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牆

第三章 必須看起來民主，但我們必須掌控一切

　　1945年5月1日，瓦爾特·烏布利希再次踏上德國的土地，此時距離他上次離開已整整12年。

　　4月30日，天剛破曉，烏布利希就醒了。這是在莫斯科的勒克斯酒店，在蘇聯流亡期間，烏布利希一直住在這裏。勒克斯酒店建於俄國沙皇時期，宏偉壯麗，坐落於莫斯科的迪維斯卡雅大街。這家舒適的酒店，自1917年以來，就是那些受蘇聯歡迎的外國同誌的寄居地。盡管能住在這裏的人屈指可數，不過恰好烏布利希就是其中之一；否則他也不可能還安然無恙地住在這裏。譬如赫爾曼·舒伯特、弗裏茲·舒爾特、德國共產黨（KPD）的其他領袖，以及政治局前委員海因茨·紐曼，他們就因為不合蘇聯的心意，而被迫害致死。當年，這些人滿懷希望來到蘇聯，希望能找到庇護，然而，不幸的是，他們悲慘地死在了人民內務委員部（NKVD）的地下室內或者古拉格勞改營荒涼的曠野中。

　　烏布利希在蘇聯流亡時，一直嚴格執行斯大林的政策，一直為共產國際的事務奔波。希特勒1941年襲擊蘇聯後，烏布利希開始給被東部前線紅軍俘虜的德軍戰俘做思想政治工作。說服那些戰俘轉而反對希特勒，支持德國在戰後建立共產主義製度。

　　1945年，烏布利希成為流亡在外的德國共產黨內的第二號人物，僅次於頭號人物威廉·皮克。而經驗豐富的共產主義領袖皮克，已經69歲高齡。春天已經來臨，與希特勒的戰爭也勝利在望。一個新時期正在開啟。

　　5月1日早上6點，一輛公共汽車接走烏布利希和其餘9位德國流亡者。

　　幸虧有租借法案，莫斯科飛機場上才會停有兩架美式麥克唐納·道格拉斯運輸機。這兩架運輸機已經等候多時。烏布利希一行人會搭乘其中一架飛機，而“自由德國全國委員會”的成員搭乘另一架。“自由德國全國委員會”的成員，其實就是那些戰爭時期的重要戰俘。但現在他們業已反對納粹。他們也要飛回德國，但由於某些原因，他們不能同共產主義者搭乘同一架飛機。

　　飛行途中，幾乎所有的人都保持沉默。“在斯大林統治時期，你最好什麽都不要問……在斯大林統治時期，你最好什麽都不要說。”未來的東德領導人乘坐的飛機降落在奧德河畔法蘭克福以東70公裏的空軍基地，這裏曾屬於納粹德國，現在已經被蘇聯紅軍占領。

　　他們在一個小旅館中湊合了一夜。第二天，烏布利希一行人和蘇聯政府官員對行程作了初步協商後，乘車前往布萊西姆勒。那是蘇聯將軍伯紮林的指揮部，在柏林以東30公裏，施特勞斯貝格附近。從這個新基地，他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首都上空騰起的熊熊火焰。早在1945年4月24日，伯紮林將軍就被斯大林任命為柏林城防司令，希特勒於其後一周在柏林自殺身亡。烏布利希一行人到達布萊西姆勒的時候，伯紮林將軍正好在前線視察；不過他的參謀已經為他們在附近的別墅安排好了住處。

　　稍作停頓，烏布利希又馬不停蹄地趕往柏林，而其餘的人則留在他們的新宿舍裏等候指示。烏布利希當晚就趕回來了。不知疲倦的他立即召開會議，列席會議的還有蘇聯政府官員。烏布利希告訴自己的同事：“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在柏林建造一棟大樓，為德國自治政府的各個機構提供一個辦公的地方。”要建造這樣一棟大樓，他們必須盡其所能地去尋找技術人員、工程師、建築專家，以及教育和藝術方麵的領軍人物。這是俄國人想要的。這就是正確的下一步。

　　聽到這個消息，烏布利希的同事們麵麵相覷，掩飾不住眼裏的驚訝。柏林，現在還陷於無以名狀的混亂和破壞中，這是每個人都很清楚的。雖然希特勒已經在24小時前自殺，但戰爭尚未完全結束。而烏布利希談到修建一棟政府大樓時的口氣，就好像是他剛被任命為一個小城市的市長，現在不過是在替這個小城市解決一點小麻煩。

　　柏林是德意誌第三帝國的政治經濟中心。上一次的人口普查表明柏林共有425萬人，其中在工廠工作的有60萬人；1/13的德國產業工人住在“大柏林”區域，它的工業產值約占全德國的1/10.五年的無休止轟炸和兩周的殘酷巷戰，導致近10萬蘇聯紅軍戰死柏林，還有約20萬德國市民在戰火中喪生。現在，這個城市幾乎找不到一棟完整的建築，人口銳減到戰前的一半，40%的建築被完全摧毀。現在的柏林，沒有電，沒有汙水處理係統，也沒有可用的公共交通係統。

　　當烏布利希一行人舒適地住在布萊西姆勒宿舍的時候，柏林市民還心驚膽戰地躲在地下室或者柏林城四通八達的地鐵通道裏。

　　當然也有很多善意和高尚的蘇聯士兵，竭盡所能地去幫助那些普通市民。而且和英美軍官相比，很多受過良好教育的蘇聯軍官更加熟諳德國的藝術和音樂。不管怎樣，在被戰火洗禮後的柏林，蘇俄人和他們的德國同誌曾努力獲得市民的支持。

