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厚黑智典

第三節 名滿天下知善讓

　　曾氏名滿天下，名門望族，時人稱：天下第一世家。

　　在河南少林寺有一塊奇異的石碑，上有釋迦牟尼、孔子、老子三人的合體像，一為佛祖，一為儒聖，一為道尊，上刻有碑銘讚語：“三教一體，九流一源，百家一理，萬法一門。”說是江河百流，終歸大海，教理不同，方法各異，卻都能達致最高境界。曾國藩就如這樣一塊石碑，身上刻有中國不同傳統文化流派的印跡，他世事洞明卻又糾纏其中，入世與出世相統一，成為中國文化一個獨特的景觀。

　　曾國藩喜歡讀《莊子》，因為它的豁達對人的胸襟有多方裨益。《莊子》上講：“淡然無極”，“淡而無為”，諸葛亮也有“淡泊以明誌，寧靜以致遠”之說，就是說人要清靜、超脫。然而曾國藩很多年來就“清靜不得，超脫不了”總是焦慮多多，一是他名利心太切，二是他俗見太重。平定天京，曾國藩可說大功已就，他給弟弟曾國荃寫信說明了他想“功成身退”的意思：

　　開缺辭爵之件，本擬三請四請，不允不休。昨奉十四嚴旨詰責，愈無所庸其徘徊。大約一連數疏，辭婉而意堅，得請乃已，獲禍亦所不顧。

　　然而他並沒有及時抽身，而是聽從清政府的安排督辦“剿撚”事務。勇猛如僧格林沁者“剿撚”四年，卻全軍覆沒，以身殉職，換了曾國藩，自然也好不多少，很快便遭敗績，撚軍攻破了曾布置的防線。這一次，曾國藩“屢敗屢戰”的精神沒有得到朝廷的安撫，卻遭嚴厲申飭，為此，他心灰意懶，準備了種種理由奏請開缺：

　　臣病勢日重，憚於見客，即見亦不能多言，豈複能殷勤教誨……是臣昔日之長者今已盡失其長，昔之短者，今則愈形其短。臣不欺飾於大廷，亦不忍負疚於隱微，唯有籲懇天恩，準開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實缺，並另簡欽差大臣接辦軍務。臣以散員留營，不主調度賞罰之權，但以維係將士之心，庶於軍國大事毫無所損，而臣之寸心無怍。

　　一句“以散員留營”道出了曾國藩的真實想法。因為一旦所奏開缺準請，擺在他麵前的道路隻有兩條：一是回籍休養，一是駐京賦閑，這都不是他之所願意的，這意味著他將從眾人矚目的位置上消逝，“大凡才大之人，每不甘於岑寂，如孔翠灑屏，好自耀文彩。近待徐鬆龕中丞與地方官不合，複行出山。其有過人之才，故不願久居林下。”曾國藩既怕回鄉遭地方官排擠，又怕留在京城成為政治鬥爭的中心，此時的他百思不得良策，大有看破紅塵之感，“隻恐清名天下滿，九州無處匿韓康”。

　　同治五年（1866），朝廷令曾國藩回兩江總督任，“剿撚”事務交由李鴻章專辦。曾國藩失去了一個全身而退的機會。

　　老子曾說：“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就是告誡人們過分自滿，不如適可而止；鋒芒太露，勢難保長久，金玉滿堂，往往無法永遠擁有，富貴而驕奢，必定自取滅亡。隻有功成名就，激流勇退，拋棄一切名利，才合乎自然法則，才能永久。人須知足，方能長樂。

　　在名與利上，最能體現“全生保真”精神的曆史人物當數範蠡了。他在幫助越王勾踐滅吳之後，便以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以處安，激流勇退，放棄上將軍之名和“分國而有之”的大利，攜西施隱居於齊，改名換姓，耕於海畔。範蠡的退隱，就是害怕功名利祿會給自己帶來性命之憂，他的憂慮很快便得到證實，與他共助勾踐的文種，因不肯退隱，在國中享用尊榮貴利，結果被勾踐找個理由處決了。

　　“功成身退”的思想在現在也許有消極的影響，會讓年輕人不思進取，渾噩度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鍾。然而，從其有理的一麵想一想，對我們也不是不無啟示，雲南的煙草大王褚時健，帶領紅塔集團從一個小企業成為全國煙草行業的龍頭老大，各種名譽紛至遝來，不能不說是功成名就。但他不願讓出手中權力，在臨退之前的一兩年，利用種種手段，為己謀取私利，終至身敗名裂。若按國際上慣例，褚時健即使退休之後，他應得的報酬也遠遠大於他違法攫取的，然而國有國法，縱是立下大功，犯了罪也難免處罰。如果他能夠做到功成身退，怎不會安享晚年，卻要到獄中度完餘生呢？

