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下卷）

18、坎坷大學路

　　程克武

　　1977年底，恢複高考的喜訊傳遍了大江南北，一切有誌青年無不摩拳擦掌、躍躍欲試，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也加入了這支浩浩蕩蕩的高考大軍。老實說，當年我考大學根本沒去想為事業奮鬥什麽的，就是抱著一種類似當兵吃糧尋出路的念頭，或者說得更難聽一點叫“病急亂投醫”。因為我非常清楚，除此一條路，今生我恐怕是無緣離開農村了。

　　我是1965年自重慶五中初中畢業下鄉的知青，先到四川省鄰水縣三古公社五一林場，1968年撤場插隊後落戶在三古公社華尖大隊三生產隊。1977年高考時，我已在農村生活了12年。在我前前後後下鄉的知青都已陸續返回重慶，而我卻是山窮水盡無路可走：招工無望，頂替無門，連想作假辦個“病殘知青”都無從下手。

　　也難怪，那年頭“黑五類”子女倍受社會歧視，我的家庭似乎還要“黑”得徹底一些。父親年輕時本來也就是個職員，可他加入了國民黨，曆史就不再“清白。”

　　……後來又和國民黨中統沾了邊，性質就更加嚴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父親幾年時間都找不到工作，後來剛有點工作的可能卻又病故了。母親原是父親偏房，與父親素來不合，20世紀50年代初社會變了，即跟父親離了婚，一個人要強地撫養著四個兒子。年輕的母親追求“進步”，雖然兒女負擔沉重，但還是努力考入了西南革大，畢業後在重慶銀行學校當上了教師，情況看起來似乎比父親好一點。可是，母親是個心直口快的人，1957年反右鬥爭中，她不斷給領導提意見，結果被打成右派下放農村，從此也被徹底劃入了另冊。“文革”中母親的處境雪上加霜，造反派大鬥“牛鬼蛇神”，她的右派問題又被翻了出來，再加上父親曆史問題的陰影，於是遭到接二連三的批鬥。母親不堪淩辱，上吊自殺，幸好被人及時發現救下。當時母親身體尚熱，若及時施救是能夠活過來的，可大隊書記竟然說“這種壞人還讓她活著幹什麽”，令人用鋤頭猛擊母親頭部，當即結束了她的生命。在那個人性淪喪的時代，母親就以這種駭人聽聞的方式辭別了人世……並且還被定了一個自絕於人民的嚇人的罪名。

　　像我這種“雙黑”家庭的子女，自幼便注定要背上為父母“贖罪”的沉甸甸的重負，盡管父母離異時我僅有一兩歲、父親病故時我才三四歲，我連父親的長相都沒有一點印象。高中大門向我關閉就是對我的一種示警，堵絕我脫離農村的種種出路，那是真格地要我為父母“還債”了。

　　除了難堪的家庭問題，更要命的是“文革”中我成了當地領導的眼中釘、肉中刺……“文革”初期，知青們大多卷入了毛澤東掀起的瘋狂的紅色造反浪潮，我在其中也十分活躍。也許是母親直言快語的基因無形中傳給了我，在造反派狠鬥當權派的過程中，我對公社一二把手的胡作非為特別不留情麵，因此被他倆恨之入骨……由於我一向口無遮攔，在許多小事上也引起了領導深深的忌恨。一次秋收時，公社當權派們被我們叫來抓革命，促生產，在林場山下鳳凰大隊的點上幫我們收割穀子，碰巧我和公社書記陳某配對，他在前麵割穀，我在後麵撻穀。我勞動是一把好手，撻穀子撻得快，他割穀子總是跟不上趟，於是我便不斷地對他冷嘲熱諷：“怎麽啦？當官當久了，四體不勤，不會勞動了……”搞得他手忙腳亂，狼狽極了。

　　後來的事實證明，我這些不檢點的言行也給我種下了禍根。“文革”後期，公社當權派們逐漸官複原職，我的災難便開始了。他們一直圖謀報複我，除了追究我的家庭出身，還悄悄搜集我“反革命”的證據。當然，他們意圖報複的知青本來不止我一個人，但我肯定是首當其衝。

