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牆

第十章 囚犯

　　東西柏林的邊界障礙會最終變成柏林牆。關於邊界障礙，報紙或閃爍不定的黑白電視圖像會讓整個世界注意到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象。

　　意象之一是埃裏希·昂納克集權而充滿機械化效率的“玫瑰行動”：荷槍實彈的東德士兵、警察和工廠戰鬥小組成員整齊劃一地排列開來，伸展的帶刺鐵絲網把一個大都市的神經網絡一分為二，混凝土柱子像指甲一樣深深嵌進柏林那被征服的軀體之內。意象之二是驚恐和亂糟糟的人群。邊界封鎖時，人群四散奔跑，或試圖逃亡。一些人受到圍觀群眾的鼓舞，奮力衝向西柏林。邊界兩側的人們相互揮手，高呼彼此的名字，還有人舉起手裏的孩子和寵物。他們竭力掙紮著接近彼此，但都是徒勞。顯然，他們已經意識到幾年或者永遠都無法見到彼此了。然而，最令人痛心的場麵還是發生在貝瑙爾大街及其周邊的情景。

　　貝瑙爾大街位於柏林市威丁區，在柏林法國占領區。這條很快就會變得臭名昭著的大街始於柏林北火車站，向東北延伸大概1.5公裏之後，來到伊伯斯萬德爾大街和希維德勒大街的交匯處。在這裏，邊界圍牆轉而向北，沿著東德邊界繼續延伸。多年前，這裏是一個繁忙的鐵路車場，現在則是東西德邊界的無人區。這片區域的麵積約為三到四個街區，幾乎筆直地突入東德。

　　區域的三麵都和共產主義國家東德接壤。依據1920年製定的多少有點怪異的大柏林區域邊界協約，貝瑙爾大街成為威丁區和米特區（柏林中心地區）的分界線。威丁區位於西柏林，在法國占領區內；米特區位於東柏林，屬於東德。

　　在這條街的前三四百米，即從柏林北火車站蜿蜒而來的那一段，東西柏林的邊界沿著柏林索菲教堂的墓地邊緣劃定；而接下來的一段邊界則沿著另一墓地的邊緣劃定，這個墓地屬於伊麗莎白——升天（伊麗莎白升天節）教會。街兩旁的居民以前或許並不關心自己屬於資本主義陣營還是共產主義陣營，而這本也無可厚非。然而，到了19世紀，公寓樓開始沿著街道兩旁修建，隨著居民人數的增加，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爭鬥讓形勢開始發生變化。自然而然地，許多人開始關注這個問題。東西柏林的邊界線沿著貝瑙爾大街的南側（從地理位置來說是南側，而從政治意義上來說則應該是“東側”）劃定，大街北側的建築物和整條大街都屬於西柏林，大街南側的建築物完全屬於東柏林。

　　邊界封鎖之後，居住在貝瑙爾大街的西柏林人，驀然發現自己的日常生活突然陷入了一團糟。以前，他們常常去東柏林購物，孩子們放學後會到花園大街旁的旱冰場溜冰，星期天他們會去弗裏德裏希斯海因公園附近的童話泉野餐。他們的教堂——19世紀的複合教堂，入口朝向西柏林，但整體建築卻在東柏林。後來，教堂被拆除，成為邊界無人區。

　　邊界封鎖時，埃爾珂·克爾伯格隻有13歲，住在哈西頓大街和貝瑙爾大街相交處（如今仍住在這裏）。埃爾珂是獨生女，最親密的夥伴就是住在街對麵的表姐。對她來說，這位表姐就如同自己的親姐姐一樣。兩家親戚住得這麽近，當然彼此經常串門。

　　親朋分離的災難跡象首先出現於8月13日星期天早上8點，埃爾珂的母親去買報紙。回到家裏時，她既憤怒又焦慮：向右拐彎通向柏林米特區貝瑙爾大街的三條街道，即阿克大街、花園大街和史特利茨大街，都被帶刺鐵絲網封鎖起來了。東德警察持槍把守通道，而建築工人似乎正在加緊建造永久性的路障。

　　本來，克爾伯格一家計劃那天下午去親戚家喝咖啡，但現在，住在大街南側的人，包括埃爾珂的表姐一家，都被困在東柏林了。這個星期天被柏林人稱作“鐵絲網出現的星期天”，標誌著大多數柏林人生活中發生的巨大變化。普普通通的街道變成了陷阱，有時甚至是死亡陷阱。

