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牆

第九章 鐵絲網出現的第一天

　　當大多數柏林人沉睡時，那些上夜班的工人和熬夜工作的人首先意識到柏林的東西邊界正在關閉。他們就是搬運工人、警官和記者。

　　羅伯特·H·洛克納或許是第一個知道此事的美國人。

　　洛克納1918年生於紐約，5歲時和全家一起搬往柏林。洛克納的父親是美聯社的記者，在柏林工作多年。洛克納在柏林長大，也在柏林接受教育。當全家於1936年搬回美國時，洛克納的德語已經和當地人說得一樣順溜了。服完戰爭期間的兵役（包括審訊納粹戰犯）後，洛克納去了電台工作。1961年3月，在華盛頓的美國之音工作多年後，洛克納被委任為美國占領區電台（RIAS），即美國主辦的德語電台主任，而後再次回到德國。洛克納直接向美國國務院負責。

　　1961年8月13日，星期天，深夜12：01，洛克納被電台監控部門的電話吵醒了。電話裏說，東柏林宣稱柏林城內從東往西的交通將要關閉，具體情況會有進一步通知。

　　這可是個“大家夥”。洛克納和電台小組資深成員迅速集中在美占區電台總部。總部大樓位於西柏林的漢斯——羅森塔爾廣場，離舍恩貝格市政廳不遠。洛克納電台播放嚴肅的音樂，循環播報15分鍾的新聞簡報。美國占領區電台擁有歐洲最強大的無線電發射機；大家都知道，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每個角落都能收聽到美國占領區電台播放的節目。

　　短短幾個小時，洛克納就已經兩次獨自開車來到東柏林了。東德警察也許隻是針對東德人封鎖了邊界，但西柏林人也被禁止過境（據說是暫時的）；洛克納是美國占領區電台主任，是擁有外交護照的美國公民，所以可以沒有阻礙地隨意通過邊界。他穿了一件大衣，用來掩蓋放在膝上的便攜式卡帶錄音機。他邊開車邊把自己的想法通過麥克風錄下來。因此，關於在柏林街道上鋪設帶刺鐵絲網，最早最直接的現場電台報道就來自於羅伯特·洛克納。

　　天亮後，洛克納第三次開車在柏林轉悠，這次他來到了弗裏德裏希大街火車站。通常來說，這是主要鐵路幹線和輕軌線路越過施普雷河進入西柏林前的最後一站。幾小時前，東柏林交通警察突然關閉售票大廳，禁止所有發往西柏林的火車通過邊界。

　　在登乘區域下麵的通道和大廳內，洛克納看到成百上千名東德人在漫無目的地轉悠，臉上的神情很迷茫，慢慢地透露出絕望。因為不知道邊界已經封鎖，他們還在期待著能夠登上開往西柏林的列車。很多希望成為西德難民的東德人手裏拎著皮箱，或拿著用繩子捆綁著的包裹或盒子，可悲地掩飾著他們逃難的意圖。通往火車的路徑被交警們堵住了。

　　洛克納站在一旁，看著這令人不快的一幕。突然，他看到一位年邁的婦人鼓足勇氣，緩慢地爬過台階，來到交通警察排成的陣線之前。

　　她緊張地問：“下一趟列車什麽時候開往西柏林啊？”

　　隊伍中一位年輕的東德交通警察輕蔑地回應了老太太。這種不屑一直都在刺痛著洛克納的神經。年輕人說：

　　“老奶奶，再也沒有火車開往西柏林了；現在你們都困在鼠籠裏了。”

　　1961年8月13日淩晨5點左右，天快亮了；東德工程隊和他們的武裝護衛已經開始工作了。

　　昨晚他們已經成功地製造了驚詫，此刻正在繼續完成他們的任務。埃裏希·昂納克同誌在“玫瑰行動”中的勝利是有目共睹的。那些當時沒有睡覺的人感受更深。當時，戈茨·伯甘德33歲，是一名政治記者，在另一家西柏林廣播電台——自由柏林電台（Sender Freies Berlin，SFB）工作。淩晨2點到3點，他在睡夢中被床邊的電話鈴聲驚醒。他拿起聽筒，聽出對方是晚間新聞的編輯。

　　“戈茨”，對方怒吼道，“他們在封鎖邊界，馬上去那裏。”

　　伯甘德下床簡單地活動了一下瘦削的身軀，立即穿上衣服。幾分鍾後，他就鑽進了自己的淡藍色大眾甲殼蟲轎車，緩緩地駛出策倫多夫郊區街道。他來到愛維斯高速路，從那裏快速駛向東北方向的柏林中心。時間還很早，路上根本就沒有車。這條幾乎筆直的高速路建於20世紀20年代初，連接著柏林的郊區和市區。而且，這條高速路也常用於賽車。伯甘德僅用15分鍾就到達了位於夏洛特堡區的自由柏林電台大樓，這是他有生以來的最快時速。其他睡眼惺忪的同事也都聚在台長辦公室。沒人能確定到底發生了什麽，他們認定此刻隻能做一件事：每個記者選擇一個地段去搜尋新聞線索，然後拚湊整個事件。

