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下卷）

19、我的兩次高考

　　唐龍潛

　　現在，每年的高考都成了一個特定時段社會關注的熱點，年年有幾百萬考生，近千萬個家庭在等待和期盼中守護著那段時光。媒體跟蹤報道，各界密切關注，什麽劃線、調檔、填誌願，電話查詢、網上公示，“重本”、“二本”、“三本。”

　　……其紛繁複雜的錄取過程均在嚴密有序的進程中完成。在這裏不論貧富，不論權勢，每一個考生都是一個平等的自我，考核的核心標尺就是分數。

　　可以說，高考至今是我們這個還有很多缺陷的社會生活中的一片亮色，一方淨土……其基本原則所彰顯的公開、透明、平等、公正乃是人們所追求的社會理想！也許有人覺得在分數麵前人人平等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就是封建王朝的科舉取仕不也大致遵循這樣的準則麽？然而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卻別有一番滋味，那是刻骨銘心的經曆，揮之不去的記憶……

　　1964年，我麵臨高中畢業了。高考越來越近，似乎已能聽見它那清晰的腳步聲。

　　課程已經結束進入總複習階段，任課教師開始印發各種複習資料和參考題，包括曆年的高考試題。雖然教室和寢室照例在十點半熄燈，但是在走道裏、屋簷下。

　　球場邊昏暗的路燈下，總是佇立著一個個手捧書本的孤獨的身影，他們基本上是畢業班的學生。這成了深夜裏寧靜校園一道特別的風景。生活已經從困難年代開始緩過氣來，在夜幕中苦讀的學子大多還能向腸胃裏填進一隻饅頭，一隻鍋魁，奢侈點的甚至一個點心。人人在規劃著自己的將來，希望迎來一場公平公正的考試。自然，12年的讀書學習乃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自己的成績在什麽狀況，什麽檔次，能不能上大學，上什麽樣的大學，心裏也大體有本賬。不定因素也就是臨場發揮是超常、正常，還是反常。

　　填誌願的時候到了，在我們這一批學生中早已形成了重理輕文的傾向，那時的口號叫做“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理工中又特別青睞與軍事科學相關的學科和專業，而與國計民生接軌的工業建築醫科農科當又等而下之。我所在的學校是成都三中，並非什麽重點中學，不過這時候重點中學的概念也還不明確，從小學到初中到高中，雖然也有升學考試，但隻要過了錄取線，大體是按家庭住址來就近分配入學。就是我所在的學校，每年都有考入北大、清華的，教師們總以此自豪，說北大、清華的種子在我們學校從來沒有斷過。我自恃成績好，覺得成竹在胸，所以就是最後那段時間過得也很輕鬆，球照打，泳照遊，覺照睡。

　　我填報了清華大學。之所以這樣做，跟最後一年來我們學校代課的一位老師有關……他叫穀西平，是兩年前從清華大學畢業的，畢業後分配到青海的一個什麽軍工基地，大概是不甘那裏的荒涼寂寞，更由於女朋友在成都的緣故，便請長假回到了成都。由於他當年就是從這個學校名動一時出去的，是那時從全市所有中學中選拔的三位留蘇預備生之一，不知怎麽“蘇”沒有去成，就留在清華念書了。由於這些淵源，母校就將這賦閑在家的他請來作畢業班的最後一年物理課代課教師……

　　他的教法的確別開生麵，靈活生動，引人入勝，實驗做得出神入化發人深思。在授課中他大量拓展教材內容，什麽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什麽“地對空，空對地，空對空，地對地”，很多概念我們都是從他那裏第一次聽到。這些內容極大地滿足了時代造就的我們這一代崇尚戰爭的青年，竟在全年級四個班中掀起了一股物理熱。當然他的講課也使一部分成績差的同學如墜霧裏，隻好“坐飛機。”

　　……興趣濃成績好的則直追他的思路，一次次進入到令人興奮不已的奇妙的物理空間。在他命題的物理畢業考試中我拿了全年級第一，也就才91分。據他說這套題比高考試題難多了。由於他把題弄得太難，造成這一科的成績比其他科都偏低很多，大家覺得別人又不了解情況，這樣的分數拿出去麵子上很不好看。於是他又出了怪招：按比例加分，分數越低加得越多，輪到我隻加了兩分，所以我的物理畢業成績是93分，但這已是全年級最高分了。