　　烏布利希在抵達德國後的第一個晚上，就去拜見紅軍總政治部（PUR）的領導——蓋勒德謝夫將軍。蓋勒德謝夫將軍告訴他：德國人必須服從蘇聯的命令。一如共產國際領袖季米特洛夫曾在1945年5月告訴德國共產黨（KPD）的傀儡領袖威廉·皮克，“到德國的這些人，不會聽從德國共產黨的差遣，他們必須服從紅軍及其相關機構的命令。”

　　烏布利希每天都要去伊凡·謝洛夫將軍那裏聽取命令。名義上他是蓋勒德謝夫將軍的代表。這是一個經曆過無數次的清洗運動和強製流放的老兵，實際上比他的名義上司蓋勒德謝夫更有權勢。他將決定烏布利希和東德的命運。因為他是蘇聯人民內務委員部（NKVD）（即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的前身）駐德高級官員，直接向斯大林和他的秘密警察頭子拉夫連季·貝利亞匯報。

　　謝洛夫的主要任務是將德國東部大量工廠的設備拆下來，用船運回蘇聯。這是莫斯科從戰敗的德意誌第三帝國獲得的一部分戰爭賠償。這裏，曾擁有全德國最先進的工業。1947年3月，被拆除的鐵軌有11800公裏長（幾乎相當於1938年鐵軌總長度的一半），蘇聯占領區內，30%的工業生產設施被拆除運走。同時，伊凡·謝洛夫還被授權可以沒收任何能作為戰爭賠款的財富或者有價值的東西。就是這個授權，讓伊凡·謝洛夫和他的助手有了名聲遠揚的機會。

　　1945年5月2日，烏布利希一行首次見到被攻占後的柏林。沃爾夫岡·萊昂哈德描述了那次穿越東部郊區一路見到的苦難景象。那是沒有親臨其境的人永遠都無法想象的：

　　我們驅車前往利希滕貝格，在途經弗裏德裏希斯費爾德的時候，麵前的情境就是人間地獄——廢墟上的火焰還未熄盡，騰起滾滾濃煙，饑餓的人們衣衫襤褸，蹣跚而行；德軍士兵神色茫然，好像完全不明白這裏發生的一切；紅軍士兵興高采烈地歌唱，時常都喝得醉醺醺的；成群的婦女在紅軍士兵的監視下清掃街道；等著從水泵裏取水的人排成長龍；所有人的臉上都寫著疲憊，掩不住的饑餓神色，還有緊張和頹廢。

　　然而，不尋常的是，紅軍占領柏林的頭幾周裏城市複原的進展十分顯著。令人驚訝的是，在此期間，幾乎沒有柏林人餓死。一直以來，伯紮林將軍就是一個備受爭議的人物。據稱，他於1945年6月16日在柏林一場神秘的摩托車事故中喪生。不管怎樣，他確實為德國人民組織並提供了最基本的給養，而這些給養是從紅軍的倉庫裏調撥出來的。另外，他還對恢複這個城市的文化生活有著濃厚的興趣。

　　早在1945年5月17日，臨時營房裏就展出過柏林博物館的藏品。5月26日，柏林交響樂團舉辦戰後首次音樂會。然而，已經習慣於計劃經濟苛求的蘇俄人立即驅趕柏林人去勞動，很快就隻剩下空蕩蕩的大街。柏林的正常生活在一點一點地開始恢複，有軌電車再次通車；地鐵的第一段也於5月15日再次開放運營。不久，蘇俄招集一群記者，開始發行《每日評論報》（Tgliche Rundschau）。報紙全是蘇聯的政治宣傳，於是被人們稱為“卑劣的評論報”（Klglide Rundschau）。

　　5月19日，柏林市政府再次組建。前社會民主黨貿易聯合會領導人約瑟夫·奧羅普被說服加入市政府。為了讓他的“當選”合法化，蘇俄人采取了一個簡單的辦法。就是從周圍的幾棟建築裏找出幾十個男男女女，把他們聚在一起，讓他們“投票”選舉市政府成員。天主教政治家安德列亞斯·赫爾墨斯博士曾在20世紀20年代擔任過糧食部長，被選來負責柏林人民的吃飯問題；蘇俄人一路追蹤到萬塞的別墅，才找到柏林夏洛特醫院著名的外科醫生和主任索爾布魯赫，並邀請他前去管理柏林市衛生局；建築師漢斯·夏隆和電影、戲劇雙棲明星海因茨·魯曼分別成為了柏林市建築和文化事務顧問。

　　柏林市政府的成員都是一些很有才能的人，而且他們做的一些事情確實挽回了人民對市政當局的信任。不管蘇俄人是多麽的不被信任，但普魯士人強烈的責任感帶來了令人詫異的成功。烏布利希布下的這個局，讓他自己的價值充分體現出來。

　　5月12日，烏布利希為柏林找到了市長大人（Oberbürgermeister）。烏布利希挑選的人叫亞瑟·沃納博士，是一個學院的院長，對政治毫不關心，而且已經上了年紀，有點糊塗。萊昂哈德回憶當時周圍的人勸阻烏布利希作這個選擇時的情境：

　　“瓦爾特，我實在搞不懂，”一個人說，“我認為沃納博士不是合適的人選；而且他年紀也太大了。”

　　“我聽說他的頭腦有時不是很清楚。”其中一個將要被安插到市政府中的人說。

　　“這沒有關係，”烏布利希回答，“他的副手會是我們自己人。”

　　沃納博士的副手，42歲的庫爾特·馬隆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忠實信徒。主管教育和人事的領導也是烏布利希可以信賴的共產主義者。人事局的領導亞瑟·皮克，是德國共產黨領袖威廉·皮克的兒子。此前，亞瑟·皮克一直在紅軍政治部任職，一周前剛從那裏離職。

