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牆

第十五章 我是一個柏林人

　　柏林牆建好後幾年內，逃亡幫手團體逐漸衰落。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柏林牆日益有效的防禦效能，同時也存在其他微妙原因。

　　短短兩年半，西柏林人幾乎完全與東德失去聯係。經過漫長而複雜的談判後，雙方於1963年秋簽署《邊界跨越許可協議》（Passierscheinabkommen）。依照該協議，西柏林人可以在聖誕、新年期間獲得臨時許可，拜訪他們在東德的近親。在全年120萬人次的拜訪機會中，大約有70萬人會利用這個時機拜訪親人。一旦假期結束，禁令又會恢複，當然一些特別緊急的事件除外。這是一個充滿希望、同時又極具腐蝕性的先例。

　　從1961年8月到1963年12月，東德人都被禁止進入西柏林（除了極少數非常忠誠的人，而且通常是因公出差），西柏林人也不準進入東柏林。該禁令立場鮮明。臨時許可讓曾經飽受離別之苦的家庭得以享受快樂的相聚，盡管相聚的時間非常短暫。同時，臨時許可也讓西柏林人渴求更自由的探親政策。事實上，臨時許可讓西柏林成為了東德威脅的對象。如果西柏林不與東德政府當局合作，比如不幫助打擊東柏林人的逃跑行為，那麽東德政府當局就會威脅取消這些新的“妥協”。

　　還在雙方就《邊界跨越許可協議》進行首輪談判時，西柏林議會就開始對逃亡幫手團體施加壓力，並限製其活動，以便協議的談判能夠繼續下去。沃爾夫岡·福克斯原定提早開通一條地道，並在1963年聖誕節接人出來。迫於西柏林政府當局的壓力，地道的開通被迫延期到1月5日，即東、西柏林探視期的最後一天。地道打通後，逃亡團體組織者們發現隧道的入口並不在他們預計的地下室，而通到了附近的地下煤庫。如果在假期，這個入口不會有什麽問題，但假期結束後，形勢就非常危險了。地道開通的第一天，幾個人通過地道成功逃亡到西柏林。盡管他們盡力遮掩地道的入口，但地道還是暴露了，報告給東德政府當局了。發現地道的是休假結束後回來工作的運煤工人。

　　1964年秋，雙方再次開始談判“邊界跨越許可協議”，並達成一致意見。協議規定，在年底前提供2次14天的探視期（包括聖誕節）。後來發生了“57號地道”事件和東德士兵埃貢·舒爾茨被射殺的慘劇。

　　“57號地道”悲劇發生後，東德談判者開始非常尖銳地質詢西柏林人，是希望繼續獲得“邊界跨越許可”以及探視親戚呢，還是想要繼續冷戰。1965年到1966年，西柏林人仍然獲得了短期探視權，但東德政府當局中的很多人已開始對西柏林人的探視權產生疑慮。早在1964年，史塔西的一份報告就直白地告訴東德領導人，如果西方繼續將此臨時許可協議宣揚為“對柏林牆的成功滲透”，那麽東德政府的此類退步沒有任何意義。隻有“敵人”承認並尊重德意誌民主共和國邊界的完整，該特許才能繼續使用。1966年，西柏林人獲得最後一次聖誕邊界跨越許可。之後，東德政府的此類退步沒有再繼續。多年後，西方終於承認東德的共產主義政體，並與東德政府當局達成了一個基本協定。作為該基本協定的一部分，西柏林人可以前往東德探視親友。

　　1962年10月古巴導彈危機期間，幾乎所有人都認為蘇聯會借柏林向西方施加更多的壓力。畢竟，美國已要求對運往古巴的蘇聯導彈進行檢查。人們擔心蘇聯會對此進行報複，會對進入柏林的盟國交通工具進行類似的檢查，而這將演變成實際的封鎖，並將使西柏林陷入困境。

　　赫魯曉夫未能在柏林或美國利益容易受到衝擊的其他地方對美國還以同樣的顏色，肯尼迪及其顧問團獲得了古巴導彈危機的勝利。當年，西方未能阻止柏林牆的建造，赫魯曉夫認為自己號準了肯尼迪的脈，所以他才魯莽地作出一個決定，在古巴安置導彈。挫敗蘇聯的企圖後，肯尼迪至少證明自己同赫魯曉夫一樣堅強而睿智。

　　赫魯曉夫一手炮製了這場國際危機，但其恥辱的結局讓莫斯科的其他領導人意識到，傑出而衝動的赫魯曉夫帶給他們的更多是麻煩而不是福祉。兩年後，赫魯曉夫在一次兵不血刃的宮廷政變中失去了所有權力。