　　邊界封鎖幾小時內，人們就意識到這樣一個活生生的現實，柏林分裂了。幾個小時前，進入西柏林隻需輕鬆地跨過街道，現在，一條街道變成了天塹。那些被困在東柏林的人，在發瘋般地做最後嚐試，努力想要進入西柏林。

　　貝瑙爾大街開始上演這樣的畫麵，被困的東柏林人紛紛從自家窗戶跳到貝瑙爾大街上，因為貝瑙爾大街屬於西柏林。東德人民警察和邊境警察意識到被困的東柏林人有可能逃走，於是進入這些樓房展開搜查。他們的最終目的是要消除邊界區域內“不可靠的”因素，但這需要時間。

　　貝瑙爾大街上的逃亡很快就成為全世界觀看的人間戲劇。通過報社和剛剛建立起來的電視台鏡頭，這些逃亡畫麵很快就吸引了全世界人民的視線。西柏林的人群、警察和消防隊員都趕到了貝瑙爾大街。人群朝站在窗台上猶豫著是否要往下跳的東柏林人大喊，給他們鼓勁兒。消防隊員在樓下鋪開充氣墊，防止跳樓的人摔傷。一名男子從二樓的窗戶滑向地麵時，突然發現自己被房間裏的東德警察拖住了。樓下街道上的西柏林人在窗下抓住他的腳踝，狠命地想把他拉下來。這是一場激烈的角力比賽。這一次，靠著地心引力的幫助，逃亡者和西柏林援助者獲勝了。

　　其他人可沒這麽幸運。許多準備逃走的人在公寓樓被清理前的幾個小時或者幾天內悲哀地離開了這個世界。59歲的艾達·希克曼從樓上跳到西柏林的大街上，不幸摔死。47歲的魯道夫·厄爾本從公寓樓的窗戶跳入西柏林，結果受了重傷。在西柏林的醫院內半死不活地躺了一個月後，終因傷重不治而亡。即使後來公寓樓的窗戶被磚塊砌死後，還有人試圖從公寓樓的樓頂逃入西柏林。

　　貝恩德·蘭瑟是貝瑙爾大街上最後一批遇難者之一。10月4號那天，蘭瑟準備借助晾衣繩從貝瑙爾大街44號公寓樓的樓頂滑入西柏林。東德警察火速進入了這棟公寓樓，蘭瑟隻好跑向其他地方，東德警察追著他在樓頂上亂跑。奔跑的同時，蘭瑟不斷向西柏林呼喊求救。

　　在公寓樓下的大街上，消防人員已經鋪好充氣墊準備營救他；幾百名旁觀的西柏林人聚在街上。東德邊境警察步步緊逼，蘭瑟隻能縱身一躍，從樓頂上跳了下去。遺憾的是，他沒有跳到氣墊上。他結實地摔在地麵上，幾分鍾後就死去了。離開人世的時候，蘭瑟隻有30歲。

　　當時，東西柏林的邊界線上還沒有“圍牆”，圍牆是後來才出現的。然而，即使是8月12日到13日那個晚上臨時樹立起來的邊界障礙，也驚人的有效。

　　西柏林的馬林菲爾德接待中心擠滿了東德難民。大多數難民是周日前來到西柏林的，他們正在等待接受審查。星期一，難民登記工作開始時，接待中心出現了幾千個難民。他們是周末來西柏林走親訪友的東德人；邊界封鎖後，他們決定留在西柏林。星期二前來登記的幾百名東德人也是同樣情況。

　　根據官方數據，星期日晚上共有28人成功越境，第二天有41人越境。一些逃亡者遊過泰爾托運河進入西柏林。一名50歲的鐵路工人成功越境，名叫阿爾方斯·杜賓斯基。杜賓斯基設法溜過希特勒帝國總理府遺址附近的無人區，穿過布滿帶刺鐵絲網的艾伯特大街，進入提爾公園和安全的西柏林。星期一的晚上，在守衛還相對鬆懈的泰爾托運河，一對夫婦朝對岸的美國占領區遊去，東德軍警朝這對夫婦開槍射擊。幸好他們沒有受傷，還安全抵達了西柏林。這次開槍事件對於今後還想通過這條途徑逃往西柏林的人來說，不啻一個可怕的警告。

