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牆

第四章 封鎖

　　盡管英、美和蘇聯曾經是盟國，但到1947年中期，他們之間的信任已經蕩然無存。“杜魯門主義”的出台隻是為了“牽製”蘇聯。1947年6月，寒冷的冬季讓久經戰爭摧殘的歐洲屈服了，杜魯門總統的新國務卿喬治·C。馬歇爾將軍宣布了一個歐洲複興援助方案。這個方案的官方名稱是歐洲複興計劃（ERP），史稱“馬歇爾計劃”。

　　馬歇爾向杜魯門總統提議美國延遲從歐洲撤軍，同時還提出一個歐洲援助方案，即對願意接受援助的歐洲國家提供經濟支援。這實際上是一種政府巨額投資，意在誘導私人企業投資，而剛剛飽受戰火的歐洲對於經濟發展的渴求正在高漲。而此時的英國，正忙於應付可怕的嚴寒給英國經濟和人民帶來的不利影響，以及管理英國控製的德國占領區，同時還要資助希臘王室政府鎮壓共產主義者的叛亂。

　　美國起初的設想是依靠英國去保持歐洲各種力量之間的均衡；然而，昔日的世界強國已經雄風不再，慘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讓英國真正地跌入了低穀。法國和意大利的共產主義者因為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英勇表現，已經快要觸摸到最高權力。不管是“二戰”的“勝利”國還是戰敗的德國，失業和饑餓仍在四處蔓延。對於斯大林和他的支持者來說，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遭受經濟大蕭條和希特勒納粹主義的重創之後，對於病患中的歐洲文明，資本主義和民主已經不再是靈丹妙藥；共產主義對很多西方人，包括工人和知識分子仍然具有廣泛的吸引力。麵對這種局勢，斯大林開始大力宣揚共產主義反法西斯戰爭的輝煌戰果以及共產主義的誘人前景。

　　在德國，許多非共產主義者也譴責讓希特勒可以青雲直上的資本主義政治體係，他們認為納粹政權正是大商業和反革命之間的邪惡聯姻。為了避免出現新的“千年帝國”，必須摒棄資本主義。烏布利希和蘇聯人成功地利用了人們對過去的反感與憎惡。戰後僅幾個月，他們便開始沒收大地主的土地（他們的口號是：把“貴族地主”的土地分到農民的“手中”）。在蘇聯占領區，大約一半的大公司被收歸國有，作為對於大資本家成為納粹幫凶的懲罰。

　　土地重新分配的改革受到小農場主的歡迎，然而絕大多數讚成土地改革的人或許並不了解蘇聯的曆史。1917年，列寧呼籲“一切土地歸農民！”並在俄國農村竭力尋求支持；然而，到20世紀30年代，那些剛分到土地的農民驀然發現，自己的土地已經被收歸國家和集體所有了。如果他們反抗，那麽他們和家人就隻能挨餓。在烏布利希控製的王國裏，情況不會截然不同，這點農民們很快就會發現。

　　在蘇聯占領區，政府機構很快辭退了以前的納粹官員，一種冒進的反法西斯情緒被激發。一些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和左翼理想主義者，不以為然地目視著柏林的西部，在那裏，英美國家依然非常樂於讓那些前納粹官員和專家管理日常事務。很多德國人錯誤地認定，隻有烏布利希和他的同事才是真正反法西斯的，親蘇的德國似乎能夠確保極右翼不會再次將這個世界卷入戰爭。

　　爭取民心的鬥爭在西方盟國和蘇聯之間繼續進行著。盡管馬歇爾援助計劃的對象。也包括蘇聯占領區、民主力量極其脆弱的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中歐和東歐國家，然而，這項援助計劃卻被嚴重地歪曲了。在華盛頓，人們都相信斯大林不會允許東德和他剛剛擁有的那些附屬國從這項援助計劃中獲益，事實也的確如此。蘇聯禁止捷克斯洛伐克接受馬歇爾計劃，同時還策劃了一係列事件，而這些事件直接導致了1948年3月的布拉格政變。

