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下卷）

21、反苦為樂的知青歲月

　　楊代欣

　　一

　　我1964年上山下鄉當知青，1976年因父親身邊無人調回成都，在山區一共待了12年。

　　當時如果我的所謂家庭出身稍微好一點點，肯定是不會上山下鄉的，因為我要讀書，我能讀書，我有我的願望。但是在那大搞階級鬥爭的年代，在那人性完全扭曲甚至泯滅，人根本不像人的年代，在那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的年代，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這點起碼的要求，都是無法實現的。

　　家庭成分是當時很大一批人身上的枷鎖和頭上的緊箍咒。

　　1964年初中臨近畢業，學校要我們填《學生登記表》，填寫這樣的表最使我抬不起頭的就是家庭成分一欄，因為給我定的是地主家庭出身呀！不過，當我聽到班主任向一蘭老師的一番話，我的心豁然開朗，轉憂為喜，萬分激動。因為他再三強調：“填你們自己的家庭出身，並不是依據自己父母解放前三年的本人成分，而是依據直接供養你的人的解放前三年的本人成分來填。”我的主要供養人是母親楊匯川，她撫養了我12年，剩下的幾年大部分都是國家負責，而我的父親朱君友從來沒有撫養過我們。所以我的家庭出身不應當是父親的地主成分，而應當是母親的職員成分。幼稚十分、少不更事的我就興衝衝地向班主任匯報了此事。哪知道向老師當即就嚴肅地回答：“派出所怎樣劃的就怎樣填！”意思你就是地主家庭出身。至今，我都沒有弄清楚這個家庭出身應怎樣劃。對這個答複的依據是什麽？為什麽向老師出爾反爾？為什麽必須要由管治安的公安局派出所來劃家庭出身？更有意思的是我下鄉後得知：在當地，如果父母本人成分是富農或地主，那麽其子女的本人成分也照樣。可以想象在“文革”以前，不知有多少青年因為錯劃或誤劃家庭出身而被摧殘、被打擊、被排擠啊！

　　臨近初中畢業，班主任通知我到辦公室看我能看到的評語，雖然好的寫了一大版……我也高興不起來。因為在評語中有“不敢正視自己的家庭”這樣帶有鮮明的政治傾向的評價。雖然我幼小的心靈非常沉重，但我還不可能知道它影響我一生的程度有多大，有多麽可怕，有多麽殘酷無情。

　　不過，我並沒有氣餒，我從來就十分自信，依舊我行我素，瘋狂地努力學習，填報的高中誌願是有名的成都七中。由於我的學習成績一直居於全年級的前一二名……又是班上的學習委員，我們同班同學都紛紛認為我填得好，沒有問題，當然我也時時鼓勵自己。但有時我心裏也禁不住七上八下，會不會是我錯了，運氣會不會離我越來越遠呢？

　　在“文革”前，有關成分和出身問題政策是：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其實這個政策是十分滑稽的，也就是說它既要計較成分，但是又可以不計較成分，並且還要看政治表現，而且這種政治表現在三者之間是處於“重在”的位置。這樣的所謂政策，真是使人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許許多多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青年人都上了當，以為重在表現就能抵消前兩者。其實這是大錯特錯。毫不客氣地說，這種政策完全是愚弄人的政治遊戲。

　　我考高中落榜的原因就在於此。這都是以後才知道的。我的父親是地主分子，也就是“戴帽地主”，又叫“現管”，又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而母親是“極右分子”，而且投河自盡。難道你楊某人能靠這樣的家庭背景考上高中？這種家庭出身是十足的“黑五類”。

　　需要補充的是，打倒“四人幫”以後，我母親的問題獲得平反（18級幹部獲得280元撫恤金）而我父親就十分特別了，經過好幾年的折騰，他不僅得以全麵改錯平反，而且還獲得了離休幹部的待遇。經多方調查核實，他是成都“十二橋慘案”中被敵人批準槍殺的36個人中的唯一幸存者。我也莫名其妙地從“狗崽子”變成了“革幹子弟”。這結論是幸運的，父親幾十年的不白之冤洗刷了；這結論又是苦澀的，這幾十年造成的兩代人的災難和痛苦又怎樣填平？這結論也是發人深省的，如果我的父親終其一生都沒有得到平反改正，我的遭遇就是公正的嗎？推而廣之，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被因此剝奪了正常的讀書和工作的權利就是應該的嗎？

　　導致我下鄉的另一個原因是生計問題。由於父親是“戴帽地主”，1959年又從磚瓦廠“壓縮”回家，失掉了工作，無生活來源。我和弟弟同父親就擠在一間八平方米的小屋中，度日如年。冬天北風呼嘯，人冷得直打顫；夏日暑熱籠罩，蚊蟲叮咬夜不能寢。忍饑挨餓，吃糠咽菜，遭人白眼，遭受欺辱歧視是我們的家常便飯。

　　父親年輕時一表人才，又是大地主家庭的少爺（解放前的我家被稱為“朱財神。”

