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牆

第十六章 超現實的籠子

　　烏布利希離開人世時，西柏林也發生了變化。

　　1959年，即柏林牆建造兩年前，約阿希姆·特倫克納逃離東德。為了留在西柏林，約阿希姆向難民營管理體係撒了謊，但他在難民營裏待的時間很短暫。8月13日後的幾個月內，有人告訴他，美國會為想去美國留學的西柏林年輕人提供獎學金。這些大方的獎學金是文化交流項目的一部分。這個文化交流項目是由美國總統的弟弟羅伯特·肯尼迪熱心促成的，並被視為幫助德國對抗共產主義的一個辦法。

　　約阿希姆申請並獲得了獎學金。1962年，他來到美國德堡學院學習。德堡學院是美國中西部一所規模不大的大學。在德堡學院，約阿希姆遇到了一個美國女孩，後來他們結了婚，並一起搬往紐約。在紐約的《新聞周刊》雜誌工作多年後，約阿希姆開始了作家和交叉媒體記者的職業生涯，事實證明他的職業生涯漫長而成功。婚姻失敗後，約阿希姆決定回到柏林。

　　1968年，約阿希姆（現在通常簡寫為喬）乘坐的飛機降落在泰格爾機場。約阿希姆再次回到西柏林，那年他30歲。自1961年以來，金錢不斷地湧入這個城市，新的建築項目鱗次櫛比。布達佩斯大街上非常現代的歐洲中心大廈讓他想起了“小曼哈頓”；重要的是，西柏林人的心理也發生了變化：

　　和以前相比，西柏林人似乎不再恐懼，也沒那麽緊張了，城市也變得更加國際化。西柏林新開了很多意大利餐館、中餐館或土耳其餐館。美國人、英國人和法國人負責了西柏林的安全，而西柏林人也習慣了柏林牆的存在。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出現了一些新的趨勢。西柏林經常會有示威活動，抗議保護國美國，因為當時美國正在遙遠的越南推行血腥的戰爭。

　　已故匈牙利作曲家捷爾吉·利蓋蒂非常了解西柏林，他把這個半城稱為“超現實的籠子”，意指一個奇怪的監獄。有悖常理的是，那些被監禁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

　　事實上，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更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西柏林已經和赫魯曉夫1958年想象的那個“自由城市”非常相似了。

　　誠然，西柏林的200多萬人口能夠保留下來完全是因為其富裕“老大哥”——德意誌聯邦共和國的巨額資助。但西柏林與西德並不完全一致。西柏林有不同的法律，還有獨特奇怪的社會和政治傾向。因為與聯邦德國腹地在經濟和人口上的聯係被切斷，還與以前的一半城區（和以前1/3的人口）切斷了聯係，西柏林的的確確是共產主義汪洋中的一個小島。

　　大多數西柏林人仍然親西方盟國，尤其親美。聖誕節來臨之際，美國第40裝甲縱隊的坦克繞著施特格利茨——策倫多夫區巡遊，炮塔上立著的是盛裝的聖誕老人，聖誕老人還攜帶著送給當地孩子們的禮物。西柏林人群跟隨著美國坦克歡呼。在西柏林人看來，美國保證了他們的自由，否則他們就會和東柏林的親友一樣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盡管還是親美的，但西柏林人不再對美國完全言聽計從。20世紀60年代，東、西柏林的平衡開始發生變化。柏林牆修建後最初的日子裏，西柏林擔心金融和人力資本的流失。準備留下來或者願意來到西柏林的家庭和個人，西柏林市政府會支付所謂的“戰栗之錢”（Zittergeld）。在西柏林，製造工業，包括電氣設備、機床和服裝企業，都承受著不安全和運費高昂的痛苦。過境線路成為製造工業進出西柏林的唯一途徑。而且，西柏林不能生產武器裝備或者軍用設備。處於工作年齡的人口流向西德，隨同這些人口流向西德的還有西柏林絕大部分的製造業。

　　20世紀70年代，幾乎1/4的西柏林人年齡超過65歲，這個比例是西德的兩倍。相比之下，15歲以下的兒童的百分比是15%（在西德境內，約為23%）。為了穩定西柏林，西德政府給西柏林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極其慷慨的補貼；西柏林的企業可以繳納更低的營業稅；而且，西德政府還強製搬遷了一部分工業企業和政府部門的行政辦公室到西柏林。這些措施都有力地維持了西柏林的穩定，讓西柏林得以存在下去。

　　不管怎樣，西柏林的人口還是在慢慢減少。20世紀60年代初，西柏林的人口出生率是世界上最低的。每年，來到西柏林的人比離開的要少幾千人，而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60年代，新來西柏林的人不是傳統意義上尋找工作的移民，也不是雄心勃勃的年輕專業技術人員。西柏林不是一個能得到晉升的好地方。要想得到晉升，需要去其他正在蓬勃發展的中心城市，比如法蘭克福（金融中心）、漢堡（媒體中心）、杜塞爾多夫（廣告和保險的中心），或者巴伐利亞，那裏新興的電子產業正在迅猛發展。

　　在此期間，大批來到西柏林的人，高調的希望讓別人注意到他們的存在，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群體，或許他們並不是主流。他們來到西柏林隻為尋求一種新的生活方式。西柏林的租金更便宜，擁有晝夜不停的夜生活，最後一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來到西柏林的年輕人可以避免被征召加入西德的武裝部隊，即聯邦德國國防軍（Bundeswebr）。根據盟國占領法，西柏林身份證可以讓年輕人免於西德軍隊的征召令。

　　1961年，學生非常支持逃亡團隊，因為他們認為共產主義是一種邪惡的信仰。然而，20世紀60年代末，學生團體突然轉向成為激進的左派。他們不再欣賞西德“經濟奇跡”帶來的舒適，也不欣賞西德保守的價值觀。因為越南戰爭，美國也不再是自由的象征。相反，與“帝國主義”美國對比，在反資本主義的新反叛者看來，盡管東德在很多方麵都故步自封，並且外部形式依然是斯大林式的，但東德並沒有那麽糟糕。西德激進的旅行者可以自由來去東德，東德沒有泛濫的商業廣告，這是他們所喜歡的。此外，東德有廉價的食品。在弗裏德裏希大街火車站旁的書店內，任何人都可以買到內容詳實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在東德，你甚至可以用一杯（劣質）咖啡的價格買到一套馬克思著作的精裝《霧月十八》。這樣一個國家有什麽不好呢？

　　這個另類群體一邊享受著西柏林快樂輕鬆的生活，一邊嘲笑西柏林的現存人口，嘲笑它的消費主義，明顯的社會保守主義，及其對北約部隊持續的感激。北約的武裝力量一直盤桓在這個被圍困的半城（西柏林）和周圍的“工農國家”（東德）之間。

