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牆

第十七章 最終對決

　　柏林牆的第一和最後一個受害者分別這樣去世：第一個於1961年8月絕望地從貝瑙爾大街一個街區的高樓窗戶跳下，當場摔死；最後一個於1989年3月駕乘自製氣球在西柏林郊區墜毀，受了致命的重傷。氣球的駕駛者和製造者計劃乘氣球飛越牢不可破的柏林牆。他的確成功地飛越了柏林牆，但運氣不佳，撞上了西德的一條電線。要不是他的妻子和孩子在最後關頭突然失去勇氣，沒敢與他同上氣球，否則他們定會陪著他共赴黃泉。

　　第一個受害者采用的方式看起來要容易一些，因為他隻是希望跳進西柏林；而最後一位受害者采用的方式就困難多了，因為他居然希望乘坐氣球飛過柏林牆。

　　除了少數幾個人，幾乎所有的人都感覺柏林牆會永遠存在下去。

　　1978年12月1日，史塔西觀察員注意到，在查理檢查站的過境區域有一些不同尋常的事情。在美國軍隊哨所的外麵，電視台的工作人員正在拍攝一對不知名的男女。上午10點40分，他們拍攝完畢；據報告他們已經離開該地區。然而，大約4個小時後，他們乘坐一輛黑色的普利茅斯轎車回來了，車上掛著美國軍事代表團的車牌。一位陸軍中士開車送他們通過檢查站，進入東柏林。

　　在他們出示護照後，東德人才知道坐在普利茅斯車內後座的是一對美國夫妻，丈夫羅納德·裏根，67歲，妻子南希·裏根，比丈夫小十歲。

　　和其他旅行者一樣，裏根夫婦在東柏林巡遊一個小時後回到了西柏林。東德政府當局在第一時間發現了裏根，而且後來的事實表明，這名男子就是對東德政權及其所代表的一切進行懲罰的人。然而在當時，史塔西觀察員似乎並沒有意識到這對夫妻是誰。然而這種情況很快就會發生變化。

　　作為加州前州長，而且很快就會成為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裏根將給東德帶來一個巨大的挑戰。然而，東德還麵臨著另外一個挑戰。這個挑戰已經存在數年，而且其重要性一直都在緩慢而悄悄地增長。

　　這個挑戰以一紙文件的形式到來。文件是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的最後決議，也稱為《赫爾辛基協定》。在該協定中，關於人權問題的部分內容摘錄如下：

　　與會國要充分尊重人權，尊重公民的基本自由，包括思想自由、道德自由、宗教或信仰自由，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

　　與會國要促進與鼓勵人們有效地行使公民、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其他權利，這一切自由都源於固有的人格尊嚴，並對其自由和全麵發展至關重要。

　　其他條款具體涉及到促進行動與思想的自由，以及家庭的團聚。

　　該協定簽署於1975年8月1日。包括德意誌聯邦共和國和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共有來自東西方的35個國家的代表，經過兩年的談判後，簽署了這份協定。在芬蘭首都的協定簽署儀式上，埃裏希·昂納克得意洋洋地坐在西德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和美國總統傑拉爾德·福特中間。昂納克是合法的、獲得國際公認的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代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終於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

　　任何獲利都要付出代價。東德領導、權力政治的專家執行者們似乎並沒有意識到他們簽署的文件與他們政府所做的一切都相悖，而且，他們在柏林中央建造柏林牆這種行為更是該協定不允許的。

　　普通東德人很快就領會了該協定的真諦。1967年7月10日，薩克森州裏薩市一名46歲的醫生，名叫卡爾·海因茨·尼奇克，創作了一份“全麵獲得人權的請願書”。根據《赫爾辛基協定》，尼奇克和其餘33位東德公民簽署了這份請願書，上麵寫有他們的全名和地址。請願書要求東德政府遵守協定保障的“自由選擇工作和生活地方的權利”，允許他們自由前往西德。他們向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國務院、日內瓦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和西方媒體遞送了這份請願書。

　　裏薩市和卡爾馬克思城（開姆尼茨）周圍地區的其他公民很快就表達了他們對這份文件的支持。許多人被史塔西逮捕，並依據東德無所不包的法律判處了他們相應的刑罰。東德法律禁止“反國家的鼓動”和“反國家的聯合”。尼奇克被監禁和審問了兩年；1977年8月，他被西德政府當局拿錢贖了出來。

　　尼奇克的案例非但沒能打擊移民運動，還起到了激勵民眾的作用。20世紀80年代初，集體申請出境簽證變得更加普遍。西方的一些組織，比如“赫爾辛基觀察”組織（後改名為人權觀察組織）公布了這些人受到迫害的情況。1984年，要求去境外旅行的東德公民擠滿了西方國家在東柏林的大使館。

　　對此，東德政府的反應是建立史塔西特別小組，阻止東德公民申請離開。申請離開者在工作或學習場所麵臨更大的壓力。多次申請的人會被抓去接受審訊，有時還會背上叛國的罪名，而叛國在東德的界定非常寬泛。除了申請出境簽證之外，還存在一些更微妙的抗議形式，如靜靜地守夜，在車上拴著象征性的白色緞帶等。對此，東德政府會以微妙的策略加以回應。史塔西會滲透到持不同政見者的團體中，分化這些團體，有時還會煽動、誘使示威者采取極端行動，從而讓政府有借口幹預和懲罰示威者。

　　史塔西的滲透行為在東德教會案例中特別嚴重。在烏布利希統治時期，基督教組織遭受了重創。昂納克一生都是反宗教鬥士，而且他很快就意識到新教教堂在庇護持不同政見者，包括朋克和反戰主義者。

　　昂納克認定，必須采取一些措施。昂納克不願采用以前斯大林式的、無情的方式粉碎傳教活動，同時，他還不得不考慮討厭的《赫爾辛基協定》。於是，1978年3月，昂納克會見了教會領袖。首先，他稱讚教堂對和平事業作出的貢獻，稱讚他們作為“積極的社會因素”發揮的作用。然後，昂納克提出了一個協定。東德政府容許教堂在印刷品、廣播和教堂自由傳播宗教言論，承諾給養老院和宗教墓地撥款，還允許牧師訪問國家監獄中的囚犯。但作為回報，教會領袖要控製那些蜂擁進入教堂避難的人。

