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厚黑智典

第四節 儉而不奢，持盈保泰

　　曾國藩於道光十九年（1839）進京供職，收入微薄。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國藩充任四川鄉試正考官，得到了一筆高額薪俸。回京後便給家裏寄回了一千兩銀子，作為清還舊債和饋贈親友之用。他這一慷慨解囊的做法遭到弟弟曾國華、曾國荃的反對，他們認為曾國藩置自家利益於不顧，而去救濟別人，其目的有“近名之心。”這實在是曲解了曾國藩此番所作的苦心。曾國藩在稟祖父母的信中，說明了饋贈親友的原因有二：一是有意留一部分債，恐盈極生虧；二是親族中老人在世不久，恐今後欲贈不能。他說：我家運氣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為持盈保泰之道。舊債盡清，則好處太全，恐盈極生虧，留債不清，則好中不足，亦處樂之法也。各親戚家皆貧，而年老者，今不略為資助，則他日不知何如……贈人之舉，今若不為，後必悔之。

　　曾國藩在翰林院期間，潛心研磨過《易經》，深悟盈虛消長的道理，知人無完人。他指出：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有孤虛，地闕東南，世上沒一件十全十美的事物。剝卦中講陰盛陽衰，小人得勢，君子失勢，但它蘊育了複卦的陽剛重返，氣象蓬勃，因而君子得到剝卦則認為是可喜的。卜卦中講君子得勢小人失勢，暗示著相對應的卜卦的又一次陰盛陽衰，所以君子認為得到卜卦，則潛伏著危機。所以原本吉祥的事物，由於吝嗇而走向凶險，原本不吉祥的事物，由於小心謹慎而走向吉祥。君子隻所以能遠離禍端，就是能忍受事物的缺陷而不去追求他的完美。小人不懂這個道理，所以不吉永遠伴隨著他。這就是事物的兩個方麵，彼消此長，禍福相依。

　　曾國藩親眼目睹過盛極而衰後的艱難、悲慘和世態炎涼。因此在生活中不敢追求奢靡豪華，而寧願抱殘守缺。深恐“全”而後吝與凶隨之。他把自己所居起名“求缺齋”，以時時自惕。一次他的下屬為其打製了一把可以燉人參、可以煮燕窩的銀壺，耗銀八百多兩。曾國藩知道後，深感慚愧，他說：現在百姓還吃著草根，大部分官員日子也過得艱難，而我卻如此驕奢，這實在有辱我平日廉潔的名聲，真是慚愧得無地自容！曾國藩認為：“家敗離不開一個奢字。”這一結論是人世間的經驗之談。

　　曹雪芹筆下的賈府，是清朝初年興起的新貴。賈府的祖先賈演和賈源，在清兵征服全國的過程中立下過“汗馬功勞”，“九死一生”，獲得了寧國公、榮國公的爵位，掙下這份家業。然而他們的後人卻整日裏珠圍翠繞、錦衣玉食、窮奢極侈。平日裏吃一種茄子，也要配上幾十種的佐料，辦一桌酒席就要花上百兩銀子，甚至一席小小的“螃蟹宴”就夠莊稼人過一年了。遇到諸如貴妃省親、秦可卿出殯、賈母做生日，那花起銀子來，更是像淌海水似的。正如寧榮二公之靈所說：我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流傳，雖曆百年，奈運終數盡，不可挽回……賈家的成員，如賈珍、賈璉等，全是些醉生夢死、驕奢淫逸的衣冠禽獸。主仆上下，安富尊榮者盡多，運籌謀劃者無一。當年的鍾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最後竟落得個家抄人散，流離失所終而溝壑的悲慘結局。賈府由盛到衰的過程說明了“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是一條普遍的規律。

　　在曾國藩看來，儉而不奢是持盈保泰的主要手段。因此，他要求兒子：不許坐轎，不許使喚奴婢做取水添茶的事情，而且強調拾柴收糞之類的事情，必須一件一件去做，播秧除草之類的事情必須一件一件去學。就是對女兒、兒媳也不姑息遷就，要求他們“紡織以事縫紉，下廚以議酒食”。在兒女的婚事上，曾國藩堅決不與驕奢人家結親。曾國藩家鄉，有一位常姓大戶，生活習氣驕奢、跋扈，不可一世。就連他所用的仆人也氣焰囂張。常家有一女兒，常家多次托人想與曾國藩結親，每次都遭到了曾國藩的拒絕。這倒不是因為常家與曾家有什麽過節，而是曾國藩擔心常家女兒有官宦人家的驕奢習氣，如果嫁娶過來，恐會敗壞曾門家風，且引誘曾家子弟好逸惡勞。由此可見，曾國藩對曾家的持盈保泰是多麽的費盡心思。