　　在他的分析和慫恿下我填報了清華大學自動控製專業。按他的說法，清華是工，重運用；北大是理，重研究。自動控製專業是非常前沿的學科，他自己就是學這個專業的，可惜超前了幾年還用不上，而現在去學應該正是時候了。他又說，清華在同等條件下是招男不招女，招小不招大，特別注重物理單科成績。心裏一默……這不都是正對著我麽？我當時是全班年齡最小的，畢業時也就17歲。毫不猶豫地填了自動控製專業，見後麵還有個括弧，赫然印著“絕密”二字，更是喜上心頭，越“絕密”越好啊！

　　七月裏三天考試很快過去了，自己覺得感覺很好，便滿懷信心地等著拿錄取通知……

　　終生難忘1964年8月8日！按慣例，這天是接到首批錄取通知的時間，往年清華。

　　北大的通知都是在這天送達，通過郵局送發，時間大概在下午四五點。而不巧的是，這一天我們全班同學正好在杜甫草堂舉行野餐會。那時的成都遠沒有現在這樣大，草堂已是郊外的概念。柏樹森森，荒草叢叢，埋鍋造飯不但是允許的，還是一種備受城裏學生們追捧的時尚活動。記得是吃水餃，四個小組四隻鍋，挖坑……壘灶、拾柴，洗菜、切菜、和麵。忙忙碌碌到下午兩三點了，餃子還沒有包成下鍋。我和班上另一位也是成績很好填報了清華的同學，暗暗交換了一下眼色，都有些待不住了。溜吧，又不好掃了全班同學的興，隻好耐著性子熬著。

　　拾來的柴火濕的多幹的少，隻見濃煙繚繚不見熊熊烈火，一大鍋水總也煮不沸。

　　不過大家似乎都不著急，笑語歡聲，憶同窗話惜別，暢想未來，大有“苟富貴，勿相忘”的意思。有人提議將每年的今天定為我們永久的“班日”，地點還是這裏，雷打不動，風雨不移，不相約不通知，各人記住，各人自來。多麽激發人想象的浪漫提議，大家一致讚成，並認真地作了分析和補充，即：時間為上午10點至下午2點，因特殊情況遠在外地不能趕回的除外。後事為：第二年有一半同學來到這裏，而我此時已在千裏之外的西昌農村；第三年已處於“文革”發端，革命已將此類浪漫情懷衝得無蹤無影，“班日”就此短命，從此星落棋散人世茫茫。

　　幾十年過去了，一些同學至今未能見一麵。

　　我們終於還是沒能熬到餃子煮熟，悄悄溜了。其實趕不趕回去，有通知都會照樣送達，於結果並無關係。大概是想早一點領受那份喜悅吧，真是太年輕、太浮躁……太沉不住氣。在此後的一段時間裏，被同學們傳為笑柄。

　　出了草堂我們便飛跑起來，還得走好幾裏到青羊宮才能搭上公共汽車。他的家在城中心，而我的家在東門外，正好要路過他那裏，於是決定先一同到他家看看，再到我家。到他家後很快核實沒有，而他已無心再跟我走了，隻說如果你收到了就馬上來告訴我一下。

　　我快步向家裏趕去，一麵走一麵設想著，如果期待的事情發生了，那麽一到巷口便能知道，天天進進出出，都是多年的鄰居，這麽轟動的事情，應該早就熱鬧開了。想象著那場麵，真是腳履輕雲，全身飄忽起來。一頭紮進巷口，隻見一輛拉糞的架子車正停在路中央，搖著手鈴的老女人正在拉長聲音吆喝：“倒馬桶�――倒馬桶�――”，霎時各種穢器頓響，惡臭直衝雲霄！此時正是公廁太少的老成都中無可奈何的小民百姓一天中清除穢物的時候。平靜如昔，結果已經昭然若揭。

