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上卷）

3、曆練痛苦

　　黃歐平

　　我出生在一個三代教師之家。我的祖父、外祖父、父母親在解放前後都是教師，但解放後家庭成分被劃為地主，父親在1957年又被錯誤地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1963年摘帽，1978年正式徹底平反）十年“文革”動亂中，他又先後兩次被打成“黑幫分子”。這一切不利的政治因素，一次又一次地影響了我的學業，使我多次失學。1965年高考落榜後，我聽毛主席的話，毅然決然地選擇下鄉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年輕的我，總想通過自己的努力選擇一條革命的道路讓自己脫胎換骨，成為共產主義的接班人。然而，出身剝削階級家庭和有一個右派的父親這兩道魔咒一直纏繞著我，讓我一生曆經坎坷，飽受磨難。

　　一、艱難求學路

　　1957年，我父親在反右運動中被他任教的學校湖南省石門縣一中錯劃為右派分子……正值高小畢業的我，因為這個原因就險遭失學。那一年也是解放後教育界的子弟受政治影響失學最多的一年。湘鄉縣教育工會竟然有“不識時務”者，為這些幼年失學的孩子們開辦了一個僅僅兩個班的職工子弟中學，我也幸運地進去了。

　　可是好景不長，子弟中學開辦不到一年就夭折了。再次麵臨失學的我，在當年秋季幸運地進了一所民辦初中―城關初中學習。我們學校的老師教學水平還是很不錯的，隻因為有的是家庭出身不好，有的是親人在解放後被“關、管、殺”，還有的則是因為個人曆史有汙點，或者在以往的政治運動中有致命的政治問題而離開了原來的重要工作崗位。他們因不能安排正式工作卻要養家糊口，就一起創辦了這所民中―師生後來戲稱它為“飯鋪”。我在“飯鋪”裏完成了三年的初中學業，學校的教學質量還是挺不錯的。

　　三年初中順利畢業，我當時報考的是縣直第二中學，升學考試成績是甲等，二中的錄取通知書已經到了班主任吳老師手裏，他還讓同學通知我去學校收取。然而……我的錄取通知書卻被錄取學校收回去了，我再次被拒於學校大門之外。聽說被無理收回去的還有七八個與我一樣出身“黑五類”的同學。

　　1961年，湖南省農墾局某些領導腦子發熱，在洞庭湖區一下子開辦了五所半工半讀農業技術中等專業學校。那個暑假裏，招生的老師滿天飛。我得到消息後，到湘潭市通過簡單的入學考試，現場就拿到了去湖南省農業技術學校沅江茶盤洲分校學習的入學通知書。1961年秋天入學，我被分配在農作二班。第一學期，我得到了勞動模範和甲等學習成績的獎狀。可是在第二學期快結束時，我和另外一些同學被迫離開了學校。當時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學校要精兵簡政，但是，我不幸聽到了我們農場的張書記在食堂裏作報告時的一段話。

　　那是一個月明星疏的晚上，班團支部書記賀某為我申請入團一事找我談話，我們倆在食堂前一處較為僻靜的地方坐下來。誰知道身後的禮堂裏正在召開（不知道是什麽級別的人參加的）會議，聽到聲音，我倆都好奇地從窗戶外看進去，隻見農場的張書記正披著外衣半蹲在講台後麵的椅子上作報告，我們倆聽到的一段話是這麽說的：“對河的大蔣介石沒有打過來前，我們要先強製管好大陸上各種各樣的小蔣介石，學校裏也不能留下他們……”這是自從我懂事以來，第一次聽到人家用“小蔣介石”稱呼我們這些出身不好的孩子！記得當時我拉上團支書就跑……她一邊跟著我跑一邊說：“不要緊，不是說你們呢。”不久湖區發大水，我連行李也沒有帶就離開了學校，到家後不久，就接到了遣散通知書。這是我第三次失學。

