶的東德馬克，一旦進入西德就沒了用處。

　　同時，1500名當地居民，大部分是年輕人，不顧當局的反對，聚集在德累斯頓火車總站迎接難民。他們企圖爬上火車，當局竭力製止。暴動爆發了，很多群眾受了傷。一名男子從列車上滑下來，傷勢嚴重到要截去雙腿。列車離開後，他們繼續示威。許多德累斯頓人，包括老年人，都聚集在車站外麵莊嚴地示威。當局勒令人群解散，但遭到拒絕。隨後他們與武警發生對峙。

　　當載著難民的列車從布拉格最終到達霍夫，巴伐利亞州北部，並進入德國西部，歡迎慶祝活動的規模更宏大。西德人歡呼，東德人微笑，兄弟姐妹歡迎兄弟姐妹。西德電視台播放著整個激動人心的場麵，而那些尚未開著他們忠誠的衛星牌汽車前往邊境的東德人，幾乎都在收聽西德的廣播。

　　不久，捷克首都的西德大使館再次聚集了新一批難民。

　　而在德累斯頓，當局並沒有強行驅散車站外麵的示威人群。治安部隊的指揮官福克斯波利德賽上校，有權決定是否開始射擊，但他決定不開槍。他的這一舉措讓他直到今天，仍是德累斯頓的英雄。人們反抗德累斯頓的政權，但警察不敢開槍的消息，在幾個小時內就傳開了，先是萊比錫，接著是柏林。

　　10月2日，星期一，10萬萊比錫市民湧上街頭。他們高喊自由的口號，但他們首先宣布：“我們將留在這兒。”這個消息比前往西德的大批難民傳回的消息更令昂納克擔憂。當局早已習慣把持不同政見的人逮捕起來丟給西德。但現在這些人決定留在東德，這麽多人，不可能全部驅逐。

　　盡管如此，埃裏希·昂納克還是加緊籌備活動，慶祝來之不易的政權40周年。必須承認，現在它受到重創。但他意誌已決，要讓這次活動成為東德生命力最偉大最驚人的證明，多少人都難以企及。

　　年邁患病的總書記明顯遇到了難題。首先是難民潮。10月3日，免簽證前往捷克斯洛伐克的權利被“臨時”撤回，難民無法前行。人們開始示威。當局隻得通過增加警察數量，用更殘酷的手段鎮壓示威人群。但是，昂納克還碰到一些潛在的問題，一些他從來不想考慮但如今已無法忽視的問題。例如，他想要盛大慶祝的政權實際上已近崩潰。

　　在過去幾年中，東德依靠的是西德的施舍。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東德是一個相當成功的出口國。20世紀80年代，根據經濟計劃，國家本應發展以高科技研發為基礎的現代高附加值產品，然而實際上整個情況演變為經濟持續下行，外債增加。東德政府隻會一味模仿，不懂創新。1980年至1988年，國有企業兌換一西德馬克所需的費用幾乎翻了一番，從2.40東德馬克增至4.40東德馬克。勞動生產率低下，原材料價格上漲，這意味著實際貿易赤字（不包括西德的貸款或其他款項）一直在增加。還有更糟的。由於蘇聯本身麵臨嚴重的金融和經濟問題，它已表示將按比例減少對東德的廉價石油輸送，同時還將提高東方集團外銷品的價格，使之與世界市場水平持衡。

　　昂納克早已習慣忽略不盡如人意的經濟形式，決意為東德舉辦一個盛大的周年慶典。他相信曆史的上帝，馬克思主義將會拯救他，一如正統基督教徒信仰他的神一般虔誠。

　　戈爾巴喬夫成功訪問西德，並在過去的兩年裏盡量避開東德。但是，他不能忽略東德的40周年慶典。在抵達東柏林後，他注意到青年團體以他的名義舉辦的火炬遊行，也注意到坦克和火炮閱兵向一起站在高台的他和東德領導人敬禮。當排成長列的青年黨組織成員著藍襯衫戴紅領巾呈分列式隊伍遊行時，許多人大聲高喊著對蘇聯的改革領導人表示敬意：“戈比！戈比！”有些人喊道：“戈比，幫幫我們！”波蘭共產黨領導人，米耶奇斯拉夫·拉科夫斯基問戈爾巴喬夫是否能夠理解年輕人說的話。這位俄羅斯領導人點點頭，但米耶奇斯拉夫·拉科夫斯基還是翻譯給他聽。“他們要求：‘戈爾巴喬夫，救救我們吧！’”他有些不確定地解釋說，“但是，他們都是黨的積極分子！不能再這樣下去！”

　　後來，戈爾巴喬夫和昂納克進行會談。會議上東德領導人拒絕討論蘇聯式的改革。昂納克反問道：“你們有足夠的食物、麵包和黃油嗎？”然後他把兩國人民的生活比較一下，結果是蘇聯的生活標準不及東德。

