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下卷）

7、知青兄弟

　　李勝宇

　　我與“駝背。”

　　“駝背”比我大三歲，身材也高出我一大截。下鄉以後，我與他的經曆頗多相似之處，也許，這正是我與他相識並成為好友的緣分。

　　“駝背”是萬曉農的小名。“駝背”小名的得來我無從知曉，隻知他在成都七中讀高中時便有此小名了。

　　我認識“駝背”是從“青訓班”（成都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訓練班）開始的。

　　1965年6月我從成都七中初中畢業，在全國及四川省知識青年模範人物董加耕、邢燕子、孫傳琪、巫方安等先進人物、先進事跡感召下，自願響應毛主席“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號召，申請上山下鄉。同年9月，我和許多自願申請下鄉的初65屆、高65屆畢業生來到市政府和團市委共同舉辦的“青訓班”學習。我參加的是青訓班第四期培訓。當時，青訓班按東、西城區組隊……我被分到東五中隊。“駝背”便是我們的中隊幹部之一，任副中隊長，集合整隊是他的職責之一。當時我個頭特矮小，而“駝背”身材高大壯實，他一米八幾的高度在我眼中如巨人一般。每次集合站隊，我總是在第一排第一位，看“駝背”得昂頭向上，才能看見他碩大的頭。“駝背”人高馬大，臉盤也大，大鼻頭上架一副大眼鏡，我總覺得他的五官眼、耳、口、鼻均要比我的五官大許多，尤其顯眼的是擁有一個又長又大的下巴，有點像列寧的下巴，當然沒有列寧下巴上那呈倒三角形的胡子。在我的眼中，“駝背”的長相特像個領袖人物。

　　青訓班實行半工半讀和軍事化管理。學員培訓期間，凡學習、大會小會、勞動前後、吃飯以前均要集合整隊，唱歌呼口號。每次集合，“駝背”均是指揮官，由於我個頭小，當隊伍成橫排站隊時，我便是左邊第一位，常聽不清“駝背”的口令，僅能看見他那大下巴，凡向左轉、向右轉時，“駝背”的下巴總要向轉的方向擺動，那就是我左右轉動的方向標。

　　到青訓班參加學習勞動半個月後，得知青訓班全體學員要參加成都市1965年10月1日的國慶大遊行。從9月中旬開始，學員們除上午學習、聽報告、討論外，下午多半是集合、整隊、練方塊隊列的行進。

　　記得一天下午集合時，我看見地上有一根斷成兩頭的電線，覺得好玩，便用左手撿起電線的一頭。再用右手去撿另一頭，突然，全身一麻，眼冒金星，我騰地一下被彈得躺在地上人事不知。幾秒鍾後，當我醒轉來時，看見學員們圍在我身邊……盡是驚慌的臉和眼睛，在這些驚慌的眼神中，我看見了“駝背”那大大的頗具特色的下巴和充滿關切的眼神。眾人見我已清醒，均慶幸地說：好在沒有出大事……否則，李小娃（青訓班高65屆大哥們給我取的小名）就完了。原來，那是一根斷頭而帶電的電線，好在我用右手去撿另一頭斷線時，手指僅剛接觸線頭，通電瞬間一彈，右手便脫離了線頭，否則，我於16歲時便見閻王去了。

　　方塊隊列行進訓練半月後，我覺得在“駝背”的指揮下，我們中隊的方塊隊伍走得真是整齊極了。

　　1965年10月1日，成都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訓練班第四期學員全體參加成都市國慶大遊行。我們上穿白襯衣、下著藍下裝，頸上圍著白圍巾，背上背著草帽，在前導標語“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引領下，邁著整齊有力的步伐通過人民南路廣場，接受省市領導們的檢閱。

　　據說，我們昂揚的鬥誌和良好的精神麵貌當場被成都市建工局領導們看中，認為這麽好的隊伍下鄉當農民太可惜。他們向市委、市府領導申請，要求把我們招入亟需人員的市建工局所屬的各建築公司當工人，充實成都市建工力量。

　　果然在當年11月，我們東五中隊全體學員意外地進入成都市第三建築公司當上了建築工人。市建三公司的領導把我們當成了寶貝，對我們寄予了厚望。三公司工會主席祝謙遜第一次給我們講話時就說：“公司很看重你們，我們的老工人很多至今都未辦工作證，而你們一來就辦了工作證就是證明，希望你們好好幹！”

　　到市建三公司後，我們仍是實行軍事化管理，集體吃住行。飯前、會前、上工前仍要集合整隊唱歌呼口號。“駝背”仍然是我們的中隊長。在“駝背”等幹部帶領下，我們最先參與的勞動是三公司駐地的路麵維修工作。

　　成都市建三公司成立於1965年初，當時三公司本部設在九眼橋附近致民路的一個大雜院內，因組建僅一年，設施設備還相當不完善。

　　一進公司大門，路麵及院壩內場地均很破爛，我們十分賣力地參加修路工作。當路麵修好後，全中隊集體參加了砌牆、勾縫、抹灰漿等技能培訓。技能培訓結束後，公司又把我們分成磚工、機械工、抹灰工、架子工等小組，配備經驗豐富的老師傅帶我們。