　　伯甘德迅速回到車上，駕車前往英發利登大街。英發利登大街位於法國占領區，是常用的東西柏林過境點之一。伯甘德到達英發利登大街時，太陽已經升起來了。他本來以為能見到邊界封鎖這一重大事件，但他失望了。

　　“這是個陽光明媚的星期天早晨，鳥兒在歡樂地歌唱。所以，你根本感覺不到一絲危機的氣息。周圍沒有車，也沒有人。”

　　他停好車後，到四周仔細看了看。他在附近看到幾名記者，還看到幾名西柏林警察。他問發生什麽事了，一個警察聳了聳肩，說，“他們不讓任何人通過邊界。”

　　邊界另一側較遠的地方，除了身穿綠色製服的德意誌民主共和國人民警察，還有一些工廠戰鬥小組的成員。工廠戰鬥小組成員身穿淡褐色卡其布工作服，頭戴獨特的遮簷棒球帽。

　　伯甘德在那裏等了一會兒，看起來不像發生過什麽事。他回到車裏，驅車前往著名的勃蘭登堡門。勃蘭登堡門位於幾個街區之外的英國占領區。在勃蘭登堡門，伯甘德看到了更多的蹊蹺事。在東德邊界一方有更多的工廠戰鬥小組成員，他們人數眾多，保持著戰鬥隊形，身上還挎著自動武器。他們組成了一道人牆，身後不是裝甲車，而是一排高壓水槍。這裏和英發利登大街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讓人恐怖的寂靜。

　　“當時時間尚早，什麽事情都沒有發生。四周一片死寂，就像是開炮前的寧靜。你知道，那種感覺就是‘隨時會開火’。”

　　伯甘德再次找到一個警察，問他發生了什麽事。警察隻知道邊界封鎖了。沒有人過去，也沒有人過來。

　　邊界封鎖以前也發生過。臨時封鎖部分邊界，現場檢查邊界跨越者和潛在的難民。但這次的事情顯然要大得多。伯甘德問那位警察英國軍隊在哪裏，警察說他也不知道。相比之下，東德人全副武裝，而柏林隻有三三兩兩的警察，並且隻攜帶著製式手槍。東德的武裝人員人數更多，武器裝備更好。

　　半小時過去了，一個小時又過去了。東部邊界開來一些卡車。慢慢地，帶刺鐵絲網在勃蘭登堡門前鋪散開來。

　　伯甘德回憶說：“我得說，那個時刻，我有一種前所未有地被遺棄的感覺。我想，西方盟國應該在場。即便隻是形式，至少能帶來心理上的安慰。”

　　伯甘德打電話給他的女朋友（後來的妻子）雷吉娜。當時，雷吉娜與父母一起住在美國占領區的施特格利茨。雷吉娜很快穿好衣服，出來和他會合。西方盟國的軍隊沒有任何行動的跡象。伯甘德和雷吉娜站在那裏，看著東德人堅定而有序地封鎖邊界。慢慢地，當地一些市民開始聚集起來。他們麵色凝重，沒人說話。

　　伯甘德到達邊界兩個小時之後，英國軍方代表終於露麵了。一輛吉普車出現在邊界區域，從車上走下來兩個身穿製服的男人，頭上戴著英國憲兵隊醒目的紅帽子。英國人站在安全地帶，漠然注視著邊界另一邊東德人的所作所為。不一會兒，他們幹淨利落地轉身，回到車內，開車走了。

　　這是那天上午伯甘德最後一次見到英國人。他並沒指望見到全副武裝的戰鬥編隊，但如此微不足道的反應卻讓他震驚。

　　“你知道嗎？他們能在那裏多待上一會兒該有多好啊。如果是一輛四人吉普就更好了，最好是讓每個人都能看到。這至少表明他們是在乎的。然而，事實卻是，他們從一開始就表達了一個非常清楚的信息：‘與我們無關’。”伯甘德回憶當時的情景，臉上露出悲傷的笑容，重複著最後那三個英語單詞，“與我們無關”。

　　伯甘德駕車返回廣播電台，同其他記者一起整合素材。他們提交了報道，並且盡量讓報道聽起來不那麽悲觀。

　　他們一致認為，西方盟國，特別是美國會表明自己的立場，會派出強大的坦克和裝甲推土機。隻需簡單地前行，他們就能清除這些臨時障礙。東德人民警察和裝備簡陋的工廠戰鬥小組成員如何能與強大的美國裝甲車編隊抗衡？也許華盛頓一旦知道這裏的事態後，就會下達此類必要的命令。

　　另一名西柏林的記者洛薩·羅，是德國公共廣播聯盟（ARD）駐華盛頓的記者。洛薩·羅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輕人，而且很快就融入了肯尼迪時代華盛頓光鮮亮麗的社交生活中，但他依然與西柏林的同事、朋友及家人保持著密切的聯係。那個星期六的晚上，他正在喬治城參加一個晚宴。出席這個晚宴的包括一些極負盛名、據說與總統來往密切的年輕女人。

