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牆

第二章 赤色分子

　　20世紀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柏林已經成為歐洲第二大城市。德意誌統一之後，德國工業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各種建築鱗次櫛比，中產階級和上流社會的財富急劇增加。一切都表明，作為德國的首都，柏林已經成為一個發展迅猛的城市，堪與美國的舊金山或芝加哥相媲美。

　　用幽暗的灰石建造的大住宅區，從柏林的中心地帶向外蔓延，主要是向東延伸。這些灰石住宅是同心院落，庭院內部光線幽暗，空氣流通不好，而且房間較小，所以價格很便宜。這樣的灰石住宅就是人們常說的租賃房（Mietskasernen）。在西邊，遠離曆史中心的地區，小康市民居住的郊區已經蠶食了農用土地，並吞了環城的湖泊景觀。這些剛剛富裕起來的中產階級和專業人士希望擁有更大的空間和更多的綠色植物。在格魯納瓦爾德、威爾默斯多夫、策倫多夫這些地區，漂亮的別墅群很快就矗立起來。盡管這些別墅的風格不那麽爐火純青，但別墅本身卻極豪華壯麗，要麽是殖民地風格的古典別墅，要麽帶有中世紀要塞似的塔樓。

　　俾斯麥長期（1871-1890年）把持著德意誌帝國第一總理的職務，親眼見證了19世紀中葉迅猛的自由之火最終是如何被撲滅的。自由之火被撲滅後，許多自由主義者加入了俾斯麥的反動陣營；為了澄清自己，他們自稱為“民族自由主義者”。而中產階級則十分樂意用選舉權來換取財富、權力和特權。他們對後者的需求更甚。

　　統一之後，德意誌帝國成立了國會，即帝國國會。俾斯麥的計謀就是讓全國的男性選民都可以參加國會的選舉，這樣，選票就會變得很分散，民主也會很膚淺。除此之外，俾斯麥還有殺手鐧：國會議員不能對帝國政府說三道四，因為帝國政府成員的選擇和任命完全是皇帝的特權。如此一來，無論哪個派別在議會獲得多少席位都無足輕重。這種獨裁政府和民主的雜合形式是俾斯麥的獨創。

　　德意誌“普魯士化”的步伐在持續加快。一支龐大的國家軍隊建立起來了，它以普魯士軍隊為原型，以征兵製度為基礎。這意味著每個德國男性都可能被征召入伍。這個新製度，狡猾地將自由主義概念中的“保衛家園”偷換成了加強專製獨裁。

　　身著製服的軍官聲望很高，而且還享受多項特權；不僅在小小的駐軍城鎮如此，在柏林這個大都市也是如此。或許軍官不能再像18世紀那樣可以當眾鞭打士兵；但他們可以在商店排隊的時候隨意插隊，也可以在擁擠的飯店內搶占飯桌。這些特權讓德國的軍官愈加驕橫，而且常常讓來訪的外國人驚詫不已。

　　1914年的柏林不再僅僅是一個大型的屯軍地，還是一個偉大的世界之都和工業中心。在電子和化學工業這些活躍的新興製造行業，柏林已經變得舉足輕重；“第二次工業革命”讓德國很快就超越了英國，並在機床和鋼鐵製造領域領先英國；德意誌帝國已經成為歐洲最強大、最高效的工業強國，在全世界位居第二，僅次於美國。在工業發展的同時，德國的文化和新聞業也開始繁榮起來，並不遜色於歐洲其他地區。

　　那麽問題究竟出在哪裏呢？為什麽20世紀初期充滿希望與活力的德國和歐洲，會演變出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樣的大災難呢？

　　德意誌帝國有一種天生的恐懼症，這是事實。英法也有類似的恐懼症。“德雷福斯事件”清楚地表明了德意誌帝國的侵略性和德國的這種不安全感。但同時期的英國和法國也出現了讓人不快的過度的愛國主義行動，城市成為各種如害蟲般肆虐的政治運動和社會焦慮的滋生地。德國的確是黷武的，但英國早期的童子軍運動（1907年由帝國的一位副官創立）又該作何解釋呢？因為這也是專門對男孩兒進行軍事訓練的一種體製。