　　也許是因為斯大林希望和西方保持良好的關係，也許是他真的相信德國人民能夠加入蘇聯的陣營；總之，他最初的政策似乎是鼓勵民主多樣化的。烏布利希在一份工作指示中談到了這一點：

　　在工人階級行政區，原則上應該由社會民主人士擔任市長；而在資本主義區域，比如策倫多夫、威爾默斯多夫、夏洛騰堡等，我們必須從天主教中央黨、社會民主黨、德國人民黨內指派資產階級成員擔任市長。最好是擁有博士學位，但他必須是一位反法西斯，並能和我們合作的人。

　　然而，莫斯科已經放棄了列寧主義的強硬政策，轉而支持不溫不火的資產階級民主。為了掩飾這種現象，他在文中補充道：

　　現在該談談我們自己的同誌了。柏林的第一副市長、人事局還有教育局的領導必須是我們的人。這樣每個區至少有一個是我們可以絕對信賴的同誌，我們可以利用他們組建地方警察部門。

　　這就是所謂的“副手體製”，被委任為柏林市長的沃納博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柏林，第一把手可以不是共產黨員，但副手必須是烏布利希的人。此外，還必須掌控警察部門，因為這樣他們才能完全掌控政府機構。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他們都必須服從這片破裂土地上真正的權力機構，蘇聯軍管局（SMA）。

　　沃爾夫岡·萊昂哈德同那些共產黨元老人物返回柏林的時候，隻有24歲。因為他的母親信仰共產主義，所以在他十幾歲的時候，就帶著他去了莫斯科。萊昂哈德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政治學校裏學習，像研究地理或數學一樣地研究意識形態和秘密諜報技術。萊昂哈德在蘇聯待的時間較長，俄語說得很流利。就連俄語說得很好的烏布利希在與蘇聯上司會麵的時候，也喜歡讓萊昂哈德給他做口譯。現在，萊昂哈德也被派去威爾默斯多夫中產階級居住的郊區籌建一個行政機構。照例，這個政府機構的“掛名領導”必須得是一個受人尊重的資產階級成員。萊昂哈德考察了遇到的每一個資產階級成員，終於找到一個願意擔當此任的人。問題終於得到了解決。

　　正是此時，烏布利希對萊昂哈德講了那句最著名的話，完美地概括了他們在剛被占領的柏林實施的策略：“必須看起來民主，但我們必須掌控一切。”

　　烏布利希等人在柏林的時間很緊迫。還有不到8周的時間，三個西方盟國就將入駐“他們”在這個城市的占領區。在此期間，共產主義者的任務就是要盡可能多地製造“既成事實”。

　　三個戰時的盟國——英國、美國和蘇聯——已經對柏林的劃分達成了一致意見，並且得到了盟國歐洲谘詢委員會（EAC）的許可。盟國歐洲谘詢委員會於1944年1月在倫敦成立，其主要任務就是擬定戰敗國的臨時管理方案，推遲德國政治重建和德國政府的建立。盟國軍事管製委員會（ACC）將同三個西方盟國一起治理德國，而它的總部將設在柏林。

　　因為首都柏林地處偏遠的東部，無法同被占區域連在一起，所以盟國正好可以在這裏建立一個小型的占領區政權。每個盟國都在柏林分得一小塊地方，稱為“防區”，以表明在盟國占領之下的德國依然是一個整體。

　　表麵上一切都很順利。盡管在聯盟和即將到來的勝利裏存在一些被忽略或尚未預見到的問題，但人們還是滿懷著自豪與喜悅期待著。

　　首先，由於法國的強烈要求，柏林市內的三國管製政府增至四國，法國也在德國（包括柏林）得到一點地盤。德國政府將由聯合軍事管製委員會（Kommandatura）管理，而軍事管製委員會要求各成員國的意見必須達成一致。如此一來，對於大柏林政府的決議，每個盟國都有一票否決權。

　　第二，柏林160公裏（即100英裏）的範圍完全處於斯大林的控製之下；關於西方盟國進駐柏林，並沒有形成任何正式的書麵協議。

　　在歐洲勝利日當天，美國還在分界線以東幾百公裏遠的地方，占領了萊比錫、馬格德堡、哈雷區、魏瑪以及其他一些德國的重要城市，但按照蘇聯和西方盟國之間的協議，這些城市本該屬於蘇聯。英國占領了波羅的海沿岸梅克倫堡州的一部分。現在的問題是，西方盟國占領的大片土地中，有1/3本該由蘇聯占領。那麽，在蘇聯同意英美接管其在柏林的防區之前，英美要從這些地方撤出嗎？

　　丘吉爾非常清楚“既成事實”的重要性。戰爭結束前的那幾周，他還想繼續朝柏林進軍。他警告華盛頓，要警惕蘇聯在歐洲中心出現將會引發的“鐵幕”問題。這位英國首相讚成英美保留所有的占領區域，直到“我們對波蘭的情況感到滿意，對蘇聯臨時占領德國的情況感到滿意”。丘吉爾的建議遭到美國新總統哈裏S。杜魯門的否決。1945年4月12日，美國“二戰”時的總統羅斯福辭世，哈裏S。杜魯門繼任。後者急於確立自己在國內的地位，因而不願開罪蘇聯。

　　然而，讓德國人民痛苦的事情還是發生了。6月初，英美士兵體麵有序地撤到易北河的另一岸。當即，蘇俄人和人民內務委員會的成員湧入撤出區域。

　　現在，西方盟國麵臨的問題就是如何讓自己的軍隊進入柏林，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蘇俄人給出各種借口，一會兒聲稱“排雷尚未結束”，一會兒又說“蘇聯紅軍的重新部署”阻塞了道路。雖然和平已經來臨六周，但這種局麵還在繼續。