　　）他20世紀30年代就參加進步運動，40年代參加民盟。他不僅將家中的大量錢財支援革命運動，而且還將自己的公館作為革命的聯絡點和掩護進步人士的重要場所……他被抓進國民黨的監獄，受盡酷刑，在被執行槍決前的幾小時被營救出獄。他在解放初也被判刑關監，原因是糧押問題。出獄後由於他無工作，在街道上接受管製。每當看到他低著頭站在“四類分子”評審會上時，我的心裏就十分難過。他盡量低著頭語無倫次，他無數次地承認自己有罪（何罪之有？周圍的居民在積極分子的帶動下，紛紛起來揭發他的“滔天罪行”，對他進行指責和無休止的淩辱、謾罵……我當時並不仇恨這些人，我隻是反問自己，這是為什麽……父親是善良的，從來遵紀守法，從不亂說亂動，況且還參加過革命，對革命也還有點貢獻。就這樣年複一年地被人批鬥，被人侮辱，這是什麽世道，難道不應該實事求是嗎？

　　經過幾十年“煉獄”的鍛煉，父親變得沉默寡言。從1960年起，為了生活，我曾經陪著他上街賣過洋芋餅、煮玉米、紅薯；賣過油條、空花糖；後來又協助他開過鍋盔大餅店。但他根本做不好這些，他太“笨”。他已經被整得變態，隨時隨地都提防別人對他監視跟蹤，隨時隨地都在恐懼中。他一見到居民幹部就說話打抖，他一見到下段民警就六神無主，驚恐萬分。1965年，他被街道辦事處安排去打掃廁所。由於工資極低（每月17元）他開始了十多年在新南門飯館“味之腴”協助撿碗筷，然後吃殘湯剩飯的生活。父親是我最尊重的人，他待人厚道，做人意誌堅強，他忍辱負重，熱愛生活。他給了我在艱苦環境下學習上進的信心和力量，給了我堅強、厚道、誠信的處世準則。父親生前多次對我和弟弟說：“我這一輩子對不起你們兩兄弟！”多好的父親啊，他使我們懂得要有登高遠望的胸懷。雖然我下鄉12年，他從來“不敢”來看我，但在他的鞭策督促下，我沒有倒下去，而是站起來，父親應該為此感到驕傲。

　　在我12年的農村生活中，父親經常來信，信中他要求我積極上進。下麵所錄的一封信，是他老人家20世紀70年代初、我剛剛任民辦教師時候寫給我的：

　　代欣：

　　五日投郵給你的信當已收得？代雲回來拔牙，昨天同老二一道轉龍泉，給你帶的紅染料一包想已交給你了。煤因他們要走一半路，故不便帶，等享誌來時帶給你了。葉煙若尚未分出，可全交老二帶回，並告老二速回，因他們可能分工作了。

　　旁的市區已開始登記學習，他爸爸叫他快回來。

　　今天，四川省與成都市開公判大會，全省判處死刑的共61名，成都市判死刑15名……我們去參加，受教育很大。一個人應該嚴守國家一切政策法令，這才是對的。

　　法律是極嚴的，誰若違紀，一定會遭到嚴厲製裁。一個人也隻有跟著政策走，依著法律辦事，才是正路。你應該仔細看看布告，理解政策，對於自己的教育是很大的……

　　你教書每天時間如何安排的？何時睡，何時起床？夥食何地吃，住處何地？教學效果如何？學生反映如何？自己體力吃得消否？領導上對你工作效果評價如何？

　　希一並告我。錢若用完了，可來書告我。櫃子尚未賣脫，若不急用，緩慢進行，可多賣幾文，不知你能等到否？可告我。又，你這工作是再好莫有了，我也覺得滿意，既合乎你身體條件，又與你好學習相合，邊教邊學對自己有大益處，你應該以全力來搞。隻能搞好，對自己將來有大好處，更可能得到培養，再讀書，深造。總之希你努力為之，切戒。不能缺課，寒暑假才能回城，決不能隨便走了；對學生態度要和藹，萬萬不能發態度；對女生不能隨便了，要有男女界限；不能到學生家隨便吃東西，請也不去好些……

　　理發不能去搞了。若社員與同事理可以，但不能要錢了，注意、注意。

　　君友

　　3月10日

　　這就是父親，一個為革命為新中國的建立作出過貢獻，新中國成立後卻長期蒙冤受盡煎熬的父親給兒子的信。盡管他當時是專政對象，雖然他當時已蒙冤多年，居然沒有半點怨言，更沒有什麽“刻骨仇恨”。

　　高中未考上，肯定是成分問題，我心中十分悲觀。生活無著，連飯錢都沒有，隻有同弟弟一道，在生產組剝花生、剝核桃，一天下來能掙幾角錢，勉強維持生活……我當時想，難道這就是有意義的生活？難道這就是建設社會主義？難道這就是我的前途？

　　終於有一天接到學校的通知，通知中說落榜的同學應該“一顆紅心，兩種準備。”

　　……現在共青團成都市委舉辦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第一期，可以報名參加。

　　我弟弟接到通知後萬分激動，態度堅決，表示要聽黨的話，到廣闊的天地中磨煉自己。但我就硬是激動不起來，因為我當時就認為我們這些“狗崽子”根本不可能被國家重視，隻有當垃圾掃到農村去。我這種想法並不是憑空亂想的，因為1964年上半年成都各街道辦事處就大張旗鼓地動員過數千名社會青年到西昌，聽說這批人文化程度許多比我還低。

　　弟弟很快就去報了名，並反過來對我進行動員。他說：隻有同剝削階級家庭決裂……劃清界限，隻有到農村去摸爬滾打，同貧下中農相結合，接受再教育，才能成為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在他的再三勸說下，我硬著頭皮去報了名。然而過了幾天……我實在想不通，撤回了自己的報名。

