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厚黑智典

第五節 沉浮宦海，遠權避謗

　　曾國藩時常提醒自己注意“富貴常蹈危”這一殘酷的曆史教訓，因為他十分清楚“日中則昃，月盈則蝕，五行生克，四序遞遷，休旺乘除，天地陰陽，一定之理，況國家乎？況一省乎？況一門乎”這種古樸的變易觀；他更清楚“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這種殘酷的事實，因而，隻有推美讓功，遠離官場，才能持泰保盈。

　　當湘軍主力屯兵金陵外圍，正是建立勳業良機，而曾國藩則惴惴不能自安。金陵方在進兵之始，曾國藩竟已回思退之路。即在同治元年秋冬，湘軍方攻雨花台進逼金陵之際，曾國藩已作好辭職準備，並於十二月函商曾國荃，將欽差大臣及兩江總督一概辭讓，後經曾國荃複信反對，始暫打消辭意，最後仍決定於兩省之中辭去一席。並於同治二年四月奏陳朝廷，宗旨在於表明不敢貪戀權位之念。他太清楚清統治者的用人權術了，為了避免因眼前的榮華富貴而招來統治者的猜忌和防備，更為了擺脫長期以來因屢受君恩，所產生的心理重負，他才多次產生了辭職還鄉的念頭。

　　曾國藩在官場沉浮幾十年，深悉“盈虛”之間的轉換之理，不求十全十美，隻求平穩退路，認為平定太平軍的大功足以“千古”，其他則聽之任之。而關鍵是怎樣收場。他十分讚賞唐代郭子儀，認為是自己學習的榜樣。因此，他待南京一攻下，就想息肩，回家安享天年，但清廷豈能放虎歸山？一想到此，又勉強“視事”，至“剿”撚之後，他們想回籍安養。

　　當僧格林沁“剿”撚四年有餘，最終導致全軍覆沒，而自己“剿”撚不滿兩年，勝負難以預料。清政府對他態度冷淡，一時間曾國藩心灰意冷，他已做好了卸任的心理準備，他在給曾國荃信中寫道：

　　餘定於明日請續假一月，十月請開各缺，仍留軍營，刻一木戳，會辦中路剿匪事宜而已。

　　此前，他已請假一月在營調理，再行續假目的，主要是為了觀望清政府對他做出的反應，同時也為他或開缺或留任做調整法碼。假滿後，他按原計劃奏請開缺，未獲準許，但當諭旨降下，卻頗使曾國藩心寒，此次並非溫旨，而是嚴厲地申飭，他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說：

　　開缺辭爵之件，本擬三請四請，不允不休。昨奉十四日嚴旨詰責，愈無所庸其徘徊。大約一連數疏，辭婉而意堅，得請乃已，獲禍亦所不顧。

　　可還沒等曾國藩將“三請四請”奏疏發出時，他又接到寄諭：

　　著再賞假一個月，在營安心調理，欽差大臣關防著李鴻章暫行署理。曾國藩俟調理就痊，即行來京陛見一次，以慰廑係。

　　他不由得慨歎：“當亂世處大位而為軍民之司命者，殆人生之不幸耳”。“餘決計此後不複做官，亦不作回籍安逸之想，俱在營中照料雜事，維係軍心，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於大禍大謗，若小小凶咎，則亦聽之而已。”一連幾天，曾國藩暝思苦想，百思不得善策。此時，他大有看破紅塵之感。最終辭官不成，同治六年正月十九日回任兩江總督。

　　曆經二年“剿”撚，曾國藩無功而返，經曆了諸多的坎坷，他有所省悟：“此後總從波平浪靜處安身，莫從掀天揭地處著想。吾亦不甘庸庸者，近來閱曆萬變，一味向平實處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

　　自古以來官場上相互傾軋，有因貪圖利祿，不能全身而退，以至於遭到殺身之禍的；有因嫉妒別人，進讒言害人的；有自我炫耀才能，看不起別人的，有得到權力，就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為自己謀一己之私利的；有大權在握，不顧百姓死活，亂施暴虐的，這些都足不能忍耐，推美讓功，因而也導致了他們自身的滅亡。張良放棄權位，這種明智的抉擇保全了自己；楊國忠、李林甫玩弄權柄，貽誤國事，也禍害了百姓。

　　西漢的霍去病，是漢武帝的驃騎將軍，攻打匈奴有功勞，他的弟弟霍光做了大司馬大將軍，受漢武帝的遺托輔佐太子。遺詔上寫：“隻有霍光忠實厚道，可以擔當重任。”他輔佐漢昭帝當政十四年。昭帝死，霍光迎接昌邑王劉賀入宮，當了皇帝。劉賀淫逸玩樂，沒有節製，霍光廢掉了他，又迎立漢武帝曾孫病已，立為孝宣帝，政權都歸霍光，封霍光1700戶人，一共賞賜黃金7000金，錢60萬、絲綢30000匹，上等府第一處。等到霍光死後，孝宣帝才開始親理朝政。霍光夫人和他的兒子等人密謀廢掉太子，事情敗露，霍氏家族遭到滅九族懲罰。司馬光評價說：“霍光輔漢朝皇帝可以說是很忠誠的，但是卻不能保護他的家族，這是為什麽？這是因為權威、福份是君主的東西，臣子掌握它，長期不退，很少有不遭到災禍的。

　　長期浮沉宦海的曾國藩，鑒於“自古握兵柄而兼竊利權者無一不凶於國而害於家”的慘痛教訓，認識到“遠權避謗”的重要和迫切性。他對曾國荃說：“處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則晚節漸漸可以收場耳。”曾國藩的辭職退卻是為了緩和同清政府的矛盾，鞏固自己的地位，等待時機，以退為進，爭取到更高的地位，取得更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