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牆

第八章 “玫瑰”行動

　　1961年7月25日，約翰·肯尼迪總統在美國發表了電視講話。

　　六周之前，剛從維也納峰會返回美國，肯尼迪總統就冷靜地評估了與蘇聯之間達成的諒解（或缺少的了解），卻並未提出任何補救建議。媒體和公眾對講話表示不怎麽滿意；在這場與共產主義者的大對決中，總統的表現不盡如人意。

　　在很多方麵，肯尼迪都有很強的自我意識。特別是作為一個政治家，他不會因為短期的讚賞或批評而搖擺不定。但是，隨著公眾對他的執政日益失去耐心，肯尼迪也深受困擾。他告訴經濟學家J。K。加爾布雷斯：“在12個月內，我的失敗辯護是有限的；已經有過‘豬灣事件’了，我們被趕出老撾，我不能再接受第三次失敗。”

　　而第三次失敗最可能發生的地方，當然是柏林。

　　問題最終變成了，什麽因素會構成美國在柏林問題上的“失敗”呢？在7月25日的電視講話中，總統試圖想要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他希望以美國人理解的方式來解釋柏林問題。在過去的一個月中，東西方都在透露消息，雙方都準備好了背水一戰。隻要一著出錯，整個世界將會麵臨著自朝鮮危機以來最嚴重的和平威脅。

　　肯尼迪非常清楚這種危險。現在他麵臨著兩個選擇，一是強硬路線比如核彈；另一個是示弱，不惜一切代價地進行談判。他想避免這兩者都會帶來的風險，而這讓他麵對來自四麵八方的批評。杜魯門時期的國務卿和美國政府外交政策的非官方“幕後操縱者”（éminence grise）迪恩·艾奇遜，偏向於強硬路線，試圖把肯尼迪推向更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而後者耽溺於似乎無休無止的谘詢與討論之中，艾奇遜私下嘀咕說“這個國家真是群龍無首”。

　　最後，肯尼迪7月25日發表的電視講話展示了自己兼顧雙方的高超技能。講話是從橢圓形辦公室發出的。悶熱不堪的夏夜，不停閃爍的鎂光燈和如林的照相機擠滿了房間，肯尼迪知道全世界都在充滿焦急地觀看他的電視講話，現場彌漫著一種緊張和不安的氣氛。

　　盡管原因不同，但肯尼迪總統和赫魯曉夫一樣走上了一條高空鋼絲，下麵同樣有人在幹擾他。肯尼迪也有他要保護的人——阿登納的西德政府。

　　和德意誌民主共和國不同，德意誌聯邦共和國的問題絕沒有那麽多。德意誌聯邦共和國經濟繁榮，政治穩定，軍事力量也在逐漸增強。然而，西德十分痛恨波蘭和蘇聯在二戰結束時割占了德國的領土，也痛恨蘇聯一手炮製了東德。在西德的地圖冊上、政府辦公室及學校教室內懸掛的地圖上，德國的邊界還是“1937年的邊界”；此外，西德境內帶著各種口音的難民組織也代表了這些戰後遭到驅逐的德國人，他們如何被迫從自己祖先生活的家園逃亡。麵對這一切，西德政府（特別是右派）無法采取寬鬆的政策。對共產主義的強烈反對，加之對易北河東岸那1700萬受難同胞發自內心的同情，這些都使西德對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和柏林問題的態度更傾向於武力。這與華盛頓政府關於世界問題的態度並不總是一致的。

　　因此，在這次電視講話中，肯尼迪總統的講話對象不隻是美國人，還有蘇聯及其同盟、西德人和西德政府。他在講話中向美國人民承諾會增強美國的武裝力量，增加32.5億美元的軍事預算，並將軍隊總人數從82.5萬增加到100萬。關於西柏林問題，他也承諾“會向那個城市的200萬自由的人民兌現我們的承諾”。為了解釋柏林的局勢，他借助地圖謹慎地向美國人民介紹了柏林的地理環境，同時也警告共產主義者，西方會不惜以戰爭的方式保護柏林。

　　柏林已經前所未有地成為了西方意誌和勇氣的試驗場。柏林聚焦了我們自1945年以來的莊嚴承諾，蘇聯的野心在此將會遭到根本的抵製。

　　因為柏林特殊的地理位置，任何想要垂涎於柏林的想法都將是一個錯誤。美利堅合眾國會堅守在柏林；英國和法國也會堅守在柏林；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也會堅守對柏林的承諾——而柏林的人民也會堅守在那裏。從這點來說，柏林是安全的，和我們所有人一樣的安全，因為柏林的安全與我們密不可分。

　　但與此同時，他非常具體地說明了這個承諾的本質，總統繼續說道：

　　隻要共產主義者堅持他們要單方麵終結我們在西柏林的權利以及我們對西德人民的承諾，我們就會準備捍衛那些權利和承諾。如果和談有用，我們會隨時準備坐下來進行和談。如果對方訴諸武力，我們也準備好了進行武力對抗。單獨使用其中的一種方式或許無法成功，但兩種方式結合在一起就能實現自由與和平之事業。

　　這部分電視講話中出現的“西柏林”一詞非常關鍵。它表明美國沒有承諾要維持柏林作為四國占領區的整體局勢。它給東方傳達了這樣的信息：如果你試圖限製我們進入西柏林的權利，或者接管西柏林，那麽我們就要進行戰鬥。至於柏林的其餘部分，即東德人如今宣稱是自己領土的那部分，肯尼迪隻字未提。

　　肯尼迪並不是第一次作出這類區分，但這次卻是在決定性的時刻。對生於德國的美國國務院分析人士卡爾·莫特納來說，這就是“政府在降低姿態時所表現出來的‘噢，上帝啊’這樣的感覺”。

　　卡爾·莫特納的妻子瑪莎也是美國國務院的顧問。他們都是所謂的“柏林黑手黨”的成員。這個稱呼通常用於一些在柏林生活過或者服務過的中央情報局官員、美國國務院職員或記者。他們對柏林的自由有著強烈的情感；麵對共產主義者的進攻，他們強調不屈不撓。因為他們對柏林及其地位的紛繁複雜非常熟悉，所以在華盛頓也受到尊敬，然而美國政府對他們的意見通常都會表示懷疑。原因是他們“已經本土化了”；對於外交人員、駐外記者或間諜來說，這恐怕是最狠的貶低了。

　　對於肯尼迪的電視講話，赫魯曉夫的反應幾乎完全集中在了大棒上，而忽略了（明顯地經過偽裝）胡蘿卜。麵對赫魯曉夫的最後通牒，美國總統強硬的反應，讓赫魯曉夫始料未及。

　　赫魯曉夫一如既往地以恫嚇作為回應。英國芭蕾舞團首席女演員瑪格·芳登女爵士與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團同台演出那天晚上，赫魯曉夫前去觀看了瑪格·芳登女爵士的表演，而英國大使弗蘭克·羅伯茨爵士也在觀眾席。幕間休息時刻，赫魯曉夫把羅伯茨叫到了自己的包廂，向他慷慨陳詞。他告訴這位平素從容不迫的外交官，蘇聯的兵力“百倍於”西方，並提醒他“六顆氫彈就可以毀滅大不列顛，九顆氫彈就能結果法國”。

　　幾天之後，赫魯曉夫在黑海邊皮聰大的度假別墅內休假。應他的要求，約翰·J。麥克洛伊前去訪問了他。作為美國政府首席裁軍談判專家、前國防部長助理、美軍德國占領區地方軍事長官，麥克洛伊算得上是美國政府中的老資格了。他也曾是大通曼哈頓銀行董事長，而且依然是福特基金會的主席。在赫魯曉夫和他的顧問看來，美國政府和美國總統就是華爾街操縱的木偶，而麥克洛伊就是木偶操縱者的代表。

