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下卷）

9、紮根

　　下鄉的第六個年頭，也就是1970年，我在農村結婚了。愛妻叫劉錦秀，是1964年下鄉的知青，比我早了一年。按進青年點先後論，我應該管人家叫知姐，其實她才是個初中畢業生，年齡還比我小兩歲。愛妻和我還是校友，1964年中考時，報考了本校高中。發榜前夕，她得到可靠消息，說是考上本校了，連分在哪個班都知道了。可是到了發榜之日，卻沒有接到入學通知書，去問班主任老師，才知道是因為政審不合格，在最後時刻被刷掉了。問題是出在她的父親身上。她父親曾在國民黨軍隊裏當軍醫，20世紀50年代初，在一個政治運動中被關進了監獄。父親在押，求學無門，錦秀選擇了下鄉。幸虧這一選擇，成全了一個男知青，引出了一段美滿的姻緣。

　　知青結婚一般都很簡單，把兩個鋪蓋搬到一起，大禮就算告成。可是鋪蓋搬出來容易，搬到哪裏去卻是個問題。房子還沒有呢，鋪蓋還不能輕易搬。要結婚，就得先蓋房子，紮根農村幹革命還真是一件挺麻煩的事。要蓋房子，我卻兩手空空……下鄉好幾年了，每年工分掙了不少，但我所在的生產隊太窮，分值太低，累了一天，就掙個三角五角的，連青年點的生活費都被照顧免交。幾年下來，愣是一分錢都沒攢下。沒有辦法，隻有求助父母。想起下鄉時扔給父母的豪言壯語，真是有點無顏再求“江東父老”。可是事關婚姻大事，就得厚起臉皮，誰讓我是他們的兒子呢。

　　於是，我想給父親寫封信探探口風。不料卻先接到父親的電報，電文四個字：事急速歸。到了家裏，我才知道事情確實很急。“文革”期間，父親也是在劫難逃……先是被當做資產階級反動技術權威進行批判和遊鬥，而後又被送到了地處遼寧省盤錦地區的“五七幹校”進行勞動改造。就在我謀劃向父母伸手要錢的時候，父親接到了下鄉的通知。父親被發配到昭烏達盟（現在改為赤峰市）赤峰縣大碾子公社張家營子大隊去做“五七戰士”。我到家的時候，距離出發的日子已經沒有幾天。時間越緊，日子過得越快，剛把家裏的東西收拾停當，出發的日子就到了。1969年12月9日，我和弟弟陪著父親、母親離開了沈陽，父親八年的“五七道路”就從這一天開始起步了。我是在我們到了張家營子，一切都安頓好以後，才敢把我打算結婚，打算蓋房子的事向父母全盤托出的。聽我說要結婚蓋房子，父親說：“這是好事，看來我們都得在鄉下安家落戶了，將來我和你媽也許還要歸到你那兒去。蓋房子要用錢，到時候給我寫信，給你匯過去。”

　　錢有了著落，房子就算成了一半。1970年春節過後，我開始籌劃蓋房事宜。

　　我下鄉的地方叫開原縣威遠堡公社靠山大隊，是一個依山傍水的小山村。村子北麵，群山起伏，連綿無盡；村子南麵，一條大河從東邊的大山裏彎彎曲曲地淌過來，穿過村前的田地向西邊流去。靠山屯有山有水，算得上是一個好地方。靠山大隊下轄九個生產隊、三個自然村。前五個隊和大隊部就在靠山屯，六隊和七隊在西邊一裏外的宿家屯，八隊和九隊則在北邊二裏外的山溝裏。那條溝叫夏家溝……卻沒有一戶人家姓夏。我們下鄉務農的方式是插隊落戶，全大隊的知青分配在這九個生產隊裏，分到哪個隊，就是哪個隊的社員，同勞同得，榮辱與共，但吃喝拉撒睡卻集中在大隊青年點裏。同來的李慶祿、劉恩義和我被分到九隊，說是九隊一窮、二亂、三艱苦，所以女生不宜，初中生也不宜，就打發三個高中生去遭罪。

