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下卷）

17、我的大學夢

　　薑蜀菱

　　一

　　成都四中64級高中三班畢業前夕的一次團支部組織生活會上，我作為支部書記，帶頭表了個態：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一顆紅心，兩種準備”，參加高考，接受國家的考核和挑選。考上了，努力學習，報效祖國；考不上，下鄉去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會上有同學並不領情：“你學習那麽好，做夢都會考上。這個態，你當然可以隨便表。”確實，在同學心目中我是一個品學兼優、又紅又專的典型……

　　四中曆來是成都市有名的重點中學之一，又叫“石室中學”，由西漢蜀郡太守文翁創辦。郭沫若曾就讀於此。學校師資力量強，學風踏實、濃厚。在這樣一種學習氛圍的熏陶下，我不負老師和父母的期望，學習成績優秀，在當時舉行過兩屆的全市高二、高三數學競賽中分別獲得一、二等獎。“文革”後恢複數學競賽，我的數學老師告訴我，我是全市唯一連續兩屆獲獎的選手。當時學校數學教研組還專門舉辦了一個展覽，介紹我的學習方法。老師還安排我利用課餘時間幫助一些革命幹部的子女提高學習水平。

　　在高三全市數學競賽的動員會上，市領導還講過，凡參賽獲三等以上獎項的學生……均可免試升入市內任一高校。

　　高考後，我和同學對答案、估分，我六科總平均決不會低於90分，同學們都認為我必定會上清華、北大。可萬萬沒有料到，我竟然落榜了！同班同學不理解，老師們不理解，不少低年級同學都在議論：大學招生是擇優錄取，薑蜀菱是團支部書記，成績又那麽好，還不算“優”嗎？那為什麽會落榜呢？

　　在痛苦的反思中，我隱隱意識到一些緣由：我的三舅趙錫龍在臨解放前隨單位（中央資源委員會）去了台灣，由於家庭有港台關係，姐姐申請入黨都沒有批準，我高考多半也撞在這個刀口上了。我父親薑亞光1927年7月以石室中學45班高才生的成績考入中央研究院，成為竺可楨博士的第一代弟子。當時中國不多的氣象專業人才，隻能服務於國民黨航空委員會（空軍）的氣象部門。工作期間他加入了國民黨。這些，大概就是我政審不合格的理由吧？撞在這堵意想不到的牆上，我腦子天旋地轉。接連多天老師來家訪，同學來陪我，他們怕我想不開跳河。

　　在激烈的思想鬥爭中，我二哥叫我到他勞動的幹校農場去玩幾天。然而，學校的電報打到了農場，叫我回校。忐忑不安的我回到學校，副班主任――學校的教導主任對我說：“市上要組織應屆畢業生下鄉，你去嗎？”我的心真難以平靜：要說理想愛好，我並不想當農民。我的理想一直是當科學家，為祖國造火箭、導彈。

　　高考時我填的第一誌願是清華大學數學力學係。後來班主任暗示我：“那是重點保密專業，還是填個一般的好。”我才填了個北師大數學係。我本以為我媽媽是教師，我當教師總可以吧？現在卻真的要去當農民，我心有不甘，但卻又言不由衷地回答：“黨叫幹啥就幹啥。”先前我說過這話，現在得兌現了。教導主任說……“現在黨要你下鄉！”我說：“那就去吧。”這一去，就是13年！

　　當天回到家裏，我告訴了母親。母親抱住我痛哭失聲：“兒啊，你真的願意下鄉嗎？你如果還想讀書，我就再供你一年，明年又去考吧！”媽媽的心疼，我的心也疼啊！我一直愛母親，愛這個家，不能讓母親傷心。應該說我在學校沒有辜負母親的期望。但我知道，無論我怎樣努力也難圓此夢啊！求之再不得，對母親的傷害豈不是更大？我還有兩個妹妹要讀書啊！我隱隱猜到上不了大學的緣由是父輩的曆史。但那曆史也是他們難以自主選擇的啊。父母含辛茹苦把我養育到今天……決不能讓那些他們也無法回避的曆史問題再繼續傷害他們。我便用一句當時流行的政治口號：“艱苦的工作就像擔子，總得有人去挑。”回答了母親。這樣我便參加了成都市首批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

　　當時的官方宣傳告訴我們：“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既然上大學這條道走不了，那就改道吧。我心想，下鄉當農民，徹底與貧下中農相結合，通過脫胎換骨的磨煉，總能成為社會主義的接班人吧。