　　星期六晚上，兩國領導人之間的關係進一步惡化。會見東德政治局時，戈爾巴喬夫更是直言不諱。“當我們落後時，生活會立即懲罰我們”，很明顯，他說的是昂納克和他的支持者。但昂納克似乎很健忘，繼續吹噓東德的成功，聲稱其位列“全球十大經濟體”。人們對他的話保持沉默。隻有戈爾巴喬夫對著他的鄰座噓唏，聲音清晰可辨。

　　岡特·沙博夫斯基，從1985年起便擔任東德統一社會黨的柏林關鍵區域第一秘書，日後評論道：“我們都是笨蛋，我們那時就該做出反擊，就在他麵前！”

　　當晚晚餐過程中，克倫茨終於決定使出殺手鐧。晚餐一結束，他便懇求得到政治局委員的支持，如沙博夫斯基，齊格弗裏德洛倫茲（在卡爾·馬克思城的東德統一社會黨長官），同時最重要的是，史塔西部長米爾克，現年81歲，仍然是莫斯科籍。有人秘密通知蘇聯說陰謀家們策劃讓昂納克垮台。18年的大權在握，已讓這名來自威貝爾斯克慶礦工的兒子成為眾矢之的。

　　1953年，是蘇聯軍隊的救援讓東德統一社會黨政權幸存下來。有人散布謠言說，如果再發生同樣的事情，戈爾巴喬夫不會出動紅軍幹預。然而，對於在關鍵時期草率使用武力維持街頭“秩序”，政府並不感到內疚。武力維持的主要區域是萊比錫和德累斯頓，那裏的示威活動一直在進行，還有擴大的趨勢。東柏林情形相對平靜，部分原因是東德和警察時不時的野蠻幹預將示威活動扼殺在搖籃裏。

　　在40周年紀念當周的周末，還隻是對個別抗議者進行暗中威脅，采用一些野蠻行為，但到下星期一，反對派首要目標已經是7萬萊比錫公民，因為他們聚集在尼古拉耶夫斯克，舉行“祈禱集會”。

　　10月8日星期日，薩克森州動亂加劇，米爾克發出“紅色代碼”警戒，實際上就是給他的部隊簽發街頭“殺人執照”。這個指令宣布，“充滿敵意，和政府對抗的群眾非法集會，性質嚴重惡化，威脅國家，這支消極——敵對和粗暴型隊伍旨在擾亂國家安全……”

　　這條命令下麵的內容令人毛骨悚然：

　　我現命令：

　　1.根據指令No。I/89第二段，所有單位處於“高度警備”狀態，直至另行通知。根據情況需要，終身武裝部隊成員時刻隨身攜帶武器……

　　充足的後備部隊準備就緒，能夠迅速出動，進行幹預甚至采取攻擊性措施，以鎮壓和破壞非法示威活動。

　　軍隊也已處於戒備狀態。傘兵團收到命令到萊比錫附近處理動亂。10月9日晚上，安全部隊實彈武裝，駐紮在尼古拉耶夫斯克附近的小街道上。醫院準備好隨時接收傷員。

　　最後，盡管示威人群規模巨大，足以對政權構成嚴重威脅，但並沒有惡化成暴力行動。因為示威人群聽從了一些重要發言者的警告，這些發言者包括國際知名的萊比錫布業樂團的導演庫特·馬祖爾，他表現了非凡的克製態度。有人說，昂納克命令安全部隊不得開槍，因為他不想被指責成國內戰爭的導火線。該市警察指揮官傑哈德·斯托森伯格對他的部下說，無論發生什麽事，隻能在自衛時使用武器。

　　在萊比錫，10月9日是一個轉折點。俄羅斯占領軍並沒有出來鎮壓示威人群，可以肯定，是因為戈爾巴喬夫沒有命令他們出戰。萊比錫沒再上演1953年6月17日那一幕。

　　一個星期之後，通過政治局一個簡單的投票，昂納克倒台了。10月9日，群眾的口號十分挑釁：“我們當家做主了。”甚至一些警察也一起高唱讚歌。接下來的幾天，示威活動從東德一直蔓延到馬格德堡、波茨坦、哈雷、卡爾·馬克思城和其他地方。

　　戈爾巴喬夫離開後，克倫茨和他的同僚開始直接向昂納克施壓。他們整理了一份文件，承認該政權存在的弊病，並給出相應的修正措施。昂納克試圖阻止政治局對這份文件的討論，但沒有得逞。他發現支持自己的隻有經濟正統管理人米塔格以及他的老友，外交政策顧問赫爾曼·阿森。然而，麵對挑戰，昂納克拒絕辭職。沒有誰能厚著臉皮強行趕他下台。