　　罪遭了好幾年，臨到結婚成家立業，罪還得繼續遭，當然房子就得蓋在夏家溝，蓋在九隊的地頭上。社員陳玉生蓋房子很有一套，主動過來給我當顧問。陳家是大姓，陳玉生排行老六，我們知青都管他叫六哥。六哥給我出主意，說：“楊林山家東邊那塊地不錯，你就在那兒蓋房子吧。不過那是人家的自留地，醜妻近地家中寶，就怕楊林山不肯讓給你。”不料楊林山還挺爽快，知道我蓋房子，就說……“你在那兒蓋吧，這回咱們還成鄰居了。”沒想到我的麵子還挺大，房基地就這麽敲定了。然後就是備木料，主要是椽子、檁子和房梁。附近十裏八村的山上沒有，就套輛大馬車，去幾十裏以外的大山裏去砍。說是砍，其實是買。六哥還有三哥陳玉祿他們踏著積雪，在漫山的樹林裏轉悠，相中了哪棵就由賣主砍倒。

　　等到砍夠數了，就一手交錢一手交貨，趁著天黑拉回夏家溝來。

　　忙活得挺熱鬧，其實我要蓋的就是一個土坯茅草房。當時農村非常貧困，土坯茅草房是當地農民的標準住房。六哥告訴我，房子不能夏天蓋，也不能秋天蓋。夏天雨水多，攤上下雨土坯就會變成爛泥；秋天又離冬天太近，土坯房子不容易幹……屋子會發潮。結論顯而易見，我決定春天就動手。可是到了春天，卻遇到了大麻煩。

　　一年之計在於春。春天到了，春耕大忙也跟著一起來了。凡是能動彈的人差不多都被動員下了地，人們起早貪黑，地裏人歡馬叫。大隊也推波助瀾地發出通知，要求一切給春耕讓路，任何人都不準破壞春耕生產。沒有辦法，我的“安居工程”剛把房架子立起來，就被迫下了馬。可是幾個社員兄弟卻有絕招，指點我說：

　　“白天沒有工夫，土坯不能打，咱們就垛牆。垛牆用的土貪黑拉，不讓用牲口咱們用人駕轅。”主意挺有創意，就是太累人。況且我也沒有煙酒招待人家，沒有柴米油鹽醬醋茶，也沒有鍋碗瓢盆盤杯勺，連個做飯的地方都沒有。見我說出憂慮，他們來勁了，說：“吃什麽飯？我們去張羅人，今晚就幹。”我感動得差點掉下眼淚。

　　晚飯過後，二十來個人拉著兩駕沒有牲口的大車陸續來到我的房場。老哥陳玉貴張羅著分配活，誰駕轅，誰拉套，哪幾個人裝車，哪幾個人卸車，安排得井井有條像個隊長似的。我的土坯茅草房工程在這蒼茫的夜色中就這樣拉開了序幕。幾天下來，生產隊的大豆、高粱沒有耽誤種，我的“安居工程”進行得也很順利。

　　可是沒有想到，就在房子的四麵牆都垛完的時候，大隊竟在廣播裏對我進行了不點名的批評。當然，這一切都是我罪有應得，誰讓我非得在農忙的時候蓋房子來了？

　　大隊長來九隊檢查春耕進度，進了溝，一眼看見了我的房子，就問：“這是誰蓋的房子？怎麽頂煙上？”“這是金霆的房子，都是貪黑整的。”小隊幹部據實回答。“告訴他，房子停下來，種完地再整。”可是開弓沒有回頭箭，我並沒有停下來，而是過了幾天，按計劃又整了一把。這一整，整出了兩個後果。一個是我的土坯茅草房的主體工程勝利告捷，為後麵的上檁子、掛椽子、苫房草、抹大牆等等房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再一個就是挨了大隊的批評，通過掛在家家戶戶牆上的小喇叭傳遍了全大隊。

　　急三火四地蓋了房子，我們並沒有立即結婚。一直到了莊稼全部割倒，糧食進了場院，我們才商量哪天結婚。“哪天好？”“哪天都行。”“那就今天吧。”還是我拍了板。一看日曆，是1970年11月11日。幾十年後，有人戲稱11月11日是“光棍節”。我就是在“光棍節”那天走出光棍隊伍的。