　　進入20世紀70年代後，激進分子沒有繼續抗議柏林牆的存在，而是聚集在西柏林，用大量的業餘時間來抗議美國的帝國主義，以及阿登納和保守主義者創立的所謂戰後西德原法西斯主義。誠然，許多溫和的觀察家也因為聯邦德國未能與其過去劃清界限而感到失望。西德保留了很多早期僵化的等級結構和專製態度。康拉德·阿登納可能討厭並且鄙視納粹，但在1914年前，他一直是普魯士政府的高級職員，而且在德國最後一位皇帝統治時期，他還擔任過科隆的市長；他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信奉教皇的絕對權威。

　　1945年後，阿登納及其支持者建立的西德實行的是議會民主製，實行法治，但這絕不是激進主義和自由思想的樂園。一直以來，柏林都比德國其他地方更寬容；甚至1945年後，強烈反對共產主義成為西柏林的主流時，這種寬容依然存在。

　　同性戀在柏林至少活躍了一個世紀，並在20世紀20年代得到了幾乎完全的寬容。《第175條例》禁止同性戀，但隻是對同性戀產生了一些影響，沒有完全改變同性戀的現狀。1929年，魏瑪共和國最後一屆左翼和自由主義者聯合政府事實上通過了廢除《第175條例》的決議。幾個月後，右翼掌握政權，擱置了廢除《第175條例》的事宜。三年後，希特勒掌權。關於同性戀，納粹增加了一條法令《第175條例a》。該法令擴大了罪責範圍，甚至連同性雙方的身體接觸也是犯罪行為；而且，同性戀關係的“罪惡”一旦被發現，根據該法令，同性戀男性就有可能被實施宮刑。因為該法令，很多男同性戀者被逮捕和監禁，更有成千上萬的男同性戀者死在納粹集中營。

　　1945年後，西德保留了納粹極端的《第175條例a》；而東德采用的反倒是以前不那麽極端的《第175條例》。盡管東德在舉辦“世界青年節”之類節日時公開表示要壓製男同性戀的性行為，但是東德采用的同性戀法令還是讓剛剛經曆過“二戰”的人覺得東德更寬容。西柏林擺脫了古板的宗教保守主義；在很多方麵，特別是在性事上，西柏林就像是一個島國。於是，很多男同性戀者和女同性戀者湧向西柏林，而這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這個城市。同性戀者希望能在西柏林過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他們的確如願以償。20世紀60年代末，在東德和西德，人們不會因為同性戀觸犯法律；而且直到21世紀，柏林都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同性戀文化中心。

　　關於德國的社會和政治態勢，戰後的德國出現過一些“消滅納粹”的活動。在西德，盡管許多人曾經在希特勒統治時期做過卑鄙的事情甚至從事過殘酷的職業，但他們很快就成為西德工業、法律、國家機器和軍隊的精英。戰後初期，盟國曾急切地想要讓德國去納粹化，但他們很快就意識到，如果徹底清除德國的納粹，那就意味著要清洗掉大量的德國人（絕大多數是男人）。不能忽視的是，這些曾經的納粹知道如何管理這個國家。後來，冷戰成為國際社會的焦點。相對於讓西德保持政治上的純粹來說，西德運作加入西方陣營更為重要。所以，盟國對特定年齡和有用人士履曆的調查並沒有按照預定程序進行，或者說沒有投入預定的力量去進行調查。

　　東德宣傳機器常常抓住西德這一點不放，盡管這種宣傳表麵上具有一定的正義性。其實，東德也有啟用納粹人員的情況。在東德的圖林根州，80%的醫生1945年前都是納粹黨的成員，然而東德並未全部解雇他們。例外不僅存在，而且很多。在行政和經濟的一些關鍵領域，納粹成員依然在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東西兩個德國都不可能真正地從一張純粹的白紙上重新開始。

　　在東德，隻有一個領域完全清除了納粹，那就是司法部門。20世紀50年代，中上階層的法官已經全是有“階級意識”的法學家；這些法學家都是無產階級出身，可以絕對服從東德政府的命令。納粹時期有一個慣例，在審判前就決定政治犯的刑罰，而這種慣例在東德依然適用。克勞斯·舒爾茨·雷德伽斯特說，如果你仔細觀察審訊你的史塔西審訊員所做的記錄，你會看到他在根據你的回答寫下關於判決的建議。知道這一點後，克勞斯巧妙地處理了一次最重要的審訊，所以他的判決才會減刑一半，變成四年的監禁。

　　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西柏林極端左派的純粹主義者對於西柏林出現的好特征沒有任何興趣。對西柏林作出巨大犧牲才得以維持的價值觀，極端分子表示輕蔑。這讓西柏林政府當局非常生氣。極端分子挑釁政府當局，而當政府當局以猛烈抨擊作為回應時，極端分子就宣稱西德的政府體製和納粹一樣糟糕。

　　1967年6月，伊朗統治者訪問西德，也訪問了西柏林。在激進的左派看來，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就是美國的走狗，於是他的來訪就成為大遊行最好的借口。後來，大遊行演變為暴力示威。在與警察的對抗中，一名示威學生班諾歐·諾所格被警察開槍打死。暴力示威進一步演變成騷亂，騷亂持續了幾天。此後，許多左派人士相信，在西德，他們麵對的是希特勒的繼承人，因此任何挫敗當權派的做法都是合理的。

　　騷亂中，美國的象征，如動物園火車站附近的美國文化中心，即所謂的美國之家（Amerika-Haus），成為直接攻擊的目標。事實上，從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美國之家一直都是極端分子圍攻的目標。

　　有時候，西柏林似乎處於無政府暴力狀態的邊緣，搖搖欲墜。10年前，魯迪·杜契克拒絕加入東德軍隊，而此時他已經成為自由大學的一名博士生，同時也是激進學生領袖中最突出的一個。他是一個嚴謹、聰明，很有才華的演說家，他能夠激起德國同胞的恐懼與尊重、熱愛與憎恨。施普林格報社認為他就是政治惡魔的化身，稱其為“紅色魯迪”。

　　1968年4月11日，杜契克正騎著自行車在西柏林閑逛，突然遇到了24歲的約瑟夫·巴赫曼。和杜契克一樣，巴赫曼也是逃亡到西柏林的東德難民，但與杜契克不同的是，巴赫曼是一個沒有受到多少教育的流民。巴赫曼讓杜契克停下來，拔出手槍，朝杜契克的頭部開了一槍。本來杜契克必死無疑，但經過幾個小時危險的手術後，他得救了。

