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上卷）

4、我的知青生涯

　　王時燕

　　1965年的秋天是一個陰雲密布、山雨欲來的秋天。我的人生從這個秋天開始，走上了一條淒風苦雨、布滿荊棘的崎嶇小路。

　　一

　　那年，我從長沙市五中（現名雅禮中學）初中畢業，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在家等待高中的錄取通知書。雖然自負成績在班上和年級總是名列前茅，但因為貫徹階級路線，能否被錄取就難說了。當時，我們班的班主任是教政治課的李老師，階級立場特別堅定，愛憎特別分明。她不但撤了我的班幹部職務，還經常教育我不要走“白專”道路，要與反動家庭劃清界限。在我的畢業評語中她寫道：“該同學受家庭出身影響，前進的方向不夠正確，讀書是為了成名成家‘唯有讀書高’……發言不能與行動結合，缺乏工農淳樸感情。”而學校對我的最後結論是“不予錄取”。很多年後我才得知她本人出身地主。俗話說“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她應該是對我這樣家庭出身不好的女學生有更多的同情才合情理，怎麽會比別人對我更加嚴酷呢？現在想來，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之下，她隻有如此表現積極進步才能保護自己。不過雖然她因此在曆次政治運動中免受衝擊，但命運卻還是沒有寵愛她，20世紀80年代她就患癌症去世了。與此同時，我所尊敬的語文老師鍾楷卻因我之故在“文革”中添了一條罪狀。鍾老師是1949年前參加革命的地下黨員……後又被送到香港深造，獲得中文和法律雙學曆，之後擔任過中央高級領導人的秘書，後調任《江西日報》主編，因在1957年劃為右派，被貶謫到五中教初中語文。鍾老師很賞識我的作文，有一次竟然破例給足了100分，在全班講評示範。這件事在“文革”中成為他的一條罪狀：“重視和吹捧出身剝削階級的學生，歧視和打擊工農子弟”，為此被打得死去活來，牙齒被打落好幾顆。

　　在那個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我這種人注定命運多舛。四十多年以後，我從當年的班長口裏得知，當時學校領導早就研究內定將我下放到農村，可不諳世事的我還在癡癡地望眼欲穿盼那錄取通知書呢。早知命該如此，我也不會那般傷心欲絕地大哭一場了。

　　初中畢業的女生，正是豆蔻年華的花季，誰沒有對未來的憧憬？誰不想象自己將成為居裏夫人那樣受人尊敬的科學家？可是，學校的大門、科學的聖殿永遠向我關閉了，擺在麵前的隻有下鄉一條路。其實，我當時對農村的真實情況比其他同學要了解得多，因為我的哥哥馮世續（隨母姓）1963年就下放到了江永縣回龍墟農場。當學校在宣傳“社會主義新農村山美水美人更美”、“紅薯摁（硌）腳板……柚子碰腦殼”的美好景象的時候，哥哥就寫信提醒我：“你才16歲，個頭不高力氣小，到農村肯定吃不消。”但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為了不給我的父母帶來更大的壓力，我除了下鄉，別無他路可走。

　　我的父親王認曲出身於臨澧縣一個耕讀農家，1924年，他懷著精忠報國的一腔熱血投筆從戎，到廣州報考了黃埔軍校，成為第一期學員。他參加東征北伐，浴血沙場，九死一生，24歲時以戰功升為團長。在攻打軍閥孫傳芳的戰鬥中身負重傷……傷愈後保送日本千葉步兵學校深造。抗日戰爭打響後，父親克服重重阻力，回國報效，擔任過黃埔軍校第十三期總隊長。南京失陷前夕，他帶隊徒步數千裏入川。後在陝甘訓練民眾，組建新一師，親任師長，開赴抗日前線。“抗戰”勝利後，因父親打內戰不積極，加上國民黨內部蔣介石、李宗仁等派係鬥爭，父親被解除兵權，逮捕問罪，身陷囹圄。出獄後，他投奔同班好友陳明仁，任東北保安司令部中將高參。1948年回到長沙，為避免百姓遭殃、生靈塗炭，發起在湘軍官自救會，與程潛、陳明仁等一道，組織了湖南長沙和平起義。解放後繼續在解放軍第二十一兵團任高參，在中南軍政幹校學習結業後，被任命為湖南省人民政府參事。然而由於父親性情耿直，口無遮攔，1957年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主要罪狀有二：其一，批評農村合作化平整土地不應該把老百姓的祖墳都平掉；其二……說在東北時親眼見到蘇軍大肆搶掠物資回國。反對合作化加上反蘇這兩條大罪……讓右派這頂帽子沉沉地壓在父親頭上，到死沒有摘下來，並且降級降薪，時時反省，接受批判鬥爭。

　　父親當時已經很衰弱了。戎馬一生，他膝下隻有我一個女兒，從小珍愛，年歲最長的大哥早年去了東北謀生，與家庭失去了聯係，第二個哥哥1963年下放江永，我下麵兩個弟弟尚未成年。但在單位反複動員和指令之下，父親在參事室替我報名下鄉了。我當時想，橫豎是下鄉，還不如主動到學校報名，也好跟熟悉的同學結伴而行，何必再給深受打擊的父親增添麻煩呢。就這樣，我們五中82名高、初中畢業學生在鑼鼓聲中被送出了校門，遠離了家鄉和親人。

　　離家那天，父親撐著拐杖，努力挺直不再挺拔的腰身，把我送出院門，遙遙揮手告別。走出好遠，我忍不住回頭，還看見父親蒼老瘦削的身軀倚靠在門邊。尚不懂事的我萬萬沒有想到，父女這一分手，竟就是生離死別的永訣！我下鄉後不久……1966年“文革”開始，父親拖著重病的身體接受批鬥，不久就鬱鬱而終了。其時我在靖縣接受再教育，又沒有路費，竟未能回家奔喪。我尊敬的父親，我堅強的父親，他沒有倒在炮火硝煙、槍林彈雨的戰場，也沒有倒在國民黨的牢房，卻在64歲時倒在了他畢生為之奮鬥的新中國，倒在了群眾專政的震天口號聲中！

　　二

　　來到靖縣，我們82位同學一部分下到離縣城不遠的接官亭園藝場，一部分下放到了飛山腳下的飛山公社塘湖大隊，我很幸運地分到了園藝場。之所以說幸運，是因為園藝場是出集體工、吃食堂，每月還有幾塊錢工資，比插隊落戶要好。我也總結在學校時的教訓，一改活躍好強的性格，少說話，多幹活，盡量避人耳目。

　　可是沒過多久，“好事”還是落到了我的頭上。根據上麵的調整，我和曹誌華加上兩位男同學被對調到了塘湖大隊的灣裏生產隊，我從此才真正感受到農村的滋味。自己種菜才有菜吃，自己砍柴才有柴燒，沒有水了，自己去挑，沒有廁所，方便時要人放哨。天麻麻亮出早工，天擦黑才收工，一天下來，感覺骨頭都要散架了。尤其是挑牛糞下田，我個子矮，擔子高，踮起腳來，箢箕也離不了地，隻能勉強拖著走，下到水田裏，拖泥帶水就更重了。社員又笑話又同情我，安慰我說：“你挑擔子吃虧，插秧就不吃虧了。”到了插秧季節，我和曹誌華不知天高地厚，自告奮勇包了一丘大田，半夜兩點就起床打著手電插秧，從早插到晚不敢歇氣，直插到月亮當頭才完工，腰像斷了一樣直不起來，勉強爬回家裏。