　　東德政府當局和教會之間的協議成功維持了一段時間。許多年輕的東德人，即1940年後出生的那一代人，主要生活在“烏布利希時代”，而非希特勒時代。在被征召進入東德人民軍和擔任非戰鬥的“工程兵”（Bausoldaten）時，大多數青年人都呼籲以和平主義的方式表示抗議。對於這類人，東德政府的界定是可以讓他們不去武裝部隊服役，但同時也認定他們不“忠誠”。退役後，這些人無法進入醫藥、法律或大學等行業工作。對這些年輕人來說，教會是一個自由的、受保護的地方，他們可以在這裏從事一些樸素的職業，不用向共產主義政府搖尾乞憐。

　　雷納·艾培曼，一名影響重大的持不同政見者。他代表很多在柏林牆陰影下長大的人，親口承認，他加入教堂是基於務實而非純粹的宗教方麵的考慮：

　　我問自己，為了在“這個國家”過上一種滿足甚至是幸福的生活，我能從事什麽？對我來說，唯一的答案是：牧師……很明顯，隻有研究神學才能為我提供一點點精神自由。

　　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另類場景”開始在東德出現。一些有聰明才智、有批判意識的年輕人無法以傳統渠道融入這個社會，於是他們成立了自己的亞文化圈，並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們隨遇而安。

　　柏林牆建造前一年，馬蒂亞斯·紐茨納出生於薩克森；他本來希望學習航空工程，但因為他的哥哥已經逃到西德，所以他被劃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這就意味著，馬蒂亞斯被禁止進入航空工業領域，原因是在航空工業工作能讓他有機會接觸到飛機，而他有可能自己駕乘飛機飛到西德。結果，他進入了東德的計算機工業。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東德的計算機工業是新興工業，尚處於繈褓之中。東德希望擴大其工業基地，所以抓緊發展計算機工業。紐茨納學習了編程和處理數據庫。

　　20世紀80年代，馬蒂亞斯和他的朋友們成為炙手可熱的專家，而陷於困境之中的國企經理們不得不求助於他們使用屏幕與鍵盤造成的奇跡，解決後勤和供應問題。東德切花式分銷網絡在很大程度上必須依靠他們的電腦程序，這讓他們有了特別的地位，同時還讓他們有機會掙到很多錢。他們並不依賴於東德政府，而且經常參與持不同政見者的活動。紐茨納是一個堅定的和平主義者，經常抽出時間做自己感興趣的事，如采訪幸存者，記錄盟軍轟炸德國城市的口述曆史。在所謂的“優惠”體係中，通過虛擬的物物交換，紐茨納總能通過自己的電腦工作換來使用別人的貨車或卡車，而且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終結。通過這種非官方的“黑”經濟，東德人的生活才稍微能夠忍受。“黑”經濟能讓貨物和服務的交換遠離政府僵化而貪婪的控製。其實，東德政府也在從事這種“黑”經濟行為。“商業協調部”就是其典型代表。

　　紐茨納從未申請過離開東德。20世紀80年代初，東德出現了出境簽證的申請浪潮，迫使政府在1984年最初的幾個月內簽發了大量的許可證，作為取悅西方政治家朋友和銀行家朋友的一個姿態；同時，東德政府還采取了一些手段壓製出境簽證的申請運動。在取悅西方國家的政治家和銀行家朋友方麵，東德政府可能取得了一些成效。東德政府壓製出口簽證申請的行動一敗塗地。申請出境簽證的人數在不斷增加。史塔西可以瓦解持不同政見者的活動，可以迫害這些運動的領袖，卻無法應對出境簽證運動。出境簽證運動是一種接近本能的力量，這種力量是《赫爾辛基協定》從東德人民無意識的深處喚醒的魔鬼。

　　裏根夫婦在查理檢查站前擺姿勢拍照兩年後，即1981年1月20日，羅納德·威爾遜·裏根宣誓就任美國第四十屆總統。

　　裏根總統上任伊始，共和黨政府並沒有對東德政權構成多少直接的威脅。

　　共和黨政府代表的是一種殘酷的反革命信念。裏根政府在中美洲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對抗馬克思主義的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支持穆斯林遊擊隊員對抗蘇聯，支持美國在阿富汗的附庸政權。20世紀50年代以來，蘇聯一直都在咄咄逼人地推動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現在美國也敢於模仿並采取此類行動了。20年前，彬彬有禮的哈羅德·麥克米倫認為自己應該緩和美國所謂的極端政策。受過經典教育的麥克米倫總喜歡把自己的國家看做是明智的、有教養的“希臘”，而把美國看做是原始的、受權力驅使的“羅馬”。20年後，裏根得到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的鼎力支持；而撒切爾夫人也毫不妥協地反對共產主義，支持資本主義。

　　20世紀70年代末，蘇俄開始啟用SS-20中程核導彈，射程約為2700英裏。雖然這些導彈部署在蘇聯本土，但向西它們可以打擊葡萄牙境內的目標，向東則可以打擊日本境內的目標。對此，美國立即作出回應，啟用潘興Ⅱ導彈。潘興Ⅱ導彈的射程不足SS-20中程核導彈射程的一半，但精準度更高。在即將卸任時，民主黨總統卡特已經做好準備，將潘興Ⅱ導彈裝備起來；同時，因為希望維持緩和的國際關係，他同蘇聯簽署了複雜且問題重重的《美蘇限製戰略武器條約——Ⅱ（SALTⅡ）》，削減武器。

　　1979年聖誕節，蘇聯入侵阿富汗。卡特在其總統任期內曾作為緩和國際關係的使者，現在擱置了《美蘇限製戰略武器條約——Ⅱ（SALTⅡ）》，要求增加美國的軍費預算，同時對東部集團進行製裁，限製糧食和技術出口。此外，美國也抵製了1980年的莫斯科夏季奧運會。

　　1981年1月，裏根成為美國總統，但冷戰的熱度已大大降低。裏根繼續推行卡特的計劃，在西歐部署新一代中程導彈，計劃更大規模地增加軍費預算，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重啟新一輪的反共產主義言辭。20世紀60年代初以來，西方國家首次出現此類反共言辭。反共言辭讓裏根的決定（如果卡特再次當選的話，他的決定可能與此相差不大）更“辛辣”，更引人注目。