　　當然，杜契克被槍擊引發了更長時間的騷亂。騷亂中，暴徒開始攻擊政府機關的象征物，而一名參加騷亂的暴徒甚至試圖燒毀位於柏林牆右側的施普林格的總部。暴徒指責施普林格報社，特別是其發行的小報《圖片報》，煽動反對激進學生領袖的情緒。《圖片報》上曾寫著“幹預”左翼“罪魁禍首”的文字。後來，人們才知道，巴赫曼不僅受到了擁有數百萬讀者的《圖片報》的強烈影響，還受到了納粹妄想和極端右派出版物的影響。1970年，巴赫曼在監獄中自殺。

　　杜契克保住了他的命。經過幾個月的身體調養後，他恢複了說話和思考的能力。盡管他仍然積極地參與學生活動，但再也沒能成為激進左派的領導。在不長的餘生裏，他時常受到劇烈頭痛和癲癇病的困擾。後來，杜契克在丹麥的奧爾胡斯市的一所大學任教。1979年秋，杜契克從奧爾胡斯市前往柏林，參加德國綠黨成立的討論會。就在那年年底，他死了。人們認為，杜契克是在洗澡時突然發病，被淹死的。

　　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西柏林是一個適宜居住的好地方。西柏林有一種親密而刺激的風情，非常輕鬆，雖有一點點危險。對於這樣的風情，你要麽喜歡，要麽討厭；如果你喜歡，那麽你就會愛上它。隻要你知道該走哪條路，那麽你就能避免麵對一個令人沮喪的事實——柏林牆。西柏林到處都有快樂的派對和鮮活的文化場景，有許多有趣的人。在西柏林，很少有事情是受到禁止的，甚至可以說一切都能得到寬容。

　　如果你能夠容忍其絢麗和有時有點過於暴力的缺陷，西柏林的生活方式可以被視為一種喧鬧、永恒的街頭鬧劇。在西柏林，很快就會出現一些無政府主義激進分子，包括一些學生領袖，如弗裏茨·托伊費爾和迪特爾·孔策爾曼，以及德國著名作家漢斯·馬格努斯·恩岑斯伯格的弟弟、早熟的烏利希·恩岑斯貝格，他們成立了所謂的一號公社（Kommune I）。在一號公社內，性的政治化和政治化的性是家常便飯，而大多數人心目的政治反倒退居幕後。

　　正如烏利希·恩岑斯貝格所說：

　　我們希望從自己開始革命。我們要革自己的命、革資產階級個人的命；我們並不希望成為共產主義者，我們也不願意坐在靠手椅裏愚蠢地與專業人士、與我們的妻子、孫子、室內拖鞋、行屍走肉、手插在褲袋中的戰略家、筋疲力盡的政黨幹部等討論馬克思主義；我們也不希望成為形容枯槁的組織人員或政黨負責人，把所有的時間都浪費在無休無止的工資談判和討論小組上。生命是由周期組成的——包括生物周期和曆史周期。這個事實至少帶給我一種白熱化的狀態。剛剛擺脫了單調的工作！但應該怎麽做呢？我們座右銘的更深含義就是：“越南對我來說意味著什麽？讓我的高潮有問題。”我們想要偉大而曼妙的狂喜，我們可不希望為抽象的東西、為一個幽靈、為文學或者世界革命而犧牲自我。更誠實點！我們不想隱瞞任何東西。我們的父輩已經隱藏太多了……

　　越南是否讓他遭受了高潮的問題在恩岑斯貝格先生的記錄中沒有顯示出來，而且初步的探尋發現其他人也沒有記錄這個事情。剛到西柏林的東歐人會因為西柏林的左派場景而目瞪口呆。在他們看來，這真是一朵富於異國情調的政治和社會的溫室之花。真正讓他們感到震驚的是，這種極端左派的思想居然會如此廣泛和教條地表達出來。盡管在現實世界中，柏林牆就是馬列寧主義展示形式，而且就在西柏林背叛者的家門口展示出來，痛苦而殘酷。

　　1968年，捷克電影導演米洛斯·福爾曼來到西柏林，在“布拉格之春”改革的高潮時期（這次改革不久就會被蘇聯的坦克挫敗），他開玩笑說：“當我們努力要降下紅旗時，他們卻努力要把它升起來！”

　　西柏林極端主義者還在測試要保持自由的一些特別形式需要接受多少懲罰。東德政權自身也出現了一些問題，然而，這並沒有阻止東德政府當局進一步加強其權力。

　　總的說來，在西柏林，對另類的生活方式還是比較寬容的。在東德，在60年代和80年代，政府對“流氓”或“顛覆”分子施加的壓力是很大的。東德政府認為嬉皮士已經夠糟了，然而，20世紀70年代末，朋克文化傳播到東德，直接導致了東德國家與其青年之間最嚴重的對抗。

　　朋克文化不僅涉及到開叉的服裝、大量的飾物和金屬鏈子、過量飲酒、吸毒（幸好當時在東柏林幾乎不可能弄到毒品），以及炫耀自我傷害的痕跡，而且，朋克文化中還有一些東德政府當局無法忍受的東西。朋克運動的關鍵術語是“沒有未來”。在東德，過去讓人覺得不舒服，現在又存在嚴重的問題，唯有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未來才是一切。朋克沉迷於悲觀主義，因而被認為極端反社會。

　　東德有一條官方政策，咖啡館和酒吧拒絕向朋克團體提供服務，社交活動拒絕朋克團體加入，有時甚至不準他們上火車和公共汽車。這些年輕人每天大量時間都在尋找地方，尋找可以讓他們坐下來喝一杯酒的地方。東德人民警察經常檢查他們的身份證，甚至在他們進入公園時也要檢查。在東德郊區，情況更糟，大多數朋克青年和父母住在一起，而父母不理解他們，或者對他們的行為有敵意。然而，朋克青年進入市中心後，還可能冒著更大的風險。在亞曆山大廣場，東德朋克可以與西柏林朋克見麵，通常是在電視塔旁邊的自助餐廳裏見麵。與西柏林朋克見麵是東德朋克最喜歡的事情。他們一直都熱切的渴望和西柏林朋克聊天，如果被誤以為是西柏林朋克，會讓他們感到特別榮幸。其實，東德朋克身上的衣服通常是自己製作的。