　　在蘇聯占領區，德國統一社會黨以侮辱性的政治話語來回應馬歇爾援助計劃。這種情況表明冷戰已開始形成：

　　在（德國）西部，工業被納入一個威脅和平的集團。那些德國公司的老板依然保留著自己的權力，他們沒有為了和平而振興德國經濟，與此相反，他們卻建立一個反動分子和好戰分子的新權力中心；他們不是決意要培養工人力量和促進經濟增長，而是為外國和德國壟斷資本家的利益而讓工人成為了工資的奴隸。

　　在蘇聯占領區，基督教民主右翼聯盟主席雅各布·凱薩爾魯莽地表示願意在蘇聯占領區接受馬歇爾計劃，卻馬上就失去自己的職位，並被迫飛往西柏林。人們以為蘇聯占領區的民主黨派都是獨立的“政黨”，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

　　1947年3月，共產主義領袖威廉·皮克帶著德國社會民主黨前主席、德國統一社會黨共同主席奧托·格羅提渥一起去拜見斯大林。其目的隻是為了請求斯大林準許他們把弱小的德國發展成一個成熟的共產主義國家。

　　斯大林阻止了他們。原因不得而知，或許是他此時還幻想能建立一個統一而親蘇的德國，甚至是蘇聯直接控製的德國。當德國統一社會黨的領袖們抱怨西方盟國還在柏林的時候，斯大林告訴他們：“讓我們竭盡所能，或許能把他們趕走。”

　　1947到1948年，柏林西部地區已經在經濟方麵取得了一些進展：礦區開始采礦，工廠開始生產。盡管生活依然非常艱難，但挨餓的德國人已經不多。政治局勢（尤其是英法之間）也在慢慢改善。但是工業產值僅恢複到戰前的50%，購買力依然極其低弱。

　　與此同時，很多商品在市場上仍無法買到。在蘇聯占領的德國，以前的帝國馬克仍然是官方貨幣，卻基本已經沒有什麽流通價值。部分原因是蘇聯控製了舊德意誌銀行的印鈔廠，並且開始加緊印刷紙幣，仿佛害怕馬克很快就會過時一樣。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過量的紙幣肯定會導致無法控製的通脹；果然，帝國馬克很快就變成了一堆廢紙。從古至今，還沒有一個發達的工業經濟國家以香煙作為基本的貨幣單位，但這種現象居然在德國出現了。既然無法創造一種依靠武力的計劃經濟，那麽如何才能讓生產者出售自己的貨物，又如何說服消費者去購買呢？答案是，創造一種有價值的貨幣。

　　1948年3月到4月，隨著內部協商的失敗，蘇俄退出了盟國軍事管製委員會。這意味著德國的統一管理將會完全癱瘓，而且從當時的情況看，達成和平協議的希望也十分渺茫。當然，此事也有好的一麵，從此，西方盟國可以不用再考慮蘇聯占領區內的經濟和政治需求了。西方盟國非常樂意如此。

　　1948年4月，國務卿馬歇爾在柏林會見了美國軍事長官盧修斯·克雷將軍。他向克雷麵授機宜，如果想讓占領區不再成為管理國的負擔，在共產主義麵前也不那麽不堪一擊，那就一定得發展自己的（資本主義的議會民主）社會製度。

　　英國和美國已經在他們控製的柏林西部區域創設了“美英占領區”，即自由貿易區。此舉遭到了法國和蘇聯的反對。人們本來以為蘇俄會支持建立統一的德國政府機關，但事實並非如此；人們本來以為法國會反對建立這樣的統一機構，但迫於經濟和政治的需要，法國逐漸加入英美的圈子。1948年6月1日，法國放棄了對魯爾區和萊茵蘭地區所有權的獨占。“英美占領區”最終成為“三國共同占領區”。

　　6月18日，一件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件發生了。它影響的不僅有德國的經濟曆史，還有冷戰的進程。

　　在柏林西部，英國、美國和法國開始回收流通中的帝國馬克，並給占領區內的每個人都發放40新德國馬克（D-Marks），很快又追加20新德國馬克，用於更換市民手中的60舊馬克。這些錢相當於一個工人一周的收入。使用新德國馬克之後，所有的交易都將按照1：1的比率進行。新德國馬克也在其他地方流通，但要依據當地的貨幣種類和公共債務來確定兌換比率，通常的兌換比率為10：1到15：1.新德國馬克的使用讓名義上的存款消失了，但購買力卻在一夜之間就建立起來了。