　　1945年6月23日，美國“先遣勘察團”終於被準許進入柏林。弗蘭克·L。豪利上校率領100輛軍車和500名士兵前往柏林。然而很快，他們就在易北河畔的德紹被蘇聯紅軍攔住，隻允許半數人進入蘇聯占領區。他們在蘇聯紅軍的嚴密護送下，來到距離柏林不遠的巴貝爾斯堡。在這裏，他們再次受到阻攔，所有人員都不準下車。最後，他們不得不掉頭返回西部。

　　而此時，斯大林的手下正忙著拆卸工廠，尋找黃金和其他值錢的東西；每天安插更多的奸細和特工進入權力部門，以便更好地掌控政府；斯大林並不急於向他的西方盟友交出德意誌第三帝國最大、最富有城市的2/3.直到後來，人們才從斯大林眾多的手下口中撬出真相，斯大林所擁有和掌控的一切，就像遭受過殘酷清洗的俄國詩人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所描述的：“又多又肥……就像肥胖的蛆蟲一樣。”

　　八天之後，艾森豪威爾將軍的代表克雷將軍和英國軍事長官的代表羅納德·威克斯爵士首次乘飛機到達柏林。經過一番艱難的交涉後，事情終於出現轉機。蘇聯指揮官給出的口頭承諾是，西方盟國的人可以通過一條幹線公路、一條鐵路以及兩條航線前往柏林。後來克雷將軍回憶道：

　　那時，關於蘇聯提出的盟國軍事管製委員會必須達成一致意見的要求，我們還沒有充分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它將賦予蘇聯一票否決權，以後會阻礙我們的努力……我犯了一個錯誤，沒有把自由進出柏林的權利作為我們撤出占領區的條件。

　　7月1日，豪利上校再次試圖進入柏林。他穿過蘇軍喧鬧的重重關卡，來到美國防區，結果卻發現俄國人還在那裏。蘇聯士兵十分不願放棄他們兩個月前付出巨大代價得來的地區。豪利上校張貼出美軍即將到來的公告，但隨即就被蘇俄人撕了下來。對此，豪利上校不得不派武裝衛兵守護這些公告。

　　英軍在進入柏林的過程中也遇到類似的困難。當英軍先遣部隊抵達馬德堡大橋時，他們不得不停下來，因為該橋已經“封閉”。幸而，英軍並沒有因此泄氣，因為隨後他們就在柏林周邊找到了一座無人看守的橋，然後從橋上悄悄地溜了過去。美國本來計劃7月4日在柏林舉行盛大遊行，但由於受到蘇俄的進一步阻撓，進入柏林的西方軍隊數量遠遠不夠。

　　兩周之後，勝利的“三巨頭”會議在柏林城外的波茨坦召開。波茨坦到處張燈結彩，懸掛著斯大林、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以及其他社會主義英雄的巨幅海報。就是在這種氛圍下，杜魯門、丘吉爾和斯大林聚到了一起，為戰後歐洲的格局作最終決定。會議進行幾天之後，丘吉爾在國內的選舉中落敗。英國工黨的克萊門特·艾德禮當選英國新首相，取代丘吉爾參加波茨坦會議。隨著羅斯福總統在4月辭世和丘吉爾首相7月在英國落選，戰時的“三巨頭”已經不複存在；三巨頭之一的約瑟夫·斯大林，顯得比以往更加強大。

　　在庸俗而奢華的西西琳宮（1913年為德國王儲修建，英國別墅風格），英、美、蘇冠冕堂皇地談論著“5個D”，也就是非軍事化、去納粹化、非工業化、分散化和民主化。但對於波蘭的現狀，他們沒有采取任何行動，任憑波蘭的邊境線還在被刺刀重新劃定。同樣的，這次會議也沒有關注其他中歐和東歐國家的命運，而在這些國家裏，蘇聯紅軍還在使用武力推行斯大林的意願。

　　在波茨坦會議上，美國提議1947年之前從歐洲撤軍；這肯定讓蘇俄人非常高興。但就西方盟國自由進入柏林的權利問題，這次會議仍然沒有形成任何書麵文件。

　　哈裏S。杜魯門在會議上宣布美國擁有了原子彈，然而蘇聯的獨裁領袖並不顯得吃驚。他保持著一貫的迷惑世人的表情。實際上，斯大林在美國原子能機構安插了一個間諜，他早就收到美國原子彈研發成功的消息，並已經偷偷命令蘇俄科學家加快蘇聯核計劃的進程。

　　1945年6月，瓦爾特·烏布利希兩次前往莫斯科進行訪問。斯大林再次向他授意，要抵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和沒收德國工業及金融公司的企圖。

　　事情的起因是那些土生土長的德國共產主義者，總是企圖在德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沒收德國的工業及金融公司。當德國共產黨於6月10日重新建立時，共有16個人簽名提交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申請，其中隻有3人是在納粹時期以“非法”身份在德國度過的；而其餘的都是在莫斯科接受訓練的流亡者，都是住在勒克斯酒店中的蘇聯的忠實信徒。

　　慢慢地，英國、美國和法國的軍隊都在柏林安頓下來。對於他們，柏林人的心情很複雜，但還是很熱情。一個英國軍官寫道：

　　德國人沒有顯示出任何不悅或者憎恨的神情……他們隻是盯著我們，很多人在微笑、揮手，甚至還有一些人在歡呼。與其說這是勝利者進入一個被占領的城市，還不如說是這個城市居民對解放的一種更冷靜的歡迎。而這無疑要感謝俄國人。誰能料到呢？真是莫大的諷刺：我們進入柏林的時候，德國人居然把我們當成解放者，而不是專製統治者。