　　對於我們女知青來說，勞動的艱辛還隻是一種磨難，而目睹農村婦女的困苦更使我們不寒而栗。那個時候，當地的婦女是從來不買草紙的，更不用說現在這些名目繁多的女性保護用品了。當時連縣城都買不到草紙，我們用的草紙要家裏寄來……一段時間以後才發現可以用搓紙撚子的皮紙代替。我很奇怪：當地婦女來了月經怎麽辦？我偷偷觀察她們，發現她們用舊布縫成一個長形口袋，裏麵裝上幹柴火灰。難怪當地婦女婦科病多，生育率低。在農村，婦女比男人辛苦得多，同樣出工，回家後，全部家務由婦女包攬，稍不如意，招來男人一頓打罵，還不能外出訴說。有一次，我們聽到一個女社員在家裏被打得哀哀啼哭，想上門勸架，卻被旁人拉住：“我們這裏夫妻吵架，不興勸架。”第二天出工，我們撩起她的衣襟，隻見她渾身青一塊紫一塊，看得我們心驚肉跳。那時候我隻有一個念頭：“如果要我這樣過一輩子，那還不如死。”

　　在那個時代的農村，子女生育得越多，婦女就越辛苦，但是如果沒有生育，婦女簡直就失去了生存的平等權利。我們生產隊的婦女隊長王大姐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王大姐個頭不高，精瘦能幹，下田使牛，上山砍樹，樣樣農活不比男子漢差。

　　她是土改時期的老黨員，又待人真誠熱情，隊上安排她來帶我們女知青出工，照顧我們的生活。她挑選我擔任隊上的記工員，每天晚上，我都要到她家裏去，在昏暗的油燈下，按照她的口述，將全隊每一個女社員的工分記在工分簿上。有時夜太深了，王大姐會煮點東西端給我吃。在那遠離家鄉親人、饑腸轆轆的夜晚，一碗熱氣騰騰的荷包蛋真是不僅充實了我的胃，同時也溫暖著我的心啊！

　　時間一長，我發現王大姐是一人獨居，這在當地農村是極為少見的，心裏暗自納悶，又不敢問。還是別的女社員悄悄告訴我：王大姐本是從小送到本村陸家的童養媳，因為沒有生育，不能為夫家傳宗接代，在“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社會環境裏，王大姐理所當然地被休了，從此過上獨居生活。我們看著她白天生龍活虎，有說有笑，夜裏卻獨對孤燈，自言自語，心裏不禁為她悲歎，聯想到自己的人生，心也在為之顫抖。我們要是響應號召，紮根農村一輩子，與貧下中農相結合，究竟是嫁為農婦，生兒育女，含辛茹苦一生，還是像王大姐這樣獨身生活，永遠埋葬自己的青春和幸福呢？那個時候，我眼前隻有一片茫然，找不到答案，因為命運不掌握在自己手中。

　　30年後的1995年，我們五中四個同時下放靖縣飛山塘湖灣裏生產隊的知青重返靖縣，得知王大姐終於再嫁到了艮山口，但是命運仍然沒有眷顧這位好心人。她第二個丈夫有個兒子，王大姐將他視同己出，貼心照顧，以為總可以人心換人心，繼子會為她養老送終。不料這位丈夫病逝後，已成年的繼子卻不再認她，不僅不承擔贍養義務，且形同陌路，不相往來。於是她又收養了一個被遺棄的女孩，相依為命一起生活。我們特意趕到艮山口去看望了她，那狹小的木板房家徒四壁，一無所有。王大姐已然衰老，而懷中的女孩尚嗷嗷待哺，我們都落淚了。雖然我們給了她一些經濟幫助，卻找不到任何語言寬慰她。

　　三

　　上山下鄉的日子苦多樂少。最快樂的日子就是幾個知青一起去趕集，寄回家書，領取家裏寄來的包裹和匯款，買一些維持最基本生活所必需的日用品，然後一起走進飲食店吃一碗“馬打滾”―靖縣當地出產的一種用糯米製作的小吃。隻有這時候我們才感覺到，我們這些離巢的孤雁與家鄉、與親人還保持著某些聯係，從收到的包裹和匯款上仿佛還可以感覺到親人的手撫摩後留下的體溫。但是這種喜悅對於我這個離家不久的女孩子來說，很快就變成了一種奢望。父親去世後，家裏失去了經濟來源，再沒有可能給我寄錢寄物。母親失業在家，被街道辦事處指派去挖防空洞，說是響應偉大領袖“深挖洞”、“備戰備荒為人民”的號召，不僅沒有工資，連工具都要自備。兩個弟弟因為家裏困難又出身不好，初中都沒有讀完就輟學了，不給安排工作，隻能去當“土夫子”，天晴去擔土，下雨隻能望天，飽一頓，饑一頓，自顧不暇。為維持生計，母親隻好變賣舊家具，最後連床鋪都賣掉了，搭塊門板睡覺，實在沒有能力再支援我。我從此成為了一個地地道道自食其力的農民。

　　我們生產隊在當地還算富裕，每十分工分值三角錢。隊上最強的女社員如婦女隊長王大姐是評為每天七分工，而我被照顧評為六分，也就是每天可以掙到一毛八分錢。到年底七算八算，扣除一年的口糧錢等等，不倒欠生產隊的就算不錯了。

　　倒是本地農民因為家庭人口多，分的口糧多，吃飽肚子問題不大，雖然沒有錢分配，養豬喂雞種菜搞副業，辦法比我們總是多些。由此我體會到我們是沒有辦法與那些帶頭上山下鄉的董（加耕）模範、邢（燕子）標兵相比的。他們是回鄉知青，生活習慣、勞動習慣都是從小練就的，人熟地熟，非親即故，雖然也會遇到困難，但總算是龍歸大海、鳥入森林。加上模範標兵比我們出身好，到處現身說法作報告，政治待遇那更是沒法比了，所以他們可以至今無悔，而我卻隻能哀歎“沒有歲月可回頭”。

　　斷絕了家裏的支援，最窘迫的日子開始了。沒有錢買牙膏、肥皂、草紙，更談不上買書、添置衣服。下鄉一年，我的身體在苦難的磨煉中開始發育，原來的衣服越穿越緊，經常會繃裂了線縫，露出了皮肉。十七八的大姑娘懂得害羞，又沒錢買新衣，隻能趁著晚上脫下來，自己就著油燈拆開了放吊邊，順便把磨破的肩頭……掛爛的衣襟給密密補好。學著鄰居用草木灰泡水洗衣服，在小溪邊、井台上用洗衣棒槌用力捶打，指望省點肥皂錢。不料舊衣服經了一年的日曬雨淋、煙熏火燎、水泡汗漬，早已糟朽不堪。再經草木灰堿水浸泡、棒槌捶打，展開來已是千瘡百孔，叫我後悔不迭，趕快改了辦法用手輕輕搓洗，指望它能多陪伴我幾度寒暑，穿在身上還得時時注意，以免再出破綻招人笑話。

　　我們灣裏生產隊因為距離縣城近、田多人少，被當時的縣委書記看中，親自帶領縣委工作組駐紮在隊上，大搞試驗田，興修水利，作為全縣農業學大寨的典型。

　　幹部與農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吃得苦耐得勞，不搞特殊化，群眾反映很好。

　　不過社員們也評價說，工作組駐隊的時期要算老百姓曆史上最辛苦的時期了。出工更早，收工更晚，還不準磨洋工，哪怕逢年過節也不休息，戰天鬥地在田地裏……水庫工地上。久在農村的社員尚且叫苦，我們這些初來乍到的城市青年能否吃得消就可想而知了。

　　工作組長見我雖然個子小，但出工不怕苦，收工後還幫著婦女隊長記工分，可能認為我有培養前途，便專門找我談話，動員我寫入黨申請書，但是在調查了我的家庭出身以後就再也不提起了。事後，婦女隊長也是老共產黨員的王大姐悄悄地提醒我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因為工作組說了，我不是個頭腦簡單的女孩子，像這樣出身不好的人反而表現這樣好，不正常，隻能說明我思想複雜，隊上要特別注意。我聽到後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氣。上麵說對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是重在表現，事實上，表現好是思想複雜，要是表現不好那肯定又會說是思想反動，那叫我們如何表現呢？看來這輩子我注定是永無出頭之日了。

