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厚黑智典

第四節 決策失誤推責勿認

　　曾國藩將自己的老巢放在險地——祁門，以致數度被困。曾國藩自己將兵的時候老犯低級錯誤。

　　滿清對曾國藩既使用又製約，曾國藩是既保存實力圖發展，也得應付滿清。湘軍圍攻安慶的時候，曾國藩過多地考慮了政治因素，將大營設在軍事上的險地——祁門。戰場上所有的錯誤都將付出沉重的代價，曾國藩從進入祁門之後，就沒有塌實過，甚至寫下遺囑，隨時準備自殺。

　　鹹豐十年（1860），湘軍在圍攻安慶的時候，曾國藩作出了進駐祁門的決定。祁門是一座小縣城，位於浙贛邊界。這裏交通閉塞，也非兵家必爭之地。曾國藩為什麽單單選擇將湘軍的總部設在這裏呢？

　　曾國藩選擇這裏，完全是因為政治上的原因。曾國藩作為兩江總督，必須負責兩江的防務。駐守在祁門，可以對蘇州、常州作出援助的姿態，以應對鹹豐皇帝和江南的士紳；同時也有利於湘軍圖謀皖南的戰略目標。

　　李秀成卻率領第二次西征的南路大軍進入皖南，這又使曾國藩再次陷入險境。

　　李秀成此次西征的目的是招兵，而不是救安慶。因此，沿途有利於解除安慶之圍的戰役，他都沒有去開辟。1860年11月30日，李秀成擊敗了張運蘭，部將劉官芳所率大軍攻入安徽黔縣羊棧嶺，離曾國藩的祁門大營僅60裏，而李世賢部則從東麵逼近祁門，黃文金部也紮在祁門西。

　　曾國藩的祁門大營，實際上已處於太平軍的包圍之中。當時，曾國藩的身邊隻有3000官兵，駐紮在休寧的張運蘭被李秀成打敗之後，處境也是岌岌可危，此時已處於無暇旁顧的境地。曾國藩隻好調鮑超前來援助。曾國藩在家信中，描述了此一窘境：“十九日未刻，石棣之賊，破羊棧嶺而入，新嶺、桐林嶺同時被破，張軍前後受敵，全局大震，比之徽州之失，更有甚焉。”曾國藩覺得此次祁門被圍，凶多吉少，事先便寫好了遺囑。祁門大營的各色幕僚也無可奈何，他們心慌意亂，紛紛有撤退的意思，幕僚歐陽兆雄曾描繪說：“（湘軍）至徽一戰大敗，葉小鶴副將陣亡。文正駐休寧城，羞忿不肯回答，已書遺囑，部署後事，軍中皇皇，莫知為計。”

　　曾國藩見人心渙散，強留必定事得其反，於是聲稱願走者大營發給路費，度過難關仍可回來。盡管幕僚門個個心驚膽顫，但卻不願背上不仁不義的名號，隻好提心吊膽地留了下來。但是，曾國藩不過虛驚一場，李秀成隻是借道羊棧嶺，當李秀成在休寧柏莊嶺與鮑超、張運蘭接戰失利以後，便匆匆撤兵，並非想進攻曾國藩的祁門大營。

　　李秀成雖然離開了祁門，曾國藩也深感憂慮，他擔心李秀成會從建昌去攻打樟樹、瑞州、臨州，“偽忠王一股，若從建昌直搗樟樹、瑞、臨，則江西固將糜爛，兩湖亦為震動，安慶之圍，且不攻自解”。但李秀成卻到常山、江山安穩地過年去了。一直到鹹豐十一年（1861）三月，已是會剿武漢的時間了，他仍停留在吉安一帶。

　　李秀成雖然離開了祁門，但太平軍仍有人馬停留在皖南，太平軍占領徽州，隨時還有進攻徽州的可能。所以，曾國藩命令鮑超仍然駐紮漁亭，張運蘭駐紮黟縣，來加強祁門大營的防衛，但一時間曾國藩卻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在兵力上的劣勢。

