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牆

第五章 解散人民

　　曆史書總能精確地說出曆史事件結束於哪天，但很少有持續的曆史事件或進程能夠精確地於某一天結束，柏林封鎖也不例外。

　　1949年5月12日，午夜剛過，英國皇家憲兵團的一名下士就打開了英蘇占領區邊界黑爾姆施泰特檢查站的鐵門。一年來，護送的小車和卡車首次可以通過這道鐵門，沿著高速公路開往柏林。淩晨1點23分，一輛裝備有德國發動機的英國軍用列車，由一名德國工程師駕駛著開往柏林。而第一輛從柏林開出的車也在淩晨2點左右到達了黑爾姆施泰特檢查站，這是一輛由美國人駕駛的小車。

　　但是一切並不是表麵上那麽寧靜。因為在很短的時間內，蘇聯人就會在封鎖區設置新的障礙和限製措施。

　　就解除封鎖一事，雙方進行過漫長的協商，而蘇聯軍管局（SMA）在最後時刻偷偷地加入了一些條款：每天隻允許16輛列車來往，列車必須裝備東部的發動機，由東部的司機駕駛；不止於此，他們還擅自更改時間表，並阻延軍用列車，本來從黑爾姆施泰特到柏林隻需要兩個小時，現在卻變成了七個小時。此外，他們還列出禁止從柏林進口的貨物清單，使得黑爾姆施泰特90%的貿易都無法進行。蘇聯軍管局還禁止卡車在夜間上高速公路。蘇聯人讓郵政列車在蘇占區內繞行，而且不允許其裝卸貨物；如此一來，所有的信件和郵政交通仍要依靠航空。

　　人要求他們提供德國經濟委員會的簽章。德國經濟委員會是蘇占區內的一個機構，由蘇聯派人直接控製。駁船運輸對黑爾姆施泰特的貿易來說舉足輕重，卻因為蘇聯人要求提供船員名單和過境許可證而被迫停滯。

　　讓人意想不到的是，經過漫長而艱難的談判之後，表麵問題似乎得到了解決。但政治和經濟上的高壓讓交通係統工人不堪重負，他們開始罷工，由此，柏林的交通完全癱瘓。輕軌（地麵城市鐵路）是前德意誌帝國鐵路的一部分，而管理輕軌的帝國鐵路董事會（RBD）由蘇聯控製，長期以來，一直用東德馬克給鐵路部門員工支付工資，在新德國馬克引入後，他們依然使用東德馬克支付員工的工資。15000名居住在西柏林的鐵路工人發現自己陷入真正的貧困之中，他們買不起商品，無法獲得必需的服務。5月20日，這些工人拒絕工作，柏林城內的鐵路網絡和柏林開往西德的線路由此癱瘓。罷工工人占領了許多車站，破壞信號燈和鐵軌。

　　對此，蘇聯的反應是立即派出東柏林的警察。東柏林警察不僅進入了東柏林的火車站，還衝進了西柏林的火車站，甚至占據了很重要的動物園車站。東柏林警察朝罷工工人開槍，幾個被打傷，還有一個被打死。

　　英國也派警察進入夏洛特堡，而後進入動物園車站。罷工工人、東柏林警察和西柏林警察開始了三方混戰，之後東柏林警察開始撤退。直到5月24日，東柏林警察才同意從所有的西區火車站撤回。原定數天的談判延長到數周。東柏林的經濟和交通網絡受到影響，於是政府當局提議把工人的工資提高60%，用新德國馬克支付。

　　政府當局的提議遭到工人斷然拒絕。柏林政府當局再次妥協，罷工工人獲得了罷工津貼和失業救濟，而且都以堅挺的新德國馬克支付。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工人們罷工時的收入比上班時更高。於是，罷工工人再次拒絕了政府當局開出的另外兩個妥協條件。盟國發現自己陷入了兩難境地。難道這不是他們一直宣揚的民主嗎？工人們難道不是有權罷工以便獲得他們渴望的工資嗎？

　　最後，到了6月26日，西柏林的司令官們給罷工工人提出了最終方案。首先是“胡蘿卜”（好處）：盟國管理局將用足額的德國馬克支付工人3個月的工資，而且柏林市政府會為那些不願意重回鐵路部門工作的工人提供其他的工作。然後就是“大棒”：任何繼續罷工的人將不會再得到福利金。

　　7月1日，輕軌重新開始運營。第二天，到各地的列車，最重要的是到德國西部區域的列車，重新運行起來了。

　　從那以後的40年內，盟國和西柏林政府當局將會保證該城市一直有足夠的食物和燃料。為了防止蘇聯進行新的封鎖，足夠的標準意味著要保留五個月的物資儲備。

　　與此同時，蘇聯人和東德人還在繼續著他們的蓄意阻撓，企圖逐漸削弱西柏林人的信念。四巨頭（英、法、美、蘇）在巴黎召開了關於柏林問題的會議，會議的初衷是解決封鎖問題。經過一個月雞毛蒜皮的爭論之後，會議於6月20日結束。在這次會議上，關於西方盟國從德國西部進出柏林的長期權利問題，雙方達成了一個模糊的“君子協定”。

　　在此期間，一個更重要的、關乎柏林和德國未來的事件發生了。1949年5月23日，德意誌聯邦共和國（BRD）成立了。

　　二戰後，在蘇聯占領區，大地主的土地被沒收，私人公司和銀行被廣泛國有化，到了1946年末，蘇聯占領區內的經濟形式已經和其他三個占領區內的經濟形式完全不同了。即使如此，瓦爾特·烏布利希領導的德國統一社會黨還是完全處於蘇聯的嚴密控製之下。

　　實際上，新成立的西德國名采用“德意誌聯邦共和國”而不是“德國聯邦共和國”，就是一個挑戰。國名暗示了這個國家代表的是整個德國的領土和人民。政府的首都暫時位於萊茵蘭大學城——波恩，很顯然這個地方不能作為長久的首都所在地。如果選擇法蘭克福或者漢堡這樣的大城市作為首都，就意味著永遠地失去了東德和柏林，而這是他們無法接受的。很明確，西德從一開始就儼然把自己視為戰前德意誌第三帝國的合法繼承者。