　　總統顧問沃特·羅斯托在古巴導彈危機時訪問歐洲，並接見了勃蘭特。盡管費查慘劇還縈繞在每個西柏林人的心頭，羅斯托依然認為西柏林的士氣“頗為高漲”。1962年底，他十分坦率地表述了一些關於柏林牆的基本情況：

　　我們應該注意到西柏林的學生有一種衝動，而且這種采取行動幫助東德難民跨過柏林牆或者從柏林牆之下來到西柏林的衝動非常強烈。勃蘭特知道他們的舉動，但出於政治安全上的考慮，勃蘭特決定不去阻止他們采取這樣的行動。

　　然而短短幾年，西柏林人對於逃亡運動的態度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時間能夠衝淡一切，本來不正常的邊界局勢在現實生活中已變得“正常”；那麽有什麽證據可以證明呢。如果真的需要證據，那就是時間能讓人們對一切都習以為常。20世紀60年代初，西柏林普遍存在的極端反共產主義的態度已發生變化。包括政界和媒體精英在內的多數人認為，這種局勢一方麵體現了冷戰的微妙；另一方麵則顯示了對美國的恩將仇報。

　　古巴導彈危機後，冷戰的主戰場並沒有回到歐洲。20世紀60年代後期，盡管柏林的局勢進展緩慢，而且依然稱為東、西柏林，但與1948年到1963年不同的是，柏林絕不可能再成為第三次世界大戰潛在的導火索。

　　1963年6月，著名的肯尼迪總統柏林之行表明，西柏林作為自由燈塔的地位已經達到很高的水準。在這次歐洲之行中，肯尼迪總統正式訪問了西德。雖然他們老早就計劃訪問西柏林，但直到1963年3月底，總統及其顧問才最終決定繞道前往西柏林訪問。

　　和1961年美國副總統約翰遜訪問西柏林時一樣，阿登納的波恩政府對此興趣寥寥。在他們看來，肯尼迪訪問西柏林隻會對市長維利·勃蘭特有好處，而勃蘭特很可能會在1965年再度競選德國總理。阿登納更希望肯尼迪隻訪問西德。而且，包括新聞署署長愛德華·默羅在內的華盛頓要人們都反對肯尼迪訪問這座市中心有城牆的城市。在默羅看來，肯尼迪對西柏林的訪問暗示西柏林的士氣亟待提高，並且還向東方傳達了一種示弱的微妙信息。

　　最終，包括總統弟弟羅伯特在內的大多數人都被說服。肯尼迪總統他們相信，他的西柏林之行不會帶來任何危害，相反，如果不去西柏林，那會讓西柏林人和西德人非常沮喪。柏林牆已經存在兩年，卻沒有哪個盟國領導人，不管是英國的麥克米倫還是法國的戴高樂，認為訪問西柏林是合適的。事實上，戴高樂剛於1962年9月對西德進行了訪問，沿途去了漢堡和慕尼黑，卻忽略了西柏林。肯尼迪作為最重要最有激情的美國領導人，如果訪問西德時故意避開西柏林，顯然會給西德人民和全世界都發送一種明確無誤的消極信息。

　　1963年6月26日早上9點40分，肯尼迪總統抵達泰格爾機場。西柏林是肯尼迪總統為期四天的德國之旅的最後一站。肯尼迪穿越萊茵河和美因河河穀的行程引起了媒體的強烈興趣，而他對西柏林的訪問則成為媒體和公眾最為關注的焦點。世界各地約1500名記者齊聚西柏林報道了整個事件。

　　肯尼迪在舍恩貝格市政廳前一個臨時搭建的平台上發表演講，台下的聽眾是將近50萬西柏林人。大多數人依然能想起他在演講中使用的那四個具有強烈感情色彩的（在語法上含糊不清）德語詞：“我是一個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但對於他的顧問和西柏林政府而言，總統的這次演講非但不成功，而且引發了很多問題。

　　肯尼迪那次演講的內容和事先的演講稿完全不同。事先準備的演講稿打印在A5紙片上，而且總統登上演講台時也隨身帶著這些紙片。講稿是由美國白宮和國務院專人起草，並且他的演講也應該相對低調。和兩年前相比，柏林的局勢已經平靜下來，而保持這種平靜的狀態對大家都有利。肯尼迪首要的事情是鼓勵西柏林市民，而不是刺激蘇聯或東德采取新的挑釁措施。

　　但是，肯尼迪並未照念演講稿。也許那天早上參觀柏林牆讓他感觸很深。肯尼迪來到柏林牆現場，第一眼看到水泥磚塊、帶刺鐵絲網和瞭望塔時，眼前的景象深深地觸動了他。肯尼迪總統的即興演講不僅鼓舞了聽眾的士氣，而且其反共態勢比先前計劃的更加咄咄逼人。