　　麥克洛伊在別墅內過了一夜。第一天，赫魯曉夫還比較友善，四處與人開玩笑，與麥克洛伊比賽打羽毛球，帶他去遊泳等。然後，那一夜，當赫魯曉夫閱讀了翻譯成俄語的肯尼迪電視講話之後，第二天他就變臉了，從一個熱心的主人變成了一個戰爭惡魔。用麥克洛伊的話來說，他“真的氣壞了”。

　　赫魯曉夫再次清楚地陳述了他的最後通牒，指出肯尼迪總統想要的戰爭將會是一場核大戰。戰爭結束之後，美國和蘇聯的一部分或許會幸存下來，但整個歐洲將從地圖上消失，文明將被摧毀，肯尼迪將是“美國最後一位總統”。

　　顯而易見，烏布利希將西柏林完全封閉在東德之外的活動正在逐步邁向高潮。莫斯科將不得不對各種可能的舉措作出定奪，因為一個不小心就可能導致柏林城內東西方之間的軍事對抗。

　　維也納會談兩天之後，蘇聯副主席阿納斯塔斯·米高揚訪問了烏布利希。米高揚的到訪大大地鼓舞了這位德國統一社會黨實力人物，更讓他有了一種無懈可擊的感覺。他們一起討論了未來的經濟合作問題。米高揚是一位老布爾什維克，具有俄國革命前布爾什維克人的共同特點。他有力地闡明了克裏姆林宮對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支持。他說：

　　（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是）社會主義陣營最西邊的前哨基地。因此，很多人都關注著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我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必須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被證明。一定要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內展示資本主義者和叛徒們說的是錯誤的……馬克思主義誕生於德國，所以它必須在這個高度發達的工業國家向世人證實其價值與準確性。我們將竭盡所能，以便讓你們持續穩定地向前發展。你們無法獨立做到。蘇聯必須而且願意幫助你們……

　　有了蘇聯的支持，東德領導階層開始擰緊螺絲。

　　在肯尼迪總統發表電視講話的幾天前，德國統一社會黨宣傳部長霍斯特·辛德曼向媒體發放了一份通報，規定不得再使用“拋棄共和國”（Republikflucht）的字眼來描述逃往西方的情況，這個詞語總給人一種可悲的（如果是真實的）印象，即人們是自主選擇離開的，因而暗示著——即便隻是間接地，民主共和國自身的體製可能是他們離開的原因。因此，奔向西方的人就會被描述成為西方“人口販賣”或“獵頭行動”（Kopfiagd）的受害者；暗示了他們被欺騙性地誘拐、賄賂，甚至綁架而離開了社會主義國家。

　　很難弄清楚的是，這種極端的辯詞是從根本上反映了難民潮還是加劇了難民潮？逃難的人數每個月都在增加。1961年5月，17791人通過西柏林逃跑，6月份逃跑的人數為19198人，而7月份的前兩個星期就有12578人逃跑。趁還有機會，更多的東德人在逃跑，整間整間的工廠和辦公室都空無一人。盡管邊界增加了巡邏，在過境點和公共運輸場所都增設了隨意抽查，但是也隻能阻止很小部分的“非法”進入西柏林的行為。據史塔西估計，在1961年4月1日到8月13日之間，僅有15%的非法越境行為被阻止。許多來自偏遠地區的東德人大都被遣送回原居住地。然而，很多人根本就沒有回家，在釋放之後很短的時間內他們就進行了第二次非法越境，並且成功了。這表明了東德政府當局的無助，也說明了這些未來的難民決心很大。

　　沒有人能確定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政府會采取什麽措施，但事態的發展越發表明他們將要而且必須采取行動。

　　根據冷戰後蘇聯公開的記錄，6月初，蘇聯外交官聽到德國統一社會黨高級官員公開宣稱，即將簽署的蘇聯——東德和平條約意味著柏林邊界的關閉。當月下旬，蘇聯東柏林大使館向莫斯科發送了一份報告，稱東德民眾擔心“這個問題將會在不久的將來得到解決；屆時，他們通往西柏林的所有通道將被切斷。因此，一些人盡量抓緊時間逃往西德”。

　　幾個月來，東德政府所做的每件事仿佛都在增加人們的恐慌，因此難民問題越發嚴峻。6月15日，烏布利希在東柏林召開了一個新聞發布會。令人意外的是，他的助理們還特地邀請了西方記者團。烏布利希借此機會表明，一旦和平協議簽署，四國共同支配柏林的局麵將消失，德國統一社會黨領導的政府將管製所有進出柏林的空中和陸地通道。如果這個措施順利實施，那麽成千上萬難民的逃生通道將會被關閉，因為這些難民希冀通過盟國的空中走廊飛出西柏林，前往西德。

　　《法蘭克福評論報》是一家西德報紙，該報記者安瑪麗·道爾問這位東德領袖：“照您看來，一個自由城市的形成就意味著要在勃蘭登堡門設置國界嗎？”

　　對於你的問題，我是這樣理解的（烏布利希陳述），西德有人期望我們會動用東德的建築工人來修建一道圍牆。我並不知道我們有此類意圖。我們國家的建築工人現在正忙著修建家園，隻是這些工作就已經讓他們筋疲力盡了。沒人打算修建一道圍牆。

　　問題在於，新聞發布會現場並沒有人暗示過這類企圖是存在的。偵探小說中經常有這樣的現象，對於尚未被發現的罪行，嫌犯通常會抵賴自己有罪，而這恰恰泄露了他的罪行。

　　沒有證據表明赫魯曉夫同意在東西柏林之間建起一道實實在在的屏障。那麽，這是烏布利希自己弄錯了嗎？不可能。NBC前柏林記者諾曼·格爾伯指出：

　　烏布利希不敢違背克裏姆林宮的意願。但他可以影響一些事情和態度。他出現在新聞發布會現場，以及暗示自己很快就可以隨心所欲地對待西柏林的講話，都隻是為了讓柏林已經非常緊張的氣氛升級，他們確實達到了目的。

　　對烏布利希來說，這樣的聲明總能一箭雙雕：既能影響己方（無論東德民眾還是莫斯科的大人物），同時也瓦解柏林西區的信心。他很熱衷於提醒西柏林人他們在地理位置上的劣勢，削弱他們的士氣，順便還能促使西柏林的資金外逃，長此以往，無論西方軍隊是否駐紮在西柏林，那裏的經濟都將無法繼續維持下去。

　　但是這位領導人究竟想要對自己的民眾傳達一個什麽信息呢？西方媒體並未對他奇怪的說法發表長篇大論。但在聽完領袖在新聞發布會上直白得讓人瞠目結舌的發言後，翌日逃往西柏林的難民數量陡增。東德人知道如何讀懂領袖話中蘊藏的玄機。

　　烏布利希是故意鼓勵民眾離開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嗎？他是否確信蘇聯別無選擇，隻能支持他的措施；而不論這是什麽措施，即便是讓生命力汩汩地流出虛弱的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對此沒有任何證據，但是任何了解烏布利希30多年政治生涯的人都不會懷疑他精於此類雙刃劍式的權謀。

　　新聞發布會一結束，烏布利希就開始召集華約組織成員國開會。他建議成員國一起討論即將到來的和平協議以及必須采取的（包括柏林問題的解決方案）務實措施。他與蘇聯大使波伏金進行了討論，並於6月24日向赫魯曉夫提交了正式報告，建議7月20日到21日在莫斯科進行會談。他還提到了針對“越境者”而采取的措施。這些工人居住在東柏林，卻在西柏林掙堅挺的德國馬克。他堅持在和平協議簽訂之前執行這些措施是非常必要的。通過這一小小的計謀，烏布利希明確地將條約與安全問題分開來了。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進展，而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先見之明。

