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下卷）

20、我的讀書夢

　　鄧鵬

　　從1964年到1978年，十四年間，我做了一個長長的讀書夢。夢很美，美不勝收；但做起來很苦，往往苦不堪言。如今，三十年過去，夢對我仍是那樣清晰，依然還那樣使自己感動。

　　中考落榜

　　1964年夏天，我15歲，就讀於重慶名校求精中學，少年立誌，初露才華，不僅在學業上名列前茅，而且全麵發展。雖然知道自己的家庭成分不好，也感覺到階級路線的寒氣，但從來沒有認真考慮過失學的可能性。

　　在初中畢業前夕填寫升學誌願表時，班主任王大富老師語重心長地勸我放棄第一表的六所市屬重點高中，將母校求精中學填寫為第二表的第一誌願。顯然他聽到了什麽風聲，對我解釋說，重點學校要求太高，報考純屬徒勞，而報考自己的母校，應該問題不大。

　　聽了老師的話我暗自委屈。憑我的成績和在學校的表現，報考市重點學校應該有相當的把握，至少可以碰碰運氣吧。1961年我報考初中時，三個誌願都選擇了重慶三中即重慶南開中學，沒有成功。現在，報考高中是一次證明自己的機會，不可放過。但老師勸我時的語氣雖然委婉，卻有某種我無法抗拒的權威。其實，1961年我報考初中的失利已經是嚴重的教訓。那一年，我以全優的成績從重慶市佛圖關小學（現在的大坪小學）畢業，當我把自己那孤注一擲的誌願表給班主任李正常老師看時，這位年輕的女教師居然連聲說“填得好”。後來，我考上了初中……但沒有如願以償到南開，而是被分到一所名氣三流的初中就讀。班上另一位成績平平的同學卻意想不到地被南開錄取，多半因為他出身工人家庭。幸好後來母親被調到求精中學教書，我才跟著轉學到求精。我轉念一想，上學又何必名校？

　　隻要有書讀，而且又在求精中學，也不算什麽晦運。俗話說，“出水才看兩腿泥”，我就在求精苦讀三年，高中畢業時再讓人們看看我的水平！再者，母親從教多年，自1961年起就在求精中學教書，是該校英文教研室的骨幹。就看在我母親的麵上，學校也該錄取我吧。所以，雖然“落榜”這個念頭偶爾也來騷擾我內心的寧靜，我實在沒有名落孫山的思想準備。

　　然而我的確落榜了。接到不錄取通知書後，我有好些日子不能正視失學這一現實……我多麽想讀書、多麽依戀學校嗬！

　　我出身在一個教育世家。曾祖父鄧石泉是川東名校江津縣聚奎中學的創始人之一……祖父鄧鶴丹曾留學日本，為川東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過傑出貢獻。父親鄧燮紀畢業於天津南開中學和上海複旦大學，母親黎恩珞畢業於重慶求精中學和金陵女大，他們都是教師。父輩的親戚當中有好幾個知名學者，叔伯兄姐也大多受過高等教育，而且大多數就讀於國內的幾所名牌大學。堂姐敬時大學時因為品學兼優……被選拔進留蘇預備班，可惜因為伯父燮剛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而痛失留學蘇聯的機會。我的表兄葉含弘也是因為姑父、西南師範學院的教授葉�先生被打成“右派”，大哭一場後放棄報考重點大學的計劃，委屈地進入昆明師範學院。相比之下，我的運氣最糟糕，僅僅讀了九年書，在求知欲最旺盛、立誌以聰明和勤奮來報效國家的時候，硬被永遠拒斥在學校的大門之外！

　　兩個月後我下了鄉，到距離重慶四百多公裏的大巴山裏的萬源縣草壩區新店公社青山茶場落戶。在人生最嚴峻的挫折麵前，我仍然沒有放棄讀書的願望。我想，既然下鄉務農，那麽就讀點農學書籍，搞點科學種田，既能實現自己的價值，又能為改變農村“一窮二白”的麵貌出力，豈不是兩全其美？黨和政府不是要求我們“又紅又專”嗎？專者專家，要當專家，就必須學習。

　　抱著這樣的想法，在離開重慶的兩天前，我專程到重慶解放碑的新華書店，選購了一套準備在農村自學的書籍，包括《土壤學》、《作物栽培學》、《果樹栽培學》、《蔬菜栽培學》、《農藝學》等，當然還有一套《毛澤東選集》。

　　冷酷現實

　　到了茶場後，我很快就發現自己的學習計劃極不現實。所謂青山茶場，卻是一棵茶樹也沒有的荒山野嶺。我們一到茶場就開荒種地，風裏來、雨裏去，早出晚歸……一天收工回來，天已黑盡。我們一幫知青雖然年輕，精力充沛，但畢竟不是機器，可以不停地運轉。吃過晚飯後，人已筋疲力盡，哪還有精神讀書？往往把書捧在手上才幾分鍾，睡意就排山倒海襲來，人一倒在床上，就像一塊木頭，睡得昏天黑地。大巴山裏的冬夜，常常風雪交加，雪花從瓦縫裏灌進寢室，在被蓋上積一兩寸厚，我們也全然不覺，照樣酣睡。一年到頭的大強度勞動和“三飽一倒”的生活使我讀書的意誌逐漸減退。

　　我們的場長叫何炳德，是個四十來歲的大隊幹部，他為人不錯，生產上是行家，但沒有什麽文化，我們這幫調皮的重慶知青背地裏叫他“老炳德”。政治指導員叫邱占富，複退軍人，雖然在部隊裏淘了一點文化，但並不知道如何“指導”我們這幫從大城市來的學生青年。他帶領我們進行了幾次隊列操練，知青很快就感到厭倦。他的家離茶場隻有幾裏路，所以天天回家。後來借口家庭負擔重，幹脆幾天不到茶場來，主動放棄了指導權。因為他是指導員，誰也奈何他不得。生產隊長叫楊厚祿，是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人，生產上是個好把式，但文化水平最多高小畢業。

　　第一年，我曾經異想天開地試圖說服這些當家人給我們一點搞科學試驗的機會，大概因為我實在沒有農業生產的經驗，人微言輕吧，他們根本沒有采納。唯一對我的想法有點興趣的是一個叫胡大壽的本地青年，當年十八歲，在縣上學習過果樹栽培，但是他也沒有什麽發言權，不久也參軍離開了茶場。

　　在茶場讀書，沒有老師指導，沒有實驗條件，學習自然科學的確不是件容易的事……在自學這件事上，我很孤獨，常常陷入茫然，時間一久，原本立誌改變大巴山的貧困和落後的我，不料先被大巴山“改造”了。為了生存，我們不得不跟著老炳德、厚祿隊長和其他幾個從不同生產隊調來的農村青年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跟荒山、莊稼和虱子打交道，在平淡中打發日子……有時我暗自琢磨：莫非毛主席他老人家就希望我們達到這樣的境界？莫非這就叫跟貧下中農打成一片？