　　陰謀者暫停重組。電話響個不停。1989年10月16日，政治局多數成員不安地盯著一個秘密的國內保安部電視台，上麵放映著從隱藏在廣場和街道角落的攝像機傳回來的畫麵，那是黑壓壓的人群——此刻，12萬人為星期一的會議和平地聚集在一起。他們高呼的不僅僅是“戈比！戈比”，還有“必須拆除柏林牆”。昂納克震驚了，不停地驚呼：“現在，當然，我們必須做出反應！”但整個屋子裏沒有人建議使用武力。特別是陸軍參謀長弗裏茨·斯崔裏茲拒絕發動他的部下對付示威人群。“什麽也不能做，”他說。“我們打算讓它順其自然。”

　　第二天，10月17日，是政治局的定期議會，盡管米爾克上了年紀，但仍堅持在萬特利茨家中的遊泳池晨泳，這一天他甚至比平時起來得還要早。他打電話給中央委員會大樓的安全科長，後者是東德保安部隊軍官，當然也是米爾克的下屬。米爾克示意他確保在會議室四周安置可靠人員。當危急時刻來臨時，不能讓昂納克傳喚他自己的保鏢。

　　會議在10點開始。昂納克似乎很放鬆。他宣布會議開始，仿佛東德的一切都很正常，社會安定，是德意誌土地上最好的國家。然後他問，是否有人對議程有異議。

　　片刻沉默後，75歲的內閣會議主席維利·斯多夫，表示他要發言。斯多夫一直在給戈爾巴喬夫的私人信件中批評昂納克，而且他已加入克倫茨集團。像這天早上發生的其他所有事情一樣，他的講話也是陰謀者事先安排的。

　　“埃裏奇，請允許我發言。”斯多夫開始他的官僚語調，“我建議：第一項議程是解除昂納克同誌的總書記職務，選舉埃貢·克倫茨為總書記。”

　　昂納克怔住了，茫然地凝視著室內的人員。幾分鍾後，他平複了自己的情緒，冷靜地說：“好，那麽我們來討論這個問題。”

　　在其後三小時的會議裏，他們全都背叛了他，一個接一個。即使他的長期心腹，經濟策劃人岡特·米塔格，最後也見風使舵，宣布昂納克“失去了黨的信任”。這個人，對每個人撒謊，虛報東德經濟狀況，他才是該為東德經濟困境負責的頭號人物。發生這一幕，其他政治局委員忍不住譏笑出聲。

　　最後，他們投票罷黜米塔格，以及首席新聞檢查官——約阿希姆·赫爾曼。

　　昂納克強硬但冷靜地警告他們，他的辭職並不能解決東德的問題。但如果這是他同僚們的決定，那麽他必須服從。政治局一致表決罷免昂納克。按照“民主中央集製”的傳統，也出於職責，總書記投票讚成自己被開除。

　　昂納克默默回到辦公室。他口述了一封信，召集中央委員會明天召開會議，以證實他被開除。然後，他拿起電話打給妻子馬戈。

　　“事情已經發生了，”這是昂納克在電話裏對她說的唯一一句話。

　　然後，他放下聽筒，慢慢地有條不紊地收拾他的私人物品。

　　陰謀者已經取得政變第一階段的成功，但他們仍有所顧慮。首先，他們必須確保昂納克不會在第二天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上設法做出反擊，如同赫魯曉夫曾在1957年所作的著名事件一樣。赫魯曉夫先被政治局所謂的反黨集團投票開除，但在之後的全體會議上占了上風，讓他在莫斯科的統治再持續了七年。其次，他們要證明開除昂納克正確的理由之一是經濟上不稱職——他不讓他們參與決策，因此他們不是共同責任人。

　　結果，昂納克不戰而屈。借口是一個模糊的健康原因。在第二天的中央委員會議上，216名代表中，隻有16人投票反對罷免昂納克，包括他即將失去教育部長職務的妻子，已經80歲的東德統一社會黨黨校退休負責人漢娜·沃爾夫。他是前戰時蘇聯流亡者，頑固地反對所有改革。

　　昂納克流下眼淚，全體與會同誌起立，長時間地鼓掌。他的眼淚是悲傷還是無能為力的憤怒——雖然克倫茨在其回憶錄中表示是後者——但我們永遠不會知道真相究竟如何。被革職的第一書記離開大樓，此生再未跨入大門一步。當克倫茨被任命為黨的新領袖時，昂納克命令他的司機開車最後一次穿過林區。

　　克倫茨執掌政權共46天。他一上台即刻宣布改革東德的打算，令他驚訝的是，公眾並不是歡呼，而是嘲笑他。他的臉很長，牙齒突出，人們戲謔地稱他為“馬麵”。越來越龐大的示威隊伍舉起印有克倫茨畫像的海報，海報上他像隻狼一樣戴著“紅騎馬帽”，題為：“問問外婆，為什麽你有這麽大的牙齒！”市民根本不相信他會誠心改革。有一個笑話說：“埃貢·克倫茨和埃裏希·昂納克之間的區別是什麽？回答說：克倫茨還有一個膽囊。”

