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下卷）

8、紮根

　　金霆

　　下鄉

　　許多年來，我的心裏一直裝著一個故事，一個用我的青春和汗水書寫的故事，一個讓我走進去說啥也走不出來的故事。這個故事的主題詞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青年點、紮根農村。這個故事的領銜主演是我，而聯合演出的則是同在那片黑土地上摸爬滾打過的青年點的兄弟姐妹們。這個故事開始的時間是1965年9月2日。

　　在這個日子之前，我是一個心高誌遠的高中學生。說是誌遠，不過就是將來想當一個工程師，因為我的父親就是一家設計院頗有名望的工程師，耳濡目染和子承父業的雙重刺激，讓我覺得將來當一名工程師既是順理成章的佳話也是誌在必得的遠大目標。

　　1965年臨近高考，我也沒有如臨大敵般地緊張，以為清華、北大咱不去撩碰它，考個什麽工學院應該是手拿把掐的好戲。於是照例輕鬆地複習功課，而後是輕鬆地參加考試，再後是輕鬆地回家靜候佳音。

　　然而佳音卻沒有候到，我落榜了。

　　當時高校錄取學生是暗箱操作，考試分數並不公布，所有的考生都蒙在鼓裏，考中的和落榜的誰也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於是每當高考發榜，便常常爆出冷門來。一些平時學習名列前茅的考生榜上無名，而一些平時學習“打狼”的考生卻拿到了錄取通知書，興高采烈地成了這屆高考的黑馬。人們在感歎考試無常之餘……便以為這無常現象的出現定是因為落榜者的意外失手和考中者的超常發揮。但我自己清楚，考場中我並沒有大的紕漏，即便有些意外失手也決不會敗在即使超常發揮了的黑馬們手下。

　　榜上無名，我知道是敗給了祖父的地主成分和父親的曆史問題。祖父是個中醫大夫，大概是手頭有些積蓄，便陸續買了一些土地，於是就給他自己也是給他的子孫買了個倒黴的地主成分。父親則是在莊河縣政府做技術工作。日本投降後，共產黨的一支小武裝進入莊河並成立政府，父親繼續留在新政府裏工作。時間不長……國民黨軍隊占領了莊河。父親就跟隨共產黨撤退轉移，過一條河時遭遇敵人被打散而被迫轉回莊河。不久父親又被威脅去國民黨政府上班，並被哄勸集體參加了國民黨。大概是覺得情況不妙，沒過幾天父親就悄悄地舉家離開了莊河。但是到了最後情況還是不妙，父親這一段陰差陽錯的經曆在新中國成立後，被定為背叛革命行為，其人則被定為控製使用的對象。

　　一個地主成分，一個家庭問題，成了我考取大學的攔路虎，那年頭的大學明明是招考學生，卻不以成績取人，反倒是先看看你的家庭出身，看看你的直係親屬和社會關係有沒有問題。學校成立了政審辦公室，先讓學生們填表自報，然後四處外調，耗神費力地把每個應屆畢業生的家庭情況查個水落石出。被查出問題的，前途便凶多吉少。這一招數的厲害之處在於，政審的結論並不告訴考生。於是，那些還沒進考場就已經被淘汰出局的考生仍然在滿懷信心地走完高考全過程，然後在最後時刻猝然倒下，還不知道自己什麽時候和什麽部位被一槍擊中。一不公開、二不公正、三不公平的招生製度遮掩了當時主宰全社會的階級鬥爭、階級路線、階級株連政策在招生工作中扮演的角色，也完全剝奪了包括我在內的全體考生的知情權。不知情便容易帶出傻相，名落孫山的我依然篤信“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可是讀書的路已被堵死，我的道路在哪兒呢？