　　事實上，麵對民族主義者的仇外，馬克思主義者的國際主義思想提供了一種製衡力，並成為德國國內一股巨大的強有力的政治力量。德國工業的迅猛發展產生了大量的工人，隨之而來的工人階級運動也越來越多。因此，工人急切地期盼著能夠擁有自己的領導機構。社會民主黨（SPD）應運而生。社會民主黨創建於1875年，是工人階級運動的領導機構。在凱爾·哈爾蒂看來，英國勞工黨隻不過是轉瞬即逝的輝煌；而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參加人數已經達到了數百萬，並且在帝國國會中擁有數十個席位。德國社會主義者創建了大量的俱樂部、辯論社團、自助團體、工會、福利機構等，隨著其數量的增多，它們儼然已經成為“國中之國”。

　　1881年，總理俾斯麥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個綜合的社會福利體製，這個體製由國家直接指導和控製。俾斯麥創建這個福利製度，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阻止社會主義在德國工人階級中的發展。俾斯麥說服德皇批準了一個有捐助性質的社會福利計劃，保證工人不會因為生病或年老而陷入極度貧困的狀態。他希望以這種方式讓廣大民眾繼續支持德國的獨裁政府。

　　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福利體製，比其他國家早了幾十年。然而在引入這個福利體製的同時，俾斯麥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這個錯誤讓德國不僅要在俾斯麥的總理任期內付出慘重的代價，而且在他離任之後的幾十年內同樣如此。這位鐵血總理不僅試圖阻止日益膨脹的社會主義運動，還要鎮壓它們。在他眼裏，社會主義運動者是“老鼠……應該完全消滅”。

　　1878年，德國皇帝兩次遭遇暗殺，俾斯麥等待已久的機會終於來臨了。他對受人尊敬的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大加諷刺，稱他們為無政府主義的弑君者；並指使德意誌帝國國會通過了遣散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緊急法令。根據緊急法令，社會民主黨的報紙被禁，辦公室和家被查抄，激進分子和報紙的編輯被投進監獄，或被迫流亡（主要是流亡到美國）。然而，讓俾斯麥大為惱火的是他無法阻止社會主義者推舉代表參加選舉，也不能阻止他們成立工會。根據德意誌帝國法律，隻要工會不從屬於非法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那麽社會主義者就可以自由地成立工會。

　　禁止社會民主黨的緊急法令斷斷續續地持續到了1890年。在此期間，35名社會主義者，俾斯麥所謂的非法運動的代表，依然挑釁性地出席了魏瑪國會。事實上，俾斯麥的鎮壓讓社會主義運動更強大、更無畏、更自力更生了。12年來，俾斯麥一直都想力挽政治狂瀾，但終以慘敗收場。

　　1888年3月，還有幾天就到91歲的德意誌帝國皇帝威廉一世在柏林駕崩。他的繼任者是一位熱忱的自由主義者，而這種自由主義傾向來源於他的妻子，英國公主維多利亞。讓人悲哀的是，德皇弗裏德裏希三世即位之時就已經身患喉癌，在位僅99天。繼位的是他的兒子威廉二世。威廉二世將會統治德國30年，並帶領著這個繁榮、統一、充滿活力的國家走入無法想象的災難。威廉二世相信自己的君權是神授的，所以德國應該代表神意統領世界。在他看來，強大的德意誌帝國完全有能力做到這一點。

　　威廉二世繼承帝位時隻有29歲。年輕的威廉二世頭腦敏捷，但偏執、頑固、反複無常，患有一種特別的焦慮症；而這種焦慮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國家的一種不安全感。

