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厚黑智典

第五節 自強求新增實力

　　曾國藩生活在清王朝國勢日漸衰微、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民族危機不斷加深、外國列強交相侵迫的時代。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初登仕途的曾國藩就已認為清政府簽訂的《南京條約》是以大事小，違背自然規律的下下策。曾國藩預感到了時代變更的狂風暴雨已經來到了，他以一個知識分子特有的銳敏看透了腐敗透頂的清朝八旗，綠營已無力維護清廷的統治，無論是漢學還是宋學都無法解決社會所麵臨的危機，現實迫使曾國藩從理學、漢學舊紙堆裏走出來，重新尋找挽救危局頹勢的出路。首先是建立新軍。1851年他上疏提出裁兵、節餉、加強訓練等，並指出：“醫生治療那些病情沉重的皰癰患者必須要剜掉其腐爛的肌肉，以利於新肉生長……”1853年曾國藩創建湘軍，創建之始他就注意到新式武器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陸師每營一半以上兵勇配備抬槍、小槍，還有兩個劈山炮隊，火器裝備優於綠營兵；購買大炮裝備水師，其水師擁有洋炮千尊以上。其次是師夷長技，引進外國的先進科學技術。盡管曾國藩從戎之初即比較重視用先進的武器裝備軍隊，但從本質上來說，深受理學思想影響的曾國藩，在人與武器的關係上，更依托於人。他說：火炮和輪船雖然先進，但軍隊的勝敗取決於人而不取決於先進的武器。經曆了兩次鴉片戰爭所引起的思想震蕩，目睹了船堅炮利的威武，蒙受了割地賠款的屈辱，加上與太平軍的屢次交手，使曾國藩深刻認識到科學技術的重要，取勝的關鍵在於武器的精良，寶劍長矛不鋒利，就不能斬斷東西，鳥的羽毛不豐滿就不能展翅高飛。大清朝要想重溫“天朝上國”的舊夢，就必須“師夷長技”，“自立自強”。曾國藩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剛結束，就上折提出：“此次款議雖成，中國豈可一日而忘備……目前資夷力以助剿濟運，得舒一時之憂；將來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尤可期永遠之利”的主張，並認為總理事務衙門奏請購買外國洋船洋炮的要求是“今日救時之第一要務”，他還說：“輪船的迅疾，洋炮射程的遙遠，被英法兩國炫耀為獨有的東西，而我們中國卻對這種我們極少見的事物感到吃驚。我們若能陸續購買這些輪船火炮，據為己有，那麽在我們中國就會對它司空見慣而不致於驚訝，相反英法也會逐漸喪失它的倚仗。買回來之後，招募那些精思靈巧之士，機智乖巧之人，開始慢慢地操練演習，然後嚐試製造，不出一、二年，火輪船一定成為中外官民通行時的必備之物，同時可以用來剿滅太平軍，為鞏固國家的長遠戰略服務。”如果說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曾國藩還是一個手無半點實權的小翰林，那麽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曾國藩已不僅是幾十萬湘軍的統帥，署理兩江總督軍政實權，而且是權綰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的封疆大吏，他已經有能力親自付諸實施“師夷之長技”了……

　　一是師夷智以造船製炮。

　　兩次鴉片戰爭之後，曾國藩認為，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炮彈，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長，我皆有之，順則德有其具，逆則報怨亦有其具。否則，與洋人是沒有道理可講的。安慶軍械所成立之始，曾國藩便全力以赴的搜羅人材，製造中國人自己的輪船火器。徐壽、華衡芳、吳嘉廉、龔雲堂、徐建寅等專家和技術人員紜集安慶，製造火器彈藥，創造了中國第一台蒸氣機和第一艘木殼輪船，打響了洋務運動的第一炮。當第一艘木殼輪船下水試航之時，曾國藩除了欣喜之餘，感到“行駛遲鈍，不甚得法”，意識到了手工造器的落後，決心尋找造器之器，他與留美的容閎一拍即合，派其赴美購買先進的機器設備。容閎不負所望，於同治四年（1865）把所購機器運抵上海。這些機器更加速了我國軍事工業的發展速度，縮短了與世界先進水平的距離。

　　二是翻譯介紹西學知識。

　　在“師夷長技”的過程中，曾國藩認識到了科學理論知識的重要性，他針對國人在文化上的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狀態指出：“翻譯是製造船炮的基礎，洋人造機器源於數學，其中奧妙都有圖表說明，隻是中文、英文意義差別甚遠。因而雖每天熟悉這些機器，但終究不明白如何製造。曾國藩先後在江南製造局設立了翻澤館、印書處，聘請外籍人士與李善蘭、華衡芳等合作，至清末，計譯印西書159種、1075卷，其量之大占當時全國譯書之半。這些書不僅在傳播科學文化知識、培養科技人才上功不可沒，而且對我國近代思想界也產生了深刻影響。

　　三是選派優秀學童去美國留學。

　　“學齊語者，須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既要西學，那麽自然以親赴國外學習為最直接、最便捷的途徑。在丁日昌的推薦下，曾國藩奏派江南製造局上海方言館總辦陳蘭彬、容閎為正副監督，詳細製定《挑選幼童前赴泰西肄業章程》，物色國內聰穎之幼童，分批送往美國進行學習，盡管由於頑固勢力的阻撓，出外留學的幼童被中途撤回，但他們出國後本著“各習一藝”的要求，各有所長。除了著名的鐵路專家詹天佑外，在派出的120名學生中，有近百名學生回國後在鐵路、電信、外交、翻譯、海軍、海關、教學、醫務等方麵作出了貢獻，對中國近代化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幼童出洋留學，正如曾國藩所說：“固屬中華創始之舉，抑亦古來未有之事”，是收“遠大之效”的好事。這一舉措，既反映了洋務運動發展的客觀需要，也反映了曾國藩等思想家目光的銳敏。

　　曾國藩是同治年間、開展“師夷之長”、倡導自強運動的主要發起者。凡製船造炮、翻譯西書、派遣學生留學等各項事業，無一不是依仗著他的支持和指導，才賴以前進發展的。這一自救活動給晚清的社會注入了新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