　　1964年的國慶，青訓班參加了人民南路的遊行，弟弟也在其中。他很驕傲地向我談起青訓班的情況，不過我更注意到另一條消息，那就是青訓班第一期學員有一部分要分到成都龍泉驛區市委機關農場種棉花。到龍泉，離家很近，機關農場種棉花就是農業工人，待遇肯定比農民高。於是，我就向弟弟提出，如果青訓班能夠分我到機關農場種棉花，我就馬上參加。出乎我的意料，青訓班的領導同意了我的請求。

　　我到青訓班是1964年10月中旬，在青訓班待了一個多月。青訓班是團市委辦的，直接掛帥的是團市委劉秘書長，下麵還有多位善於做思想工作、善於鼓動人的青年幹部。一期的學員95%以上是1964年畢業而落榜的高、初中畢業生，並且大部分都是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有國民黨軍政要員的子女，有大資本家的子女，有高級知識分子的子女，當然也少不了地、富、反、壞、右的子女。這批人成績一般都很冒尖，思想激進，願意同家庭決裂，嚴於律己，樂於助人，上進心極強，書生氣十足。他們既不同於1964年上半年成都下鄉的知青，也不同於1968年、1969年的“老三屆”的知青，更不同於20世紀70年代初那批到雲南的支邊青年。

　　1964年11月30日，在初冬的寒風中，我憂心忡忡地踏上了上山下鄉去市委機關農場種棉花的漫長的歲月。

　　農場位於成都東門茶店子，這裏是成都到重慶的東大路的一個十分落後的小場鎮……隻有一條短短的“小街”，沒有通電，一切都籠罩在三年“自然災害”困難時期剛剛過後的傷痕累累的氛圍中。

　　當地的歡迎是熱烈認真的，但是也是非常做作的，因為這是上級的安排，是一項“偉大”的政治任務。看見衣裳襤褸麵黃肌瘦的農民隔在供銷社食堂圍欄外，以十分饑饞的眼神目不轉睛地瞧著我們聚餐吃飯時，我心裏是多麽難受，多麽痛心難過。盡管我處境困難，但比起當地的農民來總還要好點吧！供銷社的食堂數十盞裝滿煤油的亮油壺冒著濃濃的黑煙，在昏暗的燈光下，我們狼吞虎咽地吃完飯後，走進了伸手難見五指的黑暗之中，右拐左彎地來到公社的土壩上，觀看了耐人尋味的電影《摩雅傣》。

　　電影完了，到處是“歡迎新社員”的聲音，原來我不是到什麽市委機關農場種棉花，而是被分配到生產隊去，我這時恍然大悟，但覆水難收啊！

　　半夜，我們的知青七人小組就在大躍進時的夥食團（公共食堂）房屋基礎上為我們改建的“知青點”上住下來。生產隊長、副隊長、會計、財務又同我們促膝談心到淩晨。

　　天亮了，幹勁十足的“新社員”立即投入到坡地改梯地的農業學大寨的農田水利建設中……

　　二

　　保存自己基本情況資料的習慣是我的母親培養的，因為有她的身體力行，至今我的有關學校讀書的資料都較完整地保存著，下鄉十多年的一些資料也還有一些。

　　《一九六五年（乙巳年）曆書》（附社員勞動手冊）就是其中之一。

　　這個小冊子又簡稱《工分本》，由記分員記載了我從1964年11月31日到1965年10月31日的勞動出勤及每日所得工分情況。

　　我的第一天出工是1964年11月31日（即下鄉後的第二天）評了6個工分，那年隊上的工分值（以10分計）為0.23元，也就是說第一天出工我掙了人民幣0.138元。

　　全月工分為185.7分，即可掙人民幣4.27元。這個收入是非常低的，一個月基本上是滿出勤，而且是強勞力。當時城市裏的二級工人，每月待遇為36元，學工待遇為18.5元。我們一個月的報酬隻及二級工人的九分之一，學工的1/4不到，並且強度大大高出二級工和學工的勞動。

　　我當時17歲，幸好在城市裏一直未脫離過勞動，擔水、掃地、煮飯都要做。但那是在平地上，況且水桶要輕得多。一位乳臭未幹、剛剛邁過童工年齡的城市準青年就擔水上山，其強度是可以想象的。

　　抬石頭、擔挑子是龍泉驛山區勞動強度最大的農活之一。抬石頭有兩人抬、四人抬或八人抬，可以集體打拄換肩，進行休息，並且上坡機會少於下坡，四人抬以上都是走大路。擔挑子是個人的勞動行為，全憑自己的體力和毅力――忍耐力，茶店公社地處山區，屬於深丘，一般從山下挑糞或者挑水到大半山腰，起碼都是七八百米，也就是說有一裏多路。如果說一裏多路是平路還算好，但這是山路呀！

　　山路彎彎曲曲，爬坡上坎，城市裏人打空手走都要喘氣，何況是擔擔子上坡。根本沒有停放挑子的可能性，擔著一百把斤的水挑子或糞挑子硬是必須鼓足氣力，一步一步往上撐。冬天寒風凜冽，擔擔子的人衣服幾乎脫完，仍然汗流浹背；夏天，驕陽似火，汗迷糊了雙眼，身上唯一的一條火窯褲也隻為遮羞。由於劇烈的體力勞動，我食量大增。說來你可能不信，二三兩一碗的米飯，一頓要吃七八碗……農民卻非常羨慕我們“新社員”，因為我們吃的是精白米幹飯。頭一年國家每月有糧食供應。他們一年以雜糧為主，吃紅苕湯、玉米糊、小麥糊等，吃白米幹飯的機會很少。