　　朋克團體被史塔西滲透了，很多朋克青年被逮捕被審訊。很多朋克青年被監禁，盡管通常是短期監禁，隻有幾個星期或幾個月。抓捕他們的罪名是流氓罪、顛覆或反社會活動罪，如果他們與西柏林朋克走得太近，那麽他們就可能背上“危害國家聯係”甚至“間諜”的罪名。東德政府當局總有各種各樣的抓捕理由，也有可以隨意處理朋克青年的法律條款。事實上，許多東德朋克青年的父母是忠誠於黨的官員，但也不一定能保護他們的孩子。有時，他們的父母甚至願意把他們“交出來”，或許是出於真正的憤怒，或許是擔心危及自己的政治生涯。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任性的東德青年被送到所謂的青年工業學校（Jugendwerkbofe）內接受最嚴厲，而且非常野蠻軍事化“再教育”。這些學校隸屬人民教育部（Ministerium fur Volksbildung）。人民教育部的部長就是埃裏希·昂納克威嚴的妻子——瑪戈特。

　　羈絆在這種學校中的年輕人，並不一定犯有嚴重的罪行。事實上，如果從常規意義上說，他們可能根本就沒有罪行。關押在這些學校中的青少年通常隻有14到18歲，可能犯有一些輕微的罪行，如盜竊或打架鬥毆，但他們進這些學校並不會經過審判；還有一些青年可能是因為逃學或（當局認為）反社會行為，如蓄長發、穿奇裝異服，或者與不良分子一起玩耍。父母的政見與政府當局不一致，或多次請求永久離開德意誌民主共和國，他們的孩子也可能會被送進此類學校。

　　進入此類學校後，這些小青年會立刻被剃光頭，然後就是幾天的單獨禁閉。精確製定的嚴厲規則，涵蓋了每一天每個小時的行為細節，而這些規則都是在斯大林時期由蘇俄製定出來的。目的是把製造麻煩的年輕人變成社會集體中的順民。在這些青年學校中，最出名的就是位於托爾高（那裏還有一個成人監獄）青年學校。該校的主任說：“一般說來，我們需要三天時間來讓年輕人遵守我們的要求”。隔離牢房、毆打（教師可以進行“自衛”，而且他們樂意這麽做）和集體懲罰是我們的慣例。

　　20世紀80年代初，東德朋克在新教教堂找到了避難所，那裏的牧師通常會給他們提供社交場所，而且他們還可以在那裏練習和演奏朋克音樂，有時這還是教堂服務“現代化”的一部分。20世紀80年代，隨著人們不滿情緒的日益增加，光頭黨開始出現，朋克的人數也隨之增加。光頭黨的出現代表了種族主義和新納粹懷舊主義的苗頭。麵對這種趨勢，盡管東德政府當局有強大的權力，而且非常冷酷，卻依然束手無策。

　　對於東德及其統治者而言，70年代中期是一個奇怪而且緊張的時期。盡管國際局勢已經明顯緩和，但在柏林，柏林牆還在維修、擴展，以便繼續保持柏林的局勢。

　　西方遊客稱為“柏林牆”，而東德人認為，它隻是“邊界標記”。大多數東德普通百姓甚至從來就沒有看見過它。對他們來說，這個邊界障礙存在於東西柏林邊界靠近東柏林以內的60到90碼，由水泥板構成，是所謂的腹地牆。這道邊界障礙緊靠著普通的東柏林街道或空地，上麵貼滿了嚴厲警告標示。攀爬這道屏障的人是在違反法律，是正式的罪犯，可能遭受槍擊。

　　如果有人爬過腹地牆，而且沒有被發現；那麽到達腹地牆的另一側後，他會看到“邊界警報圍牆”，由帶刺鐵絲網和水泥柱構成，同時頂部還有傾斜的鐵蒺藜，防止人們攀爬。而且，圍牆最底下兩英尺的範圍內均被加固，防止有人從下麵鑽過去。最重要的是，上麵通了電，一旦觸碰，就會發出警報聲，而且通常還有泛光燈照明。如果之前邊防警察並沒有接到有人要逃跑的警告，那麽警報聲和泛光燈會讓他們知道有人正在逃跑。

　　對於逃跑者而言，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他還需要麵對有特別殺傷力的設施，或是尖利金屬製成的坦克陷阱一樣的障礙物，稱為“龍牙”（Hockersperren），或者是更凶險的布局，鋼製鋸馬（Flachensperren），由鋪設在地麵上的鋼筋、金屬尖釘或金屬尖齒構成。從邊界標示圍牆下來的人通常會措手不及，腳或腿會被這些設施劃破。如果逃跑者僥幸通過了這道障礙，他們還可能會被駐守在瞭望塔內的人發現，在東西柏林邊界上，每隔100米的距離就有一個瞭望塔。駐守在瞭望塔內的邊界警察奉有開槍的命令。隨後，逃亡者會來到一條泛光照明的通道，通道環繞著整個東西柏林的邊界。過了這條通道後，就是所謂的控製地帶（Kontrolstreife），更準確地說，這個地帶應該稱為“死亡地帶”，裏麵有數米寬而且是精心耙過的沙區，任何經過這個沙區的人都會留下非常清晰的腳印或其他印痕。在這部分邊界，通常有軍犬巡邏。巡邏的德國牧羊犬由柏林東北的洛貝托軍犬訓練學校提供。每隻軍犬都會被係上一條長達100米的細繩，軍犬的皮帶繩就連接在細繩上，細繩放置在距離地麵5英尺高的地方。當軍犬發現入侵者時，會完全按照曾經接受的訓練反應，追尋並攻擊入侵者。20世紀70年代，每到晚上，軍犬孤獨的咆哮聲就回蕩在東西柏林邊界鄰近的區域。

　　20世紀70年代或80年代，幾乎沒有人能越過那個地方，至少在柏林市中心沒人越過那個地方。隻有經過這些障礙後，逃跑者才會到達“邊界標記”或“最重要的障礙部分”——12英尺高的圍牆，牆的頂端安有防攀爬設施。這才是西方人說的柏林牆。牆的西側有豐富多彩、古怪的塗鴉，很多人在此拍照留念。從安全角度來看，東德設置的這些障礙絕對是非常了不起的。

　　柏林牆曆經四次修繕。20世紀80年代，柏林牆進一步延伸和修繕；實際上，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這堵牆已經堅不可摧。邊境護衛知道自己的命令是什麽，倘使有人越過這堵牆到達西柏林，他們將會承擔責任。有人如此解釋這種進退維穀的境地：

　　這種責任往往丟給新來的人，而新來者根本就沒有接受過什麽訓練。我自己剛開始站崗時，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我想，如果有人試圖逃跑，我要怎麽做呢？我們不停地演習，不停地問自己，如果逃跑事件發生在35號燈那裏，我們該怎麽辦？如何才能抓住那個侵越邊界的人？事實上每隔35米就有一個編號的電弧燈。如果能見度有點低，我們就不得不從瞭望塔上下來，以便看得更清楚。從瞭望塔上下來要花15秒鍾的時間……如果執勤期間沒有發生什麽事，而且隻需要在執勤結束後爬下瞭望塔，那麽大家都會很高興。