　　四

　　不過，因為工作組的安排，我總算走了一回好運。為了應付工作組對生產隊要搞多種經營的要求，塘湖大隊指派我跟隨農業局的帶隊幹部去沅陵學習養蜜蜂。回來後，大隊買了20箱蜜蜂交給我喂養，仍由生產隊記工分，大隊給生產隊以補貼……這樣我就告別了艱苦的田間勞動，成為了少見的女知青養蜂人。

　　當我躊躇滿誌地接過這批蜂箱，打開一看，頓時就傻了眼：“怎麽全是不適合箱養的中蜂？別人買的不都是意大利蜂嗎？”大隊書記撓撓頭說：“管他東風西風……便宜就好。都是工作組搞花樣，不搞還不行，你先養著吧，有什麽不懂去問農業局帶隊幹部。不過話先說清楚了，買蜂的錢是大隊貸的款，不是兒戲，你可千萬小心了。”

　　我隻好硬著頭皮把蜂箱搬回來，按在沅陵學的辦法喂養。養蜂哪裏有常人想象的追花逐蜜、藍天白雲、明月清風的浪漫，個中的艱苦隻有養過蜂的人才能體會，更何況我一個初出茅廬的女孩子。那一年我數不清被蜜蜂蜇過多少次了，反正到後來是麻木了，蜜蜂的毒刺刺進皮膚裏，既不紅又不腫，隻歎息又犧牲了一條小生命。尤其我養的中蜂一般都是野生蜂，蜂群小，極易分群，產蜜量不高，箱養容易生病蟲害。養中蜂是典型的費力不討好，一不小心，蜂王就帶著成千上萬的蜜蜂出逃了。我每天都疲於奔命，去追趕出逃的蜂群。蜂王的翅膀早已被我剪掉了一半，所以飛不遠。每當我趕上蜂群，撥開蜂團，找到蜂王，慶幸之餘，將它小心翼翼地重新放回蜂箱，帶回所有的“逃犯”。每天兩次打掃蜂箱，格外留意有無新的王胎―就是新的蜂王胚胎出現，如有，必須毫不留情地馬上掐掉，否則……不出幾天，就會再次上演“勝利大逃亡”了。

　　我們生產隊附近沒有多少花源，為了尋找花源，我跑遍了公社的山山水水，發現被洪水衝毀的飛山水庫周圍的山裏開放著許多荊條花。於是找到農業局請來的沅陵師傅和縣鎮上的一位男學員幫忙，一道將蜂箱搬運到飛山水庫的後山。山中多蛇，有一次，一條碗口粗的大蟒從我身邊的草叢中飛快地滑過，嚇得我背上好一陣涼颼颼。膽小力薄，隻好邀上沅陵師傅和男學員同去。他們見我孤身一人，都有些想占便宜的意思，我又提心吊膽又不敢得罪他們，好在我借住的那家農戶為人正直，總是關照和維護我，還特意安排他的小女兒和我一起睡，這才避免了許多騷擾。也就是我在山中辛苦追趕蜜蜂的同時，其他的知青和社員們也正在揮汗如雨地修複飛山水庫，規定每天要抬足多少石頭才有飯吃。真是知青同命運，各有各的苦呀！

　　勞碌之餘，當我躺臥在雜草叢中，百無聊賴地呆望著天空南來北往的雲朵，就遙想起遠在長沙苦命的母親。母親馮筠是出身於京城望族的大家閨秀，她的祖父馮汝�最後一任官職是宣統末年的江西巡撫，《清史稿》中留下了對我這位外高祖的簡短記載：“馮汝�，光緒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戶部主事，充軍機章京，累遷郎中。後出知川、魯、直、皖、鄂多省兼任多職。後以理財功升至浙江巡撫。辛亥年移撫江西。武昌變起，贛處下遊，舉省皆震。南昌軍相應和，脅汝�為都督，號獨立，峻拒之。禮送出境，至九江，仰藥殉。諡忠湣。”由此可知……我的外高祖遇上了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卻不會順應潮流和部下擁戴，當上江西都督、革命元勳。他為表明效忠清廷，竟然仰藥自殺以殉。雖然成就了自己的愚忠名節，卻沒有給後人帶來任何好處，倒讓李烈鈞那小子揀了個棄暗投明的便宜。

　　外高祖死後，社會巨變，家道中落，但外公還是京津地區四大名醫之一，所以母親小時候的生活還是衣食無憂的，她成為了燕京大學的畢業生，從事報酬優裕的翻譯工作。由於戰亂加上婚姻的不幸，母親輾轉來到東北，並跟隨我父親來到了她素昧平生的湖南。父親解甲歸田以後，母親洗盡鉛華，操持家務，相夫教子。

　　父親去中南軍政幹校學習，家裏生活困難，母親與街坊一起成立織布社，日日夜夜紡紗織布，維持一家人的生計。她積極參加群眾掃盲工作，被錄用到學校任教……但由於父親被打成右派，母親也就被清洗回家。過苦日子時期，母親保存下來為數不多的幾件首飾都換成了沾著泥巴的蘿卜和紅薯，填進了我們姐弟們的肚子……幾件壓在箱底的衣裳也早改成了我們的童裝。母親經曆了太多的離別，20世紀50年代初將我同母異父的姐姐送去荒涼的新疆參軍，成了“八千湘女”的一員，20世紀60年代又先後把哥哥馮世續和我送到江永和靖縣農村勞動。父親落難之後……母親用她柔弱的肩膀艱難地支撐著父親和岌岌可危的家。她與父親相濡以沫，相守到老。父親去世之後，我家的老院子被沒收，母親和兩個年幼的弟弟被趕到兩間狹小的公房居住，並經受著她曾經的掃盲學生、後來的街道幹部們的抄家。

　　管製、批鬥。

　　望著天邊飛馳的白雲，我仿佛聽到母親用她那熟悉的溫和語調在向我呼喚：“燕子，你在那裏還好嗎？”我仿佛看見母親在那八平方米的小屋裏，坐在雜亂的床邊，呆望著窗外天邊北去的雁陣，口裏喃喃地念誦著“又是一年春草綠哦……”

　　哦，母親，你是想起了京城故宅門前碧波蕩漾的什刹海邊微風吹拂的柳枝，還是依稀聽見了秋日長空裏那天際傳來的餘音嫋嫋的鴿哨？女兒在靖縣的山中為你遙遙祈福啊，這兩地相思母女愁情何時能了？

　　五

　　天地之間，青春鮮活的生命總要開花結果。但是，苦澀的雨水澆灌苦澀的土地，隻能開出苦澀的花朵，結出苦澀的果實。十七八歲的大姑娘了，心裏漸漸萌生出對愛情的朦朧渴望，但對於周圍同時下鄉的知青同學，我卻無動於衷，對當地人投來的異樣目光更是充滿反感。這是因為在五中讀初中時，有一位同級不同班的男同學與我相互有好感，讓我不能忘記。當送我們上山下鄉的汽車開出學校的時候，他竟然從送行的人群裏衝出來，來到我坐的車窗下，與我握手告別，這在當時算是勇敢了。雖然我們什麽都沒有說過，但我們的臉上寫滿著的惆悵，似乎都明白那代表著什麽。