　　記得我挑擔子最遠、最艱苦的一次就是同全隊的男勞動力一起挑公糧送到山泉鋪糧店去。我挑的是豌豆，有130斤，要走上坡路15裏。挑了回來，精疲力竭，渾身骨頭都似散了架，累不堪言。

　　我要感謝蒼天，在那麽小小的年紀擔那樣重的挑子我居然沒有致殘。擔挑子鍛煉了我的勞力，增強了我必須戰勝困難的信念，練就了一身鐵打的筋骨。當然也使我後來較早地發生了椎間盤突出症，還使我的飯量過大，使胃下垂擴張，為現在的身體帶來了不必要的負擔。

　　下到茶店公社的一期青訓班的幾十名知識青年（當地稱我們為“新社員”）大多思想激進，在校成績優秀，但家庭背景都不好，有國民黨將軍的子女，也有資本家的子女，還有右派的子女和地主，偽軍官的子女，都願意同家庭分清界限，在“廣闊天地”中“大有作為”。

　　我們的知青小組一共有七人，其中女的三人，男的四人，高中畢業的四人，初中畢業的三人。我們的組長老薑，為1964年畢業的四中高才生，曾獲得1964年成都中學生數學競賽一等獎。他因為父親是偽軍官而高考落榜。今天的高中畢業生如果有這樣的成績，不是上北大就是上清華，肯定會出國，而且極可能成為中國知名的專家。不過還算好，由於自強不息和發奮努力，他後來成為公社廣播站的負責人，接著是龍泉驛區廣播站的負責人，最後退休於成都廣播電視局有線電視處處長任上。他是一位非常執著的江西共產主義大學迷，他做夢都想辦共大，現在也是如此。

　　小組的七人頭一兩年實行的是共產主義分配原則，也就是完全的大鍋飯。大家輪流值日煮早飯和晚飯，中午女生煮飯，男生種自留地……到了年底分紅，我們小組最高的也隻有100元左右，最低的隻有幾十元，所幸沒有人倒補。由於第二年（1966年）國家停止了對我們的生活補貼，我們就將分得的工分錢全部投入第二年每月的開支中。也就是說盡管我們都有“遠大誌向”，但都不能自己解決溫飽，零用衣物及醫藥費用，仍然需要父母的支援。此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我們離開農村為止。

　　三

　　在下鄉的頭六年，我幹過很多農活，當過果樹管理員（龍泉山成為全國知名水蜜桃基地有知青的一份功勞）農田水利建設的爆破員（打裝炸藥的孔，並負責用火雷管或者電雷管引爆）理發員、麵房會計、生產隊的保管員等多種職務。

　　剛下鄉時，我們知青小組就帶去了全套理發工具，有推子、條剪、梳子和掃刷等……因為我在1958年上小學時參加勤工儉學活動，學的就是理發，所以在大家相互理發中我就得以鶴立雞群。本生產隊的社員也紛紛找我理發，我也樂得助人。山區交通閉塞，農民買點東西、理一次發都要跑很遠的地方，十分不便。一位生產隊幹部提議，幹脆讓楊代欣逢場時在保管室門邊擺一個小理發攤，說不定生意還不錯，收的錢上繳生產隊，給他記工分。又有人說，擺攤可以，他會用剃刀，不如讓楊正建同他一道，一個用推剪，一個用刀子，豈不是更好。

　　我用毛筆寫了“理發”兩個大字，將它們貼在保管室大門的兩邊，再擺上簡陋的桌椅，還有麵盆什麽的，山村的小小理發店就開張了。理發每人一角錢，大半天下來，可以有三四元的收入。我用推剪剪樣式，楊正建負責修麵和剃光頭。楊正建有四十多歲，既是種莊稼的好把式，又是一位頗有資曆的道士。他手很巧，嘴會說，龍泉山歌也唱得極好，能唱很多曲牌段子。他的夫人與他分居，因為感情不和。又聽說，楊正建因為在鳴放時提出農業機械不好用的意見，受到過處分，不過沒有戴右派的帽子，原因是他還不夠資格。其實，楊正建是一位做事認真的農民，我從他手上學會了剃頭的一整套技法。那個時候，大多數農民都舍不得花錢上街理發，而是在家裏用土刀子剃頭。土刀子就是鐵匠師傅打出來的小刀，有一木柄，經專門的磨刀石粗磨細磨後，鋒利無比，刀口呈黑線一根。磨刀很考究……要端平，來回要實在，最後朝自己身前收刀。

　　我們的理發收費低，服務周到，很快就在附近的生產隊展開了包頭的業務。所謂包頭就是定時每月上門服務1-2次，以一年為單位收費。

　　理發盡管是小技術，但是它也幫了我的大忙，特別是在“文革”時期，兵荒馬亂……武鬥猖獗。為了吃飯，我開始在城裏理發掙錢了。由於我的推剪技術、條剪技術都有長足進步，造型也有相當的感覺，收入也就大大增加。我的理發是兩大方向，一是走醫院，二是走宿舍區。如果生意好，一天下來就能掙10元左右。在宿舍區給小孩子理，收費1角；在醫院給病人理，坐著理是2角，睡著理是3角。我還能給剛出生的嬰兒剃胎毛。這是一項難度非常大、風險性相當高的技術，要求捉刀者膽大心細。產婦將嬰兒抱在懷中哺乳，我就用刀子慢慢地操作，絕不能失誤……若嬰兒的胎垢多，還更麻煩。我不僅可以用土刀剃，也可以用洋刀（又稱響刀）剃。如今能剃胎毛的師傅已經很少，即使能剃頭的人在形象設計店也屬鳳毛麟角了。