　　從經濟角度來看，西方盟國的這次冒險行為是成功的。就像變魔術一樣，使用新德國馬克的第一天，商店裏麵就有貨物出售了。1949年，德國西部區域的工業產值增長24%，1950年上半年，工業產值增加12%；年平均增長率也提升到15%。

　　對於西方盟國違反波茨坦協議的種種措施，蘇聯暴跳如雷，卻無能為力。於是，6月23日，西方盟國宣布將新德國馬克引入柏林（僅在柏林使用，所以新德國馬克上套印了字母“B”）。對蘇聯來說，這種行為簡直太過分了。他們終於為采取激烈舉措找到了借口。

　　對於想要旅行的盟軍職員和柏林人來說，蘇聯給他們設置的障礙已經夠多了。盟國的飛機經常受到蘇聯飛機的幹擾和威脅；火車被故意改道，繞過柏林西區；市政道路交通被禁止；在蘇聯和盟國占領區的邊界，旅行者經常遭到長時間扣留；得到蘇聯授權的報紙還報道了急劇增加的搶劫、偷盜和黑市活動。據稱，來自柏林西部的“數千名挨餓者”受到“犯罪分子和蘇聯占領區內驅逐出境的法西斯激進分子”的蠱惑，正危及蘇聯占領區內的食物供給。

　　就在貨幣改革的第二天，蘇俄宣布，通往德國西部區域以及柏林西區的鐵路因為“技術故障”需要立即關閉，具體情況需等候通知；易北河大橋由於維修而暫停使用，而該橋是通往柏林的高速公路必經之地。突然之間，柏林西區的交通全部癱瘓。幾乎同時，德國東部的發電廠宣稱燃料短缺，立即停止向柏林西部區域供電。

　　1948年6月24日午夜，柏林封鎖開始。

　　蘇聯和東德原本希望通過此舉讓西方知道柏林問題會導致一場災難，然後他們再以一種政治和道德上的勝利將這一衝突體麵地結束。

　　問題在於250萬西柏林人能夠堅持下去嗎？柏林城內的煤炭儲備隻能維持約45天；當然，城內還儲存了相當數量的柴油、煤油，以及少量的汽油。然而，柏林的工廠需要的原材料都靠從外地運來。自1945年以來，西方盟國被迫要養活盟國占領區內的柏林人，他們非常清楚養活西柏林市民需要多少東西：每天都需要641噸麵粉、105噸穀物、106噸魚肉、900噸土豆、51噸糖、10噸咖啡、20噸牛奶、32噸肥肉以及3噸酵母粉。

　　而6月24日之前，柏林城內大多數的電力供應都來自蘇聯占領區。即使在實行能源配給之後，柏林城的用電缺口依然無法指望從德國西部地區的電廠補上。英國占領區內的柏林西區電廠，曾經為柏林提供1/4的電力；但在1945年6月，這個電廠被蘇俄拆除。直到1948年4月，英國、美國、蘇聯和法國就德國重建計劃已經談了三年，仍毫無結果，於是英國決定自己單幹。電廠還沒有開始修建，水陸交通卻已全被切斷，怎樣才能把鋼材、水泥、其他原材料和機械運到柏林呢？

　　蘇聯加強封鎖的同時，美軍計劃與執行長官阿爾伯特·魏德邁將軍正在歐洲視察。魏德邁將軍曾於1944至1945年任中國戰區指揮官，所以他很熟悉曆史上那次非常著名的空運給養：盟國飛機從印度出發，飛越喜馬拉雅山（駝峰），為在中國南部和緬甸作戰的中國軍隊提供給養。魏德邁將軍認為柏林也可以采用空運的方式，並推薦了一個合適的空運組織者——一個飛過“駝峰”航線的老兵，威廉·H。滕納中將。