　　西德成立之後，莫斯科也被迫開始采取行動。1949年5月，蘇占區內進行了所謂的“人民代表大會（全名為“統一、公正而和平的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1945年3月，斯大林在德國統一社會黨內進行清洗，並非常勉強地同意了籌建東德政府和議會的計劃。在德意誌聯邦共和國成立之前，斯大林並沒有采取任何行動。或許斯大林確實做了很多促使德國分裂的事情，但他絕對不能讓自己因為這些事情而被別人指責為“分裂德國的人”。

　　“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方式很奇特，隻有一個候選人，然而人們很快就對這種方式熟悉起來。候選人的名單是由所謂的聯合黨派一起推選的。不管這個所謂的聯合黨派的官方名稱如何動聽，實質上都是由德國統一社會黨一手操縱的。選民可以投讚成或否決票（因為沒有其他候選人，所以否決純粹就是抗議）。在這種情況下，盡管34%的人敢於表達自己毫無意義的否決，但66%的人還是投了讚成票。在之後的選舉中，投讚成票的人猛然增加到了90%以上。這種現象一直貫穿了整個東德曆史，沒有什麽變化。

　　由2000名代表組成的人民代表大會在柏林蘇占區內召開，選出了由330名成員組成的“人民委員會”。5月30日，“人民委員會”批準了成立德意誌民主共和國（GDR）的憲法。1949年8月15日，西德聯邦議會進行選舉，一個月後，第一屆西德政府成立。東西部之間暫時的平衡被打破了。

　　1949年9月16日，德高望重的天主教政治家康拉德·阿登納在波恩就任總理。同一天，在莫斯科的東德代表團同意在蘇聯占領區成立一個獨立的國家。1949年10月7日，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正式成立，德國共產黨的元老皮克出任首位總統；格羅提渥，前社會民主黨主席，擔任臨時總理。這個選舉結果是大家意料之中的事。烏布利希擔任德國統一社會黨第一書記，掌管著這片土地上的真正權力。

　　新政府接管了蘇聯軍管局的大多數職能。德國統一社會黨的安全事務部門成為國家安全部，其職責就是迫害反共產主義國家的反動分子，保護國家和黨的機構不被顛覆。國家安全部是一個由告密者、特工和密探組成的複雜體係。和德意誌聯邦共和國及魏瑪共和國一樣，德意誌民主共和國采用的依然是1848年革命者使用的黑紅金三色旗。一直到1959年之前，東德和西德的旗幟都讓人無法分辨。後來，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標誌，鐵錘（代表工人）、指南針（代表知識分子）和環繞在周圍的麥穗（代表農民），出現在黑紅金三色旗的正中，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有了證明自己身份的旗幟。

　　至此，德意誌境內出現了一個資本主義德國和一個共產主義德國。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政府所在地是柏林。這是封鎖後西柏林人民迎來的第一個冬天；他們發現，自己不僅處於蘇聯占領者的包圍中，還被一個獨立的國家（東德）包圍著，而這個國家的首都就位於自己的城市東部。

　　柏林封鎖標誌著持久冷戰的到來。西方國家和蘇聯的關係進一步惡化，從偶爾發生的劇烈爭吵升級為一種未經正式宣布的衝突。

　　美國本想把整個德國都引入西方的資本主義陣營，但後來的現實表明這根本就不可能，所以隻好退而求其次；同樣的，斯大林也希望把整個德國納入自己的影響範圍，但結果表明這也不可能，所以隻能掌控自己占據的那部分。相比之下，剩下的兩個盟國——尤其是法國，當然也有英國，對於一個分裂的德國並沒有感到絲毫不悅。當然，他們從未當著德國人的麵承認過，因為害怕傷害他們的感情。

　　隻有德國人自己才真心希望他們的國家能夠統一，而這時候，他們的話沒有任何作用。

　　在西德，阿登納以一票的優勢當選為德意誌聯邦共和國新政府的總理。阿登納1876年1月（共產主義領導人威廉·皮克比他早出生兩天）出生於普魯士萊茵省一個虔誠的天主教中產階級家庭。阿登納早年學習過法律，並在故鄉科隆擔任法務官員；後來他進入政壇，加入天主教中央黨。最初他被選為市委員，而後成為市長助理，最後（從1979年開始）成為該市市長。

　　阿登納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就是一個傑出的人物。從1921年到1933年，他是德國議會下院的主席。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議會下院就是普魯士國家委員會，由市和省議會的代表組成。1945年，他協助成立基督教民主黨，旨在聯合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創建一個有廣泛社會影響的、保守的戰後德國。

　　作為英國占領區基督教民主聯盟（CDU）的領導，阿登納被請求主持立憲會議，起草由三國占領區聯合而成的國家的憲法。1776年，德高望重的喬治·華盛頓在大陸會議上擔任過類似職位；現在，73歲高齡的阿登納也要在自己親自主持成立的國家內擔任最高職位。

　　阿登納對極端政策非常陌生，而且他根本就沒有時間去應付極端右傾主義者。他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反共產主義者。在他的眼裏，德國的中部和東部就像一個“不可靠”的選民，而這個選民不僅僅是新教徒，還試圖支持像納粹和共產主義這樣的激進主義。阿登納是愛國的，但他並不準備在統一的祭壇上犧牲他心目中那個傾向於西方的基督教德國。

　　渴望能夠促成德國統一的是社會民主黨領袖庫爾特·舒馬赫，雖然他也強烈反對共產主義。舒馬赫是一位來自德國東部的普魯士人，他出生的地方如今屬於波蘭。他猛烈抨擊阿登納，孜孜不倦地致力於德國的重新統一（絲毫不在乎他在戰爭中曾經受過傷，而他的傷很可能讓他過早地離開這個世界）；這使得勇敢的舒馬赫成為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傳奇人物。然而他們並沒有采取任何行動去罷免計謀多端的阿登納，或者努力去實現舒馬赫熱切追求的統一德國的目標。

　　阿登納成為西德領袖9個月後，發生了一件事情，讓西方大國對德國局勢的態度大為改觀，而這種改觀甚至超過了對柏林封鎖的態度。

　　1949年8月29日，蘇聯的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西方的恐慌加劇了。斯大林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或者他是誤判了形勢。烏布利希也一樣，他立刻大肆宣稱，繼韓國之後，西德將是下一個垮掉的資本主義國家。