　　臨近美國東部時間的午夜（柏林時間早上6點），著名專欄作家約瑟夫·奧爾索普也來參加晚宴。於是，年輕的德國記者有幸結識了這位大人物。

　　“你是哪裏人？”奧爾索普問道。

　　“柏林人”。

　　“天哪！你還在華盛頓幹什麽？柏林才是你現在最應該去的地方。”

　　“為什麽？”

　　“他們剛剛封鎖了勃蘭登堡門，還派去了守衛。看來東德要關閉邊界了。”

　　洛薩回到位於阿靈頓的公寓，及時收聽到了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的新聞廣播。那時還沒有跨大西洋的電視圖像現場轉播。要到第二年，即1962年7月10日，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發射第一顆通訊衛星“Telstar”之後，跨大西洋電視圖像轉播才成為可能。當時，要在美國電視上播出實況報道，就必須通過飛機將電影膠片和錄像磁帶送往美國才行。所以，美國對柏林事件的實質還不完全清楚，但洛薩卻比大多數人都清楚這意味著什麽。他著實吃了一驚，因為他一直都認為，如果東部要采取行動，充其量隻是關閉德意誌民主共和國與東柏林的邊境，而不會是東西柏林的邊界。他相信，分裂柏林這樣一個激烈的舉措將會使蘇聯得不償失。

　　洛薩知道當時正是德國的淩晨，但他還是打了幾個越洋電話。他首先給柏林的母親打了電話，讓她確信西方盟國絕不會讓共產主義者接管整個柏林。然後，他開始打電話談工作上的事情。他撥通了阿爾·赫姆辛辦公室的電話，其人是西柏林美國軍事管製政府的新聞發布官，洛薩在做報社記者的時候就和他非常熟悉。彼時，赫姆辛已經坐在辦公室裏，而且剛收到德國警察徹夜寫成的報告概要。赫姆辛欣然向洛薩完整地講述了“邊界局勢概要”，從北部的斯班道一直到講到南部的盧多。

　　洛薩邊聽邊記。洛薩在柏林過了大半生，對柏林了如指掌；能夠非常清晰地勾畫出在什麽地方發生了什麽事，並且知道發生這樣的事意味著什麽。他立刻意識到，這次的邊界封鎖行動是一次大事件。這絕不會是臨時的邊界封鎖，而是舉世震驚的重要事件。與赫姆辛通完電話後，他又打電話給西柏林警察總部的一位老友，核對赫姆辛講述的事情。老友的話證實了赫姆辛講述的一切。

　　最後，洛薩打電話給美國國務院分析人士瑪莎·莫特納。瑪莎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中歐和東歐問題專家。她的丈夫卡爾·莫特納出生於奧地利，是柏林特別工作組的顧問。莫特納夫婦一定知道一些情況。然而，讓洛薩吃驚的是，他的電話喚醒了瑪莎。不管是從事實還是從修辭學的角度來說，華盛頓依然處於半睡半醒的狀態。

　　洛薩的消息讓瑪莎吃驚不已。她也預料到東德會采取行動，但不應該是那種會威脅盟國在柏林的地位並可能引發戰爭的行動。不管怎樣，分裂一個現代大都市極其複雜微妙的體係一定會損壞其文明生活的根基。瑪莎告訴洛薩，她和卡爾要去趟辦公室，並且邀請洛薩和他們一起去。

　　30分鍾後，洛薩開車進入國務院的大門。1961年，不管是誰，隻要手持簡單的記者證就可以進入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區域。洛薩來到15樓的柏林危機小組辦公室，發現整幢樓裏隻有他和值夜班的保安。過了一會兒，莫特納到了。很快，小組的其他成員也陸續趕到。洛薩立刻意識到自己比他們更了解柏林的局勢。

　　這可不是個好兆頭。

　　邊界封鎖的時候，西柏林市長維利·勃蘭特也沒在自己的崗位上。

　　8月12日星期六的晚上，勃蘭特在紐倫堡發表競選演說。他在演說中更改了常用的講稿，特別提到愈加嚴重的東德難民問題。那天，助手告訴他東德的移民潮又創了新高。在過去24小時內，到達西柏林的難民人數首次超過2500人。照此下去，烏布利希建立的無產階級天堂每年要流失100萬人口。很明顯，必須得做點“什麽”了。

　　作為競選人，勃蘭特此時正在與老練的康拉德·阿登納爭奪總理職位。阿登納比勃蘭特年長約40歲。在很多方麵，西柏林市長勃蘭特的競選主題都表現為精力充沛、肯尼迪式的年輕人（勃蘭特48歲）對抗年老體衰的康拉德。但那個星期六的晚上，勃蘭特決定將自己的競選主題置於一個更寬廣的舞台之上。他告訴聽眾，東德難民有正當的理由逃離東德。