　　新上任的德意誌帝國皇帝認定，自己不僅應該當政，還應該名副其實地統治德國。登上帝位兩年之後，他就逼迫俾斯麥辭職，同時還廢除了俾斯麥建立起來的微妙的聯盟體係，盡管這個聯盟體係讓奧地利、俄國和德國的關係非常親密。法國從1870年戰敗之後，就聰明地把自己安全地孤立起來了。威廉認定要讓德國變成一個真正的世界強國，必須擁有和英國抗衡的海軍。

　　采取一係列措施之後，威廉“成功”地讓自己的對手都結成了聯盟。1894年，法國和俄國簽署了同盟條約。幾年之後，兩個古老的歐洲宿敵——英國和法國結束了幾百年來的彼此仇視。他們簽署的協議解決了殖民地爭端問題，而這個協議直接導致了兩國間的結盟。最終，英、法、俄三國同盟形成了。到了1914年，為了對抗三國同盟，位於中歐的德國和奧匈帝國也結成了聯盟。

　　德國皇帝言辭浮誇，常常給緊張的局勢火上澆油，而且，皇帝在各國也聲名狼藉。他從來都不知道成為一個大國意味著要承擔更大的責任。很多德國人都明白這一點，但他們的聲音被眾多新興的極端民主主義者淹沒了。極端民主主義者人數眾多，主要集中於柏林繁榮的郊區，包括軍官團體、學術精英，以及那些拿著高薪的工人階層，特別是那些後來被稱為“軍事工業複合體”的雇員。

　　德國的政治局勢矛盾重重。德國皇帝鼓勵和支持德國民族主義右派掌握政府機構，而人民大眾卻廣泛地支持社會主義者的國際主義思想。1912年1月，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兩年，德國社會民主黨贏得了魏瑪帝國國會選舉中35%的選票，成為國會第一大黨。柏林、漢堡、魯爾以及薩克森這樣的大城市都成了社會主義紅色的海洋。

　　社會民主黨在1912年選舉中的成功並沒能緩和德國的國家政策。因此，右派認為，更有攻擊性的軍事和外交政策才能緩和他們在民主方麵的分歧，而這樣的政策也會得到統治精英廣泛的支持。右派人士暗暗地嘟噥德國被充滿妒忌心的競爭對手給“包圍”了，抱怨猶太人靠不住，抱怨他們在對傳統權威“挖牆腳”；還說戰爭已經不可避免，而戰爭才是解決德國內部分裂的好辦法。

　　1912年的國會選舉之後，德國社會民主黨資深領袖奧古斯特·倍倍爾在議會上發表了著名的演說。在社會民主黨被俾斯麥宣布為非法的時期，奧古斯特·倍倍爾一直在頑強地和俾斯麥進行對抗，並且堅持列席德意誌帝國國會30年。那個時期，他每天都要受到“愛國”當權派的侮辱和蔑視。然而，在這次選舉獲勝後的議會上，奧古斯特·倍倍爾就危險的國際形勢發表了讓人恐懼的預言式的演說：

　　大災難將會出現……1600萬到1800萬各國的精英，將會攜帶著致命的武器，參加戰鬥。我相信這次大戰之後將會是災難性的崩潰（此時，議事廳內的很多人都開始放聲大笑）。誠然，你們之前也嘲笑過這樣的話，但災難一定會降臨的……結果會是怎樣？戰爭之後，很多人將會破產，很多人將會遭受不幸，很多人將會失業，還會爆發大饑荒。

　　有關記錄顯示他的演講被譏諷的笑聲淹沒了。一個右派代表高呼：“倍倍爾先生，每次戰爭之後情況都變得比之前要好！”