　　近兩年的知青生活使我有了切身體會，我要寫信告訴還在五中升讀高中的他，告訴他鄉下的真實情況，要他千萬不要重蹈覆轍，朦朧中也希望得到他的安慰和注意。於是我在信中寫道：中學生下鄉當農民根本不可能改變農村的落後麵貌。相反，我們今後隻會被落後習慣同化。這是文明向落後的倒退，是對出身不好的青年學生的流放，是當年蘇聯將持不同政見者流放西伯利亞的翻版，等等。信，發出去了，我天天盼望著回信。我相信自己的眼力，我相信自己不會看錯，我們有相似的家庭背景和對事物的看法，有過淳樸的感情，我們的心是不會因為兩年的離別而疏遠的。我多麽期待著他的安慰成為我打發日子的精神寄托嗬。

　　在焦急漫長的等待後，回信終於飛來了！我避開最親密的女伴曹誌華，躲進油菜花盛開的田野，用微微顫抖的手撕開了信封，回信卻讓我大失所望。他在回信中狠狠批判了我的落後思想，並告訴我，他和全體同學很快也要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奔赴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第一線了。在信的末尾他寫道：“‘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人類還有三分之二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沒有解放，我們要把整個人生都獻給革命都還嫌不夠，哪裏還有時間來談什麽個人感情呢！”

　　我憤怒地將回信連同信封撕成了碎片，拋向空中，紙片如同一隻隻白蝴蝶在黃澄澄的油菜花間飛舞，然後不見了。我破碎的心冰冷似鐵，如果這算是我的初戀，那它就永遠結束了，我已經在心裏將它埋葬。我獨自強咽下自己釀的苦酒，裝出笑臉走回住房，連對最要好的朋友都不再提起。但是我在心裏狠狠地說：有朝一日，我要是能再見到他，我一定第一句話就要對他說，恭喜你，革命成功了吧？

　　一語成讖。曆盡離亂，30年後我們果真在長沙一家咖啡廳裏重逢了。他對我問題的解答卻真叫我大出意外。原來當時他家的遭遇更慘：父親、舅舅、哥哥先後去世，母親被打成“牛鬼蛇神”接受批鬥，無家可歸的他處處受人監視。在學校傳達室拿到我的信，閱後他大吃一驚，第一個舉動是觀察傳達室的校工鍾大伯的眼神，揣測他是否拆看過信，再打聽是否有人見過這封信，然後就分析我寫信的真正動機。因為當時長沙的文化革命正是如火如荼，路人相遇，互問觀點，一言不合，隨處就可以成為大批判的舞台、群眾專政的陣地。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夫妻情人、朋友同事之間相互檢舉揭發的情況比比皆是。茶餘酒後的閑談，甚至枕邊的私房話都抖落出來，成了整人的鐵證。也有人戴罪立功，拿話試探，一有響應附和，馬上交上去作為替自己減輕罪孽的本錢。我們分開兩年，社會複雜，人心隔肚皮，突然來信，安知我不是故意傾吐些反動言論“引蛇出洞”？他思想鬥爭一宿，最後念往日交情，將原信燒毀，連灰都丟進廁所，衝得幹幹淨淨，自覺問得過良心。再義正詞嚴地回了一信，想必就是拿到中央文革、公安部去，也分析不出個毛病來。不成想假戲真唱，傷透了我的心，也影響了我後來的人生之路……

　　六

　　凜冽的寒風迎來了1967年的春節，知青組沒有菜吃，沒有柴燒，兩個男知青都不在隊上，隻留下了我和曹誌華。我再也顧不得考慮蜜蜂過冬了，橫下一條心，和曹誌華一起賣掉了口糧，籌夠了路費，終於踏上返城之路，像兩隻孤雁撲打著翅膀，飛回到了闊別已久的故鄉長沙。

　　我雖然離開了靖縣的土地，但知青的身份沒有改變，回到長沙也隻是一個沒有戶口、沒有糧食關係，更沒有工作單位的返城知青，我麵前的知青生涯正長。

　　離家兩年，母親明顯衰老了，精神更差了許多。她和兩個弟弟擠住在別人換給我家的兩間又小又破的公房裏，家裏沒有一件像樣的家什，不久前抄家的時候，連父母的老相冊都被抄走了。家裏給我開鋪的地方都沒有，隻能暫時跟母親擠著睡……正說著話，哥哥馮世續風風火火地闖進門來，原來他早已從下放的江永縣倒流回到長沙。哥哥興奮地告訴我，他已經被吸收加入了革命造反派群眾組織“湘江風雷”，他興高采烈地把印著“湘江風雷”字樣的紅袖章拿給我看，並鼓勵我一起革命、一起造反。他拍著胸脯保證，隻要我點下頭，他就做我的介紹人，我馬上就是個造反派戰士了。我對哥哥說：“家裏這個樣子，媽媽老了，兩個弟弟都還小，你還不如找個臨時工做，家裏才有飯吃。”哥哥撇了撇嘴，一副懶得與我計較的樣子，轉身又風風火火衝出去了。

　　母親又告訴我，我姐姐來信了，要我到新疆建設兵團去。這個消息倒是立刻讓我興奮起來。我同母異父的姐姐王小筠1952年才14歲就報名參軍來到了新疆建設兵團，也就是近幾年被稱譽的“八千湘女上天山”。因為她生性活潑，又長得眉清目秀，便被安排進了文工團。她曾寄回來一張穿著軍裝的照片，那颯爽英姿讓我羨慕不已。後來她與一名軍官結婚，就調到所在連隊改行當衛生員，想來生活狀況是不錯的。到“文革”時期，姐姐紮根邊疆已經十多年了，從來信中、報紙上……電影中，人們都知道新疆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荒無人煙的戈壁變成了塞上江南、美麗的綠洲、各民族團結的天堂。我的耳邊響起了那首那個年代人人喜愛的歌曲《邊疆處處賽江南》，描寫的就是新疆軍墾的場景：“人人都說江南好，我說邊疆賽江南。朝霞映湖水，雪山倒影映藍天，啊呀勒，黃昏煙波裏，戰士歸來魚滿艙。牛羊肥來瓜果鮮，紅花如火遍草原。哎，來來來……”我對曹誌華，還有下放靖縣五四園藝場、一起返城的五中知青宋曼玲說了姐姐的來信，她們也高興地要求與我同去。曹誌華也充滿著向往，希望成為一名騎馬挎槍，建設邊疆保衛邊疆的女戰士。她們的態度更加堅定了我去新疆的決心。

　　去新疆路途遙遙，乘火車要走好多天，火車票價錢不是一筆小數目，我們哪裏掏得起。當時，紅衛兵大串聯已經停止了，各地的紅衛兵接待站隻對一些串聯到外地的紅衛兵提供返回原籍的火車票，這就給我們提供了機會。因為我的五官和頭發有點像新疆人，普通話講得也還可以，她們倆就推選我假扮新疆紅衛兵去要求返回新疆的火車票。沒想到第一次“行騙”居然是馬到成功，到手了三張寶貴的火車票。

　　我們興奮不已地回家各自收拾行裝，突然又想到當時外出盤查很嚴，一路上都要檢查證明，沒有紅衛兵組織的介紹信是行不通的，說不定剛剛出發就被押解回來……可是我們剛從靖縣農村回到長沙，又到哪裏去搞介紹信呢？

　　正是束手無策，無計可施，曹誌華突然想起一個人來，那就是我們在五中讀初中時的班長簡光複同學。簡光複出身工人階級，根正苗紅，雖然成績一般，調皮搗蛋，但因為出身好政治可靠，在學校時就深得信任。初中畢業以後，他直接進了長沙水泵廠，成了響當當的領導階級，還當上了廠革命委員會的成員，也算是見過世麵、遠近有名的人物。但是，簡光複雖然自己出身好，卻並不歧視和欺負我們出身不好的同學，跟我們幾個一直都走動得勤。為人又特別講義氣，能夠幫得到忙的事，在所不辭，盡力而為。加上他一直愛慕著曹誌華，所以她一開口，簡班長就滿口答應想辦法。