　　大多數邊防士兵都不願意朝自己的東德同胞開槍，畢竟他們是征召入伍的，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他們不得不這樣做。東德政府當局意識到邊防士兵這樣的態度，采取措施讓邊防士兵隻能服從命令，朝侵越邊界的人開槍。一些邊防士兵可能注意到了逃跑者，卻希望他的同事們不會注意到這一點。然而，遲早有一天，他會知道，某位專家調查員會在耙過的沙子上找到逃亡者留下的足跡，並會得知，“邊界侵越者”逃亡西柏林的那段區域和那個時刻是誰在執勤。那麽這位邊防士兵就會有大麻煩。玩忽職守相當於叛國，而對叛國的懲罰是非常嚴苛的。

　　東西德邊界在距離柏林以西100英裏處，那裏設置有殺傷力巨大的地雷和自動射擊武器（Selbstscbussanlagen），即整套自動射擊的機槍，隻要碰到絆線或觸碰點，機槍就會自動開火。然而，這類設施卻沒有設置在東西柏林的邊界。東德政府擔心，在遊客和外國觀察員經常光顧的城市區域設置此類東西會引起國際上的抗議。

　　的確，東德政治局特別敏感。政治局委員想把東德人局限在東德，但與此同時，他們又希望自己和他們的國家能得到好評。反常的是，在瓦爾特·烏布利希死後，特別是西柏林和兩個德國地位的協議達成後，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柏林牆被大範圍加固，這反倒促成了兩個德國之間的穩定以及兩國之間常規旅行的標準化。

　　和以往一樣，大多數旅行還是單向的，即通常是西柏林人去東柏林旅行。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隻有退休的東德人才可以自由前往西柏林旅遊。因為他們不再具備勞動能力，即使他們選擇留在西柏林，對東德來說也不會有多大影響。

　　1969年，勃蘭特與德國社會民主黨聯合組閣，成為“社會——自由”聯合政府的總理。他繼續推行“東方政策”。根據西方盟國和蘇聯1971年簽訂的《西柏林協定》，西柏林與西德仍然是分開的，但蘇聯及其盟國保證繼續維持西柏林的獨立性。東德同意放寬西柏林和西德之間的過境交通。波恩不直接管理西柏林，但西柏林的外交事務依然由西德政府控製。

　　這些協定是東西德過境交通交易的附帶條件，由兩國政府直接進行談判。實際上，西方盟國和西柏林人得到了穩定，而他們付出的代價隻是承認東德存在的既成事實。兩年後，在東德和西德簽訂的《基礎條約》（Grundlagenvertrag）中，西德承認了東德的合法存在。經過曲折而艱難的談判後，1972年聖誕節前，雙方簽署了《基礎條約》。

　　條約中各種各樣的詞語形式讓西德避免完全犧牲德國統一的概念（以及之前西德宣稱的西德才是德意誌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雙方達成了一整套方案，然而並不是像對待外國一樣對待彼此。東德在波恩設立“永久代表處”（Stndige Vertretung），西德也在東柏林設立了一個類似的機構。事實上，東德已經存在了23年，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已經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並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在國際社會中，似乎沒有人對柏林牆特別關心。

　　勃蘭特的“社會——自由”聯合政府與蘇聯、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簽訂了一係列條約，承認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的結果，並放棄了德國在1945年丟失領土的所有權。兩個德國之間達成的協議標誌著“東方政策”的實現，而在10年前，當埃貢·巴爾和勃蘭特在圖慶會議上首次提出“東方政策”時，卻引來了很大的爭議。

　　那麽，在東柏林掌權的那些“被寵壞的老人”（verdorbene alte Manner）為什麽還在諸多方麵如此不高興呢？

　　一個短語可以透露一些信息。用“被寵壞的老人”這個短語來描述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領導人是一個人的發明，而這個人讓東德和西德的精英階層都不爽。他的名字就叫做沃爾夫·比爾曼。

　　比爾曼1936年出生於漢堡，其父擁有一半猶太血統，共產主義者，是一家造船廠的工人，後來死在奧斯威辛集中營。比爾曼生來就是一個空想主義左派人士，並一直篤信空想主義。17歲時，比爾曼自願從西德移民到東德，在東德接受教育後，留在東柏林做研究。在著名的柏林人劇團中，他跟隨布萊希特做助理。布萊希特逝世後，比爾曼創立了自己的劇團，並開始創作政治和諷刺歌曲。1963年，年輕的比爾曼遇到了麻煩。他創作的一個劇本描述兩個戀人被新建的柏林牆分隔兩地，戲劇首演之前就被政府禁止。在東德，越來越多他創作的戲劇被禁演，但他被允許訪問西德。在西德，比爾曼受到了熱烈歡迎。在將近十年的時間裏，沃爾夫·比爾曼處於奇怪的境地。生活在東德，作為共產主義政權的一個批判者和支持者，作品的表演和出版都被禁止。但在西德，他的唱片和書籍廣受歡迎，巡回演唱會都很賣座。

　　這是一個反常現象，而沃爾夫·比爾曼的遭遇也成為冷戰時期一個最荒誕的笑話。1976年11月，比爾曼正在西德巡演，突然被剝奪了東德的公民身份，並被禁止回東德。東德政府花費數10億馬克和成百上千人的生命才得以阻止國人逃跑，現在居然禁止其最出名的公民回到這個國家。

　　東德政府計劃創建一個由“新人類”組成的社會。情況最糟糕時，對於那些拒絕服從其計劃的人，東德政府就采用恐怖的斯大林式的方式，強迫他們服從。樂觀一點看，這就像是一個困惑的成年人試圖糾正在“向上”運行的自動扶梯上不停地“往下走”的孩子。當然，這裏是“向上”運行的曆史扶梯。難道這個無知的小孩不知道自己的行為不僅錯誤、而且還很危險嗎？

　　不管怎樣，條約的簽訂還是讓大量西德遊客湧入東德旅遊。西德人和西柏林人現在可以自由地在東德旅行，不管他們是想去旅遊還是想去探視長久未見的家人和朋友。

　　在弗裏德裏希大街火車站，每天都有數以千計的旅客經過，東德用玻璃和鋼建造了一個大廳，專門處理遊客的進出。晚上，大廳內會排成長長的隊伍。在東德一日遊的西德旅客（他們不得不在午夜12點前回到火車上，就像童話故事中的灰姑娘不得不在午夜到來前離開一樣）進入車站，等待下樓進入那個複雜的地下出入境辦理大廳，他們會找到各自的區域緩慢前行，不同的區域分別有各自的標簽，如“西柏林”，“德意誌聯邦共和國”（西德）或“其他國家公民”。