　　東德政府領導人以最小的代價完成了使命。他們可以歡欣鼓舞，慶祝自己的勝利。

　　黨的官方喉舌——《新德意誌》大肆報道了“反法西斯防衛牆”所代表的勝利。“對戰爭販子來說，這是黑暗的一天……曆史的軌道已經轉向了和平……工人們對勝利的回應是刷新的生產記錄。”該報頭版社論的標題為“一目了然的局勢”。文章中如此描述西柏林政府當局：“隻需輕輕一擊，就可看出他們的政策多麽腐化，他們的境遇多麽岌岌可危。”報紙報道勃蘭特垂頭喪氣，在西柏林民眾集會上發表的演說就像“在為人口販子念悼詞”。

　　該報年輕記者君特·沙博夫斯基是一名忠實的共產主義者，實實在在地感覺到了這種勝利。他支持的政權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智謀上擊敗了資本主義者。對他和同事來說，這是“偉大的一天”。

　　在歡欣鼓舞的表麵之下，德國統一社會黨控製的國家還是和以前一樣不安全，和以前一樣偏執。

　　共產黨認為，有兩類人不愛黨，一類是明顯的，一類是不那麽明顯的。明顯不愛黨的就是成千上萬的邊界跨越者，因為他們之前選擇在西柏林工作。多年以來，東德政府采用了除明令禁止外的所有手段去迫害他們。同樣明顯不愛黨的還有選擇（或其父母選擇）去西德接受教育的年輕人。還有一類人，他們在工作單位和強製性政治會議上表現得很積極，但在背地裏卻抱怨不已。這類人對黨的不熱愛表現得很隱晦。

　　“邊界跨越者”很好處理。他們被直接送往職業介紹所，在東德的工廠裏找活幹。作為可疑分子，“邊界跨越者”會付出高昂的代價。他們遭受排斥和歧視，在工作場所，不準“聚在一起”；而且，還不得應聘“重要職位，特別是關鍵生產領域的重要職位。”9月中旬，史塔西報告說已經登記了32000名以前的“邊境跨越者”，其中的24000人已經在民主柏林（東柏林）接受了新的工作崗位。

　　不可忽視的是，因為東德政府的偏見，當然這種偏見並不讓人覺得意外，所有在東柏林生活但曾經在西柏林授過課的教師，盡管有教師資格，卻都被終身禁止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教育係統工作。

　　“西方學生”（Weststudenten）在邊界開放時選擇在西柏林或西德求學，因而也要受到懲罰。這些“西方學生”被劃為“階級鬥爭”分子和“工農國家”的叛徒，將會受到嚴肅處理。此類專科生和大學生被“明確”禁止在東德繼續完成學業。學技術類科目的學生直接被派往社會主義工業企業工作，在那裏他們的知識可能會派上用場。一段時間後，經領導同意，他們可能獲準回到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高等教育機構繼續學習。

　　學習人文學科的學生將會受到特別的報複性懲罰。在政府頒布的命令中：“凡是在西柏林學習社會學科目的西方學生，包括大學即將畢業的西方學生，都將一律派遣到生產加工部門工作”。也就是說，隻要在西德學習過政治類學科的學生都要被直接送往工廠，從事純體力工作。

　　棘手的是那些8月13日前在西德入學的東德青年和兒童，現在他們不得不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內完成學業。“汙染”一直是東德政府擔心的一個重大問題。東德政府擔心在政治上受到汙染的邊境跨越者會削弱無辜的社會主義工廠，同樣，他們也擔心腐化的年輕人會毒害純潔的社會主義學校。東德政府“絕對禁止”在同一個班級或同一所學校集中安置大量的“前西方學生”。就近或方便上學的措施也不能違反這項政策。

　　至少多數少年兒童還被允許繼續在校學習。隨著這些少年兒童逐漸長大，事情就變得更加棘手。“西方學生”進入十一和十二年級時（高中的二三年級），會被禁止繼續完成學業，而且他們會被指派去做學徒。他們沒有上大學的資格，除非基於“整個社會的利益”考慮“是合適的”，但這完全取決於孩子“父母對我們政府措施的態度，以及他們願意依照我們的教育法規來幫助教育他們的孩子。”