　　1938年，喬治·克萊爾從維也納逃到英國的時候，還隻是一個年輕的猶太難民。現在他回來了，身份卻變成了一名英國士兵，一名在盟國軍事管製委員會工作的英國士兵。7年前他經由柏林前往英國，就在那時，他喜歡上了庫達姆大街（選帝侯大街）：

　　寬闊的人行道兩旁綠樹成蔭，人行道上總是擠滿了閑逛的人……不管你往哪個方向看，你都隻能看到擁擠的人群、精美的商店櫥窗、忙碌的交通，總之四處都是一片繁榮的景象。1938年初秋，德國人的生活是令人愉快的，或者說是公正、自由和充滿個性的，除非你是猶太人……而我，卻是一名猶太人……

　　對於戰爭帶來的變化，他感到非常震驚，但生活還得繼續：

　　柏林並不像月球表麵一樣毫無生機。它是有生命的，然而，這種生命跡象恍若陰魂附體，從身旁那些人臉上茫然的神情就可以看出：這種行屍走肉的現象在男人身上體現得更加明顯。那時的大多數男人已經年老或者上了年紀，他們佝僂著身體，臉上透露出滄桑。少數一些年輕人——他們的身上依稀可以見到當初幾乎占領整個歐洲大陸的德國士兵的影子——身上是襤褸的納粹德國國防軍軍服，臉上卻是淒慘和被蹂躪的神情。

　　讓喬治·克萊爾感到悲哀的是喬治母親的姑姑，巴特曼夫人一家已經不在了。1938年秋，喬治·克萊爾和父母在柏林等候護照的幾日，就住在巴特曼夫人家裏。巴特曼一家也是猶太人，但他們從未移居國外。喬治·克萊爾很清楚猶太人在殘暴的納粹德國生活意味著什麽。

　　有一天，克萊爾突然發現自己來到一棟熟悉的公寓大樓之外。7年前他在這裏住過一段日子。他依然清楚地記得那些親人：馬尼婭姑姑，即60歲的巴特曼夫人，還有她的女兒——聰明而嫵媚的羅莎爾。羅莎爾曾在柏林的法國航空公司工作，這就規避了納粹關於公共事務機構不允許雇傭猶太人的禁令。他看了看公寓的大門，但是門上的名字顯示的是他根本就不認識的人。仔細查看之後，他發現“門框的左上方有一塊長方形的門牌，上麵寫的是‘巴特曼先生與夫人’，隻有這塊門牌還光亮如新”。幾年後，克萊爾寫道：“那塊小長方形門牌比大門的其他地方都要明亮，那就是巴特曼一家唯一的墓誌銘，是他們唯一存留下來的東西。”

　　在關於最終“允許”三個西方盟國在柏林擁有各自防區的談判中，西方盟國犯了一個極其嚴重的判斷錯誤。由於柏林已經在“盟國”的控製之下（事實上在7月之前都由蘇聯控製），西方盟國的談判代表同意由蘇聯總指揮簽署所有命令，並在另行通知之前都具有法律效力。

　　接下來，蘇聯發布了一係列命令。這些命令不僅包括行政管理條例，還包括在柏林各個街區任命監察人。和納粹時期一樣，如果有人做了當局（也就是蘇聯軍管局及其代理機構）不許可的事情，監察人都需要向當局匯報，並對當事人進行懲處。

　　8月17日，英國駐夏洛騰堡防區的指揮官剝奪了防區內監察人的所有權力，並禁止他們再幹涉當地市民的私生活。美國軍事當局也相繼做了同樣的事情。現在，西方盟國意識到必須采取具體的措施來保證真正的民主代表權以及與之共存的自由回歸柏林。而這些是絕不可能自己出現的。

　　幾周之後，英、美、蘇、法就法國占領區的範圍問題達成一致意見。英國力挺法國在歐洲的地位和作用，所以法國在柏林的防區就是威丁和賴尼肯多夫，而這兩個區都是從英國占領區的北部劃撥出來的。與其他西方盟國不同，法國的目的是要保持一個虛弱的德國，並竭盡全力阻止德國統一。

　　法國反對將盟國軍事管製委員會變成管理全德國的聯合政府，並且一開始就不主張德國自治。法國繼續宣稱自己擁有說德語的薩爾工業區，並要求控製萊茵蘭以及強大的魯爾工業區。為了捍衛自己的權力，法國強烈反對蘇聯幹涉自己防區內的事務；在麵對蘇俄與英美日益緊迫的權力之爭時，法國人並沒有打算加入英美為柏林人爭取應有權利的行列。

　　同時，很多西方人都努力讓自己相信，不管怎樣，蘇聯的這些過分行為隻是一時疏忽，因為蘇聯缺乏管理這樣一個現代大城市的經驗。

　　蘇聯控製區內的政治生活開始活躍起來。烏布利希希望德國共產黨以自己的活力和親蘇的態度吸引德國社會民主黨以前的支持者，讓他們轉而支持德國共產黨。但他錯了。很快，德國社會民主黨進行改組，並在幾周之內就在蘇聯占領區設立大量分支機構。這種讓人飄飄然的解放氛圍讓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人士感到興奮，於是他們開始致力於讓德國工人運動“重新統一”起來。就在20世紀30年代，左翼的分裂曾導致德國政權落入納粹之手，因此，絕對不容許再發生這樣的事情！