　　我去的醫院主要是川醫，一、二、三醫院和一工、二工。我曾經為即將離世的癌症病人剃頭，讓他安安穩穩地上路；我也曾經為武鬥中的槍傷病人剃去陰毛（醫院需要）我還曾經為即將出院的病人理好了漂亮的運動頭……也許是農村擔挑子鍛煉的原因，我的理發活動一般每天長達十幾個小時，即使滿身汗濕透，也不覺得疲倦。我清楚地記得，我在二醫院住院部為一位沉默寡言的老者理發時，他欣賞我，並誇獎我手很輕，感覺好。他說他也是理發的，是下江人，在大光明理發店工作，他表示願意收我當徒弟。雖然我當即感謝了他，但最後仍然沒有拜他為師，因為我的誌向還不至於此吧！不過，我感謝他，因為他直率地對我的理發作出了客觀的評價。

　　在生產隊的麵房，我也待了較長的時間，那是1970年。

　　麵房實際上就是麵對周圍農民的生活需求，為他們製作掛麵。一般是一斤麥子換六兩五至七兩幹麵，收五分錢加工費。每日我除了記賬，有空就給師傅打下手。

　　不論我做什麽，父親都一直在關心著我。我保存的另一封父親給我的信，可以看出他對我在麵房工作以及理發還做不做的建議：

　　代欣：

　　上月十幾號我曾經給你一信，信內並附寄有兩元人民幣，你是否收得？若未收得……你可去查詢查詢！若收得，你應馬上複信來，我才好再由平信把錢寄你！

　　代雲來有信，他有轉變，並也打算要學畫了。他也來信說，是你一再向他提起此事的緣故。先把他的來信寄你看看，我再酌情幫助他。我並要他在他回家前來與你交換意見，你務必要多多開導他如何著手去學，才與我們實際情況吻合，才能行得通。因他性誇大，他所想象的有些眼高手低。我們幫助一個人，應該明了他的個性，也要用他個性能接受得下去的方法與語言來製勝他，這才是聰明辦法。

　　我想你看了他的信後，是有妥善意見提供的。

　　你搞麵房的事務必要分文不苟，賬目天天要清，要以全副精力來搞好，這是與你前途有很大關係的。有機會也要注意進行落實教書的工作。快放暑假了，要隨時留心，遇有機會就要向兩個隊長或公社的人說，爭取很快的決定下來比較好些！

　　理發最好緩搞，若你要去時，也要先向隊上說清楚，得了同意才去。

　　代雲回來時，把皮紙二刀與裝鹽的膠袋交他帶回。鹽若未用，膠袋可緩。他的棉衣是否在你那裏，也一並交他帶回補。

　　君友

　　7月1日

　　父親的信當然對我有所觸動，我在麵房中的確清清白白。按照父親的建議，我曾多次主動向隊上、向大隊上、向管我們的公社幹部陳書記反映，希望他們安排我教書。

　　也許是功夫不負有心人，我的努力終於有了結果。

　　那是我回家後又到外地去了的一天，同生產隊的農民朋友曾興林受生產隊的委托……到成都我家來送信。因我不在家，父親又出去掃廁所了，於是他給我父親留了一張條子：

　　朱同誌，您好！

　　其他事情不談，給你專談一個事情，關於楊代欣現在是否在成都，聽說他送深安到保（寶）興去了。如果不在成都的話，就請您速寫信去，回（或）是電報，叫他馬上回來。因我隊決定，公社也同意，在本大隊公辦小學教書。因走了一個公辦教師，大隊公社固定了楊代欣長期教書。據大隊說隻要爭取好，可能要轉為公辦教師。現從十月十五號開校，叫他馬上馬上回來，千萬不要把這機會錯過了，完！

　　70年9月15日

　　平橋生產隊曾興林抄

　　四

　　不久，我就被調到石經寺旁邊的石經小學任教，這是茶店公社的一所“戴帽”學校。所謂戴帽學校就是學校除有1至6年級外，還開設有初中班。

　　我隻有初中畢業的學曆，按一般的要求，根本沒有資格教書。由於山村缺乏師資……也就糊裏糊塗地被推上了講台。開始還十分惶恐，因為這所小學的教師大部分是成都師範或成都師專畢業的學生，起碼是中專畢業。他們的待遇比我們高很多倍（他們一月40元左右的收入，一年近500元）我是記工分，一年有3000分左右……每10分0.4元，也就是一年有120元，除去公糧的扣款，年終分紅也就隻有幾十元錢。不過，還算好，我每月還有上麵給予的4元的補助。