　　他們擔心鐵幕的羅網將會被水泥封死，他們害怕被囚禁在一個巨大的監獄內，他們焦慮萬分，害怕被遺忘、被幹掉，害怕成為冷漠的祭壇上的祭祀品，害怕失去所有的機會……

　　勃蘭特並沒有譴責西德政府和西方盟國在德國統一以及柏林地位問題上的拖拖拉拉。畢竟，正是因為西德政府和西方盟國的這種態度，赫魯曉夫和烏布利希才會如此咄咄逼人。勃蘭特的演講讓人熱血沸騰，他的言辭中飽含深情，而他略微沙啞的嗓音更是給演講平添了一種力量。勃蘭特煙癮很大，而且吸煙也讓他的嗓音更加沙啞。那天晚上，勃蘭特沙啞的嗓音非但沒有削弱、反而增強了他演說的效果。

　　似乎勃蘭特對即將到來的災難有先見之明。那天深夜，勃蘭特登上開往基爾的臥鋪列車。基爾在德國北部，靠近丹麥邊界。按照原定計劃，第二天晚上，勃蘭特要在基爾發表競選演說。他抓緊時間小睡一會。淩晨5點鍾，列車向北行駛，勃蘭特被臥鋪車廂門上果斷而堅決的敲門聲吵醒了。敲門的是列車長。他的手裏拿著勃蘭特在柏林的參謀長海因裏希·阿爾貝茨發來的加急電報：東德正在封鎖邊界。市長必須盡快下車返回他的城市。

　　勃蘭特在漢諾威下了火車。一輛汽車迅速把他送到機場，飛機立刻載著他飛往約170英裏外的柏林。

　　憤怒的西柏林民眾已經聚集在大街上，要求采取行動，但盟國長官對此依然未置一詞。早餐時間，勃蘭特來到自己的辦公室。他突然萌生出一個瘋狂的念頭，帶領他的人民，號召東德人民起義反叛；隨即他改變了主意。他隻能施展自己的說服力，運用自己的信念和力量，因為他無法依賴盟軍來穩定局麵；他相信，盟軍不可能也不願意出兵。這些特有的情感和智慧才是他的一切，也是西柏林人真正擁有的防禦能力。

　　維利·勃蘭特麵臨著人生最大的考驗。

　　現在，對西方來說，柏林已經不再是希望，而是噩夢。8月13日的情勢繼續發展下去有可能變得非常危險。東柏林正在采取一種進攻的態勢，挑戰四國控製柏林的局麵。如果這種進攻態勢發生逆轉，一定會造成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內部的動亂，那麽西方盟國將會再次看到1953年6月17日的那種暴亂。值此外交和軍事的重大危急時刻，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甚至可能會上升為核對抗。更重要的是，西柏林的激進分子，尤其是穿著牛仔褲、留著鴨P股式發型的青年人，已經聚集在東西柏林邊界上最可能出現危機的地方，包括勃蘭登堡門。要是他們“衝擊”已經建成一半的東德邊境障礙怎麽辦呢？現在，美國的首要任務不是要挑起任何事端，而是要讓事態平息下來。

　　剛開始，艾倫·萊特納向華盛頓發出的電報內容冷靜而客觀。萊特納的信息來源於美國軍事代表團的一名官員，他在那天夜裏越過邊界進入了東德境內。根據這名官員的報告，萊特納向美國國務院確定東德的局勢非常平靜。這種平靜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共產主義者運送了大量的警察和士兵到邊界區域。

　　早晨5：00到6：00，整個東柏林境內的安保控製工作很快展開。大街上的安全部隊包括執行正常警務的海關警察、人民警察、預備警察、戰鬥小組編隊和東德部隊。在東西柏林邊界線一帶的東柏林街上，戰鬥小組編隊進入所有的建築物，巡視樓梯間、上層露麵和屋頂。東德人民警察在分派的轄區內和海關警察一道巡邏。安全預備警察打開學校、公共建築和工廠，安置以機械化編隊前來的大量警察。裝載警察的80輛卡車、裝甲車、機關槍運輸車和其他車輛，浩浩蕩蕩駛進了魯默爾斯堡輕軌車站附近的工業區。

　　在同一封電報中，萊特納指出，盡管蘇聯沒有把軍隊安置在柏林市內，卻密切注視著事態的發展。萊特納還說，許多掛著蘇聯軍用牌照的汽車在東柏林巡視。蘇聯方麵的克製是一個好現象。萊特納斷定，東德政府對自己民眾可能出現的行為控製得很好。所以，不太可能引起華盛頓擔心的極端反應：

　　最顯著的特征就是，在絕大多數東柏林人從周日的酣夢中醒來之前，幾乎所有安全控製措施已經完成。大約早晨8：30分，人群開始在大街上聚集，並來到邊界的過境點；多數民眾都與警察保持了相當的距離，被動和順從地關注著事態的變化。

　　沒人想冒戰爭之險。問題在於，如何才能不讓事態失去控製，但又要看起來像製裁了東德的行為？要怎樣繼續反對東德政權、使其產生不可預見之後果，但又不至於使其崩潰？最後，怎樣才能進行合理地抗議，但又不會促使共產主義者鋌而走險采取極端措施？