　　隨後就是一段時間的緊張對峙。盡管遭到了整個歐洲大陸的抗議，潘興和“巡航”導彈還是部署到了西歐。1983年，裏根總統作出了一個決定，而這個決定被許多人認為是天才之舉。他宣布要打破這種“共同毀滅”的僵局，發展一個前瞻性的反導彈係統，確保能夠防止蘇聯的核彈頭進入美國的領土。這個想法似乎來自好萊塢的科幻史詩片（此類的電影中談論了很多關於激光束的事情），而這個想法就成為後來大家熟知的“星球大戰”計劃。

　　裏根的宣言在莫斯科造成了一片恐慌。蘇聯愈加堅信美國或許能實現這種威脅，士氣日益低落。蘇聯防空部隊處於全麵戒備狀態，氣氛變得非常緊張。那年9月，韓國民用飛機越過遠東地區誤入蘇聯領空時，被蘇聯防空部隊擊落，而且是莫斯科直接下的命令。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繼赫魯曉夫之後成為蘇聯領導人，1982年11月，還有幾周就到76歲的他去世了。勃列日涅夫執掌蘇聯最高權力達18年之久。繼承勃列日涅夫成為蘇聯領袖的是克格勃頭目——尤裏·安德羅波夫。安德羅波夫執政的時間隻有16個月。在69歲高齡，因為腎髒疾病的困擾，1984年2月，安德羅波夫讓位給72歲的老人——康斯坦丁·契爾年科。契爾年科是一個保守派人物，健康狀況也不佳，掌握政權的時間也僅僅13個月。

　　在第一屆總統任期內，裏根已經70多歲了，但他的蘇聯對手都是虛弱和病怏怏的。1982年，隨著西德“社會——自由”聯合政府的結束，社會民主黨的赫爾穆特·科爾接替赫爾穆特·施密特，成為西德總理，裏根總統的國際立場變得更加咄咄逼人。整個80年代，在北約最重要的4個大國中，3個國家的領導人都是右派人士。而來自東方集團的保守派神學家，卡羅爾·約澤夫·沃伊蒂瓦當選成為羅馬天主教廷的領袖，成為教皇約翰·保羅二世。

　　奇怪的是，在此期間，盡管20世紀70年代末國際緩和政策被拋棄，蘇聯和美國又恢複了對抗立場，但兩個德國之間的關係並沒有受到嚴重的影響，甚至還有好轉。

　　誠然，在西德土地上部署潘興導彈造成了小規模的惡意的宣傳衝突。盡管如此，在保守的科爾當選為西德總理後，昂納克還是多次被邀請訪問波恩。1984年秋蘇聯的否決阻止了昂納克對西德的訪問。1984年8月，蘇聯領袖在克裏姆林宮召見昂納克，強迫他取消了既定的訪問西德的行程。蘇聯方麵有明顯的擔憂，東德正在過分依賴西德的貸款和補償，而蘇聯的不安是絕對正確的。

　　蘇聯政治局內一位年輕的委員投票反對昂納克訪問西德。他就是54歲的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巴喬夫，蘇聯共產黨第二書記。1985年，契爾年科去世後，戈爾巴喬夫的同僚厭倦了老人政治的政府體製，推選他為蘇聯共產黨第一書記，成為蘇聯實際的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出生於1917年革命之後，倡導改革，而他的改革理念有幾個原則：公開化（glasnost）、改組（perestroika）和加快步伐（uskoreniye）。

　　改革是蘇聯期盼已久的東西。蘇聯的體製存在非常嚴重的問題，而且這些問題已經存在太久了。但在東德，老人們仍然牢牢地控製著政權。盡管非常依賴西德的貸款，同時還麵臨著出境簽證運動帶來的持續壓力，東德當權者仍然聲稱東德的政府體製是兩個德國中更好的，是整個世界上最好的。

　　事實上，東德在蘇聯集團之外毫無競爭力。從19世紀初到第三帝國時期，圖林根州和薩克森州都始終走在工業和技術革命的最前沿。然而，戰爭期間的轟炸，蘇聯以戰爭賠款為借口拆卸廠房、搬走機器，苛責的工業社會化，專業管理、資本、專利和技術工人大量流向西德，這些都大大地削弱了東德的經濟基礎。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薩克森州和毗鄰的波西米亞（現為捷克共和國），在歐洲擁有最高的淨產值。人口40萬的開姆尼茨被稱為“德國的曼徹斯特”。在第三帝國崩潰前，德累斯頓有大量的相機和打字機工廠以及電子工廠，是德國發展第二快的城市，僅次於柏林。萊比錫、馬德堡、哈雷和耶拿都是蓬勃發展的製造業中心。

　　從1939年的人均工業產值來看，在後來成為東德控製的區域，年人均工業產值達725馬克；而在後來成為西德控製的區域，年人均工業產值隻有609馬克。

　　以薩克森州的大都市萊比錫為例。1945年後，大部分出版業、煙草業、印刷業（包括捷德公司，世界上最大的紙幣印刷公司），幾乎所有大型的產業都離開萊比錫前往西德了。同樣，德國書目與版權圖書館遷往法蘭克福，德國足球協會也遷往法蘭克福。

　　戰後，蔡司公司的高級管理機構從耶拿和德累斯頓遷到了西德。雖然光學器件和相機生產工廠還在東德，而且與其他行業相比，做得也算很好，但這個品牌在全球範圍內的複蘇還是基於斯圖加特附近新的、現代化的工廠。威娜是頭發護理、化妝品和香水領域國際市場的領跑者，1880年創建於薩克森州的羅斯科爾慶，後來也搬遷到了西德美國占領區內的達姆施塔特。東柏林製動係統的製造商——克諾爾製動公司也搬到了慕尼黑。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在西德，馬歇爾計劃激發了勤奮而且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群的創造力和活力，而東德遷徙過來的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所以，西德才創造了著名的“經濟奇跡”。東德本來應該更有優勢，但因為官僚政治、依然存在的計劃命令機構，以及各種各樣的“新路線”政策等，東德的經濟基礎從來就沒有真正恢複。

　　一個經濟學家寫道：“在200年的德國工業史上，或許在整個世界工業史上，從來就沒有出現過類似從東德向西德的遷徙，因為這種技術遷移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