　　但跨進家門見到母親我還是忍不住問了一句：“沒有通知書麽？”“沒有啊，我今天整天都在家啊！”母親正在弄開蜂窩煤準備做晚飯。

　　夜裏有關心的同學來到我家，同時傳來了三班兩位報考清華的同學都已接到了錄取通知，二班一位報考北大的同學也已接到了錄取通知。我隻覺得眼前一黑，清華已斷然無望了！我們年級四個班共有六人填報了清華，沒想到三班的兩位竟然都上了。

　　在此後繼續等待的半個多月裏，那真是一天一天，望眼欲穿。心裏還在想如果接到別的什麽學校的錄取通知該怎麽辦呢？當然書還得去讀，但校徽肯定是不敢公然地別在胸口前，隻好悄悄地放在衣袋裏了。直到報上登出“今年高考錄取工作已全部結束，錄取通知均已送達到考生手中”為止，這才如夢方醒，徹底從頭涼到腳，切實地感到大學真的與自己無緣了。

　　由於全部錄取結果均已揭曉，而這結果與同學們之間的平時猜測和任課教師的評定估計是那樣出入巨大，大家全傻了眼。有略知內情的人分析說這次路線比去年貫徹得更厲害了。於是藏在莊嚴的考試背後而較之更為神聖、神秘，也更為嚴厲的政審開始露出冰山一角！

　　消息逐步擴散開來，有人說早在高考前兩個月，成都旅館就已住滿了從各地調集的政審人員，專門負責本屆考生的政審，深挖細查，組織嚴密，滴水不漏，全部工作都是在絕密狀態下進行的。又有人說不是在成都旅館，而是在一個更加隱蔽的地方，甚至說是在一個與部隊相關有哨兵值勤站崗的地方。究竟是怎麽回事，直到現在也是個謎，究竟政審本身的工作程序是怎樣進行的，標準是什麽，直到現在也沒人出來披露啊，中國的千古之謎實在是太多了！但有一點是明確的，政審“審”的不是本人，十多歲一直在校讀書的學生，就是有什麽問題那不都明擺著的嘛，哪還需要調那麽多人花那麽長的時間來“審”？原來審的是與本人相關的家庭背景和社會關係。

　　說來可笑，我那時對政治的理解差不多就停留在政治課上，什麽黨史、社會發展史、辯證唯物主義常識，興趣都很濃，學得也好，每次考試得分都很高。就是高考的政治試卷吧，我也深信答得非常完滿！原來這些並非是現實的政治啊，與政審所要做的更是風馬牛不相及。

　　自然，填了多年的表，總要寫上家庭出身、主要成員、政治麵貌等情況，也依稀知道出身“地富反壞右”，或家庭成員和社會關係中有“關、管、殺”情況的，那肯定是大大的不好。但我卻不存在這些問題。家庭出身欄我一直填寫的“中農”，這是解放初期在老家簡陽農村土改時劃定的，雖然不如貧雇農，但也靠不到地富那裏去。家庭成員主要也就是父母，都是公民，都有選舉權。社會關係中也沒有“關、管、殺”。

　　這是怎麽回事呢？我想起在畢業前填過一張情況登記表，父親的簡曆和政治麵貌不知道該怎麽寫，曾問過他本人，根據他的口述寫了如下內容的文字：“1928年曾加入過中國共產黨，同年被捕，坐過三年國民黨監獄，出獄後與組織失去聯係……”當時在我的心中還覺得這是一段有功於革命的曆史，至少應該不是什麽問題……因為經過解放後的這麽多運動和審查，父親並沒有受到什麽處分，頭上也沒有帽子。

　　然而問題的嚴重性很快就讓我感覺到了。

　　錄取工作一結束，很快就進入到落榜學生的工作安排階段。那時的招工和現在不一樣，招工單位和本人並不見麵，隻是通過檔案決定錄用與否。檔案還在學校，用工單位便一批批到學校查閱檔案挑選。自然首先是軍工企業等保密單位，我們班有幾位同學便這樣被率先通知錄用了。接下來便是一般工業企業、商業係統營業員。排在最後的是“師訓班”，培訓以後做小學教師，這幾乎將所有落榜的人一網打盡。就連和我一同報考清華的那位同學也在最後一批接到了師訓班的通知……隻是他賭氣沒去報到，後來去了雲南修路。而我等到的結果是學校通知我招工已結束，現在檔案已轉到街道辦事處，從現在起我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社會青年了……