　　最後，盟國軍事指揮官在盟國軍事管製委員會大樓內召開了會議。大樓坐落在綠樹成蔭的凱瑟斯維塞大街上，位於美國占領區內的達雷姆。勃蘭特到達時，盟國軍隊指揮官還沒有決定如何處理柏林的局勢。

　　這是勃蘭特首次走進盟國軍事管製委員會大樓。勃蘭特曾在舍恩貝格市政廳的辦公室或官方招待會以及社交活動中例行性見過盟國占領區司令官。勃蘭特等了半個小時，然後進入紅木鑲嵌的會議室。他非常吃驚地看到科蒂科夫將軍的畫像依然掛在會議室的牆上。柏林封鎖時期，科蒂科夫將軍是蘇聯占領區的司令官，也是參加盟國軍事管製委員會的最後一位蘇聯代表。會議桌旁那把空椅子表明，隻要蘇聯願意，他們隨時都可以重新進入盟國軍事管製委員會。畢竟，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柏林依然處於1945年波茨坦會議建立的四國占領機製之下；西方盟國希望大家都知道這一點。

　　這是一個重要細節，表明盡管盟國指揮官很同情柏林人目前的困境，但不一定會捍衛他們的立場和誓言。從機場駛出的路上，勃蘭特並沒有看到街上的西方盟軍有所增多，這讓他更加心緒不寧。見到盟國軍事指揮官後，勃蘭特並沒有以常見的平靜而略帶譏諷的口吻同盟國軍事指揮官及其民事顧問談話。他的言談中透露出的是明顯的失望。

　　會談中，勃蘭特非常直白。他說，東德國民軍進入東柏林的時候儼然是征服者的架勢。他把這次吞並半個柏林的情況與希特勒1936年占領萊茵蘭地區相提並論。他說，如果西方盟國接受這種既成事實，那就是無恥的綏靖主義，和25年前的英法一樣。不僅如此，在封閉邊界的同時，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內務部部長卡爾·馬隆還把盟國軍隊和政府人士訪問東柏林的過境點削減到了3個。難道盟國打算一直忍下去嗎？

　　依據1945年的《波茨坦協議》，西方盟國有權自由前往東柏林。在過去的16年內，英、法、美的軍人和官員可以隨心所欲地行走在柏林的大街小巷，隨意跨越各國占領區，隨意往返於東西柏林。現在，勃蘭特提醒盟國，他們也將被迫聽從東德政府這個政權的命令，而盟國甚至連這個政府的合法性都沒承認過。和外國遊客以及德國民眾的遭遇一樣，現在西方盟國的軍士也麵臨著接受東德政府官員的邊境檢查。在全世界麵前，西方將會顏麵盡失。

　　與西方盟國代表會麵後，勃蘭特麵色鐵青地走出來。他的助手緊張地問他會談結果如何。

　　勃蘭特咆哮著說：“至少那些混蛋現在會派人去邊界巡邏，這樣，西柏林人不會認為自己很無助。”

　　東德政治局決定在夏季休假的高峰期，即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上進行邊界封鎖，事實證明他們的決定非常成功。當東德人民早上醒來，絕大部分人會認為，邊界封鎖已成既定事實。

　　然而，到了半晌午，西柏林邊界已經擠滿了憤怒的人群，而勃蘭登堡門的情況更甚。天剛亮的時候，戈茨·伯甘德看到的那種寧靜的假象已經完全沒有了。走在人群前麵的是西柏林年輕人，他們很多是騎著輕便摩托車來到柏林中心的。

　　當時隻有19歲的麵包工人沃爾夫岡·鮑爾丁回憶說：“我們一起來的有10到15人，都是住在夏洛騰堡附近的好朋友。我們騎著摩托車，手裏拿著曼波牌便攜式收音機。我們在收音機裏聽到了邊界封鎖的消息，於是聚到一起，直奔勃蘭登堡門而來。”

　　當沃爾夫岡和朋友們到達時，勃蘭登堡門前屬於西柏林的那部分有限的空地上已經擠滿了人。許多西柏林警察在維持秩序，防止民眾進入邊界；另一側，工廠戰鬥小組成員和東德人民警察正在護衛和監督邊界封鎖工程。東德裝甲車也來了。透過軍隊和建築工人的縫隙，能看到裝甲車封鎖了通往巴黎廣場的道路，還能看到稍遠一點的菩提樹下大街林蔭道。

　　因為無法近距離接觸到東德的邊界封鎖行動，年輕小夥子們垂頭喪氣地在勃蘭登堡門前的角落轉悠。在那裏，艾伯特大街沿著邊界線延伸，往南幾百米就是波茨坦廣場。艾伯特大街上已經鋪設了帶刺鐵絲網，而且重重疊疊地鋪設了好幾層。這些鐵絲網看起來讓人畏懼，但一群群堅定的西柏林青年還是把這些鐵絲網拉開了一些縫隙，等候在邊界另一側的東德人立刻就從這些縫隙逃跑過來。在他們鑽縫隙的時候，西柏林小夥子們搭了一把手。然而，在東柏林一側出現了更多的裝甲車，更多工人鋪設了更多帶刺鐵絲網。