　　盡管如此，由於成功地從西德獲取了貸款，以及與東方集團國家和部分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相對有利的貿易條款，盡管存在原材料和能源方麵的問題以及天價的貿易赤字，東德依然維持成功的表象。隨著東德越來越接近其40周年國慶，對於許多不知情的人來說，和貪婪、壓力巨大的西方資本主義比較起來，東德代表了一種自信、進步、人人平等的國家體製。

　　這些人沒有看到，或許是不希望看到東德境內被汙染的城市和破舊的建築，他們沒有經曆過突然的、原因不明的、奇怪的物質短缺，沒有看到官僚機構的拖延和東德普通平民所遭受的種種限製。他們沒有將萬特利茲精英人物的生活與東德普通人的生活進行對比。

　　幾乎沒有人懷疑過東德正在接近末日。但東德的末日，如同白紙黑字，已經寫在柏林牆上了。

　　1987年9月，昂納克實現了五年來一直藏在心裏的願望——對西德進行國事訪問。

　　終於，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和昂納克感覺到他們可以和更強大、更繁榮的鄰國平起平坐了。

　　訪問的幕後工作並不輕鬆。難民組織對於邀請“暴君”和“蘇聯代理人”昂納克進行國事訪問表示出了極大的憤慨，許多在西德很有名望的右派人士也對此表示懷疑。有人企圖盡力避免讓西德總統去接待昂納克，還有人試圖阻止昂納克進入波恩，但最後西德還是作出了讓步。

　　昂納克受到了有尊嚴的、禮貌的，甚至是友好的接待。然而，通過各種微妙的方式，西德還是清楚地表明，昂納克並不是外國貴賓，東德也不是外國。官方對此行的描述是“工作訪問”，而非國事訪問。前總理維利·勃蘭特描述了接待昂納克的禮儀的奇怪改變：

　　我感到既有趣，又有點吃驚，因為我看到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國家委員會的主席在總理府前受到接待，而接待儀式的規格稍微有點降低：儀仗隊的排場有點小，指揮儀仗隊的並不是其指揮官，而是他的副手，儀仗隊隻演奏了聖歌，並沒有演奏國歌。

　　隻有7個摩托車警衛護送昂納克的豪華轎車前往波恩，沒有邀請外交使團出席這次國宴和招待儀式，以表明這不是一個“國際性”的事件。

　　關於重新統一的原則性問題，總理科爾並沒有直言不諱。在一個場合，該場合會在東德電視節目中播出，科爾提到德國人有權以“完全自決的方式完成德國的統一和實現德國的自由”。昂納克隻得反駁說，東德和西德之間的關係“由這個世界的現實情況決定”；昂納克顯示出了自己的勇氣，說：“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勢同水火，無法相融。”所有的電視觀眾都能看到，並且兩人會麵的照片也清晰地顯示出昂納克比高大的西德總理科爾要矮小，科爾身高接近6英尺4英寸，體重約280磅，遠遠超過昂納克。看到兩人站在一起，人們會不自覺地想起一個關於“大德國”和“小德國”的隱喻。

　　從某種程度上說，離開波恩那個暗藏危險和處處遭人嫉妒的統治集團時，昂納克一定鬆了一口氣。離開波恩後，昂納克開始訪問西德的各個省份。他在杜塞爾多夫受到了接待，這裏是魯爾工業區的首府，或許也是西德強大工業力量的基礎。他訪問了卡爾·馬克思的出生地特裏爾和伍珀塔爾的巴冕城。巴冕城是共產主義的另一位創始人弗裏德裏希·恩格斯的故鄉。19世紀最初的10年，恩格斯在巴冕城長大，其父是一個富有的紡織品製造商。昂納克甚至還在埃森豪華的克虜伯莊園內宴請了原居住於此的克虜伯家族。這個莊園是德國資本主義最成功和政治最腐敗時期的象征。

　　埃裏希·昂納克拜訪家鄉的行程雖然短暫，卻蘊含著強烈的感情，讓人瞥見了他人性的一麵。昂納克的家鄉位於薩爾州的威貝爾斯克慶，在德國西部，距離法國邊界很近。剛一到達家鄉，昂納克就去看望了他的姐姐。她仍然住在家族的房子中，經常去父母的墳前掃墓。昂納克父母的墳就坐落在當地的一個公墓中。當他聽到礦工合唱隊演唱著他青年時期的歌曲時，這位強勢領導人的眼睛濕潤了。他用帶有家鄉特色的方言和當地人愉快地聊天。當然，人群中有噓聲，有人高呼“殺人犯”，還有人舉起一些充滿敵意或嘲諷的標語，但大體上，薩爾州還是以其特有的剛毅和讚賞之心迎接他們失散多年的兒子。薩爾州的州長，社會民主黨左派政治家奧斯卡·拉方丹告訴昂納克：“這裏的人們還是感覺到一定程度的滿意，甚至是驕傲，因為一個在薩爾州出生的人現在正統治著普魯士人和撒克遜人”。

　　因為情緒太過激動，昂納克在最後的演講中偏離了準備好的演講稿。這是首次出現這樣的情況。他說，“現實的情況是兩個德國在兩個強大的集團之中”，意外就在此時出現了，他說，“邊界本不應該存在”；“總有一天”，他補充說，“情況會變成‘邊界不再分裂我們，而是團結我們’”。

　　記者瘋狂了。蘇聯人也瘋狂了。昂納克的講話正在東德進行現場直播。節目播出幾分鍾內，蘇聯駐東德大使就同政治局負責安全事務的埃貢·克倫茨通了電話。克倫茨52歲，被認定是昂納克的繼任者。蘇聯大使告訴克倫茨，莫斯科對昂納克的演講很不滿。其實，如果仔細查看昂納克的講話，可以看出他並沒有放棄什麽，但使用“統一”這個詞語，不論是在什麽情況下，對蘇聯來說，都是非常危險的。

　　昂納克抵達訪問的最後一站慕尼黑之前，已經恢複了鎮定。奇怪的是，德國最強大的共產主義者在德國保守主義之都受到了巴伐利亞州長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的宴請，施特勞斯曾在5年前幫助安排了對東德的重要貸款。作為巴伐利亞州長期自治傳統的一個標誌，樂隊在接待儀式上演奏了三國國歌。出席接待儀式的有西德人、東德人和巴伐利亞人。護送昂納克時，摩托車護送警衛是全員上陣的。