　　6月29日，蘇聯蘇維埃最高主席團開會，考慮他們的德國盟友的請求。主席團決定，會麵定於8月3日在莫斯科舉行。蘇俄的同誌們堅持“邊境跨越者”問題將在屆時一並考慮。

　　維也納首腦會談最終以失敗告終，赫魯曉夫也不再指望與肯尼迪的會談，而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難民問題已經快要失控，很明顯，莫斯科會談不可能隻是輕鬆的閑聊。

　　當時，到達東柏林的東德難民如果通過公路或鐵路逃往西德，他們就會冒著被逮捕的風險，而罪名是“遺棄國家”。但他們還可以安全地從泰格爾機場或滕佩爾豪夫機場安全地飛往西德。

　　在蘇聯大使波伏金看來，一旦簽署和平協議並將出入柏林的控製權移交給東德，西柏林所有的空中運輸都會通過東柏林的舍內費爾德機場，這樣東德就能有效地通過航班控製出境人員。從德意誌民主共和國逃走的難民就會被阻隔在西柏林，不管他們以何種方式離開柏林，就算乘飛機也不例外，都必須經過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管轄區，而他們都會被逮捕。很少有東德人願意無限期地滯留在西柏林，而隻是半個城的西柏林也無法招架難民的長期湧入。這樣一來，東德人口逃跑的問題就解決了，並且，遭到嚴重削弱的西柏林或許還會投入東德的懷抱。

　　這個計劃充滿野心，但卻是波伏金非常喜歡的。它涉及到蘇聯與德意誌民主共和國之間順利地簽署和平協議，而這正是他作為外交官的分內之事，所以也許自然而然地他會傾向於這個計劃。直接對邊境進行封鎖雖然迅捷並且果斷，但卻不能納入考慮範圍之內。在波伏金看來，直接封鎖邊界不僅存在技術上的問題，還可能引起軍事衝突。

　　波伏金麵臨著沉重的壓力，不管他自己更偏向於何種計劃，他都把這個壓力傳遞給了赫魯曉夫。烏布利希曾告誡過波伏金，“顯而易見的，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內的局勢正在每況愈下。越來越洶湧的難民潮正在毀了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很快這將導致大爆發”。如果不采取措施，東德的崩潰將是“無法避免的”。

　　烏布利希的卡珊德拉預言傳到了赫魯曉夫那裏，後者明顯地意識到問題非常緊迫。據其子謝爾蓋回憶，7月初，在克裏米亞的別墅裏，赫魯曉夫詢問了蘇軍駐東德總司令伊萬·雅庫波夫斯基將軍關於封鎖東西柏林邊境的可行性。赫魯曉夫自己也研究了特地從莫斯科送過來的柏林地圖，還谘詢了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和他的副手弗拉基米爾·謝米諾夫，後者是一位德國通。

　　就在那幾天的某個時刻，這位蘇聯最有權勢的人作出了決定。或許他本人依然期望自己堅持的單方和平協議，再加上平日慣用的恫嚇，能驅使或脅迫西方同意改變西柏林的狀況，讓這個孤島一般的半城不再像磁石一樣吸引東德難民。但現在他意識到，就算這一切真的發生，也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時間是問題的核心。要拯救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必須盡快采取措施。

　　據蘇聯外交官尤裏·柯維辛斯基（後任駐西德大使和戈爾巴喬夫的副外交部長），那時的蘇聯駐東柏林大使館的初級官員回憶，他於7月6日被叫到波伏金的辦公室。

　　大使簡短地告訴他：“莫斯科同意了。”

　　年輕的柯維辛斯基的任務是去找到烏布利希。他一路尋找烏布利希，最後來到了德意誌民主共和國人民議會。波伏金大使和助手驅車前往路易斯大街，在那裏他們見到了烏布利希。波伏金將消息告訴了這位德國統一社會黨領袖。克裏姆林宮支持這個快速並且需要大量勞動力的解決方案：封鎖柏林市內的邊界。烏布利希隻是點了點頭，並請大使幫他向赫魯曉夫致謝。

　　在人民議會廳內，蘇聯大使站在烏布利希對麵，聽他講述邊界封鎖的具體措施：用帶刺的鐵絲網和圍欄，而這些東西必須被秘密地運進柏林。重要的邊界火車站，比如弗裏德裏希大街火車站必須立刻隔開，而像弗裏德裏希大街火車站這樣的情況，要用玻璃隔開。還有，最好選個星期天，夏季的星期天最理想了，因為柏林人會去森林或湖邊郊遊。在他們傍晚回家之前，一切都弄好了……

　　烏布利希對具體操作的緊張深入的描述讓這位大使感到非常驚訝。畢竟，他本人對柏林邊界封鎖的可行性是悲觀的。赫魯曉夫沒有聽取波伏金傳遞給他的這些建議，或許是因為他認為這個計劃需要的時間太長，而且還得依靠國際局勢；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認為把進出柏林的權力完全交給烏布利希是非常危險的。毫無疑問，對於東德即將采取的激烈行動，蘇聯大使的授權發揮了關鍵作用。

　　“如果有任何閃失，”波伏金警告烏布利希，“我們倆都將人頭不保。”

　　這位東德領導人堅稱不會出什麽岔子。最初，他告訴蘇俄人自己會親自監督一切；幾天後，他告訴他們自己已經任命安全事務秘書埃裏希·昂納克處理各種實際的問題。

　　這是昂納克一生中最艱巨的任務，這個任務最終能成就，或是毀掉他的政治生涯。

　　昂納克要做一個巨大的工程，這其中，驚詫是最重要的。而這驚詫，不僅是用來對付西方國家的，而當然，也對付了德意誌民主共和國自己的國民。

　　隻能讓極少數人知道邊境封鎖這個秘密計劃。昂納克將總部設在亞曆山大廣場後麵，就在科貝爾大街東柏林警察局二樓一個不顯眼的套房內，共有四個房間。策劃組的成員都是在嚴格秘密的基礎上篩選出來的，他們分別是：德國統一社會黨柏林第一書記保羅·維爾納、東德副總理維利·斯多夫、國家安全部長埃裏希·米爾克、內務部長卡爾·馬隆和他的副手塞弗特少將、國防部長海因茨·霍夫曼、交通部長歐文·克雷默、東柏林警察局長弗裏茨·艾克梅耶爾將軍和助理霍斯特·恩德上校。昂納克自己的執行人員限製在八人，包括陸軍中校哈布納，他的軍事顧問、警察中校和防務委員會官員格哈德·埃克斯納。埃克斯納將會發揮關鍵作用。因為這項工程很容易被旁觀者看到，所以埃克斯納將確保整個工程看起來就像一次大型但卻常規的警方行動。

　　工程的代號名為“玫瑰”，關於工程進度的書麵報告將會由烏布利希的個人保鏢直接呈遞給柯維辛斯基和蘇聯大使波伏金；在蘇聯大使館，所有的文書和細節問題，比如關閉東西柏林交通係統或切斷邊境的電力等，都會由類似的專人送往莫斯科。因為安全原因，所有電話和無線電通訊都被禁止了。

　　7月7日，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史塔西總部召開了一個會議，會議由國家安全部長埃裏希·米爾克主持。

　　米爾克，那時53歲，是一個矮短粗壯的柏林人。他十多歲就加入了德國共產黨下屬的準軍事組織。因為牽涉到政治謀殺兩名柏林警察，甚至在1931年希特勒上台之前，他就不得不逃離德國，去了莫斯科。在列寧軍校接受了成為煽動者與秘密特工的培訓之後，米爾克被派往西班牙，接受人民內務委員部亞曆山大·奧洛夫將軍的領導。在那時，他變得習慣了使用假名和假軍銜。而他在西班牙的主要任務就是肅清西班牙共和國內的托洛斯基分子和其他可能的“叛徒”。米爾克身強體壯，冷酷無情，是個絕佳的執行者。