　　1989年10月23日，萊比錫舉行300萬人大遊行，要求克倫茨下台。在隨後的一周裏，示威活動在東德境內全麵開展。10月30日，2萬人聚集在東柏林“紅堂大廳”，在那裏，新政府的首席發言人，柏林人岡特·沙博夫斯基試圖清晰明白地闡述新政。但他發言完畢之後，人們提出的要求遠比政府打算給的要多得多。

　　不管怎麽說，改革運動來得太遲了。

　　同一天，10月30日，一個高度機密的“關於東德經濟狀況及後果的報告書”提交給新的政治局。它暴露了這些年來隱藏的所有問題，甚至一些源於許多領導成員的問題。國家岌岌可危，幾近破產，有如一匹馳騁的野馬奔向懸崖。一半以上的工業原料實際上已經成為廢料，53.8%的機器報廢，修整的費用無法估量。近半的運輸基礎設施癱瘓。生產力落後西德約40%。國家債務激增，已從1970年的120億馬克增長到1988年的1230億馬克。在此期間向資本主義國家和銀行借的直接債務已從20億西德馬克增長到490億西德馬克。

　　這份經濟報告由五人規劃小組整理，組長是國家計委主席格哈德·舒爾。他上一年曾向昂納克建議，采取相對溫和的改革，但建議被駁回。現在，他加入了政治局，機會終於來了，隻是為時已晚。他承認，通過嚴厲徹底的改革，也就是說，在1985年，有可能緩解這種困境，但現在形勢已經變得太糟。該文件嚴肅表明：“避免進一步的負債，就意味著1990年的生活標準會降低近25%-30%，這會擾亂東德社會治安”。

　　實際上，東德，在昂納克時代結束時，就已破產。

　　並不是政治局的26名全體成員都明白這個可怕的真相。舒爾準備了一份更加尖銳的三頁分析報告（指揮部秘密文件b5-II56/89），隻呈給總書記克倫茨和資深總理亞威利·斯多夫。它更明確地指出了許多壞消息，承認東德已經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資本主義信貸機構。年度借款高達8-100億西德馬克，這對於“像東德這樣的國家來說，是非常高的金額”。

　　這個國家已開始越來越瘋狂地操縱財政，他們在國際貨幣市場高速運轉現金，提高其索賠資產的通脹程度，通過對真實負債的虛假低估以獲得更多的信貸，他們這樣做是因為如果國際金融界了解了事實真相，他們會立馬走人。東德，如同任何一個過度負債的個人一樣，知道問題的存在，卻無法改變引起負債的支出習慣，隻得偷偷摸摸地用短期貸款支付長期貸款的利息，並利用它看似可靠的信用取得更多外債。這是刑事詐騙，大規模的欺詐行為。

　　該怎麽辦？甚至連西德為保證其在1995年以前順利進出柏林而向東德繳納的“過境”費，也已經被抵押花光。為了保證東德1991年的債務償付能力，“必須”與西德政府商討獲得更多的信貸，總額為230億西馬克，另外還有現有的信貸資源。但是，東德拿什麽東西來還？

　　舒爾的研究小組給出一個十分簡單但毛骨悚然的提案。他們提出把“西國界”作為籌碼。或者，正如報告所指出的那樣：

　　為了讓西德了解東德真誠的意願，必須宣布……這種條件可以被創造，早在本世紀初，兩個德意誌國家之間的邊境就很多餘。

　　坦白地說便是：隻要你拿錢，我們就會搞垮柏林牆。

　　如果此後30年，西德不必為每一個短途旅行，釋放的政治犯，進出東德的公路、鐵路或空運支付過路費，這個提議倒也合乎邏輯。

　　苦惱的是，為了演好這最後的把戲，為了拯救自己，東德政權隻有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地盤被瓜分。事情出現得太突然，誰也沒有為此做好準備。

　　11月1日，克倫茨飛往莫斯科。在那裏，他最後一次伸出他的討飯碗。他向戈爾巴喬夫誇大他的改革能力，對當時的情況誇誇其談。克倫茨知道，11月4日星期六將有另外一場大遊行，地點包括柏林。到目前為止，相對於萊比錫和德累斯頓，柏林的問題還比較少。

　　他向蘇聯領導人提出建議：

　　必須采取措施，阻止人群企圖大規模穿過柏林牆。屆時事情將會變得很糟，因為警察將不得不進行幹預，某些緊急狀態時的措施將不得不被使用。

　　戈爾巴喬夫自己比較偏愛另一位新東德領導人，真正的改革派——德累斯頓黨委書記漢斯·莫德羅。盡管如此，他仍打算聽取克倫茨的建議，並向他提供一點有用的幫助。他向克倫茨承諾，他會請求他的西方朋友們不要破壞東德，但那就是克倫茨得到的所有。戈爾巴喬夫不會不顧一切拯救東德，他不是赫魯曉夫。蘇聯拒絕挽救東德統一社會黨政權，無論是在財政上或軍事上。