　　莫非這就是我們這幫出身不好的人今後的命運？

　　在茶場讀書甚至還給我帶來了麻煩。讀書多半是在晚上，沒有電，隻有靠煤油燈……當時煤油三毛多錢一斤，而我們每個月隻有兩元錢生活費，於是我們學當地的農民，用“鬆光”來照明。“鬆光”也叫“鬆明”，就是鬆樹的枝跟幹相接的富含油脂的那一段。將它砍下來，再劈成小片，放在一塊石板上點燃，就成了我們依賴的光源。這種光源不穩定，很傷視力，但要讀書，也隻好將就用。

　　1966年初夏的一個晚上，我隔著蚊帳借著床邊一張方桌上跳躍的鬆明翻讀“毛選”。讀著讀著，感到困乏，順手就把書放到桌上。正要昏昏入睡，突然被異樣的光亮驚醒，翻身起來一看，原來石板上燃燒的鬆光片落到“毛選”上，“毛選。”

　　著火了！等我掀開蚊帳將火撲滅時，“毛選”已經被燒焦了幾頁……

　　幾個月之後，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十六條》下達後，鬼使神差，我執筆寫了我們茶場的第一張大字報，寫了還覺得興猶未盡，又同一群知青朋友興高采烈地步行到區上，把它貼在區政府外麵的牆上。殊不知，一時興起的孟浪行為竟闖下了大禍。達縣地委很快組織了工作組，進駐有知青“造反”的林場、茶場，對知青們進行彈壓。全地區的幾百個社辦林、茶場的知青大多出身於非勞動人民家庭，這些人現在要造反，不是“狗崽子”翻天了嗎？我也自然成為反革命、反動學術權威和想混進共產黨內的走資派（因為當年早些時候，我遵照公社黨委組織部長侯煥章的要求寫了入黨申請書，其時年僅十七歲）“吃”了五百多張大字報。

　　罪狀之一就是：居然膽敢“燒毀”毛主席著作。在批判會上，我申辯說“毛選。”

　　著火乃是事故，並非有意所為。但是，當時誰管你有無動機，既然你燒毀了“毛選”，就是反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任何解釋都徒勞無益。在工作組的發動下……全公社五個大隊的貧下中農對我口誅筆伐，不少大字報的作者發誓要剝下我的“畫皮”、砸爛我的“狗頭”等等。兩個多月的時間裏，我白天被強製勞動，連其他人都不出工的下雨天，我仍然要上山打柴或隻身一人到老林看守包穀，晚上經常接受工作組主持的批判，一次又一次地進行違心的自我揭發批判……

　　這一切無疑是對我這個毛澤東的小信徒的無情嘲弄！我沒想到自己響應政府的號召上山下鄉，對毛澤東思想虔誠地信奉，最後竟落得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名……我本想借下鄉洗刷自己的原罪，逃避父輩的命運，結果偏偏步了父親的後塵，剛剛年滿十八歲就成了人民的敵人。這才是“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啊！在接受強迫勞動改造思想的日子裏，我萬念俱灰，常常獨自麵對青山和空中悲鳴的寒鴉苦苦思索：人要是沒有知識多好，沒有知識就沒有思想，沒有思想也就沒有煩惱。幹嗎想讀書呢？自己周圍的那麽多農民，世世代代都沒有讀什麽書，不是生生息息也過來了嗎？我又何苦自討罪受呢？

　　重整旗鼓

　　1967年“二月鎮反”之後，茶場渙散了，兩年前的歡歌笑語在青山茶場消失了，知青紛紛離場回家。不等夏收，我也回到重慶。父母寬容地收留了我，讓我在家中賦閑。在這段期間，我接觸了一些老同學，結識了一些新朋友，包括我初中同學劉明瓊、她的高中同學王宗元及其哥哥王宗笠、年輕工人黃少剛等。這些朋友不僅聰明，而且喜歡讀書，有自己的見地。跟他們的交往使我逐漸擺脫消沉。通過他們，我找到許多文學書籍，這些文學書籍多半是紅衛兵“打、砸、搶”期間從圖書館流失出來的，其作者包括俄羅斯的別林斯基、果戈理、普希金、車爾尼雪夫斯基、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爾基、肖洛霍夫，法國的巴爾紮克、莫泊桑、雨果和左拉，美國的傑克・倫敦、霍桑、惠特曼、德萊賽和英國的莎士比亞、斯威夫特、哈代、狄更斯和拜倫、雪萊等。同時也沒有係統地閱讀了不少唐詩宋詞和《古文觀止》中的一些文章以及魯迅、茅盾、曹禺、巴金的作品。

　　這樣，離開學校三年之後，我又讀起書來。由於在大巴山的經曆，我讀得如饑似渴、如醉如癡。我們形成了一個小小的“裴多菲俱樂部”，常常在一起交談讀書的體會。不久，又有一些朋友加入了我們的行列，包括草壩區的知青張詩亞和劉定強等。在武鬥四起、烽火連天的那些日子裏，讀書給了我許多慰藉，也開啟了我那幾近麻木的心靈。我真正感到，知識是心靈的救贖，讀書是人生最大的樂趣……

　　饑不擇食地讀了一兩年書，做了不少讀書筆記，究竟想幹什麽，當時沒有多去想它，因為看不清前途。跟許多年輕人一樣，我也開始悄悄萌生搞文學創作的念頭……但那是一種膽怯、羞澀的夢想，像一個養在深閨的少女。我也想過做學問，但不知道做學問究竟是怎麽回事。記得一次閑談中，王宗笠宣稱他的理想是當一名大學教授。“大學教授？”我心裏想：“你連中學都沒有念完，如何混來教授身份？”但他那對濃眉下炯炯有神的眼睛閃爍著自信，我不能讓他掃興。人們常說夢想是一種奢侈品，可是在那年頭，它卻是我們這些一無所有的年輕人唯一的精神慰藉。跟善於夢想的同齡人經常在一起，我也不知不覺異想天開起來。

　　那兩年，母親常讓我陪她去北碚西南師範學院看望我的四姑母，這樣我跟四姑父葉�先生成了忘年交。姑母一兒一女，都在外地工作，極少回家，老兩口都非常寂寞，所以隻要我去看望他，老頭兒就高興得很，一老一少常常擺談到夜深人靜的時候。

　　姑父在1911年參加了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留學法國，在裏昂大學師從於心理學諾貝爾獎獲得者賽貢（Segond）教授，在其指導下完成了學業和題為《興趣的心理研究》的博士論文。為了報國，他不僅學成歸國，而且放棄了出國工作的機會。回國後曾先後在武漢大學、清華大學、四川大學任教，擔任過四川大學的教務長和代理校長。1952年中國大學搞院係調整，他被調整到西南師範學院教育係。他信奉社會主義，1957年“反右”前夕甚至還在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運動結束之前卻莫名其妙地被扣上了“右派”帽子，從此離開大學講壇，直到1977年去世。老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拳拳報國之心和他們當年的荒誕遭遇使我暗自寒心。

　　但是姑父大概見我孺子可教，不僅告誡我要堅持對社會主義的信心，而且鼓勵我不斷學習。一天，我談起自己對古漢語的興趣。姑父一聽非常讚賞，順手從書架上取下王力主編的全套《古代漢語》和《古代散文選》送給我，叫我認真學習，打好古漢語基礎。在這幾本書上，我的確下了一番工夫。然而，在“文革”那樣的環境裏，一個知青要係統學習文學談何容易！尤其想到自己最終還要回到農村去，感到前途十分渺茫。