　　經過兩個月培訓學習，1964年11月29日，我們兩百多名成都知青，分乘幾輛敞篷卡車，在敲鑼打鼓的歡送下，從人民南路廣場出發，奔赴廣闊天地。我作為知青大組長，同五十多名同伴到了成都遠郊龍泉驛區茶店公社。我和嶽世策等七位同學被安排到了石經大隊十一生產隊。

　　二

　　知青集體戶的生活有點像“家”，生產隊出工收工回來後就分工合作做“家務。”

　　……挑水、做飯、種自留地、打柴、喂豬，緊是緊，但還過得去。龍泉山坡度極大……水土流失嚴重。夏天，大雨把地裏可憐的那點土衝到地溝裏，到了冬閑季節，我們便和社員一樣，一擔擔又把衝到下邊地溝的土擔上去，這叫“擔沙氹”。我們剛下鄉時還趕上冬季種桃樹，天天擔水上坡澆樹苗。山路崎嶇、狹窄，無法放下擔子，百把斤的糞挑要一口氣擔上去。扁擔很快就把肩頭磨腫了，直到將肩上原本稍突出的那塊骨頭壓平了，起了繭疤，才算練就了農民一樣的鐵肩膀。

　　在那難以述說的艱難的磨煉中，高爾基的長篇小說《我的大學》深深地影響著我……起初，我利用天亮前和晚上收工後的時間在灶頭前燒火做飯時，在茅草柴火的光中自學第二外語――俄語，同組知青都笑我“癡”。後來我便把田間當課堂，急用先學，為解決實際問題而在實踐中學習。當我在曬壩上和偏東雨爭搶糧食時，萌生了要預知天氣的願望。我夢想在當地的最高峰――尖子山上建個氣象站，看雲識天氣，可以提前觀測到突如其來的雨雲。我還學習竺可楨博士在他的《物候學》裏講的方法，記下當地的物候日誌，研究當地天氣和作物生長的規律，了解作物與農時、季節、大氣候的關係，力爭變被動為主動，規避自然災害帶來的損失。

　　春夏天，麵對成天肩挑百斤重的糞水上坡地澆菜灌莊稼的沉重勞動，我就想怎樣減輕勞動強度，便學習華羅庚先生寫的《運籌學》，試圖用數學方法來設計一個最佳方案，確定集體糞地的最佳位置，既方便集中各家各戶的糞肥，又能就近取水混合、就近擔到待澆的地裏，使所費勞力最少。隊裏采納了我的建議，在合適的位置修了個大糞池。

　　三

　　“文革”的動蕩也波及到了農村，我抱著不當井底之蛙、要去見見世麵的心態跑回城裏想看個究竟。

　　1967年，八月流火的日子，恰遇上成都的造反派要組織代表團去武漢，我的妹妹（十八中紅衛兵）想去見世麵，家裏開會，決定必須要有親人陪同前往，以保安全；哥哥姐姐們要上班，小妹還小，父母又上了年紀，隻有我無固定收入，談不上誤工，經濟損失最小，我也想去見世麵，遂自告奮勇護送妹妹。在代表團列隊上火車時，妹妹將我介紹為“清華紅衛兵駐武漢聯絡站代表”，隨團去武漢。其實真正的清華紅衛兵駐武漢聯絡站代表是我高中時的一位好友、清華無線電係的學生。整個代表團包括成都各界造反組織的代表，有教師、學生、工人……占了半節車廂，一路有說有笑。到了武漢，代表團想弄個宣傳車造聲勢，便叫我這個“清華無線電係的大學生”幫助安裝一下，我隻得硬著頭皮說：“雖然我是無線電係，大學才兩年，專業知識還未學，隻學了些基礎，試著幹吧！”哪知他們去聯係，無法落實汽車及器材，這一檢驗真假功夫的考核才得以僥幸避過。隨行的高中紅衛兵還想上北京串聯，也請我這個“清華的大學生”帶帶路、掛個鉤。我想，路是人問出來的，帶就帶吧！團中一位記者的夫人也想隨我們上北京，被記者擋了下來，在與我們在鄭州分手後的火車上，他背著我，但當著我妹妹的麵揭了我的底。原來這記者是下鄉駐我那個生產隊的“四清”工作隊員，當然對我很熟且了解，同團時大家心照不宣，都是為了見世麵這個共同目標。到了夫人也想跟著上北京時，他對大家講了老實話：“他哪是清華紅衛兵，他是個下鄉知青。”同車人一下便將原來人人誇的紅衛兵小將視作了一個招搖撞騙的痞子，我妹妹臉上一時真無法擱下。