　　埃貢·克倫茨回到東柏林，一無所獲。倒台進入倒計時。

　　到了秋季，反對派發展很快。已開始從相對較小的宗教團體與和平主義生態團體，發展到擁有明確批判該政權的非參政人士。10月，東德非官方人士重新成立社會民主黨，而其他各種民間組織也已發展成政治運動的雛形。

　　其中最著名的要數“新論壇”。它由反對派中的30人於9月成立。他們中有的是知識分子，有的是科學家，有的是宗教人士。在他們的呼籲下，該組織迅速聚集了成百上千的支持者。新論壇的目的是在東德統治者與公民之間“形成民主對話”。

　　盡管被官方宣布為對國家懷有惡意和其“不必要”存在，新論壇發展勢頭仍然迅猛。它是針對現實的改革派，它提出的不是恢複資本主義或統一德國，而是一些當局沒有考慮到的國家存亡問題。

　　10月4日，各種組織，包括新論壇和重新組建的社會民主黨，聯合起來要求釋放政治犯，放棄所有的政治調查，並要求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進行自由選舉。盡管他們的支持率仍相對較小，他們仍根據東德正式簽署的兩個文件《聯合國憲章》和《赫爾辛基協定》，提出了新的大膽要求。

　　到10月末，很明顯有一些更大的事情將發生。遍布全國的東德民眾，有時是幾萬，有時是幾十萬，要求進行民主變革。

　　11月4日星期六東柏林的大規模遊行最具威脅性，因為遊行的地點接近權力中心，這樣做對遊行隊伍來說很危險。然而，領導層決定不管它，隨它去——結果是遊行規模變得更大。

　　東德統一社會黨的領導成員中最善於社交的沙博夫斯基，與反對派一起站在演講台上。這位柏林黨委書記力撐局麵，承諾進行改革。他得到的是一片噓聲和口哨聲。同在演講台上的還有新論壇的一些領導人和作家克裏斯塔·沃爾夫和斯特凡·海姆。克裏斯塔·沃爾夫是這個政權的一位重要支持者，斯特凡·海姆則是理想的特立獨行者，他在美國度過納粹時代，穿著美軍製服回到德國，不曾想到他竟會自願定居東德。因為支持沃爾夫·比爾曼，海姆的作品在東德禁止發行，但這位元老級作家拒絕離開。

　　更不可思議的是另一位前流亡人士也在集會上發言：馬庫斯·沃爾夫。他在斯大林時代流亡蘇聯，1986年從東德對外情報部部長、國外情報局和國家安全部副部長職位上退休。這隻曾經在秘密世界中花言巧語的變色龍，現在搖身一變成了民主人士。一直有人，而且不少人，懷疑史塔西滲透了整個政變過程。秘密警察高超的偽裝技術遐邇聞名。

　　沃爾夫來自一個藝術家庭——他的父親是一位著名作家，他的兄弟是一名電影導演。他總是聲稱喜歡一個較為自由的路線，但他對11月4日遊行極不真實的描述，讓他參與此次遊行的目的不言自明：

　　我試圖說服集會上的50萬人以及數百萬電視觀眾，不要訴諸暴力，但正如我所說的，整個氣氛讓國家安全組織的成員變成前領導政策的替罪羊，我隱約意識到，一部分人群在對著我發出噓聲。他們完全沒有心情聽取前國家安全部長所提出的合理建議。

　　而那時我痛心的領會到，我不能逃避過去……

　　沙博夫斯基（也許還有沃爾夫）在示威遊行中現身，表明當局仍企圖以某種方式來適應改變，駕馭改革。為此它表現出親民的樣子。兩天後，東德統一社會黨宣傳部在對11月4日的示威遊行作的匯報中說，確實應該作出讓步，但這隻是表麵上的：

　　原則上可以支持自由選舉，因為它符合我們社會主義憲法的基本原則，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要實行資本主義政黨多元化……要廢除東德統一社會黨的領導地位，這決不能接受。

　　換言之，隻要不是真正的自由，完全可以實行自由選舉。

　　他們如何說服群眾，詳情還不知道。如果有一半的東柏林群眾都準備去參加民主選舉的投票，誰會接管“黨的領導地位”，並且知道這隻不過是當局另一個變相的權力壟斷？隻有新的統治集團明白。11月第一個星期，由於群眾的暴動日益激烈，為安撫民眾，克倫茨針對守舊派進行大換血。

　　11月7日，亞威利·斯多夫帶領政府成員遞交辭呈。11月8日，中央政治局全體辭職。新的政治局由年輕人和改革派組成，包括漢斯·莫德羅。他是一個重要的地區書記，但以前在政府很受排擠。

　　與此同時，政府大樓外麵還聚集著憤怒的示威人群，尤其是在當地的史塔西辦公室外。11月7日，米爾克向政治局呈送一份報告，這份冗長的報告表達了他對抗議運動進展的焦慮，少了以前史塔西文件特有的傲慢。報告指出，暴動的人群在史塔西政府大樓外麵叫嚷著“掀翻整幢大樓”、“趕出東德豬”、“殺死他們”，還有的叫嚷著“刀已削尖，絞刑套索已準備好”。米爾克立即向所有史塔西管轄區和部門發出一個秘密指令，銷毀敏感文件，特別是可能控告史塔西秘密情報人員組織的文件。