　　曆史上關於空運的記錄總是零零散散，但對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一次空運，或許大家都有所耳聞。1942年，蘇聯的冬天異常寒冷。在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後期，納粹德國軍隊被蘇聯紅軍圍困在斯大林格勒，給養極度匱乏。納粹德國空軍指揮官赫爾曼·戈林誇下海口說，自己能用飛機給在嚴寒中遭受重重困難的德國軍隊提供足夠的給養。但是他遭到了慘敗，還由此直接導致了德意誌第三帝國最恥辱的失敗之一。

　　1948年，西方盟國的空運形勢比“二戰”中的納粹德國空軍更有優勢：他們有兩個設施還算齊全的飛機場（英國占領區的加圖飛機場和美國占領區的滕佩爾豪夫飛機場）；有願意提供支持的民眾；而且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很明顯，他們的飛機在運輸途中不會遭到攻擊。

　　恰恰相反，俄國人似乎一直堅信西方盟國不可能通過空運來為柏林提供給養，而且他們的樂觀也並非毫無道理。滕佩爾豪夫飛機場實際上並不是一個理想的貨運機場：它的周圍都是郊區，在降落跑道的兩側還有一些七層樓高的建築。加圖機場位於柏林的邊緣地區，而且長長的哈弗爾河河道把機場和英國占領區幾乎完全隔開。

　　如果盟國不采用空運為柏林提供給養的話，基本上他們隻有兩條途徑可以解決柏林的封鎖。其一就是盟國軍隊沿著高速公路開進，打通前往柏林的道路；如果蘇聯選擇回擊，那麽肯定會引發一場戰爭。其二就是向蘇聯屈服。前一個辦法太冒險，後一個則意味著屈辱的失敗，而且這種失敗將會在全世界引發連鎖反應。這就是為何空運補給立即開展起來的原因。既然不能選擇戰爭，而屈服又根本不可能，那麽解決柏林給養問題的唯一選擇就隻有空運了。

　　最近一次類似的空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快要結束的那幾天。“二戰”快要結束的時候，德軍依然圍困著荷蘭的一些區域，而這些區域的人民則經受著饑餓和物資匱乏的折磨。英國皇家空軍（RAF）決定為這些區域空運給養。在1945年，要在兩天的時間內空投1560噸食物，必須出動650架次的蘭開斯特式轟炸機。那個時候戰爭還沒有結束，隨時可以進行全民總動員，而且可供使用的飛機數量龐大；隻要接到通知，那些飛機就可以很快起飛前去執行任務；最重要的是，為荷蘭提供給養的那次空運得到了公眾的鼎力支持。到1948年，空軍的數量縮減到和平時期應有的水平，大量的空軍飛機已經報廢或轉為民用。現在，要想對柏林進行空投，必須要在一些國家進行類似的全民動員；而現實的情況是，那些國家正在竭力養活自己的國民。更重要的是，他們這次的空投對象是柏林，被當時的人們普遍認為是全世界最邪惡的城市——納粹柏林。

　　令人驚奇的是，英、美居然辦到了。盡管法國並沒有積極參與這次空投行動，但他們還是積極配合在法國占領區快速修建了一個新的飛機場——泰格爾機場。泰格爾是西柏林為數不多的開闊地之一。然而，有一個障礙必須清除，那就是蘇聯人正在使用的“柏林電台”廣播塔，那是蘇聯在柏林的喉舌。

　　起初法國本想就此事與蘇聯談判，但蘇聯人的態度非常蠻橫而堅決，於是法國占領區的指揮官吉恩·戛納瓦將軍命令手下人直接把炸藥綁在廣播塔的基座上將其炸毀。科蒂科夫將軍對戛納瓦將軍大發雷霆，質問他怎麽可以做出這樣的事情。“借助於炸藥和法國工兵，我的朋友！”戛納瓦將軍冷靜地回答。來自柏林西部區域的17000名萬名市民誌願者幫助修建了5500英尺長的跑道，而修建跑道用的上千萬塊磚是他們從戰時損毀的瓦礫堆中挑揀出來的。1948年11月5日，第一架運輸飛機穩穩地降落在泰格爾機場。

　　關於這次空投行動，英、美都有自己的行動代號。美國人的代號是“食品行動”，而英國人的代號先是“尼克爾”，後來是“卡特帕特森”（一家非常有名的英國貨運公司）。到1948年7月，英美一個月就可以空運69000噸物資。