　　要想孩子得到（可能的）繼續學業的機會，父母必須付出代價，必須完全奴顏婢膝地服從。

　　十三年級（大學預科）的西方學生，以及那些誤入歧途的大學文科生，都會被直接踢到勞動大軍的隊伍中，沒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或許這是因為東德政府極不信任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不管其年齡大小，知識分子的態度總是東德政府當局擔憂的一個問題。

　　中央委員會已經收到以告密為基礎的調查分析報告，報告中詳盡敘述了受過良好教育的階層的言行舉止。醫生抱怨西德藥品突然短缺，擔心無法治療自費以及享受國家醫療福利的病人；演員抱怨自己與德國文化遺產之間的紐帶被割斷了；一些中產階級個體戶害怕政府剝奪鉗製他們的獨立。“為什麽現在才想起問我們呢？”有人抱怨說，“這件事情（即修建柏林牆）已成定局。政府應該先征詢意見並展開討論，看看我們是否同意。這才叫民主！”據報告，這種觀點在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群中“蔓延”。

　　偶爾也會有民眾公開批評邊界封鎖事件。在哈雷區一家化工廠，有人在會議中公開表示異議，認為應該“討論”8月13日的邊界封鎖事件。工人們聲稱，“這種行為是一種犯罪”。報告簡單地描述了這種直白的後果：“兩名惡棍最終被逮捕”。

　　其他地方，某位“裏克特同誌”宣稱自己不讚同這樣的“措施”。當然，他說的話會對德意誌民主共和國造成損害。他聲稱，不管怎樣，自己的生活已經“被毀”（verpfuscht）。針對這一事件，政府情報人員在報告中提交了這位“被毀”人士的一些照片，展示了他舒適的公寓。報告中還附上幾句諷刺的評論：“裏克特有一輛特拉貝特牌豪華轎車”，報告中還特別提到，“在他舒適奢華的公寓內有冰箱、電視機、專為公寓添置的新家具，以及兩頭大肥豬。”

　　東德政府當局選擇在周末封鎖邊界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其目的是要讓睡夢中的西方人措手不及；同時也是為了有效地控製東德境內勞動大軍的過激反應。

　　1953年6月，工人們扔下手中的工具，互吐苦水，然後衝出工廠和建築工地，聚集在大街上。為了平息那次暴亂，東德政府甚至動用了蘇聯的坦克。那次暴亂讓東德政府當局學乖了。經過精心策劃後，東德政府當局決定在8月的一個星期天進行邊界封鎖。周末的時候，工人通常會和家人在一起，在家中休閑，或者去德國傳統的小塊菜地（Gartenlauben）耕作，或者去鄉下度一個小假。總之，周末不太可能出現大集會和大罷工。

　　到了周一，東德政府當局推斷，邊界封鎖已成事實，誰也無法否認。他們走了一著妙棋。

　　此外，東德政府安排了一些集會，讓統一社會黨官員和鼓動家發表演講，並讓民眾展開自由討論。在討論中，政府不加任何評判。隻要有批評者做得太過火，就像哈雷區那些無畏的工人一樣，他們立刻就會被認定為“暴徒”或“反動分子”，很快被秘密警察逮捕。

　　足有數千人被劃為“暴徒”或“反動分子”。1961年上半年，大約1500名東德人因為政治罪被逮捕；1961年下半年，這個數字翻了5倍，人數達到7200人。專政仍在繼續，但依然不能和1953年相提並論——當時的情況極其糟糕，所有的東德監獄都裝滿了叛亂者。這次清洗運動中被整肅出來的人去了另一個地方，這個地方不僅外人知之甚少，甚至連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境內的人都很少耳聞。但是，進入這個地方並僥幸活下來的人永遠都不會忘記那裏。

　　那個周末快結束時，19歲的克勞斯·舒爾茨·雷德伽斯特結束了浪漫的鄉間約會。他回到東柏林米特區自己那舒適的家中。

　　與此同時，那個“鐵絲網出現的星期天”已經結束，整個世界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舒爾茨·雷德伽斯特的個人世界也發生了變化，盡管當時他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對新的“邊界措施”並沒有太激烈的反應，他愛著的女人也住在新邊界牆以東，所以他認為自己的生活會像以前一樣繼續下去。他考慮的隻是去哪裏學習，與愛人約會，和朋友相見，以及去這個城市的曆史中心，在咖啡館和酒吧中消磨時間。