　　空氣中布滿懷疑和陰謀的味道，權力周圍熟悉而緊張的氣息隻轉達出一個信息：是垮台的時候了。

　　關於自由通行和簽證條例的提案，提出準許每年高達30天的國外旅行。申請過程約需1個月的時間，而且“通常不會出現拒簽”。但是，這些提案何時納入法律，卻無下文。對晦澀難懂的附屬細則的解釋表明，官僚們仍可隨意決定通行證給予與否。此外，硬通貨津貼（15西馬克）的最大限額隻夠在國外買份早餐。

　　同時，克倫茨似乎對這場權力爭奪戰勝券在握，發誓要留在辦公室，並聲稱柏林牆是抵抗西德破壞的一個“堡壘”。但實際上，東德統一社會黨的政權正被一點點蠶食。

　　11月9日上午，太陽在東柏林上空時隱時現，溫度升至10攝氏度。這天早上，《新德意誌報》的一篇文章報道說群眾仍在大規模地經其他國家離開東德。這不是某些黨派的幫手寫的，而是出自一群改革者之手。他們懇求東德人不要在危難時刻離開他們的國家：

　　我們深感不安。看著每天數以千計的同胞離開祖國。我們知道，到如今，這個失敗的政府讓你們失去了重建社會生活的信心。我們知道，這些無力的話語無法挽留你們，但除此之外我們別無他物。請求你們，留在你們的祖國，和我們在一起！

　　11月的第一天，克倫茨取消去捷克斯洛伐克的旅行禁令。隨著昂納克時代的結束，新的統治者顯然不願或無法繼承其強有力的後斯大林風格。11月9日前，僅24小時內便有兩萬多東德公民越過捷克斯洛伐克，進入奧地利。現在，承受壓力的是捷克的共產主義政府，他們威脅說要關閉邊境。東德駐布拉格大使被粗率地告知，捷克政府“不打算修建東德難民營”。

　　11月6日，50萬公民，參加被今天的諷刺作家稱為“德國人的遊行共和國”萊比錫的“星期一例會”，發言者把注意力轉向新的“30天”旅行規章，批評其中少得可憐的外幣津貼。他們呼籲說不應隻是修改，而應徹底廢除旅行法律。“In dreiBig Tagen um die Welt-Ohne Geld！”（譯文：“在世界各地旅行30天，但拿什麽花？）人群高喊著。”

　　在東柏林莫爾大街的東德內政部，一個由四名官員組成的工作小組，其中包括秘密警察，得到的任務是暫時修改現有法律，以處理目前的危機。11月9日上午，他們根據政治局的指示，起草一項解決方案，“東德公民通過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永久離開東德的情況變更”，這一解決方案被命名為“立即發放永久離境簽證”。後來有人提到，當他們辛勤地埋頭起草這個方案時，他們對它的理念感到越來越不快。

　　我們負責（他解釋）起草規章，管製這些想永久離開祖國的公民。但是，我們對那些隻想去看看他們阿姨的人也不應該放過嗎？這一定是瘋了。

　　最後，草案規定，隻要東德公民持有護照和簽證，就可以不受限製地永久移民或做私人訪問。允許人們從東德和西柏林或任何聯邦共和國的任何邊界過境點，離開東德。它有氣無力的補充到，請“有序地”離境。

　　這份材料送呈至中央委員會大樓中央政治局會議。提交文件後，克倫茨提醒他的同事們，他們處於捷克政府的壓力下，並向他們保證說，蘇聯人支持新措施。中央政治局委員——其中大多數是最近選出來取代強硬派的，並不熟悉以往法規的細節——隻得點頭通過。內閣同樣如此，很少對政治局批準的材料做出修改。

　　晚上六點差幾分，中央委員會媒體發言人，岡特·沙博夫斯基，來到在莫蘭大街的國際新聞中心，政府正在那裏舉行最新開辦的每日現場新聞發布會。

　　新聞中心擠滿了報紙電視記者，其中包括——自東德進入“開放”的新時代後——東德自己的電視新聞台的采訪人員。沙博夫斯基很累，有點心煩意亂。這一天過得很慢。他沒有參加修訂條例的通過會議，但半小時前，他已經去過克倫茨辦公室，並向總書記詢問當天的行程。他是否需要做任何重要聲明？克倫茨遞給他一個文件，上麵詳細說明了新的臨時旅行法規，之後沙博夫斯基便匆匆前往新聞發布會。

　　對於新聞發布會來說，沙博夫斯基隻是一個發言人，盡管是最資深的。發布會本計劃六點準時開始，但因有些問題急需處理而被延遲。宣布新的旅行規則排在了議程的最後。雖然從實質上講這個事情屬於政府事務而非黨的任務，但因為是克倫茨親自拿給沙博夫斯基，所以他自然地認為，雖然實際上他隻代表東德統一社會黨發言，但他還是應該向到場的記者傳達其中的內容。