　　“荒塚一堆草沒了”，人生的結局是一樣的，何必非要站在成功上麵，人生的樂趣尚有許多，決非僅成功所能完全體味到的。

　　曾國藩於鹹豐四年（1854）在湖南老家招募兵勇，創立舟師，訓練湘軍，自與太平軍開戰後，運籌帷幄，謀勇兼備，知人善任，調度有方，屢建奇功，多次受到清廷的恩賞和嘉獎。鹹豐十一年（1861）十月，兩宮皇太後授權曾國藩，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節製提督巡撫以下各官，可謂權綰四省。同治元年（1862）正月，又加授“協辦大學士”，從而成為清朝自開國以來權勢、地位最高的漢臣。而曾國藩的弟弟們也兵權在握，四弟曾國荃統兵近二萬，由於屢立戰功，僅同治元年就受到了清朝最高統治者的七次表彰；五弟曾國葆也統兵五千之眾。曾家兄弟權傾朝野，曾氏家族堪稱“天下第一家”。正如曾國藩自己所雲：“餘家目下鼎盛之際……近世似此者，曾有幾家？”家門的極盛，並沒有使曾國藩得意忘形，卻使他感到憂心忡忡，且小心翼翼。他深明“日中則昃，月盈則虧”之理，他說：家道的長久，不是憑借一時的官爵，也不是憑借一兩個人的發跡來維持的。當家道鼎盛的時候，要做家道衰敗時的考慮。上天既能使我們處於今天豐厚順達的境地，就能使我們處於明天艱難困苦的境地。這樣的經驗教訓，曆史上舉不勝舉——

　　霍光，字子孟。漢朝人，是驃騎將軍霍去病的異母弟。由於霍去病的關係，霍光十幾歲便入朝做官。武帝朝為奉車都尉，後擢為大司馬、大將軍受武帝遺詔，輔佐幼主，位居五輔臣之首，執掌朝政二十年，勤政納諫，輕徭薄賦，百姓充實，四方少數民族歸順，連輔二代皇帝，鞠躬盡瘁，恪守臣道，未嚐有過。然不曉“人滿天概”之理，致使族黨滿朝，權傾朝野。霍光死後，漢宣帝親政，奪了霍氏家族的兵權。之後又以謀反罪，鏟除了霍氏家族。霍光在世時，宣帝對之十分懼怕，“光從驂乘，帝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然而，在他去世後，族人卻遭到了殘酷的殺戮。所以人們說：“霍氏之禍，萌於驂乘”。

　　諸葛恪，字元遜。三國時諸葛謹的兒子。嘉禾三年（234）任吳國撫越將軍，丹陽太守。孫權死後，與孫峻同受遺詔輔政。建興初進封陽都侯，加荊州牧。督中外諸軍事，而權傾朝野。後發兵圍攻新城而不克，勞民傷財，士卒疲乏，民怨極大。孫峻借故與吳主孫亮密謀，設“鴻門宴”而殺之。

　　俗語雲：老年疾病，都是壯年招得；衰時罪孽，都是盛時作得。因此，曾國藩在信中告誡弟弟們要以霍光和諸葛恪為鑒：鬥斛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上天懲罰一個人是無形的，常常借助於人之手。霍氏的勢力太強大了，上天就借魏相和漢宣帝來削平、限製他的勢力；諸葛恪權勢過重，上天就借孫峻之手來鏟除他。像霍氏和諸葛恪那樣，等到別人來限製，為時已經太晚了。咱們家族正處於鼎盛時期，所以我們兄弟要自律自戒，不等上天來懲罰限製，也不等別人來懲罰限製，我們自己應該主動想辦法限製自己。曾國藩針對弟弟們買地建房上的揮霍，銀錢取與上的不謹慎，言談舉止的傲慢等，提出了自我限製的方法：“廉、謙、勞。”“儉而不奢，居官清廉。”他希望弟弟們“儉以養廉”，每用一錢，均須三思。不妄取分毫，不寄銀錢回家，對親族不隨便饋贈；在為人處事上，要做到內心謙虛，外表恭讓，且忌頤指氣使，氣焰囂張；在為朝廷辦差上，要竭誠效勞，恪盡職守。隻有在“廉、謙、勞”三方麵潛心修煉，“正己為先”，才能夠持盈保泰，家道長久。