　　那麽，如果德國發生類似的戰爭會怎樣呢？兩個德國之間的平衡早就被打破了。西德有5千萬人口，而東德的人口隻有1850萬。但在東德駐紮著30萬蘇聯軍隊，並且早在1946年東德就已經開始組建準軍事化的人民警察部隊，最初的名稱為“邊防警察”或“公安警察”，但很快就成為軍事化組織，名稱也變成“兵營裏的人民警察”（KVP）。

　　KVP 的製服與納粹德國國防軍的製服很相似，長筒靴也如此；這讓經曆過“二戰”的人感到惶恐不安。KVP的頭盔取自紅軍，和“二戰”時期納粹德國士兵的頭盔完全不同。KVP軍事訓練嚴酷，紀律嚴明。前納粹德國國防軍將軍被任命為KVP的地區指揮官，曾經的納粹軍官和一些在二戰末期設立的臭名昭著的軍事法庭擔任法官的前納粹人員，都成為了KVP的官員。

　　蘇聯和東德可能會發動進攻。但他們想要達到什麽目標呢？局勢並不明朗。烏布利希和他的蘇聯支持者一直都希望顛覆西德，而且他們的宣傳攻勢也不屈不撓地朝著這個目標在進行。從這一點來看，東德在恢複軍國化的道路上已經遠遠地走到了西德的前麵；波恩還在口頭上討論複國主義，而在東德，複國主義和軍國主義已經付諸行動了。盡管如此，共產主義陣營似乎並沒有認真考慮過要對西德直接進行軍事攻擊。

　　然而，西方大國並不清楚蘇聯和東德的想法。由於朝鮮戰爭的爆發，美國不再考慮減少在德國的美國駐軍，更沒有考慮從德國撤軍。

　　那年的早些時候，杜魯門收到國家安全委員會的68號備忘錄（NSC-68）。國防部和國務院的專家建議重整軍備，以便應對共產主義者的野心和蘇聯原子彈的試爆。之後出現了朝鮮戰爭。在共產主義的進攻麵前，美國國內對於國務院和國防部專家建議的抵製一下子消失得無影無蹤。軍備預算一下子增長了5倍，從1950年8月的155億美元激增到1951年末的700億美元；到了1952和1953年，國防開銷占到了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17.8%，而在1949年僅占4.7%。而且，所有歐洲戰勝國的軍事開銷都增加了。

　　粉碎戰後美國的洋洋自得之後，斯大林和金日成喚醒了一個巨人，或許這個巨人從來就沒有睡著，但他一直都希望能好好休息。二戰後的五年內，外交家們有一種說法，那就是“不要去惹惱”俄國人。但現在說這種話的人越來越少了。如今，這些外交家都麵臨著共和黨參議員約瑟夫·雷蒙德·麥卡錫和參議院常設調查委員會的抨擊，而共產主義的咄咄逼人讓這個常設調查委員會正處於鼎盛時期。

　　對於西柏林人來說，冷戰的加劇已經產生了矛盾的效果。一方麵，資本主義民主這條小船在斯大林統治的海洋之中猶如一葉扁舟，而且顯得比以往更加危險。另一方麵，在蘇聯領導人的野心麵前，北約和美國力量的增強表明西方大國不太可能平靜地放棄柏林。

　　盟軍在柏林的統治變得更有威望。柏林不僅有重要的軍事和政治意義，還是一個重要的監聽站，是插入蘇聯陣營的一把匕首。封鎖的經曆表明，西方在柏林不會向任何非軍事征服行動屈服；而這意味著衝突可能會全麵歐洲化，甚至會引發世界大戰。

　　從1945年開始，柏林人就無法預測將來會發生什麽；然而到了1950年，雖然柏林人依然不知道會發生什麽，但奇怪的是他們反而覺得更安全了。

　　德意誌聯邦共和國的基本法律並不適用於西柏林，因為在西柏林的盟軍指揮官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從1948年11月開始，西柏林的“執政市長”恩斯特·羅伊特堂而皇之地向西方軍事部門負責。西方軍事部門同時掌控著西柏林的警察，還管理著政治集會和示威遊行。在波恩，西柏林的議會代表也隻是充當看客。

　　冷戰時期，西柏林人民喪失了部分自由，但這隻不過是危險時期的一種交易。的確，他們失去了一部分權利，但確保了更重要的一些東西。

　　柏林有兩個政府，一個在西柏林，一個在東柏林。就在羅伊特在西柏林成功當選的同時，在東柏林，德國統一社會黨中一個名為弗裏德裏·希艾伯特的人也成為了東柏林市長。

　　盡管存在兩個政府，然而在很多方麵，柏林還是一個統一的城市。雖然有明確的標誌顯示各占領區的邊界，而且偶爾還會有檢查站和暫時或永久的邊界限製，但在封鎖的12年裏，柏林市民還是可以在這個城市自由地行走。而且，整個城市的電話線、下水道，以及交通都是共享的。

　　東西兩個德國之間有長長的邊界線，長達1381公裏（即858英裏），從北部的波羅的海海岸一直延伸到南部的巴伐利亞森林，捷克斯洛伐克、西德和東德的邊界在此相交；而且很快就會出現防禦工事，而邊界會變成無法逾越的屏障。

　　1945年夏天，獲勝的盟國在通過各自占領區內的道路上建立了緩衝區和檢查站。最初目的是抓獲那些企圖穿越邊界的納粹頑固分子和戰爭罪犯；然後就是應對走私。其實，錢和貨物的走私隻不過是對抗東柏林嚴厲的關稅製度。不過，邊界的管理相對來說還是比較鬆懈的。

　　1952年3月，冷戰的局勢依然嚴峻。然而，斯大林卻做出了一個讓全世界都驚訝的舉動，他給其餘的三個占領國——法、英、美——分別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出了一個和平協議，還提議要在統一的德國進行自由選舉；信中還附了和平協議的草案。乍一看來，這是一個非常吸引人的提議，而且對德國人尤其具有吸引力。借用一位近代德國作家的話來說，這是一個“讓人無法拒絕的建議”。這個建議的要點就是讓德國重新統一，而且允許德國重新武裝自己的國防力量，但是德國不能加入任何聯盟，對抗其二戰中的對手。