　　過了兩天，簡班長來到我家，神秘兮兮地掏出一張空白介紹信，下麵赫然清晰地蓋著一顆“毛澤東主義紅衛兵韶山兵團”的鮮紅大印。我們問他，這張珍貴的介紹信是如何到手的，他笑而不答、秘而不宣，隻是含含糊糊地說：廠裏車鉗刨銑樣樣俱全，能工巧匠多的是，自己這個革委會頭頭還有什麽辦不到的事�。

　　拿到介紹信的我們欣喜若狂，小心地在介紹信上寫明我們去新疆傳經送寶，串聯學習。隻是在填姓名的時候，我們多留了個心眼，沒有寫自己的真實姓名和真實住址。我們商定自己的身份是韶山中學的高中學生，現在是停課鬧革命。因為如果暴露了真實身份，隻要知道我們是假紅衛兵、真知識青年，那就不僅僅是造假逃票的問題，要是再查出我們出身，一上綱上線，那就是犯了“假借偉大領袖的名義”、“打著紅旗反紅旗”招搖撞騙的大罪，關上幾年都不算多。即使是文化革命當中，秩序大亂，知青的社會地位也還是被人瞧不起的，所以我們隻能刻意把自己的真實身份隱瞞起來。沒想到歪打正著，我們用“曹東英”、“宋繼紅。”

　　……“王韶燕”之類的假姓名在各地紅衛兵接待站登記，借路費、夥食費，到了運動後期清理還款，凡是用真實姓名、住址登記的，都一一通知去交了錢，隻有我們安然無恙。

　　臨近出行的前一天，簡光複、胡天培等幾個原五中初六八級的同學特意為我們安排在天心閣餞行。想到我們這一去，海角天涯，山高水遠，恐怕是難得再見了，大家都有幾分依依惜別。還在讀高中的胡天培強打精神，半是鼓勵半是安慰地說……“你們先走一步，到了新疆好好幹，到明年我畢業了，也到新疆來找你們。”

　　第二天到了火車站，那個人山人海，根本擠不進去。幸虧簡光複的父親正好在火車站的行包房工作，就領著我們從行包房直接進站，把我們和行李從窗口一個個塞進了快要開動的列車。

　　上了火車犯了愁，車上擠得滿滿的是全國各地的紅衛兵，不光是沒有座位，連過道上、車廂連接處、行李架上都是人，氣都喘不過來。去烏魯木齊要八天八夜，這要我們如何是好。我們韶山紅衛兵的身份在關鍵時刻幫了大忙，聽說我們是毛主席家鄉的紅衛兵小將，車廂裏各地的紅衛兵肅然起敬，騰出一排座位請我們坐……他們自己鑽進了座位底下，還一定要歡迎我們介紹革命聖地韶山，講偉大領袖早年獻身革命的故事。事到臨頭，身不由己，我們隻好胡編亂造，瞎吹一通。好在他們對我們的身份深信不疑，聽得眼都不眨。其實，那時候，就是把韶山吹得比泰山還要高，他們也會認為那是我們對偉大領袖的無產階級感情比天高、比海深的具體表現吧。

　　列車一天天往西北開行，我們就在擁擠的車廂裏度過。餓了買個冷饃，渴了喝口涼水。想到姐姐在來信中說的：她和姐夫已經在風光秀美的邊境城市伊犁安家定居，家家都有小庭院，種著葡萄、蘋果，我的灰暗的心裏就燃起了一線光亮。

　　列車一路煙塵終於到達了烏魯木齊火車站，走下擁擠的列車，眼前的景象就把我們驚呆了。候車室裏凡是能夠容人的地方，密密麻麻坐著、站著、睡著男男女女的青年，他們的身後是巨幅的標語橫幅：“抬頭望見北鬥星，上海知青想念偉大領袖毛澤東”；“我們要活命！我們要返城！”。一打聽，才知道他們是早幾年從上海支邊到新疆石河子的知青，周總理還專程代表黨中央到石河子慰問過他們……提起他們的處境，他們就聲淚俱下，哪裏是我們聽說和想象的那般詩情畫意。

　　艱苦勞累、忍饑受凍就不說了，主要是連隊管理簡直是法西斯，動輒打罵關禁閉……逃跑的抓回來吊起來打。他們實在忍無可忍，就是絕食、臥軌、討米也要回上海，死也要死在家鄉。眼見為實，這一幕場景給初來乍到的我們一個下馬威、當頭一棒。走出候車室，凍雨夾著雪花撲麵而來，零下二十多度。此時的江南已是草長鶯飛，而烏魯木齊還是朔風刺骨，積雪盈尺，衣著單薄的我們冷得牙齒打顫……突然，一顆流彈（長沙俗稱“冷炮子”）嗖地一聲從曹誌華的臉旁擦過，嚇得她把頭縮進衣領裏，半天不敢伸出來。

　　曹誌華有個親戚黃伯伯在烏魯木齊八一農學院當領導，我們三人徑直去找他落腳打聽。黃伯伯在運動中已經“靠邊站”了，聽清我們的來意，劈頭蓋腦給我們一頓訓斥：“你們這些沒出過遠門的孩子真是懵懂，新疆哪裏是你們想象的世外桃源！不多說了，吃飽飯，休息一宿，趕快回湖南去！”商量了一晚，宋曼玲說：

　　“那還是靖縣好些，至少是青山綠水。我們園藝場栽了好多橘子樹，橘子樹長大了，我們的日子就好過了。”

　　第二天一早吃過早飯，她們兩人又直接回了火車站。隻有我還是心有不甘，想起在長沙和靖縣的遭遇就不想回頭，加上離姐姐所在的伊犁也不遠了，一心想去投奔姐姐進兵團。一打聽，去伊犁要翻過天山到北疆，路程還有一千多公裏，不過……農四師在烏魯木齊設的辦事處倒是離得不遠，可以找機會搭便車去伊犁。於是告別了同伴，一個人去了辦事處。農四師辦事處接待湖南人很熱情，一位工作人員湊巧認識我姐姐，他悄悄告訴我：因為你父親的緣故，你姐姐、姐夫正在挨批鬥，你現在最好不要去！

　　原來我姐姐到連隊擔任衛生員後，因為經常要下基層巡弋，茫茫戈壁沙灘，地廣人稀，連長不放心，經常親自陪同護送。他是個甘肅漢子，憨厚老實，和姐姐相處時間一長，雙方就有了感情，報告要求結婚，誰知惹惱了上級。因為安排八千湘女入疆是有長遠考慮的，主要是解決團級以上領導幹部的配偶問題，而我姐夫隻是個連長，級別不夠。報告沒有批準，另外給我姐姐指定了對象，我姐姐卻堅決不從，鐵了心要嫁給連長姐夫。不服從組織安排，這還了得！從此以後，婚雖是勉強結了，姐姐姐夫都沒了好果子吃。同去的姐妹們升官的升官、轉籍的轉籍……調機關的調機關，隻有我姐姐在連隊一待就是幾十年，直到退休，拿著微薄的幾百元退休金。兒女都在當地就業，正是“一顆紅心獻青春，獻完青春獻終身，獻完終身獻子孫”。

　　工作人員的悄悄話在我的耳中不啻晴天霹靂，震得我昏昏沉沉，不知不覺又走到了火車站，曹誌華和宋曼玲要等下午的車，我本來是打算給她們送行的，上了火車話別，她們一邊一個緊拉著我的手，不讓我下車。正在拉拉扯扯，列車開動了……本來猶豫不決的我就被她們拖著又回了長沙。

　　七

　　從新疆回到我又愛又恨的家鄉長沙，我的想法變了。既然逃到邊疆仍然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何不學孫悟空鬧一遭陰曹地府。不過我和孫悟空的動機相反：孫猴子大鬧閻王殿，是為了把自己的名字從生死簿上劃掉，得個長生不老、與天同壽。而我隻不過一心想要把我的名字重新加回到我家的戶口簿上去，過一個普通百姓的平凡生活。