　　現在我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了。

　　事情的明朗化使我和父親之間作了一次攤牌。我不能升學，甚至不能工作擺明了都是因為他，他應該給我一個解釋，一個說明。自我未接到錄取通知落榜以來，父親就成天陰沉著臉沒說過一句話，他也在等最後結果。麵對我明顯帶著敵視的無言的憤怨和質詢，他交了一份材料給我，隻說：“你自己看吧，這是我在運動審查中寫來上交的材料底稿。原想這些和你無關，也沒打算跟你說，現在你自己看吧。”

　　這是一份自傳式的材料，篇幅很長，涉及的人和事很多，我隻注意到關鍵部分是這樣的：1928年父親在上海國民黨警察部隊作警官，經一位姓王的介紹加入中共……屬中央軍委領導。同年一位姓蕭的人從莫斯科回國奉命來與他聯係，還未見到他便先被叛徒出賣被捕，又供出他來。由於是軍人，他被捕後曾接受過國民黨軍事法庭的審訊，他是被上級出賣的，而又還沒有下級，審訊無果後被關押，三年後釋放出獄，失去組織聯係。為生計後經人介紹在南京中央合作金庫工作，曾被迫集體加入過國民黨，按組織審查標準，集體加入應不算本人的政治選擇。

　　父親解放後的情況我就清楚了。解放前夕舉家回到老家簡陽農村，還領頭創辦了一所小學以方便家鄉子弟讀書，該校解放後由政府接收，我自己就是在那裏發蒙讀書的。五十年代初在成都做中藥材生意，後公私合營，再後調中藥炮製廠作總務，1959年申請退職自學中醫，單位不許，後作自動離職處理，關係轉到地方派出所，當居民。

　　我當時想，雖然經曆複雜，但都沒有什麽大問題啊。多年以後才知道他的問題在檔案裏比擺明的“關管殺”和“地富反壞”更嚴重！一位在七十年代做了官的好友一個偶然的機會在縣知青辦見到了我的檔案，關於我的父親裏麵竟有這樣的文字：“叛徒，特嫌，內控對象，解放初期曾秘密去過台灣？”真不知道那些東西是怎麽鑽進檔案裏去的！我所見到的情況是：他此後曾被多次集中學習，“文革”中更是被多次抄家和拘押審查，據說有關部門對他的審查外調經費花了近萬元……這可是還很窮的六七十年代啊，這費用相當於當時一個普通工人二三十年的工資收入了，可惜啊！他最後一次被拘押釋放出來是1971年，手上拿著公安局的一紙判定：“明確曆史反革命身份，不戴帽子。”這就是他的最後結論，蓋棺論定……第二年他就因癌症去世了。

　　關係回到辦事處以後，為找工作我還作過一次最後的努力。當時攀枝花正在大建設，有個單位來成都各街辦招修路工人，辦事處也在大力動員閑耍多年的老社青報名，但老社青們均不齒，說誰到那山旮旯裏修路啊，黴得慌！我得到消息馬上去報了名。但第三天就得到通知，說我政審不合格！修路也要政審？而且我不合格？連“黴得慌”的事也輪不到我？