　　回成都知道後，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原以為上山下鄉自己與農民群眾徹底結合，通過飽含血淚痛苦的脫胎換骨之後，會被振興中華的主流隊伍所認同和吸納。然而現實是，當人們知道你是一位下鄉知青時，你即等同於一個痞子！同樣一個人……當你披上清華紅衛兵的外衣時，就是驕子！要知道在當時的理論中，一個還未畢業的大學生，應當是一個尚未躋身工農革命群眾的知識分子。

　　串聯一陣我又得回鄉了，我不能長期在家裏吃閑飯，不能讓父母再養我。隻有農村才是我的生存之地，我得去掙工分、分口糧。那裏的農民不也在生活麽？他們能活出來，我也應該能活出來。

　　農村的生活確實不輕鬆，集體的農活從天麻麻亮（早上四五點鍾）就得幹到天麻麻黑（晚上八九點鍾）收胡豆、點玉米、栽秧子、挑糞上山、下田撻穀……更難的是，農民回家後，一家人男女老少分工合作，能吃到一碗熱飯，享受一點樸實的溫暖；我們知青就不同了，原來烏托邦式的知青小家不存在了，走的走、散的散，我經常是光棍一個。收了工，抽空忙完了自留地裏的活，回到屋還得要燒冷灶，打火做飯，最後躺上床已是十二點過了。這時抱頭仰望茅草屋頂僅有的兩片亮瓦中流入的月光，想到過去，想到城裏的親人、朋友，再想到串聯，想到回鄉後眼下的這一切，覺得自己簡直就像是魯迅筆下的“阿Q”、別人眼中的痞子，比魯迅筆下描寫的“閏土”都不如啊！

　　秋收後，那樣的單獨生活確實難磨，我得請假回家看一下父母，吃幾頓媽做的可口飯……我也不能白吃啊！於是我挑了半擔僅存的口糧――塊頭不大的“咪兒紅苕”上了路，得翻過一座大山，八十多裏的路。

　　回城的十天半月中，除了享受簡樸的家的天倫之樂外，便是上“我的大學”學知識。想上圖書館，借書得有工作證、學生證、戶口簿，我一個下鄉知青、地道的農民，這一切都沒有。書便借不成，隻有看看門外報刊欄鏡框內的免費報紙了。

　　我的中學老師穆容生（“文革”後任市教師進修學院院長）從一位關心我的同學口中知道了我的處境和願望，熱情地借了《放大器原理》等幾本無線電專業書給我，並讓這位同學打開已經塵封的學校實驗室，將門從外麵鎖上，讓我在那裏開始了實習課，充耳不聞窗外劈裏啪啦的武鬥槍聲和高音喇叭的喧囂，一心裝收音機。我常常嘰嘰咕咕地裝到深夜。這對我後來在農村當“電博士”、赤腳廣播員……乃至後來的廣電局長、光纖網絡傳輸工程師，領導設計、建設、維護一個大城市的光纖電視網絡等奠定了基礎。

　　回憶起來，“文革”中“我的大學”基本上是三分之一的時間在遊曆、看“革命”，有點像小說中的“痞子”；三分之一的時間在生產隊勞動，掙工分、換口糧……就像魯迅筆下的“閏土”；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便是看書學習，鑽研技術。

　　學得的東西中，在鄉下派上了用場、起了較大作用的還是物理、電學知識。剛去時，鄉裏沒通電，整個鄉隻有郵電所的師傅有一個自己裝的礦石耳機可以收到無線廣播。1968年，鄉場通電了，可以點電燈，還可以用電來解決抽水抗旱等問題……1969年，農村大辦有線廣播，需要一個懂點電的機務兼線務員，因為不脫產，所以簡稱“赤腳”廣播員。憑著有限的無線電知識，我被公社選中。我邊幹邊學……當年就建起了公社廣播站，並且逐步將幹線、支線架設到大隊、小隊，直至農戶。

　　那時條件極其簡陋，沒有木電杆，就用石樁捆上一截樹幹代替。一次架線時，我用腳鉤爬上插在水田裏的一根有點彎的五米多高的木杆。快到頂時，木杆開始傾斜，我趕快往下爬，還沒著地，已連人帶杆倒在水田裏，變成個大泥猴，惹得旁邊幹活的社員一陣大笑。鄰近公社的一位師兄就沒我這樣的運氣了。他爬的是一根用竹做筋的水泥杆，而且用安全帶把自己捆在杆上。誰料杆一斷，人隨杆一起倒下，杆正好壓在他身上，身下又是硬石，結果不幸因公身亡。

