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牆

第十一章 柏林的私生子

　　1961年8月12日，星期六的深夜，約瑟夫·奧爾索普光臨喬治亞城流光溢彩的晚宴，告訴年輕的柏林記者洛薩·羅，在他的故鄉柏林發生了重大事件。約瑟夫·奧爾索普是華盛頓資深的新聞人物，從美國廣播媒體得知了此事。散播出的消息說，共產主義又在柏林發起挑戰；盡管有特工收集情報，但還是很少有人確切地知道究竟這場挑戰是什麽，連很多身在柏林的人都不知道。

　　那個星期六的深夜，美國國務院柏林特別工作組的執勤官約翰·C·奧斯蘭正在華盛頓自己的家裏呼呼大睡，突然被床邊的電話鈴聲驚醒。打電話的是國務院新近成立的指揮中心的夜晚執勤官。他告訴奧斯蘭，電傳網絡收到各種散亂消息，似乎共產主義正在柏林開展某種行動。消息稱，東西柏林邊界的過境通道正在被“封鎖”，但還不清楚是什麽原因引起的。因為東德以前也曾臨時限製過大柏林區域內的跨境交通，所以這個消息沒有引起奧斯蘭的警覺。他隻告訴值夜官隨時保持聯係，然後繼續酣然大睡。

　　華盛頓時間星期天早上4點左右，也就是西柏林時間星期天上午10點，夜間執勤官再次給奧斯蘭打來電話說，軍方消息已經證實這是東西柏林之間邊界的徹底封閉。不過，讓人非常驚訝的是，“玫瑰行動”開始整整10個小時之後，華盛頓才得知這一消息。奧斯蘭立即電話通知了幾個人，其中包括波恩大使館前高級官員法蘭克·凱什。他現在負責柏林特別工作組，因為德國問題專家馬丁·希勒布蘭德正在休假。凱什說，他要送他的家人去機場，需要幾個小時，但他承諾晚些時候一定到場。

　　很快，五角大樓在國務院的聯絡官舒瓦特上校來了。他們不斷地與歐洲電話聯係。然而，他們真正想做的事情卻不能做，那就是給柏林的美國軍事代表團打電話。原因是這條電話線路正好穿過東德領土。在這條線路上的任何交談都隻能用普通語言，而且毋庸置疑地會被東德情報部門記錄下來。6點，黎明的曙光照亮整個華盛頓。奧斯蘭拿起電話，接通白宮執勤官。關於柏林事件的消息終於傳到了白宮，但那位執勤官卻不願意去叫醒整個周末都在科德角度過的總統。這位白宮官員向奧斯蘭保證，他會在一個更禮貌的時間告知肯尼迪。而他所謂的更禮貌的時間就是美國東部時間早上8點鍾。

　　此時，柏林已是星期天的中午。“玫瑰行動”已經開展整整12個小時，而美國總統對此仍一無所知。執勤官對叫醒總統感到遲疑，並不是因為傳統意義上的仆人不希望觸怒主人，而是因為總統身體狀況欠佳。肯尼迪在世之時，他的公眾形象堪稱年輕人的典範，陽剛、健康、容光煥發；然而在其死後，人們才知道這是一個很大的假象。他年輕的時候就飽受愛迪生氏病的折磨，這種疾病使人的自身免疫係統不斷受到破壞，同時還會引起多種並發症，如胃病、渾身無力、精神抑鬱、關節和背部嚴重疼痛。在過去20多年的時間裏，肯尼迪一直都在接受藥物治療。在1961年夏天，他的健康問題變得尤為嚴重。那段時間，他的私人醫生每天為他注射兩到三次的強效麻醉劑普魯卡因來緩解疼痛。通常，愛迪生氏病的常規治療是注射藥效較弱的可的鬆。同時，總統還要服用麻醉劑來應對結腸炎、體重下降（睾丸甾酮），和失眠（利他林）。1961年8月9日，肯尼迪抱怨自己的“腸道不舒服”，“腹痛”，“痢疾”；8月11日，星期五，淩晨5點，他就因為劇烈的腹痛醒了過來。一名後來審核肯尼迪總統病曆檔案的醫生評論說：“他服用麻醉劑，所以身體虛弱。”

　　在那個不祥的星期天，到處都在通過電話傳遞柏林的消息，而美國最有權力的民選官員卻在熟睡。在夏季炎熱的三伏天，總統喜歡呆在海恩尼斯港肯尼迪家族的莊園內。那個星期天早晨，一名小官員正和美國第一家庭在那裏歡度周末。天氣很好，他們打算一會兒之後乘坐肯尼迪的豪華遊艇“馬林號”來一次家庭旅行。

　　每年的這個時候，總統通常在星期五下午離開華盛頓前往科德角。他先乘坐直升機到達安德魯斯空軍基地，然後在那裏換乘飛機直抵科德角。每天早上，肯尼迪總統的高級軍事助理切斯特·克利夫頓少將都會交給他一個文件夾，裏麵是CIA對當天世界各個地區事態發展的情況匯報；而離開華盛頓之前最後那個星期五的早上也不例外。這個文件夾就是通常所說的總統“審核單”。查看這個審核單是肯尼迪總統每天的日常工作之一。在接下來的星期六和星期天，最新的情報會與其他被認為重要的材料一同送到海恩尼斯港，以保證總統能及時了解最新發生的事件。緊急信息則由白宮電傳給海恩斯港遊艇旅館的地下室，那裏專設有一隊美國通信兵，以便在夏天可以及時處理電傳給總統的緊急信息。

　　8月13日，星期天，科德角一個明媚的早晨，天空湛藍，陽光和煦，總統終於蘇醒。盡管白宮執勤官作出過承諾，但直到此時關於柏林局勢的消息依然沒有送到總統手裏。當肯尼迪和家人動身前往海恩尼斯港的聖方濟各沙勿略教堂做彌撒時，也還沒收到消息。不到一個小時，肯尼迪一家從教堂返回，立即登上馬林號遊艇。他們將前往格雷特島，在那裏與美國國家美術館館長及夫人共進午餐。

　　沒多久，留守肯尼迪家族莊園的克利夫頓將軍發來一條無線電信息。華盛頓也發來一封電報：柏林正在被封鎖。克利夫頓將軍建議總統返航。

　　馬林號立刻掉頭。肯尼迪在家族莊園碼頭下船，克利夫頓將軍在發動的高爾夫機動車內等著他。總統堅持讓第一家庭繼續起航前去赴宴。於是克利夫頓將軍立即將電報呈給總統，並為他駕車穿過沙丘直向家族度假別墅駛去。總統到達別墅後與美國國務院通過電話，旋即同國務卿臘斯克討論柏林的局勢。

　　這位國務卿因其冷靜和高深莫測的語調而獲得了“佛陀”的諢名。他向總統解釋說，他認為談判很重要，這樣可以傾聽對手的“弦外之音”。總統問他蘇聯人到底要幹嗎。臘斯克說，很明顯他們在采取軍事措施，但僅僅是防禦性的。沒有跡象表明赫魯曉夫企圖吞並西柏林。

　　這才是最主要的！現在，要為進出東柏林引發一場世界大戰？門兒都沒有。

　　臘斯克和他的助理以及總統身邊的所有人都有一種本能的衝動，就是盡量把這個消息的影響力降低，至少從公共的認知角度看應該如此。肯尼迪與麥克納馬拉、邦迪以及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通了電話，大家都認為應該采取一種低調的方式。一方麵，沒有人願意示弱或者顯得不負責任；另一方麵，他們也不希望讓蘇聯和東德采取的這些行為成為戰爭導火索或類似的東西。

　　盡管如此，還是應該作出某種官方的反應。當時，瓦爾特·羅斯托正在華盛頓，他協助組建了“時事觀察室”，並讓奧斯蘭起草新聞稿。新聞稿直接電傳身在海恩尼斯港的總統新聞秘書皮埃爾·塞林格；這樣，塞林格就能夠及時應對媒體的提問並作出必要的聲明。