　　烏布利希的團隊依然忠實地執行斯大林的命令，並努力與德國社會民主黨保持一定的距離。然而，為了能更好地控製德國社會民主黨，烏布利希向社會民主黨提議創建聯合政策委員會，因為這樣的委員會能讓他們更好地協商如何把德國重建成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德國社會民主黨同意了他的提議。

　　各中產階級政黨也被鼓勵進行重組，並且被邀請以戰後“團體”的名義加入德國共產黨。以德國自由黨（LDPD）為例，當時的“資產階級民主人士”工作進程太慢。“瓦爾特，我該怎麽辦啊？”負責協調此事的共產黨官員理查德·吉普特納抱怨說，“漂亮話他們倒是說了不少，但對建立政黨好像並沒有什麽興趣。”烏布利希嚴肅地回答：“那麽，理查德，好好地批評他們一下。”1945年7月5日，自由民主黨在柏林成立；6月25日，基督教民主右翼聯盟（CDU）成立。

　　7月14日，“反法西斯民主黨派統一戰線”宣布成立。這個統一戰線由德國共產黨、基督教民主右翼聯盟、德國社會民主黨、德國自由黨的代表組成。烏布利希一手策劃的民主機構終於建成了。兩年後的國家民主黨（NDPD）的成立又為這個民主機構的曆史添上濃重的最後一筆。國家民主黨的成員都是那些不太重要的前納粹主義者和軍國主義者，他們希望自己的罪孽能得到寬恕，並且想要為“社會主義建設”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事情的關鍵就在於，盡管表麵上德國共產黨隻是“反法西斯民主黨派統一戰線”中的一個黨派，和其他黨派是平等的，但在“統一戰線”中，隻有德國共產黨才擁有蘇聯軍管局的耳目，而後者才是至高無上權力的擁有者。烏布利希每天都要去拜見蘇聯高級官員。要是沒有這些蘇聯高級官員，蘇聯占領區什麽都不會發生；當然，如果沒有這些蘇聯高級官員，烏布利希也就不複存在了。

　　這就是西方盟國在柏林麵臨的境況：“幾個”表麵上獨立的黨派，表麵上共同掌握，背後卻是受蘇聯控製的集團組成的柏林市政府。

　　11月，匈牙利和奧地利舉行大選。奧地利和匈牙利也同樣存在幾個受到蘇聯控製的“黨派”；無奈地方共產主義者的表現太差，資產階級和溫和的左翼黨派都發揮出色。蘇聯想要包攬所有職位，並且讓它像自然的曆史進程一樣發生的圖謀落空了。一個對此狀況非常擔憂的蘇聯官員告訴烏布利希，如果想要避免“奧地利似的危險”，就必須對非共產主義者采取更加強硬的態度。

　　但蘇聯的政策很快又發生了變化。1946年1月底，烏布利希再次飛往莫斯科。斯大林告訴他，要不惜一切代價合並德國共產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而且這個任務必須在1946年5月1日前完成，因為那是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日子。

　　對於兩黨合並一事，社會民主黨內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社會民主黨左翼分子奧托·格羅提渥對此表示非常歡迎，並帶來一批社會民主黨成員助陣；而社會民主黨內的激進分子卻表示反對。很快，住在柏林東部的激進分子就被蘇軍指揮官禁止發表集體演說，後者在這片土地上擁有絕對的權力。還有一些激進分子被驅散或者以莫須有的指控被逮捕。一些社會民主黨成員試圖組織在整個柏林進行自由投票，但受到蘇聯當局的阻撓，當局甚至用槍逼迫那些社會民主黨人就範。在柏林西部，社會民主黨人曆經千辛萬苦才讓一些投票站得以開放，投票結果表明絕大多數人反對兩黨合並。

　　1946年4月21到22日，在東柏林的德國國家歌劇院內，1000名代表正式投票支持兩黨合並。在新成立的“德國統一社會黨”（SED）內，一大半黨員是原社會民主黨成員。黨委共有14個席位，社會民主黨和共產主義者各占一半。威廉·皮克（德國共產黨）和奧托·格羅提渥（社會民主黨）共同領導政黨，他們的副手分別是瓦爾特·烏布利希（德國共產黨）和馬克斯·費希納（社會民主黨）。格羅提渥與皮克的握手贏得一陣暴風雨般的掌聲。時髦的握手成為德國統一社會黨的象征，後來出現在數以百萬計的旗幟、徽章以及海報上。

　　隨著德國統一社會黨的成立，蘇聯占領區的真正權力落到它名義上的副領袖手裏。瓦爾特·烏布利希，一個冷靜的撒克遜人，勤勉而又堅決地組建了一個政治實體，如今他終於掌握了這個政治實體的最高權力。此時距他回到柏林也快一年了。

　　然而，烏布利希在柏林的使命還遠沒有達成。

　　德國已經戰敗，被勝利者踩在腳下，但很快勝利者就開始爭吵不休。因為西方盟國很快就發現，他們麵臨著一部分嚴重短缺，一部分又過剩的局麵：德國的住房和糧食太少，而無助、缺乏勞動能力的人又太多。

　　1945年5月，柏林的人口隻有幾個月前的一半。很多人為了躲避蘇俄士兵而逃去了西部，還有一些人在保衛他們首都的時候犧牲了。

　　波茨坦會議作出一個決定德國人命運的決定：德國的邊界向西偏移幾百英裏。波蘭人將會得到新邊界線以東的大部分領土。波茨坦協議的第十二條規定，如果長期居住於此的德國人要遷離這些地方，需要以“一種有序而且人性的方式”進行。