　　過了一段時間，我的教書自卑感就慢慢消失了，因為我覺得我還能勝任這個職業……而且比起那些公辦教師，我這名社辦教師也不差，或許在某些方麵還要稍微高點。我深深地體會到基礎知識的重要性、學習方法的必要性和學習方法的穩定性……我初中的底子鋪得較牢實，不管是語文、數學還是物理、化學、曆史、地理方麵的知識，都在教學中直接獲得了檢驗。在石經小學的六年裏，我教授過從小學低年級到初中幾乎所有的課程，包括音樂、體育和美術，隻有英語例外，因為我初中是學的俄語。記得有一次學校派我到龍泉驛鎮參加區文教局舉辦的教學研討會，會上的主講者是一位資深的老教師。他分析了小學中年級的一篇詩歌《天安門讚歌》，認為它是史詩體。我當時就認為這位老師將它定錯了，難道這隻有五段的小詩就是史詩體嗎？研討會的休息時間，我毫不客氣地向文教局的有關主管反映了我的看法，並獲得了充分的肯定。我在當民辦教師前六年中的農村勞動鍛煉沒有白費。孟子就說過：“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在這六年中我深入地接觸了社會的底層，我體味到了農民的艱辛和淳樸，我參加了轟轟烈烈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更經曆了史無前例的浩劫――文化大革命……我慢慢長大了，慢慢成熟了。盡管社會使人眼花繚亂，我始終盡力潔身自好，守誠信，待人寬厚。即使在那極其惡劣，甚至被一些人形容為比勞改犯還不如的知青環境下，我從來都未氣餒。我暗暗發誓，我就不相信我這輩子就這樣。可以說，從下鄉上山開始，我的學習就從來沒有間斷過。我的學習是有方向、有目的、有量的積累。這也許就是我這個社辦教師比公辦教師在某些方麵還要稍稍高點的原因吧。

　　六年的社辦教師生涯令人難忘，從22歲到28歲，是每個人的黃金時期，是受教育和進入社會參加工作的階段。雖然我的資格不夠，但我始終認認真真，盡心盡力……我無悔自己的教育工作，但是我有悔我的青春。當教師的一些經曆，似乎像昨天才發生。

　　印象最深的當數“黃帥事件”。1973年鄧小平複出，他順應民心，提出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重要方針。也就在這一年，一個北京小學五年級的學生黃帥，在極左派喉舌報紙的大力宣傳下成為紅極一時的“反潮流”的最典型人物。“黃帥事件”的波及麵十分寬，十分深，即使我們這所山村小學也未能幸免。在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的教唆下，我們班上的學生也開始貼大字報批判我，說我楊老師上課太“凶”，連黑板刷都摔壞了；說我執行的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對學生嚴格是“師道尊嚴”，是十足的“複辟”、“回潮”……在此種情況下，我十分灰心，這書怎樣教呢？我更痛心和惋惜，這樣天真無知的小孩，他們是無辜的，他們是政治的犧牲品。

　　除了在石經小學任教外，我也曾經在湯家河壩小學教過書。住仍然在石經小學，每天早上走下去，下午放了學吃了晚飯後又走回來，來回有十二三裏。

　　學校設在湯家祠堂裏麵，有六個年級六個班，每個班就隻有十個人左右。學生可以帶弟弟妹妹來，邊照顧弟妹邊聽講。常常老師在上麵講，下麵的小孩就鬧鬧嚷嚷，有哭的，有笑的，有爬地的，有摔跤的，還有打架的，可以說人聲鼎沸，教學難度很大。這還不說，學校的六個班隻有三名教師，於是每位教師就需要同時教兩個班，這稱作複式班，也就是用所謂的複式教學法教學，這樣就難上加難。

　　因為每節課都要上兩個班，如果每節課40分鍾，那麽一個班就隻有20分鍾。授課老師先將一個班的作業布置好，然後給另一個班上課，反過來才給布置作業的班上課。

　　三名社辦教師中數我年齡小，那兩位都姓湯，資格很老，但不敢恭維。其中一位個子稍矮的湯老師我至今都仍然清楚地記得，他教學生的小數，基本概念就錯了……比如0.169，他教學生讀作零點一百六十九。我不好向他指出，因為他很自信，況且出身又好，我隻好睜隻眼閉隻眼吧。

　　在這所學校的周圍住著十多家社員，他們很尊重我，經常為我提供方便，如送菜……送蛋等。學校有一間廚房，就我一個人使用，兩位湯老師都回家吃飯。我中午……晚上都在這裏自己煮飯吃。我還征得學校同意養了幾隻母雞。說來怪有意思的……這幾隻母雞是自己管理自己，我操心不多。廚房牆邊有一個小洞，早上天剛亮……它們就出洞，晚上夜幕降臨它們就進洞，白天就在學校周圍覓食。放暑假了，我回家一個多月。開學回校時，“呀！”我喜出望外，這幾隻雞在我的灶邊灰坑裏生了好幾十個蛋，堆成小山似的。我分送給周圍的農民，自己也用棉籽油煎著改善夥食。

　　我不願意以太壓抑、太悲憤的筆調來述說我的知青生活，畢竟大苦大難夠深的了……我是以苦為樂，是反苦為樂。我在農村為什麽能安然自得呢？也許跟我的家庭環境和個人經曆有關。

　　上山下鄉以前，我的生活就非常艱苦，幸好國家發給我助學金，有了一口飯吃。

　　我初中三年根本無錢買書包，我的書包就是自己用崇寧線打的網兜。所以我在農村的生活雖然有時甚至不如勞改犯的待遇，但在經濟上隻是平移而不是跌落。雖然勞動強度大，但每年的生活費用大部分還是自己掙的，有時還能夠分得幾十元錢。

　　其次，在我上山下鄉以前，對那種無休止的所謂抓階級鬥爭、對因為受父親的牽連而獲得無端的屈辱和政治迫害，已經習以為常。“文革”初期我周圍的“麻五類”知青受到了摧毀性的打擊時，我的家庭已經摧毀得到底了，父親已成了“死老虎”。當時我還冒死將家裏的一些較重要的東西背回茶店，一直保存至今。我想反正我都到底了，比勞改犯也好不了多少，人到這種田地，還有什麽可怕的？