　　西柏林小夥子們一路往南開進。他們的右側是西柏林提爾公園的開闊地，而左側是用帶刺鐵絲網封閉起來的東德。波茨坦廣場還沒有鋪設鐵絲網，但東德士兵已然站成一行，手裏還拿著步槍刺刀。西柏林青年開始大聲謾罵，然而，麵對全副武裝的東德士兵，他們無可奈何。西柏林警察竭力讓西柏林民眾離開邊界，但無能為力。

　　很快，示威者就在邊界對麵找到了新目標。

　　我們發現邊界對麵有一些特別的人在視察，他們一定是德國統一社會黨的人，因為他們都佩帶著統一社會黨的黨徽。這下好了，我們開始向他們投擲石塊。石塊像冰雹一樣砸向他們。

　　令示威者感到氣憤和失望的是，西柏林的增援警察很快就出現了，而且強迫他們遠離邊界線，後退至提爾公園。警察的行為表明了西方的意圖：禁止挑釁。

　　東柏林的情況，正如萊特納在後來發往華盛頓的電報中所記錄地那樣：“好奇的人群和慍怒的旁觀者”聚在一起。和艾伯特大街的逃跑者一樣，一些人冒險衝向剛建起來的邊界屏障，但絕大多數人還是畏縮不前。被封閉起來的東柏林人有時會向近在咫尺的西柏林人招手示意，有時會默默地凝視西柏林，機械而麻木的麵具隱藏了他們真實的想法。

　　在剛封鎖起來的邊界後麵，繁忙的不僅有士兵、警察和建築工人，還有東德政府派出的共產黨專業鼓動者。鼓動者被派往輕軌車站和地鐵車站，而他們的工作就是聚集群眾，宣傳政府關於邊界是“保護屏障”的觀點。早上5：30，宣傳小組在約30個地點忙碌起來，而在較大的車站，如亞曆山大廣場車站、火車東站，以及弗裏德裏希大街火車站，東德政府還派出了增援的宣傳人員。

　　讓人感到奇怪的是，德國統一社會黨的內部報告居然也記錄了這樣一件事情。在一個秩序井然、紀律嚴明的共產主義國家，在高度機密的狀態下，在一個星期六的晚上進行如此重大的邊界封鎖行動居然也會存在瑕疵：

　　當時柏林交通運輸公司的主要領導都在參加一個宴會，這意味著一些必要的措施將會被延遲。柏林交通運輸公司的總經理帕斯喬同誌說：“噢，你們真是選了一個好時機啊。”盡管多次接到命令，現役交警還是在早上6點左右才到達現場。

　　萊特納從西方的角度報告了東德的情況；然而，並不是所有的東柏林人都像他所報道的那樣始終保持緘默。東德政府把特工派到各個地方；特工監視著大街上的局勢，並密切關注著聚在一起的大群東德市民，因為他們很可能會成為潛在的導火索。特工向統一社會黨總部匯報的信息並不十分樂觀。

　　和西柏林青年沃爾夫岡·鮑爾丁及其朋友激昂地應對邊界封鎖一樣，東柏林也有年輕人威脅要製造事端。隨著時間慢慢過去，年輕人的聚集確實引起了共產主義當局的擔憂。一些年輕人抱怨說，邊界封鎖會影響到他們購物和看電影的生活習慣。另外一些年輕人提出了更大的挑戰，一百多名年輕人聚集在柏林米特區統一社會黨黨總部前，就在離勃蘭登堡門不遠的地方。統一社會黨的特工報告了這些人的“挑釁言論”。很快，該區的領導露麵了，並和年輕人展開討論。不一會兒，人群開始散去。

　　然而，麻煩仍在繼續。在弗裏德裏希大街和菩提樹下大街的拐角處，更大規模的人群聚集起來了。示威者的聲明當天就被報告到黨總部。示威人群的聲明主要包括“西柏林沒做錯什麽。為什麽我們的坦克會開到大街上來？”還有就是，“武裝起來吧！西柏林人比我們自由得多。至少現在你們能看清楚究竟是誰製造了這個城市的緊張局勢！”

　　這些聲明確實讓東德政府當局感到憂慮。有小道消息說，大量的人企圖衝入西柏林，或許就在第二天。

　　特工人員遍及整個東柏林，每隔一小時就會及時向中央委員會報告東柏林公眾的情緒。依據他們的報告，對“邊境跨域者”的禁令總的說來還是受到大眾讚同的。人們認為邊界跨越者在西柏林工作賺取堅挺的貨幣，然後在東柏林買便宜的東西，並且依然住在東柏林，他們是不公平獲利。然而，普通市民也非常清楚封鎖邊界對他們的人身自由來說意味著什麽，他們很討厭邊界封鎖。特工的報告中還提到一個主要問題，東德人，特別是年輕人，更喜歡收聽西方的電台和收看他們的電視節目，並且都很相信節目內容。