　　1962年中考過後，我因找工作無望，參加了“飯鋪”（當時民辦學校是不能與正式學校同時招生）的升學考試後，再一次回到了課堂，進入它新開辦的高一年級學習。在“飯鋪”的特殊環境中，我竟然當上了學生會的副主席、班上的學習委員，讀書的熱情再一次高漲。但“飯鋪”並不具備高中教學的條件，不久，我放棄了它，插班到父親所在的學校湖南省石門縣第一中學高三八班。高三八班當年錄取的是全縣各所初中裏成績最好的學生，且絕大部分是出身貧苦農家的子弟，隻有極少數幾個城鎮學生，也多是貧民階層的孩子。班上的另一部分學生（約十人）則是上屆的留級生，也多是出身沒問題家庭的孩子。在這個班級裏，高一快結束時，班主任竟讓我替補當上了學習委員。1963年學校宣布我父親摘掉右派帽子，這兩件事讓我這個政治上不成熟的人再次做起了大學夢。

　　1963年中國農村已經開始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4年上學期開學時，學校統一撤換了所有的出身不好的學生幹部，同時開始對學習成績突出的出身不好的學生扣上“隻專不紅”的帽子，並進行無形的重點監控，讓我親身體驗到了政治的無情，我感到彷徨，也很傷心。

　　一天，一位姓池的女同學在排隊去吃中飯的路上，悄悄地塞給我一張字條，紙已經揉皺，看來她是在找機會交給我。條子上寫道：“小心你周圍的人！不要隨便向人交心。”雖然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但相信她的為人不會無事生非。後來的兩件事，證明她的提醒是有根據的。

　　第一件事：一位貧民出身的女生李某正好和我睡相鄰上鋪，她受命與我拉關係，想誘導我說班上另一位侯姓團員（她是留級生，高二時通過石門的某上層關係從常德某女中轉學來的。因匿名送過一件舊花棉襖給初一沙姓男生而被學校評為學雷鋒積極分子，轉學來不久她就以患急性肝炎為理由，長期住進校醫務室，並且不參加班上的任何勞動。的壞話。我平時就很少與侯同學接近，且又不喜搬弄是非，但經不起李同學幾個晚上的嘮叨，就回複了她一句話：“既然大家都說她是裝病住醫務室，何不告訴老師讓她搬出來？”誰知道到周六，班主任孫老師（也是一位出身不好的政治老師，雖然他平時盡量讓自己表現得很革命，但不久他就被學校派往社教工作隊，離開了學校）就組織全班女生在女生寢室開會。開始是不點名地批評出身不好的學生對學習雷鋒積極分子不滿，散布流言蜚語打擊侯同學的積極性，話越說越明朗，矛頭顯然對準了我。我感覺到一股無形的壓力在逼向我，覺得很委屈，卻沒想到過要給自己辯白，更沒有和盤端出那個李同學說的話。好在大多數女同學和我關係不錯，那次短會也似乎沒有掀起太大的風波。

　　一位姓廖的女同學說了幾句為我開脫的話，事後被班主任在15分鍾的寫字課裏公開辱罵為：“又當巫婆又做鬼，兩麵出頭當好人。”記得這14個字成了我們當天寫（大）字的內容。課後她與班主任針鋒相對地頂起來後，我才知道是因為我。

　　另一件事發生在高三年級二期。有天我到班主任宿舍去交作業，無意中在他的辦公桌上看到了一張從筆記本上撕下來的寫滿了字的紙條，字跡太熟悉了，這是自從學校開展學雷鋒後，我和我的同桌（姓劉）共同幫助的一位姓伍的男同學寫的……這位同學在班上年齡最小，1964年他的父親因肝癌去世，家裏經濟很困難，差點失學。他的姐姐曾專門找到我，代表她的母親，當麵感謝我兩年來對她弟弟的幫助。可是，那張紙上他卻保證從此再不和我來往，堅決跟我劃清界限，把我兩年來對他的幫助，說成是拉攏腐蝕貧下中農子弟。

　　許多年後我才知道，若不是後來中央改變了政策，決定不在高中學生中打右派，以我的政治條件當時就是個準右派了。此話並非空穴來風。1968年秋天，我在園藝場接受批鬥時，當時的革委會副主任楊某在發言中披露了這些事，此人的表妹就是那個想誘導我說別人壞話的李同學，他可能認為我自己應該知道，所以他說我“對（園藝場）組織隱瞞曆史”。