　　新聞稿中沒有談及“牆”或類似的東西，隻說到東德“采取了一些行動，以遏止逃向西柏林的難民潮。”東德的行動被看做是那個周末之前采取的恫嚇行動的繼續，針對的是從波茨坦和東柏林來的遊客，其目標指向則是“邊境跨越者”。新聞稿的主要策略就是否認西方不擇手段地“誘發”東德難民潮，將難民潮出現的原因歸結到“東德自身的經濟狀況和蘇聯針對西柏林所采取的行動”。由此，塞林格繼續采取進攻態勢，指出東德采取的此類限製手段“直接違背”了四國協定，表明“蘇聯被迫承認共產主義社會無法與自由社會競爭。”

　　在與總統商討並獲得批準後，國務院的正式回應甚至避開此類安撫性的言辭，隻是簡單地宣稱，此次行動並未影響到“盟國在西柏林的地位，以及進出西柏林的權力”，盡管此行動違背了現存之協定，將會導致“通過合適渠道發起的強烈抗議”。

　　蘇聯的坦克或許潛伏在柏林郊外；手握機關槍的士兵或許在藐視人權和整個世界；西柏林民眾或許正聚集在邊境區域進行暴亂；史塔西或許正忙著大力壓製執拗的東柏林人的反抗；但是在華盛頓，國務院的反應隻是禮貌的陳詞濫調。

　　毫無疑問，“玫瑰行動”是醜惡的，肯尼迪必須極其小心地對抗它。但他並不是唯一一位需要這樣做的國家領導人。其他主要的西方領導人甚至更不想與共產主義者在柏林製造的陰謀正麵抗衡。

　　哈羅德·麥克米倫，1957年開始擔任英國首相，柏林牆危機發生之時，他正在倫敦以北數百英裏之外的約克郡博爾頓修道院。每年夏天，他都要去參加鬆雞狩獵季節的開幕式，1961年的夏天也不例外。8月12日，星期六，麥克米倫在侄子德文郡公爵的陪伴下，正不遺餘力地用火槍獵殺鬆雞。德文郡公爵家財萬貫，除了博爾頓修道院外，還擁有很多的財產。聽到柏林傳來的消息後，首相覺得沒有理由停止自己的狩獵活動，8月13日他繼續這種消遣。

　　與此同時，71歲高齡的夏爾·安德烈·約瑟夫·馬裏·戴高樂將軍，最後一位依然在職的“二戰”期間盟國領導人；從1958年開始，再次擔任法國總統。柏林危機之時正在巴黎東南部（事實上，在東南很遠的地方）科隆貝雙教堂的鄉間別墅內休息。戴高樂對柏林事務似乎也很隨意，直到第二周的星期四，即8月17日他才返回巴黎。

　　這種謹慎不隻是因為他們的冷漠，在處理赫魯曉夫和烏布利希的行動時，這兩位領導人還有其各自不同的因素。

　　英國的軍事和經濟實力都在加速下滑，甚至連傳統的帝國主義保守派也已經意識到要削減開支，適應新的形勢。每次談及英國軍費預算問題，氣氛都會很煩躁。以至就在柏林危機出現之前，英國國防部長哈羅德·沃金森已經開始了一係列計劃，包括要大量削減英國在西德和西柏林的駐軍。

　　按照計劃，英國武裝部隊征兵製會在1962年初廢除；相應地，英國駐西德萊茵部隊（BAOR）也會在1962年底由原來的52000人減至44000人；英國部署在柏林占領區內的3500名軍士也會減少。盡管美蘇之間時常會相互進行武力威嚇，盡管在維也納峰會上出現了明顯的失利，但是在8月13日之前，倫敦的態度都頗為低調。麥克米倫以其固有的諷刺口氣描述1961年6月倫敦統治精英中存在的普遍情緒：“我依然認為我們更可能會破產，而不是被打敗。”

　　更重要的是，英國在世界其他地區也存在著問題。在中東，新近成立的激進的伊拉克共和國在鐵腕人物阿卜杜勒·卡裏姆·卡賽姆的領導下，與英國對抗。卡賽姆宣稱科威特酋長國屬於伊拉克共和國，並在6月花大部分時間將軍隊調往幹燥的邊境區域。科威特酋長國是一個很小的國家，但是（石油豐富）受到英國的保護。倫敦不得不匆忙從德國、塞浦路斯和本土抽調部隊去科威特這個火藥桶。如此重大而且是臨時的調集人員和設備，包括艦船和飛機，所產生的費用，讓英國財政雪上加霜。

　　麥克米倫的外交官們幾近瘋狂地忙著安排阿拉伯國家聯盟來接管對科威特的長期保護任務，而英國士兵們也在50攝氏度（華氏120度）的高溫天氣裏揮汗如雨地對抗著巴士拉沙漠南部神出鬼沒的伊拉克軍隊。

　　因此，在8月13日以前，柏林並不是倫敦優先考慮的事務。看上去這更像是出於財政方麵的考慮，而非全球戰略的考慮。過去幾年，英國一直深陷在西德問題的困境裏。倫敦希望波恩可以分擔更多的英國駐軍費用，因為他們以前是占領軍，而現在又是替西德防範東方攻擊的第一道防線。這個問題已經成了一個敏感點。7月中旬，在討論假設蘇聯再次封鎖柏林時的應對方案時，麥克米倫氣急敗壞地宣稱，對於新的空投物資所帶來的任何花費，英國“應該明確地表示我們不會再掏一分錢”。

　　所以，柏林問題是英國最不願意看到的。他的國防部長在柏林牆建立起來以後與麥克米倫的一次私人交談時說：

　　照國內的情況來看，現在我相信，無論是從軍事還是從外匯的角度，我們再也無力維持目前在歐洲的軍事力量水平。因此，撤軍或緩和國際關係的措施不僅有利於和平事業，還能滿足我們自己特別而迫切的需要。

　　麥克米倫潦草地評論道“同意你的看法”，還說，“我想外交部長（For Sec，推測為外交部長）的看法也會一樣。”

　　另外一個戰線拉得過長的前帝國——法國，還有數萬軍隊陷在與阿爾及利亞殘酷的遊擊戰之中，而其中絕大多數軍士都是年輕人。阿爾及利亞人希望從法國獨立出來，法國想在溫泉小鎮埃維昂同對方和談，結束這場血腥的戰爭。戴高樂的這個讓步導致他的部分軍隊和阿爾及利亞白人定居者發起公開的叛亂。而停火協定要在來年的春天才能達成，到那時一切都晚了。法國最大的“海外省份”還處於血腥的暴亂中，要真正抽調軍隊支援駐紮在德國的45000名士兵（其中有3000人駐紮在柏林軍工複合體卡捷爾·拿破侖的軍事基地）顯然是不可能的。

　　盡管不像麥克米倫那樣頭腦冷靜（而且囊中羞澀），戴高樂的法國準備好了為“正義”而作出重大的犧牲；然而很快就會清楚，這種準備並不適用於柏林統一的問題。1961年5月，在美國總統途經巴黎去見赫魯曉夫的路上，戴高樂以慈父般的口吻告誡肯尼迪“在柏林問題上要立場堅定”，不要被赫魯曉夫蒙蔽了。戴高樂傾向於對柏林問題采取強硬路線，一方麵是因為他希望取悅西德民眾，另一方麵，依照他的經驗，這是對付蘇聯及其傀儡（他對東德政府特別鄙視）的最好方式。然而，僅僅幾周之後，法國國防部長皮埃爾·梅斯梅爾就告訴英國國防部長，法國人不準備“為柏林而死”。

　　法國的統治精英私下覺得柏林以及德國現有的分裂是很令人滿意的，盡管（最近一份法國官方出版物中微妙的表示）戴高樂認為“不要讓德國人的希望破滅是至關重要的”。另一位偉大的法國人，諾貝爾獎得主、戴高樂的傳記作家，弗朗索瓦·莫裏亞克後來說了一句經典的俏皮話，“我太愛德國了，所以想要兩個。”隻有試圖損害現存的盟國占領權，當然主要是法國的占領權時，才能讓戴高樂拔出他的寶劍。