　　我隨著哥哥加入了造反的行列。1967年的夏天，長沙造反派聲勢浩大，各地的返城知青也紛紛成立了造反派組織，例如“湘江風雷”知青支隊、直屬支隊，還有“紅一線”、知青造反團等等。各個組織聯合行動，高喊著“我們要戶口，我們要生存，我們要返城”的口號，舉行了幾千人的遊行。造反派還迅速包圍占領了當時的南區公安分局，要求給知青上戶口。聽到消息以後，我趕忙拿著家裏的戶口簿跑去，隻見南區公安分局裏已是人山人海、萬頭攢動，都在爭先恐後地排隊上戶口。我也努力擠進去，果然我的名字又上了家裏的戶口簿，還給我發了幾個月的糧票。不過我當時高興得太早，隻過了幾個月，造反派失勢，我的戶口又被注銷了，我又被打回原形，還是個一無戶口、二無口糧的返城知青。與我相同遭遇的返城知青還有不少。

　　我哥哥他們一群江永知青駐紮在湖南省委招待所，他們都是有思想、寫作能力很強的大哥哥大姐姐。他們寫出了大量的文章，訴說他們在江永幾年遭遇的苦難。

　　他們的文章張貼出去以後，總是引來許多人觀看，許多人一邊看還一邊議論，流下同情的淚水。他們還派人上訪北京，懇求中央來人調查解決。

　　當時我總是跟在這些哥哥姐姐的身後，幫著寫材料、貼標語、發傳單。為了寫材料，我也跟他們一起到韭菜園的農業廳招待所提審過走資派楊第甫。楊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曾擔任湖南省委秘書長，分管知青上山下鄉工作。通過提審，我了解到湖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由來和一步步發展。據楊交代：20世紀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由於人民公社、大躍進導致接踵而來的三年困難時期，全國農村非正常死亡（明白點講就是餓死）幾千萬人，許多地方勞力缺乏，田地荒蕪，恢複很慢。與此同時，城市經濟嚴重停滯倒退，雖然精簡下放了一大批幹部工人……但每年畢業的大批青年學生無法安排就業，所以提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主要目的是解決城市待業問題。所以後來“知青辦”也稱為“安置辦”。我感覺到決策者在考慮和布置國家大事的時候，“知識青年”隻是一種將青年學生變成農民的美稱，上山下鄉隻是一種策略和手段，大約從來沒有把我們當做活生生的人來看待過。

　　在這段時間裏，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偷了公家的東西。因為身上的衣服太破，又沒有錢和布票添置衣服，發現招待所的被單到處亂扔，就麻起膽子用一大卷標語裹夾著一床被單回了家，將被單染成青色，請裁縫做了套衣服。因為染色的技術太差，深一塊、淺一塊的，當時也顧不得那麽多了。

　　轉眼到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進入了“要安定團結”、“鬥批改”的階段。革命委員會成立，部隊介入“文革”，軍宣隊進駐，“地富反壞右”都被關起來，參加過“打砸搶”的人也都被抓起來審查。我大弟弟因為街道上無休無止來抄家，挖地三尺找舊社會埋藏的槍支彈藥，忍無可忍和幹部吵起來，推推搡搡中打了街道主任一拳，也被軍宣隊關押起來，說他是“階級報複”，打得吐血。江永縣也派人到家裏把我哥哥抓回了江永，關了兩年才放出來，究竟什麽罪名我們至今不清楚。哥哥出來身體已經不行了，沒多久得了敗血症，又沒錢治，1974年就過早地離開人世。街道幹部還帶人衝到我家來開我母親的批鬥現場會，說她是支持唆使子女造反的黑後台。他們進來的時候，母親正在對著我父親的遺像獨自垂淚。

　　街道幹部去摘相框，發現相框兩旁我母親用小楷工工整整地寫著一副挽聯，上聯是“子欲養，親不在”，下聯是“樹欲靜，風不止”。這還了得，這明顯是惡毒攻擊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老右派、曆史反革命鳴冤叫屈，立刻把我母親拉出去關進了街道辦的學習班。

　　八

　　鬥的鬥了，批的批了，關的關了，這就叫安定團結。隻剩下我和小弟弟在家，早已揭不開鍋，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街道上天天催我快點回靖縣去，我們一起下放返城的知青一個個回了靖縣，隻有我還是不敢回去。幾年的生活經曆和思考，使我對知青上山下鄉的真實性質有了深刻了解，對於回鄉繼續勞動爭取前途出路已經完全失去了信心。又想起那20箱蜜蜂，我走後肯定是跑得無影無蹤，回去怎麽賠得起大隊借的貸款，說不定還落個破壞“抓革命促生產”的罪名。不久又聽說返靖的知青不少挨了批鬥，下放在園藝場的我們五中帶隊知青孟鐵強被批鬥後投塘自盡，同學校同年級同下鄉的朱稚黃因為反動標語事件被判了七年勞改……我就更不敢回去了。走也不行，不走也不行，老天啊，天這麽寬，地這麽廣，怎麽就沒有一塊容我們母子們安安靜靜生活的天地！

　　此時我的一個熟人魏老師來看我，平日裏我們喜歡在一起談論文學作品。她很同情我，勸我在長沙找個人嫁了算了，隻要嫁了人，生活就有著落了。我看多了文學作品，想象中的婚姻應是純真愛情的歸宿，為活命嫁人那不是曆史、人格倒退了好多世紀嗎？魏老師費了好多口舌，要我好好想想，想通了去找她，臨走前說……“你最好早點作決定，街道上逼得急，回下放地沒有好日子過，留在長沙至少還可以照顧你媽媽和弟弟。”

　　正在思前想後，郵遞員送來了新疆姐姐的信。信上問我怎麽還沒有去，說他們雖然受了點衝擊，日子還過得去。姐姐還告訴我，近來內地跑去新疆的女孩子不少……他們連隊許多老單身漢都討了老婆。她已經幫我物色了一個年輕的複員軍人，又能幹，脾氣又好。她已經把我的照片給他看了，男方很滿意，答應給我做幾套新衣服。姐姐還說，現在去還來得及，隻要結了婚，馬上就可以遷戶口。要趕快……趕上今年分秋糧。

　　看著姐姐的信，我淒然一笑。又是嫁人，也是嫁人！看來我們返城女知青除了嫁人沒有路可走了。與其嫁個素不相識的遠方人，還不如聽魏老師的勸，就在長沙找個安身之處算了。晚上去了魏老師家，她很高興，誇獎我識時務，說：“現在女知青要想嫁城裏人還不容易，聽說過長沙給返城女知青編的順口溜嗎？‘不是不愛你，吃不起黑市米（指通過非正常渠道購買的高價糧食）’還幻想什麽白馬王子，麵對現實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她要我第二天晚上再去一趟……隻說是借書，不說別的。

　　第二天晚上，我如約而至，看到她家坐了個青年人，上上下下打量我。隔天，魏老師高興地來報信，說昨晚那個人看上我了，問我的印象如何。我說15支光的電燈（即15W功率的白熾燈泡）燈光太暗，沒看清楚，好像蠻成熟老練，有文化，但不像幹部也不像工人。魏老師說：“你們今晚自己見麵談吧。我可沒有介紹你是知青，隻說是我們學校代課的音樂老師。”

　　晚上會麵，我竹筒倒豆子什麽都交代了。他也談了他的過去：他姓彭，讀中專時劃為右派，後來中央有指示，中專學生不劃右，畢業時甄別摘帽了。他先被分配進廠當技術員，後來被精簡回了長沙，現在區辦廠子搞技術，機械製圖、車工都來得。父親已過世，哥哥已成家，他因為曆史原因，又高不成低不就，快三十歲了還未成家。母親與他住在黎家坡自己的小房子裏。他表示不嫌棄我的知青身份……那是社會不給我機會，願意帶我到社隊企業學技術，還可以帶我弟弟做徒弟。