　　1965年高考後，我們這個年級將近八十名畢業生，也是石門縣當年的全部高中畢業學生，被錄取了近七十名，其中包括十個留級生中的政治條件好的幾位，侯同學和那位李同學也進了師專。而我和另外幾個家庭成員有政治問題的學生則被排除在大學校門之外。實際上，我們這類學生的命運早就由學校按當時的上級文件精神安排了。在我的檔案材料裏學校意見一欄中寫著“該生不宜錄取”幾個字，而且還蓋上了學校的大印。“文革”初期，一個參與抄學校畢業生檔案的學生將這個情況告訴了我的父親。1966年高考前夕，我曾經去看望過我的高三班主任張老師（現還健在）他問我還想參加一次高考不，我堅定地告訴他我不想了。他歎了一口氣說：“你是雙料地主（父母兩家都是地主成分）出身，不考也罷。”

　　班主任的無奈和惋惜之情溢於言表。同時也讓我想起了在農校裏聽到的“小蔣介石”這個判詞。14年來，就是這些人為的政治包袱讓無辜的我在無望的求學道路上跌跌撞撞地走到了終點。

　　1965年9月10日，我挑著小小的行李，唱著當時的流行歌曲《到農村去，到邊疆去》離開了學校，來到了位於荒頂山的石門縣園藝示範場。我按毛主席的指示到農村去，是想在農村這個廣闊天地裏求得新生，指望靠勤奮勞動來洗刷自己政治上先天的階級烙印，卻不料走上了另一條更辛酸的人生路。

　　二、出身不由己道路難選擇

　　1965年9月9日上午，父親陪我去了石門縣知青安置辦，一位姓李的辦事員接待了我。也許是因為我的誠意和熱情感動了他，他大筆一揮，把我分到了當時條件最好的縣園藝場。園藝場離城最近，或者說就在城郊，一月還有14元的工資。我很樂意地簽字接受了。當時發的證件，我怕丟失就放在父親處保管，結果丟得更快……“文革”初期，紅衛兵抄了我父親的宿舍，把我的《下鄉光榮證》和一切他們認為的“四舊”一起橫掃了。

　　我被分配在石門縣園藝場第二工區第二知青組。雖然身體瘦弱但認真學習園藝技術，我的努力得到了老職工和知青們的認可。那年冬天我和為數不多的幾個知青通過了考核，參加了第一年的果樹嫁接工作。年底被評為1965年度知青積極分子……與另外的六個男女知青一道參加了在1966年春節後舉行的全縣農業生產先進分子表彰大會。到會的還有從石門各個知青點上來的知青積極分子。分組討論會上……我聽到了他們熱烈的發言，記得有一個1963年下放到石門文化山區的常德女知青歐陽珊泰，她的事跡的確讓我感動。她曾經長期護理生產隊一位無人護理的“五保戶”老人，這個老人燒傷後因無人照顧，燒傷麵幾乎全部潰爛，全身發出一股濃臭。這讓我對“接受再教育”有了較明確的思路：人家不樂意去做的事，我應該去做，有了榮譽我不要去爭，隨時想到自己是一個政治上先天不足的人，這樣才能自覺地接受再教育，真正脫胎換骨，成為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

　　由於我的真誠與努力，1966年春天，園藝場黨支部向進駐在我場的“四清”工作隊推薦，由工作隊長龔某通知我準備1966年秋天上湖南農學院係統地學習園藝技術。上大學本是我夢寐以求的美好理想，然而隨著“文革”爆發，我的美夢終成為泡影！此後開展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帶給我的災難、坎坷讓我曆練痛苦，不幸伴我終生……

　　1968年暑假，我的男友被學院分配到北方某部隊農場接受軍訓，他即將北上，我請好假準備回省城送他並考慮婚事。晚上我去學校告訴父親，發現再次被打成“牛鬼蛇神”的父親正在作外出的準備。原來他因不服校方和造反學生隨意主宰自己政治命運，準備再次上北京告狀。

　　父親曾有過一次進京告狀的經曆，那是“文革”運動初期，他被自己的學生、當年的紅衛兵揪鬥吊打致一夜白頭後，倔強的他，憤而進京上訪成功。曆史走到了1968年秋天，天下大亂，京城裏的許多大官們自身難保，一個接一個地下馬入獄……父親一個摘帽右派想不當“黑幫分子”的要求，就顯得過於幼稚了。我用二十多歲的我所能找出的一切理由，試圖說服父親不要再次冒險進京告狀。在那個瘋狂的年月裏，沒法和誰講道理啊！我認為父親要想不再受皮肉之苦，要想不再讓人找到借口給自己加重體罰，要想日後真正為自己留下一個說清楚的機會，最好的辦法是和“黑幫”們待在一起，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到最後，父親勉強答應了我，於是我們分手了。