　　我的一項罪名是盜賣國有林。那是1967年武鬥期間，林場已開始渙散，知青們紛紛離場出走，隻有我一人還待在場裏。恰恰遇到公社糧站、衛生院等單位的人來買樹木，我就賣了一些給他們。賣國有林的政策我是知道的，因為以往就是我與林場會計一起經手場裏的林木買賣，隻要買樹的人有砍伐證，並且按國家規定價出售，就可以賣給他們。到1968年底撤場下戶時，我把錢與我用白條寫的賬目一起交給了管知青的古社長，他叫我與他一道把近兩千元錢存入了公社信用社。撤場下戶後，我們幾個結了婚的知青因無錢置買家具，也砍了幾棵樹回來做家具。

　　這些都被當權派用作了整治我的把柄。他們先把我和幾個知青朋友分別招進“學習班”，然後悄悄抄了我們的家，想從我們的日記等文字方麵抓罪證。雖然最後一無所獲，但他們還是強行給我定罪：私人盜賣林場樹木。我與古社長一道存入公社信用社的近兩千元錢也被他們無恥地說成是退贓。

　　更為可笑的是，為了搜足我的罪證，他們竟然還利用我那名為知青實則文盲的妻子。妻子是地道的“紅五類”，而我是不折不扣的“黑五類”，我們夫妻間日常發生了口角扯皮，我那不懂事的妻子便會去找組織傾訴。公社的頭頭們一時大喜過望，不惜筆下生花，滑天下之大稽地硬把夫妻不和定性為搞階級報複。他們隨後把我的材料上報了縣公安局，企圖把我弄進牢獄。

　　我實在是忍無可忍了，就公然反抗他們的報複，抗拒他們的批鬥，駁斥他們無中生有的誣陷，並給毛主席寫告狀信。因為怕他們卡信，這些信我都是跑到大竹縣……墊江縣去發的。不知是什麽原因，寫給毛主席的信最終都層層轉了回來，不過他們也因此有了些顧忌，厚顏無恥地對我說：“我們也不抓你了，就這樣長期批鬥你，看你怎麽辦！”

　　這就是當年我在農村的處境，試想，招工還有我的份嗎？頂替也是天方夜譚，且不說父母的“黑”身份，隻說他們都已遠赴天堂了，我又去頂誰的班呢？

　　1977年的恢複高考無疑是我可遇不可求的一線生機，這時候國家政治氣候開始轉暖，而且全國性的政策一個農村公社、生產隊也未必能夠對抗，我毅然走進了“文革”後的首屆高考考場。這次高考我純粹抱著一種僥幸心理，心想，我對哲學……政治頗感興趣，就憑政治一門課程去闖一闖吧。這是一次堂・吉訶德式的拚鬥……麵對鋪開的試卷，我才意識到自己遇到了比拿高考入場券更加棘手的問題：盡管我是當年小學的第一名，初中學得也還紮實，但自下鄉以來，畢竟學業一丟就丟了十幾年，也忘得差不多了，更何況我還沒上過高中。結果是可想而知的，我慘敗而歸。

　　1977年的高考失利讓我非常失望，瞻念前途，不寒而栗。可是，除了高考，還有其他辦法幫我走出絕境嗎？沒有！我隻有像項羽一樣，背水一戰！於是我又開始積極複習，準備參加1978年的高考。

　　當時，在農村找高考複習資料實在太困難了，我趕緊給在重慶的哥哥們寫信，希望他們支持我的想法，設法給我提供一些複習資料。我沒有料到，哥哥們的回信像一盆冷水，潑得我透心涼，他們竟然堅決反對我考大學，說我是癡人說夢。哥哥們認為，就我們的家庭成分，就我在農村的表現，就我的文化程度，考大學都是不現實的舉動，別的不說，僅是政審我就鐵定過不了關。哥哥們要求我放棄不切實際的打算，走唯一的正道：認認真真務農，搞好與當地領導的關係。

　　在那階級鬥爭理論鋪天蓋地、血統論甚囂塵上的年月裏，哥哥們的顧慮不無道理……然而我不甘心，不服氣，又給哥哥們寫信，細述我四麵楚歌的處境。我寫道，我現在招工無望，頂替無望，病退無望，幹農活受欺淩，確實是無路可走了，隻有華山一條路――考大學。我又憤憤地說，就算政審被否，我也要用高考的成績來證明自己，就是要讓那些連村小代課教師都不準我幹的人看看我的知識和能力！