　　西班牙共和國覆滅之後，米爾克在法國南部逗留了一段時間。那以後，他沉寂了一段時間。日後，他聲稱戰爭期間自己曾與非法的法國共產黨合作。也有可能是當時他設法回到了蘇聯，在那裏繼續與蘇聯人民內務委員部合作。

　　可以確定的是，米爾克於1945年7月重新出現在了柏林，並走進了剛剛重新建立起來的德國共產黨辦公室。他看起來似乎已經和蘇聯軍管局建立了親密的聯係，而且表明他是作為“他們”的一員受命而來的。

　　米爾克掌管著一個警察轄區，在德國統一社會黨和戰後內務安全部門都青雲直上，這也證實了他是蘇聯挑選出來的人物的猜疑。1946年底以前，米爾克一直擔任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警務與安全部門的領導，還擔任德國內務部（史塔西的前身）的副主席。1950年後，一直擔任國家安全部副部長。

　　1957年，米爾克最終成為了史塔西首領。米爾克掌管史塔西30年，就像是共產主義者當中的約翰·埃德加·胡佛，不可動搖，全知全能，甚至連他的名義上司都對他懼怕三分。

　　史塔西對此感到非常自豪。在慶祝其成立25周年之際，海報被印刷出來在內部展覽。它們講述了這個組織的發家斯。其並非國之棟梁，早期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內部情報機關（創建於俾斯麥時期，那時德國社會民主黨是非法的），後來又成為德國共產黨的內部情報機關。

　　在7月7日的會議上，米爾克采取初步措施，加強東西德主要邊境與所謂的“柏林環線”的安全。“柏林環線”建於1953年起義之後，旨在讓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和蘇聯的聯合軍事力量在政治危急關頭隔離東柏林與東德領土之間的所有運動。

　　米爾克手下的人對這一切都不得而知。新一輪的行動隻被籠統地解釋成“為與蘇聯簽署和平協議做準備”。警方在交通線路和通往西柏林的過境點上都加強了巡邏。史塔西培訓學校前校長格哈德·哈尼施少校被任命為一個調查團的主席，而這個調查團的任務就是如何進一步加強控製。其時，米爾克已經完全知曉了各種計劃，知道要通過封鎖邊境來加強控製。因此，對哈尼施的任命可能隻是虛晃之舉，以便進一步掩蓋調動史塔西成員的目的。

　　在6月初下達的關於加強預備警察和特別秘密警察的命令如今已經完成了，但這僅僅是整個“玫瑰”行動準備活動的一個部分而已。昂納克和前國防部長斯多夫合計了東德政府可以依賴的所有人力資源。除了8200名常規警察，將近4000名預備警察和1500名秘密警察之外，他們還打算召集12000名東柏林的工廠自衛隊，即所謂的“工廠戰鬥小組”（Betriebskampfgruppen[/I]）。這些準軍事機構是由最忠心的工人組成的，成立於1953年動亂之後，旨在緊急時刻作為國家的後備力量。工廠自衛隊裝備有自動武器（通常是蘇聯淘汰的裝備）、輕機槍，甚至還有高射炮，以及粗陋的反坦克武器。後者是在“二戰”末期用於裝備希特勒的人民突擊隊的。

　　此外，還有4500名史塔西的武裝刑警和10000名駐紮在柏林或柏林周邊的常規東德軍隊。如果事件發展到無法控製，還可從薩克森調集更多軍力，因為那裏的軍隊被認為對政府相對忠誠。

　　由於預計到柏林即將發生的決戰，還在年初的幾個月裏，蘇聯就增加並重新裝備了駐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蘇聯紅軍。如今，蘇聯人開始從戰略上控製整個事件，莫斯科並沒有打算讓東德固執的衛星領導來掌控全局。

　　7月15日，華約武裝總司令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帥讓東德人民軍嚴陣以待，同時讓他們歸屬蘇軍駐德司令官指揮。10天以後，也就是肯尼迪總統發表電視講話的當天，位於柏林城外斯特勞斯堡的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國防部內舉行了一次秘密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格列奇科的參謀長格列高裏·埃裏科中將和與他職位相當的東德將軍齊格弗裏德·雷德爾。

　　7月25日會議的議程是“確保柏林城內的邊境以及柏林環線的安全”。實際上，邊境封鎖隻由東德邊境警察執行。紅軍軍團（紅軍第20軍第一機械化師的裝甲部隊）和東德國家人民軍（坦克、裝甲車和炮車）都會駐紮在離邊界一到兩公裏的地方待命。隻有當東德內政部無法保護“柏林環線”的安全時，這些軍隊才會派上實際用場。而柏林環線也就是東柏林的外環線，和東德領土連接的地方。關於這類不測事件的應對計劃將會在未來的10到14天內製定出來。

　　倘使發生暴動或者軍事衝突，蘇聯有什麽應對計劃，資料仍然不完整。莫斯特的軍事檔案至今沒有公開。可以肯定的是，蘇聯想要造成一種威懾效應，以便阻止西方，特別是美國強烈反對封閉柏林邊界。

　　整個夏天，蘇聯援軍，特別是坦克編隊和空中勘測部隊源源不斷地進入德意誌民主共和國，這些蘇軍的設備和武器都得到了升級。7月16日，蘇聯在位於北極圈的阿爾漢格爾斯克州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參加演習的還有蘇聯戰略導彈部隊。演習期間發射了兩枚R-7A型洲際彈道導彈，這是蘇聯僅有的一種能夠運載（500萬噸級）核彈到達美國領土的導彈。蘇聯知道西方有能力密切關注整個演習，而且華盛頓絕對不會忽略洲際導彈這一重要細節。

　　與此同時，一個高調的任命也在向西方傳達信息。“二戰”時期的英雄、63歲的蘇聯前國防部副部長伊旺·高尼夫元帥已經退休，現在他被重新召回擔任蘇軍駐德司令官。高尼夫元帥是一位公認的城市戰爭專家，1945年他與朱可夫元帥一起攻占柏林，共享殊榮；然而，11年後卻因為指揮武裝力量在布達佩斯鎮壓匈牙利的抵抗運動而變得聲名狼藉。任命他為駐德蘇軍司令是典型的赫魯曉夫式的傲慢的公關手段。

　　赫魯曉夫的心理戰是否有效果？也許吧。肯尼迪的電視講話已經清楚表明，美國正在提升其防禦能力，但顯然隻是為了保護西柏林。他並沒有提到要保護整個柏林。5天後，即7月30日，強勢的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阿肯色州民主黨參議員J。威廉·富布萊特在此問題上表現得更為明顯。他說，為什麽東德還不關閉他們的邊境呢？他們“完全有權利”這麽做。蘇聯肯定注意到了這一點。而這簡直就是一個邀請。

　　肯尼迪總統私下也意識到，要避免引起大規模而且可能是災難性的戰爭，能采取的行動實在有限。7月25日電視講話數日之後，他和助手華爾特·羅斯托進行了一次私人談話：

　　赫魯曉夫正在失去東德。他不能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如果失掉了東德，他就會失去波蘭和東歐的其他國家。他不會容許發生這樣的事情……他不得不采取措施阻止難民逃跑——或許就是修一道城牆。我們無力阻止。我可以把西方聯盟統一起來防衛西柏林，但我卻無法讓東柏林保持開放。

　　當然，撲克遊戲不是單方麵的事。由於西柏林相對脆弱的地理位置，而且美國似乎也不願為一個四國控製的城市而進行戰爭，赫魯曉夫因而一直處於強勢。然而，早在7月20日，赫魯曉夫就收到了來自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亞曆山大·謝列平的提醒。謝列平告訴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正為可能發生的衝突做準備，而且，如果與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簽署的和平條約涉及到關閉通往西柏林的交通線路，那麽西方已準備好用武力來捍衛出入柏林的權利。也就是說，讓你騎虎難下。