　　我從此開始了人生中最絕望最黑暗的幾個月。七月壯誌高考，八月望斷錄取，九月夢斷工作，現在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學校開學了，讀書的讀書去了，工作的報到去了，街市依舊太平，陽光依舊燦爛，唯我卻覺得暗無天日，惶惶不可終日……不知道該做什麽，不知道該往哪裏去。我最怕的是白天，怕出門，怕見人。人們都知道我是高考落榜，而且連工作都沒有分配，我卻無法解釋，無法說明，困住我的是一道看不見摸不著的鬼打牆！我回避了所有來看望和安慰的同學，早上不等別人出門上學上班，我就出門去了，在外一直待到天黑以後才回屋。開始是漫無目標地在街上走，在河邊走，哪裏人少哪裏走。公園是不能去的，那要買門票。這樣大概有十來天，後來我終於尋到了一個去處――省立圖書館。這裏距我家有四站汽車路，走路40分鍾，早上九點到下午六點半全天開放，不收費，來的人也不多。此後我便懷揣兩個饅頭或一隻鍋盔作為午餐，從開門到關門全泡在裏麵……感謝政府提供了這個場所使我度過了最難熬的時光。這時因還未“文革”，古今中外名家大師的書都開放，借閱也方便，而且環境安靜空曠，偌大的閱覽室，常常就幾個人，有時還就我一個人。我就在這裏上窮碧落下黃泉，希望先聖先賢們能夠洞開心結，指點迷津。絕望之人常發叛逆之想。我自信父親沒什麽問題，就算有什麽問題，與我何幹？憑什麽應該我來承受？中國有株連問罪之舉，但那是在封建社會；有父債子還之說，但那是經濟問題；有冤冤相報之事，但那是私人間的狹隘作為。我怎麽也不明白，社會主義祖國、最先進的理論――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共產黨怎麽會奉行這樣不合理不公正的歧視政策？不是都說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嗎？解放時我還不到三歲，舊社會什麽樣子連記憶都沒有，我憑什麽要對那個時代發生的事承擔連帶後果？這裏一定有什麽錯了。雖然對於整個困惑著自己的問題還沒有徹底想清楚，但我堅信自己是受到了不應該受到的不公正對待。原本滿眼光明的景象現在布上了陰影，我開始用第三隻眼睛看世界了。

　　這樣的時間大概有三個月，直到有一天突然聽說成都團市委辦了一個“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不填表，不政審，不體檢，隻要報名就行，而且進去後就管飯，還不交夥食費。第二天我便背著被蓋提著瓷碗進了這所當時設在梁家巷中共成都市委黨校內的“青訓班”，走進了上山下鄉的行列。後來才慢慢了解到走進這裏的絕大部分都是和我類似的情況，大家幽默地概括為：“三麵架機槍，隻準走一方”――原來如此啊，還何必讓我等白下一回考場！

　　我第二次參加高考是1977年，這是自“文革”廢考以來首次恢複高考。我從報名……考試、考後、錄取，一波三折，經曆了一係列的偶然，充滿著傳奇性和戲劇性……最終得以結束知青生涯，再做學生。

　　當報紙和廣播宣傳恢複高考時，我已下鄉當知青13年了，論說早已不“青”。按宣傳的口徑是主要針對老三屆，即1966、1967、1968幾年因“文革”未參加過考試的高初中畢業生，顯然我不在此列，也未作此非分之想。這時我正在下鄉所在地的公社小學做民辦教師，但教的不是小學，而是高中。這是因為一年多前我們那位公社書記突然發了奇想，決定放顆“衛星”。他說既然原來的小學已經“戴帽子”辦了初中班，那就“再加一頂帽子”辦個高中班。就他一句話，學校騰出一間廢棄教室，又弄來幾個“四類分子”出義務工，把地刨平，和一攤稀泥把牆壁的大洞小眼補一下，教室就成了。沒有桌凳，宣布由學生自帶。核心的問題是教師，誰來上課？原有的公民辦教師都不敢來出這個頭，對一片物質和文化同樣貧瘠的土地來說，這還真是個難題。書記下令在知青中找。我當時已被聘在一所縣屬中學代高中語文課，公社和學校找到我，許以評計優厚的工分待遇，外加每月11元的現金補貼。算來比當時我代課的收入還多，而且離家近，還可照顧自留地。更主要的，我是下在公社的知青，戶口還在公社，代課的學校又無法幫我撥出戶口轉正，鑒於這些考慮我便同意了。但我一個人也不行，便又從66級高中畢業的知青中選了一位成績優異者與我搭檔。我們兩人一合計把課程一分，他教數學、化學、外語，我教語文、政治、物理，這離奇而簡陋的民辦高中班就正式開張了。

　　這時高中學製已改為兩年，恢複高考的消息傳來，我們教的這個班也麵臨畢業了……這些學生也都要報名參加高考。全公社組織報名填表等事務是由我所在的學校在辦，和我搭檔的那位老師是高66級的，報名參考是正份，我根本不作此想，隻在全力幫助學生備考。