　　不到一年，這位社會主義的元老就離開了人世。在他逝世一年之後，繁榮而壯麗的柏林變成了一座在戰火中岌岌可危的城市，一座饑餓的城市，一座絕望的城市。

　　1918年11月11日，槍炮聲終於沉寂下來。德意誌帝國皇帝被推翻，他的臣民也不再是歐洲人嫉妒的對象。英國海軍對德國無情的封鎖讓德國陷入了缺糧的絕境。

　　農村地區的人還可苟且過活，而大城市的人隻能挨餓，其中柏林的苦難最甚。這裏人口眾多，遠離富饒的農田；而且，開戰後的第一個冬天，柏林就已經發生糧食危機。1915年2月，柏林開始實行麵包定量供應。1917年，弗裏德裏希大帝以來柏林人就賴以生存的食物——馬鈴薯吃光了。饑餓的人們四處尋找食物，老鼠再次成為柏林人的盤中餐，這是“三十年戰爭”之後首次出現這樣的事情。

　　1918年，柏林的肉類消費僅為戰前的12%，雞蛋為13%，魚為5%。成千上萬的人死於饑餓或營養不良導致的疾病，而推波助瀾囤積居奇的黑市也激起了人們強烈的怨恨。盡管大量的猶太人在前線英勇作戰，但猶太人還是被認為是日益增長的腐敗的共謀。

　　結果，德國先進的技術、嚴明的紀律和不屈不撓的勇氣都無法抗衡協約國在軍隊數量和工業方麵的優勢；特別是1917年美國參戰之後，德國已經沒有力量繼續進行戰爭了。1918年春，德國在西線展開了最後一擊。開始的時候，德國取得了一些勝利，但協約國穩住了自己的戰線。德國軍隊取得的戰果化為烏有。

　　在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巴爾幹半島這些地方，戰爭還沒有結束，但德國敗局已定。1918年10月，巴登親王馬克斯領導的自由內閣開始謀求和平。11月初，柏林和其他城市發生了叛亂。德意誌帝國皇帝流亡到荷蘭，共和國宣布成立。

　　戰爭結束並沒有給德國人民帶來心靈的和平。怎麽會這樣？那些戰前自負的極端民族主義者經常捫心自問：德國軍隊依然在異國他鄉堅持作戰，德國怎麽會突然就失敗了呢？極端民族主義者把德國失敗的原因歸咎於一些人通敵賣國。越來越多的人相信“德國被人從背後捅了刀子”的荒謬說法。他們認為，不可戰勝的德國是被猶太人和革命者出賣的。

　　1920年，經過重新規劃之後，柏林擴大了很多，人口也增加到了約400萬。工人階級主要居住在柏林東部，幾乎都是赤色分子。

　　現實的情況是，社會民主黨分裂了。1914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掀起了一陣愛國主義浪潮。德國社會民主黨投票支持戰爭，加入了德意誌帝國皇帝宣稱的“國內和平”（Burgfrieden）的陣營。但是，隨著戰爭的持續，城市的人民開始遭受苦難，德國青年陣亡的數量已經到了讓人無法容忍的地步。這種情況促使德國社會民主黨發生了分裂，一部分依然忠誠於德意誌皇帝，而且麾下還聚集了不少人，另一部分組建了獨立社會民主黨（USPD）。獨立社會民主黨堅持反戰和顛覆的立場。極端左派也出現了，他們與極端反戰的革命團體聯合起來。這個極端反戰的革命團體宣揚“科學的”政治暴力，其精神領袖是一個精力充沛的俄國人——弗拉基米爾·伊裏奇·烏裏揚諾夫，即列寧。

　　君主政體被推翻之後，德國的列寧主義者組成了斯巴達克斯同盟（名稱取自古羅馬帝國的奴隸起義，即斯巴達克斯的追隨者），然而，人數少得可憐。盡管人數不多，但他們在陸軍和海軍的叛亂部隊中卻有不少的支持者。柏林局勢非常凶險，所以，柏林市議會決定把新共和國的政府遷往偏遠小鎮魏瑪，於是新成立的國家就稱為“魏瑪共和國”。

　　魏瑪共和國的成立並沒有讓極端左派分子感到滿意。1917年11月，列寧掌握了俄國的最高權力，而他宣揚的蘇維埃專政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理想主義者的指路明燈。1919年1月，斯巴達克斯同盟（德國共產黨的前身）成員試圖在柏林發起一場類似的革命。為了擊敗他們，社會民主黨政府不得不向強大的軍隊求助。因為沒有自己的軍隊，社會民主黨隻能依賴前德意誌帝國軍隊。