　　1968年暑假，表兄葉含弘從柳州回重慶探親，順便來我家小住。看到我讀書不得要領的情況，忍不住給了我一些指點。表兄說：“自學必須有道，否則事倍功半……學習文學需要讀的書太多，你在大巴山裏不可能找到這些書，所以不現實。”

　　我記得他曾經給我講過尼采的名著《查拉圖拉如是說》、亞裏士多德的《詩學》以及中國的諸子百家等，知道表哥之言不虛。那麽學數學怎麽樣，我問，因為朋友當中王宗笠鼓勵我自學數學。表兄想了一想，說：“學數學也不現實，因為你在大巴山裏沒有好的老師。”我不免有點悵惘。表兄顯然有備而來，他說：“與其在文學上拾個一鱗半爪，倒還不如抓緊時間學一門外語。學習外語不需要很多書籍，一套教科書就奠定基礎。而且一步一個腳印，步子將邁得比較堅實。再說……雖然現在外語是個冷門，將來說不定大有用場。”

　　表兄的點撥，使我茅塞頓開，決定自學英語。通過初中三年的學習，我已經具備了自學英語的能力。當時書店裏沒有英語教科書出售，我就去找自己初中的英語老師陳知勇，陳老師慷慨地把他在大學使用過的許國璋主編的《英語》的第一。

　　二冊借給我。另外，我又在父母的書架上找到了幾本紅衛兵抄家時漏掉的英文簡易讀物，包括《愛麗斯漫遊奇境記》、《三人出遊記》和《魯濱遜漂流記》等。

　　找到學習資料後，我決定返回大巴山“麵壁修行”。我意識到自己的行動是跟一個龐大的體係抗爭，我不知道這抗爭的結果，但是我年輕，我明白“千裏之行始於足下”的真理。

　　耕讀之樂

　　這時達縣地區的所有社辦林、茶場都已經解散，大批的“老三屆”新知青因為毛澤東在1968年底發表的《12・22最新指示》湧進了大巴山，我們這些1964、1965年下鄉的老知青也就跟新知青一樣插隊落戶。我和1964年同一批下鄉的好朋友饒傳輝、汪勃來到新店公社姚家坪的二大隊二生產隊落戶，住在一個名叫掛鼓岩的小院裏。院子裏原來住著三家人：西廂住的是大隊主任張誌興一家，他的妻子我們叫表嬸；西北轉角屋住著姚富雲一家，我們跟著生產隊裏的人叫他“土哥兒。”

　　……叫他的妻子袁嫂嫂；東北轉角屋住姚禮祥老伯和他的女兒一家，他的女兒我們叫木姐姐，他的上門女婿叫李成交，我們叫他老李。我們三個知青住在東廂的吊腳樓上，樓下是一間閑置的牛圈。我們跟院子裏的鄉親相處得非常融洽。就在這麵對青山、綠樹環合的小院裏，我開始了漫長的自學英語之路。

　　在兩年多的時間裏，我每天早上起來，就拿一本書，找個僻靜的地方讀半個小時的英語。白天在地裏勞動，每次“歇稍”的時候，我就躲到一邊，掏出書來默默念上幾段，總是避免讓人聽見，以免招惹是非。晚上收工回家，輪到我煮飯就邊煮飯邊讀書，以至經常把飯燒焦；不該我煮飯時，我就幹脆在院子裏或寢室裏讀書。

　　為了爭取時間學習，我私自定了一個規矩：一年的時間一半貢獻給集體，一半留給自己。按照我們的勞動能力，隻要勞動半年就能掙足自己全年的口糧，不會成為生產隊的負擔；自然，年終結算時不欠生產隊的錢，也就不會招來農民的反感……雖然我不是全年出滿工，但是我一旦出工，總是全力以赴，從不偷奸耍滑，而且特別喜歡在別人不喜歡出工的壞天氣上坡勞動，因為這樣的日子生產隊收工較早。我和兩個“插友”還專門爭著幹其他人不願幹的活，如打燕麥，幹半天就能掙12個工分，在較短的時間裏獲得較大的效益，是種“名利雙收”的勾當。那時我身強力壯，善於學習，通過幾年勞動實踐，已經諳熟生產技術，是生產隊的全勞動力，幹起農活來，不讓生產隊的任何一個“把式”，所以盡管我“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仍獲得當地農民的交口稱讚。

　　說來也奇怪，在茶場那個知青成堆的環境裏，我的自學半途而廢，而且終年辛苦……不得空閑，最後落於孤獨和麻木；插隊落戶之後，我們生活在貧下中農當中，反而找到了學習的空間，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這才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當然，在農村學習英語的確使鄉親們匪夷所思。同院老李的兒子萬平和張主任的小兒子良平經常過來看我讀書，看到我書上的洋文，非常好奇，問這問那。我可以給他們講解一些書上的故事，卻無法給他們解釋我心裏的秘密。我自學英語的事不脛而走，鄰近的草壩公社二大隊有一個回鄉知青叫陳前炯，很有文才，曾歎息生不逢時，做長詩《苦蕎之歌》抒發懷才不遇的慨歎。他從旁人口中聽到我自學英語的事，說我學的是“屠龍之技”。我聽到啞然：這是20世紀70年代初，中國教育史上最黑暗的年代，我又如何敢說英語不是“屠龍之技”呢？對這樣善意的嘲諷，我隻是一笑置之，仍一如既往地自信“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

　　之所以能夠這樣罔顧現實，是因為我做著一個夢。夢什麽呢？夢的是“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當時我已經有了一個女朋友，是重慶七中高六七級的學生，長我一歲。她不僅漂亮，而且心地善良。她在榮昌縣插隊落戶。雖然兩人天各一方，但鴻雁傳書，互訴衷情。我對姑娘做出了許諾：耐心等著我，我會有成就。

　　會脫穎而出的。愛情成為我學習的動力，支撐我在崎嶇的道路上攀登。

　　人需要夢，因為夢總是比現實更美好。

　　初進萬福

　　1971年6月，我離開新店，參工到達縣地區萬福鐵廠。剛到萬福鐵廠時，我被分到灰石場當“特重體工”，我的工作包括掄12磅重的鐵錘，將大塊的石灰石砸成小塊，然後裝進平車，送到卷揚機上，等大卡車拉到高爐上去，工作很辛苦。

　　我和其他二十幾個工友住在公路邊的工棚裏，除了一張床，別無他物，床上掛起一副蚊帳，就算是自己的小小天地。每天下工之後，工友們有的打撲克牌、有的嬉笑打鬧。工棚外麵，運送礦石、焦炭、生鐵的卡車鳴著喇叭過上過下，路上塵土飛揚。我就躲在自己的床上，專心閱讀從家裏帶去的原版英文小說《大衛・科波菲爾》，陶醉在那動人的故事裏。忘情之時，似乎自己也成了故事裏那位身世飄零而又終於如願以償的主人公。

　　那時，單位裏經常有政治學習。我對政治已經非常厭倦，總是千方百計逃避。趁著別人不注意的時候，我悄悄溜出會議室，獨自一人來到附近的小河邊，或者讀書，或者對著清澈的河水、青山、田舍上淡淡的炊煙和悠然自得的水牛馳騁想象……直到太陽落到山的後麵，陰影漸漸覆蓋布滿卵石的河灘，才戀戀不舍地回到宿舍。