　　晚上生產隊收工的時候，我把打頭的（生產組長，領著幹活的，相當於副隊長）

　　鄧玉奇攔下，告訴他晚上我要結婚。打頭的大吃一驚：“啥？一會兒結婚？”看見我不像開玩笑，就說：“那好，吃完飯我喊人。”一頓飯工夫不到，哨聲響起（每日生產隊上工以哨聲為令）打頭的一邊吹哨一邊吆喝：“金霆今晚結婚，吃完飯都去參加啊。”哨聲從溝裏響到溝外，人們陸續湧到我的新房。男女老少擠了一屋子，都是一邊把一瓶油或者一條毛巾什麽的放到愛妻手裏，一邊埋怨：

　　“怎麽這麽急？事先也不吱一聲，連個準備也沒有。”我們的新房此時還不像個過日子的人家，家徒四壁，什麽擺設也沒有，但是卻很標準，標準得和當時在農村流行的一首歌曲裏唱的一樣：“新苫的房，雪白的牆，屋裏掛著毛主席像。”

　　我和愛妻站在屋子中央，恭恭敬敬地給掛在牆上的毛主席像行了個鞠躬禮，結婚大禮就算是基本完成。剩下的就是我說兩句、他講兩句的，都是通俗易懂的喜磕……基本上沒有什麽創意。愛妻把夏天掛鋤回沈陽時買來的糖果分給大家。剩下的撒在炕上，小孩子們一哄而上，把糖果搶個精光。結婚典禮也就到此結束，大家都累了一天，明天還要幹活，應當早點把來賓們放回家去睡大覺。對我們來說，結婚典禮就是貼了一張布告，告訴人們我們結婚了，要不偷偷摸摸地搬到一塊去住，算是怎麽回事？

　　“布告”貼完了，這就標誌著我們在上山下鄉的道路上，結束了青年點的生活時期，邁進了紮根農村幹革命的新階段。在當時，上山下鄉革命理論有一個說法，在形式上把上山下鄉分成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初級層次。初級層次看中的是下鄉，是誌願下鄉，是能夠衝破一切阻力誌願下鄉。第二個層次是高級層次。講究的是紮根農村，是一輩子紮根農村。這一輩子紮根農村就是上山下鄉的最高境界。這最高境界很少有人達到，即便像我們靠山青年點這樣的模範點，紮根農村喊得震天響，修煉到最高境界的知青也僅是一人而已。這也不能怪我們知青悟性太差。理論上講紮根農村意義重大，但一旦去實踐，讓人感覺紮根農村就是當一個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重大意義愣是體會不出來，心裏就老大的一個不願意……心胸存有雜念，最高境界自然就修煉不成。所以到了後來，沒有結婚的知青便不再結婚，待在青年點裏等著抽調；已婚知青也是千方百計地想法子輾轉回城。

　　1967年春節前夕，青年點利用冬閑時間，決定對開原縣各青年點作一次社會調查……想看一看知青都怎麽了。我和兩名女知青分在一個組。臘月初八那天，我們到達八棵樹公社腰堡大隊青年點。對我們兩個不速之客，腰堡知青非常熱情，又是燒水又是做飯，就是人少了點。原來這裏的知青都回沈陽了，就留他們兩個留守……飯後我們正在閑聊，推門進來一個人。腰堡知青連忙介紹：“這是我們點的知青，已經結婚了，1962年下鄉的，是開原縣來的。”來者竟是知青大哥。知青大哥衣著破舊，腳上一雙棉膠鞋補了又補，手裏拿著一頂狗皮帽子油漬麻花。看來他也是與貧下中農相結合的模範，要是不說，誰也看不出他是一名知青。大哥聽說我們來作知青情況調查，竟掉下淚來：“知青不能結婚，在點裏還好些，一結婚就太難了。蓋房子拉下饑荒，孩子小，老婆又不能到隊裏幹活。不怕你們笑話……今年我連棉襖都沒做，一冬就穿老婆的棉襖對付。”大哥撩起罩衫，裏麵果然是一件斜大襟的花布棉襖。我當時立刻傻了，我沒有料到知青結婚後會貧困潦倒到這個地步。眼前的現實和我知道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所具有的全部偉大意義都搭不上界，這是不是上山下鄉紮根農村的必然結局呢？將來我是不是也會這樣呢……