　　下午6時53分，熾熱的燈光讓沙博夫斯基微微出汗，滿麵倦容。盯著克倫茨遞給他的文件，標題有點像格言，“東德公民通過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永久離開東德的情況變更……”一個簡短的開場白，他疲憊地告訴記者，這份文件將“使東德每一個公民可以通過東德的過境點離開東德”。然後，他機械地宣讀密密麻麻的充滿官僚作風的規定：

　　1.廢止1988年11月30日頒布的東德公民出國旅行的法令，直到新的旅行法律生效。

　　2.即日起，以下關於出國旅行和永久離開東德的臨時過渡政策開始執行：

　　a）現在可以申請個人出國旅行，無須以前的執行要求（旅行證件或證明親屬關係）。旅行許可將盡快簽發。隻有在特殊情況下，才作出拒絕。

　　b）護照和登記由東德各區人民警察事務處主管部門管理，經指示簽發的永久退出簽證，不得拖延，也無需出示各當地部門要求的證件。唯一的例外是，涉及國內事務。

　　c）永久離開可以通過東德所有邊界過境點，到達西德和（西）柏林。

　　d）永久離開需由東德領事館簽發臨時（旅行）許可，隻需攜帶個人東德身份證通過第三國。

　　3.所附的解釋臨時過渡政策的新聞稿將在11月10日發布。

　　負責人：東德內閣會議政府發言人

　　然後沙博夫斯基把他的身子往後靠到椅子上，幾乎不想回答任何問題。旅行問題已經拖延了幾天，這一次又是試圖緩解問題和矛盾，隻把它認為適當的給東德人民。畢竟，這項措施仍被標記為“臨時”。可以假定，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不過是眾多小插曲中的一個。

　　然而，這個方案讓記者們覺得不可思議。6點57分，一位意大利新聞記者問沙博夫斯基，這是否搞錯了。沙博夫斯基重申道，現在，允許私人旅行和永久離開東德，並繼續說：

　　因此，申請到國外的私人旅行，無須出示原來要求的證明，或證明旅行的必要或家族關係。旅行證會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簽發。

　　護照和登記由東德各區人民警察事務處管理，經指示簽發永久離開簽證，不得拖延，申請人無須出示以前所要求的永久離開的有效證據。

　　新聞界代表們低聲討論。有人（據說是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湯姆·布羅考）問他條例何時生效。沙博夫斯基似乎有些不確定。他翻看了一下擺在眼前的文件的措辭，然後回答說：“據我所知，那就是，呃，立即，毫不拖延”。沙博夫斯基沒有注意到條款上寫著11月10日生效。

　　疑雲眾多，人們把它定性為一個重大事件。第一個謎團是，沙博夫斯基被迫宣讀克倫茨匆忙寫下的晦澀的便簽。但情況不是這樣的。克倫茨給過他一份具體的告示副本。然而，沙博夫斯基匆忙之間把這份告示放在自己的便簽堆裏，後來因沒有找到這份文件隻得憑記憶向與會媒體胡亂宣讀一通。第二個謎團是，這個消息在當時立即引起了轟動。現在看來，實際上，在記者招待會後，媒體仍在現場滯留了一會兒，氣氛相當混亂。一些人在附近的咖啡吧繼續琢磨著，試圖通過東德統一社會黨發言人的話，理清文件的確切含義。

　　下午七點左右，德意誌新聞社和路透社通過電報發來第一個報道，隻是表示，從現在起，公民將有權通過適當的邊界過境點離開國家。報道相當謹慎。7點零5分，美聯社搶在一窩蜂媒體前麵，消息簡單但轟動：“據東德統一社會黨政治局委員岡特·沙博夫斯基提供的信息，東德即將開放其邊境。”

　　媒體被點燃了。半小時內，這句話被其他機構大量引用。西德電視台新聞簡報也作了報道。受公眾信任的國有媒體網絡德國電視一台在八點簡報裏重複著原話：“東德即將開放其邊界。”

　　到新聞簡報結束的時候，共有80個東柏林人抵達霍莫大街，海因裏希·海涅大街和英瓦裏登大街檢查站，要求進入西柏林。邊境官員請示了上級。他們得到的指示是，告訴群眾，想要過境的明天再來。

　　東德的領導對此完全措手不及。由於中央委員會全會一直進行到兩日後的下午8點47分，似乎沒有人注意到在沙博夫斯基的新聞發布會後，人們變得越來越興奮。在這個階段，克倫茨關心的主要問題似乎還是他的政治地位：讓總書記失望的是，由於強硬派的極力阻攔，中央委員會否決了幾個改革派成員進入政治局的提名。會議一結束他就回到自己的辦公室發呆。