　　1972年，萬福鐵廠的子弟校辦起了初中，缺少教師，尤其需要英語教師。學校領導聽說我的英語不錯，就通過廠宣傳科把我從灰石場調到學校。當時廠裏有不少分配去的大學畢業生，本來他們才是子弟校教師的最佳人選，但是在文化大革命那個斯文掃地的年代，大學生都願意留在機關科室，或者在工區當技術領導，誰願意到子弟校當保姆？工廠領導隻好找工人隊伍裏的知青來充數。

　　我出身於教育世家，對教書這個行業至少沒有反感。我也知道，學校工作會讓我脫離體力勞動，給我更多的讀書機會，何樂而不為？於是欣然去學校報到，從此開始了我的教書生涯。其時我24歲。

　　在學校，我開始了更係統的自學。因為一方麵我知道自己知識欠缺，為不誤人子弟，必須充實自己；另一方麵，我有了更多的時間讀書。值得慶幸的是，我的自學得到學校領導的支持。當時主管教學的羅啟孝老師對我特別關照，分給我一間九平方米的寢室。從此我下課後，回到寢室，把門一關，就有了屬於自己的空間……一年多的時間裏，我的學業有明顯的長進，先後學完了許國璋的《英語》一至四冊。

　　第二年暑假回家，我在重慶的外文書店裏買了當時唯一的英語口語教材《林格風》及其唱片，又買了一台電唱機。有了它們，我下了課就經常關在寢室裏聽《林格風》。

　　《林格風》並不容易聽懂，尤其是第二冊以後，難度加大。我有些急躁，寫信向父親請教。父親是複旦大學畢業生，1949年以前因為工作關係常跟洋人打交道，英文很棒。他來信這樣指導我：“《林格風英語教程》第三冊，書上原名為‘Advanced English Course’，應譯為‘高級英語教程’。我已試聽了其中幾張唱片……聽起來真覺得很是‘高級’。‘高級’在於：1.每篇教材裏的生詞、成語不少……需要花工夫查字典，需要工夫去理解；2.唱片裏的說話速度真快，快得異乎尋常；3.文章體裁特殊，多半屬於新聞報道、實況廣播之類。這類‘高級’之處，待到你自己聽到唱片時，便會自知。”父親告訴我，之所以聽起困難，是因為不熟悉教材的內容，隻要熟悉教材的內容，聽起來就不僅容易，而且有味了。我遵照父親的指導，交替閱讀課文和聽唱片，果然奏效。一兩年的工夫，就基本上攻克了《林格風》。

　　父母知道山區缺乏信息，還不時從重慶給我寄來英文的《北京周報》和《中國建設》。關於如何閱讀《北京周報》，父親在信上說：“這個刊物看起來比較枯燥一些。但在當前自有它的重要性，我們應該學會看它。不必每冊每篇都看，我以為一冊之內，隻要看一、二篇文章或者一、二段消息報道就行了……為了節約時間，又能掌握閱讀《北京周報》的能力，不妨在某一期上著重看看有關某一方麵的文章，而在另一期上又著重看看另一方麵的文章或消息報道……遇到《北京周報》上的文章或消息是在中文的報章雜誌上發表過的，我以為最好找到有關的中文報章雜誌來對照著看……”關於《中國建設》，父親說：這種雜誌看起來比較富於興趣。你看《中國建設》，可以根據自己的愛好，選看其中的一些文章……

　　……遇到富有意義的詞句，還可以抄寫抄寫，用心記記。父母送來的資料，不僅充實了我的業餘生活，而且為我搭起了自學英語的階梯。

　　到萬福鐵廠子弟校不久，我結識了沙灘公社小學的李尚誌老師。李兄是四川內江人，1965年以優異成績考上中國科技大學數學係，文化大革命中卻被糟蹋聖賢的政府分到沙灘小學教小學和“戴帽”初中的數學。李兄是那種大智若愚的人，他不僅有數學天才，而且愛好詩詞歌賦，古詩寫得很有章法。其中一首題為《自勉》的七律寫道：“平生夙願竟若何，為國爭光誌不磨；不作孤芳尋自賞，願為滴水匯江河。攀登豈畏千般險，讀書不辭萬卷多；回首征途才一步，宜將剩勇奏新歌。”“文革”以前他從來沒有下過象棋，分到沙灘完小之後才學下棋，但是他天分過人，棋藝日新月異，尤其善於下盲棋，不僅跟他的老師“張胡子”過招，而且能跟幾個人同時對弈，很快成了沙灘象棋一霸。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我很快跟李尚誌結成知心朋友，除了在一起打乒乓球、下河遊泳、合奏器樂（我拉手風琴，他吹笛子）還切磋自學英語的體會。

　　古人雲：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我跟李兄交往三年有餘，收益可以車載鬥量……

　　苦其心誌

　　自學不但需要正麵的支持和幫助，而且需要反麵的刺激和鞭策。逆境使弱者沉淪……使強者奮發。在萬福鐵廠的七年多時間裏，我屢遭挫折，所幸的是，這些挫折不但沒有壓垮我，反而成就了我。

　　1973年，父母來信說，高等院校要重新開門招生了，隻要有單位推薦，任何人都可以報考。聽到這個消息，我又激動，又不安。激動的是――我自修了好幾年，學業有了明顯長進，應該抓住這個機會，實現自己求學的願望。不安的是――報考需要單位推薦，我在萬福鐵廠無親無故，沒有臂膀靠山，找誰推薦？思忖再三，我鼓起勇氣去找廠裏主管宣傳教育的魏副書記。

　　魏書記是萬福鐵廠的第二號人物，據說他原來是平昌縣某鄉鎮的一個裁縫，土改時參加了革命，後來調到萬福鐵廠工作。因為他有小學文化程度，辦事又四平八穩，所以官運亨通，坐上了萬福這個所謂“達縣地區的鞍鋼”的第二把交椅。隻要他同意推薦我，我就能夠參加考試。

　　找到魏書記不是很容易，我等了幾天，終於在離廠部不遠的地方把他截住。我知道他很忙，就匆匆地向他陳述了自己的要求。最後我戰戰兢兢地說：“魏書記，我知道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即使參加考試也多半不會被錄取，但是我希望領導給我一次檢查自己學習的機會。學成之後我一定會報答領導對我的培養。”

　　魏書記慢條斯理地說：“你的要求我知道了，讓我們研究研究再作答複。”然而幾個星期過去了，我沒有聽到任何回音。

　　那年秋天，廠裏所有主要幹部的兒女，凡是符合年齡條件的，都上大學去了，包括魏書記的千金；而我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當時的心情豈止是“失望。”

　　二字可以描述！也就是那一年，東北一個名叫張鐵生的知青在高考中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成為“四人幫”推行文化專製的工具。

　　常言說，福不雙降，禍不單行。自從到萬福鐵廠工作之後，不順心的事一個接著一個向我撲來。1973年7月12日，河南省馬振福公社中學學生張玉琴因為不願意學英文，受到老師、學校批評，一時想不開，竟投河自殺。這一下，“四人幫”找到了進一步摧殘中國教育的“鋼鞭”，炮製了臭名昭著的《五號文件》。