　　不過剛開始空運的時候，局麵有點混亂。8月13日，大霧，一架C-54巨型客機在滕佩爾豪夫機場滑出跑道，著火了；其他飛機因為錯誤著陸而爆胎，致使後來的飛機隻能在機場上空盤旋。後來，特納將軍在他的回憶錄中描述了當時的情景：

　　飛機在朦朧的大霧中像灰色的怪獸一樣上下顛簸，機上的飛行員非常恐慌，他們牙齒打顫，驚慌地呼叫，努力想要弄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機場地麵上的交通開始擁堵，一些飛機衝出裝卸線，爬上裝卸用的傳送帶，卻因為害怕和天空盤旋的飛機相撞而不敢起飛。

　　機場控製係統專家特納逐漸讓一切都恢複了秩序。到1948年10月，西方盟國每月的投送量已經上升到147581噸。1949年4月，一天就可以投送7845噸，而4月份的投送量相當於全年投送量100萬噸的1/4.到複活節的時候，每過62秒就會有一架滿載物資的飛機在西柏林降落。

　　柏林空投行動的組織堪稱一個壯舉，遠遠超過人們的想象。要是沒有成千上萬的柏林人提供幫助，這樣的壯舉或許永遠都不可能實現。成千上萬的柏林人忍受著物資匱乏和短缺引起的各種身體不適，奮不顧身地投入到物資的裝卸和分配工作之中。

　　參加柏林空投的西方機組人員都贏得了柏林人的歡呼和鮮花，而且這些英美飛行員也都成了名人。蓋爾·S。哈爾文森中尉在空投過程中經常會看到地上有些小孩在望著他的飛機，一開始他隻是不經意地把手絹裏包著的糖果灑向地麵的小孩，後來居然因此而成了廣受柏林市民歡迎的英雄。從此以後，西方盟國的飛行員在快要著陸的時候都會向街道投撒一些糖果和巧克力。然而幾年前，同樣的飛機向柏林投送的都是致命的炸彈；現在為感謝他們帶來的生活必需品，柏林市民親切地稱他們的飛機為“葡萄幹轟炸機”（Rosinenbomber）。

　　事實上，蘇俄人從未襲擊過西方盟國的飛機。斯大林並沒有打算挑起戰爭，不過他的犛牛戰鬥機（Yak fighters）卻做了很多挑釁的動作，盡管這些動作並不會真的挑起戰爭。他們常和飛進柏林的盟國飛行員比試膽量，挑釁地高速靠近西方盟國的飛機，還在他們航行的空中走廊附近做著各種危險的特技飛行動作。除此之外，蘇聯紅軍還用探照燈讓盟國飛行員眼花繚亂，發出各種頻率的無線電波進行幹擾，甚至用他們的防空火炮進行“演習”，他們演習發射的炮彈離空中走廊非常近，這大大地增加了盟國飛機的危險。

　　幾個月的封鎖讓柏林的一些事情悄然改變。柏林人首次真切地感受到了西方盟國對他們的關心，一股對美國的熱愛浪潮席卷柏林。美國俚語、美國電影和美國音樂在柏林變得廣受歡迎。

　　除了頭頂上空運貨機發出的令人振奮的轟鳴聲，西方占領區內還新組建了強有力的新聞媒體，其中最有影響力的就是美國占領區廣播站（RIAS）。因為蘇聯拒絕同其他國家共用“柏林電台”，美國隻能自己建電台。1946年9月，美國占領區廣播站成立。管理美國占領區廣播站的是美國新聞署；站內的工作人員很多都是德國新聞業人才和藝術人才。美國占領區廣播站裝備有20000瓦特的無線電發射機，可以保證每天24小時連續播送節目。其播音室位於肖恩博格的庫夫斯坦納大街，這樣，蘇聯控製區也能很好地接收到廣播訊號。美國占領區廣播站還在巴伐利亞東北部的霍夫裝備了一台輔助發射機。在這台輔助發射機的協助下，廣播站的節目可以傳送到德國重要工業區——圖林根與薩克森，而這兩個工業區位於蘇聯占領區內。