　　除了即興說出“我是一個柏林人”之外（發表演講前，肯尼迪總統在勃蘭特市長的辦公室內和他進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談話。談話中，肯尼迪總統想出了“我是一個柏林人”這幾個德語詞，並用自己的語音代碼把這幾個德語詞寫了下來），肯尼迪的演講詞也和原來準備的演講稿相去甚遠。他多次誇張地重複，宣稱共產主義體製和資本主義體製不僅無法共存，而且根本就是水火不容。即興演講中，肯尼迪抨擊了那些無視共產主義體製和資本主義體製差異的人，因為他們或宣稱民主人士應該“同共產主義者合作”，或宣稱盡管共產主義製度不好，但能創造良好的經濟成果。在列舉這些人的種種劣行後，肯尼迪憤怒地拍了一下講台，慷慨激昂地說：“讓他們來柏林吧！”演講到高潮時，肯尼迪用德語重複了這句話：“讓他們來柏林吧！”

　　演講中，肯尼迪繼續抨擊柏林牆，稱它“最明顯最生動地展示了共產主義體製的失敗”。演講結束時，他再次忽略了事先準備好的演講稿，講出了最著名的那句話：“所有自由的人，無論生在何處，都是柏林的市民。因此，作為一個自由的人，我驕傲地說：‘我是一個柏林人。’”

　　總統結束演講後，迅速而且略微倉促地後退了幾步。聽眾沸騰了，齊聲高呼“肯——尼——迪！肯——尼——迪”。他們的聲音如此狂熱，如此有力，以致東德政治局和東柏林政府的每個部門都能聽到。

　　聽眾的聲音平息下去後，勃蘭特市長才開始了他的演講。演講中，勃蘭特顯得緊張而焦慮。在肯尼迪抨擊柏林牆和共產主義時，他並沒有鼓掌歡呼，而是木然地看著不遠處。勃蘭特演講時，人群繼續激動地高呼肯尼迪的名字，並以高聲評論與喝彩來打斷勃蘭特的演講。勃蘭特的惱怒顯而易見。更糟的是，肯尼迪和阿登納在他身後向台下的聽眾微笑、揮手示意，以示回應。這時，聽眾開始以美國化的方式高呼阿登納的名字康拉德：“康——尼！康——尼”。在一個自己很少踏足的城市能受到如此禮遇，阿登納總理非常開心。他上前一步表示感謝，絲毫不顧及他的政治宿敵勃蘭特還在繼續演講。

　　肯尼迪突如其來猛烈攻擊共產主義的演說讓勃蘭特憂心忡忡。就在前一周，即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國慶節，西德青年在柏林牆旁進行了暴力示威。勃蘭特擔心總統挑釁的言辭會挑起激昂的群情，從而讓局勢失去控製，讓柏林再度成為世界大戰的導火索。

　　其實，在聽肯尼迪的演講時，勃蘭特首先感到的還是吃驚。兩周前，6月10日，肯尼迪剛剛在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大學做過非常重要而且大肆宣揚的施政演說。演說中，肯尼迪總統公開表達了與東方社會主義陣營緩和關係的希望，談到了和平的共同利益，並說如果沒有這種共同利益，那麽這個世界就會是一個分裂的世界。勃蘭特、埃貢·巴爾以及勃蘭特的另一個顧問都在致力於為柏林問題和兩德問題尋求一種新的、更自由的解決方式。然而這些都與肯尼迪剛才演講中透露的態度格格不入，因為肯尼迪在演講中表達的是對於兩種製度共存可能性的懷疑。

　　可能肯尼迪剛才演講時昏頭了。演講結束後，他還沉浸在聽眾的歡呼和興奮中。之後他與顧問討論此次演講。其中一位顧問——麥喬治·邦迪朝正在興頭上的肯尼迪潑冷水，他坦率地告訴肯尼迪：“總統先生，我想你做得太過火了。”冷靜下來後，肯尼迪也表示讚同。他如實告訴軍事顧問麥克休將軍：“如果我讓他們去拆毀柏林牆，他們一定會那樣做的。”

　　後來，肯尼迪來到自由大學。在亨利·福特樓——美國對西柏林慷慨贈予的標誌，肯尼迪發表了另外一次重要的演說。這次演說的主題再次回到和平與諒解，而且重申了德國和柏林在緩和國際緊張局勢中的重要作用。總統特別提到了德國的重新統一，並說這隻能是長期的工作。在表達自己對西柏林自由的全力支持時，作為一個世界大國的領袖，肯尼迪總統非常清楚地表明，德國問題隻是全人類問題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心；而且，和其他很多問題一樣，德國問題不能在一夜之間就得到解決。