　　1974年2月，這個文件一下達，我們這些中學英語教師首當其衝。本來我們的困難就夠多了，英語教科書充斥著知識垃圾――第一課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

　　（毛主席萬歲）第二課是“A Long，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第三課是“The working class is the leading class”（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這樣烏七糟八的內容，莫說我一個初中畢業生，就是一個英語科班出身的教師也沒有高招。一些頑皮的學生知道這個文件後，公開向我挑戰，他們口口聲聲說：“不學ABC，一樣鬧革命。”有的學生甚至當著我的麵把英語書撕爛，以示挑釁。我那時血氣方剛，憤怒到幾乎要對學生動武的地步。反智主義的逆流不僅毒害了我的學生，而且剝奪了我僅存的一點職業自尊。

　　更糟糕的是，跟我交往了五年的女朋友因為我陷在萬源，幾乎沒有調回重慶工作的可能，經不住她父母的勸說和社會環境的壓力，在同我的關係上開始退卻。和我一起下鄉的好朋友饒傳輝當時已經參工回了重慶，十分了解我的處境，為了成全我和我的女朋友，他願意跟我對調工作。我斷然謝絕了這樣的好意：我寧願一輩子打光棍，也不能讓朋友作出這樣的犧牲！1973年，我跟女友的戀愛關係經過幾度風吹雨打，終於結束了。說實話，我對這樣的變故應該早有思想準備。在那個時代，年輕人在就業、遷居方麵沒有自由，在終身大事上自然也就缺乏自主權……更何況我當時的社會地位和經濟狀況也實在狼狽。痛失所愛之後我很難過了一些日子，繼而開始思考自己的處境和出路。想來想去，悟出一條道理，那就是：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在那些風雨如晦的日子裏，學習成了我最大的安慰和生命的支持。也就是在那幾年裏，我心裏有一種緊迫感，加快了自學的步伐。我雖然被剝奪了享受正規教育的權利，但是我有父母賜予的天賦，有逆境中鑄就的倔強，我要跟那些上大學的幸運兒比賽，看誰更有知識，對社會更有貢獻！在完成了許國璋的《英語》一至四冊的學習之後，我又一鼓作氣，攻克了俞大因編寫的大學《英語》五、六冊和徐燕謀編寫的《英語》七、八冊。其實，“文革”以前英語專業的本科生也很少有人學完這幾本書的。

　　沒有老師指導的自學困難重重。往往一段課文要反複讀幾十遍才能理解其含義。

　　為了加深對課文的理解，我將每一課的課文翻譯成中文，翻譯的過程既是學習英語的過程，又是練習中文的過程，很有挑戰性，也給我無窮的樂趣。我一向仰慕傅雷、朱生豪和戈寶權等翻譯大師，夢想有朝一日像他們那樣成為東西文化的橋梁。實在難於理解的地方，我就把問題集中起來，通過信件，向父親請教。父親愛子，總是有問必答。如果有他自己不懂或有疑問的內容，父親就不辭辛苦，到四川外語學院或西南師範學院，向那裏的英文教授請教。

　　為了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我還硬著頭皮讀完了幾部英文小說，包括《基督山恩仇記》、《大衛・科波菲爾》和《月亮寶石》。同一時期，我還開始用英文跟父親通信，借以鍛煉自己英文的寫作能力。父親除了一絲不苟地回信之外，還將我的一些英文信帶到西南師範學院，請我四姑父葉�先生的摯友熊正倫教授評閱。

　　據父親說，熊教授對我的英文信評價甚高，說我達到了西師英文專業三年級學生的水平。這樣的褒獎當然極大地鼓舞了我。

　　父親知道我奮鬥得十分艱苦，不時在來信中勉勵我。在一次來信中，他引用了祖父的一位學生、民國時期的著名詩人吳芳吉的《還黑石山作》的幾句詩：“鶴山坪上春草長，龍門灘下風波響，一灣又一潭，幼年常來往。指點告諸兒，為我發�愴。慎勿為�愴，兒氣須蒼莽。當時歎辛苦，回首成真賞。但願爾曹多坎坷，迨到壯年樂無兩。”三十年過去了，今天誦讀吳先生的這些膾炙人口的詩句，仍然不免心潮湧起。

　　其實，在那幾年裏，我最偏愛含弘表哥介紹給我的清代詞人張惠言的一首《水調歌頭・春日賦示楊生子�》：“百年複幾許，慷慨一何多。子當為我擊築，我為子高歌。抬手海邊鷗鳥，看我胸中雲夢。蒂芥近如何？越楚等閑耳，肝膽有風波……生平事，天付與，豈婆娑。幾人塵外相視，一笑醉顏酡。看到浮雲過了，又恐堂堂歲月，一擲去如梭。勸子且秉燭，為駐好春過。”詞人在這裏表達的懷才不遇、進退兩難的焦灼心情常常在我心中激起強烈的共鳴。我個人覺得它比李白的《行路難》更有韻味，更為深沉。但是當時我連張惠言“一笑醉顏酡”的本錢都沒有，於是“亂我心者”就隻有那“又恐堂堂歲月，一擲去如梭”的浩歎，它催迫我去焚膏繼晷地學習，不敢懈怠。

　　乍暖還寒

　　1976年9月，毛澤東謝世。10月，“四人幫”倒台，文化大革命結束了。

　　在那陰雨連綿的日子裏，我常常站在子弟校的高坡上，俯視著廠部外排著長隊到毛澤東遺像前鞠躬的工人和那些如喪考妣的大小幹部，心情十分複雜：我曾經那樣崇拜過毛澤東，然而這個偉人竟然給整個中華民族帶來幾番浩劫。現在他雖然撒手人寰，但是在那些芸芸眾生的心目中，仍然是一尊神聖的偶像。而我心中的偶像早就破碎了，灰飛煙滅了，因為知識開啟了我的思維，思維必然否定迷信。

　　而且也隻有打碎心中的偶像，我才可能獲得心靈的解放。那時我就朦朧地意識到中國要變，因為物極必反；而且隻要有變，我的境況就可能好轉，因為否極泰來……

　　父親在10月29日的來信中寫道：當前形勢一片大好。消除四害，人心大快！

　　有關消息肯定萬源早已遍傳。我相信今後各方麵會得逐漸好轉。道理很簡單：

　　過去‘四害’未除，他們總是利用權勢，多方搗亂，企圖別人不能安位，隻好下台，從而他們好上台。如長期如此，各地安得不亂？工農業如何能抓好？人民群眾又焉得不受其害？根據這個道理推想，我相信今後大勢會日益好轉。

　　嚴冬已過，春寒料峭。在清理“幫派”的運動中，子弟校的校長黃某率其部眾把我當成重點整治對象，因為我不識時務，沒有對他表示應有的尊重。我剛進萬福鐵廠的時候，黃某僅僅是宣傳科的辦事員，跟我們這幫廠宣傳隊的知青比較接近……我們也親切地稱呼他老黃。1973年，他到學校當了黨支部副書記，後來又小施權術，排擠走了一位姓馮的老校長，將學校的大權一手獨攬。地位變了，討好的人多了，他的架子也一天天大起來。形勢所迫，連我在學校裏的幾位好朋友也改口稱他“書記”，我生性木訥，就是改不了口，當著眾人的麵還是一口一個“老黃”地稱呼他。他嘴上不說，心裏不悅。以後，我因為不滿他的“訓政”和一些頤指氣使的作風，當麵頂撞了他，使他耿耿於懷，現在，借整頓“幫派”體係的機會，他想殺殺我的傲氣。