　　曾國藩一方麵為維持家道費盡心機，一方麵又告誡家人要盛時預作衰時想，囑托他們要積德積福，善待老親舊眷，貧賤族黨，丟卻勢利“待貧者，亦與待富者一般”。隻有這樣，家道才會有深固的根基。曾國藩以冷靜的現實主義的眼光，對人世間的盛衰交替，浮沉不定有一種透徹的理解，他的過人之處，在於能居安思危，在興盛之際想到衰敗之際，由一代人想到幾代人。

　　曾國藩深受傳統文化的薰染，對傳統文化中所蘊含的微言大義折服極至，深切理解，綜合吸收，並從中抽取人生的經驗和信條，來指導、規範自己的一言一行。道光年間，他的六弟初次參加鄉試不第，他本人考差又不得時，其父母為此憂心忡忡，而曾國藩卻勸導父母：自己為這次不得差為喜。“考而得之，不過多得錢耳；考而不得，與不考同，亦未必不可支持度日”，況且自己三次考差，兩次都已得差。然“每年考差三百餘人，而得差者通共不過七十餘人。故終身翰林屢次考差而不得者，亦常有之，如我邑鄧筆山，羅九峰是已。”盡管這次沒有得差，但在曾國藩看來，比起那些屢考屢不得者，自己尚屬佼佼者。又何況自己年紀輕輕，就被升為大學士，祖父母的身體又康健，家道可謂興盛矣。然而“滿則招損，亢則有悔，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是自古不變的道理，何況“富貴功名及身家之順遂，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使學問德行成名與否，亦大半關乎天事。”因此曾國藩認為，富貴功名不可強求。“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有了這樣一種淡泊名利，不貪為寶的思想做基礎，所以才會有“不得差為喜”的超凡脫俗。在中國古代不乏像曾國藩這樣淡泊名利，淡泊富貴的豁達之人。

　　春秋時宋國有一位叫子罕的賢人。一次，一個人得到了一塊碩大無比的美玉獻給子罕。子罕不受。這個人就問子罕：“你為什麽不要這塊玉呢？這可是一件舉世罕見的寶物，價值連城啊！”子罕對獻玉者說：“我以不貪為寶，你以得玉為寶。如果我收了你的寶玉，那我們都失掉了珍寶，請你把寶玉拿回去，咱倆還是各安其寶吧！”在子罕看來，美玉再貴重也是身外之物，身外之物一絲一毫也不屬於自己，隻有克己知足，安身立命，才是自己的至寶。

　　楚威王聽說莊周很有才幹，就派了一名使臣，帶了許多黃金、白璧、絲帛等禮物，來到了莊周的茅屋前，對莊子說：“國君聽說先生才氣過人，特派小臣請先生到楚國為相，以盡其才”。莊周聽罷仰天大笑，對使臣說：“千金是重利；卿相是尊位。請問先生您一定見過郊外祭祀的牛吧？人們用精美的飼料喂養了它幾年，給他披上彩錦，然後送入太廟，殺了祭祀天地。當這個時候它想成為一頭自由自在的野牛，行嗎？先生，請你趕快離開吧，不要玷汙我。我寧願在淺淺的池塘，小小的河渠中遊戲，自由快樂，也不願成為有錢有勢而被國君和其他人所支配束縛的人。我隻有終身不為官，才能實現自己的誌向。”這就是莊子淡泊名利權勢，鄙視富貴利祿，知足於現狀的達觀處世哲學。

　　像曾國藩、莊子、子罕這樣的豁達，一般的凡夫俗子是很難做到的。他們大都渴望得到名利，為擁有功名而感到自豪，為追求利祿而過於執著，最終為名、利所羈絆。他們隻看到了名利帶給人的光環和好處，看不到名利帶給人的禍患和消損。《左傳》上就記載了這麽個貪索遭逐的虞公。虞叔得到了一塊寶玉，虞公向他要，想據為己有，虞叔起初不肯獻出寶玉，可沒過多久就後悔了。虞叔想起了周人有這樣一句諺語：原本無罪的人，懷藏寶玉就是大罪。我怎麽能為了享用這塊寶玉，而讓它來招引災禍呢！於是，就把寶玉獻給了虞公。出人意料的是，虞公並不知足，繼而又向虞叔索要寶劍。這次虞叔忍無可忍：“這個貪得無厭之徒！如此貪婪，早晚會累及我橫禍加身的”。於是即舉兵討伐，驅逐虞公，迫使他出逃到共池。

　　知道滿足就不會受辱，知道適可而止就不會遭到不幸。不知足是最大的禍患，貪得無厭是最大的罪過。漢代的吳王劉濞，就是由於妄貪更大的權位和名利，才使得七國之王個個慘遭滅門之災。劉濞是漢高祖劉邦的侄子，因在平定英布的過程中立有戰功，被劉邦欽封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劉濞在封國內鑄錢、煮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招納天下之亡人，以擴張自己的勢力；且詐病不朝，愈益驕恣。晁錯主張削弱其勢力，以防患於未然，晁錯在《削藩策》中明確指出了諸侯王的隱患：“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景帝根據晁錯的建議，先後削趙王遂常山郡，膠東王卯六縣和楚王戊東海郡，並決定削奪吳王劉濞的封地。劉濞恐削地無已，而失去山海之利，以殺晁錯為名，串通膠西王、膠東王、藺川王、濟南王、楚王、趙王等起兵叛亂，不久兵敗，逃往東越被殺。