　　隻要高考考好了，政審卡住也值！我還客觀分析了參加高考的利弊，即便不能改變命運，也不可能使我的處境更糟糕。我已經處於社會的最底層，用當時流行的語言說，“無產階級失去的隻是鎖鏈，而得到的是整個世界”！信的最後我表示了破釜沉舟的決心：就是哥哥們不幫助我，高考這條路我也走定了！

　　哥哥們被我感動了，陸續給我寄來了許多切實有用的高考複習資料。

　　我從小最喜歡數學，本意自然願意讀理科，可從1977年高考結束到1978年高考，其間總共隻有半年複習時間，在半年時間內，我除了溫習初中知識，還得自學完成高中數理化三門課程，難度實在太大了，於是隻好選擇考文科。我是這樣想的……語文、曆史、地理、政治這幾門課程雖也得突擊，但記憶背誦的東西畢竟多一些，何況輟學下鄉以來或多或少對文科知識有一些接觸，集中主要精力攻克高中數學，效果一定會好一些。

　　事實證明我的決策是正確的。我的初中數學基礎本來很好，認真投入後，初中數學很快就撿起來了，高中數學的學習也突飛猛進。與我同村的一個民辦教師也在準備高考，他是高中畢業生，自然成了我學習高中數學的輔導老師。然而數月過去，我倆的教學關係悄悄發生著變化，先是我問他，接著相互探討，後來竟已是他拿難題來求教我了。再往後，在公社許多準備參加高考的青年中，我解數學難題的能力似乎都顯得略勝一籌，這讓我考試信心倍增。

　　那一段高考複習經曆也是一段苦不堪言的日子。我是生產隊的記分員，工作不能丟，白天複習時間自然嚴重不足，於是就延長夜裏的複習時間。每每學習累了，頭昏了，把頭枕在臂彎裏眯一眯眼，又咬牙起身繼續學習；實在疲倦得堅持不下去時，就把頭浸泡在冷水裏，清醒清醒又翻開了書。隻有在那個時候，我才真正領會到古人“頭懸梁、錐刺股”的含義。有時也真想不管三七二十一躺下來歇會兒，但一想到自己的處境，堅持的勇氣又頓時恢複。這大概就叫置之死地而後生吧！

　　因為用功過度，我不時出現頭疼，時而有點失眠。有一天，我失眠頭疼得厲害，便吩咐妻子到鄉衛生院去拿點藥。晚上我吃了藥，頭是不痛了，可就是不能入眠……半夜裏我又吃了一次，還是睡不著，於是隻好睜著眼到天明。第二天我到衛生院去詢問，方知妻子把安眠藥和止痛藥給我說反了，我一直在猛吃止痛藥。這件事情讓我又想起了公社領導利用我的文盲妻子誣陷我的事，感到啼笑皆非。

　　我高考複習的同時還承負著輿論壓力。自我高考報名以後，周圍一些人群頗不以為然，背後風涼話不斷。公社書記陳某更是流露出一種“願人窮、恨人富”的心態，他聽說我已報名，哈哈大笑著對人說：“他如果考得上大學，我手板心煎魚給他吃！”

　　直到多年以後，我仍然特別感謝當年同情、支持我報考大學的人，除了我的幾個哥哥，還有我的生產隊長。在我受歧視、受迫害的時候，生產隊長一直關心、照顧我；當二哥來信要我回渝集中精力複習一段的時候，他又毫不含糊全力支持我……主動安排人代理我隊裏的工作，還鼓勵我靜下心來複習準備。

　　1978年7月，天氣異常酷熱，考場內簡直就是火爐――那年月的教室風扇都沒有一把……可這是我對大學目標的最後衝刺，於是咬緊牙關，克服睡眠不足的困擾，全神貫注答起題來，周圍的暑熱忘得一幹二淨。三天時間五門課程一一考過，自己覺得還可以，甚至有一點過五關斬六將的快感。作文考試時還出了個小插曲。作文是縮寫，我認為是自己的強項，很輕鬆地就按限定字數完成了。可走出考場以後……我公社的另一位考生卻向我訴苦：“範文中華主席的話我一字不漏地抄下來，字數就超了。”我問他為什麽不縮短一點，他激動地說：“開玩笑，華主席的話都敢亂動嗎？那可是政治立場啊！”聽著他的話我隻有搖頭苦笑，這次作文他可要吃虧了，可能像他這樣的考生還不在少數。但我又一想，我平時吃政治立場的虧又何嚐少呢？畢竟那是“文革”剛剛結束的時候啊！