　　赫魯曉夫對邊境封鎖尺度的把握因而十分關鍵。既要恫嚇，又不能挑釁，既要有用，但又不能太過，要把握尺度。

　　莫斯科打算不能任由烏布利希胡來。至此，蘇聯開始參與並掌控所有的計劃進程，雖然這些都是由烏布利希提出並推進的。至此，去除東德提出的過分有野心，毋庸說是又危險的建議，包括烏布利希那個讓人毛骨悚然的想法：用東德和蘇聯的飛機堵塞西柏林的空中走廊，在機場上空放出巨大的氣球，係統地幹擾電波；這樣一來，所有的民用飛機都必須改道經過東柏林的舍內費爾德機場。這樣的計劃一定要被堅決消滅在萌芽狀態。

　　到了7月27日，蘇聯和東德官員共同繪製了一張地圖，上麵標示了屏障穿過柏林中心的路線。在7月的最後一天，內務部部長卡爾·馬隆向邊境警察指揮官下達了命令。指揮官奉命“在嚴格保密的情況下，用最短的時間，計劃和準備加固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和西柏林的軍事建築類邊界”。

　　8月1日，邊境警察部隊和交通部合作，開始為工程初期階段準備材料。這些材料包括18200根水泥柱、150噸帶刺鐵絲網（這種材料對東方集團來說相當珍貴）、5噸綁紮鐵絲和2噸肘釘。除此之外，還拚湊了材料在“柏林環線”建造了長達146.3公裏的臨時屏障。臨時屏障計劃不僅是為了把東西柏林隔開，還為了創建一個不那麽可怕但卻很有效的屏障，將東柏林與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縱深內地隔離開來。整個工程所需的帶刺鐵絲網超過300噸。

　　蘇聯式的計劃經濟或許無法為它的人民提供好的生活水平，或者維持這個國家曾經引以自豪的建築業和工業結構，但卻在邊界封鎖這樣的工程上發揮了完美的作用。8月初，工程所需的機械設備已經大部分到位。如此宏大的任務能以令人咋舌的速度完成，這不能不讓人感到驚詫，而更不可思議的是大多數參與其中的人居然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麽。

　　在最終命令下達之前，還有一個問題尚待解決。邊境封鎖必須表現為整個華約組織的防禦行動。

　　1961年8月3日，烏布利希及其團隊前往莫斯科，參加華約組織政治協商委員會的一個重要會議。從理論上來說，邊境封鎖行動應征求其他衛星國的意見，但看起來在全體會議召開之前這事已成定局了。

　　烏布利希手寫的紙條記錄了他與赫魯曉夫的私下談話，這證明了以上事實。在華約組織會議召開之前，也就是8月3日早上，柏林重大行動的主要內容以及隨之而來的華約組織聲明文件都已經得到了蘇聯蘇維埃最高主席團的批準。邊境封鎖日期的確定同樣如此，主席團定為1961年8月13日。赫魯曉夫已經正式批準了邊境封鎖，但他再次強調這隻是一次防禦措施。正如在一次私人會談中他告訴烏布利希的，東德“不得越雷池一步，絕對不能侵占西柏林的領土”。

　　當日稍後，赫魯曉夫在會議開幕詞中呼籲在各項事務中團結起來，包括與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簽定單邊和平協議，以及“近期必須采取的務實措施”（即封鎖柏林邊境）引發的經濟問題。他還特別提及了肯尼迪7月25日的電視演說，以及如果東方想要廢除西柏林的占領製度，那麽美國將不惜一戰。赫魯曉夫這樣做，一方麵肯定了自己不會在東西柏林問題上做得太過分，另一方麵，也警告了烏布利希一撥人，因為後者有可能做得太過火。

　　早在3月，當烏布利希首次提出關閉柏林邊境時，華約組織其他國家的領導人都表示了反對。如今，他們差不多都點頭了。波蘭共產黨領袖哥穆爾卡還聲稱，一直以來他都特別支持封鎖柏林邊界。大量的人口通過柏林外逃已經引起了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東部鄰邦的政治混亂和經濟問題。

　　事情到目前為止，進展順利。然而，關於柏林封鎖，沒人能夠確定除了軍事以外西方還會進行什麽製裁。由於非常依賴西方的零部件，而且與西德有著親密的非正式的經濟聯係，如果西方發動全麵的經濟抵製，東德的經濟將不堪一擊。因此，華約組織會議議程上第二個重要議題就是，一旦發生上述危機，烏布利希需要得到其他華約組織國家的經濟支持。

　　盡管赫魯曉夫呼籲所有國家團結一致，然而這些衛星國家的領導卻在這一點上態度冷淡，甚至充滿敵意。大多數都聲稱無法在經濟上幫助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因為他們自己也有很多的困難。對於波蘭和匈牙利這樣的國家，這確實是事實。他們相對自由的政府都依賴於從西方進口食物和糧食。以匈牙利為例，30%的貿易是與資本主義世界進行的，其中25%是和西德進行的。

　　烏布利希多年來一直對莫斯科和華約組織國家恭敬有加，將東德問題歸咎於西德的“軍國主義者”和“複仇主義者”，從來就不曾反省過自己的體製機構的不合理之處。如我們所見，8月舉行的華約組織會議中，其他衛星國家都立場堅定，不肯有任何過分的舉措。甚至赫魯曉夫也意識到了這一點。蘇聯駐東柏林大使館早前已經告訴過烏布利希，“物質原因”不足以解釋東德人口大量流出。赫魯曉夫的國際部領導，尤裏·安德羅波夫，日後的克格勃首領，不久也對反複撥給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政府投資”效用表示了質疑。然而赫魯曉夫十分固執，蘇聯的權威——也即他自己的權威——正處於危亡關頭，這比區區的經濟問題要重要得多。

　　蘇聯已經在國際市場出售了53噸黃金，並且通過向東德提供貸款和特別供貨交易，同時加強和重新裝備蘇聯在東德的駐軍，來幫助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應對即將到來的危機。對於說服衛星國家領導人讓自己的人民勒緊褲腰幫助東德，赫魯曉夫無能為力。但是，這絲毫沒有動搖他關於柏林封鎖的決定。更何況，封鎖能讓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全麵地融入共產主義經濟互助委員會體係，從而徹底地減少其對西方的依賴。

　　烏布利希曾向赫魯曉夫指出，開放的邊境和西德較高的生活水平迫使東德政府不得不“人為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為了讓東德人對自己的生活感到滿意，同時減少向西逃跑的人，就不得不采取克努特式的舉措，進口很多不必要的東西。烏布利希的含義很明顯：一旦東德人被封鎖在自己的國家內，無法逃向西德，那麽政府管理無須擔心引起民眾的不滿，可以專注於節約政策，減少消費。

　　8月4日，星期五，烏布利希向華約組織國家的領導人闡述了邊境封鎖問題，他的長篇演講把這個問題講述得很透徹，然後他總結道：

　　目前的局勢表明，有必要引入一個條例，明確規定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邊界（穿過柏林）將在某個特定的時期被關閉；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居民隻有在出具了相應的出境許可證件時方可過境，至於德意誌民主共和國首都居民要拜訪西柏林，他們需要擁有特別通行證（著重強調）。

　　烏布利希講話原稿裏麵那些著重強調的詞語，清楚地體現了這個計劃的激烈性質。或許是基於安全方麵的原因，這些詞語在蘇俄官方翻譯的演講詞以及打印出來的報告中消失了。

　　於是，盡管沒有得到原本期望的熱心的經濟援助，烏布利希的計劃還是進展順利。

　　8月5日，這位東德領袖飛回了祖國。8月7日，星期一，他最後通知了政治局全部成員有關莫斯科會談的有關事宜，以及於1961年8月13日星期天封鎖邊境的計劃。

　　而在柏林市內，負責評估當地局勢的美國外交和情報官員拿不準將會發生什麽事。

　　他們討論了很多難民問題，以及工作的深入，但前提是不危及西方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情報收集活動，以及在柏林的政治和軍事地位。冷戰雙方都視柏林為至關重要的情報收集中心，一個獲取消息和相互控製的無聲戰場。雙方都積極地監視對方，致力於削弱彼此在德國的影響。盡管共產主義者經常會譴責西方進行的間諜活動，然而從來不會說自己也在進行間諜活動。不得不說，西方也一樣，熱衷於將“抵賴”進行到底。