　　比起在舍恩貝格市政廳前的演講來說，肯尼迪在自由大學演講的感情色彩沒有那麽強烈，但更真實、更有建設性，而這也是西柏林人需要傾聽的東西。

　　下午大約17點45分，肯尼迪總統登上空軍一號。他在柏林逗留了整整八個小時，成為政治和外交劇場經典佳作中的男一號。總統飛赴愛爾蘭，在那裏重訪他的家族之根凱爾特人，或許是肯尼迪希望在1964年總統選舉中多爭取一些愛爾蘭裔美國人的選票。在飛機上，肯尼迪告訴特別顧問西奧多·索倫森：“在我們有生之年，再也不可能經曆這樣的日子了。”

　　肯尼迪離開了崇拜他的西柏林，但這個城市依然會帶著強烈的感情色彩記住他，至少他創造了一個特別而經久不衰的傳奇——“果凍炸麵圈”的故事。

　　多年來，這個故事一直都在娛樂著整個世界。總統演講時，在舍恩貝格市政廳前急切地說出了那幾個德語詞“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一個柏林人），而他犯了一個好笑的語法錯誤（faux pas）。通過插入這個不定冠詞“ein”，肯尼迪不是把自己稱為柏林人，而是果凍炸麵圈（除了柏林之外，整個德國都知道這種果凍炸麵圈的品牌名就是“柏林人”（Berliner））。據說，這錯誤讓聽眾捧腹不已。

　　這個故事盡管精彩，但不是真的。畢竟，在寫這個短語時，肯尼迪的旁邊就有羅伯特·洛克納和西奧多·索倫森；這兩人，特別是洛克納，德語很好。肯尼迪使用的句子結構不同尋常。通常說來，德國人會簡單地描述自己來自哪裏，會說“我是柏林人或者德累斯頓人或者慕尼黑人”（Ich bin Berliner or Dresdner or Münchner）。然而，大家都知道肯尼迪並不是真的來自柏林。他使用的是一種修辭手法，讓自己在精神上歸入柏林這個抽象的圈子之中，而插入的這個“ein”讓這個意圖更加明顯。一個德國作家如此解釋：在派對上，一個演員在介紹自己時可能會簡單地說，“我是演員”（Ich bin Schauspieler）；但如果他要強調自己是一個演員，而且與某件重要的事情有莫大的關係，那麽他就可能會說“我是一個演員”（Ich bin ein Schauspieler）。看來所謂在聽眾中引起娛樂的故事是演講後才出現的，因為當時聽眾都被深深地感動了。

　　不管怎樣，肯尼迪總統留下了一個傳奇故事。多虧他的第二次演講，勃蘭特提起的心才放回了原位。

　　過去兩年來，勃蘭特一直都在開創一個新政策。這個政策顧及到了分裂德國的新形勢，也考慮到了各占領國對德國現狀無法掩飾的厭惡。德國的分裂（反映在柏林）是事實。那要如何應對呢？阿登納已經68歲，他的政治生涯快要終結了，但是柏林牆的問題依然搞得他手忙腳亂。阿登納的政府繼續高調宣稱，德意誌聯邦共和國才是所有德國的唯一合法代表，同時，抱怨東德政體不合法以及東德邊界措施的野蠻。然而，不管是總理還是其他人都沒有想出新的政策來改善柏林的局勢，為西柏林市民帶來希望。

　　1963年末，阿登納退休，肯尼迪在達拉斯被人暗殺，英國首相麥克米倫深受醜聞的困擾，疲憊不堪，正式向伊麗莎白二世提出辭職。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也下台了。

　　與此同時，維利·勃蘭特製訂了一個政策。盡管該政策受到很多國家主義者和保守德國人的非議，但它終究是對德國現實的一種務實反應。這個政策的名稱是“東方政策”（Ostpolitik）。

　　在維利·勃蘭特最近的傳記作者看來，1962年8月發生的血腥事件催生了這種處理德國問題新方式。此後，對於東方，勃蘭特就開始逐漸甚至是秘密地轉向一種比較柔和的新政策。

　　如果一場危機能夠展示一種宣泄效果（彼得·默瑟伯格寫道），那麽圍繞彼得·費查悲劇的危機就是如此。費查悲劇之後，勃蘭特走訪了西柏林的工廠和政府部門，盡力想讓西柏林人清楚哪些事情是可能的，哪些是不可能的。他讓西柏林人明白，喋喋不休、詛咒或炸掉柏林牆都是不可能的，但在柏林牆上鑿一些洞讓它變得透明卻是可行的，而且西柏林必須學會和這種讓人憎恨的醜惡共生。