　　阿登納幾乎立刻就拒絕了這個提議。他說東德政府（隨著談判的進行，它將會和西德勢均力敵）不是自由選舉的。他對斯大林提議的否決一直遭到曆史家和東西德國人的批評。他們認為阿登納放棄了一個不需要戰爭就可以統一德國的機會，而正是他的否決造成了德國將近40年的繼續分裂。對他們來說，這是阿登納政治生涯中的一大汙點。

　　阿登納認為，德國隻有依附於西方才能存在下去，至少這種形式是他所能容忍的。“隻有在英法的領導下才有經濟和精神都健康的西歐”，阿登納在1946年這樣寫道，“德國位於西歐的這部分，不會被蘇聯占領，並且會成為西歐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能阻止亞洲精神和政治力量的前進”。很顯然，阿登納所謂的“亞洲”指的就是斯大林統治的俄國。

　　當然，斯大林的提議難免像往常一樣帶刺。例如，他的提議中有一部分就涉及到重新統一後的德國東部邊界須以奧德河——尼斯河為分隔線。這就意味著在德國的人口剛被暴力驅逐幾年後，他們就要永遠放棄東普魯士、西裏西亞和波美拉尼亞，而這些地方一直都是古普魯士的中心地帶。這個讓步會讓阿登納的黨永世不能翻身。數百萬被驅逐的難民已經催生大量的難民機構，而這些機構的代表在阿登納的黨內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一項民意調查顯示，任何敢於放棄“東部領土”的黨派都會遭受滅頂之災，因為2/3的德國人反對以如此代價換取統一。

　　40年後，一個冒失的德國領袖，將會因為冷戰後的盲目樂觀，正式承認這個新邊界。

　　在提議被西方拒絕後，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見了東德的領導。他告訴烏布利希和他的同仁，他已經認同了德國分裂的現實，授意他們“組建自己的國家”。鑒於之前蘇聯占領區和西部區域邊界鬆懈的情況，現在已經成為一種危險，因此東德必須“增強對邊界的保護”。

　　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領導沒有浪費任何時間，也沒有任何遲疑，立刻執行了這條命令。占領區邊界被封鎖，並逐漸轉變成修築有軍事工事的國際邊界。這個工程采用了一個讓人驚詫的野蠻名稱——“驅除害蟲”。

　　五公裏寬的無人區被清理出來。在史塔西（東德秘密警察）策劃的“夜霧”行動中，居住在邊界附近的數千人很快撤離。政府當局特別關注那些“不可靠的”人，比如著名的反共分子、與西柏林有密切聯係的人，還有那些著名的反對集體化農業的農場主。邊界封鎖後，城鎮和鄉村被一分為二，家人被迫分離。帶刺鐵絲網沿著邊界鋪設，通往邊界的二級公路和地方公路被破壞，防止被使用。

　　非當地居民要進入邊界區域必須獲得特別許可。特別許可分多個級別：一般人為“五公裏”許可，比較可靠的人可以進入邊界500米內的區域，領導精英可以靠近邊境的“10米”區域內，而且不會被開槍警告（通常來說，隻有官員和邊境守衛才能進入這樣的區域）。

　　1952年5月26日，東西柏林的邊界關閉了。就在同一天，《德國條約》在波恩簽署，確定了西德的主權，並為其加入抗蘇的聯盟體係鋪設了道路。

　　同時，共產主義製度加強了對蘇聯占領區——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內經濟和社會的控製。德國統一社會黨內的清洗運動在進一步開展，同時還伴隨著反教會運動。

　　在過去兩三年內，決定拋棄一切、前往西德的東德人數大量增加。1947年，僅僅圖林根州就拘押了大約165000名“非法”穿越邊境的人。盡管大多數人並非真地想要離開，或許他們隻是想嚐試這樣一種漫不經心的自由行動，因為在1945年前，他們可以隨意穿越邊界。三年後，到西德永久定居成為很多非法穿越邊境者的目標。1950年，197788人離開東德，前往西德。1951年，數量稍稍有所下降，為165648人。到了1952年，選擇流亡的人，包括那些在邊界設防後逃離的人，再次增加到182393人。

　　與波蘭人、保加利亞人或者捷克人不同，東德人穿越邊境後，並沒有離開自己的文化，所以他們不需要學習新的語言，也不需要適應新的生活方式。在西德，他們仍然可以非常自在，不僅享受著更多的政治自由，特別是在1950年後，他們還可以享受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內隻有極少數人可以享受到的更好的生活條件和更高的薪水。

　　如果有人想要離開東德，卻又不敢穿越已經設防的邊界，他們可以去柏林。在柏林，他們可以輕鬆地進入西柏林。然後，他們可以正當地從西柏林飛往西德，而不需要擔心被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邊界巡邏逮捕並被投入監獄。

　　又有一個因素激勵著很多人不顧一切地前往西德。1952年7月，德國統一社會黨宣布東德進入“建設社會主義”時期，這標誌著它開始全力向斯大林主義式的共產主義國家發展。農場主加入集體農莊的壓力在增加；針對教堂、知識分子、商人和所謂的邊界跨越者（那些住在東柏林，但卻在西柏林工作的人）的歧視性措施逐步出台。這樣一來，西德對於那些珍視自己事業成果的人來說更有吸引力了。

　　烏布利希對這一切非常清楚。1953年1月，他成功地獲得了斯大林的批準，讓東德可以在柏林的東西部邊界區域駐紮自己的守衛，這樣就可以“阻止西柏林人隨意進入東柏林；而更重要的，是不讓東柏林人隨意進入西柏林”。正是這個方案，柏林才出現了有防禦工事的邊界。

　　“二戰”結束8年都沒發生過類似事件，而在烏布利希得到斯大林首肯後，一係列動搖世界的事件發生了。這些事件給烏布利希在東德的統治帶來了嚴重的問題，同時也考驗了他的政治極限技巧。