　　事實並沒有按他預想的方向發展。5天後，8月17號星期四，麻煩找上門了。

　　8月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舒爾茨·雷德伽斯特正沿著一條郊區公路散步。一輛汽車跟著他滑行，兩個人從車上下來，擋住了舒爾茨·雷德伽斯特的路。這兩個人請他去“澄清一件事情”。他們客氣的語言掩飾了逮捕他的真相。兩人抓著他的胳膊，把他架進一輛等待著的瓦爾特堡汽車。在抓捕他的過程中，車裏的那個人讓車子的引擎一直轉動著。上車後，司機猛踩一下油門，汽車飛速離開，咣咣當當地壓過鵝卵石路麵，向無人知曉的地方奔馳而去。

　　舒爾茨·雷德伽斯特被帶去的地方，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就是“禁區”。通常，人們乘坐從亞曆山大廣場出發的有軌電車，沿著列寧大街寬闊的林蔭大道向東前行約5公裏，就會在根斯勒大街站下車。如果有人還要繼續進入列寧大街北部迷宮一般的街道，那麽他會發現尋找正確的方向是多麽困難。

　　這是一個居民生活與輕工業的混合區，位於利希滕貝格的霍恩施豪森區。這是東柏林一個非常繁忙的外圍區，但這樣一塊重要的區域在城市地圖上卻沒有任何標誌。附近的街道都有明確的標識，但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存在的整個時期，東柏林出版的地圖上卻把這個區域標注為空地。即使在西德的地圖上，也隻顯示了模糊的建築輪廓，以及一些“二戰”前就存在的小貨運車站。

　　如果遊客堅持從根斯勒大街有軌電車站一路往北前行，他們會看到一道高牆，牆上掛著警示標誌牌。如果他們轉入福裏恩瓦爾德大街，會看到一個上書“禁止前行”的警示牌和一個武裝守衛站，守護這個地方的是身穿東德國家安全部製服的守衛。一道高高矗立的鑲嵌著鋼鐵的圍牆封住了前進的路。這是進入禁地的主要入口。

　　這片工業區占地約0.5平方公裏，1933年前歸猶太人所有，後被納粹征用。一些“雅利安”人的企業趁機擴張。一家大型紐扣生產廠家因為納粹德國國防軍的軍購合同而壯大起來。其他受到照顧的公司還包括生產肉類加工機械的赫克勒工廠和生產疫苗的愛施德製藥廠。納粹的社會福利機構（NSV）在這裏建造了一座現代化的食堂廚房（Grosskuche），依靠“冬季援助基金”的扶持，為當地居民提供食物。

　　“二戰”時期，盟軍的空襲徹底摧毀了這些設施。轟炸還毀損了蓋世太保在根斯勒大街兩旁修建的小型懲罰性集中營。如果猶太人和從東歐征召來的工人不服管，他們就會被送進這些懲罰性集中營。此外，空襲還炸毀了納粹國防軍的一個倉庫，是用來囤積從歐洲掠奪來的戰利品的。

　　4月22日，白俄先遣部隊第五軍在伯紮林將軍的統率下，占領了霍恩施豪森。倉庫內的大量物品和食堂廚房的大部分設備都不見了蹤影。其實，那個時候德國郊區工業的命運大抵都是如此。

　　這個區域還有一個獨特之處，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總部就建在了這個地方。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就是蘇聯安全委員會克格勃（KGB）的前身。在當地共產主義者和告密者的協助下，蘇聯政府開始在當地圍捕那些支持過希特勒的人，尤其是資產階級分子。

　　1945年4月23日，肉類加工機械廠的老板、80歲高齡的理查德·赫克勒被蘇聯巡邏隊認出，當場擊斃，屍橫福裏恩瓦爾德大街和根斯勒大街的拐角處。一同被槍殺的還有他的管家和一名世交。在戰後混亂喧囂的那幾周，這種毫無征兆的複仇殺戮在整個蘇聯占領區都很普遍。很快，這種隨意處決就換成了係統的清洗。小理查德·赫克勒，即死去的肉類加工機械廠廠長的兒子，突然被捕，並永遠消失在蘇聯的一處勞改營中。廠裏的其他幾名經理也被捕入獄。很快，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起用了蓋世太保遺留下來的集中營和食堂廚房。1945年5月中旬，這個地方被官方正式指定為“3號特別勞改營”，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的斯馬羅達少校被任命為這裏的指揮官。