　　那些態度魯莽、粗暴的邊境官員會檢查護照，確保沒有人違反貨幣管理條例（條例規定，隻能攜帶指定數額的東德馬克進入東德，但不能帶走任何數額的東德馬克）。最後，當他或她覺得這個工農國家的安全並沒有遭到任何形式的削弱時，會按下一個按鈕，讓旅客通過。如果旅客要進入東德，他們要前往車站東部，那裏有出租車或城市高速或地鐵等候著，將他們送往東柏林的目的地。如果要去西德，就要去西行的站台，然後他們就可以穿過柏林牆，進入西柏林。許多令人心碎的場麵就發生在站台，因為東德人經常在那裏迎接或送別自己的西德親友。柏林人形象地把這個車站稱為“淚宮”（Tranenpalast）。

　　不管是直接前往黑爾姆施泰特或霍夫邊境檢查站，還是利用在20世紀70年代已經開放的其他邊境哨所，大眾、奧迪和奔馳汽車已經經常出現在東德坑坑窪窪的鵝卵石道路上。西德同胞們正在充分利用他們的探視權。

　　克勞斯·克裏斯汀·馬爾紮恩，西柏林居民，父母是東德萊比錫區的逃亡難民。他還記得，20世紀70年代合約簽署後，他們就可以隨時越過鐵幕，去拜訪東德的家人。他們會帶去一些在東德很少見到的禮物，為孩子帶去滾石的唱片，為大人準備真正的新鮮咖啡。回到西柏林時，他們的車內會裝滿模型鐵路（東德的特產）、圖林根森林聞名的雕刻玩具，以及聖誕節花式果子甜麵包。

　　每年夏天，整個家族必定會有聚會。大大的桌子擺在露天，桌上擺滿了東西，東德的親朋好友以前常常抱怨他們或許永遠都不能擁有這些東西，但突然間，這些東西都奇跡般地出現在了這種特殊場合：

　　飯桌上的話題首先是關於朋友和親戚：誰誰生病了，誰誰結婚了，誰誰買了一輛新車。然後大人們就會談論政治。首先發言的是東德人，我的姑父來自庫茨恩，經常抱怨物質匱乏、政府在旅行政策方麵的諸多限製，以及蘇聯式落後的技術設備。然後是西德人發言，一個出生在東德卻生活在荷爾斯泰因的叔叔，搭話說事情並沒有那麽糟。畢竟，在東德，很多東西都是免費的，比如地方幼兒園，而且很多東西都很便宜，如麵包等。在西德也不是一切都那麽完美，失業是痛苦的一個源頭，尤其是很多青年都沒有工作，以及其他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談話快要結束時，雙方會做最後的分析，兩個國家的生活可能都很艱難，每個人都要跨越自己的坎兒。當然，這並不是假裝東德一切都是美好的。相反，它是家庭之間停止爭論的基本方式，也是一種禮貌。

　　在兄弟之間，一個人不應該比其他人更富裕，即使他確實更富裕，看在老天的麵上，也不應該承認這一點。向那些依然以“殘羹冷飯”（西德蔑視東德的俚語）充饑的人，描述西德生活的多姿多彩，合適嗎？告訴他們，在西德的不來梅市，即使失業者也可以比東德比特費爾德的熟練技術工人生活得更好，這合適嗎？當然，我們的親戚對這一點知道得非常清楚。因此，在一個小時的政治聊天後，我們不會去談這些，轉而會繼續喝上另外一杯啤酒，說說笑話，直到天亮。作為一個孩子，有一件事情真的深深地觸動了我：在我西德和東德的家裏，總有很多笑聲。

　　這種“正常化”隻是局部的。東德仍然把西德看做“敵人”。老早以前，雙方就在暗中監視對方了。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史塔西對外的情報機構，“偵察主管部”（HVA）進行了大規模地擴展。該部門的首領是馬庫斯·沃爾夫，早年流亡在蘇聯，他的父親弗裏德裏希·沃爾夫是一位著名的德國共產主義作家。馬庫斯·沃爾夫精通俄語和德語，擁有極高的智力，魅力非凡，1945年後迅速攀升到史塔西的領導機構。1957年，馬庫斯·沃爾夫開始掌管偵察主管部，當時他很年輕，隻有34歲。西德對他既欽佩又害怕。據說，約翰·勒卡雷就以沃爾夫為原型創作了才華橫溢的克格勃間諜卡拉。

　　偵察主管部擁有約4000人，資金充裕，設備精良，尤其善於讓“沉睡者”滲透入西德。其中一個經過特別訓練並派駐西德的間諜是京特·紀堯姆。1956年，他與成千上萬東德難民一道進入西德。紀堯姆把自己扮成一個堅定反共的社會民主黨成員，所以，經過多年經營，他在社會民主黨內一路晉升，成為維利·勃蘭特的得力助手；1972年，成為勃蘭特的個人助理和長期的朋友。

　　紀堯姆與妻子（也是東德間諜）和孩子們（他們不知道父親的真實身份）一起住在一棟位於波恩的別墅內。1974年4月24日清晨，別墅的門鈴響了。紀堯姆穿著睡衣來開門。來訪者亮出證件，是憲法保護辦公室的官員。西德的憲法保護辦公室就相當於美國的聯邦調查局或英國的軍情五處。

　　“你是京特·紀堯姆先生嗎？”一名官員問道。“我們受命來逮捕你，這是逮捕令。”

　　此刻，紀堯姆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挺直身體，宣稱：“我是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公民和官員，請尊重這個事實！”

　　事實上，他們並沒有確鑿證據，但紀堯姆卻主動承認了。

　　在西德，史塔西部署了一大群“沉睡者”或“鼴鼠”，紀堯姆是其中最傑出的一個。這些潛伏的間諜包括西德情報局和政府機構的高級官員以及商業社團中的資深成員。紀堯姆的被捕改變了西德的曆史進程，意味著維利·勃蘭特的總理生涯將戛然而止。勃蘭特曾經經曆過很多大風大浪，這一次他卻無力回天。他必須為國家安全的災難性失敗承擔責任，引咎辭職。繼任成為西德總理的是赫爾默特·施密特，一個來自漢堡的強硬派，社會民主黨政治家。如果勃蘭特是一個夢想家，那麽施密特就是一位實幹家；在勃蘭特采取安撫政策時，施密特采取的是強硬政策。盡管施密特不是納粹分子，但卻和其他數百萬德國人一樣，在希特勒的納粹國防軍中服過役。施密特對東德繼續采取“緩和”政策，但他最顯著的成就是，作為“強勢人物”處理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經濟衰退和左翼城市恐怖主義的肆虐。一個實用主義者的新時代來臨了。

