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下卷）

16、“賤民”之憶

　　任宗景

　　那天，屋外響起了敲門聲。開門一看，我不禁一愣：來訪者竟是我高中畢業時的班主任Z先生――一個被我恨之入骨，並在心裏詛咒了千百遍的人！原來，他早年曾與我嶽母同事，偶然聽說我是他昔日同事的女婿，而且“混得不錯”，便借口看望與我住在一起的我的嶽母，“順便”找我聊聊。

　　真沒想到世界是如此之小！驚愕之餘，我的內心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但礙於嶽母的情麵，我盡量強忍住內心的憤懣，與他敷衍著，甚至臉上還擠出了幾縷笑紋（我知道那笑肯定比哭還難看）也許是我的“混得不錯”純係訛傳，也許是我的禮節性的客套使他很快覺察到師生重逢的別扭，反正，連杯中的茶葉都沒泡開，他便逃也似的告辭了。

　　屋外，雲厚天低，天色晦暗，雨滴梧桐，颯颯有聲，正是：“往事依稀渾如夢，都隨風雨到心頭”――

　　1962年，我從重慶第十二初級中學（今複旦中學）初中畢業後，考入重慶第二十中學（今育才中學）讀高中。育才中學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創辦的一所曆史悠久的名校，當時是四川省的重點中學。1964年秋，原本教政治的Z先生不知為啥成了我所在的高65級6班的班主任。他一上任，我們班上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日子就難過了。首先，他把班幹部和各科的科代表統統換成根正苗紅的同學；然後，輪流找我們這些被打入另冊的人談心，如牧師布道般地大講“出身不可以選擇，但道路可以選擇”之類的“革命道理”，要求我們做到“黨不要我我要黨”，定期向他交什麽勞什子思想匯報。此外，他還別出心裁地在座次表上作上記號――出身好的學生姓名旁打上紅鉤，出身不好的學生姓名旁則是黑點。座次表通常是擺在講桌上的，以便各科的科任教師點名抽學生回答問題時對根正苗紅的學生給予特別的關照，以至後來課堂上舉手要求回答問題的幾乎全是根正苗紅者（因為出身有問題的學生，無論將手舉多高，老師都會視若不見，不予理睬）

　　世界史教科書告訴我們，印度的種族製度將人分成四等，最下等的是不可接觸的賤民，而像我這樣的學生娃，當年在學校的境遇與賤民何異？這種歧視、這種賤民待遇，一直伴隨著我高中畢業後上山下鄉。

　　Z先生口才不錯，任何話到了他嘴裏都可以說得頭頭是道，即使是貫徹階級路線這樣殺氣騰騰的話題，他都能舌燦蓮花，讓人打不出噴嚏。他的目光很有殺傷力，譬如說到“階級敵人人還在，心不死”時，站在講台上的他把如炬的目光往下一掃，出身不好的同學無不膽戰心驚，以為他“敲”的就是自己，一個個縮頸低眉……連大氣都不敢出。其實，在階級路線大行其道的當年，被打入“另冊”的學生們並非隻在Z先生威嚴的逼視下才縮頸低眉，在日常生活學習中（我們班全是住讀生）無時無刻不是顫顫驚驚，深怕樹葉子掉下來砸了腦袋。我們不敢和出身好的同學爭論，不敢向老師提意見，不敢與出身同樣不好的同學過於親密，不敢請事假，甚至不敢開懷大笑，因為動輒就會被揪住小辮子進而上綱上線。後來每每憶及當年在學校裏的處境，我都會想到“紅色恐怖”這個詞兒；而每每想起Z先生……我總是聯想到小說《紅岩》裏的典獄長的形象。

　　令我刻骨銘心的還有這樣一件事：

　　我家經濟困窘，屬城市貧民。從進初中起，我就靠領取學校的助學金維持學業，但Z先生一來，“好日子”就到了盡頭。他覺得，像我這樣的“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學生，沒有資格享受黨的陽光雨露，要領取助學金麽？可以，但必須付出汗水……具體地講，就是在假期中參加專門為我們這批人安排的體力勞動――為學校修築圍牆（挑土、抬石頭）打掃學校的環境衛生，整理學校的花圃等等，美其名曰……“勞動鍛煉”。我們心中很不平：為什麽出身好的同學領助學金可以逃避勞動呢？難道勞動隻是我們的專利？如果隻有出身不好的同學才應該鍛煉，那這種鍛煉與懲罰又有什麽區別？當然，諸如此類的想法我們隻能漚爛在肚子裏，沒有誰敢放半個癟屁。尤其讓人反感的是，整個假期的勞動結束後，還得向Z先生交一份不少於五千字的勞動體會。其實，寫出體會並不難，十幾歲的學生娃對於繁重的體力勞動怎會沒有體會呢？關鍵是這種歧視性的勞動叫人心理不平衡！如果勞動出於一種本能的需要，是心甘情願的，再辛苦再繁重我們也不會叫屈。當勞動成了懲罰，需要成了嘲弄，提起筆來就感到重逾千鈞了。但不交體會又是過不了Z先生那一關的，所以我們不僅要寫，而且還要寫得有質量，寫得讓Z先生認為深刻。