　　返回東柏林幾天後，埃裏希·昂納克政治局同僚提交了篇幅頗長的凱旋報告，共170頁。報告稱，昂納克的訪問“具有深遠的影響和重要的曆史意義”，是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獨立和主權的明證。西德被迫把“昂納克同誌作為另一個主權國家的元首對待……這表明，全世界都清楚地看到，兩個德意誌國家是獨立和平等的……”

　　與此同時，史塔西在東德內部進行了一次廣泛的民意調查，並特別提到昂納克對西德的訪問。據史塔西的報告，“進步的市民”認為，這次訪問證明了東德的主權地位；然而，青年人卻認為這“標誌著柏林牆和傳統的西德帝國主義負麵形象的退化”。

　　昂納克結束了輕鬆的西德之行。除了科爾提到整個德國的自主權和沿途一些小規模示威活動外，東德領導人可以而且也的確認為此行程是東德公關關係的一大成就。

　　當然，這不會改變什麽。東德仍然麵臨嚴重的財政困境，而且與莫斯科改革派領導人的關係也很冷談。一方麵，戈爾巴喬夫集團認為，東德太過斯大林主義化；另一方麵，昂納克及其支持者過於接近西德（和他們的慷慨貸款機構），這讓蘇聯覺得不舒服。如果說這次訪問有什麽後果的話，那麽此行隻是進一步惡化了東德與莫斯科的關係。在宣布訪問西德之前，昂納克並沒有征詢戈爾巴喬夫的意見，而這是蘇俄人永遠都無法忘記的蔑視。

　　就柏林牆和東西德之間增強的邊界而言，昂納克對西德的訪問也沒有改變什麽。雖然20世紀80年代早期，作為西德貸款交易的一部分，東西德邊界之間的自動開火設施已經移走，柏林市內臭名昭著的軍犬巡邏也已取消，但柏林牆仍然存在，而且和以往一樣致命。

　　1987年9月，昂納克還在訪問西德時，柏林牆的問題就提出來了。在與西德總理科爾的一次親密會晤中，西德領導人看似隨意地對東德“格殺勿論”的命令表示質疑。從東柏林前往西德前，昂納克為這種可能出現的問題準備好了答案。他的助手早就找到了應對的措辭，就是西德邊防警察在緊急情況下可以使用武器的規則。昂納克講出這些措辭，並說，這個命令“是為了我們的人民，就像你們使用武器也是為了人民一樣”。當然，在西德，“鳴槍警告”有明文規定。昂納克輕聲地向科爾保證：“我們並不想殺死任何人。但在保密的軍事區域，人們必須得遵守規則”。

　　不管怎樣，問題並不會自動消失。過去5年內（包括1982-1986年），共有六人死於柏林牆。最糟糕的情況發生在1986年，共有三人遇難，其中兩人試圖駕駛卡車撞擊邊界牆，從而進入西柏林。卡車剛停在無人區，一陣彈雨傾瀉在卡車上，車內的人立刻死於非命。這次殺戮無法掩蓋，因為邊界西側的許多人看到了全過程。但在這兩個人慘遭殺戮後，東德當局采取了這樣的方式，“抵賴”謀殺。

　　邁克爾·比特納是一個25歲的磚瓦匠，生於1961年8月31日。他的年齡隻比柏林牆的曆史短了幾天。

　　比特納已經幾次申請離開東德，均未成功。1986年11月24日，大約淩晨1點，比特納從格利尼克和諾德巴哈郊區靠近柏林牆，那裏與西柏林的法國占領區毗鄰。比特納攜帶了一架10英尺長的木梯。借助木梯，比特納成功翻越了第一道腹地牆。但他碰到了能發出警報的第二道牆，觸發了警報和自動探照燈，引起了兩名邊境警察的注意，當時他們正在約200米遠的地方巡邏。比特納奮力跑過“死亡地帶”，但邊境警察發現了他，並嗬斥他停下，比特納沒有停下。警察鳴槍示警，但比特納仍然往西柏林方向跑。事實上，比特納已經到達了與西德比鄰的邊界牆，並設法攀了上去。兩名警察持有的自動武器開始瘋狂射擊。比特納中彈，絕望地高呼：“讓我過去！”這是他的遺言。邁克爾·比特納被幾枚子彈擊中後，倒回東德的領土。半小時後，他死了，原因是心髒壁破裂。

　　為了掩蓋這次殺戮，東德政府當局居然假裝這個事情沒有發生。比特納死亡幾個小時後，史塔西就開始行動，掩蓋事情的真相。死亡證明和驗屍報告被毀。東德政府當局稱，比特納與西德逃亡組織（或“人販子”）有染，已被成功買到西德。讓人忍俊不禁的是，東德政府當局甚至簽發了逮捕比特納的逮捕令。在東德存在期間，逮捕令一直有效。東德政府當局告訴比特納的哥哥和母親，說比特納已逃往西柏林。多年來，他們一直都抱有一絲希望，希望東德政府當局說的是真話。1990年，東德政府的文件解密，他們才知道比特納的死亡真相以及政府當局隨後進行的掩飾行動。

　　三個月後發生了更糟糕的事情。1987年2月12日，24歲的魯茨·施密特和朋友彼得·舒爾茨試圖以一輛卡車撞擊柏林南部郊區的邊界牆，那裏靠近東柏林的舍納費爾德機場。那天霧很大。混亂中，他們幾乎撞上一輛正在邊境區域巡邏的卡車。他們把車開出道路，車輪陷入軟土地麵。兩個年輕人跑下車，開始徒步翻越邊界牆。邊境警察開槍射擊。施密特的心髒被子彈擊穿，立刻倒地身亡。不可思議的是，在彈雨中，舒爾茨繼續攀爬邊界牆，並成功進入西柏林的新克爾恩區。或許是大霧救了他的命，因為那天的能見度很低。