　　我感覺他和我有相似的不幸，應該有共同語言，對家裏也會有幫助，就下決心跟隨他去闖蕩江湖吧。

　　1968年秋季，對造反派開始了大規模的秋後算賬，街道幹部威逼我立即回農村，母親和大弟弟還關在學習班，我隻好去找才認識幾天的彭商量。彭建議我躲到他家去，跟他媽媽睡。我再一次橫心離開了空蕩蕩的家。半個月後，母親從學習班被放回家，聽我說了彭的情況，她堅決不同意。我急了，說同不同意都是木已成舟，我是走投無路，隻有認命了。母親歎息著對我說：“你執意要走這條路，媽媽也不能攔著你，要怪隻怪你的父母對不起你了。唉，昔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進了人家的門，你的心氣不要太高了。”

　　於是便跟彭某約好去領結婚證。當年領結婚證必須要有男女雙方單位的證明，我是個“三無”知青（無工作、無戶口、無居民糧）到哪裏去打證明？好在彭有化工知識，買來草酸和氧化劑，找到一張蓋有公章的信箋紙，將紙上的字跡褪掉……想寫什麽就寫什麽了。為避免碰到熟人，我們特意去了北門一個街道辦事處，憑著這張證明，街道民政辦同意打結婚證。手捧紅寶書，先對著毛主席像高唱《東方紅》，高呼：“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敬祝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統帥身體健康，永遠健康！”三鞠躬，禮成。假證明換來了真結婚證……這年彭29歲，我19歲。

　　從此，我與彭一起開始了到處討生活的流浪―長沙俗稱“打機械流”，也就是到株洲、嶽陽、汨羅、湘潭等各地公社、大隊的農機廠去打工或接些加工業務。彭通過朋友關係，將我的大弟弟介紹進了府後街的湘江模具廠任當家鉗工，他在那裏工作到退休。婚姻給我帶來了短暫的快樂，在流浪期間，我練就了一手好技術……描圖、車工、鉗工都來得，我也遇到很多江永知青，他們也和我們一樣在跑江湖，許多成為當時社隊企業的技術骨幹，不過他們的戶口仍在江永，他們的身份仍然是知青。

　　九

　　生活向我打開了另一扇門，通向一條更加艱辛的小路，我料想不到婚姻竟是另一場噩夢的開始。彭是一個有多麵性的人，不幸的人生經曆尤其是早年劃為右派。

　　失去正式工作，以及以後多次運動挨整和牢獄之災，對他的性格和行為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多次的戀愛失敗更使他不再相信人間有真情。一方麵他腦子活泛，許多問題我們有相同的看法，而且他對家裏的生活來源是負責的，隨著孩子一個個降生，生活的重擔幾乎全部壓在他一個人肩上，他並不叫苦，總是想方設法去掙錢來維持一家人的溫飽。但另一方麵，相處不久我就發現他是個性格暴躁、缺乏修養的男人。婚後不久，我們同去看電影，他要我拿著他的手套，出電影院後發現手套隻剩下一隻，他大發雷霆，指著我的鼻子大罵，引來很多人圍觀。我的眼淚像斷線的珠子滾滾滑落，真恨不得在地上打個洞鑽進去。冬天我洗完腳後順手將自己的襪子帶進寢室，沒有注意他的襪子還留在洗腳盆邊，他又是一頓罵，順便給我上一堂“夫權”課：“以後你的任務就是伺候好我娘和我！”我從小被父母珍愛，從未挨過罵。父親的傳統家教也很嚴：笑不露齒，坐不搖身，語不高聲……母親則用一些西方文化引導我：要忍讓，別人打你的左臉，應該將右臉也伸過去，原諒寬恕別人，感化別人。在我當時那種“黑市堂客”倒流城市女知青的身份下，既沒有政治地位也沒有經濟地位，我能做的隻有忍氣吞聲，逆來順受。

　　彭的父母都是貧苦出身，大字不識。他父親舊社會經營些小買賣，解放後公私合營進了單位，已經過世了。母親劉氏一雙小腳，雖不識字卻非常精明。她在舊社會受過婆婆不少氣，如今多年媳婦熬成婆了，對我這個知青媳婦、黑市堂客家規更加嚴厲。我每次回娘家，她都要毫不客氣地檢查我的提包，看是否夾帶了東西……家裏規定由男人專用的臉盆、提桶、腳盆甚至曬衣竹篙，女人是不準亂用的。

　　我初過門不懂規矩，第一次洗澡正在用香皂擦身，她衝進來就是一頓大罵：“男人洗臉的香皂你拿著洗下身，你太不要臉了！”罵得我半天回不過神。還有一次她把自己的襪子剪成碎片，當著我的麵撒了一地，我不敢問緣由，彭回來一起分析，才想起是彭為我買了兩雙尼龍襪沒有給她買。以後，彭凡是給我買東西，必定為娘同樣買一份，不管需不需要。

　　自己釀的苦酒隻有自己咽。婚後第二年生下大女兒，三個月大的時候，我偶然發現彭與別的女人有染。原來彭在婚前已是情場老手，婚後依然拈花惹草。我當時不懂世事，把夫妻相互忠誠看得比命都重要，我歇斯底裏大哭大鬧，跑去打了那女人一巴掌，還憤怒指責彭的不忠：“我哪點不好，你要如此？”想象彭應該會趕快檢討保證，下不為例。誰料他卻輕鬆地說：“你沒什麽不好，但再好也隻是碗紅燒肉，我總不能天天吃肉，間常也要吃點小菜嘛，這是我們男人的特權。”

　　停頓一下，他反過來指責我：“當年要不是我收留你，你早就餓死了。你現在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你還不滿足要怎麽樣？”

　　他的話深深傷害了我，我開始厭倦這場婚姻，打點行李準備離開他回靖縣去。可是我母親阻攔住我：“你既然已經生下了女兒，就是犧牲自己也要帶大孩子，怎能一走了之呢？”看著繈褓裏的孩子，母親的話震住了我，讓我記了一輩子。我明白我和彭終究不是一路人，但為了孩子，我現在還不能離開他。直到四個孩子都成年且事業有成以後，我才認真地為自己考慮。看到我提著行李又回來了，彭當時更認定我離開他會無路可走，從此也就更加輕視我了。

　　生下大女兒後，因為彭和婆婆都不滿意，我自己又不懂避孕，接二連三地生下三個女兒，婆婆的臉色就更難看了。好在三女兒剛滿月，就又懷上了老四。“文革”期間宣布對“二十一種人”實行專政，摘帽右派也屬於“二十一種人”。20世紀70年代的運動一個接一個，曆次運動彭都是挨整的，被戲稱為“老運動員”。

　　1974年全國開展批判鄧小平複辟資本主義道路的陰謀，市工商局打擊辦硬說彭的個體勞動自由職業是投機倒把，擾亂社會主義經濟秩序，是鄧小平複辟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報公安局逮捕關押，巡回遊鬥幾十場。關押到1975年，要求我們家屬積極退賠減輕處罰，我們把所有的家具、手表、好一點的衣服都交給“打擊辦”，還說不夠，他母親隻好忍痛把住的私房房契也交上去了，共折算了兩千多元……結果正式宣判時，認定他從1963年精簡回長沙到1974年被逮捕前，個體勞動都未經批準，定性為投機倒把；曆年收入估計應有兩萬多元，全部定性為投機倒把收入，因為隻退賠兩千多元，故判處有期徒刑20年。