　　在那個8月的星期天，小心謹慎的評論通過電話線往返於海恩尼斯港。這些評論暴露了肯尼迪及其助手的怯懦。美國政府正走在一條外交的高空鋼絲上。這種謹慎不僅反映了對付蘇聯及其傀儡時的複雜性，同時還反映了處理西方盟國關係時的複雜性，後者有各自不同的需要、能力和國家目標。和赫魯曉夫的衛星國家不同，歐洲民主國家不可能在恫嚇之下去迎合支配自己的超級大國的需求。隻能說服西方盟國采取一致行為，而且還不能確定是否能夠說服它們。

　　在柏林牆修建之前，美國政府及其智囊團就已經感覺到了這些問題。7月22日，瓦爾特·羅斯托在呈交給總統的備忘錄中簡單總結了這些問題，而它或許影響了三天後肯尼迪的電視講話，使得總統講話恰如其分的強硬。備忘錄取名《柏林問題製高點》，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它認為，如果可以的話，美國應盡可能地帶領盟國采取強硬的立場（尤其是西德與法國，並未提及英國），而同時，必須準備好在有必要的時候獨自前行。這就是製高點。羅斯托冷冷地補充：“你會想到加裏·庫柏獨自對付歹徒的場景吧。”

　　盡管理解歐洲人在經曆兩次傷亡慘重的世界大戰之後不願意再冒戰爭的風險，羅斯托還是指出了這個毫無爭議而且令人不快的事實：“……蘇聯最終關注的是美國，美國的意誌和力量……最終格局將主要取決於我們采取什麽措施或者不采取什麽措施。”他接著說：

　　或許我錯得很離譜。或許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統一的重要性以及對西柏林人民無法回避的道德承諾會讓我們走到一起，一起經受最後的考驗。（當然，或許危機會在相對更早的時期消失）但是我的確相信，我們的內心一定要準備好應對這種孤軍作戰的可能。當危機平息的時候，我們應該平靜地接受它。

　　美國不僅要應付西方聯盟中的大國，還要考慮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較小的成員國，比如意大利、比利時、荷蘭、挪威，甚至袖珍國家盧森堡等等，雖然它們沒有在柏林或者西德駐軍，但是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委員會中都享有投票權。

　　這些較小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有理由辯稱，在柏林問題可能引發的核戰爭中，和那些直接牽涉其中的國家一樣，他們也會受害。所以，在美國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回應8月13日的共產主義挑釁時，他們也應該有發言權。白宮敏銳地注意到了這個事實。同時，還有一個不得不問的相關問題：20世紀50年代美國靠核武器的威懾作用阻止了蘇聯對西歐的全麵進攻，那麽，在處理赫魯曉夫及其謀臣采取的更加陰險的蠶食戰略時，核武器又應該扮演什麽角色呢？

　　肯尼迪的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是一個做事有係統的人，他是從福特汽車公司直接進入政府部門的。他喜歡明確地知道自己的立場。在白宮就職之初，他就驚恐地發現艾森豪威爾政府居然沒有形成一個連貫的政策升級機製，或者至少沒有一種可以接受的靈活回應機製。之前的政策似乎是這樣：大體上說來，就是先將少量常規軍事力量投入戰爭，直到戰況對我方不利（因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隊的數量無法與蘇聯相比，所以用常規軍隊作戰的話北約可能很快就會敗下陣來），然後，再將核武器派上用場，給世界帶來可怕的後果。

　　這一不怎麽樣的政策，隻適用於處理北朝鮮與南朝鮮這一類的情況；也就是說，適用於東西方附庸國之間的直接戰爭。在麵對赫魯曉夫與烏布利希在柏林實施的狡詐而且不可預測的伎倆時，這個政策就派不上用場了。麥克納馬拉已經要求要有新思路。一定要仔細確定戰爭升級的幅度，盡可能地推遲使用核武器，這樣才能有足夠的時間來解決衝突，從而避免核戰爭。如此一來，增加美國常規軍的數量就很必要了，因為這樣西方國家不會立刻被打垮。這一政策表明自1945年以來已經被廣泛接受的“核武器應用”政策已得到部分逆轉。

　　國防部長的觀點讓他和其他的軍隊高級指揮官之間生出罅隙，特別是與美國空軍指揮官勞裏斯·諾斯塔德將軍之間。自1956年來，諾斯塔德將軍就是美國駐歐洲軍隊的指揮官，同時也是北約歐洲盟軍最高司令（SACEUR）。這位體格高大、輪廓鮮明的將軍，出生於明尼蘇達州雷德溫市，其父是一位路德教派的牧師。他是由戰時的上司——艾森豪威爾任命為北約歐洲盟軍最高司令的。1961年，他53歲，是一名經驗豐富的軍事外交官。他認為肯尼迪與麥克納馬拉重申常規武器的重要性是一個嚴重的錯誤。照諾斯塔德將軍的推論，隻有敵人知道我們會在戰術和戰略的層麵首先考慮核武器，如果必要的話，也會在戰爭初期就使用核武器，對方才會被有效地震懾住。

　　不僅如此，諾斯塔德將軍也傾向讚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歐洲成員國的意見。那些歐洲成員國認為核武器的使用是一種共同責任，而這種觀點卻並不為華盛頓所讚賞。沒人把這些放在心上。

　　基於這些理由，如羅斯托推斷的那樣，在未來的幾天或幾周內，孤獨的“製高點”會成為事實，美國會被迫接管柏林。

　　當然，這取決於蘇俄和他們的東德同誌接下來要做什麽。

　　共產主義者最初呈現在普通柏林市民麵前的行為是極端而災難性的，但事實上，他們的行為是經過小心判斷的。

　　至少，在最初的時候，從西柏林到東柏林的交通依然是暢通無阻的；或者，更準確一點說，並沒有遭到特別禁止。按照東德政府的規定，東德人要想進入西柏林，隻要擁有許可即可。事實卻是，那些許可證不會輕易給予普通人，而隻會給予少數東德政府機構人員（apparatchiks）。用國際術語來說，這種手法就是一種策略。重要的是，西方不能說他們的權利遭到嚴重侵犯，因為隻有那些試圖從蘇占區進入西柏林的東德人才受到了影響。

　　正如共產主義者所預期的那樣，西方政府立刻而且是充滿感激地注意到了這一點。西方政府的看法，與上述事實同樣重要的是駐東柏林以及東德的西方軍事代表團所做的觀察。

　　“二戰”尾聲，軍事代表團作為盟國軍事管製政府之間的聯絡機構出現，而其機構人員都是訓練有素的情報官。軍事代表團名義總部就在東柏林之外波茨坦華麗的別墅之內，其實，代表團的大多數職員都住在西柏林，而在西柏林之外開展活動。蘇聯軍事代表團同樣把總部分別安置在西方盟國的三個占領區。這些軍事代表團成了“流動現場視察隊”。他們既不在東德“搞間諜”活動，也不積極地實施顛覆活動，隻是簡單地視察對方不希望他們看到的，然後再把看到的情況報告給自己的上司。

　　在軍事代表團存在的幾十年時間內，他們開展的行動包括搜查蘇聯和東德軍隊的廢物處理區，包括粗心的軍隊文職人員丟棄的一些文件碎片、報廢的設備，和衛生醫療人員丟棄的（報告裏微妙地稱其為）“醫療廢物”，所有這些都會被帶回西柏林進行分析，得出一些關於冷戰敵人的身體健康狀況或者其他的線索。甚至連軍事車輛經過的未鋪路麵的道路以及留下的痕跡都要仔細檢查，以確定車輛的重量和類型，以及適合路徑的特征，以獲知對方部隊行動的規模和組成。代表團甚至也會監視史塔西的鎮壓活動，進入霍恩施豪森“禁區”進行常規偷襲。