　　黃某並不親自出馬，而是安排一些手下出麵。手下之一是學校的團支部書記徐某……徐某跟我本無夙怨，但他有強烈的官癮，所以唯命是從。黃某號令一下，他拿起雞毛當令箭，赤膊上陣，在大會小會上發言，上綱上線，硬要說我在“文革。”

　　期間指使學生鬧學潮，聳人聽聞地給我戴上“四人幫”的追隨者的帽子。另有個別想借此機會撈一把的人也跟著起哄，一唱一和，來勢洶洶。這時我一無所有，無所牽掛，不僅沒有避讓，反而針鋒相對，在會上跟他們據理力爭。不知為什麽……我當時真的想“橫”了。

　　朋友們都為我的魯莽捏一把汗。一天，同事駱協強設宴為我壓驚，還請了另外幾個好朋友作陪。席間他們你一言、我一語，苦口婆心地勸我：老弟，好漢不吃眼前虧，現在正在風頭上，何必跟那些人爭一日之短長？敷衍認錯算了，也給黃某一副梯子下台。

　　我一杯燒酒下肚，突然有了一股匹夫之勇，說：“謝謝大家的好心。我實在無錯可認。他們就是把我抓起來，我也不向謊言和權勢低頭！‘四人幫’都倒了，我不信他黃某就能一手遮天，天下就沒有公道！我知青出身，十六歲就下鄉，反革命也當過了，強迫勞動改造的滋味也嚐過了，諒他們奈何我不得！他們要整我，我也不會束手待斃，至少我可以說、可以寫信、可以逃跑、可以申冤！”

　　後來，黃某一幫人沒有抓住我的任何把柄，加之我是學校的教學骨幹，又是知青出身，對我的討伐也就不了了之。

　　背水一戰

　　1977年，改革開放的春風終於吹進了大巴山，對於我這個在大巴山上度過了13個春秋的人來說，這是時來運轉的時候。

　　那年夏天，社會上紛紛傳言說要恢複全國高考。父親在9月17日的來信中說，重慶的許多年輕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家庭的子女、包括我的兩個弟弟和老朋友如鄒克純、張詩亞都在積極準備。他寫道：“我同你媽媽、四爹（姑媽）都認為鵬兒投考大專院校，在各科知識上都要勝過許多人，希望自然要大一些。鵬兒是否已經了解到這方麵的情況，是否已在為此逐漸準備，屆時報名，一試身手？”聽到這樣的消息，我當時的興奮真是難以言喻！十三載辛苦，近十載寒窗，到底要盼到出頭之日了！

　　但是事情並非那麽簡單。高考的《招生簡章》上說，考生的年齡一般不應超過25歲。隻有“對實踐經驗比較豐富並刻苦鑽研有成績或確有專長的，年齡可放寬到30歲”。那年我29歲，已經超過了一般考生的年齡標準。那麽，我是否能算以上所說的特殊情況呢？我問學校領導，學校領導當然不置可否。於是請父母在重慶打聽報考的行情。父母回信說：你已經教學高中英語五六年，自學了大學英語教材，還作了許多翻譯工作，能夠說你不是實踐經驗比較豐富並鑽研有成績嗎？

　　……如果標準定得過高，就在全國範圍內又有幾個真正符合標準的人呢？目前說的隻是報考大學，不是報考研究生，更不是考諾貝爾獎金嘛。他們知道我學校的領導不支持我報考，又寫道：“我們認為，你可以積極找出一些理由，爭取領導支持，爭取報考。自然，同時也不妨稍做‘一顆紅心，兩種準備’的思想準備……”

　　但是在報考這件事上，我不能有“兩手準備”，必須破釜沉舟。由於政策日漸明朗，加之我據理力爭，學校無法公開阻止我報考，我報了名，利用手邊極其有限的材料進行準備。

　　考試前夕，父母在來信中根據當年高等學校的招生簡章和其他具體情況，建議我考慮報考以下學校：四川省內的三所大學是：1.四川師範學院；2.西南師範學院；3.四川大學。省外的三所是：1.杭州大學；2.南京大學；3.北京大學。

　　這樣的排序有點滑稽，看得出來，父母要麽對填報誌願一無所知，要麽對我的前景沒有把握。但是，我已經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11月29日，母親在來信中鼓勵我說：“戰鬥在最艱苦的時候，說明勝利也即將到來。再過十天就要舉行考試了，這幾天好好的鏖戰過去吧。”她接著寫道：“傳聞今年考題不會太難，政審也不至於太左，都因要照顧全麵。但我們思想上總要有兩種準備。萬一考不上，根據國家形勢的發展，今後也還有進修的機會。”在信的末尾，母親寫下這樣幾句話：“沉著勇敢地去迎接戰鬥吧。靜待你勝利的佳音。我相信你是會考得很出色的。戰酣，天寒，多保重。”

　　12月8日，我跟同廠的朋友盧鏗結伴而行，到萬源縣城參加了高考。考試中我的水平發揮正常。英文考試更是超常發揮，因為試卷上最後一道題是“Tell us something about yourself”（介紹一下你自己）看到這道題，我真是喜出望外，就借題發揮，洋洋灑灑寫了一篇上千單詞的英文散文。據參加地區閱卷的朋友說……我的考卷轟動了閱卷場，在閱卷的老師們手裏傳閱多時。我從此成了縣上的“知名人士”。

　　考試過後，初選合格的考生又到縣上進行了體檢，檢查結果，完全合格。此後，我又參加了英語考生的口試，口試在縣上舉行，考師是四川外語學院的章為民先生。同時參加口試的還有我求精中學的校友曹培麗。口試完畢，我自我感覺良好……章老師對我的英語口語很滿意。他後來對我的一位在四川師範學院英語係教書的親戚說，像鄧鵬這樣的學生隻需要學一兩年便可以在川外擔任一些教學任務。

　　但是，我對前景還是不敢過於樂觀。一想到政審這道鬼門關，我就不寒而栗，並在家信中流露出自己的疑慮。父親在1978年1月14日的來信中對我的升學前景表示出謹慎的樂觀：“據聞，鄧副主席在群眾中的威信還是很高的，一般人還是有所畏懼，不敢輕易觸犯。中央發出的一係列有關政策必將貫徹執行，‘四人幫’極左思潮的流毒終究會徹底肅清。假定仍不能按擇優錄取、重在個人表現的原則辦事，則部分人由此而遭受挫折事小，中央指示不得認真貫徹，影響多出人才、早出人才計劃的實現事大。這豈是部分有誌青年一時考試得失的問題！”

　　1978年1月初，一些朋友接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而我一等再等，等到月底，等到2月初，沒有任何音信。盧鏗也沒有接到錄取通知書。我們惶惑極了，最後按捺不住，決定到縣上去打聽情況。我們倆結伴到縣城上訪，找不到任何門路，也得不到任何解釋。當時有位我們認識的縣革委幹部已經得到錄取通知書，誌得意滿。