　　和比特納的情況一樣，東德政府當局立刻就掩蓋了這個事件的真相。施密特的妻子知道，施密特已經中槍而死，但她被史塔西強迫去證明東德政府當局編造的故事，即施密特死於一次不幸的交通事故。他們沒有把施密特的衣服交還給她，也不允許任何人查看施密特的遺體。史塔西直接操辦了施密特的葬禮，火化了他的遺體。鄰居對這個官方故事表示懷疑，於是，史塔西立刻強行將施密特的遺孀搬遷到東柏林的其他地方。在新的居住地，沒人知道她的悲慘遭遇。

　　此後將近兩年，沒人因柏林牆而死。其實在東德的大多數地方，東德人已經放棄了此類離開這個工農國家的危險方法。他們選擇申請出境簽證。

　　1984年，東德政府頒發了3萬張出境簽證；1985年，出境簽證的申請人數為2.7萬人；1986年，申請人數驟然上升到5.8萬人。1987年，魯茨·施密特死於柏林牆下，昂納克也訪問了西德；就在這一年，出境許可證的申請人數猛增加到11.2萬。東德的普通市民不像以前那樣害怕東德政府了，而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很複雜。他們想要離開東德，而且他們也準備表達出自己的願望。

　　1984年，史塔西記錄的“逐出”（Ausscbleusungen）人數不到40個，所謂“逐出”就是有組織地逃離東德。20世紀60年代，有組織地逃離東德的人數達到了上千人，而在20世紀70年代，有組織地逃離東德的人數隻有數百人，到了80年代，逃離東德的人數已經很少，幾乎沒有什麽政治或統計意義。東德人麵臨的壓力在增加，雖然是一種不同的壓力，而且不那麽引人注目，但對東德來說卻更加致命。

　　在西德，很少有左派或右派的政治家還在大談特談柏林牆，也很少有政治家憤怒地聲討柏林牆，或公開支持東德境內持不同政見的人。當然，例外總是存在的。麵對西德政治家的消極，西德聯邦議會中德國綠黨的代表，勇敢的佩特拉·凱利在前往東德出差的時候，開誠布公地說出了她的想法。“緩和”這一概念源於20世紀60年代，是一種緩慢而微妙的策略，目的是讓所有德國人進行公決；20世紀80年代，人們關注的隻是實現這一策略的方式，而對策略要達到的結果已經完全遺忘。

　　人們對柏林牆的態度日益寬鬆，而唯一對這種寬鬆態度發起挑戰的重要政治家就是羅納德·裏根。1978年，裏根在查理檢查站引起了史塔西的注意。盡管羅納德·裏根已經76歲，而且其第二屆總統任期也已經過半，但他並沒有失去其激烈、非外交渠道地反共努力。1987年6月，裏根來到西柏林，參加柏林750周年的慶祝活動。

　　裏根總統在勃蘭登堡門前高呼：“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如果你要尋求和平，如果你想為蘇聯和東歐尋求繁榮，如果你想尋求開放，請你來這裏，戈爾巴喬夫先生，請打開這道門。戈爾巴喬夫先生，請拆除這堵牆。”

　　三個月後，昂納克在西德受到了隆重的接待。沒有人會不禮貌地提出一些問題，如關於柏林牆，關於柏林牆帶來的死亡，關於東德境內依然遭受史塔西迫害的持不同政見者，關於東德人在填寫出境簽證申請前仍然麵臨的危險，盡管這些都是事實。1987年，一位傑出的社會民主黨人概括了大多數西德政治家的態度，他宣稱：“重新統一就是一個彌天大謊！”（Die Wiedervereinigung ist eine Lebensluge！）他就是格哈德·施羅德，繼赫爾穆特·科爾之後出任德國的總理。

　　看起來東德正在成為國際舞台上一個永久的、被認可的國家。1982年，社會民主黨成立了一個所謂的“基本價值觀聯合委員會”。它就像一個聊天俱樂部，在俱樂部熱情的招待中，東德的政黨官員和社會民主黨的政治家一起討論兩國都關心的問題。在全世界看來，德國統一社會黨就像一個民主黨派，正在政治市場上角逐自己的一席之地。

　　所有這一切都讓東德獲得了新的尊重，所以，東德領導人在1989年歡欣鼓舞、充滿自信也就不足為怪了。似乎沒有人準備挑戰他們的權威或合法性。

　　雖然昂納克及其支持者還在繼續推行其強硬的意識形態路線，但在東德的某些地方已經出現自由化的跡象。昂納克非常善於發表一些安撫性的陳詞濫調，以便讓西德的讚助人高興。1987年7月，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正式廢除死刑。正如昂納克在1987年9月告訴科爾，沒人希望看到在所謂的東西德邊境有人死亡，所以他繼續否認“格殺勿論”的命令。

　　1989年2月，就在前一個柏林牆的受害者去世兩年後，一位年輕的東柏林人決定去檢驗一下東德政府的新人道主義聲明是否屬實。

　　克裏斯·高佛瑞是一名酒吧男招待，20歲，5月他將被征去東德軍隊服役，但他不想去。克裏斯想去旅行，尤其想去美國。後來，他和朋友克裏斯汀·高迪恩從一個熟人那裏探聽到一個消息。這個熟人在圖林根州邊境警察部隊服役，他告訴他們，“格殺勿論”的命令已經秘密地取消了。這真是令人振奮的消息。

　　1989年2月5日，大約晚上11點，兩個年輕男子靠近與西柏林相鄰的邊境，邊境在那裏沿布裏茨區運河延伸。那是一個寒冷的夜晚，氣溫為零下3攝氏度（華氏27度）。兩人悄悄經過一個荒蕪的“周末聚集地”，小塊的菜園地，每塊園地上都有一棟小屋，柏林人喜歡在周末和夏季來這些小屋放鬆。這對朋友把花園鋤的錐形頭弄下來，並把它綁在一根結實的繩子上。他們計劃用這個簡易的抓鉤幫助他們通過第一道腹地牆。他們成功地過了這一關，沒有被發現。前麵5米遠的地方是一道低一點的圍牆，他們也成功地爬了過去，沒有遇到任何麻煩。也許他們聽到的消息是真的，柏林牆已經不會對人造成傷害了？然而，警報係統依然存在，而且他們不小心觸動了警報，探照燈瞬間就照亮了整片區域。

　　真相大大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警報聲讓附近瞭望塔中的邊境警察知道有邊界侵越者，他們鳴槍示警。為了跑出邊境警察的視線，兩個年輕人朝邊界平行的方向沿之字路線逃跑，克裏斯在前麵跑，瘋狂地尋找可以越過最後一道邊界牆的道路。越過邊界牆後就是運河。