　　軍事代表團的官員和他們的司機經常要與蘇聯和東德軍事當局玩貓和老鼠的遊戲。蘇聯和東德軍事當局（通常非法的）盡力設置一些限製靠近的區域，威脅代表團成員不能靠近。應當補充的是，出於同樣的目的，蘇聯軍事代表團在盟國軍事占領區的三個總部，也從事著同樣的勾當。東西方能相互容忍彼此的官方間諜，因為雙方都能從這樣的默契中獲得好處。

　　8月12日晚上和13日白天，三個西方代表團非常忙碌。他們利用自己可以隨意進入東德的特權，跟蹤東德秘密警察和軍事單位，拍下軍事部隊、軍事建築和軍事車輛的照片，並對這些東西進行初步分析。

　　很大程度上，多虧了這些堅韌不拔的情報官員，在“玫瑰行動”開始幾個小時之後，西柏林的西方盟國代表們就知道了兩件事情：其一，東柏林仍然保持著相對的和平；其二，盡管蘇聯軍隊包圍了柏林，但是這個包圍圈的重點看起來隻是為了防禦，不是進攻。冷戰時期，間諜活動有一個積極的方麵，它令人好奇，也常常被人們忽略。那就是間諜活動可以消除恐懼，也能引起警覺。在邊界封鎖後的幾天內，在東德的西方官員和特工正確地辨別和分析了蘇聯的意圖，為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8月13日晚上，英國駐柏林軍事指揮官德拉康姆給倫敦發了一封電報指出，蘇聯的兩個師部署在通往西柏林的道路上，采取的是防禦姿態，“防止邊界區域居民大規模衝入西柏林。”

　　艾倫·萊特納和法國駐柏林的軍事長官也作出類似的評估。

　　新聞工作者，包括那個在美國出生、德國長大的RIAS廣播電台主任羅伯特·洛克納在內，在邊界封鎖行動最初的幾個小時內進入東柏林，親眼目睹並報道了跨越邊界區域的悲劇，有時也是喧鬧的場景，特別是在弗裏德裏希大街車站。新聞工作者的機動性很強，語言更流利，而且在當地的人際關係更好，相對於外交官來說，他們更能判斷東西柏林的氣氛。

　　這種具有高度機動性的觀察員在華盛頓和海恩尼斯港的政府當決策人員會有極大優勢。迪安·臘斯克出生於佐治亞州的一個農場主家庭，“二戰”前在柏林學習過很短一段時間；在戰時的東南亞積累了豐富的政治和軍事經驗。他既不喜歡，也不假裝懂得德國人。那個時候，在美國國務院歐洲部，了解（甚至喜歡）德國人的專家非常少。信息缺乏導致的一種敏感裂痕，短期，甚至長期影響著美國同西柏林及西德民眾之間的關係。

　　多年來，西方政府和媒體都提倡德國重新統一的合法性，強調西柏林對於德國統一的重要性。但是現在呢？讓西柏林人感到厭惡的是，封鎖邊界很明顯是分裂德國的第一步，而西方盟國尤其是美國對此卻懦弱地保持沉默。

　　8月13日星期天，西方盟國軍事指揮官沒有提出正式的抗議，國務卿臘斯克對此負有責任。

　　在與勃蘭特市長會麵之後，三個盟國指揮官和他們的軍事及民事顧問一起坐下來權衡利弊。他們討論起草一份措辭強硬的聲明，並且可能送往高尼夫元帥在柏林卡爾斯霍斯特的總部。然而，法國駐柏林的軍事長官拉科姆將軍堅持，在征得法國政府同意之前，自己不能簽署這樣直接的抗議，這讓他的盟國同事異常惱怒。法國外交部在8月的大部分時間都在休假，和其他的巴黎人一樣，外交部長麥考維·德·梅維爾本人也在休假，所以這必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然而，到了下午，指揮官們同意了一個基本文稿，並覺得該以新聞稿的形式發表。這就表明僅僅是間接抗議，並未提及任何對抗措施；但這至少表明西方盟國會與西柏林人共進退，這比無所作為要好很多。拉科姆將軍表示，在沒有與外交部的上司溝通之前，自己能做的就隻有這麽多。於是，開始起草新聞稿。

　　正在這時，福瓦·科勒大使，迪安·臘斯克的歐洲事務特別助理，從華盛頓打來電話，要求與艾倫·萊特納通話。盡管電話線路是公開的，肯定會被蘇聯和東德竊聽，他們還是在電話裏討論著國家大事。萊特納提到盟國駐柏林的軍事指揮官們計劃發表一份新聞稿，作為事後總體聲明，譴責蘇聯和東德的無恥行徑。在等待各自政府的授意之前，這是他們能做的最大限度的事情。

　　科勒讓萊特納通過電話把聲明讀給他聽，這位美國在柏林最有權勢的民事代表照做了，為了華盛頓的利益，幾乎可以確定也為了史塔西和克格勃。聽他讀完後，科勒停頓了一會後，以其柔和卻堅定的俄亥俄口音說：“國務卿就在這裏；我要把這個情況向他匯報。”

　　萊特納忍耐著3000英裏之外漫長的沉默，終於，科勒回來了。“國務卿給你嚴格的命令，艾倫，不要在柏林發表任何聲明。”科勒接著說，“這件事你別再繼續做了。關於這個事件的任何聲明都應該由各國政府來發布。事實上，下午我們就要發布聲明。”

　　這個“聲明”就是國務院發布的那則極其謹慎的新聞稿。審核這個聲明後，臘斯克就離開國務院，去看棒球比賽了。

　　除了一種奇怪的，想要搶先發布聲明的欲望之外，臘斯克這個基本毫無意義的聲明並不比身在柏林的盟國各軍事長官的聲明更重要。指揮官們發布的非正式抗議，不管多麽沒有約束力，沒有威懾力，然而，作為身在柏林行使軍事和政治權力的父母官，他們的講話或許能為西柏林的士氣帶來積極的影響吧。

　　而華盛頓不願作出承諾帶來的後果隻能是西柏林人和西德人慢慢堆積的憤怒。

　　如果西方同盟國忍氣吞聲的話，那麽德國人就有理由認為盟國還有什麽不能忍受的呢？這是一個真正讓人憂心的問題，需要一個真實而坦誠的答案。

　　如何提供這樣一個答案呢？

　　柏林人是幸運的，就在那個周末，他們需要的幫助來到了。傑出的美國輿論製造者，愛德華·R·默羅來了。

　　53歲的默羅是當時美國最著名的廣播記者，1940年，他在遭受圍困的倫敦為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發回報道；盟軍登陸諾曼底之後，他繼續在歐洲前線報道戰爭。因為這些事情，他久負盛名。1961年初，肯尼迪把他挖走，並讓他負責很有影響的美國新聞署，使他成為冷戰時期美國信息和宣傳陣地的急先鋒。走馬上任，默羅就開始到遍及整個世界的信息王國的前哨站視察。8月12日星期六，這位偉大的廣播記者恰巧來到他的最後一站——柏林。

　　自那以後，陰謀論者就斷言默羅出現在柏林不是一種偶然，那“證明”西方、至少美國是預先知道邊境封鎖的消息的。更有甚者，認為整個邊界封鎖工程源自美國政府和蘇聯獨裁統治當局之間的一個秘密協定，犧牲德國以創造中歐的穩定。要不為什麽美國第一流的宣傳者會正好在那個時候來到柏林呢？顯然是為了策劃一出宣傳劇，以掩蓋華盛頓背叛柏林的真相。

　　隨著事情的真相逐漸大白，陰謀論顯然是無法解釋通的。招待默羅的東道主正是有美國撐腰的RIAS電台主任羅伯特·H·洛克納，作為一個老到的新聞工作者，8月12日的整個晚上，洛克納都在密切關注著東柏林和西柏林發生的事件。當他回到RIAS電台總部的時候，筋疲力盡的洛克納在那裏見到默羅。他們討論是否應該改變星期天的預定計劃。洛克納原計劃在星期天中午邀請他認識的一位東柏林學生來吃午餐，讓默羅了解一些“那邊”的“內幕”消息。然而邊境關閉了，這個計劃自然就流產了。不僅如此，他們本來計劃在星期天晚上為默羅舉辦一個雞尾酒歡迎會，讓這位剛剛上任的美國新聞署（USIA）署長有機會見到本地的廣播播音員、媒體工作人員、軍事和民事官員。現在，他們還應該繼續這種似乎很俗氣的社交活動嗎？