　　那時農家的廣播喇叭，還是農民不吃食的公雞、不上條的鬧鍾，起床、做飯、出工、作息都靠它指揮。我這名“赤腳”廣播員，每天除了架線巡線、維護搶修外……還要下地掙工分，天不亮又要爬起來開機廣播。天長日久，實在有些支撐不住……我想，何不搞一個自動播放設備？於是，我自學相關知識，用手上能找到的材料搞了個由電子管、電阻、電容組成的RC延遲控製器，加上鬧鍾觸點等，土製了一個具有自動預熱、開關機、播放錄音等功能的自動控製設備。

　　“赤腳”機線員、廣播員的工作使我在當地有了小小的名氣，公社每遇用電方麵的難題，就叫我去處理。一次，半夜兩點過，公社水利員跑到我隊上家中來敲門……大聲武氣地叫醒我。原來是公社抗旱的大功率高揚程的抽水泵壞了，無法啟動……我帶上一本技術參考書，趕到現場去檢修。到了現場一看，那家夥可真大，光是泵的抽水井就有八九米深，仿佛張著大嘴的礦井。揚水管也有一抱粗、幾十米高。我詢問了情況，找出了故障原因。一切檢修完畢後，就要啟動電源了，我還真有些膽怯，隻好請提灌站的值班師傅按下電鈕。電鈕一按下去，周圍竟像地動山搖一般。水抽上去了，我心裏的一塊石頭落了地。

　　還有一次，公社開會研究磚瓦廠的電機故障如何排除。在場的幹部對這種大型電動機都不甚了解，講不清楚，沒人敢碰。有人提議：“薑大來嘛，你是我們這裏的‘電博士’，也許有辦法。”我趕忙起來，跑回家去翻出《農村電工手冊》，回來講清了有關問題。事後到會的另一位知青調侃地告訴我，我剛離開後，那位書記發話了：“這個薑大，都勞動改造十來年了，咋知識分子味還那麽濃（意指遇事還要去查書本）”

　　四

　　我在鄉下得了個綽號叫“薑大”，社員們叫我這個綽號，不僅因為我的身材，還因為我老做不醒自己的大學夢。在那個年代，要想接觸和從事更高科技水平的事業，隻有通過上大學，國家分配才有可能。所以我一直希望能上正規的大學。

　　“文革”後期（1971-1975年）大學恢複招生，采用的是自願報名、層層推薦……領導評審、學校錄取工農兵大學生的方法。每次我都報了名，生產隊、大隊。

　　公社、區（縣）都根據我的表現層層推薦了，可每次都未被錄取。顯然是政審不合格，被家庭出身擋住了。根據當時的政策，真正出身“黑透了”的人也還有百分之一二的指標，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身份進大學；而我的長輩屬於敵我矛盾，內部掌握，沒戴任何帽子，上不了“線”，因此我一再落選。

　　即使這樣，也有使我在失望中感到欣慰的事情。有一年，在全公社的社員代表大會上（每個生產隊三四個代表，全公社二三百人到會）有代表對上麵下來招生的幹部直言：“我們公社像薑蜀菱這樣好的知青推薦出來，你們幾次都不要，不曉得你們究竟要招啥子人哦？”聽到此話，我熱淚盈眶――本地的農民是了解我的！

　　1973年，我終於盼來了高考的機會。我們幾個知青朋友翻山越嶺到了區政府所在地――龍泉驛，準備第二天進考場。晚上，大家開玩笑翻成語詞典測運氣。我碰巧翻了個“出類拔萃”。同學們說：“你肯定得中！”第二天上場，考題不算難……輕鬆過關。事後聽說我考了全區第一，數學、物理還是滿分。殊不知那年高考中出了個“白卷英雄張鐵生”！交白卷的考上了，得滿分的“沒眼”！真是“釉子上反”了。

　　最後一年，我經過層層推薦、選拔、淘汰，到了最後一關：市招委審定。這時，區招辦送審人員十分懇切地陳述我在農村的突出表現以及自學大學課程、將所學知識貢獻於農村的情況。會議主持人竟說：“既然他都這麽好了，何必還要上大學呢！”一句話又把我否決。這件事是當時參加錄取會議的我的一位初中同學“文革”後出於義憤告訴我的。