　　這種想法在邏輯上能說通，但勃蘭特能夠帶著西柏林市民和他一起嗎？肯尼迪來訪三周後，勃蘭特發表了重要的施政演說。他發表演說的地點是基督教新教學院，位於慕尼黑和阿爾卑斯之間的圖慶。圖慶風景宜人，坐落在施塔恩貝格湖畔，置身於這個保守的德國南部城市，盡管距離柏林隻有幾百英裏，但勃蘭特還是證實了自己的民族主義傾向。

　　勃蘭特的演說幾乎就是重複那年早些時候在哈佛大學用英語發表的演說，而且很多方麵都與一個月前肯尼迪在柏林自由大學發表的演說有類似之處。盡管如此，勃蘭特的演說依然受到了很大關注。其原因並非勃蘭特的演說內容，而是因為他的新聞發布會助手埃貢·巴爾給聽眾講述了與勃蘭特演說同樣的內容。

　　前往會議的路上，勃蘭特被耽擱了。為了能穩住聽眾，巴爾就發表了自己早已準備好的評論，不過不是按照先前計劃好的作為勃蘭特演說的評論，而是發表在勃蘭特的演說之前。

　　巴爾的演說題目是“以緩和而改變”（Wandel durch annaherung），本來計劃作為勃蘭特演說的一個低調闡釋，解釋“大處著眼”的政策，以及減緩緊張局勢的政策如何在務實的層麵上加以解決。巴爾宣稱，就德國重新統一而言，“孤注一擲”的政策已經失效。那麽對於東西德的人民能做些什麽呢？重新統一的想法當然不能拋棄；但與其采取些誇張卻收效甚微的行為，不如把它分解為“有很多小步驟和階段的過程”。在一個以意識形態為分界線的世界，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是一個現實，而且隻要蘇聯繼續在軍事上或以其他的方式支持它，那麽這個共產主義德國，盡管讓人厭惡，卻還不得不繼續存在下去。西德的目標必須是通過共同貿易和接觸讓東德人的生活更舒適。如果共產主義政權暫時還能繼續存在下去，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勃蘭特正在緩緩地展示一個公開的觀點。這個觀點反映了過去幾個月來，勃蘭特和隨行人員及美國人之間的談話。然而，巴爾的演說，看起來就像是那個晚上的主要節目，引起了廣大的關注，但絕非所有人都對此表示讚賞。巴爾自己稱感到震驚：

　　在我發表“以緩和而改變”的演講時，我不知道自己是非常勇敢還是有必要小心一點。我在具體闡述、評估，更加具體而全麵地思考勃蘭特的演講，論述應該更深入一點點。

　　然而，1963年7月的那個夜晚代表了東西德關係新時代的開始，也是後來熟知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的開始。這個政策會承認戰後協議的既定事實，盡管這個協議奪走了古老德國的大片領土，並把這些領土給了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以前的哥尼斯堡，現在的加裏寧格勒周圍的區域）蘇聯。

　　新聞界開始喧囂起來，特別是施普林格的地方電台。基督教民主右翼聯盟開始抗議。然而，保守派人士根本就沒有選擇。一旦塵埃落定，這種觀念似乎就進入了大眾的頭腦中。

　　在西柏林，隨著秋天的臨近，西柏林的市長代表坐下來，和東德代表一起推敲“跨越許可協定”。西柏林政府的介入看起來或許是一個很大的妥協，但事實上，自從20世紀40年代末以來，東、西德和西柏林政府的中級官員安靜地討論了很多雙邊貿易和交通問題，也達成了一些具有約束力的協議。而這就是巴爾所計劃的“緩和”的現實基礎。

　　西德保守派人士或許會將“緩和”的觀點抨擊為背叛，但東德政府把這一切看得很清楚。東德的共產主義政權左右為難，既渴求得到國際承認，又需要和西德“緩和”。東德領導層意識到，這種“緩和”可能會導致與西柏林產生一種讓人不那麽愉快的親密。

　　1965年9月，社會民主黨在選舉中獲得進一步的勝利。但是社會民主黨獲得的票數還是不夠，勃蘭特未能如願成為西德總理。不管怎樣，社會民主黨獲得的選票在緩緩地上升，保守派人士獲得的選票繼續在減少，而自由人士和自由民主人士輸得最慘。但保守派和自由派的聯盟，由阿登納的繼任者路德維希·艾哈德領導，掌握了西德的政權。