　　無論是東德還是西德，很少有人認為東德是注定要失敗的。想想看，紀堯姆事件讓一個偉大的政治領袖下了台，這多讓人感到遺憾和不安。同時很難不對史塔西這樣的組織感到一定程度的欽佩，因為這個組織取得了這麽大的成就；當然，史塔西背後的這個國家也不能不讓人表示尊重。同時，柏林牆也變得更加堅不可摧。最重要的是，東德似乎迎來了經濟的繁榮，不僅和東歐國家相比是這樣，甚至與西德的大部分地區相比也是如此。

　　如果我們相信東柏林的統計數據，那麽東德的“經濟奇跡”幾乎可與西德的經濟奇跡相媲美。20世紀70年代末，有人甚至聲稱（數據由世界銀行公布），依照以美元計算的人均收入，東德人的生活水平比英國要高。這與其他的證據矛盾，特別是與東德人自身的感受不符，然而這些數據被東德和蘇聯體係的盟友廣泛引用，作為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取得巨大經濟奇跡的關鍵依據。

　　事實上，在昂納克統治下，東德相對陽光的表麵掩飾了這個國家永久的結構性問題。一旦遊客遠離東柏林、德累斯頓、萊比錫和哈雷區那些光鮮亮麗的展示街道，他或她就一定會看到破敗和坍塌的建築（同樣美麗的古舊建築在西德將會得到妥善修繕，而且必然會受到很多人的關注）。

　　過去幾年內，和波蘭、匈牙利這些共產主義國家一樣，東德開始執行一項政策，從西方引進技術，以期提高其生產力。

　　為做到這一點，東柏林政府接受了西方的貸款，希望能以引進的技術提高生產力，然後償還貸款。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東德遭遇了嚴重的能源和原材料問題。東德是一個自然資源十分匱乏的國家，靠蘇俄提供的廉價原材料和石油來彌補，同時，有利於東德的價格協定掩蓋了東德工業並未真正提高生產力的事實。20世紀70年代中期，蘇聯提高其供應東德的原材料和燃料的價格，而這些原材料和燃料對東德來說是十分重要的。1979年和1980年，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蘇聯削減了運往東德的石油量。東德滑入了一種可怕的狀況，欠下了蘇聯和西方大量的債務。

　　這種危機狀態一直持續到東德終結。昂納克始終相信一個信條，即必須讓東德人民對消費品和社會公益感到滿意，否則東德政權又會經曆1953年的危機。因為東德人缺乏旅行的自由，不能充分表達自己的想法，也無法過上富裕的生活，於是需要用社會保障和福利製度來補償他們失去的東西。從搖籃到墳墓的措施能夠彌補東德人失去的東西。至於軍隊和安全機構，東德也大量增加這方麵的預算。在整個東方集團，東德軍費預算所占的比例僅僅低於蘇聯，（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8%），是其盟友國家的兩倍甚至三倍。東德國家人民軍、史塔西在國內和國外的機構，以及對邊界牆的維護、擴建和駐紮人員的花費，所有這些都需要巨大的國家財政支出。隨著東德收支平衡狀況的惡化，東德國家財政日趨難支。

　　作為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國家，東德的反應非同尋常。東德建立了一個完全非傳統的秘密經濟體，而且並未對此作出任何解釋。控製這一經濟體的機構是東德政府的一個隱蔽分支機構，而這個機構屬於高度機密，名字非常古怪，稱為“商業協調部”（Koko）。商業協調部成立於1966年，與史塔西配合，主要負責在常規的計劃經濟體製外賺取堅挺的貨幣。

　　雖然東德欠下了大量外債，然而“商業協調部”有一個優勢，作為存儲外幣的秘密機構，它不需要負責支付外國貸款的利息，也不用彌補東德國家財政的虧空。因為商業協調部始終具有很大的獨立性，1972年，東德政治局通過了一個決議，讓該機構完全脫離外貿部，其全部活動（及其收集的堅挺貨幣基金量）不再接受常規銀行監管體係的監管。隻有少數幾個領導才知道“商業協調部”的內幕，當然昂納克是其中之一。

　　通過“商業協調部”，萬特利茲的精英階層得以享受西方的貨物和個人奢侈品，而這些東西是絕大多數東德人無法享受到的。20世紀70年代初，昂納克掌握東德的領導權，擁有了一個用堅挺貨幣開設的賬戶，而這個賬戶完全由他自己控製。這個賬戶是所謂的“總書記賬戶”，賬號為0628，開戶地點是位於東柏林的德意誌銀行。根據命令，該賬戶內要始終保留一億馬克的餘額。隻要昂納克認為合理，他可以隨意使用該賬戶中的錢。比如，他可能會決定向尼加拉瓜捐贈價值4000萬馬克的糧食，或者在波蘭政治危機後，給波蘭撥款8000萬馬克。有一年，他親自寫了一張200萬馬克的支票，用於進口蘋果，因為東德市場上水果短缺。有時，總書記會突發奇想地要給別人贈送禮物，而且禮物的數量逐年增長。

　　“商業協調部”是亞曆山大·史赫爾克·戈勒科斯基的發明。1932年，史赫爾克·戈勒科斯基出生於柏林，其父母是沒有國籍的俄國移民。8歲時，他被一對德國夫婦收養，取名史赫爾克，於是他的姓變成史赫爾克·戈勒科斯基。最初，他在一家國有出口企業工作，後調到東德外貿部和德國內務關係部。他聰明、迷人、政治立場堅定，長有一張中世紀主教的麵孔，他的大腦就像一台高效的計算機，所以他可以在東德政治舞台上平步青雲。

　　很快，史赫爾克·戈勒科斯基就成為東德外貿部黨委書記，成為德國統一社會黨與出口型技術人員之間的重要聯絡人。1966年，還不到35歲的他開始負責“商業協調部”。當時，這個機構還是一個保證東德國家財政償付能力的隱蔽渠道。1967年，他被授予史塔西上校軍銜，頭銜是“特別任務官員”（即特工）。對外，他成為了外貿部的副部長，隨後成為外貿部的國務秘書。

　　70年代中期，史赫爾克·戈勒科斯基開始掌管一個人事帝國，而東西方都沒有類似的機構。實際上，他比名義上的上司，即外貿部長更有權勢，與政治局委員平起平坐。

　　“商業協調部”建立了錯綜複雜的網絡體係，共有超過220個信箱和幌子公司，在東西德共有一千多個銀行賬戶。它向第三世界國家出售武器，最成功的交易就是同時向伊朗和伊拉克進行軍火交易。兩伊戰爭開始於1980年。“商業協調部”通過幌子公司秘密從西方國家進口了一些高科技產品，而這些產品是北約列為禁止出口的。在某些情況下，這些非法進口的產品會直接投入使用，但通常，這些產品會在東德的工廠進行複製，並按所需的數量生產，尤其是那些史塔西秘密弄來的精密電子設備。