　　美國占領區廣播站除了擁有彼得·舒爾茨、理查德·洛溫塔爾、尤根·格拉夫和艾根·巴爾這些果敢的記者，還有高質量的娛樂節目，這些節目深受人們的喜愛。在這些娛樂節目中，最著名的就是諷刺滑稽短劇《島民》（Die Insulaner）。這個短劇嘲諷了位於蘇聯占領區的柏林的地位，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柏林的艱難處境。到1948年，80%的柏林人都在收聽美國占領區廣播電台。盡管經常受到貝爾格萊德廣播電台的幹擾，但美國占領區廣播電台在蘇聯占領區內還是擁有大量的聽眾。

　　對柏林人的生存來說，外援空運至關重要，但柏林城內的娛樂生活也同樣重要，所以，柏林市民認為，美國占領區廣播站同空運一樣至關重要。

　　從1946年開始，柏林的市議會就在“紅色市政廳”內召開。這一名勝古跡，有一個230英尺高的塔樓，矗立在蘇聯占領區的亞曆山大廣場附近。它於1870年建成，由於建築材料采用的是紅磚，故而得名“紅色市政廳”。但這個名字與政治沒有絲毫聯係。

　　1948年6月，新德國馬克引入之後，統一社會黨組織了示威遊行。市議會內部也出現爭執。一個月之後，更大的危機爆發了，大多數議會代表要求結束封鎖。蘇聯通過媒體回擊，指責這些人犯了“反人類罪”。同時位於柏林東部（蘇聯控製區）的柏林市財政局凍結了市議會的銀行賬戶，致使柏林市公共機關的工作人員無法拿到自己的工資。8月4日，警察局長馬克格拉夫的副手約翰尼斯·斯達姆宣稱他要在西柏林成立新的警察局，邀請所有的警察和他一起走。很快，3/4的柏林警察——2000人中的1500人——和他一起在柏林西部建立了新的警察局。

　　然而，馬克格拉夫和共產主義者仍然牢牢地控製著柏林的東部區域。8月26日，柏林市議會召開，會場外出現了一大群咄咄逼人的統一社會黨支持者。他們揮動著紅旗，高呼各種口號，比如“打倒破產的市議會！”“拒絕馬歇爾計劃！”“禁止修建新飛機場！”統一社會黨要求取消市議會，用一個特別委員會代替市議會。這個特別委員會的任務就是采取緊急措施，與“偉大的蘇聯”合作。

　　當晚，30000名反共產主義柏林人聚集在德國國會大廈前的空地上，傾聽恩斯特·羅伊特發表演講：

　　我們柏林人已經對共產主義說“不”了。隻要一息尚存，我們就要用盡一切力量同共產主義鬥爭到底……市議會官員、市議會，以及所有熱愛自由的柏林人將合力築成一個抵抗共產主義潮流的大壩；麵對我們的大壩，共產主義的紅色潮流將隻能頹然退去。

　　第二天，另一群危險的統一社會黨支持者聚集在“紅色市政廳”外。很明顯，馬克格拉夫手下的警察是站在他們那一邊的。

　　代理市長弗萊登伯格博士努力想要蘇聯承諾保證市議會的安全，但沒有得到任何肯定的答複；同時，非共產主義市議員的觀點也發生了分歧。右翼希望能在西柏林的安全區域召開市議會，而德國社會民主黨成員則覺得他們應該繼續在東柏林工作，直到無法再繼續下去為止。最後，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意見被采納。市議會宣布，下一次市議會將在10天之後的9月6日召開。

　　9月6日上午11點，“紅色市政廳”外3000名共產主義者聚集示威。等到市議會議員進場後，他們就闖入市政廳。西柏林的記者遭到襲擊，麥克風被搶走；一些市議員僥幸突圍逃脫；另一些則被堵在辦公室。對此暴力行徑，馬克格拉夫的警察卻無動於衷。