　　我們當時內心的屈辱和所受的折磨就可想而知了。

　　好不容易熬到快要畢業。畢業前的那一段時間，Z先生對我的態度明顯地有了變化……有時路上與他對撞而過時，他會微笑著點點頭，偶爾還會故作親昵地拍拍我的肩膀。我受寵若驚，心裏卻大不敬地腹誹：黃鼠狼要給雞拜年了！

　　果不其然，一天，Z先生又找我個別談話。他開門見山：“一顆紅心、兩種準備，這是學校對每個畢業生的要求，不知你有什麽想法？”我的回答早就在舌根下壓著，一張嘴就抖摟出來：“聽黨的話，黨叫幹啥就幹啥。”“好！我就等你這句話。”他像哥們兒一樣順手在我的肩上重重地一拍，笑意立馬在他臉上蕩開。接下來，他“推心置腹”地告訴我：學校已與有關方麵聯係好了，準備組織一些沒考上大學的同學到大巴山區去辦林場……“當然，隻是作好思想上的準備，我認為根據你的學習成績，升大學的可能是相當大的。”他強調說。聽他一說，我心中頓時升騰起一種不祥的預感，但一想到自己成績的確不錯，便又將大巴山撂在了腦後。

　　高考的結果令人黯然，我落榜了。乍看出乎意料，實則在情理之中――我不落榜誰落榜？我特別不平的是：一個曆史知識大多來自街頭小人書攤卻根正苗紅的同學……居然考上了四川大學的曆史係，而我這個曆史科的尖子學生卻被無情地擋在大學的校門外。可是，不平有何用？我必須正視現實。當時，四川省正搞石油大會戰，石油部門招工，通過親戚的幫助，我得到了某會戰單位的招工通知。正在猶豫不決的當兒，Z先生又找我談話了。他說：“作家柳青有一句名言――人生的道路很漫長，但關鍵處就那麽幾步。你目前就處於這種關鍵時期。還記得我說的去大巴山的事麽？依我之見，那才是你的明智選擇。你想想，到農村去曆練個三年五載，農民有的（指生產知識）你具有，農民沒有的（指文化知識）你也具有……這對你一生都有好處。再說了，你不是有誌於寫作嗎？體驗個五載三年，還愁寫不出好作品來？”

　　Z先生不愧有知人之明，他的話真是點準了我的穴道。我自幼喜愛文學，有誌於文學創作，倘能通過大巴山的生活體驗，寫出像柳青的《創業史》那樣的大部頭來……何其快哉！更重要的是，階級路線的貫徹，使我對前路充滿了惶恐，極左的政治空氣令人窒息，都市的繁華不屬於我，不如躲得遠遠的，與山野為伍，與田園作伴，至少精神上可以少受許多刺激。如此一而二、二而三地深想，我對Z先生的看法居然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甚至覺得“生我者，父母也，知我者，Z先生也”。我決計放棄“同樣是鑽山溝的石油單位”（Z先生語）與另外三十幾個高考……中考落榜的育才中學同學一起赴“抬頭碰落柿子、扁擔砍翻河魚”（Z先生語）

　　的大巴山區，開始了漫漫14年的“再教育”曆程……

　　很快，Z先生的畫皮就被揭開了。還未抵達林場，我們就從送我們赴大巴山的老師口中得知：Z先生因動員學生上山下鄉工作出色而受到學校的高度讚賞（“文革。”

　　前夕竟升任育才中學的副校長）成為育才中學政治思想工作的典範。而我們這批同學在農村生活的滾水裏、冰水裏、堿水裏都滾過幾遭之後，才明白Z先生當年到底扮演了什麽樣的角色。事實上，我們高65級6班每一個下鄉的同學都與他的動員有關。有同學說他“用青年學生的熱血來染紅了自己的頂子”，我以為一點兒也不過分！後來在“文革”中，存放知青檔案的縣安置辦公室被砸，我意外地在一大堆垃圾中找到了自己的檔案袋，令我目瞪口呆的是：檔案袋中所裝的材料，大部分都是我當年按Z先生的授意，違心地將自己罵得狗血淋頭的思想匯報。我的腦子裏頓時“轟”的一聲，一片空白……

　　40年彈指一揮間，人生旅途中的恩恩怨怨大都隨風消散，但Z先生留在我心上的傷痕卻很難結痂。據說，遺忘是百消丹，寬恕是一種美德，但是，疾惡如仇的我卻很難做到，因為在我的心裏，Z先生永遠是標示那個時代的一個令人心驚肉跳的符號！聽嶽母說，打倒“四人幫”後，Z先生逐漸失寵，學校的老師們也都對他“敬鬼神而遠之”，在學校那種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沒有真才實學是很讓人瞧不起的。再後來，三教九流的人都爭先恐後地往市場經濟的海裏跳，Z先生也停薪留職……自封公司經理，做起發財的黃粱夢來。匪夷所思的是，像Z先生那樣見風使舵。

　　“一踩九頭翹”的聰明絕頂之人，偏偏老是在“海”裏嗆水。看來，心術不正的人，幸運之神總有將他遺忘的時候啊！

　　如果Z先生看到這篇回憶文章，不知會不會掏出自己的靈魂，用懺悔的淚水認真地浸泡洗滌？

　　作者簡介

　　請見《知青小屋》後的作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