　　片刻之間，他們就悲哀地意識到，“格殺勿論”命令並非一紙空文。兩名邊界警察徑直朝他們跑來，他們立刻被一陣彈雨覆蓋。高佛瑞共中了10槍，都在胸部，當場死亡。他同伴的腳被擊傷，跌倒在地。

　　克裏斯汀·高迪恩被逮捕，並被治愈，然後受到審判。東德政府當局再次企圖掩蓋克裏斯·高佛瑞的死因，但這次失敗了。在東柏林的《柏林日報》上，西柏林人看到了一個死亡訃告，訃告中把克裏斯·高佛瑞死亡的事件稱為“悲劇性的事故”。

　　克裏斯·高佛瑞的母親被禁止去看他的遺體。根據史塔西的慣常做法，克裏斯·高佛瑞的遺體被火化，而這違背了他家人的意願。西德《法蘭克福評論報》的一名記者溜過史塔西的警戒圈，參加了克裏斯·高佛瑞的葬禮，從而讓全世界知道了這場殺戮的真相。

　　柏林牆下的死亡首次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強烈抗議。當年4月，昂納克取消了“格殺勿論”的命令。但這對克裏斯·高佛瑞來說已經太晚了。

　　東德從未承認過該命令的存在，所以昂納克的決定仍然是一個國家機密。國際社會的抗議讓東德政權很不安，在克裏斯·高佛瑞死亡的官方報告中，並沒有提到射擊或克裏斯·高佛瑞遭受的致命槍傷。報告以委婉的官方語言簡單地宣稱，“邊防警衛進行邊境活動，逮捕了兩個侵越邊境的人”。1989年，在邊界開槍殺人已經變得讓人無法忍受，而且萬特利茨被寵壞的老人也明白這一點。

　　盡管如此，柏林牆還是自豪而醜陋地存在著。其堅固的障礙物，屏障上的尖刺、帶刺鐵絲網、警報器以及瞭望塔，看起來固若金湯，似乎會永遠存留下去。柏林牆的命運不會由柏林人決定；事實上，決定柏林牆命運的人遠在幾百英裏之外。這些重要人物認定，需要通過槍炮和帶刺鐵絲網來增強的共產主義並不值得存在。

　　馬其諾防線是曆史上另一道偉大的防禦牆，沿德國邊境從法國東北部的隆維向南延伸到巴塞爾附近的瑞士邊界。該防線是一名法國精英人士發明的。因為1914到1918年的戰爭毀掉了他們的家園，他決定要防止此類可怕戰爭衝突的重演。有了這條防線，德國的入侵就不再可能，至少他們這樣認為。

　　修建馬其諾防線的想法來自法國的最高指揮官——陸軍元帥霞飛。這個想法得到了傳奇元帥貝當的支持，而貝當負責凡爾登的防禦。凡爾登是西部戰線上最好的堡壘，第一次世界大戰似乎表明，法國可以通過一係列類似的堡壘鏈條來保護自己。這個想法的具體實施是由安德烈·馬其諾來完成的。20世紀20年代後期，安德烈·馬其諾擔任法國的國防部長，並在1930年到1936年修建了馬其諾防線，花費30億法郎（大約相當於1933年的1.2億美元，依照當前匯率計算，大概相當於20億美元）。

　　馬其諾防線的混凝土牆厚度超過以往任何堡壘的厚度。大炮設置在鋼板製成的巨大轉盤上。馬其諾防線建有娛樂區、生活區，而且很多生活區都有空調，還有數量巨大的地下倉庫。地下通道連接馬奇諾防線的各個據點，所以部隊可以迅速移動到防線上受到威脅的地點。隧道總長度超過150公裏，有39個軍事單位，70個掩體，500個炮兵和步兵團，以及500個大炮掩體、庇護所和瞭望塔。

　　堅固的防線麵臨一個問題。一位富有進取心的坦克軍團上校夏爾·戴高樂在20世紀30年代初指出，未來戰爭不可能是靜態的，移動裝甲部隊和空中力量將變得越來越具有決定性。此外，作為法國的盟國，曾經與法國共同組成同盟防禦體係的比利時於1936年宣布中立。這使法國北部側翼陷入了尷尬的不設防境地。法國匆忙沿著比利時邊界修建了一些新的斷斷續續的要塞，繼續宣稱馬其諾防線固若金湯。馬其諾防線讓許多人，尤其是法國人，印象頗深。

　　1940年5月和6月，德國軍隊展開攻勢。德國的進攻部隊為3個集團軍，陣型像一把巨大的“鐮刀”。第一軍團在萊茵河邊境按兵不動，吸引了大量的法軍部隊，而那裏是馬其諾防線最堅固的地方。第二集團軍往北侵入中立國荷蘭和比利時。第三軍團才是“百搭牌”，主要由機動裝甲部隊和機械化部隊組成，偷偷地溜過阿登森林，進入了比利時東部和盧森堡。

　　法國對阿登地區的防守掉以輕心，因為大多數法國人認為密集的林地很難被穿越。為了證明他們的錯誤，德國裝甲先鋒部隊在幾天內就挺進到法國的東北部，從後方切斷了馬其諾防線。法國在一個月內陷落，而投入如此之多的財力和信任的馬其諾防線卻未開一槍一炮。

　　1940年，德國人通過迂回的方式解決了馬其諾防線的問題。被中國長城拒之於外的“野蠻人”也經常采用這種迂回的戰略繞過長城。1989年，被柏林牆囚禁的東德人也隻好采取迂回的戰略。

　　1月18日，埃裏希·昂納克期待著他77歲的生日和東德的40周年國慶。昂納克自信地吹噓，“隻要其存在的原因沒有發生改變，”柏林牆“仍將存在50或100年”。盡管三天前東德在“赫爾辛基進程”中簽署了另外一份條約，該條約明確指出，任何個人都擁有“不受限製地離開……和返回自己祖國的權利”。之後，昂納克輕鬆地向蘇聯大使解釋說：“我們發出指令簽署條約，但我們不會執行它”。