　　我們茶店的知青當中，接二連三發生自殺事件。許庭義，我十六中高六四級的同學自殺了。由於世間的重壓、家庭的冷眼、前途渺茫、個人問題的蒼白，她絕望了，喝下了一小瓶敵敵畏。當人們將她抬了十五六裏路到茶店醫院時，她已經撒手西去。

　　張秀實，一位嘴不饒人的白白淨淨的姑娘，十中高六四級畢業。由於環境的惡劣……她身不由己地嫁給了一位出身很好的公辦教師。他們成了家，有了小孩，表麵上生活美滿。由於他的丈夫提升為茶店中心校的負責人，她因此也被選送到四川師範學院深造。然而因為我們至今不明的原因，她狠心地拋下她的幼子吊死在川師的廁所中……難道我對這些熟視無睹嗎？不，不是這樣，因為我早在上初中前就曾有過多次自殺的念頭，但最後我避開了這一劫。我升華了，我驕傲地向天空大吼，我熱愛生活，我不會去死，我要堅強地活著。

　　五

　　在我上山下鄉的12年中，除了父親的諄諄告誡外，我的一切認識和行動都是靠學習來拯救著我，直至現今也是如此。我的學習不僅是形而上的，也有形而下的；我的學習既有務虛的，也有務實的；在學習上我絕對不會見異思遷，看準了一個目標，就矢誌不渝。

　　在農村要想自學，談何容易。一天到晚繁重的體力勞動弄得人筋疲力盡，食物的匱乏和營養不良使人麵黃肌瘦……每天的空閑時間少得十分可憐，但這些都沒有把我難住。我每天出工，都要帶上一兩本小冊子，利用休息時間進行精讀。《宋詩一百首》、《唐詩一百首》我都靠聚沙成塔的辦法背過。文天祥的《正氣歌》給我深刻的影響和教益，它使我懂得大自然中的山河日月無一不是“正氣”的體現。做人應該有“正氣”，有了“正氣”才能為國效勞，才能在危難時刻毫不動搖，為了自己的信念而不懈鬥爭；有了“正氣”才能承受任何磨難和痛苦。梅堯臣的《田家語》使我體味到農民苦難已經延續了幾千年；陸遊的《遊山西村》“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使我的認識論大大提高了一步；朱熹的《觀書有感》對我的學習有直接的幫助……我也讀馬恩列斯毛著作，還要讀孔孟的。

　　諸子百家的、佛門的等等，書比較難找。1970年以後，成都孫中山銅像背麵就有舊書市，幾毛錢一本，我在那裏淘了一些很不錯的書。

　　自從教書以後，我的讀書時間就比較多了。而且禮拜天都要放假。於是我每個禮拜六都要搭王大爺開的公共汽車回成都去，王大爺他免我的車費。按預定的時間（星期天下午）到韓文畦先生處聽他講課。韓先生是內江人，是我父親的戰友，1949年以前曾任西康省教育廳廳長、民主同盟成都主委，1949年後任川西行署農林廳副廳長，後任綿陽專區副專員，1957年被劃為右派。我是1963年就向他拜門……成為入室弟子。他合儒、釋、道為一體，精於諸子百家，精研佛家的“唯識學”而匯通各派，又善於書法，主張篆隸結合，長於章草。他指出：“作人至不易……必具學識氣量，乃能卓立於天地之間。有學，乃能照微燭幽；有識，乃能審是辨非；有氣，乃能任難安險；有量，乃能容物濟世。吾雖老，仍不可不奮發，以求克終之美。”他還指出：“少年中年晚年皆怕內心無聊。無聊乃最危險之誘因……一切犯禮幹紀傷人害己之罪惡，皆可從此引逗而出，甚可畏也。”

　　韓先生的至理名言不少，非常啟迪人的心靈。他給我講文學、曆史、哲學（包括佛學）藝術、書法。20世紀70年代初他從關押所釋放回家，無生活來源，仍勤奮學習和著述。我每個星期都要向他問道，並經常為他帶棉花根（他當成黃芪熬水喝）他非常看重我，經常鼓勵我，他的教誨使我受用終生。