　　成千上萬的傑出人士和無名之輩，都在這裏遭到了和小赫克勒相似的命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演員海因裏希·喬治。作為20世紀20年代經典影片《大都市》和《柏林亞曆山大廣場》中的明星，他曾經反對納粹，但後來經不住戈培爾的引誘成為德意誌第三帝國電影文化中的主要人物。1945年6月和7月，喬治被囚禁於此，後被轉移到柏林郊外的前納粹集中營薩克森豪森監獄；一年後，死於獄中。

　　1951年春天，“3號特別勞改營”已經擴大了很多，幾乎將半平方公裏的工業區都納入其中；蘇聯將這個勞改營移交給了新近成立的東德國家安全部。曾經的食堂廚房和以前的蓋世太保懲罰性集中營成為東德秘密警察史塔西主要的審訊監獄。

　　這個地區特別適合此類用途。它相對獨立，易於封鎖，建築實用，（最後而且同樣重要的一點）一條鐵路支線由此經過。運輸來此的“貨物”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機械或耐用消費品。

　　1961年8月17日星期四，克勞斯·舒爾茨·雷德伽斯特被史塔西從街上抓走，然後被帶到霍恩施豪森。汽車剛開出不久，他的眼睛就被蒙上了，所以一路上他隻能聽到汽車駛離鵝卵石街道和大門打開的聲音。接著，他聽到汽車駛過一個石頭鋪成的區域，通過了另一道鐵門。通過回聲，舒爾茨·雷德伽斯特意識到他們來到了一個密閉的空間。門哐當一聲關閉了。

　　蒙在舒爾茨·雷德伽斯特眼睛上的布被摘掉，強烈的燈光讓他頭昏目眩。當他被從車裏拖出來的那一刻，不知道從哪裏傳來了一聲恐怖的叫喊聲。舒爾茨·雷德伽斯特被拽著經過這個充滿恐怖喊叫聲的區域，朝一扇門走去。史塔西“審訊監禁”，就是一場經過精心策劃的心理噩夢。

　　1961年，霍恩施豪森的審訊監獄隻是史塔西複雜體係的冰山一角。這裏不僅是一個監獄，還是史塔西的行政中心和一個特殊的勞改營。在這個複雜體係的其他地方，長期服刑的犯人還為在“海外資本主義國家”工作的東德特工生產假的西方車牌。此外，這裏還有印刷所，專門印刷各種合法或非法的文件、表格和身份證件等。20世紀50年代，間諜交易中的間諜工具，如微型相機和錄音機，也在這裏製造。後來因為消息泄露被西方媒體曝光，這個部門（“特別勞改營X”）才關閉。

　　審訊監獄與一般的監獄不同，這裏的審訊人員絞盡腦汁，從嫌疑犯口中套出必要的罪狀，去證實早已為他們定好的罪名。秘密法庭將據此對他們進行判決。克勞斯就是類似的成百上千名嫌疑犯中的一員。負責政治犯監獄的史塔西第十四局，對待克勞斯的方式相當具有代表性。

　　剛一到達，克勞斯就按慣例經受一番痛苦的精神折磨，然後被剝光衣服，換上質地粗糙的囚服；接著被送到隔離室。在審訊監獄內走動是受到嚴密監控的，尤其在被監禁的初期，任何囚犯都不得與他人交談，甚至不允許見到其他人。在迷宮般陰森恐怖的走廊角落有一個“交通信號燈”係統，當另一個囚犯和押他的護衛走近時，信號燈會發出警告。如果出現這樣的情況，原來那個犯人會被推進牆上一個人形的壁龕內，他必須站在那裏，麵朝著黑暗的牆磚，一直到其他犯人和護衛安全離開。