　　共產主義者在市政廳找出46名西柏林便衣警察（跟隨斯達姆一起去柏林西部區域的警察）。這些警察是來保護市議會議員的。被堵在市政廳內的西柏林議員開始逃跑，或者去市議會下屬的聯盟聯絡官辦公室內尋求庇護。隨後，一切回複平靜。大約晚上11點，馬克格拉夫的警察要求弗萊登伯格博士打開辦公室的門，遭到斷然拒絕。於是，他們封鎖了整棟建築，依次搜查各個房間，最後闖入美國聯絡官的房間。他們抓到一些參加市議會的議員，把他們銬起來強製帶走。

　　一時間，所有在紅色市政廳內的市議員、工作人員，以及西方盟國的聯絡官都成了人質。上半夜的時候他們試圖逃跑，但市政廳周圍的警鈴挫敗了他們的計劃；現在，蘇聯軍隊加強了把守。不過英國聯絡官有他自己的抗議辦法，那就是不停地讓人去拿茶、牛奶和糖；而他的同事，法國的齊格米爾上尉也以法國人絕妙的辦法進行反擊。晚上9點鍾，齊格米爾上尉從劇院回來的時候，發現自己的路被堵上了；齊格米爾上尉並沒有把堵路的那幾個德國人放在眼裏。他飛快地衝過去，撞開那幾個德國人，躍進已被砸碎的玻璃門，嘴裏高叫著：“這就是法國人進門的方式。”其餘的法國同事手裏拿著香檳，也跟著他進去了。

　　最後，應戛納瓦將軍的請求，蘇聯指揮官同意讓在“紅色市政廳”內的人質安全離開。淩晨5點鍾，在市政廳內躲了一個晚上的西柏林警察和警官狼狽地爬上一輛法國卡車，而精疲力竭的德國記者和美國記者則上了另外一輛法國卡車。

　　他們終於可以回到西柏林的安全區域了。盡管從紅色市政廳到邊界隻有10分鍾車程，但他們沒走到1公裏，一輛蘇俄吉普就追了上來。吉普車攔住他們的去路，車上是全副武裝的蘇俄士兵。斯達姆手下的一些警察被拘押起來，最後被丟在薩克森豪森的前納粹集中營好幾個月。

　　軍事管製總部的美國代表到科蒂科夫的辦公室提出抗議，卻被告知在市議會上請願的“和平的工人們”受到了西方士兵和西柏林“黑暗衛隊”的襲擊（他把斯達姆手下的警察等同於納粹黨衛軍）。該抗議的是他科蒂科夫。

　　形勢已經非常明顯：要想在東柏林創建一個民主政府已經完全沒有可能。蘇聯軍管局進駐東柏林的市政廳，辭退了那些非德國統一社會黨成員的政府職員。就在此時，西柏林的市議員在柏林自由大學召開會議，宣布新的選舉將在11月舉行。

　　9月9日，25萬柏林人來到德國國會大廈前的共和國廣場（Platz der Republic），傾聽領袖的演講。領袖號召他們抵製柏林封鎖，反對任何阻止他們進行自由選舉的企圖。

　　接下來，示威活動先在英國占領區進行，很快就通過勃蘭登堡門蔓延到蘇聯占領區。東柏林的警察迅速作出回應，他們向示威人群開槍射擊。受重傷的有十幾個人，需要住院治療；還有10個人輕傷。一個16歲男孩的肚子被打中，失血過多，不治身亡。還有5名示威遊行的人被東柏林警察抓獲，被蘇聯軍事法庭判處25年苦役。國際輿論一片嘩然。迫於國際輿論的聲討，蘇聯被迫削減他們的刑期。對於這難得的仁慈行為，蘇聯解釋說，這些易受影響的年輕人隻是受到了“法西斯主義的、煽動性的”言辭的蠱惑。

　　隨後的8個月，蘇聯繼續對柏林進行封鎖。但從封鎖結束一直到1990年，柏林一直處於分裂狀態，不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行政管理上。戰後的三年，盟國管製委員會以這裏為基地，而且它本應是全德國的管理機構，應該考慮就德國的統一達成和平協議。但現在，盟國軍事管製委員會已經形同虛設；此後不到一年，德國就分裂成兩個國家。

　　盡管分裂的最後一步還未來臨，人們還可以在柏林東西部之間相對自由地行動。但假裝柏林仍然是德國的首都已毫無意義。它甚至不再是一個完整的城市，盡管分裂還未完全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