　　人都具備欲望，這是一個客觀事實，刻意壓抑會使人變的消極待世，過分放縱又會使人迷失本性而貪圖非分之享，墜入欲念的深淵。老子說：“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一個人應該時刻留意自己所處的環境及各種主客觀條件，隨時知足，隨時知止。所謂“知道滿足的人，上天不能使他處於困境，淡泊欲望的人，上天不會輕看他。”講的就是這個道理。虞公、吳濞之輩正是不悟此理，所以才遭致家敗身亡。

　　曾國藩常說：“作人當如花未全開，月未全滿之時，花盛則易落，月滿則必缺，水滿則易傾，人滿則招損。”鮮花盛開之後就要衰敗枯萎，月到滿月之後就要出現虧缺。欹器盛滿了水之後就會傾斜，人不知足就會造成禍患。曾國藩認為這是“至當不易之理。”天道忌盈，人事懼滿。君子寧守其缺，而不守其全。這些既是天理的循環，也是處世的盈虧之道和辨證之法。所以，人生在世要知足知止，適時而進，適時而退，才能持盈保泰，挺立不敗。

　　“花未全開月未圓”一句，說出了曾國藩平日處事的自我滿足，自我告誡的重要原則。凡事不可追求盡善盡美，因為過於圓滿就必然會走向反麵，這是曾國藩得出的重要經驗。

　　為什麽做事不求盡善盡美呢？曾國藩是這樣認為的：

　　第一，過分的美好會導致他人的嫉妒和攻擊。他曾多次告誡弟弟曾國荃，讓他不要過分獨占美好的名聲。他指出：在戰鬥中不可將功勞全部占為己有，因為戰爭的勝利要靠全體將士的共同努力。在鎮壓太平天國農民革命戰爭時，胡林翼克複湖北省城，李續賓克複九江，沅弟你攻占安慶，李鴻章攻克蘇州，左宗棠攻克杭州，而金陵一城等於沅弟與少荃（李鴻章）各自攻占一半而已，這也不是很壞的名聲呀。何必一定要自己攻占全城才算是美名呢？人又何必一定要奪天下第一美名呢？

　　第二，過分的美好會導致心中增長狂傲之氣。曾國藩在家書中對曾國荃這樣指出，我和弟弟的誌趣不一致。弟弟做事的誌趣很有夏天萬物初生的氣勢；而我做事的誌趣則近似於秋冬收獲的氣勢。弟弟的誌趣是萬物複蘇且生氣勃勃，我的誌趣則是收獲而豐厚。當時曾祖父星岡公待人處事，無論貴賤老少，都是一團和氣，唯獨對自己的子孫侄輩卻要求很嚴肅，遇到逢年過節，尤其尊嚴而不可侵犯。這也是一種收獲的精神狀態，從而使家中的歡娛不至於無節製地放肆。如果過分美好，就會失去祖先所說的謹慎，勤儉的美德，那麽對於家族，對於個人都不會有好處。

　　第三，過分的美好會導致鋪張浪費。曾國藩認為，凡事不可過極，奢侈過度則難以返回勤儉。所以他對軍營中保舉銀錢軍械等事，常常稍示節減，也都是本著“花未全開月未圓”的道理。有了這種小心的準備，到了危險緊迫的時候，就可以滅火災、救溺水，不再有丁點吝嗇。

　　第四，過分的美好會導致道德上的惰落。曾國藩指出，人在順利時就會目中無人，從而出言不遜，這就是道德上走向惰落的表現。因此他告誡立下大功的四弟曾國荃，一定要虛心謹慎，不可過分爭奪名利。他在給曾國荃的信中反複勸告說：

　　弟弟接到我的信，總是不肯虛心求教體驗，動不動就要辯論，這種做法是最不可取的。咱們這些人位居此高位，萬人矚目。凡是督撫以自己總為正確而以他人見解為非，自滿自足，使眾人言辭一律。君子最突出的不同於一般人的地方，隻是在於虛心。不單單我的話應當仔細反複推敲，凡是外麵有逆耳之言，都應當平下心來研究一番。逆耳之言隨時隨地都有，如果有人說你必定會攻克金陵是順承你的意思之言，而講金陵恐怕不是你沅弟所能攻克的話就是逆耳之言。所以古人以為，高居上位而不驕傲是非常難以做到的。

　　曾國藩以“花未全開月未圓”自律自責，不敢過分追求完美。正是因為他這樣自甘殘缺，所以在死後得到了完滿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