　　他知道我和盧鏗擔心落榜是因為政審不合格，就勸慰我們：“不要東想西想了，我看你們之所以沒有被錄取，多半還是因為分數沒上線。”我和盧鏗聽了他的分析，真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來。

　　在那段時間裏，我心如亂麻，知道自己十有八九遭人暗算了，但又沒有任何證據……難道我就命中注定在大巴山裏陷一輩子不成？方寸一亂，我甚至想鋌而走險，直接報考研究生，跟命運拚個魚死網破。父母知道我的處境和心情，來信勸我不要灰心，再考一次。父親在3月26日的來信中引用了一些古人和前輩的話：‘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這段話，可能出自‘孔老二’……似又得首先批判。何以為業日孜孜？不求人知止天知。何以為德夜遲遲？

　　不求天知隻自知。（見吳芳吉詩）‘古之君子，於修身治家，必心安身強，而後有振興之象。’他接著寫道：上麵這些話，乍一看，仿佛是聽天由命、逆來順受之思想，實際上絕非如此。我知道，說這些話的人都是終生奮鬥不息的。

　　他們胸襟廣闊，從不為一時一事之得失所困倒。他知道我準備重振旗鼓，參加當年5月舉行的高考，就這樣寫道：知道你準備五月應試……誠屬可喜。但我不能無慮者，一則時間如此緊迫，要看的書又如此繁多……再則考試一事，對任何人來說，都沒有必勝的把握。假定結果失利，又將對鵬兒產生什麽樣的影響呢？

　　以是在我的心裏，不免顧慮重重。假定鵬兒真能夠做到來信所說，通過考試，達到提高自己業務水平，那麽是可以的；假定得失心重，沒有遇到意外的充分思想準備，那就不可以。我是既支持，又不敢太支持。假定鵬兒能始終抱定這樣的態度去應試，即：成功固足喜，失敗決不憂。如能做到這樣，我就很支持。如其不能，我就不免有些顧慮，不敢過分支持。可見父親在疼愛我的同時，對我的報考前途也缺乏信心，更擔心我對可能的失敗缺乏承受力。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

　　正是心煩意亂的時候，我突然想起七八年前的一件往事。那一年，我們生產隊來了幾個重慶的“閑散人口”，其中一個叫張正國，外號“張懶王”。老張原來以賣打藥為生，沒有老婆，倒有兩個三五歲的兒子。他大概是道教的信徒，但信得有點狂妄，寫的歪詩裏有“天上神王張自然，地下懶王張正國”這樣神經兮兮的句子。到底是老鄉，他很快跟我們掛鼓岩的三個知青混熟了，經常來聊天。閑談之中，自稱會看相，說“先驗”的東西自有奧妙。我們雖然不信，覺得好玩兒，也就請他給我們看看相。記得他看了我的相後一本正經地說：“你雖然一生不能聚財，但是三十歲上會轉運，而且會有兩個孩子。”我們聽了，著實樂了一陣，壓根兒沒有當真。

　　1978年初，突然想起當年老張的話。掐指一算，我心裏一亮：人們都說時來運轉……1977年我才29歲，時未來，當然運就不轉，所以希望還在1978年！病急亂投醫時，迷信也成了我的救命稻草。我重振旗鼓，又投入緊張的複習。這一次，子弟校的其他幾個知青老師陳和威、劉長宜、袁仲生、張世學、駱協政也決定報考。

　　有了朋友的參與，我的鬥誌更加旺盛。那時候，我不僅要教四個班的英語、每周16節課，而且是學校唯一拿著初中畢業文憑教高中畢業班的老師。

　　我們幾個朋友互相鼓勵、互相幫助，集思廣益，形成一個友愛、團結、奮發向上的小集體。在這個集體裏，陳和威和張世學係高六六級畢業，任教高中畢業班的數學；袁仲生係高六七屆學生，任教初中畢業班的數學；駱協政和劉長宜係高六六級畢業生，任教高中的語文；我初六四級畢業，自學有年，任教高中的英語。

　　有時在廠辦“七二一大學”工作的朋友盧鏗還來客串複習。可以說，我們這個集體的總體實力可能超過絕大多數考生群體。遇到大家都解不出的難題，就找同事彭孝敏老師請教。老彭是四川萬縣人，老大學生，不僅為人厚道，而且功底深厚……我們給她的難題，她總是很快找出答案，讓我們這幫人心悅誠服。

　　然而過了幾個星期，好朋友劉長宜沒有任何解釋，突然打了退堂鼓。幾個朋友對此好生疑惑，因為長宜兄高六六級畢業，知識全麵，尤其有文學方麵的天賦，其總體學業水平不在我們任何一人之下。我當時就懷疑是學校領導，特別是黃某給他下了什麽“爛藥”。但是我又不敢去勸說他，因為我怕他給我的解釋會讓我喪失希望：如果黃某告訴他的是我們上大學斷定無門，我該如何應對？我心裏知道……黃某對我不滿，可能一手遮天，而且幾乎可以肯定是他在我1977年的報考過程中做了手腳。但是如果我相信他的能力，那麽我的任何努力就是徒勞，所以我隻有拒絕相信他的法力，不計成敗地往前闖，考了再說其他。

　　這時候，上大學對於一無所有的我，就像是那摩天的龍門，我就是那條一心想修成正果的鯉魚，即使粉身碎骨，我也要跳啊！我知道這是我最後一次拯救自己的機會，別無他路可走，求學的道路我選定了，既然已經上了路，就在這條路上走到“黑”。

　　事實證明，長宜老兄當時的確上了黃某的圈套。有一天，黃某專門到長宜家，意味深長地說：“讓鄧鵬、陳和威他們去考好了，我看他們不會如願以償的。鄧鵬……盧鏗去年已經試過了，有什麽戲？”可歎長宜兄生性忠厚，優柔寡斷，居然聽信了黃某的話，偃旗息鼓。但他什麽也沒有告訴我們，獨自承擔失望的重負。為此，我打心眼裏感謝他的友情。

　　高考前夕，母親來信對我進行最後一次“戰前動員”。在信中，她非常興奮地談到自己超負荷的工作和國家麵臨的大好形勢：現在是‘科學的春天’，也是‘文教的春天’，幹文教的人誰能靜得下來呢？有時我也因過度的工作和學習而感到身體不適，感到老之已至，但一覺睡醒又忘記了一切，又照樣走我的老路，認真地幹起工作來了。三十年前，在可以選擇其他許多種工作的情況下，我選上了教師這門手藝。我一直很滿意這個手藝，別人罵什麽‘臭老九’的時候，我也沒有絲毫自卑感……我內心常有一種自信和安慰，那就是我認為一個正直無私的人民教師是以終生淡泊而辛勤的勞動去換取桃李滿天下，是以畢生的信念去爭取祖國光明的前景。如今我已兩鬢斑然才似乎看見了黎明的曙光。鵬兒，你的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都比我好，希你努力學習，爭取深造，將來做個理想的人民教師，為下一代多多造福，為祖國的科技戰線多多輸送新兵。奧林匹克的火炬將由老一代傳交在你的手裏，希你高高擎起它，向勝利的明天奔去。大概怕兒子疏忽大意，母親還用紅筆在這一段話下麵畫了波浪線。