　　初步的報名登記已完成，學校的一位副校長就要拿著材料去縣招辦送審並領取正式的報名表。平時大家是同事，很熟，經常開玩笑，在他走時我就開了句玩笑：

　　“老陳，給我也混張表回來，我也報個名去考一盤嘛。”他下午就回來了，笑著說：“我還真給你混了張表。”原來那天去領表的人太多，招辦人手不夠，無法一一審查各地報的材料名單，隻叫報個數字就領表，他就多報了一個多領了一張……表是到手了，但他也說：“你考不考得成，隻有天知道，我估計多半沒門，填也白填。”我說就當開個玩笑，當即就把表填了還給他，心裏確實也沒當回事。

　　直到臨考前發放蓋有招辦印章的準考證和誌願填寫表了，不想還真有我一份，看來是真可以進考場了。我這才認真起來，慎重填寫了誌願表。時過境遷，現已是而立之人，再不敢像13年前作非分之想，我選的專業是中文，學校是清一色的師範，在是否願意服從調配欄，我寫上：“願意”，又加上：“任何學校都可以。”因為是報的文科，這才趕緊去找幾本曆史地理書來翻翻。考試很快過去了，坦白說我覺得考得很不滿意，特別是數學一科，沒有發揮出應有的水平，其他科題又太簡單，拉不出差距，特別是語文。

　　還沒待認真總結反省，第一次警報拉響了。公社通知我，說縣招辦打電話來，我的情況弄錯了，我是沒資格報名考試的。我一聽腦袋嗡的一聲，果然又白考了一回。同事們都很同情，老陳說：“你自己到縣招辦去說說嘛，看他們能不能放一馬。”管他的，心想死馬當成活馬醫吧。

　　第二天我就去了縣招辦。接待我的是一男一女兩位工作人員，態度非常好，一見到我就不住地道歉，說由於他們工作疏忽，我不屬於老三屆，是不應該參加考試的，讓我白考了一回，很對不起。而我這時已經想好了申辯的理由和依據。我說你們先別忙道歉，我是有資格參加這次考試的。你不用管我是屬於哪一屆，這次規定是年齡不超過30歲（含30歲）這一條我是符合的，就算我沒有讀過高中，以同等學曆的身份仍可以報考。他們對視了一下，覺得有些道理，又找出我的報名表來看，對於所填出生年月他們似乎有些懷疑，我說可以到公社查戶口，他們說公社的戶口不準確，不能為據。我說我還有證據：我從包裏一股腦掏出保存多年的小學、初中、高中畢業證放到他們麵前，每張畢業證上都明確寫著畢業時年齡，分別為11歲、14歲、17歲。這樣算來我確實未滿31歲，這條杠子通過了。他們翻看著畢業證，發現在初高中畢業證的背麵都印著各科畢業成績，不由驚歎起來：你的成績好得很喲！那位女的還加了一句：當年怎麽沒上大學呢？我苦笑了一下：“運氣不好嘛。”還能說什麽呢？

　　他倆的態度變得很親熱，便同我商量這事該怎麽辦，說畢業證確實能證明年齡沒有超。但那時沒有複印機，不能複印一份怎麽辦？我說算了，我把這些畢業證都交給你們了。那男的說你要想好喲，我們給你放進檔案裏就永遠也取不出來了。

　　我說不用想，放吧，反正就這一回了，我不會再參加考試了。這些畢業證應該至今還存在我的檔案裏，我也真的永遠見不到了。

　　又過了一陣子，第二次警報拉響了。在縣城工作的一位朋友專程趕來告訴我，說他有個朋友是縣招辦的工作人員，他曾委托其了解我的情況，昨天別人告訴他說出問題了，發往成都關於我家庭情況的函調被退回來了，這樣我就沒有家庭的政審材料，將不能上報。我問是發到哪裏的，回說是發到我母親工作單位的有關部門。我心裏一默，知道糟了。當時我的家庭情況是這樣的：住家還是老地方，父親已去世，母親在另一個派出所轄區的街道生產組作計件零工，有活就幹。我在表上填的是母親工作的街道生產組的名稱，想必那函是寄到該生產組所在的公安派出所了，小小的生產組哪有資格收這樣的政審調函，而當地派出所又哪裏知道有這樣一個小小的生產組，即使知道也查不到有關我母親的任何情況。我跟那位朋友說讓他轉告他在招辦的那位朋友，可以向我住家所在地的派出所發個函，我們在那裏住了幾十年，派出所是了解情況的。心想他們來抄家和傳訊關押我父親都有好幾次，還能不了解？他馬上跟那位招辦的朋友聯係了，但回話說來不及了……他們不可能再發函，材料過幾天就要上報。