　　然而，固執的他，沒有真正接受我的請求。他一意孤行的結果，是給自己帶來渾身的鞭傷，造反派拿走了他的金表、三百多元現金和一百來斤全國通用糧票。給我帶來的則是一樁莫須有的政治冤案及三十多年坎坷的生活經曆。這段遭遇一直是我和父親之間誰也不願提起的話題。

　　就在我動身往津市的第二天，父親沒走常德，選擇了水路也來到了小鎮津市。由於發大水，我被阻隔了一天，他不知道我住在哪裏，我也不知道他的到來。在同行高中師姐的伯父幫助下，我和師姐第三天乘民船走了，父親則被隨後追來的紅衛兵小將們抓了回去。

　　15天後我送走男友，於8月18日下午按時回到了園藝場。8月19日中午，我正在保管室裏忙著與代替我管理食堂的女知青楊某移交賬目，突然被通知集合開會。當我離開房間時，工區長老單不讓我鎖門，隨即闖進來四五個場部的中年男女，他們開始在我的保管室裏肆無忌憚地翻箱倒櫃！我心坦然，頭也沒回地去了會議室……

　　這就是當年湖南轟動一時的“8・19紅色風暴”，是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後，為貫徹上麵清理階級隊伍的精神而進行的全省統一行動。在搜查發生一天後，場部開“文革”成果展覽，這時候我才看到他們從我的房子裏抄走的幾張發黃了的舊照片―父親的大專畢業證書和某單位聘請他當農業技術員的聘書，旁邊有幾個赫然入目的大字：黑幫後代×××保存的反革命證件和反動照片，是想翻天的罪證……我的名字被打上了大叉叉。看到這一切我的腦子裏一片空白。2006年我回到離開三十多年的園藝場後才知道，當年以各種莫須有的罪名被搜查吊打批鬥的出身不好的知青還有劉××，罪名“私藏金器”；劉××，罪名“參加了武鬥”、“脾氣不好”；葉××，罪名“投毒”；蘇××，罪名“書寫反動日記”；吳××罪名“作風不好”。知青蔡××不僅場裏的住處被搜，他城裏的家也多次被搜查，場裏甚至派人到他母親的學校搜。我的好朋友知青黃家珍也被無端懷疑為我收藏轉移其他更重要的罪證在8月20日清晨遭搜查。

　　原來，那天父親在津市鎮被他的學生抓回去挨了吊打後，還想找機會再進京，於是把他認為重要的一些學曆、資曆證件及他讀高中時參加抗日軍訓的舊照片全放進包裏後送到了我那兒，交給正在食堂保管室代替我工作的楊某。8月18日我回來後，一邊出工，一邊與楊某忙著交接賬目，父親的包就放在米桶上麵，也沒空去翻看。

　　事情來得如此突然，我對父親送的東西又一無所知。按理，楊某政治條件好，工區領導也信任她，平時和我的關係又是最好的，她是完全可以幫我說清楚的。可是，那是場裏剛剛成立的革命委員會造反派的革命成果，他們突襲的首選對象就是我們這些“黑幫”子女，說得明白的事情也說不明白，何況他們根本就沒想讓你說呢！19歲的楊某不僅沒有幫我去解釋，反而因為與我徹底劃清了界限，積極參與批鬥揭發，讓她在政治上攢足了資本，1969年整黨後，成了第一位入黨的知青。

　　這樣，我由一個昨天的優秀知青，一下子變成了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從此，無休止的批鬥會和盤查談話搞了近半年時間，卻從來沒有人讓我自己親眼看看照片……確認一下罪證。

　　在第一次批判會上，造反派認定抗日軍訓照片上是革命誌士在被吊打，聘書和畢業文憑上麵有蔣介石的相片和中華民國國旗，是我父親當過國民黨軍官的鐵證。

　　我父親是一文弱書生，近在咫尺的石門一中校園裏，那些無法無天的學生、那些老師中的造反派一年多來批鬥我父親也沒有捏造過的罪名，園藝場的文盲就這麽憑想象捏造成功了。我已經完全沒有了人身自由，真是到了喊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境地。