　　回到靠山，我把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說出來，立即引起了一些人的共鳴，也引起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大爭論。爭論的一方是烏合之眾――我和幾個愛想事愛說話的知青。幾個人湊到一起，覺得“英雄所見略同”，就打算用同一個聲音說話，並起了個名字叫“指點江山”，意思是說說而已，並不打算回城去造反。另一方是我們青年點領導機構政治組。“指點江山”貼出大字報，就知青的前途問題發表看法。大字報以腰堡已婚知青大哥現狀為例，探討了這種現象發生的原因，對我們自己的前途表示擔憂，對現行的上山下鄉工作的政策和方法表示質疑。並且呼籲大家對腰堡知青大哥現象重視起來，探索出一條避免這種現象重演，實現紮根農村幹革命偉大理想的路子來。大字報意在拋磚引玉，希望全點知青都來參加討論，並沒有去想得罪政治組。但是政治組卻很快做出反應，發表了題目為《兩種前途觀的決戰》的大字報，毫不留情地批駁了“指點江山”涉嫌“回流”的錯誤觀點，旗幟鮮明地重申靠山知青紮根農村一輩子、走上山下鄉革命道路不動搖的決心。1968年12月，全國幾百萬知青開始陸續上山下鄉，連我們青年點也來了三十多個。這就為政治組送來了可以摧毀一切的炮彈，好像是說上山下鄉革命道路無比正確，紮根農村前程似錦，要不怎麽又有這麽多的知青上山下鄉？

　　也許是因為覺得上山下鄉的道路越走越寬廣，遲紮根，早紮根，遲早都得紮根，不如現在就紮根。也許是因為“男大當婚，女大當嫁”，而許多人已經老大不小……情竇已開。不管是什麽原因，反正在1969年和1970年前後，靠山知青掀起了一個頗具規模的結婚高潮。“文革”之前下鄉的46個知青，有27個人蓋了房子，“貼了布告”，把行李卷搬出了青年點，開始了純正的農民生活。這其中有7個能幹的小夥做了貧下中農的姑爺，4個漂亮的姑娘做了貧下中農的媳婦，他們不但實踐了紮根農村幹革命的目標，而且也兌現了與貧下中農相結合的誓言。一時間，男女知青相繼結婚，成了靠山大隊一道百年不遇的風景線。

　　1971年，也就是我結婚的第二年，事情起了變化。誰也沒有想到，紮根農村幹革命的宏圖大業竟受到了嚴重的挑戰。國家開始抽調知青回城參加工作，不過已婚知青卻被剔出，不在被抽調之列。春風吹到靠山，青年點一片沸騰，抽調走的興高采烈，沒有走的備戰未來。一些原先準備結婚的知青嚇得直伸舌頭，心裏說，好險！好險！從這時候起，知青結婚的“布告”開始銷聲匿跡，原本以為紮根農村的知青隊伍會越來越壯大，沒想到此刻卻後繼無人。上山下鄉讓我越來越看不明白。讓我最不明白的還不在這兒，而是其成員幾乎全部都在農村結婚紮根的政治組。到了1974年紀念靠山青年點成立十周年的時候，政治組還在發表文章《堅持鄉村的偉大勝利》。其實這篇文章有點對牛彈琴，未婚知青原本都在堅持，不過不是在“堅持鄉村的偉大勝利”，而是堅持不在農村結婚，堅持一定要等到抽調回城時刻的到來，不讓堅持都不行。對於我們已婚知青來說，抽調回城沒有份……堅持不堅持，都得堅持，根本不需要誰來鼓勵和加油。好些年以後，憶起我們的紮根農村幹革命，憶起腰堡大隊那位知青大哥，我寫了一首打油詩。詩雲：

　　知青大哥已成婚，身著花襖掛淚痕。可歎仍懷淩雲誌，一樣紮根步後塵。

　　打油詩有些自嘲，實際是感歎一段悲壯的史實。我們衝破阻力，誌願下鄉，原本轟轟烈烈可以載入史冊的壯舉，到頭來不過是把城裏剩餘勞力成功轉移到鄉下的把戲。一群壯誌如雲、戰天鬥地的青年卻步了窮困潦倒“知青大哥”的後塵，也許這就是“文革”以前上山下鄉運動的本意，隻是我們原先沒有看到或者明明看到卻不願意正視而已。

　　作者簡曆

　　金霆，遼寧省開原縣威遠堡公社靠山大隊知青。1965年高中畢業於沈陽市第二十九中學，同年9月下鄉插隊落戶，1970年在農村結婚安家，1979年被安排到開原縣公路養路段參加工作，1982年調轉到沈陽市燈頭廠工作，2006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