　　1953年2月28日晚到3月1日，約瑟夫·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外自己的鄉間別墅內參加完幾個小時的酒會後回到臥室。第二天，他還待在臥室，這種情況是很正常的。然而到了晚上，斯大林還是沒有露麵，衛兵猶豫著走進他的房間。衛兵發現斯大林一動不動地躺在床邊，身體四周流淌著尿液。他中風了，失去了控製自己作體的能力，而且再也沒有恢複意識。

　　直到3月5日離開人世，74歲高齡的斯大林一直處於昏迷狀態。斯大林的逝世讓許多俄國人悲痛欲絕。讓人驚詫的是，對很大一部分人來說，這位領袖雖然嚴厲，卻呈現出一種保護他們的父親形象，他從希特勒的鐵蹄下挽救了俄國，讓俄國的力量和地位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然而對其他人來說，特別是對於共產黨領導集團內他最親密的同事來說，斯大林的死亡隻會讓他們安全地解脫了。

　　在批準烏布利希封鎖柏林計劃的同時，斯大林宣布拘留一批名醫。他指控這些人毒害了領袖集團的成員。這些醫生都是猶太人，據說是“世界猶太複國主義”和西方的間諜。大屠殺的謠言開始風傳。很快，斯大林的身體完全失去控製。至今仍然有人懷疑他是被謀殺的。

　　斯大林葬禮後的兩周內，新的蘇聯領導人放棄了在柏林城內增強邊境限製的計劃。外交部長莫洛托夫認為，此舉會妨礙柏林城內“已經建立起來的城市生活秩序”。新領導希望走溫和的路線，糾正斯大林時期多疑的偏執政策。

　　因此，負責聯絡德國共產主義者的蘇聯對德管製委員會主席崔科夫元帥得到了明確的指示。烏布利希已經失去了牢牢掌控這個新生共和國的機會，然而更糟的情況還沒有到來。

　　在給崔科夫元帥的建議中，莫洛托夫（代表莫斯科新的領導階層）提出了一個在反革命形式下的革命性建議。他說，要解決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內的人口流失問題，不能把人民禁閉起來，而是應該改善他們的生活。政治體係不能那麽嚴厲，而經濟則要適應消費者的需求。相對於重工業來說，要優先發展輕工業。從1951年到1953年間，在鐵、鋼、采礦和能源方麵，東德的國家工業產值增加了60%，而其中隻有2%屬於生活日用品。

　　東德的經濟已經陷入危機。1952年的預算表明，東德出現了7億馬克的財政赤字，和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的貿易逆差約為6億馬克（實際不止這個數字，因為這些是按照1952年的可比價格計算的）。

　　莫斯科的老大哥也不再為烏布利希的試驗提供補助了。蘇聯向東德人民作了一些讓步，以減輕東德遭受的危機。但是，莫斯科也清楚表明，蘇聯需要對自己國家進行一些代價昂貴的變革，以改善自己國內人民的生活。對此，東德領導層提出要全麵自由化。

　　所有這些都遭到了烏布利希的強烈譴責。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而且終身都確信應該實行嚴格計劃和控製經濟。如果群眾不喜歡這個政策，那不是因為這個政策是錯的，而是因為他們沒有正確的政治覺悟。

　　並不是所有的同誌都讚同他這些僵化的觀點。《新德意誌報》——德國統一社會黨新聞報的編輯魯道夫·赫斯塔特、東德秘密警察的首腦威廉·翟瑟公開支持更靈活自由的路線，還把他們的想法明確告訴了烏布利希。他們開始與蘇聯代表協商這些路線。

　　與此同時，烏布利希仍然固執地推行“建設社會主義”運動。由於一些政府官員的陰謀，大批農場主破產，大量的農場被沒收。依據“保護人民財產的法律”，那些因為物資匱乏而從事小生意的人都遭了迫害；這條法律還被用來迫害那些開飯店和旅館的人，因為他們就是“反革命”分子的代表。成千上萬人的財產被沒收，很多人逃亡到西德（這樣對國家來說甚至更好，因為文書工作變得更容易了）。

　　到了1952年，普通東德人的生活水平已經比1947年明顯下降。生產目標無法實現，而這又被歸罪於資本主義殘餘勢力的“顛覆”和腐敗影響。自由職業者和從事租賃行業的人被當做“資產階級”分子，他們的定量供應卡被沒收。這就意味著他們隻能去國營商場買東西，而那裏的東西價格昂貴，選擇範圍狹窄。

　　烏布利希的60歲生日快到了，他利用5月13日到14日召開的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第13次全會提前慶祝自己的生日，希望通過此舉把他最可能的對手弗蘭茲·達勒姆從領導層中驅逐出去。他宣稱提高10%的“勞動定額”（即讓工人拿同樣的工資，卻要多做10%的工作），更增加了這個國家的不幸。

　　莫斯科的領導層並不清楚自己想要什麽。這種複雜的情感反映在他們提出的各種建議中。例如，一方麵，外交部關於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報告中宣稱要給東德更多的寬大政策和自由；而另一方麵，又建議東德境內其他各省的居民來東柏林必須申請特別許可證。一個國家居然可以這樣，一隻手給予，而另一隻手又立刻搶奪回來。這種矛盾表明，蘇聯的集權體係已經步入危機；雖然他們感覺沿著自由化的安全之路前行可以保證政權的安全，卻經常發現危機，被迫回頭。這種不斷重複的險象環生表明，在後斯大林時代，斯大林主義正在逐漸淡化。

　　新蘇聯領導人的討論也反映了這種舉棋不定的現象。赫魯曉夫和莫洛托夫後來承認，斯大林時期安全部門的紅人貝利亞，已經希望放棄德意誌民主共和國，轉而讚成建立一個“資產階級的、中立的、和平的”德國。借用外交部長安德烈·葛羅米柯的說法，貝利亞曾輕蔑地說：“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它能做什麽？它甚至就不是一個真正的國家，而隻是蘇聯軍隊駐紮的地方。”

　　1953年6月2日到4日，蘇聯向烏布利希提交的那一攬子計劃就是一種妥協。這不過是讓烏布利希吞下一枚苦果而已。這一攬子計劃包括停止強製農業集體化，鼓勵中小企業發展，保證廣泛而公平地發放定量配給卡，將國家經濟的重心由斯大林時期重點發展重工業轉向主要發展輕工業和消費品工業，控製反教會運動，更廣泛地尊重民權，重組金融係統。其目標不僅是阻止德意誌民主共和國人口向西德流動，如果可以的話，還希望能吸引那些人回來。