　　歡迎會按計劃進行。或許會有人認為他們“隻顧取樂，對大事漠不關心”，但默羅與那些人進行的有用的接觸能夠補償這一切。而且，不管怎樣，為什麽要讓瓦爾特·烏布利希影響美國人和他們快樂的雞尾酒會呢？

　　在此期間，洛克納首先帶著默羅來到西柏林邊界，在那裏觀看邊界封鎖的進程，以及憤怒或垂頭喪氣的西柏林人。之後，他們越過邊界進入東柏林：

　　我們首先去了邊界西邊的勃蘭登堡門，還去了那時依然存在的著名的阿德隆大酒店的後翼。酒店就在勃蘭登堡門的旁邊，透過開著的窗戶，我們可以聽到榔頭敲打酒店大門發出的巨大噪音，還有成百上千名反抗他們的西柏林人的怒吼。喝著暖暖的、低劣的東柏林啤酒，默羅想起戰前他作為記者多次來到柏林的情景。

　　對於這兩位“身在現場的美國人”來說，那是一個忙碌的下午。隨後，他們順路造訪了影響巨大的德國報業巨頭阿克塞爾·施普林格的總部，那是威爾默斯多夫區貝納多特大街旁一棟恢弘壯麗的別墅。施普林格的小報《圖片報》是德國銷售量最大的報紙，也是後納粹時期保守主義很有影響力的喉舌。

　　施普林格譴責美國的被動，“你將不得不清除這個屏障，”他斷言。“我保證蘇聯會接受的。”照洛克納看來，這位美國新聞署署長好像被施普林格的話打動了。

　　現在默羅相信自己應該警醒美國認識柏林的局勢了。他給華盛頓美國新聞署的助理唐納德·M·威爾遜打電話，敦促他盡快撰寫關於邊界封鎖的信息：全世界都應該知道這種醜惡的行徑，而且要快。威爾遜遵從了，畢竟默羅是老板。和許多人一樣，威爾遜也認為封鎖邊界的措施是暫時的。然而，電話線那端言辭的激烈讓他感到震驚。平素，默羅在其判斷和行為方麵都是處變不驚的。

　　洛克納堅稱，默羅也聯係過白宮。他從高級專員公署舉辦的歡迎會上溜出來，在萊特納的臥室與肯尼迪通電話。他向總統強調柏林局勢的嚴重性。盡管還不至於引發戰爭，但如果西方無所作為，會對西柏林的士氣造成破壞性影響。或許正是默羅形象的描述和新聞工作者的分析讓肯尼迪明白，他應該采取比臘斯克和國務院目前讚同的更加果斷、或者至少更加明確的措施。

　　這一切應該發生在海恩尼斯港星期天下午的早些時候。那時肯尼迪剛剛與政府的其他官員通完電話，並且批準了針對邊界封鎖最初發出的許多柏林人看來軟弱無力的回應。

　　與此同時，3500英裏外，駐柏林美國高級專員公署內舉辦的歡迎會還在繼續；更多的消息不停地湧來；邊界區域出現更多的抗議人群；勃蘭特市長發表重要講話。阿登納總理的重要盟友、西德聯邦議會主席尤金·葛斯坦邁亞從波恩火速趕到柏林。一個資深的西德情報官員靠近洛克納。這名情報官員與洛克納是朋友，他非常沮喪，把洛克納拉到一個角落。“這太讓人難以置信了，不是嗎？”他悲歎道，“我們的情報部門太差勁了，居然對這個事件一無所知！”

　　整個下午，勃蘭特市長都在邊界區域視察。下午6：30，他向西柏林市議會致辭。他非常準確而且全麵詳實地陳述，東德無緣無故地將東柏林封鎖起來的行為違背了現存的協定。他呼籲西方立即行動起來，抵製東德的行為。在講話中，他用“黑暗力量”和“勞改營圍欄”來指稱穿越柏林心髒的邊界屏障。他強烈要求西方盟國增援他所治理的這半個城市，因為它正在遭受圍攻。事實上，勃蘭特市長呼籲采取的行動，隻是為了向東方表明，美國正在嚴密的關注發生的事情，西方盟國對此是認真對待的。勃蘭特還呼籲自己的民眾保持克製，不要挑釁，不要給敵人口實，讓他們更加明目張膽地實施暴行。

　　勃蘭特的演講展示了一個政治家的熱情，也展示了這位成長中的領導人的卓越風範。他表達了柏林人的憤慨和痛苦，同時又疏導了人們的感情，讓他們不至於采取徒勞的報複行動。然而，這也是一個沒有實權的領導人的演講詞。他隻是一個市長，他唯一的武器隻有語言。

　　據說，肯尼迪在第二份“審核單”中看到勃蘭特市長的演講詞時，他非常不舒服。“看看！”總統怒發衝冠，讀著勃蘭特的要求，說：“他以為自己是誰？”

　　8月14日，星期一，天亮了。邊界東麵依然站滿東德軍隊。對於烏布利希政權來說，最大的擔憂就是大量的“邊界跨越者”會試圖跨過邊界，潮水一般湧向西柏林。然而不知出於什麽原因，這樣的事情並沒有發生。在警力稀少的地帶或者是運河、湖泊這類還沒有封鎖的地帶，有一些人越境。但是，相對於東德政權已經震懾到的人的數量來說，這簡直就是九牛一毛。

　　從科德角返回華盛頓後，肯尼迪與助手們召開會議。總統剛剛任命的參謀長聯席會議聯絡官馬克斯維爾·泰勒將軍，反對增加柏林的駐軍。僅從軍事角度來看，他的主張或許是對的，但柏林危機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軍事危機，甚至根本就不是軍事危機。上午的時間在飛快地流逝，但並沒有決策出什麽務實的措施。雖然隱約談到表明立場的行為，但是政府依然不準在柏林的美國軍事指揮官發表聲明。盡管默羅從柏林發來的重要報告影響了總統，但他仍然在意他的行為不能被大西洋對岸的任何人迫使。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勃蘭特的新聞發布官埃貢·巴爾日後評論的那樣，現實仍然是“肯尼迪老大哥和勃蘭特小弟”。

　　盡管有默羅的警告和“柏林黑手黨”的請願，“肯尼迪老大哥”非常清楚自己的立場。肯尼思·P·奧唐奈爾，曾經是波士頓·愛爾蘭政治機構中的重要人物，現任總統的“特別助理”，在第一次早會結束之後，聽到總統對這件事情的總結：

　　“如果赫魯曉夫真正的意圖是要占領柏林，那他為什麽還要修建邊界牆？他隻需占領整個城市，根本不需要什麽牆。這是他擺脫困境的一個手段，這不失為一個好的解決辦法，畢竟一道牆比一場戰爭要好得多。”

　　他身體往後傾，靠在椅背上，用手指輕輕地敲著牙齒，這是他思考時的一個習慣動作。然後他說：“柏林危機到此結束。恐慌的是另一方，不是我們。現在我們什麽也不做，因為除了戰爭以外我們別無選擇。就此結束吧，他們是不會占領整個柏林的。”

　　總統的結論是純粹、冷靜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

　　英國政府更不情願聽德國人發號施令，8月14日，英國駐西德大使克裏斯托弗·斯蒂爾爵士給倫敦發電報，質疑西德政府對於邊界封鎖事件的反應，因為後者宣稱這是蘇聯和東德吞並西柏林的一個陰謀。斯蒂爾在寫給倫敦上級的信中說，這種觀點“與當前明顯的事實並不一致”。“西德對於德國的重新統一並沒有興趣，他們隻是在捍衛政治立場。”他繼續寫道：