　　十一月十七日，劉官芳、古隆賢和賴文鴻等又統率大軍分三路突攻羊棧嶺、桐林二嶺，祁門大營再次陷入險境，“文報不通者五日，餉道不通者二十餘日”。自曾國藩進駐祁門，大軍的餉源全靠江西。徽州被太平軍攻占以後，浮梁、樂平、景德鎮便成為祁門大營的生命線，而此次進攻祁門的三路太平大軍中，西路人馬最多，楊輔清協助黃文金一起作戰，占領了建德，切斷了祁門大營與安慶的聯係。黃文金又繼續西進，占領了江西彭澤，進而又攻克了浮梁，湘軍的糧道受到了威脅。多虧鮑超、左宗棠合力與黃文金大戰，才奪回了彭澤、浮梁，黃文金退至皖南。祁門大營再次渡過了危機。

　　太平軍黃文金部剛剛退至皖南，李世賢、劉官芳又開始了對祁門的包抄。1861年3月9日，李世賢由休寧進占江西婺源，企圖切斷祁門湘軍的贛北餉道，劉官芳則開始進攻櫸概根嶺、禾戍嶺、曆口等地，曆口是祁門大營出入的通道，距曾國藩大營僅20裏。曾國藩再次陷入險境，急派朱品隆前去支援。劉官芳聞湘軍援兵至，也不敢戀戰，急急解圍而去。但是，李世賢對贛北卻發動了一場猛攻，祁門大營則麵臨著更大的困境。

　　李世賢發動了對景德鎮的猛攻，四麵出擊，來勢凶猛，擊斃了守將陳大富，攻克了景德鎮，左宗棠隻好暫時撤兵樂平。景德鎮失守，祁門大營的對外通道完全被切斷，陷於絕境。

　　這時，曾國藩率9000餘人，由祁門進駐休寧，企圖攻占徽州府城，希望能打開一條通往浙江的餉道，他在家信中寫道：“景德既失，祁、黟、休三縣之米糧之路接濟已斷。若能打開徽州，尚可通浙江米糧之路，若不能打開徽州，則四麵圍困，軍心必渙，殊恐難支。”

　　由此可見，進攻徽州的勝敗關係到祁門的生死存亡。曾國藩命張運蘭、婁雲慶、楊鎮魁、唐義訓、沈寶成和朱聲隆等率領湘軍進攻徽州府城，結果被擊退。一個夜晚，太平軍突然發動了襲擊，他們衝出城門，“由西路包抄而來，焚村劫營”，湘軍全線崩潰，22營中有8營被打散，曾國藩隻好再次退回祁門。此時的曾國藩極度悲觀，再次寫好了遺囑，準備了後事，“目下值局勢萬緊之際，四麵梗塞，接濟已斷，如此一挫，軍心尤大震動，所盼望者左軍能破景德鎮、樂平之賊，鮑軍能從湖口迅速來援，事或略有轉機。否則，不堪設想矣”。回顧自己的戎馬生涯，曾國藩感到自己並不適合於做軍事統帥：

　　“行軍本非餘所長，兵貴奇而餘太平，兵貴詐而餘太直，豈能作此滔天之賊？即前雖屢有克捷，已為僥幸，出於非望矣。爾等長大之後，切不可涉曆兵間，此事難於見功，易於造孽，尤易於貽萬世口實。餘久處行聞，日日如坐針氈，所差不負吾心，不負所學者，未嚐須臾忘愛民之意耳。近來閱曆愈多，深諳督師之苦。爾曹惟當一意讀書，不可從軍，亦不可作官。”

　　曾國藩心灰意懶，達到頂點。恰在此時，左宗棠力出樂平，率軍與李世賢苦戰數日，終將其打敗，李世賢遂棄景德鎮東，向浙東撤去。

　　太平軍敗退以後，曾國藩不再貪戀祁門，於四月初將大營移駐東流。東流在安慶正南80裏，在長江的東側，對岸是望江縣。駐紮東流，不僅可以與水師呼應，同時可以不必像祁門大營那樣，派兵宿守。鮑超所部再次成為機動部隊，支援各方。