　　“西方電視”對公眾的影響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決的問題。在當地廣泛流傳著一句話：許多東德人“白天在東德，晚上在西德”。意為白天工作，晚上收聽或收看西方的節目。隻有德累斯頓一帶例外，易北山穀獨特的地形讓那裏接收不到西德的廣播節目，因此，德累斯頓被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內的其他地方嘲諷為“一無所知的山穀”。除此之外，任何一個東德人都能隨意收聽和收看西德的節目。

　　收聽西德廣播儼然成為東德人生活的一部分。即使是在柏林東郊米格爾湖僻靜的湖畔，一位無比忠誠的東德同誌也在一棟鄉間別墅裏收聽著西德的廣播節目。

　　作為一名演員、堅定的左派人士，1949年，他從西柏林移居東柏林，目的是“以文化工作者的身份去幫助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建設社會主義”。從此，他就在東柏林大劇院和國立德國電影股份公司（DEFA）享受著成功的喜悅。德國電影股份公司位於波茨坦的巴伯斯貝格，是曾經聞名於世的宇宙電影股份公司（UFA）的夢工場。在20世紀20年代的鼎盛時期，很多膾炙人口的經典影片就是在巴伯斯貝格拍攝的，比如《藍精靈》、《吸血僵屍》和《大都會》等；20世紀30年代，在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的監督下，這裏也拍攝過一些聲名狼藉的電影，如《猶太人蘇斯》和《控訴》。

　　現在，這位演員遇到了一點兒麻煩。他邀請十幾歲的侄子提爾·邁耶來東柏林和他共度周末。提爾的父親在“二戰”中犧牲，一直和寡居的母親在西柏林生活。

　　吃早餐時，提爾發現自己的共產黨員叔叔情緒低落。提爾問道：“是要打仗了嗎？”老人的回答含糊其辭。老人在想如何讓小提爾安全回到自己母親的身邊。

　　叔叔焦急地收聽美國占領區電台和東德電台，急切地想知道昨天晚上東西邊界究竟發生了什麽。東德政治局官員及其下屬幾乎沒在公共聲明中提及“牆”或類似的東西。他們喜歡使用柔和而溫婉的詞語，比如“執行1961年8月12日部長委員會的決議”。這樣的聲明讓公眾對於發生的事情更加費解。

　　“是啊，形勢一定很嚴峻。”他大聲說道，因為他終於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麽。“顯然，我們的國家不會再容許西德繼續劫掠我們了。”

　　現在他已經非常清楚這個政治事件意味著什麽。但是該怎麽辦呢？他讓侄子收拾東西，同時，他還要給柏林的黨員朋友打電話，看看局勢究竟怎樣。

　　要往柏林打電話，最近的地方往返也要一個小時。叔叔去打電話的時候，提爾把衣物裝進紅格子圖案的露營包中，然後坐下來收聽廣播。從廣播中他得知，民眾聚集在波茨坦廣場和勃蘭登堡門前，坦克已開到大街上，柏林北部的鐵軌上已經立起路障。提爾焦急地等待著叔叔回來；一會兒後，他走出屋子，來到湖邊的樹林裏，他聽到遠處野鴨的叫聲，風吹過樹枝的沙沙聲以及鳥兒啾啾的叫聲。置身大自然中，廣播中描述的衝突場麵就像是另一個世界。

　　大概下午一點，叔叔回來了，但看起來一點都不高興。他說，他也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麽。最好就是提爾立即出發，按原路返回家中，乘渡船，坐汽車，然後再坐輕軌。時間刻不容緩，必須馬上就走。

　　就這樣，這個十幾歲的孩子踏上了歸途。然而，歸途真的很漫長。首先，乘渡船去遙遠的湖對岸，然後背著行李步行15分鍾，到達蘭斯道夫汽車站。乘坐20分鍾的汽車後，小提爾來到輕軌車站。在這個平時格外安靜的車站，小提爾看到很多人正在焦急地等待開往西德的火車。和他一樣，他們大多是西德人，因為周末走親訪友而滯留在這裏。

　　上火車後，這趟東西線列車要經過18個火車站，才會到達東立交站。小提爾要在東立交站換乘另外一趟列車，然後直接穿越邊界進入西柏林。列車上，許多人都異常焦慮且脾氣暴躁；一個性情乖戾的老頭兒在不停地抱怨；一個金發女人帶著孩子，不停地在流淚，她擔心孩子們可能再也見不到外公外婆了。

　　特雷普托公園車站是列車進入西柏林前的最後一站。通常，到達這個車站的時候，揚聲器會提醒乘客：“各位乘客請注意。列車正在駛離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柏林邊界！”然而，這一次，火車在這裏停下了。緊接著，車內響起了以前從未有過的聲明：“終點站到了！終點站到了！這是本次列車的終點站！”