　　不幸的是，在這次強製遷移中，人性完全沒有體現出來。那些曾經被德國占領，長期忍受著德軍殘暴行為的國家，一直都渴望複仇。在這片即將歸屬波蘭的土地上居住著500萬德國人。波茨坦公告之後，他們幾乎全部被驅逐，事情很突然，而且過程十分凶殘。1945年5月19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宣布，捷克斯洛伐克境內說德語的300萬同胞，即所謂的“蘇台德區德國人”，將會被強製驅逐。在逃難的過程中，婦女被強奸，無數家庭遭到搶劫，謀殺也隨處可見。凶殘的暴徒在大街上遊蕩，專門劫掠難民乘坐的火車。

　　很多公路和鐵路都要經過柏林。1945年10月12日，美軍司令官的政治顧問羅伯特·墨菲在呈交給美國國務院的官方報告中如此描述難民們的悲慘處境：

　　我們醫療機構的報告顯示，僅在柏林的萊特火車站，平均每天都會有10個人死於極度疲勞、營養不良或者疾病。看到這些不幸的人所遭受的痛苦和絕望……我們馬上就會想到達豪集中營和布痕瓦爾德集中營。這是大規模的報應，但卻沒有報應在那些納粹頭目身上（Parteibonzen），它們報應在了婦女和兒童的身上，報應在了那些貧窮而且虛弱的人身上。

　　《生活雜誌》報道稱，僅在柏林就有800萬難民。或許這篇報道有一些誇大其詞，但這個城市的確已經人滿為患。西方盟國要養活自己占領區的那150萬柏林人已非常困難。每天還會有25000名難民湧向柏林城的邊界。也許這些絕望的人認為戰前恢弘壯麗的柏林有可能會幸免於難，但他們從來就沒有想過這座城市居然也會變成一片廢墟。在柏林，成千上萬的房屋變成瓦礫堆。在英國占領區內，原本有44家醫院；但是現在，43家醫院不是被摧毀，就是遭到嚴重破壞。之後來到柏林的人被直接推上西行的火車，管它去向何方。

　　盡管有如此多的難民湧入柏林，蘇聯卻禁止從周邊的農村輸入食物。他們開始以行政借口來限製往來於東部和西部區域的火車數量。由於蘇聯最初頒布的管理條例依然有效，所以很長一段時間內，盟國都默許蘇聯對柏林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麵的嚴格控製。

　　連續的挨餓，柏林人已經習慣。盟軍士兵和軍官個個吃得好喝得好穿得好，最重要的是他們有香煙（那時香煙已經成為柏林市內的非官方貨幣）。隻要他們不討厭屈從於各種慣例，那麽他們就可以享受到帝王一般的生活。和德國婦女進行一次性交易的市價是5根香煙。收集煙頭（Kippensammler）成了公認的美事兒。盟軍士兵經常光顧的場所內的工作成了香餑餑，因為他們可以通過收集煙頭而得到大量的額外收入；在維也納咖啡廳裏工作的人也可以撿到大量的煙頭，每100個煙頭就可以賣5美元。位於柏林市中心的提爾公園內，到處擺放著黑市攤位，這裏就是柏林東部和西部的交界處。

　　1945年8月，有報道稱在柏林火車站每天都會有50到100個孩子失去雙親和被遺棄，這些孩子被送去孤兒院或者給人領養。相對來說，他們還算幸運。其他孩子，一群群地在大街上流浪，偷一些可以偷到的東西，洗劫廢棄的建築，找尋可以出售的廢品。

　　1945年10月，德國市民的食物配給量每天僅為800卡路裏。而到1946年元旦，英國占領區的食物配給量減少到每天400卡路裏。另一個無法避免的問題是燃料短缺。以前，柏林所需的煤多數來自東麵幾百公裏之外的西裏西亞，但現在西裏西亞的煤礦都掌握在波蘭人的手裏。這就是說，再從西裏西亞運煤就是進口，於是他們選擇從魯爾運煤，但魯爾在遙遠的西部地區。隨著冬天的來臨，柏林每天至少需要供給600噸煤，從來沒有夠用過。

　　戰後第一年，大約有12000名柏林人死於饑餓或者因為營養不良而引起的並發症。那些僥幸活下來的人，開始追求文化的繁榮。他們在西柏林創辦報紙，開設劇院、夜總會和歌舞表演場所，甚至開始運作商業電影製片廠。或許柏林人依然缺衣少食，或許他們的房間內依然寒冷如冰，但這是自1933年以來，他們首度能重新自由地行動、寫作和談話。套用一句幽默的話來說，這段時間就是人們熟知的“黃金饑餓年代”。

　　在蘇聯占領區，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德國共產黨合並，成立了德國統一社會黨。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德國社會民主黨就此結束。隻要條件許可，大多數德國社會民主黨成員會立刻反對與共產黨的合並。德國社會民主黨在蘇聯占領區內一直遭受迫害，但這個最古老最龐大的工人階級政黨一直都堅持在全市活動。

　　1946年9到10月，在蘇聯占領區（和西方盟國控製的柏林西部區域），舉行省議會和市議會的選舉。蘇俄和共產主義者都竭力說服或恐嚇選民給德國統一社會黨投票；然而投票的結果卻讓烏布利希和他的蘇俄上司大失所望。不管怎樣，這個投票結果反映的正是讓人難以接受的柏林的現實。

　　在柏林市議會的選舉中，德國社會民主黨贏得了將近49%的選票。緊接其後的是基督教民主右翼聯盟，贏得了22%的選票。盡管德國統一社會黨有共產主義宣傳機器和蘇聯軍管局的大力支持，但仍僅有19.8%的選票，被社會民主黨遠遠地拋在後麵。盡管有德國統一社會黨這一“紅色聯姻”的產物，但德國社會民主黨還是在各個選區打敗了德國統一社會黨。而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共產主義者通常可以獲得60%的選票。