　　我覺得一下掉進冰窖裏，又是政審？13年了還是沒有擺脫這個怪圈。政審是秘密進行的，本人並不知道，也絕不與本人見麵。現在我知道這情況是通過朋友的朋友的私人關係，我無法直接到招辦去說明，甚至請求他們我願意自己出錢請他們派個人同我一道去成都，找到我家所在地的派出所就可以拿到相關材料。然而這一切都不可能，我如果到招辦去一說，人家隻問你一句：誰告訴你的？不但事情辦不成，還會連累了朋友的朋友和朋友，還不知道這樣的泄密該當何罪？我真是又遇到了鬼打牆。朋友說你想想還有什麽辦法，能有什麽辦法？我自己回成都去找派出所請他們給招辦發個函？可這能行嗎？且不說我們是那樣的家庭，又不認識一個人，就算轉彎抹角能找到個人，可他敢發和能發嗎？招辦沒有去函要，他們憑什麽發？冥思苦想到半夜無計可施，看來是要又一次天絕了。天快亮時我突然想到我還有個同父異母的哥哥在成都工作，是在一個國營廠裏當工人，大家都是同一個父親，也許可以請他找廠裏出個父親已死的證明寄給招辦。和朋友一商量，他覺得也隻有這樣了，如果辦得成，起碼能說明那遺患無窮的父親已死了。

　　本來父親已死的情況我在登記表上寫得清清楚楚，但按政審程序那不作數啊！

　　第二天天不見亮我就出發了，走了四十多裏到西昌縣城，找到郵局給哥哥掛長途……簡要說了情況，請他立即辦，我就在郵局等回信。中午時分他的電話來了，說廠保衛科不同意，他們無權出我的政審材料。我把著聽筒不放，又說老哥，這實在太重要了，你再去說說，不要什麽材料，隻要他們出個證明，說明我們是同父異母的弟兄，我們的父親是同一個人，1972年已死就行了。他又去找保衛科，也許看在他是老工人的分上吧，好說歹說，對方同意出了。幾天後那位在招辦的朋友輾轉告之收到了，但說那是個啥東西，不像個政審材料。

　　政審，政審，13年前我就深知它的厲害了，下鄉後也有兩次招工被生產隊、大隊……公社推薦，但一到政審就立馬被槍斃了。連回成都去區交通局運輸隊拉架子車都說是政審不合格，幸好當農民不需要政審，否則我真不知這陽光明媚的天底下還有什麽我的去處。

　　開始發放錄取通知了，和我搭檔教那個高中班的知青也已接到重慶建築工程學院的錄取通知，就是和我們一同參加考試的學生也有三位接到了錄取通知。我已判定無望，心如死水，不再作此想。生活還得繼續下去，便埋頭種自留地。務自留地雖然被定為資本主義尾巴，但要吃飯也顧不得了。

　　通知書好像已經發完了，我也不再想這件事了。有一天突然聽說公社郵政代辦所有一封我的錄取通知書，我不敢相信，直到把信拿在手裏還是覺得有些像做夢似的。隻見信封上明明白白寫著公社、大隊、小隊地名和我的姓名，發信人是：西昌師範學校。我懵了一下，西昌師範是中專，我這樣的年齡怎麽還可能被中專錄取，是不是搞錯了？拆開看後算弄明白了，錄取的是西昌師範高師班，後有括號注明：大專。一年後遷址更名為西昌師範專科學校。那麽這一切是真的了？

　　我在心裏不斷對自己說：是真的了！是真的了！我無法描述當時那種振奮和欣喜……隻覺一股熱血直抵腦門，頓覺天旋地轉，似乎整個人都要飛出去了。從17歲到30歲，13年，13年了啊！我想即使13年前接到清華的錄取通知也不會比現在接到“高師班”的錄取通知更讓人振奮和欣慰。那時是少不更事，心比天高，以為世界就是自己所見到的樣子，自己可以把握自己的命運，哪裏知道真正能主宰自己命運的是那隻自己永遠也見不到的手。現在卻是經曆了數不盡的失望和磨難，知道在自己身上永遠壓著那可以窒息一切的冰山，已經下死心種一輩子地、當一輩子農民了啊！