　　囚犯到達時，會發現牢房裏隻有一張床和一個廁所。隻有一點點自然光能透過窗戶上的毛玻璃射進來，但根本看不到外麵的景致。整個地方都透出絕望的寂寞，死一般的寂靜。像克勞斯這樣剛從自由而且空氣清新的外部世界到達這裏的囚犯，很快就會感覺到自己像是在一點點地被活埋。

　　克勞斯度過了4年的牢獄生活，先是在霍恩施豪森監獄，後來在薩克森州的鮑岑監獄。鮑岑監獄就是聲名狼藉的“黃色苦難”。這段牢獄生活給他的一生都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他入獄的罪名就是故意向他的父親介紹了一位西德情報機構的特工，而這個特工希望和他的父親談論勃蘭登堡教區的事務。克勞斯的父親先是竭力抵賴，最後隻能承認。

　　那位西德情報人員非常嚴厲地告訴他們，父子倆絕對不能向任何人提起他們會麵的事情，任何人都不能。克勞斯的父親認為教會理事會中最好的朋友和同事應該不在任何人的範疇。在他看來，他們當然應該有共同的、類似的政治主張，所以他向最好的朋友談論了與西德情報機構人員會過麵的事情。然而，這位表麵的知己實際上是史塔西的特工，專門派來給他當“保鏢”的。所以，柏林邊界障礙豎立5天後的那個星期四，在父子倆都不知情的情況下，克勞斯在街上被秘密逮捕了。

　　父子倆都受到了同樣的隔離和審訊折磨。用在他們身上的折磨手段很相似。時不時會有溫和的暴力威脅，盡管很少真正地使用暴力。20世紀50年代，史塔西刑訊逼供的方式與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以及蘇聯人民安全委員會克格勃的野蠻的暴力刑訊手段極為相似。但在“鐵絲網出現的星期天”的暴行之後，東德為了獲得國際社會的尊重，鼓勵史塔西將野蠻的暴力刑訊手段轉為以心理折磨為主。

　　經典的審訊場麵就是“角對角”審訊室。審訊室在二樓，可以從窗戶看到監獄的邊界，被審訊的人可以偶爾瞥見外麵的世界。審訊人員的桌椅與窗戶成一定的角度，麵朝室內。在審訊室遠離窗戶的那個角落裏有一張小凳子，坐起來很不舒服。犯人被帶進來後，會被要求坐在那條小凳子上；這樣一來，他就相當於蹲伏在那裏，麵朝著十幾英尺外，占據優勢位置的審訊人員。經過仔細研究，這樣的布置格局能造成一種心理效果。囚犯坐在小凳子上後，立刻就會覺得不舒服及惴惴不安，會屈從於一種動物本能的不安。審訊人員可以輕易增加囚犯的這種不安，比如，死盯著囚犯，或者對他說一些諸如“我的時間很充裕，我其他的東西沒有，但是時間很多”之類的話。囚犯視力所及的窗戶向他展示著幾個星期或者幾個月之前，他還自由自在生活的地方，然而此刻他卻隻能待在孤獨死寂的牢房。這種情況下，囚犯通常會有一種希望傾訴的強烈願望，希望能盡快從那條小凳子上站起來逃離這個地方。在這種壓力下，很多人都屈服了。

　　克勞斯說了，但他說出來的東西並不是審訊人員想要的。他本能地抵賴關於西德間諜的一切。他向審訊人員講述了很多自己的生活，在東柏林像牛虻一樣的生活場景，常去的一些時髦地方，比如弗裏德裏希大街的“普銳斯咖啡館”。幸運的是，西德特工從未給過他錢，所以在這一點上他們沒有抓到證據。

　　靜脈點滴聽起來很重要，但一些微不足道的信息讓克勞斯保持了清醒和理智。另外兩件事情也幫了他的大忙。首先，在到達監獄後不到一個月，克勞斯的胃開始劇烈地疼痛，不得不被送往醫院。盡管在醫院裏他住的是隔離病房，但在那兩周的時間內，他吃到了更好的食物，得到了相對正常的治療，還有年輕可人的護士的照料，以及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間。