　　虛張聲勢和反虛張聲勢不斷交替上演著。每一方都以自己的方式高估了自己的力量。比如，6月末，美國總統的國家顧問麥喬治·邦迪起草了一份行動備忘錄，要求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提出建議，“準備……進一步增加東德和東歐國家的不穩定，命令將在10月15日後的某個時間發出。”同時，他也很明目張膽地詢問，在蘇聯就柏林問題做出決策之前，怎樣才能讓前者注意到美國削弱東方集團的這種“能力”。

　　邦迪想給赫魯曉夫“提個醒”。10月15日，正是第22屆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的日子。屆時，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將齊聚一堂，赫魯曉夫將會宣布與東德簽定單邊和平協議，而其相關措施將可能引發一場世界危機。很明顯，華盛頓方麵認為，在那之前，危機不會驟然出現。

　　1961年6月，柏林管理局（實質是一個中情局的情報站，直接向華盛頓報告）前局長比爾·哈維就已經非常直白地估計了什麽可為，什麽不可為：

　　我們若想通過滲透在東部區域建立一個足夠大、足夠可靠，而且技能高超的間諜網……並依靠他們組建抵抗組織，這是不現實的。我們的力量無法與（東德）國家安全部的防禦能力相抗衡，我們沒有能力完成這樣的任務。

　　華盛頓官方的夢想與前方工作者的評估之間發生了錯位。邦迪輕鬆地談論讓東德解體，采取行動“增加難民潮”，在柏林的官員們對此卻要謹慎得多。畢竟，蘇聯和東德一直以來都在譴責西方搞破壞，從事間諜和顛覆活動，而邦迪所談及的行動恰恰符合了這些譴責。1961年6月底，中央情報局甚至指出，踴躍的顛覆活動和煽動東德難民問題的企圖可能會“促成柏林危機，從而迫使東德封鎖這個城市。”

　　換句話說，邦迪“提醒”的效果可能與他的預期背道而馳。他的提醒不僅沒能讓蘇聯人泄氣，反而會讓他們更有決心來清掃西柏林這個“奧吉厄斯的牛舍”，把它變成受到共產主義強烈影響的中立自由之城，甚至還可能會激怒他們以武力占據這個城市。

　　肯尼迪7月25日的電視演說是一個轉折點。這個演說反映了他從自己的角度出發進行的冷靜而現實的重新評估，類似代價與利益的分析。迄今為止，美國的所有政策都旨在削弱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等待它的崩潰，從而投入西方的懷抱。而如今，由於蘇俄人不願意讓這樣的事情發生，肯尼迪決定後退一點，采取一個更能防守的姿勢。如果蘇聯要出手支撐東德，就由它去。還有一個選擇就是核戰爭，而有誰會願意為一個四國分治的柏林（如今已變成名義上的了）甘冒核戰的風險呢？

　　然而，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依舊在打算利用暮秋至初冬時刻將會出現的危機。屆時，第22屆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召開，蘇聯和東德將會簽署的和平協議可能給這兩方就柏林問題帶來衝突。西方錯誤的認為自己還有時間製定對策。

　　1961年8月4日到9日，英、法、美和西德的外交部長在巴黎舉行了四巨頭會談。這次會談的氣氛很輕鬆。各國一致認為，要著手準備在10月或11月與蘇俄就柏林問題進行商討，然而商討的日期沒有確定。

　　這些討論與華約組織國家會議上的一些內容不謀而合；然而西方對於後者已經達成協定，將要在8月13日封鎖柏林邊境並不知情。

　　正當身在巴黎的四國外交部長們心滿意足之時，西柏林市長勃蘭特送來一份不和諧的緊急報告。他提醒各位部長們東德越發嚴重的鎮壓帶來的苦果，並且表達了自己的擔心：“如果柏林的門戶被關閉”，那麽人口問題將更加惡化。美國國務卿臘斯克激烈地提出：“封鎖難民的行為……會導致局麵失控，促使我們正在考慮的問題加速出現。”但並沒有具體的補救措施被提出，或許根本沒有可能的補救措施。

　　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內部的壓製正在愈演愈烈，這點是肯定的。盡管邊境10天之後就要關閉了，而邊界跨越者也已經無路可走了，8月2日，針對“邊界跨越者”的新一輪恫嚇又開始了。

　　“邊境跨越者們”在自己的家園備受騷擾。一旦被人知道在西柏林工作，他們的工作合約就會受到質疑，或者被撤銷，導致他們無家可歸。如今，越來越多進入西柏林的東柏林人會突然被逮捕，特別是在工作日開始的時候。那些在西柏林工作或被懷疑在西柏林工作的人都被逮捕審訊，而其他的人則會被召集到政府的就業辦公室，他們在那裏被教導放棄西方的工作，轉而在這個“工農國家的首都”尋找工作。

　　很多人下定決心，逃跑的時間到了。

　　1961年6月，有19198名難民（每天大約630人）前往西柏林的馬林菲爾德接待中心登記，到了7月，總數達到了30444名（每天為1000人），為1953年以來的新高。8月2日至3日，共有1322名難民前往馬林菲爾德進行登記，3日至4日為1100名，4日至5日1155名，5日至6日1283人。在8月6日至7日的周末，共有3268人離開東德前往西柏林。次日的人數為1741人。

　　在8月的前7天中，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流失的人口總數為9869人。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一年，將會有50萬左右的“逃亡者”，而這個數字甚至高於1953年那個緊張之年流失的人口數量。

　　8月7日，周一，烏布利希向政治局成員傳達了即將到來的邊境封鎖行動。在同一次會議上，還通過了德意誌民主共和國議會——人民議會將在8月11日召開會議，批準所有必要的措施。“期盼已久的控製措施”（即邊境封鎖）將於下周六到周日的晚上發生，隻等部長會議一聲令下了。

　　現在，邊境封鎖的官方決議已經向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高層領導精英傳達過了，並被及時通過。

　　與此同時，一些打入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內部的西方情報來源開始暗示，決定性的時刻或許會比預期提前到來。8月6日，一名德國統一社會黨黨員，當地的一位名醫，向中情局情報機關報告，他已經在一次委員會會議上被告知計劃在下個周末采取“激烈措施”把西柏林隔離開來。蘇聯和東德的幾個陸軍師已整裝待發。一位牙醫向他的法國情報指揮官報告了自己與一位病人的談話細節。那人是統一社會黨的高級官員，他告訴牙醫：“他們打算在柏林四周築起屏障”。

　　雖然維利·勃蘭特的社會民主黨在東德已成為非法黨派，但他們在東德依然還有一個地下網絡。該網絡於8月4日又報告了一則消息，消息來源於德意誌民主共和國衛生部的一名官員，稱西柏林即將被封鎖並隔離開來，並且還提供了細節。僅在波茨坦地區，就有14000人的東德軍隊被調集。這個地區所有的警察，以及工廠的準軍事組織都歸軍隊控製。所有的警察和軍士都不得離崗。而且，這些措施不僅適用於西柏林和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邊界（如波茨坦地區），還適用於東西柏林之間。

　　1961年8月6日或7日，勃蘭特收到了最後一條令人咋舌的準確報告。為了引起參謀長的注意，市長特地用自己的綠色鉛筆做了記號。日後，勃蘭特會說沒有哪個情報機構預測到了邊境封鎖的具體時間。或許他說的是事實，但他隻是從一個非常狹義的角度來看。