　　乘客們小心翼翼地走下火車，來到月台上。穿著黑色製服的東德交通警察朝東德人大聲咆哮，讓他們去忙自己的事情；同時，告知西柏林人前往哈爾茨大街的過境點。隻要證件齊全，他們就會被允許進入西柏林。人們拖著行李，踉踉蹌蹌地朝著指示的方向走去。火車上那個性格乖僻的老頭兒顯然是西柏林人，他也隨著人群緩慢地挪著步子；8月的酷暑讓所有人都汗流浹背，然而他們不得不繼續朝著幾個街區外的指定地點走去。最後他們到達過境點，看見了新豎立起來的帶刺鐵絲網。老頭兒從口袋裏掏出兩根東德產的香腸，用力扔向附近一個公寓區的前庭花園中。

　　他嘴裏小聲嘟囔，“我可不想給扣上走私的罪名，讓他們逮捕我。”

　　在遠離武裝邊界守衛和帶刺鐵絲網的安全距離內，一群群東柏林人在茫然地轉來轉去，討論著當前的局勢。西柏林人低著頭繼續向前走。他們看到，東柏林公寓區內的窗戶和陽台上探出了一些人頭；他們在朝著200碼外的西柏林大聲喊叫，或者揮舞手絹。

　　走近過境點，提爾發現東德人民軍的坦克都謹慎地停靠在通往邊界道路的兩側，炮塔上的炮直指西部。在邊界區域內站著頭戴鋼盔全副武裝的士兵，他們看起來都相當嚴肅。建築工人還在邊界區域忙碌著，此時他們正在鵝卵石路麵上為混凝土柱子鑽孔。

　　來到帶刺鐵絲網前，西柏林人向武裝邊界警察出示了他們的身份證件。這真是緊張的時刻，而年輕的東德邊境警察和他們一樣緊張。然而，隻要他們的身份得到確認，粗陋的屏障就會被移開，他們就會獲準進入西柏林。

　　在西柏林一側，成群結隊的年輕人聚集在哈爾茨大街上。他們逐漸不再沮喪，開始高聲謾罵東德邊界守衛，高喊口號：“打倒山羊胡！烏布利希，劊子手！布達佩斯！布達佩斯！布達佩斯！”

　　東柏林邊境守衛和西柏林的示威青年年齡相當。

　　通過邊界的時候，提爾沒有回頭，繼續向前走，一直來到西柏林克羅茲堡區的一個輕軌車站。在那裏，他乘火車到了費利德瑙。而他的母親正在費利德瑙焦急地等著他。

　　在東柏林鬱鬱蔥蔥的邊界區域，有一位比提爾大兩歲的年輕人，也住在一棟鄉間別墅裏。不同的是，這個年輕人是東柏林人，盡管身份相當複雜。還有一點不同的是，他正沉浸在成年後的第一場熱戀中。

　　當時，克勞斯·舒爾茨·雷德伽斯特19歲，正在暢想著美好的未來：計劃中的學習，和新女朋友未來的生活。他們剛剛一起度過了周末。他們也收聽了廣播，知道會有重大事情發生。然而，對於熱戀中的他們來說，沒有什麽能傷害到他們，而且，他們還開起了玩笑。他說，“哦，不，這樣的話我就買不到諾斯漢多牌過濾嘴香煙（很有勁的西德香煙）了，我喜歡抽那煙。”女孩說，“我再也買不到西柏林優質的長筒襪了。”

　　克勞斯的家庭背景不同尋常。他的父親曾是一名軍官，也是東德路德教會中一名重要的非神職官員，而且即將擔任要職——勃蘭登堡社區教會副主席。克勞斯在東柏林長大，卻是在西柏林上的高中。幾個月前剛通過畢業考試，隨後回到了東柏林。雖然西柏林的生活很吸引人，但他不想回去。對他來說，西柏林是資產階級的地盤，東柏林才是古老柏林的中心，最好的劇院和酒吧都在東柏林。克勞斯喜歡波希米亞式的生活方式，在20世紀60年代初，東柏林的生活似乎更有趣，有很多桀驁不馴的人、作家、演員、藝術家，還有許多第三世界的留學生，他們得到了東德政府當局慷慨提供的獎學金。此外，他的很多東德朋友都是德意誌民主共和國領導精英的子女，比如，內務部部長卡爾·馬隆的女兒布裏吉特就是他的朋友。

　　畢竟，去西柏林就是跨過一條街道而已！他完全在東柏林生活，同時享受兩個世界的精華。

　　克勞斯並不清楚三件事。其一，從現在起，在剛剛封閉起來的東德，任何選擇留學西德的人都會受到懷疑，並因此受到排擠。其二，史塔西已經充分掌握了幾個月前克勞斯向父親引薦的那個人的身份；此人是西德情報局的特工，很喜歡偶爾與克勞斯的父親舒爾茨——雷德伽斯特先生談論路德教派與東德之間的關係。

　　隻需再過幾天，克勞斯·舒爾茨——雷德伽斯特就會明白這兩件事。

　　然而，第三件事他卻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充分了解。第三件事就是：那個剛和他一起度過那個8月宜人周末的女孩，將會在漫長的30年之後才能再見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