　　人們總喜歡以家世、金錢、地位等這些單純的客觀現象或外在條件去衡量一個人的榮辱毀譽，把它們看成是永恒不變的東西，卻忽視了主觀的、內在的、可變的因素，從而犯下了許多錯誤，造成了諸多悲劇。曾國藩的過人之處在於他能夠透過現象看本質，對於得失無常，興衰浮沉有一種透徹的理解。這種獨具慧眼的思想和認識，對現今那些居官自傲，貪贓枉法，稍有一點地位和榮譽，就沾沾自喜，忘乎所以的人，不失為一劑良藥。

　　曾國藩認為，功高名顯，必然會帶來對自己的嫉妒和仇視，所以與人分享利益和名譽是曾國藩的一貫做法。每次打仗，他都不以首功自居，而是將下屬或是同僚的名字放在前頭。例如，在擔任兩江總督時，為了搞好關係，曾國藩就特別注意將滿人都督官文的功名擺在自己之前。後來，曾國藩費盡心思將長江水師改經製水師，這樣一件很大的事，曾國藩又將官文的名字推到自己前麵。這是為什麽呢？曾國藩分析了官文的為人。官文既仇視湘軍，又沾了湘軍的光。不是湘軍的勝利，哪有他的一等伯爵？貪名貪利，毫無定識，更無風骨，對於這樣的貪官，為了促成水師製，不讓他反對，給他點好處，他就會站在你這邊。因此在給太後、皇上的折子裏，如果建議改製後的長江水師統領讓官文做，大家都做他的副手，他一定會樂意。這樣既可以減輕官文對湘軍的嫉恨，又可拉攏他一起做事，借此消除滿人對湘軍的仇恨和排擠。後來的發展證明了曾國藩推出一個滿人擔任領頭的做法，獲得了極大成功。

　　自古名利太過都是禍害，與人分享才能與人共處。在曾國藩做官後期，正是憑著這樣一種自謙，與人為善的原則，才使他晚節得保，並在韜光養晦之中達到最高峰。

　　與人分享，是與人共創大業的做法。其實自古以來就有不貪圖功名利祿，與人分享的故事。西晉初年，唐彬與王浚共同征伐東吳。唐彬的軍隊據守要塞，他的部隊為晉軍的先頭部隊。所以抓到了很多敵軍俘虜，繳獲了許多軍用物資。唐彬心裏明白敵人已經基本上被消滅，東吳的統帥孫皓很快就要投降，所以在距離東吳的政治中心建業（今南京）二百裏以外的地方，假稱自己有病，使部隊停止前進，原地待命。以此向同僚諸將表示自己無意爭功奪利。結果晉軍其他部隊先到的爭搶財物，後到的爭表戰功。當時一些有識之士一致稱讚唐彬的不爭功，不爭利高尚品質。東吳被平定以後，唐彬被派往幽州統領所有軍務。他一到任，就教導部下士卒要重視農業，誇耀武力，威震周邊。同時向邊境百姓宣傳國家的有關法規法令，並注意扶困濟貧，以誠待人。很快以往的國土又重新得到開拓，一直恢複到秦長城。邊界自溫城起到碣石。唐彬還命軍隊在山穀間綿延不斷屯駐分守，瞭望台、烽火台座座相望。由於唐彬采取的措施，邊境從此獲得安寧。從漢至魏所有征戰鎮守的人都無法與唐彬的功績相比。但唐彬從不把功勞占為己有，認為功勞應該屬於那些鎮守邊關的將士和人民，功勞應當大家分享。

　　南宋初年，北方金國的軍隊入侵黃牛堡（今陝西鳳縣東北），宋軍守將李彥堅告急求援。製置使王剛中騎馬飛馳二百餘裏，來到吳璘的軍營之中，把正在睡覺的吳璘從帳中叫起並斥責他說：“作為國家大將，應把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聯係在一起。現在敵人已兵犯國土，你怎麽能在此高忱無憂地睡大覺呢？吳璘聽後大為吃驚，立刻調兵分幾路而進，並將自己的軍事計劃告知各路將士。各路大軍奉命支援黃牛堡，大敗金國軍隊。接著宋軍又乘勝追擊，直至收複了秦州（今甘肅天水縣西南）、隴州（今陝西隴縣）、洮州（今甘肅臨潭縣）三個州的國土。事後王剛中對自己屬下李燾談到此事說：“那次勝利完全是靠著宋軍全體將士的努力，而我有什麽功勞呢？”李燾感慨地說：“王剛中親自參戰而不居功自傲，他的修養真是超出常人好多啊！”

　　在人們的一生中，處處都有風波險阻，遭遇功名利祿，麵對這個複雜的社會，謙讓才是處事的妙方。做到恭謙讓人，爭鬥就會停止，忿恨才會平息，結怨才會化解，天下再大的禍患都會冰消雪化於“讓”字之中。平常的人如果能夠把握住它，則可以免除災禍而獲得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