　　後來的日子裏，我天天陪鬥或挨鬥。我發現他們根本不想讓我開口，決定保持沉默，在批鬥會上什麽也不回答。回來後就把前一次的空洞的檢查書顛倒著段落抄……他們竟然誰也沒發現。不是因為他們多半是文盲，而是因為他們誰也沒興趣看我到底寫了些什麽東西，他們感興趣的就是用手中搶到的權力，每天變著法子整人，以整人為職業。

　　好多年以後，有人問我，別的挨批的知青被吊打了，造反派為什麽沒傷我半根毫毛？我想有兩個原因：

　　第一，1967年武鬥還在初始階段，許多單位的造反派為了能讓自己的組織更具權威性，都想法在單位上扯一麵大旗為自己貼金―雖然他們也鬥走資派，但走資派往日的威望還在，何況這個小小的農場？於是，就有人強迫老書記表態支持他們……有天傍晚老書記把我叫到山上，將自己的苦惱和難處毫無保留地說給我聽，他希望我這個有文化的人能幫他“撕扯撕扯”他心中的亂麻。我告訴他，我探親假期間耳聞目睹的一些事情。凡是兩派鬥得厲害的單位，多半是領導介入了派性鬥爭，這有點像家裏被大人寵愛的孩子欺負別的同胞一樣。我建議他不要明確表態支持誰，因為場裏當時隻有一個大派“紅聯”（別的反對派當時還沒成立）而這個派裏目前活躍的人，大多是平時愛出風頭不喜實幹的職工。如果這些人得了勢，場裏就別想搞生產了。書記接受了我的建議，與這些人周旋著一直到47軍接管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當47軍派出人員到我們單位時，書記還專門向他們介紹了我，但軍代表找我談話時才了解到我的政治條件太差，沒法挑大任。於是老書記順利地進入了場革委會擔任一把手，幾個“紅聯”頭頭也如願進入園藝場當時的最高領導層。

　　第二個原因是場裏的“文革”成果展覽會後，我和書記也有過一次談話。我希望能看看那些照片，至於文憑和聘書我給他作了解釋：對於一個知識分子，他的學曆和資曆是他工作的資本，這些除了寫進檔案，還得有實物證明，所以保存這些東西並不意味著是想翻天。書記雖然隻有解放初期掃盲班的文化水平，卻有多年的工作經驗，他應該是聽懂了。但他隻能歎氣，他說目前這種“熱火”（指剛剛開始的批鬥）狀況，他沒法製止。他有難處我也明白，他已經五十多歲，那個書記位子造反派頭頭中就有幾個人覬覦已久，他得小心行事，才能保得大局。也就是那一次，我向老書記提出來：“毛主席說‘要文鬥不要武鬥’，如果我被人‘武鬥’了，我隻找您要政策。”他倒也爽快，說他目前的權力就是能強調“黨的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後來每次批鬥我時，我看他總會坐在會場裏。發生吊打其他知青是在下麵的工區裏進行的，那裏天高皇帝遠，就成了壞人施展淫威的地方。

　　半年後，場革委通知我，因為我表現好，可以不再接受批判恢複自由。這又是一個莫名其妙的結論，至於我挨批判的原因，他們卻沒有給半點解釋。

　　在這種自由下，我找到在“五七幹校”勞改的父親，問清楚了那幾件物品的來龍去脈，就想著去給自己找到一個說理的地方，還自己清白。在原來的縣政府裏找過信訪辦，在縣委會找過宣傳部長田某，希望他們能比園藝場裏的文盲懂得多一點，誰知道得到的回答竟是：“舊東西就是‘四舊’，‘四舊’就是反動的！”

　　無知的邏輯！真正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我的這些行動，又觸犯了革委會裏造反派頭頭們的威嚴，趁著1969年春天開始的整黨，他們逼著場黨支部承認是他們錯誤地培養了我，讓老書記通知我再“下放”到他們指定的湘北邊界的大山―東山峰茶場去。我提出自己回家找安置的地方，找好了再回來辦遷移手續。