　　曾國藩進至祁門以來，從沒有輕鬆過，險象環生，危機四伏。所以，他在床前始終掛一把寶劍，隨時準備，敗即自刎。

　　戰爭進入中期，湘軍的勢力逐漸增加，太平天國由於內訌，實力遭受很大的損失，雙方的實力十分接近，也就進入了戰爭的相持階段，在廣闊的戰場上成拉鋸狀和膠著狀。

　　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主要考慮政治因素，選擇祁門作為湘軍的大營，但從軍事的角度，祁門既是太平軍進攻的必經之路，湘軍主力軍隊又不能及時呼應曾國藩，導致祁門大營幾次陷入困境。事後，曾國藩也不得不承認，自己實際上真的不會打仗，勝利的確是僥幸的結果。

　　祁門本身是一個交通不便的小縣城，地形總體呈盆地狀。本身幾乎沒有辦法進行有效的防禦，隻能依靠防禦祁門外圍的幾個城市達到防禦祁門的目的。

　　這樣，湘軍的防禦範圍增加很多。在兵力有限的情況下，分兵布防，導致處處防禦，處處是漏洞的被動局麵，同時也沒有足夠的機動軍隊來支持固定防守的軍隊。曾國藩進入祁門，不得不處於糟糕的戰略和戰術守勢。

　　祁門幾度被圍，太平軍往往可以輕易攻破祁門的外圍防禦城市，直接威脅曾國藩的祁門大營，甚至太平軍路過祁門，曾國藩就不得不作好自殺的準備。

　　從戰術的角度，曾國藩進駐祁門，絕對是一個低級的錯誤。

　　由於祁門大營與湘軍的其他主力軍隊相距甚遠，同時戰場處於膠著狀態，曾國藩事實上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

　　因此，他不得不主要依靠祁門大營的軍隊自保，但四處分兵布防的結果，卻往往沒有兵力可以調動，甚至不得不動用親兵衛隊直接作戰。

　　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內，祁門幾度被圍。由於湘軍主帥被圍，其他將領必然過來援救曾國藩。能夠直接援救曾國藩的往往是湘軍的機動部隊，或者從其他戰場抽調的部隊。在膠著狀態下，機動部隊是戰場上最寶貴的資源，因為機動部隊投入勢均力敵的戰場，立即會改變雙方力量的對比。

　　曾國藩為湘軍準備了一個陷阱，牢牢地套住了湘軍的機動部隊。這或許就是太平軍老是襲擊祁門，但卻不直接進攻的真實原因，往往離祁門大營20裏，湘軍援軍一到就主動撤退。

　　曾國藩的祁門大營，成了太平軍圍魏救趙策略中最合適，也最常用的“魏國”。事實上，這一段時期，湘軍在戰略上處於完全被動的地位。

　　曾國藩也算是命大福大的人了，被困祁門而不死，主要有兩個原因。

　　從太平軍的角度，當時的湘軍盡管獲得了不少的軍事勝利，但仍然被看作地方武裝的團練。江南大營的綠營兵人數眾多，又直接威脅天京，因此成為太平軍最直接的敵人。

　　因此，太平軍並沒有將曾國藩作為最直接和最具威脅的對手。這是太平軍幾次圍攻祁門，但都沒有置曾國藩於死地的重要原因。

　　同時，祁門從軍事的角度，並不是軍事上的戰略要地。太平軍既然沒有將曾國藩作為影響戰局的關鍵因素，僅僅從軍事的角度，當然也沒有必要花費重大的代價謀求了。

　　曾國藩的湘軍的確還是很有戰鬥力，祁門幾度被圍，還都保全了祁門大營。從太平軍的角度來說，並不想徹底打掉曾國藩的祁門大營，因此遇到湘軍十分頑強的抵抗，在達到目的的情況下，也就不會戀戰了。

　　如果湘軍沒有足夠的戰鬥力，曾國藩的祁門大營是肯定守不住的，曾國藩本人恐怕也隻有死路一條。

　　曾國藩還算是知錯就改，祁門解困之後，自我批評一番之後，老老實實地撤離了祁門，亡羊補牢，為時還不算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