　　作為經濟部長，艾哈德教授是1949年來西德“經濟奇跡”的締造者。然而，和許多在位多年的成功的二把手一樣，一旦登上最高職位，事實很快就能證明為什麽他隻能擔任副職而無法做到一把手。事實證明，艾哈德在黨派政治活動和外交政策方麵很不稱職。而且，自從“二戰”結束以來，西德經濟首次進入衰退，國家財政方麵也出現了一個“黑洞”，50萬西德人失業。以21世紀的標準來看，事情還是很樂觀的，因為隻有2%多一點的勞動力失業；但在1966年，人們都焦慮地說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又回來了。

　　1966年秋，西德政壇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德國社會民主黨加入政府，勃蘭特成為西德外交部長。在艾哈德決定增加稅收以解決預算問題後，相信自由市場的勃蘭特從西德政府辭職。

　　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基督教民主右翼聯盟的“大聯合”組閣似乎是唯一的解決辦法。勃蘭特很不情願地同意離開西柏林，前往波恩擔任外交部長。艾哈德辭職後，勃蘭特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其他幾個部長進入政府，在新總理庫爾特·格奧爾格·基辛格的領導下和老對手基督教民主右翼聯盟一起共事。基辛格是一位斯瓦比亞律師，滿頭銀發，口才極佳，是一個受人尊敬的領袖。基辛格曾經做過12年國家社會黨的黨員，還是約瑟夫·戈培爾宣傳部的重要人物，為此他一直都承受著很大的壓力。麵對西德政府送給他們的抨擊對象，東德的宣傳者幾乎無法相信自己的好運氣。

　　進入西德政府後，勃蘭特謹慎地開始了他的“緩和”政策，首先就是放棄“哈爾斯坦主義”，與東方集團國家建交，甚至還承認了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合法性。然而，他的這些行動並沒有取得什麽成果。三年後，勃蘭特成為西德總理，東德問題才獲得了實質性的進展。

　　等待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經濟或政治崩潰已經毫無意義，而在1961年8月13日前，西德人都有這種奢望。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東德的政局已經穩定下來。

　　柏林牆成為現實的那一天一直都被視為東德的“重生”，從那一刻開始，東德能夠獨立發展了。烏布利希說得很對，沒有這道牆，他和蘇聯保護者建立的這個國家就無法幸存下來。而有了這道牆，雖然這道牆遭到了國際公眾輿論的長久譴責，但至少東德有了生機。

　　柏林牆建成後，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內勞動力大量逃往西德的現象立刻停止了。與東德隔離後，西德迅猛發展的工業失去了東德提供的勞動力條件。1961年10月，西德邁出了極端但影響深遠的一步，與穆斯林國家土耳其簽署合約，允許土耳其“外來工人”填充那些空餘的職位。

　　在奧得河與易北河之間的德國人陷入了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狹窄的邊界線之間，而烏布利希獲得了渴望已久的對東德的完全控製。1962年秋，柏林牆建造後的逮捕潮逐漸平息下來，盡管潛在的趨勢依然是鎮壓。1957年，史塔西警官的數量是17500人，到了1973年，即烏布利希離開人世的那一年，史塔西警官的數量幾乎增加了兩倍，達到52700人；而這還沒有計算大量的兼職密探，即“非官方同事”（Inoffizielle Mitarbeiter，就是IM）。

　　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存在的40年內，至少有60萬人為史塔西工作過。一些專家更是宣稱在此期間為史塔西工作的人數高達一兩百萬。在此期間，東德的人口降到1800萬到1600萬。即便我們隻看史塔西的官員，即拿薪水的史塔西警官的數量，那麽每320個東德人中就有一個秘密警察。相比之下，1939年，德意誌第三帝國的人口（不包括奧地利）為1700萬，而希特勒的秘密警察機構蓋世太保的人數隻有2萬，即3500德國人中有一個是蓋世太保。不難看出：蓋世太保僅以史塔西全盛時期1/10的人數就成功地控製了持不同意見者。

　　史塔西扮演的一直都是盲目效忠、缺乏同情心的角色，而這種角色在多年前就已經被準確界定，盡管讓人不寒而栗：“國家安全部（史塔西）被賦予使用任何必要手段或方式阻止或扼殺所有阻礙或延滯社會主義成功的企圖。”

　　1961年8月13日後，東德政府當局持續逮捕了國內蓄意阻撓的市民，加強了已經有效得令人窒息的內部安全機構，但事實證明，這些措施還遠遠不夠。還是應該給普通東德人一些理由，讓他們對東德政權說是。高壓之下也要留一些透氣孔才行。要統治好東德，除了大棒，胡蘿卜也是必不可少的。

　　盡管烏布利希是一個非常頑固的斯大林主義者，但他還是覺得應該進行一些改革了。1961年10月，在第22屆共產黨代表大會上，烏布利希和赫魯曉夫站在同一條戰線上，繼續批判斯大林。東德的斯大林大道變成了卡爾·馬克思大道，斯大林的名字也從其他的街道、工廠和機構中消失了。