　　宣判的第五天，老四降生了，這回是個男孩。但我們一家很快被掃地出門，因為彭家的私房要沒收，抵判決的違法收入退賠款。婆婆被他大兒子接走了，我生孩子還沒滿月，懷裏抱一個，背上背一個，一左一右各牽一個，拖著四個孩子投奔娘家。沿街人群觀看，嘖嘖連聲，我此時眼淚早幹了，腦袋也木了，機器一樣往前走，忽聽得大喇叭裏在播放《洪湖赤衛隊》裏韓英的唱段：“彭霸天，喪天良……霸占田地，強占茅房，把我的爹娘趕到了洪湖上。那天風雪紛紛下，我娘生我在船艙……”我突然笑起來。六歲的大女兒佳佳仰起頭問我笑什麽，我說：“不要怕，外婆的小屋就是你們的船艙呀。”母親當時正因為我江永哥哥的早夭而經受著老年喪子之痛，怕我得神經病，反過來趕緊安慰我，我們娘娘崽崽就擠住在母親八平米的小屋。我的小弟弟正在製鞋廠當學徒，就去同事宿舍搭鋪了。彭被判刑入獄後，彭的親戚對我們母子避之猶恐不及，連我寄存在他哥哥家的一台縫紉機也不肯還給我，他們甚至勸我把孩子送掉幾個。隻有彭的母親心疼孫子，還時常來看看。在最困難的時候，隻有我的母親堅定地支持我，她說：“孩子多不過就是煮飯多放一瓢水。哪怕去討米，也要把孩子撫養成人！”

　　小兒子滿月後，我找到城南路辦事處要求解決戶口和工作，管事的書記說，根據我的情況，應該遣送我回原來下鄉的農村去。我答道：“那好！不過，四個孩子我就交給國家負責了。”書記沉吟片刻，關切地說：“其實知道你是在這條街上長大的，都說你是個好妹子，就是沒嫁對人。這樣吧，先到居委會的紙箱廠做臨時工，改天我們簽個意見，去派出所申報戶口吧。”此後我就進了居委會工廠，幾娘崽總算有了我每月30元的合法工資收入維持生活。母親看著家裏實在太擠，我負擔太重，帶著我兩歲的三女兒到新疆姐姐家住了幾年。

　　我一邊工作一邊跑戶口，到1975年底，城南路派出所終於同意為我向南區分局轉報。這時必須從靖縣辦理戶口遷出手續。我又要上班，又帶著幾個孩子，如何走得開？婚後我一直不好意思，有意回避與所有知青同學的聯係，隻聽說回去的知青除了少數由父母單位帶指標去招了工，大多數自找門路“轉點”到了老家農村……也不知是否有哪個同學還留在靖縣。急中生智，寫了一封求救信，信封上隻寫……靖縣飛山公社塘湖大隊長沙知識青年收。我的希望沒有落空，這封信落到了與我同時下放、當時還在洪家衝生產隊的周學禮手上。他看了信馬上幫我跑到公社辦理戶口遷移手續。公社開始不同意，說要我自己回去，先把這麽多年的一些事情講清楚。周學禮回答說：“那好，隻不過她會要帶著四個孩子來，先把戶口上到你這裏。”公社秘書一聽急了，趕忙開了遷移證。我收到他寄來的這張對我至關重要的薄紙，激動得幾夜沒有睡著。

　　可是，遷移證交到派出所後，盼星星，盼月亮，又盼了半年還沒有批下來。一打聽，有人告訴我，上次是以服刑罪犯家屬的身份上報的，上麵不批。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趕快離婚，以知青病退回城的理由重新申報。這個主意讓我心裏開了鍋……彭是受害者，我們無論感情好壞總算患難夫妻，他又是為了家庭生計獲的刑，如果我提出離婚，別人肯定說我不仁不義，彭也可能恨我一輩子。但是，想來想去，沒有兩全之計。紙箱廠很快要解散，我沒有戶口以後再去哪裏找工作？孩子們一天天大了，沒有戶口以後怎麽讀書入學？容不得瞻前顧後，一咬牙向南區法院提起了離婚訴狀。法院很快就下了離婚判決。我再次寫信給周學禮，請他再幫忙辦知青證明。終於，1977年3月，派出所通知我去上戶口，我長達12年的知青生涯終於結束了。我給兒子取了“四立”這樣一個沒有詩意卻很有紀念意義的名字―他是第四個孩子，在他出生以後，我們才立了戶口。他比三個姐姐都幸運，才一歲多就再不是“黑人”了（指沒有合法戶口登記的人口）

　　就在這一年的十月，文化大革命永遠結束了。文化大革命是禍國殃民的十年浩劫……我家被沒收的房屋於1985年落實政策退還了，省參事室也按幹部遺屬待遇開始給我母親發放生活補貼。彭也於1983年被宣布無罪釋放，那時《國家賠償法》還沒有製定，八年冤獄沒有賠償一分錢。生存的壓力和撫養孩子的責任使我們選擇複婚，共同創業。當事業小有成績，孩子們長大成家了，我們就像擺脫了壓力的生命氣球，飄向各自向往的彼岸。彭去追尋他的美色之戀，而我終於擺脫知青生涯帶給我的屈辱婚姻，找回自我。

　　母親於1989年病逝，與父親合葬於金盆嶺。2002年，王氏家族的後人們齊聚金盆嶺寢園，祭奠我父親的百年誕辰。每年的母親生日和清明節，我和弟弟以及我們的孩子們都會去祭掃。我們和孩子們創立了幾家民營企業，每年向國家上繳數百萬元稅金，並容納了一大批城鄉人士就業。我去年以知青身份辦理了退休養老社會保險，至今人退心不退，仍繼續擔任行業協會副會長職務，並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天亦有情，我孑然一身度過幾年寂寞的日子，2004年，初戀情人遭遇經濟糾紛，妻子離他而去，我利用江湖經驗與社會關係幫他解困。有情人終成眷屬，初戀情人曆盡坎坷終於又走到一起，相依為命度晚年。我相信，這輩子除了死神恐怕不會有什麽人間的力量能夠把我們再分開了。晚輩們對我們的選擇都非常理解……子女孫輩時常與我們團聚，笑語滿堂。直到晚年，我終於實現了人生的價值。

　　回顧往事，我可以自信地說，我無愧於社會，無愧於父母，無愧於子孫！

　　我們有著幾十年友情的靖縣知青戰友仍然經常聚會，雖然我們的容顏隨著歲月無可奈何地慢慢老去，但我們的心靈永遠是不老的知青。今天我們歡笑著，呼朋喚友，明天我們也一定會互相攙扶著，笑看夕陽！

　　隻是偶然我會從噩夢中驚醒，夢中有人又要把我和孩子們趕到農村去當知青。我有時也會夢見，我徜徉在北京的某條胡同小巷裏，在那百年古宅厚重斑駁的大門前，叩響了鏽跡斑斑的門環，耳邊傳來電視劇《渴望》的主題歌：

　　“悠悠歲月，欲說當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難取舍。悲歡離合都曾經有過，這樣執著究竟為什麽？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心中渴望真誠的生活。誰能告訴我，是對還是錯，問詢南來北往的客。”

　　“恩怨忘卻，留下真情從頭說，相伴人間萬家燈火。故事不多，宛如平常一段歌……過去未來共斟酌。”

　　作者簡介

　　王時燕，女，1949年3月出生。1965年於湖南省長沙市第五中學（現雅禮中學）初中畢業。1965年9月下放到湖南省靖縣飛山公社。1968年返城嫁人，以“黑人”身份留城。1977年戶口遷回長沙，進街辦工廠。1983年從街辦工廠辭職，從事個體經營。1994年―2008年進入城市出租汽車行業，創辦長沙市鵬程出租汽車公司。

　　現任長沙市城市出租汽車行業協會常務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