　　為了創造百年柏林牆，東德也製定了自己的計劃。當然，柏林牆會成為“高科技”的柏林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先進、更堅不可摧。電子傳感器和攝像機使得邊境警察能夠在逃跑者抵達真正的防禦工事前就偵測到並挫敗他們的企圖，這種方式可以減少不幸的死亡，因為這樣的事件大大地損壞了東德政府的形象。

　　在一份充滿東德行話的經典著作中，一名邊界武裝力量的指揮官說：“在維持高安全性的同時，要優先使用物理的行動機製和此類技術方法，這將削弱敵人尋找借口誹謗東德的能力”。

　　然而，不管高技術含量或低技術含量，已經有跡象表明，柏林牆正在成為多餘的東西。1989年1月的第一周，20名未能成功申請出境簽證的東德人向在東柏林的西德常駐代表處尋求庇護。他們獲準於1月11日不受懲罰的離開，並且得到承諾，6個月內他們的努力將會產生“好的結果”。1月底，其中的一些人已抵達西德的吉森難民營。

　　然而，真正的戲劇並沒有在東德上演，或者說還沒有上演。1989年1月，經過多年顛沛流離，波蘭非共產主義工會運動組織——團結工會，與蘇聯支持的華沙政府進行談判，談判的主題是分享權力。談判期間，蘇聯終於承認戰爭期間在卡廷森林屠殺了波蘭軍官，並為此承擔責任；而在此前，他們總是將波蘭軍官遭受的屠殺歸咎於德國。蘇聯承認這個事實帶來了非常嚴重的後果。

　　50年前，即1939年，波羅的海各個國家遭受希特勒和斯大林瓜分。如今，在波蘭問題談判期間，數百萬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和愛沙尼亞人攜手抗議那個臭名昭著的協議。正是那份協議剝奪了他們的獨立，導致他們父輩遭受殺戮、壓迫和驅逐。

　　隨之而來的解放運動將會決定柏林牆的最終命運。1989年5月2日，在一些具有改革意識的共產主義者的領導下，匈牙利政府開始拆除與奧地利之間的邊界障礙；而在此前，兩個國家之間的邊境障礙都一直在加固。拆除邊界障礙讓全世界都感到震驚。當美國總統喬治H。W。布什訪問西德時，有人拿出從已經拆除的匈牙利邊界屏障中拆下的一片鐵絲網。布什宣稱，“讓柏林緊隨其後吧。”

　　匈牙利人行動的結果產生了轟動效應，但其重要意義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最終塵埃落定。7月1日，2.5萬多名東德人本來是去匈牙利“度假”，結果卻出現在奧地利。埃裏希·昂納克的國民找到了一條迂回的線路繞過柏林牆。

　　與此同時，在東德，持不同政見者和反對派也在重拾信心。匈牙利邊界非軍事化兩周後，東德舉行了地方選舉。

　　和往常一樣，公布的選舉結果是，政府的候選人得到了幾乎99%的選票。但這一次統計選票時，教會觀察員艾培曼牧師等也在場。他們提出了抗議，政府公布的“否決”票的票數隻有教會觀察員在場時實際統計的1/3.教會公開宣稱，“否決”票至少占到了所有選票的7%，而這就是在含蓄地指責政府舞弊。教會的行為違背了教會與政府之間的“協定”，而這份協定在過去10年維持了教會和東德政府的和平。

　　抗議此次選舉結果的小型示威活動開始出現。一些人被捕，這些示威活動並沒有造成很大的影響。當時，萊比錫已成為最大的反對派據點。在那裏，星期一的晚上總會舉行一些特別祈禱者會議，在1989年5月末的那一周，周一晚上舉行的特別祈禱者會議吸引了2000多人參加。

　　麵對國民的抗議，東德政府很少或沒有作出讓步。雖然批準了更多的出境簽證，但法律並沒有改變。對於那些申請出境簽證遭到拒絕的人，東德政府允許他們使用申訴程序，但離開東德仍是一種特權，而不是一種權利。

　　外部壓力越來越大。自從1945年以來，鄰國波蘭首次舉行了半自由的選舉，這與東德5月進行的選舉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波蘭的選舉中，非共產主義團結工會在眾議院（Sjem）中贏得的席位足以與任何黨派競爭。在參議院的100個席位中，團結工會贏得了99個席位，足以傲視群雄。

　　隨著夏天的到來，成千上萬人仍在查理檢查站或弗裏德裏希大街“淚宮”的地下牲口棚內排著隊，麵對史塔西訓練有素的邊境官員不懷好意的凝視。真正的行動並沒有爆發在柏林。在東柏林，安全魔毯覆蓋了一切，到處都在準備盛大的慶祝活動，準備在10月慶祝東德成立40周年的慶典。

　　東德軟弱的跡象完全遮掩在表麵風光的背後，並在日後被那些先知先覺者一語道破。東柏林和莫斯科之間的緊張關係已經非常明顯。6月，戈爾巴喬夫訪問西德，飽受冷戰焦慮和核對抗威脅的國家給了他隆重的接待。對於西德總理科爾批判性地評論柏林牆和東德持續缺少的自由，戈爾巴喬夫並沒有反駁。

　　東柏林敏銳而且正確地捕捉到了戈爾巴喬夫沉默的意義。戈爾巴喬夫的沉默意味著蘇聯策略的改變，以傳統的共產主義術語來說，這是一種背叛。無論他們對東德的私人感情怎樣，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都會覺得有義務回擊對衛星國家東德的刻薄評價。然而，戈爾巴喬夫卻保持了沉默。

　　七月中旬，戈爾巴喬夫做得更過火了，他公開否決了所謂的勃列日涅夫主義。這一原則是在1968年粉碎“布拉格春天”後形成的。根據該原則，隻要華約組織內的國家企圖改變其政治或社會製度，蘇聯就有權進行幹預。在斯特拉斯堡舉行的歐洲委員會上，戈爾巴喬夫在致詞中宣稱，現在，所有歐洲國家都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的社會和政治製度，並拒絕在東西方之間或者在“聯盟內部”使用武力。戈爾巴喬夫的一名助手把他的話戲稱為“西納特拉學說”，並順帶消遣了貓王的歌曲《我的方式》。他的意思是說，各個國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來做事情了。

　　這是一個狂熱的夏天。無視自然規律，隨著秋季的臨近，氣溫反而更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