　　經濟方麵，烏布利希居然支持經濟改革，這的確讓人驚訝。商品的定價有了更多自由，東德政府也越來越強調工業中專業技術知識和研究與開發的重要性，人民大眾也擁有了更多的生活消費品。20世紀50年代末期，東德叫囂要通過嚴格的“計劃經濟”超越西德。和當時相比，東德的局勢真是有了天壤之別。這表明，在局勢明朗的時候，烏布利希也能吸取教訓。

　　在實行所謂的新經濟體製時，東德政府也引入了一整套全新的社會措施。這些措施旨在讓普通東德人更加意識到一個緊密聯係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主義體係是多麽優越。這些措施改善了青年人的地位和社會參與程度（年輕人一直都是個問題），同時，放鬆了以前相對僵化的政治控製，改善了教育體製，改革了家庭法令，等等。從本質看，所有這些措施都是進步和人文的措施。這些措施旨在幫助東德民眾，現在他們被幽閉起來，不僅要接受自己的命運，還要看到處於幽閉環境中的一些優勢。

　　新的青年準則甚至還允許孩子們聽一些爵士樂和一點點流行音樂，當然得通過“正確渠道”。文化方麵也進行了有限的放鬆，出版了一些文學作品，比如克裏斯塔·沃爾夫的小說《分裂的天堂》。小說講述的是柏林牆分隔開來的一個家庭，盡管小說完全讚同東德的體製。曾經一段時間，一些左派諷刺作家，比如年輕的沃爾夫·比爾曼（一位從西德移民過去的理想主義者）也被允許出版自己的作品。

　　新的家庭法規承認婚姻和孩子是社會的基本單位，鼓勵男人幫助承擔一些家庭責任。東德政府甚至還談到要創建“社會主義人格”，但對大多數東德人來說，他們的生活方式與傳統的中產階級下層非常相似，而與無產階級先鋒的生活方式相差甚遠。

　　“新經濟體製”的效果並不是太好，但比以前的經濟模式好很多。大量人口外流的現象已經停止，而且東方集團國家政府也增加了對東德的支持。20世紀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大多數東德人的生活已經比較舒適和幸福了。在1965年到1970年，平均每個家庭的個人消費增加了近25%。

　　牙刷、土豆、衛生巾和廁紙等日常用品的供應還存在一些問題，但是從1960到1970年，家庭擁有電視的百分率從16.7%增加到了69.1%，擁有冰箱的百分率從6.1%增加到56.4%，擁有洗衣機的比率從6.2%增加到了53.6%；1960年，3.2%的東德人擁有小汽車，1970年，15.6%的東德人擁有小汽車。然而，汽車依然很昂貴，而且交付還要等待很長的時間。一些人把這種成就稱為“東德的經濟奇跡”。這是一種誇張，但從物質生活的角度來看，東德人的生活確實比20世紀50年代要好得多。

　　東德政府逐漸贏得了一個明顯而且非常關鍵的事實：柏林牆建好後十年內成長起來的那一代人沒有經曆過其他類型的社會體製。一個1950年左右出生的東德婦女在1989年後會說，在柏林牆倒塌之前，她從來就沒有意識到自己生活的地方是那麽破舊、灰暗，空氣汙染是那麽嚴重。東德人可以去其他東歐國家旅遊。而且，和其他東歐國家比起來，東德看起來要先進得多，而且生活水平也要高很多。

　　精英人物在萬特利茨和別的地方錦衣玉食，遠遠地躲開東德的人民大眾。除了精英人物，幾乎沒有哪個東德人的生活稱得上富足。但東德有免費的幼兒園食物、免費的醫療、租金補助和假期補助（假期補助通常是由國家控製的工會或者職業協會組織的），而且獲得國家批準的人還可以享受免費的高等教育。如果你遵紀守法，沒有什麽不同尋常的野心，不想過另外一種生活，還把你的未來完完全全交給德意誌統一社會黨或者“街區”黨派，那麽你的生活將會寧靜而安全。

　　在東德，還有一些事情值得驕傲。20世紀50年代初，東德開始大規模地鼓勵國民開展體育運動。剛開始的時候，這場大規模的運動隻是作為一種增進健康、提高生育能力的措施，後來逐漸發展成為一種追求國家尊嚴的輕率要求。一些有潛質的年輕運動員很小時就被挑選出來，送往特殊的運動學校。在這些特殊的運動學校內，他們不僅要學習常規課程，還要在嚴格的紀律和強硬的政治教育背景中接受高強度的訓練。當他們慢慢長大，最成功的運動員將會直接被送入大城市或城鎮中大約30個資金雄厚而且設施很好的運動俱樂部。這些俱樂部通常都和軍隊以及史塔西有關，運動員會在軍隊或者史塔西得到穩定的工作，這就能保證他們保留理論上的業餘身份。高級別的運動導師和教練在萊比錫的體育運動研究機構（Forschungsinstitut fur Korperkultur und Sport）接受培訓，如何才能讓這些運動員更有進攻性。