　　前德意誌帝國軍隊及時鎮壓了這場起義。鎮壓起義之後，一群軍官綁架並謀殺了斯巴達克同盟的領袖——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其實，這兩位領導人都堅決反對這次起義，但均被其他人駁回。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被害之後，屍體被扔進了蘭德威爾運河，而這條運河就是後來東西柏林的分界線。駭人聽聞的是，他們的死刑並沒有經過任何形式的審判。

　　1920年，27歲的一戰老兵、獨立社會民主黨成員瓦爾特·烏布利希帶領一批人加入了新成立的德國共產黨（KPD）。多年以後，他宣稱，自己還在軍隊服役時就已經是一個熱情洋溢的斯巴達克斯同盟的成員了。事實上，在加入德國共產黨之前，出生於萊比錫的瓦爾特·烏布利希並沒有表現出任何極端主義者的特征。加入新的共產黨之後，他的地位迅速攀升，而且很快就表現出虔誠的信仰以及良好的組織能力。

　　1924到1925年間，第一批年輕的德國共產主義者前往莫斯科的列寧國際學院接受培訓，烏布利希也在其中。列寧國際學院由共產國際（Comintern）創建，目的是培養共產主義國際革命的未來領袖。烏布利希對莫斯科格外忠誠，而且莫斯科的政治路線也將成為烏布利希整個政治生涯中的一個典型特征。烏布利希說話音調很高，這是因為他十幾歲時遭受過一次嚴重的喉嚨感染，而且，他的薩克森口音很重，缺乏幽默感，一點也不討人喜歡。這些特點都是其傳奇故事的組成部分。

　　一個同輩的年輕共產黨員同事恩斯特·沃爾韋伯回憶：

　　他（烏布利希）工作非常努力，總喜歡采取主動，極端理智：他沒有惡習，也沒有明顯的缺點。他不抽煙，不喝酒，也沒有什麽私交。黨內沒有誰和他是朋友。

　　另一位同時代的人回憶了一件事情，一次會議之後，幾個同誌一起乘火車返回，其中就有烏布利希。烏布利希一路上都在熱烈地談論政治，因為在演講和討論的時候已經談了很多此類話題，所以並沒有多少人響應烏布利希。他們隻想好好地享受一下鄉村美景，放鬆身心。人人都喜歡努力工作之後好好放鬆，但是烏布利希卻不喜歡這樣。

　　1922年11月，共產國際第四次世界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德國共產黨也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團。其中的一場會議由列寧親自致辭，而烏布利希出席了這場會議。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當時隻有52歲，卻在那年5月中風了，還好恢複得比較快，所以能在大會上致辭。1922年12月，列寧再次中風，這次的病情更加嚴重；他不得已退出政壇，並於1924年1月離開人世。瓦爾特·烏布利希經常提醒同事，他曾經和馬列主義的創始人同呼吸，共命運，一起討論過世界革命的重大問題。

　　在德國，20世紀20年代初，德國共產黨內出現了一些讓人擔憂的跡象。一些老一代的共產黨員反對德國共產黨的組織機構“布爾什維克化”，而且還選出了不合蘇聯心意的高級領導。麵對這種情況，烏布利希協助組織了一次成功的反擊。恩斯特·台爾曼是一個出生在漢堡的運輸工人，對莫斯科非常忠誠，因為這次的反擊，他成為了德國共產黨的領袖。自此，嚴格執行蘇聯路線的力量又得到了增強。1927年，蘇聯共產黨（CPSU）總書記約瑟夫·斯大林製定了一項正式的共產國際政策。政策規定：任何共產主義者，不管在任何地方，都要以保衛蘇聯作為他或者她不可推卸的職責。