　　三、後知青生活

　　沒辦理任何離場手續，1969年3月5日，我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在自己從小長大的地方，開始了長達三年多的城市“黑人”（無戶口，無糧，無工作）生活。生活艱辛，處處遭人白眼，提心吊膽地過著每一天，個中辛酸，不是常人所能體會到的。但是，我頂住了單位、居委會及個別家庭成員的各種壓力，認定了一個想法……堅決不再下鄉。那幾年我嚐盡了“賴活”的滋味！

　　姐姐結婚後一家四口長期住在娘家，家裏那間又當廚房又當住房的黑屋子裏，已經擠巴巴地放了一大一小兩張床，外麵臨街的一間小小的偏屋，在我離開家前是我經常看書的地方，也放了一張床和小外甥們的搖籃等雜物。我用父親讀書時候用過的行軍床在偏屋裏築起了自己的小窩，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裏，小小的蚊帳裏就是我的天地。

　　因為我家的地主成分，1968年居委會曾經把我姐和兩個還不到讀書年齡的小外甥列為下放對象，但是姐夫出身貧農，貧農的老婆和貧農的後代是絕對不能讓人當地主下放的。姐姐倚著這把保護傘，和那些大字不識幾個的老娘們進行了幾個晚上唇槍舌劍的戰鬥，終於取得了勝利。“死”罪免過，“活”罪卻難逃：她一人帶著兩個孩子，還要天天到居民小組裏出義務工。當時正是全國都在貫徹最高指示“深挖洞、廣積糧”，全民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街道裏一切可以出力的人，不管是“四類”分子還是貧民，都得積極響應號召，在街道下麵幾米深處挖防空洞。我回家後接替了姐姐的這項勞動，白天在洞子裏挖洞，也不多說話。起初沒人說什麽，以為我是從外麵回來探親的，時間久了就有人議論，居民積極分子開始警惕起來。終於有一天晚上，我兒時的一個小夥伴從後門偷偷溜進來告訴我，她晚上已經幾次碰上在外麵聽“牆腳”的人。

　　有好心的鄰居悄悄地告訴我，有人在他們隊上到處說我是在“文革”中打了單位上的書記才被開除回來的，說男友不要我了，還死賴在家裏不早點找個人家嫁了……也有附近菜農家的年輕男子信誓旦旦地對我說，我如果嫁給他，就沒人敢來欺負我了。居民小組和工宣隊也在抓緊向我施壓，三番五次上門來逼迫我，讓我滾到在農村的婆家去。三天兩頭半夜上門查戶口，還讓我去派出所說明白自己的身份。

　　這時候的家裏，經濟也很緊張，母親的工資一月隻發28元，其他的全部被凍結。

　　母親沒被打成“黑幫”分子，也沒有被抓去戴高帽子遊街，但是，她出身“雙料”地主家庭，我父親是“摘帽右派”，外公是被土改工作隊“鎮壓”的（1982年徹底平反昭雪始恢複名譽）有這麽複雜的社會關係，能按月發生活費給她，已經是很優待的了。姐姐的孩子還小，姐夫一個普通職工每月42元的收入，要按月寄錢養他在鄉下的母親，又要養老婆孩子，經濟上肯定很拮據。如果說以前母親的收入還能給姐姐家一點幫襯的話，現在又添上我這張“黑人”的嘴來分享母親可憐的28元，貧困人家的日子真是越過越沒得盼頭了！於是，有人心裏在盤算著怎麽把我踢出去，才能讓家裏的日子過得好一點。

　　終於讓“關心”我的人們找到了由頭。

　　一天早上，母親正準備去學校，姐夫照例是用很惡毒的言語咒罵我的父母。我提出兩口子吵架不準傷害我的父母，就被他順手抓了一把雨傘追打，幸得鄰居菜農的一位大哥及時抱住了他。但大哥出身富農，於是，一場家庭紛爭就升格成了地富子女合夥欺負貧下中農的政治事件。被他告到居委會，串通居委會的人來對我興師問罪，決定下午在我家召開調解會。姐夫還親自跑到我母親的學校為她請假……逼著膽小的母親參加會議。對於他在我家的劣行，我忍了一年多，知道母親懼怕這個長年進駐家裏的“農宣隊”！我可憐的父母這些年在社會上已經受夠了欺負，在自己的家裏竟然還要頻頻遭人侮罵，我那天的心情已經氣憤到了極點。即使在園藝場被冤枉的日子裏，我也沒想過要和誰吵架，因為那些人不是我的親人……他們是“文革”中催生出來的一群政治瘋子。