　　成功的教練和運動員會獲得很高的獎賞：去國外旅遊。此外，還有一些特別待遇，比如房子、轎車，以及用西方貨幣發的獎金。不幸的是，代價通常也很高昂。在1968年的墨西哥奧運會上，德意誌民主共和國代表團位居獎牌榜第三位，僅次於美國和蘇聯。其實，東德的很多運動員都依賴於危險但有助提高成績的興奮劑，如合成代謝類固醇和荷爾蒙。

　　奧運會上的成功加劇了這種趨勢。從1969年開始，一個綜合的興奮劑項目開始了。為了讓東德運動員能在國際排名上保持高位，萊比錫機構、東柏林科學院，和耶拿製藥公司無恥地勾結起來。這種稱雄世界的成就讓東德賺取了一些正麵形象，以及國內迫切需要的集體自豪感。一個隻有1600萬人口的國家能夠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確實讓人驚訝。1989年後，這個殘酷的國家陰謀被披露出來。為了提高運動員的競技水平，東德政府給很多孩子和年輕人服食一些強效但非常有害的藥物，而孩子的父母根本就不知情。很多人，中年就會開始遭受長期服藥帶來的災難性後果。

　　垂暮之年的瓦爾特·烏布利希依然統轄著這個帶有圍牆的封地，與兩個世紀前獨裁的普魯士非常相似。東德同樣是一個過分微觀管理的、家長式作風的軍事經濟體製；其中，市場的地位屈從於國家的需要，出人意料和差強人意的鬥士（這裏指的是運動場而不是戰場）為了領袖的愉悅而列隊接受檢閱。我們不知道東德運動隊中的這些“高家夥”是否也要排隊穿過烏布利希的臥室。在東德這片土地上，癡迷於發布命令的“士兵國王”弗裏德裏希·威廉一世換成了頑固的烏布利希。自從1961年8月13日以來，柏林再次出現了城牆。如同18世紀的逃兵一樣，20世紀的“叛逃者”也會在城牆邊被開槍射擊。

　　烏布利希的繼任者會采取更有邏輯的措施，重新引入對普魯士和弗裏德裏希大帝的狂熱崇拜，而目的就是為了創建德意誌民主共和國迫切需要的曆史脊梁。對於頑固、說話尖利的烏布利希來說，不管他的國民要付出什麽代價，存留並形成一個實體才是最重要的；這個實體反映的是他在青年時就有的一個夢想——創建社會主義國家。

　　1971年5月，77歲高齡的烏布利希在東德被解除了實權。因為嚴厲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赫魯曉夫的繼任者，成為蘇聯的領袖。勃列日涅夫認定，衛星國德國高層需要新鮮血液。

　　烏布利希又活了兩年多，但他的健康問題卻每況愈下，盡管依然保有國務委員會主席的頭銜，但已經失去曾經行使的權力。他甚至無法自主選擇來賓，而且他的來訪者都由政治局的禮賓司代為選擇。

　　1973年6月，慶祝烏布利希最後一個生日的照片，形象地表明了德國共產黨的前強勢人物80高齡的狀況。慶祝地點就在國務委員會的宴會廳。他縮在椅子上，因為疾病，他永遠都無法從椅子上站起來，他始終看著地麵。他的繼任者，埃裏希·昂納克站在麥克風後，正在講述一本紀念相冊。昂納克的身後是政治局成員，隱隱約約的，麵無表情，穿著不合時宜而且扣得緊緊的製服。對他們來說，這是一種沉悶的職責。沒有其他人出現在他的生日慶祝活動中。烏布利希身體微微前傾，微微齜牙，他臉上的表情也許是他身體上的痛苦的表現。同樣的，烏布利希或許還表達了一種衰落的失敗和憤怒，因為一個曾經強大的動物，居然虛弱到無助地依賴自己曾經鄙視的動物。如果烏布利希有力量，或許他會跳起來撕裂那些人的喉嚨。但他沒有，也做不到。

　　五周後，即1973年8月1日，瓦爾特·烏布利希在多恩湖畔的別墅內死去。12年前，柏林牆建造的前一天，就在此地，烏布利希邀請部下和他一起喝茶，並迫使向他鞠躬行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