　　1926年，烏布利希入選薩克森省議會；1928年，作為德國共產黨的議員代表，他來到柏林，成為魏瑪共和國議會的議員。

　　那次議會召開期間，烏布利希大多數時間都在莫斯科度過，因為他是共產國際中德國共產黨的代表。第二次逗留蘇聯期間，烏布利希加入了蘇聯共產黨，同時入選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回到德國後不久，烏布利希被選入德國共產黨政治局，即精英領導集團。1929年11月，他開始擔任柏林——勃蘭登堡地區的黨委書記。

　　至此，烏布利希已經掌握了一個實實在在的大本營。在柏林市政府最新的選舉中，德國共產黨獲得了1/4的選票，成為德國第二大政黨，僅次於社會民主黨。在一些地區，共產黨得到的選票甚至超過了40%。烏布利希經常發表煽動性的演說，和柏林的納粹長官（Gauleiter）約瑟夫·戈貝爾進行過一次又一次的巔峰對決，而這些都讓他成為德國最受爭議的政治家之一。共產主義者和納粹在街頭巷尾的“限製級內戰”有力地加劇了魏瑪共和國的崩潰。烏布利希強烈地鼓吹政治暴力，所以，他和戈貝爾對魏瑪共和國的崩潰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盡管烏布利希隻有三十幾歲，但他已經成為德國共產黨領導階層的一個重要人物。他是莫斯科與柏林之間最出類拔萃（Par excellence）的聯絡人，對紅場和波茨坦廣場都同樣熟悉。對於瓦爾特·烏布利希來說，不管是在當時，還是30年後，柏林人的痛苦與歡樂都應該嚴格服從國際共產主義的需要。

　　1918年，德國徹底垮了。

　　接下來的幾年，惡性通貨膨脹讓德國人的存款憑空蒸發了。1920年6月，美元和馬克的匯率是1美元兌換50馬克；一年之後變成一美元兌換101馬克；1922年7月，匯率暴跌為1美元兌換550馬克。接著，法國侵入德國的魯爾工業區，並強行要求德國支付戰爭賠款，德國經濟完全崩潰。1923年6月，1美元相當於75000馬克；兩個月之後，1美元相當於1000萬馬克。到了那年秋天，美元和馬克的匯率更是達到了1美元兌換42億馬克。極端右派聲稱這一切都怪猶太人，而極端左派則嚴詞譴責容克（Junker）和從戰爭中獲益的資本家。所謂容克就是普魯士軍國主義貴族。

　　1923年11月9日，一個沒有任何名氣的退伍軍人，依靠伶牙俐齒，試圖說服慕尼黑政府當局支持他打擊柏林“赤色分子”的計劃。他的名字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納粹的暴動失敗了。但是，社會民主黨掌握的權力最終還是落到了戴著白手套的人（納粹）手中。希特勒在監獄裏度過了幾年的舒服日子，還寫了一本混亂並蠱惑人心的回憶錄《我的奮鬥》（Mein Kampf）。共產主義者在薩克森州的起義遭到了政府無情的鎮壓。從這一點可以看出，相對於希特勒來說，政府當局認為共產主義暴力激進派更加危險。

　　麵對德國經濟和政治的混亂，保持德國的穩定就成了頭等大事。天才的銀行家雅爾瑪·沙赫特和德國政府一起努力讓馬克重新獲得了價值，而這也讓國內和國外的債權人重新有了信心。

　　到了20世紀20年代中期，德國的貨幣已經逐漸穩定下來；同時，由於國外貸款的支持，德國的經濟也開始複蘇。德國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也相對穩定下來。德國的藝術和科學開始繁榮起來。20世紀20年代，德國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比其他國家都要多。特別是帝國審查製度取消之後，柏林成了歐洲最自由最坦誠的城市；或許有人會說，柏林也是歐洲最不受道德約束的城市。希特勒的國家社會黨在20年代中期如曇花一現，在1928年5月的選舉中隻獲得了2.5%的選票，隻有區區十來個魏瑪共和國國民議會的席位，甚至比巴伐利亞人民黨這樣的小黨派獲得的席位還要少。