　　德國統一社會黨政治局領袖剛回到東柏林，就在蘇聯高級專員謝米諾夫的監督下召開連續的會議，會議從6月5號一直持續到9號，最終決定實行改革。自由主義者魯道夫·赫斯塔特負責起草改革聲明。他向謝米諾夫建議兩周後再發布這個聲明，以便讓民眾對這種激進的變革有所準備。謝米諾夫尖刻地說：“兩周後你們的國家可能已經沒有了。”

　　6月11日，政治局發布公告。領導層甚至承認“過去犯了一係列錯誤”。這樣的坦白是以前沒有過的，秘密警察報告說公眾的反應是詫異和開心，但同時也對領導層的動機表示懷疑。

　　領導層還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沒有采取行動廢除繁重的新勞動定額，而受新勞動額影響最嚴重的就是建築業和製造業工人。事實上，就在6月11日，魯道夫·赫斯塔特還在《新德意誌報》上表揚了工人們孜孜不倦地完成了艱巨的勞動定額。

　　在德國統一社會黨的黨報公告中也出現了讓人疑惑的自相矛盾。3天後，魯道夫·赫斯塔特在《新德意誌報》上又表達了對新勞動定額的質疑，他辯稱這樣的勞動定額不應該“專製地”壓下來，而應該同工人協商後再決定。這篇文章在工廠和建築工地廣泛傳閱。

　　一時間，關於烏布利希的流言四散傳播，流言說莫斯科強烈批評了烏布利希及其“錯誤路線”和他引起的對他的“個人崇拜”。蘇聯正在認真考慮怎樣處理烏布利希及其頑固推行的“建設社會主義”運動。這些流言都是事實。烏布利希身材矮小，長相很不起眼，有濃重的撒克遜口音，現在已經沒有了他的偉大保護者——身材矮小、外表不起眼、帶有濃重的格魯吉亞口音的約瑟夫·斯大林。

　　據說蘇聯已經讓魯道夫·赫斯塔特提交了新的政治局成員名單，其中沒有烏布利希。烏布利希並不是特別聽話，但8年來對莫斯科一直都很忠誠；現在60歲的他麵臨被迫退休，讓位給更適應時代潮流的人。

　　正如烏布利希一直預期的那樣，拯救他的正是東德的工人階級。不管他那顆上了年紀的馬列主義之心如何熱切地尋求解決之道，然而他獲救的方式卻並不是他所想象的。

　　德國統一社會黨本來應該預先得到警示，危機已經在蘇聯控製區內蔓延。

　　1953年6月初，正當東德政治局全力考慮“新路線”之時，捷克斯洛伐克的工業區出現了罷工和暴亂，影響遍及129個工廠。到了6月6日，在重要的製造工業城和啤酒城比爾森爆發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活動。工人湧入市政廳，占據了斯柯達的軍工廠。他們焚燒了斯大林和哥特瓦爾德的肖像。示威者高舉美國旗幟。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當局派出了軍隊，雙方發生激烈對抗，死傷無數，數千人被監禁。

　　1953年6月16日，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內也開始出現了問題。東德政府計劃在斯大林大道（以前的法蘭克福大道）上被炸毀的廢墟中建造一棟高聳的居住樓。設計風格采用的是20世紀30年代的斯大林“結婚蛋糕”式樣，帶著普魯士著名大師辛克爾的新古典主義色彩，建築規模與阿爾伯特·斯佩爾暗示的一樣，而且修建之初就大肆宣傳。

　　建築物的名稱為“領袖”，而這並不是偶然的。斯大林大道將會向世人展示一個全新的共產主義德國的能力。大樓像巨大的玻璃牆一樣沿著寬闊的林蔭大道延伸。“德國首都柏林的第一條社會主義大街”很快就會出現在世人的麵前。

　　1953年6月16日，建築工人認為政府要求的工程進度太快了。他們舉行集會，決定直接向奧托·格羅提渥提交請願書，抗議新增加的工作定額。他們在街道上遊行，越來越多的建築工人和工廠工人加入了遊行隊伍。最後，示威者來到萊比錫大街上一棟巨大的20世紀30年代的建築前麵，這裏曾經是赫爾曼·戈林的空軍總部，現在是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部長委員會所在地。示威者的人數已經超過了1萬人。

　　工人階級聚集在所謂的工人代表的總部外麵，大聲咒罵和指責德國統一社會黨的領袖，比如尖腦殼山羊——胡烏布利希；大肚子肥豬——皮克；四眼狗——格羅提渥，（他們都沒有代表人民的意願）。一個叫豪斯特·思科拉弗克的建築工人跳到桌台上要求烏布利希和格羅提渥出來見他們：“如果他們不出來，我們就要舉行總罷工。”他的話得到了工人的稱讚與附和。

　　然而大人物一個都沒有露麵，反倒是相對次要的重工業部長弗裏茨·瑟伯曼被派出來安撫工人。他試圖例行公事地尋求政治團結（“我親愛的同仁們，我自己也隻是一名工人”），但回應他的隻是口哨聲和噓聲。弗裏茨回去和其他領導協商後再次出現，宣布會修改工作定額條例，而修改後的條例工人會樂意自願遵守的。

　　工人們非常明白“自願”這個概念在德國統一社會黨領導下的國家是多麽無足輕重，所以愈加憤怒。他們宣布第二天要舉行總罷工。工人們往回走的時候經過亞曆山大廣場的警察總部，他們打破警察局的窗戶，毀壞了德國統一社會黨的旗幟和海報。他們還截獲了一輛帶揚聲器的政府宣傳車，在前往斯大林大道的時候，他們就用這輛宣傳車宣傳他們的要旨。人群在斯大林大道解散，一些人前往利希滕貝格和東部的郊區，因為那裏住著很多工人。不可思議的是，罷工工人居然將宣傳車停靠在政府當局能找到的地方。

　　在柏林，兩撥上夜班的工人開始拒絕工作：首先，交通管理局的軌道維修工拒絕工作，而後，柏林利希滕貝格滾珠軸承廠的工人也拒絕工作。早上6點30分，工人到達柏林上施普雷電纜廠後，也拒絕工作。