　　同時，這個消息在全世界蔓延。9點30分，美國、英國、法國和西德總理科爾都意識到柏林發生了大事情。科爾正在訪問華沙（那裏現在由非共產黨團結運動黨領導）。當他在一個大型的正式宴會上聽到這個消息時，馬上就意識到他現在的行為有如一句德國俗語——“在錯誤的婚禮上跳舞”。

　　十點剛過，克倫茨接到一個電話，一個將改變一切的電話。來電的是國內保安部長埃裏希·米爾克，向他匯報國內事態的最新發展：半小時前，人群聚集在伯恩霍莫大街邊境檢查站，在東柏林和靠近法國區域的中北部，各有500人和1000千人，都急切想跨越邊境，並且人數正在增加。國內保安部高級官員自行決定在要求最強烈的人的護照上加蓋“無權返回”，把他們視為被逐出者。這個所謂的“減壓的解決辦法”收效甚微。人群繼續蠕動向前，而更多的人還在到來。

　　克倫茨很快就意識到，任何阻止都是徒勞。他麵臨著一個艱難抉擇。“要麽完全封鎖邊界，以便鎮壓暴動”，克倫茨後來承認。“這將意味著要出動坦克。要麽放手不管，讓事情順其自然。再沒有第三個選擇”。最後的結果是，沒有發出任何命令。

　　臨近10點30分，東德國家電視新聞的最新簡報，當前相機（“專題照相機”），做了最後一次絕望的嚐試，企圖製止人們逃散。

　　在許多市民的要求下，[播音員宣布]，我們再次通知你們內閣會議的新旅行條例。你們可以申請私人旅行，且無需出示旅行的必要證明或家族關係的證據。但是，旅行必須按程序申請！

　　護照和登記處將在明天工作時間內提供服務，播音員明確地補充說，當然，也可申請永久離境旅行，隻須有關部門批準。

　　然而，當晚大多數東柏林人沒有湧入政府大樓，去打探護照和登記處何時開門，而是轉到西德新聞台，希望看到在現實世界發生的真實事情。約晚上10點40分，德國電視一台晚間新聞討論節目《一日主題》（Tagestbemen）開始宣布：“11月9日是一個曆史性的日子：東德宣布向所有人開放其邊界，即刻生效，柏林牆的大門也將敞開。”

　　奇怪的是，當節目為證明東德政府在履行承諾而將畫麵轉到英瓦裏登大街檢查站進行現場直播時，顯然，邊界根本沒有開放，完全是自相矛盾。因此，群眾開始大規模襲擊檢查站，以回應德國電視一台絕妙的說辭。

　　僅半小時的時間，邊界完全失控。“減壓解決方法”適得其反。在伯恩霍莫大街，大批人群聚集在網格圍欄的後麵，等著過境，他們開始緩緩向前，威脅著試圖維持秩序的少數邊防警察。約11點30分，一批東柏林人推開邊界過境點的網格圍欄，人群大量湧入檢查站區。檢查站指揮官，中校哈拉德·加各不準備冒險搭上他本人和士兵的生命。他命令部下停止檢查護照，全麵開放邊境，隨他們去。人們知道自己要幹什麽。

　　幾分鍾裏，成千上萬的人湧向檢查站。有的步行，大多數是奔跑著進入西柏林。他們暢通無阻地跑過橋，越過邊界，這要是在幾天、甚至隻是幾個小時前，是必死無疑的。他們因此興奮異常，我們可以相信那裏的空氣一定是香檳。

　　西德邊境線上已經聚集了大批市民。他們張開雙臂歡呼著迎接東德人。隻臨時準備的簡易祝酒辭都足以讓人沉醉。午夜，所有的邊境檢查站被迫開放。在英瓦裏登大街，無數的西德人湧過來迎接還未跨過國界的東德人。

　　現在是午夜剛過20分，整個東德軍隊處於高度警戒狀態。然而，領導層沒有發出任何命令，柏林邊境12000千人的軍隊隻能呆在營房裏。一夜過去，還是沒有收到任何指令。

　　淩晨1點到2點，來自東德和西德的人群從勃蘭登堡大門擠著湧向柏林牆。一些人穿著睡衣，完全不顧11月的寒冷。幾千人暢快地遊走在巴黎廣場附近的大使館前麵。巴黎廣場是一個優雅的城市界標，卻被鐵絲網、混凝土砌塊和坦克陷阱關閉了30年，因國家法令而變成了可怕的無人區。人們爬上柏林牆的頂部，跳躍著，舞蹈著，大聲喊出他們自由和喜悅的心情。

　　是各種宣傳和希望擊敗了官僚的昏庸。在由沙博夫斯基憑記憶胡亂發言的記者招待會和西方媒體爭相報道臨時出境簽證條例六個小時後，發生了一場革命，這是曆史上一個速度最快、流血最少的革命。這個由吉·斯科特·海羅恩15年前做了相反預測的革命，被廣泛地製作成影片流傳。

　　隨後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大最瘋狂的街頭派對。

　　也許不可避免的，接下來會出現最大規模的醉漢。但那是另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