　　姐夫要把事情鬧大的目的，就是要把我擠出這個家。那天，當辱罵聲再起的時候……我已經作好了最壞的準備，冒著被定為打擊報複罪送進監獄的危險，也要維護父母和自己的尊嚴！當年我才25歲，正是血氣方剛的年齡，所謂“士可殺不可侮”，即使有更嚴重的後果，我也顧不得了。

　　調解會上氣氛很緊張，上午發生的事情，果然被姐夫提到了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高度。他是當秘書的出身，嘴上的功夫很厲害。我膽小的母親躲在學校裏不敢回來參加會議，隻有我自己能為自己說話了，我決定作最後一搏！當所有的人把所有的話都說完了，我義正詞嚴地給予了回擊。這是我自從1968年秋天含冤受屈以來所有情緒的一次大爆發！在訴說了他在我家表現的點點劣跡後，我大聲對趴在窗戶上伸著頭的、站在我家房門外的聽眾說：“大家看著我在這小巷裏長大，我不是他們說的‘黑人’。”又對這些神氣地坐在我家裏，發言時警告我“二十多歲的人了，應該到鄉下婆婆家去安家落戶”的“領導”們說：“我還沒結婚，沒有婆家！我有單位，我的戶口在單位，隻有單位有資格來管我！”我指著屋子裏坐著的居民小組長說：“1958年春天，我還和你一起參加過居委會組織的下鄉支農，當年12歲的我當了勞模，你為什麽沒掛大紅花？”我指著姐夫說：“這裏是老虎窩，你幹嘛賴在這裏不肯走？這可是我父親的房子！”當時，他正得意地用右手掐著紙煤子，左手端著水煙筒吸旱煙，腳下麵趿拉著一雙舊布鞋。我氣憤地說：“如果說你我之間是路線鬥爭，你這樣子就是舊社會那些大煙鬼！哪像什麽貧下中農？”門外有一個老者大聲說話了：“管什麽成分，嶽母娘沒死，姨妹子還輪不到你當姐夫的來管！在嶽母家打人你還有理了？”鄰居們七嘴八舌地議論開來，這場精心策劃的鬧劇也就草草散場了。

　　我姐姐對眼前發生的一切感到無奈，說我不是說他更不行，於是牽著兩個小外甥……跪在天井裏朝天發誓：“天啦！你要報應別報應我和我的兩個崽，你去報應他吧！都是他想出來的主意。”經這麽一折騰，那些人不敢再惹我，也沒人三天兩頭到我家來逼我下鄉了。1970年秋天去農場鍛煉的男友回來了。我們結婚的那天晚上，父親被他原來勞改的“五七幹校”遣散回來，家裏的日子過得更艱難了。

　　家裏那位貧下中農，卻因在單位搞派性鬥爭被搞得焦頭爛額，東躲西藏，顧不上和我進行路線鬥爭了。

　　1972年9月30號，我帶上半歲的兒子第二次離開了我的家，到礦山我的戶口所在地去了。

　　四、古井無波

　　1972至1980年間我在湖南一個鉛鋅礦裏生活了整整八年。我曾不顧丈夫的極力反對，拖著懷孕的身體和浮腫的雙腿，堅持參加礦山家屬服務隊的重體力勞動直到孩子出生。我也不定期地到子弟學校去代課，哪怕隻要代一個星期我也去。我的工作質量和態度得到了家屬隊和學校的好評。當1976年礦山裏決定從職工家屬和子弟中招收40名大集體工時，我被家屬隊推薦並被礦山錄用了，同時安排在子弟學校以工代教。

　　1980年，許多教工子弟頂職到了教育係統，而我母親的退休指標卻被某些人利用職權占用了。等我高高興興回到家鄉才發現自己又成了失業者，與相關人員多次交涉的結果是先當代課教師。兩年後我通過考試轉正了。從1965年到1982年，在經曆了17年的艱辛後，我總算通過自己的努力為自己爭來了一份正式工作。雖然工資低得不能與我的教齡和教學水平相提並論，雖然這一切來得太遲太遲，但是在經曆了許多挫折和磨難後，我已經不奢求工作以外別的什麽東西了，所謂“古井無波”大概也就是這個心境了。