　　與此同時，波茨坦、萊比錫和馬格德堡派來了很多警察，以便應對可能出現的更大麻煩。當局已經關閉了斯大林大道西端施特勞斯貝格廣場的地鐵站。在很多工廠內，來上早班的工人都沒有開工，而是在談論當前的局勢。很快，其他數十個東柏林的工廠，包括大型企業博爾西希電機車廠，都因罷工而處於癱瘓狀態。德國統一社會黨派出鼓動者或者（國有企業中的）工會官員勸說罷工工人回去工作，然而他們聽到的隻是罷工工人的嘲笑和喧囂。

　　西柏林美國占領區的民眾也越過奧伯鮑姆橋，加入到柏林火車東站附近的遊行中。示威者放火燒毀了弗裏德裏希大街火車站、附近的國務院和商品價格奇高的國營商場。德國統一社會黨的旗幟被撕毀、堆積，然後付之一炬。

　　同時，在施特勞斯貝格廣場和亞曆山大廣場，蘇聯的軍車正隆隆地開赴各個地方，但是他們還沒有采取任何行動。

　　上午10點，示威者高舉旗幟宣稱：“我們要自由選舉權。”激動的人群朝著勃蘭登堡門前進，高唱著社會民主主義工人之歌，“兄弟們，讓我們朝著太陽前進，朝著自由前進”。而後又唱起了前德國國歌的第三節，“德意誌高於一切”，號召“統一、法律和自由”；前不久，這首歌成為了德意誌聯邦共和國的國歌。

　　波茨坦廣場上一棟現代主義風格的建築內設有警察局和一家國營零售商場。廣場上，警察被製服，被強迫脫光衣服。警察局的窗戶被打破，家具和各種文件被從高處扔下，掉落在波茨坦廣場上。大樓上懸掛著白旗。據說，幾個被抓住的德意誌民主共和國人民軍警察被送到了西柏林的警察局，而這個警察局就位於蒂爾加騰的邊界旁。一群年輕人爬上勃蘭登堡門，扯掉了飄揚在那裏的蘇聯旗幟，高聲歌唱：“我們要自由，我們要麵包，我們要打死所有的俄國人。”

　　全麵的起義正在逐漸形成，其中包括數以萬計的普通柏林人。他們要求自由和選舉權，後來發展到要求德國統一。德國統一社會黨的共產主義當局正在準備如何答複他們。

　　很快就到了中午。遊行人群多次試圖衝進經濟部未果後，轉而前往波茨坦廣場。在波茨坦廣場，他們與紅軍正麵對峙。數十輛蘇聯T-34坦克已經開進了柏林。蘇聯在柏林的指揮官狄布諾娃少將已經下達了正式命令，當然背後是蘇聯領導的決定。莫斯科已經在集會暴亂的前一天就知曉了一切。

　　槍擊事件首先發生在馬克思——恩格斯廣場。廣場上，一群年輕的東柏林人試圖爬上坦克。示威者用磚塊、鋪路石和金屬塊向坦克投擲；但麵對強大的蘇聯紅軍，他們無能為力。蘇聯士兵向示威人群開火。他們沿著邊界掃射，防止示威者逃往西柏林。

　　下午1點，蘇聯軍管局宣布德意誌民主共和國進入緊急狀態。禁止超過3人以上的集會，任何違背這些禁令的人都會遭到槍擊。蘇聯坦克擊潰了起義的勢頭，封鎖了柏林中心的區域邊界，當天晚上，一大批德意誌民主共和國警察部隊，包括增援部隊，被從其他城市調入柏林清理現場。

　　一些人被打死，其中有一個名叫魯迪·斯赫萬德的東柏林學生，14歲，是一位麵包店工人的兒子。當時他正要逃離現場，突然某個德意誌民主共和國警察的子彈打入後腦。年幼的魯迪倒下了。這個失去意識的男孩被旁邊的示威者抱起，穿過邊界，送進了法國占領區的一所醫院。後來，他死在了醫院。那天下午，柏林抵抗運動被擊潰了。

　　6月17日，就是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工人起義的當天，西柏林一條寬闊的林蔭大道被重新命名，以紀念這次柏林事件。這條大街以前的名稱是夏洛騰堡宮大街，從此改名為“6月17日大街”；大街全長4公裏，從恩斯特·羅伊特廣場，經過“勝利紀念柱”，到德國國會大廈，最後到達勃蘭登堡門。這條大街的名字讓人們把這次起義看做是一次孤立的柏林事件，而事實上，這樣的起義事件貫穿了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整個曆史。

　　東德政權垮台後，根據官方記錄，1953年6月17日，整個東德參與罷工的工人大約有50萬。據估計有41.8萬名工人參加了遊行。和首都比起來，哈雷——梅澤堡這些南部工業區的罷工和示威活動要多得多。在輕工業和精密工業城市德累斯頓，罷工工人的數量和柏林幾乎相當。在左派和商會運動的傳統據點萊比錫和馬格德堡，工人和安全部隊爆發了暴力衝突。

　　農村地區也發生了暴亂。德國統一社會黨官員和集體農莊的經理們遭到了襲擊。農村地區舉行了抗議集會，大量的人退出了集體農莊。在薩克森東部，農民示威隊伍吸引了當地工廠的數百名工人，然而他們的示威遊行遭到了蘇聯軍隊的幹涉。工人和農民聯合起來進行抵抗成為了政府當局的噩夢。

　　在柏林，政府以軍事管製和宵禁來對付這種混亂局麵。但是由來已久的怨恨情緒讓這種抗議在個別工廠和集體農莊持續到了7月份。

　　遊行者要求烏布利希出來解釋他們所遭受的苦難，但是這位德國統一社會黨無所不能的第一書記又在哪裏呢？答案讓人很丟臉。6月17日到18日，烏布利希、格羅提渥、赫斯塔特以及翟瑟都待在柏林卡爾斯霍爾斯特的紅軍總部內，而應付這場暴動的卻是蘇聯人和警察。