　　“商業協調部”還向西方出口了大量貴重的古董和藝術品，而出售這些東西是為了換取堅挺的貨幣。這些貴重的東西大多是沒收來的，沒收這些東西之前，它們的主人會收到大量的、主要是莫須有的稅收賬單。有時候，這些珍貴古董和藝術品的主人會被抓進監獄，如果他們同意交出這些珍貴的古董和藝術品，那麽他們就可以出獄。

　　東德的外匯還有一個公然的罪惡來源，也由“商業協調部”全權負責處理，那就是向西德出售東德關押在監獄中的政治犯。政治犯居然變成了“出口商品”。

　　政治犯貿易開始於1964年。當年，阿克塞爾·施普林格與東德達成一個交易。在支付大量堅挺的貨幣之後，教會和其他反對東德政權的人被釋放，其中包括克勞斯·舒爾茨·雷德伽斯特的父親，然而克勞斯本人卻不在其中。在東德存在的40年內，至少有20萬名東德人被判定犯有某種形式的政治犯罪。在西德政府付款後，大約3.4萬多名囚犯被釋放，而這些囚犯通常是被釋放到西德。在20世紀60年代，每個政治犯的價格大約為4萬德國馬克，而在20世紀80年代，西德人需要支付10萬德國馬克才能讓東德政府釋放一個政治犯。

　　“出售”前，囚犯會被轉移到開姆尼茨（當時為卡爾·馬克思城）的拘押監獄。一個西德巴士承包商提供特別改裝過的客車，車上裝有旋轉車牌，從邊境到監獄之間往返的東德車牌和跨過邊境回到西德之後的西德車牌。

　　東西德官方進行的政治犯交易的總額至少為34億德國馬克，而史赫爾克·戈勒科斯基最近表示，約為80億德國馬克。有時，有人提出（完全合法）簽證申請，則以政治犯的罪名被逮捕，然後“出售”給西德。依照東德政府當局看來，如果他們真的想離開，那麽國家應該從他們身上獲得一點好處。

　　此外，東德和西德還有諸多協議：維修柏林與西德之間的過境公路，公然剝削的簽證和貨幣兌換，還有一些有利可圖的交易，其中涉及到在東德處理西德的“特殊廢物”，隨意操縱西德用於重建和修複東德的天主教和新教教堂的撥款，這一切都涉及到從西德轉往東德的巨額款項。人們認為，這些款項的總額每年為10億到20億堅挺的西德馬克。

　　昂納克的政權總會要價很高，而西德總會按數支付。大家都認為統一是不可能的了，但此舉至少可以減輕東德人的痛苦。在柏林牆修建後的25年裏，支付這些款項是西德同胞的頭等任務。

　　對於頑固的東德政權來說，其乞討式的外交政策所獲得的最後勝利，如果這就是所謂的勝利的話，就是20世紀80年代東西德簽訂的巨額貸款協議。

　　1980年和1981年，持續攀升的石油價格引發了危機，但很快，東德的官僚就開始利用其聰明才智玩遊戲，他們以最惠國的價格從蘇聯進口石油和天然氣產品，然後再出口到西德，賺取中間的巨額差價，堅挺的貨幣由此落入東德的腰包。為了能順利實現把從蘇聯進口來的石油和天然氣出口給西德，東德必須從西德和日本購買昂貴的超先進的煉油設備，但買這些設備是值得的。在80年代初期，出售這些礦油產品所得幾乎占了東德整個出口收入的1/3.

　　問題是出口之後，這些產品就不能出現在國內市場了。不久，因為缺乏石油衍生物——瀝青，東德道路的狀況開始變得糟糕起來。因為無法支付從波蘭購買黑煤來取代已經出口的石油，東德隻能依賴自己國家出產的褐煤。80年代，采挖和燃燒這種低劣低效的燃料急劇增加，隨之而來的就是嚴峻的汙染問題。而且，為了出口和賺取外匯，通常是供應國內市場的貨物被銷往國外，這些貨物包括雞蛋、黃油、家具，以及自行車。1982年，東德的進口額下降了30%，而出口增長卻超過了9%。

　　昂納克與國民討價還價，承諾保證他們的生活水平，以換取他們的順從。現在，這種情況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80年代，石油價格持續下跌讓東德雪上加霜。西方債權國以前一直以為東德是一個可靠的客戶，現在開始拒絕繼續提供貸款給東德。

　　東德政府被迫采取一些大的措施。經過史赫爾克·戈勒科斯基的努力，再加上其他一些朋友的幫助，東德謀求到了西方國家的大量貸款，讓東德人民得以繼續維持其生活方式。

　　最讓東德驚訝的朋友是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一位凶猛的、咄咄逼人的保守政治家，來自巴伐利亞。東德修建柏林牆時，施特勞斯是西德的國防部長。20年前，施特勞斯被東德的宣傳機器詆毀為一名極端反動的戰爭販子，因為他試圖讓西德發展核武器，現在卻成了東德的朋友。他安排西德銀行財團和東德政府之間進行交易；準確的說，是讓西德銀行財團與東德一小撮掌權者之間進行的交易。這些掌權者包括昂納克、總策劃京特·米塔格，以及無處不在的史赫爾克·戈勒科斯基。

　　東德以優惠條件獲得了貸款，1982年的貸款總額為10億，1983年的貸款總額也差不多。東德政府並沒有染指這些錢，卻以獲得貸款的事實證明了其有能力償還貸款，從而讓債權國重建信心。作為回報，東德這一次付出的是政治代價。1984年，3.5萬名東德人獲準移民到西德。

　　金錢是萬能的。這在波恩與東柏林之間的關係上已經得到體現。但東德和西德的局勢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出現了一些反複，所以並不清楚兩個德國之間的關係會發展到何種程度。一會兒兩個德國的局勢得到緩和，兩個政府相互訪問，提供貸款交易；另一會兒雙方又是劍拔弩張，在邊界區域部署導彈，虎視眈眈地看著對方。

　　在這種混亂的局麵中，漸漸地，冷戰結束了。西方勝利論者聲稱，這是西德優越的經濟和軍事實力決定的。其他人則認為，共產主義國家內部普通人的觀念和欲望都逐漸發生了變化，世界也發生了變化，而這種變化讓東德無法抗拒。

　　換句話說，一些人認為是強硬派獲得了勝利，另一些人傾向於主和派獲得了勝利。

　　也許兩者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