　　我必須說，我個人一直都在思考東德為什麽要等這麽久才封鎖邊界。我想，到目前為止，他們一直都在擔心西德和西方盟國的製裁，以至於遲遲不能動手（正如去年冬天那樣），但是過去一個月來越來越多的人逃往西德，他們被迫采取行動。我認為，重新讓東德人自由地離開這個共產主義國家，我們根本無法做到。因此，我們應該盡快與美國達成一致意見，極其謹慎地確保我們和他們一樣，把這個事件看做是我們的勝利。

　　英國大使直接明了的懷疑，反映了整個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們的看法，東方並沒有打算要吞掉柏林。東方隻是朝著對自己有利的方向重新整理柏林的局勢，尤其是為了確保東柏林的安全。隻要東方的行為止於此，那麽盟國就不會采取軍事對抗策略。唯一的例外是法國，他們另有打算。盡管巴黎對於德國的統一持一種冷淡甚至敵對的態度，然而，他們非常熱心於把西德從美國的懷抱之中撬出來，綁入法國聯盟。看似支持柏林的“強硬路線”，實際上隻是戴高樂的一種策略，他要不花任何代價就受到波恩的稱讚。

　　不管怎樣，時間在流逝，而毫無作為絕不是好辦法。在柏林，西區民眾的義憤情緒正在高漲，示威在繼續。德國大眾媒體開始變得焦躁不安和尖銳。

　　或許是受到默羅的鼓舞，威利·勃蘭特決定直接與美國總統聯係。他決定，自己必須要向這個西方世界最有權勢的人挑明，當前的局勢是多麽的危急。勃蘭特讓埃貢·巴爾起草一封信給肯尼迪。

　　這封信涉及兩個方麵。首先是“勃蘭特小弟和肯尼迪老大哥”之間的尷尬局麵；其次，或許更重要的事就是西德境內正在進行大選。勃蘭特正在競選總理，而與肯尼迪建立直接關係將會向一些人表明，美國政府是支持他這個候選人的。

　　德國國內的競選活動曾經、今天依然處於一個相當粗野的環境。邊界封鎖還不到48小時，阿登納就針對勃蘭特提高了自己的競選賭注，暗中則針對肯尼迪。在8月14日巴伐利亞的選舉集會上，這位老人殘忍地指出西柏林市長“勃蘭特又名弗拉姆”。

　　一語道破雙關。話語中包含的侮辱其一是提醒聽眾維利·勃蘭特原來的名字是赫伯特·弗拉姆，出生於呂貝克的一個單親家庭；其二是強調這樣一個事實，這位偉大的社會民主黨領袖將以現在的名字名留青史，而事實上這個名字卻是他在挪威政治流亡時用的一個假名（nom de guerre）。在挪威，勃蘭特與一個當地的反法西斯組織一起工作，直到1945年秋天才回到德國，而那時他甚至還穿著挪威軍官製服。阿登納在提醒自己的支持者們（尤其是那些有民族主義傾向的人）明確兩件事情：勃蘭特出生的時候是一個私生子，且據謠傳，在“二戰”期間還是一個反對德國的“叛徒”。

　　這位老人采取的強硬態度讓勃蘭特深深地受到傷害，為此他不得不放棄市議會的一次晚間會議。

　　與此同時，作為他深受傷害並且灰心喪氣的上司的代表，巴爾還在繼續起草給肯尼迪的信。對於東德已經豎立起來的“邊界防衛”，西方盟國依然沒有采取任何明確的行動，必須得做點什麽。星期一的午夜，也就是第一批建築工人到達邊界區域48小時之後，柏林就要變成分裂城市的第三天。時間沒有袒護希望逆轉這一進程的人。

　　帶著後見之明，在一次采訪中，洛克納講述的事情讓勃蘭特和“柏林黑手黨”傷心不已：

　　當時，在各種各樣的事後剖析中，我們想，哦，天啦，我們還能做些什麽呢？而其中一個不切實際的畫麵就是，我們立刻就派出坦克去除掉那些帶刺鐵絲網——邊界牆就是這樣開始的，他們隻是把帶刺鐵絲網放置在邊界的主幹道上——與此同時，（我們）立刻公開地打電話給蘇聯人，“我們注意到從星期六晚上到星期天你們都沒有人值班，所以我們隻好擅自行事。你們的東德走狗在這裏撒野，很明顯他們騷擾了整個柏林的自由交通。因為找不到你們，所以我們就冒昧地代表四個占領國清除那些阻攔交通的蠢東西。”

　　當然，理論上這是可能的，但是二星將軍們都不能作出這樣的決定。這樣的決定必須要同華盛頓、倫敦、巴黎和波恩協商。那個時候，即1961年，德國人還不能被漏掉。而在一個周末的時間，要進行四國政府的協商根本不可能。而如果後來才實施這樣的措施，又很可能會引發戰爭或類似的衝突，因為這樣的措施隻能在向蘇聯求助的幌子下實施，而且隻能在事發當晚和那幾個小時之內才行。

　　8月15日，星期二，一周工作在繼續。每過一個小時，隻要沒有對東德修建的邊界牆發起挑戰，就是更加承認它的永久存在。

　　邊界西側騷亂活動強度越來越大，越來越多的人呼籲采取行動。西方盟國在柏林的軍事長官終於發出了期待已久的抗議照會，並由三國聯絡官遞交到蘇軍駐柏林總部，盟國蘇聯在柏林的軍事指揮官安德烈·I·索洛維耶夫上校。照會譴責東德豎立“任意邊界”；抱怨東柏林成為“武裝陣營”，違反了柏林人自由出入境和就業的權利。它總結道，“我們必須抗議8月13日的非法措施，敦促你們執行相關協定。”

　　當然，索洛維耶夫上校注意到抗議中沒有包含要求撤除邊界牆的最後通牒。

　　在華盛頓，美國東部時間8月15日上午10：45（德國正是下午），柏林指導小組召開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國務卿、國防部長、商務部部長、財政部副部長、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還有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威爾森，愛德華·默羅的副手，以及總統的一群助手，包括馬克斯維爾·泰勒和麥克喬治·邦迪。

　　由於總統出席，這成了重量級會議，以至於到最後大家都覺得肌肉緊張。他們探討的不是如何逆轉邊界封鎖的局麵，而是如何處理公共關係方麵的問題。根據會議記錄，相較於肯尼迪在與奧唐奈爾對話中所表現的態度，臘斯克對現實局麵的態度甚至更直白：

　　國務卿指出，盡管邊界封鎖是一起最為嚴重的事件，但從現實的角度來看，這很可能使解決柏林問題變得更加容易。我們當前最為緊迫的就是減緩德國和柏林的憤怒情緒，它的出現，是由於覺得我們不應該隻是提出抗議。然而要我們知道還應該做什麽真的不容易。

　　“我們一定要分清楚重要事情和次要事情。”臘斯克宣稱。

　　再一次，沒有對蘇聯及其同盟進行製裁的聲明。事實上，在這次柏林指導小組會議上，商務部長提議美國應該停止向蘇聯陣營的社會主義國家出口援助食品（此類與波蘭的談判正在進行）。但是經過討論，認為這樣的聲明是不智之舉。抵製東德巨大的國際貿易窗口萊比錫博覽會的提議也同樣被否決。限製頒發東柏林人訪問西柏林需要的文件——臨時旅遊證件（TTDs）也遭到否決，這種證件一直以來幾乎都是自動頒發的。隻有一個建議得到了大多數與會者的讚同，那就是增加柏林的美國駐軍，盡管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強烈反對。此外，還要加大輿論攻勢。羅伯特·肯尼迪尤其強調在輿論領域要加大力量。

　　整個世界依然不能確定烏布利希和赫魯曉夫兩人究竟要做什麽。前一天召開的柏林指導小組會議，使用的稱謂是“圍欄”而非牆。然而，到了晚上，東西德的電話線路突然中斷，郵遞服務也受到限製。