　　謝爾蓋·帖爾帕諾夫上校是蘇聯軍管局內負責宣傳工作的主任。麵對選舉的慘敗，他暴跳如雷。他聲稱，將來有必要“杜絕一切對蘇聯和蘇聯占領當局的不敬行為。即便是微不足道的不敬行為，也要受到嚴厲的懲罰”。

　　1946年冬，德國共產主義者決定實行“嚴厲”的方針政策。他們在蘇聯占領區內掀起一波瘋狂逮捕納粹分子和“顛覆分子”的浪潮。事實上，被逮捕的人中有真的納粹分子，也有一些人根本就和納粹扯不上任何關係；這些被逮捕的人中還包括自由黨和社會民主黨激進分子。1946年，蘇聯建立了德國內務部（Deutsche Verwaltung des Innern，簡稱DVdI），而內務部成員全都是讓他們放心的共產主義者。內務部成員嚴密地控製著德國後備警察部隊，而這支後備警察部隊很快就成為人們熟知的東德“人民警察”。

　　不祥之兆出現了。在蘇聯占領區內，“勞改營”建立起來。一些勞改營，比如魏瑪附近的布痕瓦爾德勞改營和離柏林35公裏之外的薩克森豪森勞改營，居然是由納粹集中營轉變而來的，這一後來才得知的真相，讓全世界都感到震驚。

　　這些勞改營，是否和納粹建立的集中營一樣，如今依然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這些勞改營裏，充斥著死刑和嚴刑拷打。就像在蘇聯的古拉格勞改營一樣，拘押在這些勞改營中的囚犯，至少有1/3是死於疾病、營養不良或者非人的虐待。盡管蘇聯和德國共產主義者聲稱有很大一部分死者是納粹分子或戰犯，但事實上，他們當中，有些隻是同情希特勒主義，還有一些則是因為反對斯大林體係。德國內務部迅速壯大起來，它的頭也在20世紀50年代升任東德秘密警察“史塔西”的首領。

　　麵對蘇聯和德國共產主義者的行為，一位原共產黨人帶頭反擊。這位原共產黨人就是恩斯特·羅伊特。和其他那些在柏林（也如在紐約或者倫敦）出人頭地的人一樣，羅伊特也不是柏林人。

　　羅伊特出生於1889年，和希特勒同一年出生；他在弗裏斯蘭省長大，父親是一名航海船長。一戰期間，羅伊特在東部戰線服役；後來成了俄國的戰俘。十月革命之後，他開始信仰布爾什維主義。羅伊特很快引起了列寧的注意。1919年初，羅伊特被派回德國，成為繈褓中的德國共產黨柏林市委書記。

　　羅伊特在德國共產黨內青雲直上，很快就成了德國共產黨的領袖；但是他的革命生涯非常短暫。由於對德國共產黨的統治方式感到失望，他轉而加入德國社會民主黨。

　　加入德國社會民主黨之後，羅伊特當選為市議員，很快成為一名成功的柏林行政長官，負責柏林市的交通運輸政策。他發明了統一票製；由於汽車越來越多，他很快就意識到大量的汽車會導致柏林的交通不暢，於是致力於在柏林修建地鐵。1931年到1933年，羅伊特擔任馬格德堡第一市長；經濟大蕭條時期，他四處奔波，孜孜不倦地致力於救濟失業人員。1933年之後，朋友把他從集中營解救出來，並幫他找到一份工作，就是做土耳其政府的交通顧問。“二戰”期間，他一直都流亡在安卡拉。

　　1945年，羅伊特返回柏林，再次被選入市議會，並官複原職，負責交通工作。接著，1947年5月，現任市長被迫辭職，羅伊特就取代他成為了柏林市長。

　　蘇軍指揮官拒絕承認羅伊特被推舉為市長的選舉結果。看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元老路易斯·施羅德的份上，羅伊特從市長的職位上退下來，但他依然是柏林反蘇聯盟中的核心人物。作為曾經的德國共產黨黨員，羅伊特非常明白烏布利希這樣的共產黨員（apparatchiks）的心理。事實證明羅伊特的經驗是無價的：

　　對於不能為所欲為地統治柏林，蘇聯人氣急敗壞，開始逮捕政治上的對頭。他們不僅在蘇聯占領區內抓人，還將魔爪伸到西柏林。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被俘的納粹德國國防軍上尉保羅·馬克格拉夫，後來被改造成一個積極的共產主義者。他在1945年5月被蘇軍指派為柏林的警察局長。柏林市內5000多名不合馬克格拉夫頂頭上司心意的人，隨即從柏林，包括西區的街道上永遠地消失。

　　作為在盟國軍事管製委員會工作的英國雇員，喬治·克萊爾見證了這一切。後來，根據自己的經曆，寫下了這樣的日常場景：

　　蘇俄人……開始“清除”那些在政治和人權方麵反對他們的激進分子。從一輛急速停下的車中跳下幾個彪形大漢，一把抓住受害者並迅速地把他們塞進汽車，總共不過幾秒鍾的時間。還沒等周圍的目擊者回過神，車子早已朝著蘇聯占領區的方向絕塵而去。

　　每次綁架行為發生之後，柏林西部的指揮官都會去蘇聯紅軍駐柏林——卡爾斯霍斯特的總部提出抗議。接待他們的科蒂科夫將軍每次都會堅決否認自己與此有任何關係。他假裝同情地歎氣，並提醒西部區域的指揮官：阻止你們區域的“盜匪活動”應該是你們的職責所在，而非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