　　我極其愛好書法。書法是我小學三年級時母親給我發的蒙（現在看來發蒙的時間都晚了）但隨意性的練習居多。初中時我考進了成都市少年之家的書法組，指導教師是十三中的老教師陳道尊。1963年，韓文畦先生也給予書法的指導。從1961年開始，我的書法練習直到如今從未間斷，已經有46年的時間。下鄉的12年是我書法學習的非常重要的不可忽視的階段，有著承前啟後的作用。我下鄉是背著背篼去的，除了被蓋衣物外，就是書、字帖和筆墨。出工一天，背痛腰酸也不顧……吃了紅苕湯，立刻就在冒著黑煙的煤油燈下練起字來，旁若無人，全神貫注，直到深夜。我開始練習的內容主要是唐楷，後來又參照鄭誦先編的《字體源流淺說》的隸書圖版練習隸書，可謂盲人瞎馬，畫像了事。1966年初龍泉山掀起了廠社結合、學大寨改土的熱潮，東郊十二信箱到我們生產隊支援，大部分都是教師……臘月間，我同十二信箱的教師們一起寫春聯慰問貧下中農，我的隸書獲得了大家一致的好評，對我鼓舞很大。後來我還給水庫題字，寫毛主席語錄碑等。1970年我在四伯父朱炳先的帶領下，拜著名書法家劉東父先生為師。東父先生同我家有親戚關係，我叫他表爺爺。表爺爺是著名大學者劉鹹�先生的嫡傳弟子，我稱鹹�先生為舅祖爺（我祖父是鹹�先生的外侄）劉鹹�先生不僅是大學者，而且字也寫得非常好，可稱為大書家，韓文畦先生都非常稱道他。劉家的書法有很深的家學淵源，使我眼界大開，書藝猛長。表爺爺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人，學問淵博，誨人不倦。他寫字非常講法度，真、草、篆、隸各體精通，小楷榜書無所不能。他慧眼獨具，看了我一次小篆的練習，就認定我很有感覺。通過幾次篆書練習的檢查，他老人家十分滿意，並慷慨地將《鄧石如篆書十五種》借與我臨習……他十分滿意地告誡我：“你的篆書五年之後必有成就！”在東父老師的指導下……我每星期一到星期五都進行行書、隸書、小篆三體並行練習，從不廢止。到了星期日上午，我就上老師家接受檢查指導。每次檢查指導後，他就為我示範。我的書法藝術和書學理論研究有今天的水平，確實來之不易。我應該感謝表爺爺的指導，更應該感謝鄉下惡劣環境的煎熬和鍛煉。

　　1971年暑假期間，我又拜草堂寺的孫受昌師傅為師，學習刻字。刻字與書法是相通的，師傅又很有名，武侯祠的《嶽飛出師表》就出自他之手。一個假期過後，我的刻字作品就獲得表爺爺和徐無聞老師的讚許。後來我回城了，雖然理發不搞了，但刻字卻掙了不少的工錢。如今我起碼有一萬多冊藏書，這些藏書就是用刻字的工錢買的。

　　文化大革命的前期（1966年至1969年）我們茶店的知青經常回成都。有一段時間武鬥厲害，我們甚至不敢返回鄉下。就在這個時候，我經初中同學郝傳賢介紹……認識了成都市歌舞團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楊通六。他是重慶巴縣人，為馬思聰的高足，曾獲得西南小提琴演奏比賽一等獎。由於他的檔案上有胡風嫌疑分子的記載，受到了強烈的衝擊，被打成牛鬼蛇神，靠邊站。我經常去看他，並幫助他處理一些事務。後來，他們團裏的職工要全部集中，排練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家中四五歲的兩個小孩子無人看管，我就主動承擔了為他們管理家務、照看兩個小孩的任務。家務不外乎就是做清潔、買菜、煮飯、洗衣服等，而照看小孩就任務重了，睡覺起床、拉屎拉尿、穿衣吃飯，什麽都要管。更重要的是每天還要定時督導他們練琴……我也在楊通六老師的輔導下，從持弓持琴開始，一直進行到《開塞》、《克勒策爾》等小提琴練習曲的練習和一些學生協奏曲的演奏練習。他還指導我們拉了一些中外小品。他的練習非常嚴格和正規。他對音樂的敏感力、洞悉力令我驚訝無比。從此我對音樂的理解上了一個新台階。回到鄉下我依然每天堅持在煤油燈下進行書法和小提琴的練習，持之以恒，在苦難的生活中享受著藝術熏陶的樂趣。在石經小學任教時，我用小提琴教學生的音樂課。小提琴是一種極其難學的西方弦樂器。它的弓法、指法、音準都十分嚴格，隻有能吃苦者，有恒心者才能獲得收益。那時成都市京劇團在石經寺排練《海港》，邀請我加入他們的樂隊參加排練，並且有可能被錄用。有一天團裏的軍代表田複權找我談話說：“小楊，如果我們不錄用你，那就是你的家庭出身問題！”是的，我非常懂他話中的意思。不過龍泉驛區文化館知道了我，他們將我吸收進文化館的樂隊，擔任首席小提琴手，雖然是業餘的，雖然同學校的教學工作偶爾有矛盾，但我非常滿足，因為音樂拯救了我的靈魂。

　　在農村的十二年是漫長的，是不堪回首的。試問，十二年怎麽能“無悔”？

　　對於我十二年的知青生涯我是十分悔恨的。正如別林斯基說：“悲劇是一所最好的大學。”雖然不斷向上的求知欲和不屈不撓的持之以恒的學習精神拯救了我，使我沒有喪失做人的準則，使我沒有在嚴酷的毫無人性的社會中沉淪，使我沒有成為庸庸碌碌的鬥誌全無的小人。

　　雖然我通過拚搏，上了大學，成為曆史學文博學教授，成為書法家，但是在“耳順”之年，我仍然對上山下鄉運動讓近兩千萬知青，乃至整個國家付出的無法彌補的慘痛的代價感到無比震驚和痛心。

　　最後我不禁想到了我們這本書的書名――《無聲的群落》，我想我們未必是無聲的……朋友，你說對嗎？

　　作者簡介

　　楊代欣，又名朱欣，號西蜀農夫。1964年畢業於成都十六中，於1964年11月30日上山下鄉到成都龍泉驛區茶店公社石經大隊十一隊落戶。現為成都市武侯祠博物館文博研究館員、四川省社科聯理事、中國書法家協會教育委員會委員、四川省書法家協會理事兼教育委員會主任、理論委員會副主任、四川省民俗學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