　　東柏林封閉起來的第三天真正的正式表態就是，華盛頓的官員們精力充沛地向媒體發布了簡要消息。《紐約時報》如此報道：

　　今天，肯尼迪政府開始將東德封鎖東西柏林的邊界描述為東德人戲劇性地承認失敗。

　　最高當局在此明確表示，當前，對於東德人在柏林的行動，盟國能作出的反應僅止於此。當局認為，隻要西方進出這個分裂城市的權利還受到尊重，那麽抗議和強勢的輿論宣傳就是他們進行反擊的首要形式。

　　合乎情理。第一段所表達的路線正是一開始皮埃爾·塞林格發給海厄尼斯港的電報中最初提議的東西。第二段的內容非常坦率，代表了現實情況，那是西德人和西柏林人害怕聽到的字眼。他們目前的憂慮很容易演變成迷茫的憤怒，而這會激發他們的反美情緒，最後導致恩將仇報的局麵。

　　更重要的是，誰能否認“柏林黑手黨”和德國友人的擔憂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正確的呢？除了防禦之外，東方在心底難道就不會想要更多嗎？如果仔細觀察，就會發現甚至在封鎖邊界的最初幾天裏，東德人就已經在得寸進尺了。

　　在那個星期天匆匆幾小時起草的最初的宣言中，東德人向全世界保證，邊界受到“保護”後，除了“破壞分子”（provocateur）和類似的人士外，其他人進入東柏林不會受到限製。然而就在“玫瑰行動”的當天，個人就被禁止進入東柏林。8月15日，威利·克萊斯曼，西柏林克羅茲堡區的區長，試圖駕車進入東柏林，但被以潛在的製造事端者之名拒絕。這位生活閱曆豐富的社會自由黨人士是人們熟知的“得克薩斯州的威利”，因為他在美國旅行期間，被授予美國聖安東尼奧市的榮譽市民。他準備給那些住在東柏林但在克羅茲堡區工作的“邊界跨越者”發錢，因為邊界封鎖，這些人不能來領取自己的工資。

　　很快又出現了其他情況。有時，不受歡迎的旅行者不能進入東柏林。東德可以隨意解釋“破壞分子”這個詞。

　　起初，為了防止西方對封鎖邊界行動的暴力反應，東德人的這種強加是溫和的。西方機會主義者就此鬆了一口氣，並得出一些結論，而這些結論一直影響著他們應對這場危機的策略。

　　然而事實證明，第一印象其實是具欺騙性的。接下來還會有針對西柏林和盟國的進一步挑戰。這些冷酷的步驟在有計劃地升級，東德會吞並西柏林嗎？難道他們隻是企圖讓盟國在不可避免的談判中永遠都處於防守狀態，而讓赫魯曉夫在強勢位置上發號施令嗎？從一開始，這種不確定性就困擾著西方的決策者們，並將在整個危機中持續困擾他們。

　　8月16日下午（華盛頓時間），維利·勃蘭特寫給肯尼迪總統的信以電報形式（通過美國軍事代表團的萊特納）送抵白宮。這位西柏林市長把信的內容描述為“私人的非正式信件”。

　　盡管如此，肯尼迪還是不可能忽略勃蘭特信中對整個西方尤其是對美國政府的露骨批評。

　　“東柏林政府的非法主權”，市長在信中告訴肯尼迪，“是由於西方的疏忽而得到認可的”，說到過境點的數量和對進入東柏林的限製，他寫道，是由於盟國一方的“不作為和純粹的防禦政策導致的”，而這會導致西柏林人的信任危機，還會“增加東柏林政權的自信心。今天，東柏林政權已經在報紙上鼓吹其軍事力量的成功”。東德已經取得了其計劃第一階段的勝利：孤立並隔離西柏林。第二階段的成功是早晚的事，而其計劃的第二階段就是要將這座島城變成孤立的“隔都”。如果第二階段獲得成功，那麽形勢就會急轉直下，民眾不是逃往西柏林，而是從西柏林逃走。西方應該主動讓蘇聯站在聯合國的被告席上。更重要的是，西方的三個占領國應該放棄四國共治的幻想，不管蘇俄人想要怎樣，都應正視保證西柏林的自由和安全。

　　勃蘭特之所以會使用這種尖銳的言辭，是因為他知道一個事實：長久以來西方世界都拒絕和赫魯曉夫商談關於後者提出的和平協定計劃，現在邊界封鎖的直接後果，就是西方會突然急切地希望與東方進行談判。

　　我……此時不無傷感地想起那些拒絕談判的聲明，當時談判是完全不會有壓力的，因為我們與蘇聯平起平坐。現在我們處於完全被動的局麵，而且我已經聽說我們將無法拒絕談判。

　　在信的末尾，勃蘭特直截了當地要求美國增加駐柏林的駐軍，並將此作為西方決心的象征。

　　這種語氣本來適合同級別的國家領導人之間開誠布公的交流。然而，這封信出自中歐的一位市長，盡管這位市長本身非常傑出，然而信的對象是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的總統，所以這封信的莽撞或者是傲慢讓人覺得吃驚。

　　更嚴重的是，勃蘭特讓肯尼迪處於一種難堪的境地。當天晚上，也就是華盛頓政府剛開始其白天工作的幾個小時之後，他在舍恩貝格市政廳前的民眾大集會上發表演說，並將他寫給肯尼迪的信公之於眾。

　　勃蘭特告訴龐大的集會群眾：“我們勿須恐懼，今天我向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直言不諱地表達了我的觀點。柏林需要的不隻是話語。柏林期待的是政治行動！”

　　台下掌聲如雷，並且持續了好幾分鍾。這是柏林人希望聽到的話語，或許也是整個西德選民希望聽到的話語。

　　然而，對於勃蘭特的演講和信件，肯尼迪的直覺反應就是前者的目的是成為西德總理。自出生以來，這位總統就生活在波士頓政治圈那種爾虞我詐的氛圍中。不管什麽事件，無論多麽悲慘，都是政治競選的提神劑。“那個柏林的私生子”，他認為，居然決定用邊界封鎖的悲劇作為競選花招，以犧牲美國為代價。

　　從廣義上來說，勃蘭特無疑是在耍政客手腕。要競選這個國家的最高職位，他需要表明自己能維護柏林和德國。作為西柏林市長，他也清楚地意識到，反西方尤其是反美情緒正在日益高漲。他需要阻止這種情緒的蔓延。一名政治家為了一項必要行動而心懷多種動機，這種行為在民主史上並不是第一次。

　　不僅如此，柏林的媒體也變得惡毒起來。8月13日下午，阿克塞爾·施普林格向默羅堅持如果西方回擊帶刺鐵絲網的話，東方就會退縮。這位媒體大亨顯然對盟國忽略他的建議感到非常不滿。8月16日上午，施普林格在《圖片報》上用頭號大標題抨擊西方的不作為。“西方無動於衷！”報紙的頭版頭條如此怒吼。“肯尼迪總統保持沉默……麥克米倫在打獵……阿登納則在謾罵勃蘭特。”另一份報紙稱高尼夫元帥在8月13日之前就提醒過西方盟國軍事指揮官們關於邊界即將被封鎖的事。這立刻遭到否認，但是焦急和日益失望的西柏林人成為了謠言的信眾。

　　於是，勃蘭特不得不排解這種消極和挫折感，舒緩由其帶來的後果。他的講演確實是兵行險招，但至少從眼前目標來說，他大獲全勝。

　　至於勃蘭特是否也知道他的那封信和演講會在白宮引起什麽樣的後果，那還不是很清楚。他之所以寫那封信，不僅是受到德國同仁的鼓舞，還受到了艾倫·萊特納和埃德華·默羅的鼓勵。艾倫·萊特納和埃德華·默羅剛剛成為“柏林黑手黨”的臨時成員。柏林的不安氛圍需要清除，而用清楚的言辭表明這個城市所處的困境會讓華盛頓從8月的麻木中回過神來。不管是否能夠預見到這封信會讓總統不悅，勃蘭特的這封信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維利·勃蘭特或許偶爾會缺乏判斷，但他從來就不缺乏勇氣。