　　那時，為了防止作弊、“走後門”，區上每天三次通過農村有線廣播、連續五天向全區35萬社員公布擬上送的十二三人的名單，其中就有茶店公社的薑蜀菱。真可謂做到了家喻戶曉，以致區政府唯一的小車駕駛員一次路過生產隊見到我還在地裏勞動，突然停下車來問我：“你咋還在這裏？”我心裏真像打翻了五味瓶，說不出話來，隻有苦笑。連一位司機都關心到我這樣一位35萬農民中的普通知青了，可見這個“薑大學”當時的知名度。

　　多次碰壁，考不上大學，我也認命了。哪知後來因為參加省招辦調查“走後門。”

　　情況的座談會，我如實反映了當地推薦的情況，竟遭到有關人士的打擊報複，給我“穿小鞋”，在我管理公社廣播設備、修理擴大機故障不順利時，多次威脅要算我的政治賬。我擔任公社“赤腳”機線員、廣播員，工作已經滿負荷，足夠一個全勞力的工作量，還要求我每年必須下隊勞動300天！我披星戴月也難達到這個超常的要求。走投無路之下，我甚至想幹脆遷到更遠的山上去當農民算了。

　　五

　　“文革”結束後，1977年恢複高考，我因超齡而失去再次報考的機會。1979年，中央電大招生了，我無論如何要奮力爭取。當時龍泉驛區沒準備辦班，我們區裏二十多位渴望讀電大的青年便邀約一起到區委信訪辦去請願。工作人員見我們滿滿當當坐了一屋子，便笑著問：“薑大，你又想幹啥了？”我們說明了來意，他馬上向區委作了匯報，很快區委常委、宣傳部長就接待了我們。我們向組織表達了迫切求學的願望，表示如果辦學條件不夠，我們可以自己創造條件，組織起來克服困難，絕不給區上增加過多負擔。宣傳部長當即表示支持，後經區委常委研究決定：由區工業局抽幹部兼班主任，區工會將防震棚給我們做教室，區委還將駐區軍工廠贈給區上的一台試製樣品電視機撥給我們看教學節目。經過統考，21位同學合格，區電大便正式開班了，同學們選我當了班長，這才算最終圓了我的大學夢！

　　身處那個特殊年代的我，始終夢想著上大學，雖不放過任何一丁點機會，努力創造合格的條件，曆經諸多磨難，可最後也沒能真正跨進我所向往的大學校門。特別是1964年的高考，受到了不公正、不平等的對待，給我前半生帶來的磨難和心靈上的創傷始終是個痛。60歲退休時到單位人事處辦手續時，我對接待辦事的人事幹部講：我希望知道在我1964年高中畢業考大學時，是什麽原因未被錄取。

　　我都退休了，沒必要再對我保密了吧！這裏的幹部也是熟悉我的，一位查了陣檔案，答複我：“當年，錄取了的檔案上才有記載，沒有錄取的也就沒有記載了……”還有一位勸我道：“都過去這麽多年了，沒有必要再了解了。”

　　我一直都沒有看到過確切的記載，隻是在一些最近出的書中，看到了別人看到的相關政策文件的記載，如《炎黃春秋》2007年第六期裏刊載的袁建平所著《文革前高考“不宜錄取”政策的回憶》一文，就有比較確切的介紹。

　　原來自1957年以後，北京有關部門對高考錄取有明確的政審要求，出生地、富。

　　反、壞、右家庭的學生，尤其是有海外關係的學生，基本上都不錄取。這種歧視政策在1961-1964年執行尤甚。凡檔案袋上政審欄蓋有“不宜錄取”印章的，根本不拆封就丟到一邊去了。我家有港台關係，父母又有曆史反革命嫌疑，“文革”後澄清，我父親隻是一般曆史問題；母親不僅不是曆史反革命，而且還落實政策，是享受離休待遇的革命幹部。當然不管下麵如何反複推薦，也不管我曆次參加高考成績如何出色，都不予錄取了。

　　我祈求上天，不要讓那個年代的災難重演，使有誌報效國家、社會和人類的青年能夠健康成長，讓我們國家能多出些有成就和貢獻的科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

　　作者簡介

　　薑蜀菱，1945年8月4日生。1964年8月畢業於成都四中高64級3班，1964年11月29日下鄉至成都市龍泉驛區茶店公社石經十一隊，插隊落戶13年，2005年8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