　　莫斯科代表謝米諾夫也在柏林的卡爾斯霍爾斯特，據說他對東德領袖充滿了蔑視。在最危急的關頭，他告訴他們：“RIAS（美國占領區廣播站）說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內不會再有政府了。”而後他轉向紅軍的高級首領們，用俄語嘲諷地說：“嗯，他們說得對。”

　　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6月20日再次開會，委員會的成員對這次起義運動非常震驚。“如果工人群眾不理解黨，”有人說道，“那麽有罪的是黨，而不是工人。”過了許久，東德政府當局才出來解釋這次事件：這次暴動是法西斯內奸和密探所為，他們聽命於艾森豪威爾、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以及他們在波恩的走狗，同時還有美國占領區電台的推波助瀾。

　　同樣，在暴亂後黎明的微光中，烏布利希的地位並不穩固。據說貝利亞還叫他“白癡”。

　　烏布利希在東柏林的根基更加不穩。隻有依然堅信斯大林主義的赫爾曼·曼特恩和青年運動領袖埃裏希·昂納克（一個相對年輕的40歲的強硬派）仍然支持烏布利希，其他幾個人的意向不明。看起來烏布利希的末日就要到了。

　　問題是他的敵人並不具備殺手的本能。到了6月下旬，赫斯塔特提議改變德國統一社會黨隻有一個書記的現狀，擴大政治局，成立委員會來監督“新路線”的執行。這些措施會讓德國統一社會黨變為集體領導的政黨。蘇聯對此表示支持。在慶賀烏布利希60歲生日的時候，人們對他的稱呼不再是“總書記”，而是“德國統一社會黨最著名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

　　烏布利希的對手低估了他。7月2日，烏布利希經過一個星期的密謀後，政治局再次開會。這一次，烏布利希開始反擊，他不惜一切代價堅持自己的戰略。當翟瑟提議由赫斯塔特替代烏布利希時，雖然爭論很激烈，但並沒有任何結果。最後，主持會議的米諾斯新成科夫，他是謝米諾夫的副手，堅持要等到謝米諾夫從莫斯科回來後再作決定。

　　7月7日，在烏布利希和格羅提渥按期飛往莫斯科作例行訪問的前一天，翟瑟，這位史塔西的頭腦，再一次作了嚐試。這次會議隻持續了幾個小時，很明顯，烏布利希已經失去了所有的支持。然而，烏布利希非常有謀略，他知道在計劃反擊的時候應該如何拖延時間。這次的會議依然沒有任何結果。會後，他與格羅提渥前往機場。

　　四麵楚歌的烏布利希到了莫斯科，發現其他受到蘇聯控製的衛星國家的政府首腦也在莫斯科。他們被召集到克裏姆林宮商談最近的情況。

　　兩個星期前，貝利亞被拘捕了，罪名是莫須有的“反黨、反政府”；此外，他還被指控為“帝國主義的代表”。他的同誌們害怕這位安全部長一有機會就會做出對自己不利的事情，所以決定先發製人。與烏布利希的對手不同，貝利亞的同誌們的動作迅速而明確。在一次克裏姆林宮會議上，貝利亞被抓捕，因為在開會的時候他的職業殺手和特別部隊都無法保護他。現在，貝利亞正在監獄裏，等待著被處決。這樣一來，烏布利希在莫斯科最大的敵人消失了。假如貝利亞依然是莫斯科最有權勢的人，烏布利希毫無疑問將被免職，甚至結局可能更遭。

　　24小時後，烏布利希和格羅提渥回到柏林，參加了政治局的晚間會議。他們傳達了貝利亞被捕的消息。烏布利希的對手依然沒有對烏布利希下手，因為他們天真地以為貝利亞完蛋了就意味著烏布利希的末日也快到了。

　　事實並非如此。烏布利希抓緊時間，組建了自己的力量。麵對新的指責，他宣布翟瑟和赫斯塔特的行為構成了“反黨”罪，要接受黨的監察委員會的調查，而監察委員會的首領正是他的盟友，曼特恩。烏布利希利用殘存的權力，宣布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每月舉行的全體會議將在7月24日至26日召開。在此之前，他中止了政治局會議。

　　事態很快就明朗了，末日來臨的不是烏布利希，而是他的對手們。得到莫斯科的指示後，謝米諾夫的態度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轉而支持烏布利希。那個月下旬的全體會議上，出席會議的不僅有謝米諾夫，還有I。卡布林，一個處於後台但卻是很有權勢的人，向蘇聯中央委員會負責，全權處理同德國的關係。

　　當烏布利希在德國統一社會黨全體會議上發言的時候，情況已經非常明顯，他已經得到了克裏姆林宮的授權。他宣稱，翟瑟同貝利亞一起策劃陰謀背叛德意誌民主共和國，赫斯塔特也是同謀。因為他們搞“反黨小集團，執行失敗主義者路線”，全會投票解除了翟瑟和赫斯塔特黨內外的一切職務。

　　烏布利希已經勝利了，可能蘇聯並不看好他，但是他們已經認定，如果烏布利希垮台，那將是共產主義衰落的一種象征。其實在斯大林死後，蘇聯控製的衛星國家中的騷亂和暴動已經表明了這種衰落，盡管他們無法容忍這種衰落。

　　那時起，沒有人能自稱德國統一社會黨是建立在廣泛民意的基礎上的了。任何人都明白它隻是蘇聯強力下的一個傀儡。

　　貝托爾特·布萊希特，世界聞名的激進派詩人、劇作家、國際左翼分子的親密戰友，二戰後從美國回到了東柏林。他為德國統一社會黨賺取了必不可少的文化聲譽。6月17日，他支持蘇聯幹預罷工；但3年後他在臨死前，或許是良心發現，或者是由於他的狡猾，他說自己非常明白那天究竟發生了什麽。一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曾經大力宣揚民主，卻無恥地放棄了最後的遮羞布。

　　布萊希特在一首詩《解決辦法》中極大地諷刺了1953年6月17日的事件：

　　6月17日起義之後

　　作家聯盟的秘書

　　讓人在斯大林大道上分發傳單

　　傳單上說

　　如果人民對政府失去了信心

　　隻能通過雙倍努力

　　才能贏回這種信心

　　而對於這種情況

　　政府解散人民

　　選舉另外一個

　　不是更容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