　　當我傾盡全力把自己的命運和我的學生們緊緊地聯係在一起後，當教師的地位開始得到社會應有的重視後，當我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肯定並且開始有了小小的輝煌後（1982年後，我是湖南省《中學化學園地》的特約通訊員）上天又和我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1985年，落實知識分子（我是知青，不能算知識分子）

　　政策成風，我不無遺憾地丟下了我的實驗室、我的學生和我的粉筆，再次背井離鄉，來到丈夫工作的單位湖南省冶金幹部成人中專，換回來的是一家人的團聚。

　　在這所學校裏，因為沒有大學文憑，我隻能在教學資料室裏為他人準備教學資料……為了適應變化了的環境，我曾堅持自學了三年《社會學》專業，希望有一天我能重新站上講台，為學員講課。但是，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大鍋飯”開始被砸爛，靠吃工廠而發跡的堂堂省級幹部學校，輝煌了十年後一下子癱瘓了四五年……在1999年夏天終於被下級單位兼並了。在我2000年退休時，工資卡裏麵沒有了所有與教師有關的部分，退休證上“曾經職工（職務）”一欄還原成一個什麽也不是的無情的空白，隻有我的老戶籍本上記錄著我曾經是一名貨真價實的人民教師！

　　五、辛酸的句號

　　1972年上半年，農工調往礦山還是國家政策允許的，丈夫所在的礦山主動與園藝場聯係我的調動。可是，園藝場竟然在我的個人檔案裏麵塞進去“文革”冤案中那些沒有正式結論卻能置人於死地的內容，讓我失去了工作的機會。丈夫一氣之下打報告到園藝場要給我辦辭職。當時我正在娘家坐月子，得到消息後立刻向場部表示本人堅決不同意辭職。可是，園藝場竟以我丈夫的要求為準，把我和孩子的戶口立馬遷到了他工作的礦山。

　　1973年，被遣送回家在居委會蔬菜隊勞動改造三年多的父親已經回到了石門縣教書，我的事情卻一再被擱著，場裏沒人為當年的錯誤承擔責任。直到1982年，我因轉正為國家教師時需要工齡證明，才由我的知青朋友黃家珍找到園藝場的新書記楊士迪先生開出了正式證明。此證明在退休時為計算連續工齡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收進了我的個人檔案。也是在那一年，經楊書記批準，園藝場為當了三年“黑人”的我，補發了拖欠八年之久的生活補貼費600元。記得當時還附來了一張表格，裏麵有一欄是要填寫對補發生活費的態度。我不假思索，寫下了這樣的話……“我的損失國家補，給多少我不計較。我的祖國十年的損失誰來補！”

　　2000年5月，當單位為我辦理退休手續時，發現我檔案裏麵的工作時間沒法連接。

　　從1972年起，我先後在三個學校工作過，1982年才通過轉正考試成為國家教師！

　　公司勞資部門的人找我去問，我隻好把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一一說出來。年輕的人事幹部笑著說，“您要是能搞到原來單位的相關證明就好。我們相信您的話，可是檔案裏麵沒有就不能給您上報連續工齡。”我知道，這意味著我本來就少得可憐的工資因此還要少算百分之五。正當單位打算派出外調人員和我一起去園藝場時，我想到了1982年轉正時園藝場楊書記開給我的那一張工齡證明，於是找出來交給他們。到此，我的知青生活記錄才算真正結束了，同時結束的是我的工作記錄。

　　從1965年9月到2000年5月，35年！13000個日日夜夜，把我從一個花季少女變成了白發老嫗！這是一段漫長的知青生活軌跡。命運和我開的玩笑到這時候才畫上了一個辛酸的句號。

　　作者簡介

　　黃歐平，女，湖南省湘鄉縣人。1965年畢業於湖南省石門縣第一中學高三8班。同年9月10日自願申請下鄉，由石門縣勞動局“四個麵向”辦公室安排到石門縣園藝示範場。1968年後，由於受“文革”動亂中父親錯案牽連而坎坷一生。2000年退休。現客居廣東順德女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