　　在忐忑不安的期盼中，考分終於下來了，我居然是全公社唯一一個上分數線的人……全區考生的第二名！我的總分是377分，不但上了本科線，而且上了重點大學分數線！一炮打響，哥哥們自然是來信祝賀，當地也是人人交口稱讚，處處以我為榜樣，熟人見麵向我豎大拇指，老師上課教育學生必以我為例，尤為難得的是嶽父母也一改長期拉著的冷臉。我終於用高考證明了自己，在世人麵前揚眉吐氣了一回！

　　不過有時我因事去區裏，路上聽到別人議論我，說得簡直有點神乎其神，又反倒讓我這個經常挨批評的人很不自然，很不自在。不就是一次考試麽？不就是377分這個數據麽？我內心頗為疑惑，用共產主義思想顛覆傳統意識這麽多年了，鄉民們的骨子裏怎麽還如此頑固地殘留著“金榜題名”的腐朽觀念呢？但確切無疑的是，我已經戲劇性地一下子從“壞人”成了“名人”，我的人生悲劇也一下子變成了人生鬧劇。

　　接下來是填誌願。我五個誌願有四個選擇了師範，因為當年讀師範不交學費，國家還補貼生活費，可以減輕我的家庭經濟壓力。但是我填誌願時犯了一個錯誤，為了保險，我最後填了專科級別的達縣師院。後來我才知道，為保障達師這樣新辦學校的生源，凡本地考生填了達師誌願的，都一個不少地留下了，我這個本科分數的考生就這樣進了專科學校。不過這已不是最重要的了，我終究實現了參加高考的初衷，尋機離開了那個讓人傷心的環境。

　　我入學以前最擔心的是政審，生產隊、生產大隊我都不擔心，最怕的是公社這一關。但出乎意料，我的政審很順利就過了。讀完大學，我被分配到重慶市綦江縣雙溪機械廠技校工作。我並沒有因為讀大學換來榮華富貴，隻不過好歹算是從農民變成了吃專供口糧的城裏人，這一點大大辜負了當年鄉民們的期望。當然，新的生活之路總算是向我展開了，隻是許多年以後，當年公社政審的懸疑卻仍然像一個包袱沉甸甸地壓在我心上。有一次填工作履曆表，我終因“心懷鬼胎”，主動將當年受過批鬥的事寫進去了。誰知學校書記又給了我一個意外，他要我徹底放下包袱，說我的檔案材料裏根本就沒有什麽受批鬥的內容。

　　這讓我大為驚訝，公社書記陳某沒有給我安定時炸彈？考上大學以後，陳某自然沒有實踐“手板心煎魚給我吃”的諾言，難道在政審上改變初衷就是手板心煎的那條魚？也許人真的有良心發現的時候？也許是我這個高考“名人”震懾住了書記大人？也許是領導班子裏的好心人起了作用？抑或是因為時代變了，所以人的思想言行也會隨之與時俱進？畢竟我在農村那些年月普天下風行鬥爭哲學而後來又漸漸傾慕和諧社會，根本還在於世風不由人。靜下心來想想也是，當年少不更事的我以及不少像我一樣的年輕人，在那種環境裏不也一樣做過不少不規範的動作？時勢弄人哪！

　　不管怎麽說，30年前我走過的那條坎坷的大學路，最後還是畫上了政審過關這一似乎圓滿的句號，盡管我至今也不甚了解那次政審到底是怎樣過的關。但我也確切地知道，當年各種各樣的政審確實是“審”死了不少的人，我母親匪夷所思的慘死就是我終生揮之不去的心理陰影。

　　本文行筆結束之時，正好是又一年高考之日。目睹充滿夢想的莘莘學子們走進日益現代化的考場，我感慨萬端：今日之考生大概再不會像幾十年前的我一樣，僅僅為了擺脫一種政治迫害，僅僅為了一點果腹之念而去奮爭了吧。

　　阿門！

　　作者簡介

　　程克武，1965年於重慶市第五中學初中畢業，當年隨學校組隊下鄉。先分到四川省鄰水縣三古公社五一林場，1968年撤場後落戶在三古公社華尖大隊三隊。1978年考入達縣師範學院，就讀漢語言文學專業。1981年畢業，分配到重慶市綦江縣雙溪機械廠技校任語文教師，1984年底調入重慶市空壓廠職工學校任語文教師。

　　2001年內退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