　　德國的情報機構聯邦情報局也獲得了這樣那樣的情報。早在7月中旬，聯邦情報局在東德的一名特工就報告說“蘇聯掌控區內的人口外逃問題將會很快迫使德國統一社會黨采取一項嚴厲措施”，數日後，另一個特工聲稱自己聽到了一個“德國統一社會黨高級機構”談論隔離西柏林的計劃。情報顯示，東德已經製定好了所有的行動細節，但蘇聯還沒有正式批準。他們的情報完全正確，除了最後一點。實際上，就在幾天前，赫魯曉夫已經最終批準了烏布利希的計劃。

　　直到8月的第一個星期，烏布利希和他的副手一起在莫斯科對整個“玫瑰行動”做最後完善，西德的情報機構還在慕尼黑附近的布林奇總部內冥思苦想，到底什麽時候蘇聯才會批準東德領導人所謂的柏林計劃呢。

　　隻是想想就讓人覺得非常費力了。如何才能把一個擁有近400萬人口的當代城市一分為二呢？此舉意味著要截斷那些尚在使用的街道、鐵路、甚至基礎設施網絡。幾十甚至上百年以來，這些東西都承載著這個龐大的人口中心以及活生生的都市經絡與脈搏。

　　1960年秋，一位西柏林學生前往以色列旅行。他被導遊帶到耶路撒冷，看到城市被分裂為以色列西部和約旦/巴勒斯坦東部的時候感到非常震驚。東道主帶他們參觀了一道修建在天主教聖母大教堂旁邊的木頭圍牆，並且解釋說，建造這道圍牆是為了防止年輕的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之間產生衝突，因為他們習慣在邊界朝對方扔石頭。

　　有那麽幾分鍾，我們這些西柏林學生在討論這樣的東西是否可能出現在我們的故鄉。但我們馬上摒棄了這個想法。在我們看來，四國控製的柏林太大了，根本不可能像耶路撒冷那樣被嚴格地分割開來；所以這樣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發生在柏林。因為技術的進步，柏林這個大都市已經屹立幾個世紀了。在柏林，有大量的河流和廣闊的、錯綜複雜的下水道，有地鐵網絡和城市鐵路隧道係統。居住在這裏的孩子不會朝彼此扔石頭，因為他們並不屬於兩個敵對的人群。

　　8月初，有人向西德自由民主黨主席埃利希·蒙迪通報了聯邦情報局的懷疑。蒙迪丟下9月17日的競選，前往波恩會見全德問題事務部長伊恩斯特·雷默爾。兩位政治家就該事件的可能性進行了討論。雷默爾本是東德基督教民主聯盟中的重要成員，但被逼逃亡西德。他拿出一張大型柏林地圖，在辦公桌上展開，指出了環繞西柏林的邊界，總長度為164公裏。

　　後來，蒙迪如此寫道：“我們討論了要封堵一個龐大的城市，而且讓老鼠都無法通過有多難。所以恩斯特·雷默爾說，這根本就不可能。”

　　與此同時，這位基督教民主聯盟部長認為不可能的事，昂納克和他的手下正在加緊著手準備。從8月9日起，後者每天都蹲在辦公室裏，畫草圖，打電話，製定方案。

　　“玫瑰行動”前的日子，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幾乎無處不在，日益頻繁的截停搜查行為和現場檢查讓這些可疑的“共和國叛逃者”們的生活惱火不堪，而25歲的格哈德·迪克曼就是這樣的一位。8月9日，他離開古老的波羅的海港口城市維斯馬。

　　1961年8月9日淩晨4點，我乘火車離開了維斯馬，朝著什韋林的方向行駛，但目標是去柏林。旅途中，我做了以下觀察：我們的火車在肖恩弗裏斯檢查點停了大約一刻鍾，我們都受到了監視，交通警察（Trapos）還查看了我們的證件。我下火車去抽煙時，看到50米開外的空地上有蘇聯紅軍的坦克和大炮。我看到了4輛坦克，它們都經過了很好的偽裝。

　　接下來的路途中，我意識到起先和我同在車上的年輕人有很多沒有再上車。

　　當我到達柏林利希滕貝格時，檢票處又出現了交通警察，共有四五個。他們要求所有乘客都交出行李接受檢查。大概有6個乘客被交通警察帶去拘留了。大家都在抱怨這種無休無止的證件檢查。那些拒絕聽從交通警察命令的人都被沒收了德國身份證。

　　形勢在不斷升級，但究竟會到達何種程度？在西方，即便是情報機關的內部人員也無法區分謠言和事實。

　　8月9日，“柏林觀察委員會”的成員們碰頭了。這個重要機構與美國在柏林的情報機關合作，並匯集分析他們的情報。成員們討論了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將會采取何種措施來阻止人口大量外流。一些成員報告說，從東德內部得來的情報清楚地表明東德極有可能會封鎖邊境。然而，他們也承認，這些消息的來源並不是十分可靠。最後，與會的大部分人依然認為對柏林的邊界進行完全封鎖在技術上是行不通的。

　　和身在巴黎的外交部長們一樣，這些間諜最後認為，東德的大規模行動將會出現在秋天，而不是在此之前，因為那時將會簽訂單邊和平協議。和外交部長們一樣，他們也錯了。

　　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境內，邊境封鎖所需的大量物資和人力正在通過400輛左右的卡車運送到位。這些卡車故意分散而且繞道而行，以致沒有人會意識到它們最終的目的地是柏林。在最後一刻來臨前，工作組和警察隊伍都遠離邊界。這些手段似乎奏效了。

　　如今要做的就是盡可能長久地把秘密保守在內部。隨著8月12和13日那個周末的逐漸臨近，得向更多東德人灌輸“玫瑰行動”的有關宗旨。8月9日，約60名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官員和軍事指揮官被準許知曉即將到來的邊境封鎖秘密。關鍵時刻臨近了，北約的情報機構正在收到點滴信息，西方對此不隻是有模糊的猜疑了。昂納克更有理由堅持自己的計劃，盡力保守內部秘密，讓外界繼續疑惑。

　　與此同時，蘇聯也在盡力掩飾東德的邊境封鎖。8月10日周四下午4：30，常駐波茨坦的西方軍事代表團的3名高級聯絡官應邀來到柏林東南部溫斯多夫附近的蘇聯軍事總部。按日程安排，他們將會按照常規禮儀與蘇聯駐德總司令見麵。然而，他們並沒有見到雅庫波夫斯基上將那熟悉的身影，卻震驚地看到一位微微發胖正在謝頂的60多歲男人和他們打招呼。他身上的蘇聯元帥服顯得華麗而氣派，“先生們，我的名字叫高尼夫。”說話時，他裝腔作勢地眨了眨眼。

　　之後，他們與這位傳奇元帥進行了寒暄。美國聯絡官員馮·帕維爾後來回憶道，似乎退休的艾森豪威爾將軍突然出現在軍隊中了一樣。一個西方聯絡官問道：“我們聽說您正在指揮一項大規模的軍事輸送行動。”他們知道蘇聯宣稱正在進行一項常規軍事活動，所以提到這個話題應該無傷大雅。而如果高尼夫出現在此，那麽必定有什麽大事發生或者即將發生。

　　元帥隻是笑了笑，用長輩似的口吻告訴他們：“先生們，不必擔心。不管在可預見的未來發生什麽，你們的權利都不會受到損害，沒有什麽直接針對西柏林的行動。”這是赫魯曉夫權力——政治劇院經典戲劇的最後一幕，而高尼夫將它演得很完美。