　　不到48小時，勃蘭特就收到了肯尼迪的回信。遞交這封信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出強權劇。美國總統的這封信由副總統林頓·約翰遜親手交給勃蘭特。根據總統的命令，副總統的隨行是戰後大人物之一：美國駐德國占領區前總司令盧西烏斯·D。克雷將軍。

　　約翰遜出身卑微，是德克薩斯的職業政客；克雷將軍則出生於佐治亞州的貴族世家（其父是美國參議員）。他們的搭檔對柏林表示出君臨天下的高姿態，甚至在勃蘭特的信到達華盛頓之前這事就已經被廣為流傳了。

　　林頓·貝恩斯·約翰遜是國會裏眾人皆知的精明絕頂的人物；克雷，能征慣戰的知名美國將軍；然而這兩個人的性格和他們的政治態度卻和人們想象的不太一樣。克雷將軍在其低調和文質彬彬的外表下隱藏著強硬的一麵，終身都是一名共和黨員。約翰遜舉止粗魯，性格豪放，從羅斯福新政時期開始就是一位好鬥的民主黨成員。8月15日柏林指導小組會議上，為柏林之行挑選一位軍事官員的討論看似含糊其辭，但事實上有理由相信早就“挑選”好了克雷將軍，甚至或許早於選擇副總統約翰遜。

　　當時的目擊者提供的證據表明，對於促成這次危機中的柏林之行，“柏林黑手黨”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詹姆斯·奧唐奈爾和瑪格麗特·希金斯這兩名頗具影響力的記者，是“柏林黑手黨”中的元老人物，都強烈反對共產主義，也都住在華盛頓；兩人似乎早在8月14日就開始策劃柏林之行。希金斯住在克雷將軍家附近，對他很了解。她的丈夫，威廉·霍爾將軍在戰後曾經擔任克雷將軍的空軍偵查參謀，兩人關係一直很好。邊界封鎖的消息剛一傳來，奧唐奈爾和希金斯兩人就立刻打電話給對方，都對國務院“調解人”看似已經掌控局麵的局勢感到遺憾。

　　如何提供一種平衡力量，找到一個扭轉局麵的人？希金斯已經通過電話與克雷探討了此事，並了解到克雷和她一樣也不太信任國務院。她向奧唐奈爾建議說，將軍有可能會和他們站在一起。與奧唐奈爾談過後，希金斯又給克雷打電話；克雷將軍同意，隻要能夠說服政府相信柏林之行非常有用，那麽他願意去柏林完成這個使命。最後，希金斯找到羅伯特·肯尼迪。羅伯特·肯尼迪原則上接受這個想法，但令他覺得不妥的是克雷代表的是艾森豪威爾時期的左翼分子。後來，當派遣約翰遜一起去，以便提供一種政治平衡的想法出籠時，克雷的柏林之行就成了鐵板釘釘的事情了。星期三，這兩位既有權勢又有超凡魅力的人選都開始積極準備。

　　8月17日上午，總統出席柏林指導小組召開的重要會議。會上同意約翰遜和克雷搭檔去柏林；還批準增加柏林的駐軍，這也是勢在必行的事。這一決定意味著要從駐紮在法蘭克福附近的第八師中抽調一個戰鬥小分隊（1500-1800人）。派去柏林的特遣部隊配備有105毫米榴彈炮。這是自1945年以來，美國第一次從蘇聯控製的領土派出炮兵作戰部隊，而非占領軍。

　　總統作出的這兩項決定都遭到了軍方機構中重要人物的反對。高級官員們在這場突然到來的危機中並沒有人雲亦雲，而是表現得異常謹慎，並不主張戰爭勢頭。諾斯塔德將軍和馬克斯維爾·泰勒將軍依然認為，在對邊界封鎖的回應中，美國任何形式的增兵都意味著潛在的軍事挑釁，因而是危險的。至於派遣約翰遜的計劃，諾斯塔德將軍表現得像是國務院中的“鴿派人物”。他發電報給參謀長萊姆尼策將軍：

　　總統回複勃蘭特的信件經由早年柏林危機中的英雄盧西烏斯·克雷將軍送抵柏林，在我看來，此是漂亮的一擊。然而，若是加上副總統這位大人物就有點過分了，可能會在西柏林激起期望，還可能會激怒那些不開心的東德人，這樣的危險是存在的。克雷將軍是接下來的幾個星期或幾個月裏我們迫切需要的大人物。

　　然而，會議上終於出現了真正了解柏林的人物，他深知柏林民眾的士氣如何脆弱。此人就是大衛·E·墨菲，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高級官員，多年來擔任美國柏林行動基地的副主任及主任，幾周前剛返回美國。他接到命令後就離開舊金山的家，來到華盛頓。

　　意識到墨菲可能是“柏林黑手黨”的成員，總統提醒說他隻對西柏林民眾的民心和士氣感興趣。“我們的權限還到不了東柏林”，他告訴這位中情局官員。邊界封鎖一事並沒有討論，也許這已被當成了既定事實。30年後，墨菲回憶他對肯尼迪提出的建議：

　　我解釋道，這個問題是西柏林人的一種認知。盡管他們知道，自1948年以來，盟國已經無力抵抗蘇聯和東德人在東柏林的所作所為，但從內心來說，柏林對於他們仍是一個完整的城市。東柏林人可以在西柏林購物，看戲；東西柏林的親戚朋友可以互相往來。盡管這些年來封鎖出入境邊檢站的事情屢有發生，但8月13日的邊界封鎖還是給他們的感情帶來了極大的衝擊。這樣的衝擊，再加上他們認為西方不會有所作為，讓很多西柏林人擔憂盟國打算逐漸放棄對西柏林的保護。因此，采取措施恢複西柏林民眾的信心以及重新激起西柏林人的士氣是至關重要的。

　　墨菲冷靜客觀的分析和言辭得當的表述似乎使增兵的決心變得更加堅定。總統的主意已定。他要派克雷和約翰遜去柏林，立即增加柏林的駐軍，並且，援軍就從東德境內派出。

　　肯尼迪的這一決定表明他已經擺脫了國務院和軍方某些人所主張的那種消極和安全第一的態度，轉而慎重地表現出一種堅定不移的決心，盡管目前這種決心大體上還隻是象征性的。對於那些指責增兵是一種“挑釁”的人，克雷本人反駁道，派遣1500人的軍事力量到西柏林，整個盟國在柏林的駐軍人數也隻有12000人，相對於包圍著柏林的25萬蘇聯和東德軍事力量，這不可能表明我們要計劃進攻。即使最有手腕的共產主義宣傳者也無法讓這樣的指責站得住腳。

　　8月17日下午，約翰遜與克雷前往柏林的使命已經確定。第二天早上，肯尼迪邀請瑪格麗特·希金斯去白宮參加非正式的情況通報會。他微笑著告訴她：“我有好消息要告訴你。我們不僅決定派克雷將軍去柏林，還要派副總統與他一同前往。”

　　實際上，總統所透漏的信息，對於這位消息靈通的《國際先驅論壇報》專欄作家來說，是意料中的事情。她前一天晚上已經與克雷、副總統約翰遜、來自德克薩斯的國會議員山姆·雷伯恩，以及約翰遜的密友等人一起共進晚餐。席間，約翰遜被叫去接電話，收到了來自白宮的任務安排。約翰遜對此決定非常不滿。他不熟悉外交政策也不樂於遠行，他不僅懷疑自己前去是否有意義，還抱怨說：“到時一定會遭到各方麵的攻擊，而我夾在中間。為什麽偏偏要選我呢？”他返回餐桌後，在座的各位都在勸說他，尤其是他的老盟友雷伯恩，在約翰遜接受總統命令之前，就已經迫於各方壓力不得不同其他說客一樣善意地勸說他欣然接受任務。

　　8月18日，肯尼迪將寫給勃蘭特的信準時委托給克雷將軍，並附上命令，此信不得公開。

　　這樣做是可以理解的。這封信不會減緩西柏林或西德民眾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