　　我是按規定時間最後一天下午去報到的。一進校門就見一位教師模樣的人叉著腰迎麵站著，正打算向他打聽一下在哪裏辦報到手續，他卻手一抬直指著我，大聲說：“唐龍潛，你終於來了！”我大吃一驚，團團迷霧從心中升起：他是誰？為什麽認識我？為什麽知道我的名字？還有什麽叫“終於來了”？難道我還會不來麽？我不好問，他也什麽都不再說，但卻親自帶我去報到處辦理了全部手續。

　　謎底是後來慢慢揭開的。這位老師姓劉，是20世紀60年代從上海華東師大畢業分到西昌來的，後來教我們的哲學課，當時他就是學校招生組的負責人之一。他告訴我，在決定錄取我的時候他們是擔了風險的。我的材料並未送省招辦，早已被打入另冊，他們是看到我的考分實在高才提出來研究的。按政審我是不合格的，但大家看在我已下鄉13年，所在小隊、大隊、公社三級評價都很好，特別是我代課的那所縣屬中學對我的教學情況給予很高的評價。再考慮到“高師班”的學生畢業後也就是教書當教師，政審標準是不是可以稍微寬一下。反複研究了幾次，最後大家共同簽名承擔責任錄了我。我真是聽得冷汗淋漓渾身發麻，好險啊！最後我問：“劉老師，報到那天你怎麽一下就能叫出我的名字？”他說：“你的照片我們都看了多少次了，還記不住？再說那幾天我都在注意報到的情況，見你一直沒來。”我順勢問道：“你那天說‘終於來了’是什麽意思？”他笑了笑：“我怕你看不起我們高師班嘛。”我很想問問我考試的具體分數，更想問問我那檔案裏關於父親究竟裝了些什麽東西，但我不敢再問，恐怕他今天說的這些已涉及到違反紀律泄密了。

　　我至今不知道我那次究竟考了多少分，隻是後來有神通廣大的同學傳出，我是當年“高師班”錄取的最高分，比錄取的最低分高150分。又說那分數比當年川大的錄取分數線都高出許多。有人替我抱屈，而我卻毫不在意了，這些隻是小不公平罷了，我人生經曆的不公平豈止這些啊！

　　我至今不知道我的檔案裏有些什麽，除了自己送上去的三份畢業證書。當我調離師專，人事處的一位女幹部去寄檔後和我開玩笑說：“唐老師，你的檔案超重，我們還多花了些寄費。”我也開玩笑說：“你別忙寄啊，讓我看看是些什麽東西……寄費我來付都可以。”她也笑著說：“除非我不想活了還差不多。”

　　中國的人事檔案製度究竟起於何時？是怎樣管理和運作的？為什麽招工、招生。

　　招幹不把目光投向活鮮鮮的人進行考察，卻要死死盯著那些牛皮紙袋裏的死材料……我想起讀初中二年級時，有一天老師把全班同學集中到教室裏慎重宣布：“大家聽清了，現在開始給你們建檔了，以後這個檔案就要跟隨你一輩子，你走哪裏就要跟到哪裏。”當時想老師的意思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從現在起如犯什麽錯誤就會記錄下來放進袋子裏，卻沒有想到這袋子的作用遠不止這些，不僅是把自己裝進去，還會把父親母親兄弟姐妹七姑八奶全都裝進去，而且裝些什麽自己永遠不知道，更永遠見不到。我想我父親的檔案一定很豐富，他已經去世三十多年了……應該沒有什麽妨礙了。前不久見網上說國家檔案局宣布部分檔案可以公開解密了，這當然是針對那些重要會議、事件、統計數據等，以便供曆史學家研究。我想能不能對個人檔案也開放，比如人死後多少年其本人檔案可由親屬領走，收費也可以，國家還能增加一筆收入。首先我就願意出高價回購父親的檔案，那可是害了我一生的東西，而且那將是一部活生生的曆史！

　　作者簡介

　　請見《成都有個“青訓班”》後的作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