　　8月11日，星期五，東德著名的新聞記者和德國統一社會黨的地區領導人聚集到宏偉的中央委員會大樓裏，就在菩提樹下大街以南的韋德爾施徹商業中心，他們被簡單地告知了即將發生的事情。報紙得馬上印出正式的聲明，開始針對反對派進行宣傳，為這個行動提供正當的辯護；同時，幫助德意誌民主共和國人民保持平靜，或者至少讓他們盡可能地處於消極狀態。

　　當天晚上，史塔西首領米爾克就在位於霍恩施豪森的總部官員食堂內召集了他的高級官員，向他們解釋彼時的局勢。雖然史塔西和邊境關閉沒有任何直接聯係，但其任務卻至關重要。絕不能重蹈1953年動亂的覆轍，這就是史塔西的任務。

　　“這一新篇章需要調集國家安全部門的每一位成員”，米爾克告訴他們，並適當地加入了奧威廉式的補充：“在即將步入的這個時期，事實將會證明我們是否了知一切，我們是否能堅守每個地方。”史塔西的目標就是防止出現“任何負麵現象”。

　　米爾克並不十分信賴東德的軍隊和警察。史塔西的特工也要負責確保邊境封鎖期間武裝部隊的“可靠性和備戰狀態”。1953年，一些士兵和人民警察就倒戈幫助鬧事分子，這次決不能發生類似的事情。另外還有一個主要的危險領域，在柏林和其他地方的大型工廠，罷工浪潮如星星之火，8年以來一直此起彼伏。“任何站出來喊反動口號的，一律逮捕。”史塔西首領粗暴地做了總結。

　　接著，米爾克說出了最高機密：“整個行動有一個代號：‘玫瑰’”。

　　史塔西就這樣開始行動了，在昂納克將計劃付諸最終實踐之時，為他做好掩護。

　　在1961年8月9日星期三和8月12日星期六的這段時間，有5167人進行了難民登記。在接下來的24個小時，冒著急劇變化的情勢，又有2400人進行登記。

　　柏林邊境開放的最後一天來臨了。空氣裏隻有淡淡的夏日氣息，最高溫度隻有20攝氏度（68華氏度），而且下午也隻有3個小時的日照。其餘時間，天空都是灰蒙蒙的。天黑後，天空無雲，氣溫降到了8.6攝氏度（即47華氏度）。

　　無常的天氣並沒能阻止東西柏林的市民們前往他們熱愛的湖泊與森林避暑。約阿希姆·特倫克拉後來回憶，他整整一天都在萬塞湖邊度過。萬塞湖位於西柏林的西南角，與共產主義者統治的波茨坦接壤。他與朋友們在圍繞湖邊的露天啤酒館裏盡情地聊天，享受著陽光，談論看到的漂亮女孩以及即將來臨的政治危機。成千上百萬的人和他們一樣度過了那一天。

　　正如如今我們所知道的，在那個夏日的星期六，並非每個身處分裂的柏林的人都能那樣放鬆。8月12日中午，在嚴密的監視之下，政府部門的印刷員工開始印刷成千上萬份邊境封鎖聲明，該聲明由德意誌部長會議蓋章通過（盡管那個時候部長會議還沒有召開）。上萬名士兵和警察進入了警戒狀態。昂納克和他的部下們來到了科貝爾大街那個套房內進行最後一搏。他們會呆在套房內，直到邊界封鎖行動結束。

　　相比之下，邊境封鎖的真正締造者瓦爾特·烏布利希則由司機開車前往萬特利茨之外多恩湖畔的政府會客室。這是一棟掩映在樺樹林之中的別墅（Haus zu den Birken），原本是四坡屋頂的狩獵別墅，歸陸軍元帥霍爾曼·戈林個人所有。

　　在這個周六的下午，烏布利希看起來十分放鬆，甚至可以說是喜悅。他舉辦了一個花園派對，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政府的重要人物都被邀請來參加這個派對。他把這個派對稱為“聯歡會”（Beisammensein）。

　　偶爾一兩個周末，政治局成員和部長在多恩湖畔聚會討論問題或做重大決議，這是很正常的事情。通常，從萬特利茨過來的廚師和服務人員白天這裏工作，晚上則回到幾英裏之外的自己家裏。但這次的情況不一樣，據負責烏布利希日常三餐的私人廚師回憶：所有的服務人員都接到了命令，他們必須在附近的房子內過一夜。直到星期天早上，才獲準離開。

　　花園派對的請柬送到了一兩名政治局成員的手中，但接受邀請的主要是政府各部的部長及他們的秘書，還有“街區黨派”的領袖。這些街區黨派是“國民陣線”中的偽獨立黨派，其中包括國家民主黨、東部基督教民主聯盟以及自由民主黨。

　　簡而言之，受邀的客人都是烏布利希的利用對象而非谘詢對象：他們都有威嚴的頭銜，但卻沒有什麽實權。下午喝完咖啡後，眾人悠閑地穿過樺樹林，來到寧靜的湖邊。之後返回房間，烏布利希安排了一部蘇聯喜劇電影《人人為己！》供大家觀看，但客人興趣寥寥。花園裏放著音樂，客人站在那裏，尷尬地閑談著，偶爾也會講講笑話。一些人注意到房子周圍的樹林裏有士兵和軍車，這讓氣氛一點都不輕鬆。

　　德意誌人民議會主席、自由民主黨領袖約翰尼斯·迪克曼詢問老共產黨員、中央委員會秘書阿爾弗雷德·諾伊曼，他們為何被召集至此。高大威嚴的諾伊曼，年輕時就是一個精力充沛的鬥士，終其一生都是堅定的斯大林主義者，回答說他也不知道。他說了謊。作為政治局的一員，諾伊曼前些日子就已經知曉了邊境封鎖計劃。但在“上司”認為合適的時機之前，他還不能把真相告訴迪克曼他們。

　　晚飯過後，烏布利希終於把客人召集起來，服務人員也已把晚飯撤走了，時間大概是晚上10點左右。

　　烏布利希用他尖利的聲調宣布：“現在我們來開一個小會”。烏布利希通知了部長會議成員“他們”關於封鎖東西柏林邊境的決議——一個早已印刷出來，並分發出去了的決議。“大家都同意嗎？”他問道。不出意料，沒人反駁。

　　象征性地同意了政治局的計劃後，部長會議的成員們就完成了他們的使命。和那些服務人員一樣，在宏大的邊境封鎖工程啟動之前，他們不得離開。

　　在多恩湖畔這場露骨的“投票”鬧劇發生之前，昂納克的工作人員在為那個名曰“玫瑰行動”的艱巨工程做最後的準備。

　　“玫瑰”的最終執行命令和一份早就計劃好的官方聲明從昂納克的辦公室送出，經由專人送往幾個街區之外位於菩提樹大街的蘇聯大使館。在白石砌成的堅固建築內，在迷宮一般的辦公室內，工作人員會迅速把文件翻譯成俄語。這是“老大哥”必享的權利。

　　整整一天，成千上萬的警察和“工廠戰鬥小組”成員都在兵營內或訓練場上待命。晚上8點整，“玫瑰行動”的密封指令被打開了。高級官員被納入計劃之中，此外還有柏林的警察和位於斯特勞斯堡以北威爾肯多夫堡的總部軍方人士。接著，中級軍官和營級指揮官被電話召集起來。9點鍾，他們也被簡單告知在邊界封鎖行動中的任務。10點，昂納克確定這個龐大的機器準備好開動了。

　　午夜，昂納克給軍隊總部打去電話，發出了關鍵的命令：“你們已知自己的任務！出發！”

　　國家人民軍總司令海因茨·霍夫曼將軍立刻下令軍隊進入“高度備戰”狀態。

　　什韋林第八機動炮兵師的3150名士兵一路轟隆隆地駛向了首都。他們的100輛戰鬥坦克和120輛載人裝甲車將停靠在弗裏德裏希斯費爾德，這裏剛好位於東柏林中心之處。第一機動師的4200多名士兵、140輛坦克和200輛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