　　此時我的眼前還有三條路，我正站在三岔路口上。一條路就是來年再考。一位教過我語文的楊老師就關切地勸過我，讓我再考一年。但我心知肚明，如果來年再考難免不會曆史重演，那就白費了工夫。另一條路就是留城就業。當時就業雖然不易，但憑著我在性別、年齡、文化程度上的三大優勢，進工廠，去商店應該不是難事。根據以往的例子，一個男性高中畢業生等上個三五月，一般就會有個上班的地方。當時人們把等待就業的年輕人叫社會青年，社會青年由公社（街道辦事處當時叫人民公社）的一個部門管理並分配就業。社會青年每日要到公社參加學習，或者幹點臨時性工作，一直到分配就業那一天。可是我不願意去學習，讓公社幹部呼來喚去，擠在弱勢群體當中；也不願意隻是為了謀生到工廠或商店去上班。當時有一個著名的口號，叫做“一顆紅心，兩手準備”，專門針對初、高中畢業生而發。解讀出來就是你先去考試，考上了，你的心是紅的，你就去上學……沒考上，你就去上山下鄉，心也是紅的。沒考上又不下鄉而留在城裏就業的，心是什麽顏色，口號裏沒有說，那就有可能不是紅的。我知道我的心是紅的，也希望別人相信我的心是紅的。

　　我沒有選擇來年再考和留城就業這兩條路。站在三岔路口，我一眼就相中了上山下鄉那條路，盡管那是一條路僻人稀的路。

　　上山下鄉喊了許多年，從邢燕子喊到董加耕，再喊到侯雋，到了此刻，已經喊出了一個高潮，也把上山下鄉喊到了一個讓人心跳的高度。上山下鄉已不再是一個簡單的安排城鎮剩餘勞動力的問題，而是一個培養和造就革命接班人的大問題，一個關係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縮小城鄉、工農、腦體三大差別的大問題。讓我情緒高漲的還不止這些大道理。有一個叫黃宗英的作家寫了一篇報告文學《特別姑娘》，充滿感情地講述了北京高中學生侯雋到農村插隊落戶的特別經曆。文章發表在人民日報上，一時感動了不少青年學生。“特別姑娘”便也成了我的榜樣……我覺得也能像她那樣做一件特別的事情。

　　但是我要報名下鄉，卻遭到親友團的強力反對。母親對我動之以情，曉之以理：

　　“農村太苦，農活也太累，而你身體從小就不太好，可怎麽受得了，罪可怎麽遭……那是一輩子的事啊。”可憐天下父母心！那個時候我們家算得上是小康人家，父親雖然被控製使用，但還在高級知識分子之列，所以工資不少，生活待遇也不算差。住的是樓房，做飯用煤氣，冬天有暖氣，食品上還有少許特供，雖不大富大貴卻也吃穿不愁。從這樣的環境裏下到農村，反差太大，母親的擔心不無道理……何況我身體瘦弱，氣管不好，冬天常咳嗽；扁桃體肥大，一不小心就發炎感冒……母親無論如何放心不下。而我卻是執迷不悟，用實際行動回應母親，馬上去醫院做了扁桃體摘除手術。要不農村缺醫少藥，發炎感冒了還真是麻煩。

　　上山下鄉使我們趨之若鶩，讓我們從小就被培養起來的愛國之心、報國之誌和不怕吃苦、不畏辛勞的精神有了用武之地。“到農村去，到艱苦的地方去，到黨和國家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號震天動地，我們熱血沸騰。於是我不顧一切地自願報名下鄉了。

　　1965年9月2日，這一天是沈陽市全市下鄉青年奔赴農村起程的日子，自然熱鬧非凡。這一年我們學校有27人報名下鄉，當天起程的是14位高中畢業生，餘下的初中畢業生計劃月末再走。我們胸戴紅花，背負草帽，都是一臉的燦爛，一身奔赴戰場的豪氣。

　　火車一聲長鳴，緩緩啟動，我們一下子簇擁到窗口。站台上站滿了人群，如林的手臂向我們揮動。我們也伸出手臂揮向父母、親友、老師、同學，揮向哺育我們長大成人的故鄉沈陽。沈陽，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