　　盡管德國的經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複，然而幾百萬德國人在通貨膨脹時期損失掉的財富和儲蓄並沒有回來。但至少他們有了工作和一些錢，所以德國又可以繼續前行了。德國重新站立起來，雖然還有一點跛，但已經可以站得很直了。

　　1929年，美國股市崩潰，隨之而來的經濟衰退也襲擊了德國，對德國造成的危害比其他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都要嚴重。國外的貸款被收回，銀行倒閉，出口市場（一直都是德國繁榮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來源）嚴重萎縮。看起來這個國家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跌得更慘。就像已經轉移的癌症一樣，絕望再次席卷德國。

　　這次經濟衰退對技術工人和白領的影響尤為嚴重。極端政治再次抬頭。1930年9月，納粹獲得107個席位，而德國共產黨獲得了77個席位。1932年7月，納粹獲得230個席位，而德國共產黨獲得了89個席位。1932年11月，納粹獲得196個席位，而德國共產黨獲得了100個席位。魏瑪共和國國民議會內超過一半的代表都反對議會民主製。柏林的局勢更加惡化。盡管柏林一直都有極強的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傳統，但納粹還是獲得了幾乎30%的選票。1932年7月，共產主義者並沒有落後多少，獲得了25%的選票，而曾經獨霸天下的社會民主黨現在已經退居第三。柏林的街道上到處都有持續的騷亂，爭鬥中使用的武器有匕首、指節銅套、輕武器，甚至還有炸藥，這些騷亂簡直就是小型內戰。

　　1933年1月底，這種小型內戰終於因為納粹的勝利而宣告結束。

　　有人講過這樣一個故事，85歲的魏瑪共和國總統、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雄、陸軍元帥保羅·馮·興登堡在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的那天晚上凝望窗外。一隊人馬正在菩提樹下大街遊行，手裏擎著火炬。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遊行隊伍最前麵那一小隊正規部隊，正踏著整齊的步伐前行。他的臉上露出了老人特有的自豪的微笑。正規部隊後麵跟著的一群身穿黃色製服的納粹分子，一群街頭混混，他們在遊行時也未能掩蓋住其拖遝和醉醺醺的步伐。總統擦了擦昏花的老眼，轉向一位政府職員。

　　“噯，”這個1914年在坦能堡戰役中大敗沙皇軍隊的老人低聲說，“我一直都不知道我們居然俘虜了那麽多的俄國人！”

　　在希特勒控製下，新的議會選舉讓納粹成為多數黨。共產黨被禁止。瓦爾特·烏布利希隻能躲藏起來，最初他躲藏在一個社會民主黨成員家的車庫裏，後來成功逃脫。幾個重要的德國共產黨領導人也成功地逃脫了追捕。

　　荒誕的是，當共產黨員冒著生命危險反對納粹之時，幾個僥幸存活下來的共產黨領導者居然開始爭權奪利。共產國際並沒有注意到局勢的緊迫性。共產國際認為，希特勒掌權不是最終的結果，而隻是一個暫時的過渡期，莫斯科堅持說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垂死階段。納粹掌權之後，社會民主黨和其他的反納粹黨派將不得不和過去一樣進行艱苦的鬥爭。

　　與此同時，蓋世太保還在四處搜捕餘下的地下反納粹成員，並把他們通通送進了集中營。承認失敗之後，烏布利希先去了莫斯科，然後到了巴黎。在巴黎，另外一個重要的德國共產黨領袖威廉·皮克，建立了流亡的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二戰”結束之後，烏布利希和其餘幾位幸存下來的德國共產黨領導將會返回柏林，然而戰後柏林的現狀是任何一個正常人在1933年之前都無法想象的。柏林將會成為一片廢墟，而紅色的鐵錘鐮刀旗將會迎風飄揚在當年的魏瑪共和國國會大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