　　為了保證自己在高速轉動中的身體保持良好競技狀態，我總是在趕場天買些鴨蛋和豬油，每天中午自己煎兩個鴨蛋改善夥食，這樣在三個月的時間裏，我盡管焚膏繼晷，始終保持著充沛的精力。我利用父母寄來的複習資料，將各種知識分成條塊，實行了周密的複習計劃，憑著自己的判斷，找到重點，強化記憶。我甚至還準備了幾個模擬散文，以應付語文考試裏可能出現的作文試題。

　　1978年的高考，是我向命運的最堅決的挑戰。我沒有退路，誌在必奪，大巴山14年的苦熬能否結束，就看那兩天半的拚搏。果然，功夫不負有心人，我的各門考試發揮正常，而且越考越有信心，越考越鬥誌旺盛。

　　值得一提的是，考試那幾天，我和朋友王思明住在縣城裏的一個知青朋友張方琦家裏。張方琦在城關小學工作，是個好客、厚道的人，他不僅為我們提供了居住條件，而且每天把飯菜準備好，讓我和王思明能夠吃好、休息好，自始至終保持良好的競技狀態。俗話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我在1978年高考中的勝利，張兄應拔頭功。他的大恩大德，我終生不忘！

　　那一年，高考閱卷評分再不是暗箱操作，考試結果向考生公布。8月的一天，地區文教局打電話通知學校：我是全專區文科考生的第一名，好朋友陳和威是理科考生的第一名。得到這樣的消息，我的激動簡直無以言表。然而學校一個同事，竟然到廠領導那裏去撥弄是非，說我目中無人，口出狂言，藐視領導。這位同事是“文革”期間畢業的大學生，出身地主家庭。他很有才氣，也有抱負，但內心十分陰暗。他曾因為自己在“文革”期間受到了挫折，怪罪於已經不在人世的父親，大概也為了表示自己對革命政權的忠誠，他竟然率領自己的兄弟掘開父親的墳墓，將亡父屍骨取出，用鋤頭將其砸得粉碎！但這一政治秀並沒有給他帶來什麽特別的好處，畢業後他還是被發配到我們的“夾皮溝”裏。

　　一個“坐直升飛機”上去的廠領導徐某聽了他的一麵之詞，馬上到學校來專門開會，煞有介事地談教師隊伍中的自由主義和目無領導。還意味深長地威脅說“不要以為自己報考了大學就有什麽了不起”等等。我知道這些話有來頭，會後就去徐某辦公室說明實情。這個不學無術的政治新貴先入為主，不僅不聽我的解釋，反而板著臉給我上了一堂政治課。我深知節骨眼上小不忍則亂大謀，強忍心中的輕蔑和怒火，沒有跟他對抗。

　　這一年，因為我在高考中為萬源縣掙了麵子，跟縣文教局的何遠明局長也成了熟人。何局長告訴我，1977年高考我本來完全合格，但是萬福鐵廠專門致函縣文教局，要求他們扣下我（和盧鏗）的材料。何局長抱歉地說：“當時政策界限不明確，我們也不好違背你們廠領導的意見。今年不同，高考成績公開，你們廠裏的人再也沒有辦法卡你了。”何局長的一番話倒提醒了我一件事：1977年秋天，我請求學校領導同意我報考大學，副書記黃某當時就說，學校正缺教師，不支持教師報考大學。我將這一情況報告父母，意在讓他們對不利結果有思想準備。母親素來果斷、機智，她馬上來信表示：為了讓領導放我上大學，她願意到萬源沙灘來工作半年，為萬福鐵廠子弟校培訓幾個英語教師。母親的話我轉告了學校領導……但是看來並沒有讓黃某回心轉意。

　　第二次體檢期間，我們一行人到縣文教局填寫入學誌願。我在四川省高等學校招生報考登記表第一欄第一誌願寫下了北京大學國際政治和世界經濟專業。填完之後，與陳和威一起回我們住宿的旅店。旅店在城外兩三裏外的公路邊上。當時太陽已經偏西，我們一邊走，一邊展望未來。我雖然興致很高，但是心裏還是不十分踏實。我在大巴山裏已經待了14年了，想離開大巴山的心情非常急切，越急切就越是患得患失。從縣城出來兩裏地左右，和威兄對我說：“如果我是你的話，我就會在第一表第一誌願上選擇四川醫學院英語師資班，求最大的保險係數。”

　　聽了好朋友的話，我進行了艱苦的思想鬥爭：是啊，萬一北大高攀不上，陰差陽錯地落了榜，我的所有努力不是就全部付之東流？回到旅店，越想越不踏實，一想到跳不出萬福鐵廠，一輩子當黃某這樣人的“下飯菜”，我就不寒而栗。左思右想一陣後，我趕回縣文教局，不無猶豫地從何局長那裏要回已經填寫好的登記表，在一份新的登記表上將四川大學填寫為第一誌願，醫學院英語師資班為第二誌願。

　　顯然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在這決定我後半生事業的關鍵時刻，我膽怯了、動搖了；我追求保險，放棄可能的輝煌。根據當時的條件，這一決定可能是完全明智的，但二十多年來，無論我怎樣企圖安慰自己，這件事總像心頭上的一條毛毛蟲一樣困擾著我。

　　否極泰來

　　1978年10月4日，我終生難忘的一天。那天上午，天朗氣清，金風送爽，大巴山的群峰在秋陽的照耀下，格外蒼翠；一層層梯田裏的稻穀黃燦燦的，好一個豐收的年景！課間休息的時候，我正在學校的操場上跟幾個同事聊天，管信件的陳邦國老師走過來，他狡詭地對我眨眨眼，笑著說：“鄧鵬，你的信！”我接過他手中的牛皮紙信封一看，信來自四川醫學院！我的手顫抖著撕開信封，從裏麵取出了蓋有四川醫學院大印的《錄取通知書》！啊，我終於成功了！蒼天畢竟有眼！苦海畢竟有邊！我情不自禁地跳起來，忘乎所以，擁抱了在場的每一個人，包括莫名其妙的老黨支部書記和幾次告刁狀陷害我的那位同事！

　　幾天後，我告別了“萬福”，告別生活了14年的大巴山，踏上了繼續求學的征途……路過重慶時我還聽說，省裏複查高考試卷的結果表明：我是當年四川省高考的文科狀元。這條消息是否屬實，當時對我已經無關緊要，我隻知道，自己要走的路還很長很長。

　　常言道，好漢不提當年勇。從1978年考上大學至今，30年過去了。我個人和中國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每當回想起當年的艱辛和奮鬥，我都忍不住萬分感慨……在美國大學的課堂上，好奇的學生偶爾會問起我的身世，我告訴他們：當年在大巴山裏，我做夢都想不到今天會在美國的大學教授美國曆史和中國近現代史。

　　作為當年的二等公民，我衷心希望今天和未來的中國的年輕人都有公平的競爭環境和報效國家的機會，希望他們不再遭受以任何形式、任何理論為借口的政治歧視。

　　作為學者，我用“著作等身”這樣的標準來要求自己，為的是不辜負自己那逝去的、曾經為夢所支撐的青春。

　　作者簡介

　　請見《前言》後的作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