　　疾病（很可能是源於心理方麵的）治愈後，舒爾茨·雷德伽斯特回到了監獄，身體強壯多了。接著他被安排到雙人牢房，獄友比他年長，曾經在納粹德國的軍隊中服役。獄友教了他一些生存技巧，如何對付審訊人員，最重要的是如何在遵守監獄規章製度的範圍內保持重要的自尊。他告訴克勞斯，不要立即執行監獄警衛下達的命令。他們一起探討如何判斷監獄守衛下達命令後的瞬間停頓。這瞬間的停頓使得囚犯可以讓監獄守衛等待，但同時又避免了因為不遵守命令而遭到懲罰。這樣細微的行為細節承載著一個囚犯的自尊與存活下去的情感力量。

　　後來，克勞斯在史塔西的檔案中發現，他本來要被判處8年監禁。由於應對審訊的技巧，他成功地把刑期減少到了4年。在講述這些的時候，克勞斯臉上流露出讓人毛骨悚然的滿足。

　　克勞斯在霍恩施豪森監獄存活下來。接下來又在鮑岑監獄過了3年。他再次踏上西德的土地是在10年後。那時，他已經成為一個飽經滄桑的男人。因為柏林牆的存在，他再沒有見過那年夏天他熱戀的那個女孩。

　　幾年前，克勞斯的父親就已經獲得自由，其諷刺性在於，他父親的自由是西德捐助者用錢“買”回來的。他的父親是第一批通過這種途徑釋放出來的政治犯之一。這表明，東德的政治犯監獄已經變成一個交易機構，用人來交換堅挺的西方貨幣，而這在東方國家集團監獄體製中也是絕無僅有的。

　　封鎖邊界是一次突然的行動，雖然實施手段拙劣但效果顯著。一旦鐵絲網和守衛就位，防禦工事就進一步加強，更加堅固的建築將會出現，而這種更加堅固的建築就是常說的柏林牆。

　　與此同時，持不同意見者和克勞斯這樣的業餘間諜可能會遭到秘密逮捕和處置。新的邊界屏障建好後，所有不利於東德政府當局的東西都必須被清除幹淨。

　　1961年秋末，在貝瑙爾大街及其相鄰的街道，尤其是在米特區，東德政府當局完成了與新邊界屏障毗鄰的房子和公寓樓內居民的搬遷安置工作。貝瑙爾大街共有497戶人家，共826人，在5個星期的時間裏，即1961年9月19日前已經有143戶（276人）遷至其他定居點。按計劃，10月21日前，其餘的354戶（530人）也要全部搬離。這樣一來，這個地帶就不會再有居民企圖逃走，因為這裏根本就沒有居民了。

　　特雷普托邊界區的情況也一樣。8月13日，提爾·邁耶曾看到哈爾茨大街公寓樓裏的東柏林人向鐵絲網對麵的西德親朋揮手和高聲對話。但這種場麵在10月15日後就再也沒有出現過了，因為哈爾茨大街居民區內42戶人家（108人）已經遷往其他地方。臨近西柏林克羅茲堡區還有一些縱橫交錯的小街道，那裏的134戶居民也要限期搬離。

　　官方報告中引用的冰冷數據無法表達民眾悲憤的心情和絕望的處境，他們被迫離開了生活多年的家園。柏林鄰裏關係的親密是眾所周知的。這些居民被迫離開自己熟悉的一切，與陌生人相伴，更糟糕的是，安置他們的是毫無生氣的水泥板房。這些水泥板房是東德政府匆忙修建在柏林東部邊緣地區的。

　　臨近邊界的很多街道都發生了類似的事情。一些居民還遭到武力驅逐。一位住在靠近西柏林斯班道區邊界的居民，原本悄無聲息地離開家遷往安置地，後來“醉醺醺地回到原來的住處，把幾扇玻璃窗戶和爐灶砸得粉碎”。有一戶居民決定不理會東德人民警察早上6點的敲門聲和叫喊聲，“於是公寓門被強行打開”。另一位年輕女士因為抗議而被逮捕，官方的解釋是“挑釁行為”。

　　最後，就像東西柏林邊界上其他的建築物一樣，貝瑙爾大街上的建築也被拆毀。再也不會發生跳窗逃走的戲劇性一幕了，也不會有沿著房頂下滑，或者絕望的逃亡者直接跳到下麵的鵝卵石街道上死於非命了。

　　在固若金湯的柏林牆前，沒有什麽能夠通過。在接下來的日子裏，柏林牆將把國民禁錮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內，就像審訊監獄內的囚犯一樣，直到他們屈從命運，放棄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