　　我被分到架子工組。當時建築工地修房用大南竹搭架（不似現在的標準鋼構件）

　　……帶我的師傅姓顏，年齡有四十餘歲。有人說：“李小娃個子這麽小，學啥子架子工”。顏師傅看來很喜歡我，他說：“別看他個子小，但靈活，爬架子正合適……何況，他以後肯定是要長高的。”見師傅幫我說話，我心裏很感激他，下決心要好好幹。1965年12月底，我們小組到位於牛市口的紅旗鐵工廠修廠房，我在高高的腳手架上爬上爬下，幹得很是賣勁。

　　到了1966年2月，不知怎麽回事，我們全中隊市建三公司正式工人又回到了青訓班……當時我年紀小，也不太關心周圍的事，並不知道為啥子不當工人又回到青訓班……隻知道跟著大夥走就是了。後來才聽人說：我們這期學員中也是有領導層的（即四期學員部的頭頭們）因為他們到市委、市府堅決要求說：我們是要上山下鄉幹革命的，不應留在城裏當工人！市委市府領導無奈，各建築公司領導更是無法。於是，我們在“駝背”等中隊幹部的帶領下，全中隊又整齊地回到青訓班。

　　轉眼間，1966年春節即將來臨，青訓班要組織文藝匯演。東五中隊以“駝背”為首的幾個高六五屆大哥們編排出話劇《東山血淚》，反映龍泉山區抓壯丁的故事……劇情是：解放前夕，國民黨為擴充兵源抓壯丁，連十三四歲的娃娃也不放過，一個叫“水娃”的娃娃被國民黨“丘八”抓了壯丁，因不忍與母親分離，他多次逃跑後又被抓住並押往前線，後來在半路上，共產黨的地下遊擊隊打退了“丘八”，解救下水娃及壯丁們。

　　“駝背”既是導演、編劇又是演員，他自然是出演共產黨遊擊隊的領導。我有幸被駝背及其他編劇選為演員出演“水娃”一角。整個劇中水娃除有許多在舞台上逃來逃去、跑上跑下動作外，僅有一個字的台詞，即最後被“丘八”們抓住與母親分離時，演母親的演員淒慘地大喊：“還我兒子！”此時，水娃則哭著大叫：“媽！”說也奇怪，我無論如何不能入戲，不管“駝背”和導演們如何啟發……誘導，我整死也喊不出那個“媽”字。無奈，最後決定在正式演出時，當“我”被兩個國民黨“丘八”拉著，隻管擺出一個掙紮的造型，幕內一人幫我帶著哭腔喊出那個要命的“媽”字。

　　這是我在舞台上扮演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角色。

　　1966年春節過後，2月11日（農曆正月十五）正是過大年的日子，也正好是我17歲生日，我和八名東五中隊學員，上山下鄉到成都市龍泉區長鬆公社紅花二隊當知青。

　　“駝背”也是那天和我們同時出發下的鄉。他到的是與紅花二隊一山之隔的龍泉區茶店公社石經九隊。

　　石經九隊位於龍泉山著名古寺石經寺背後，“駝背”與“魚皮”（大名王幫躍，也是高65屆知青）同在一個知青組，他們的住房正對著石經寺後麵巨大的柏樹林……“駝背”是他們組的組長。石經九隊與我們紅花二隊僅隔一匹山，從紅花二隊知青點到“駝背”處僅十餘裏山路。在下鄉的頭幾年（1966年至1971年）知青之間常串隊走人戶，石經九隊是我走得最勤的知青戶。

　　因為我比較勤快，又喜歡炒菜做飯，每次到“駝背”的知青組時，便幫他們擇菜……淘米、洗紅苕、做飯炒菜，故很受知青們歡迎。每每吃完飯後，大家便各自端根板凳坐在石經寺後麵巨大的柏樹林藩下談天說地，很是愉快。“駝背”、“魚皮”及其他幾個知青，都是高65屆的大哥，據說早在七中讀高中時，“駝背”與“魚皮”等人就開始詩詞、小說、劇本的創作了。每當他們引經據典、談古說今大擺龍門陣時，我便是忠實的聽眾。“駝背”性情穩重、思維活躍，早在那時，他與知青大哥們談論的話題已經是知青運動的方向與前途，文化大革命的產生。

　　發展與結局，中國農民之命運等大事了。而此時的我對政治問題毫無興趣，思想認識尚處於混沌未開狀態，對於他們憂國憂民的談論與有時激烈的爭論，我完全插不上嘴，僅凝神細聽而已。“駝背”組上的知青“魚皮”常發感歎：“真是奇怪，李小娃一個初中生，咋和我們這些高中生耍得這麽好呢？”可能，當忠實的聽眾、仔細聆聽與勤快是其主要原因。

　　“駝背”與魚皮下鄉時，帶了很多書籍，從馬列大部頭到眾多中外小說。每次從石經九隊走人戶後回紅花二隊時，我都要滿載而歸，帶上幾本書回來讀。他們那裏簡直成了我免費借閱的圖書館。在那段時間，我借讀了《儒林外史》、《今古奇觀》、《悲慘世界》、《約翰・克利斯朵夫》、《少女貞德》、《草原林莽黑旋風》等各種凡是能借到手的中外書籍。從“駝背”和“魚皮”等那批高65屆的大哥們那裏，我獲得了很多書本和社會學方麵的知識，真是受益匪淺。

　　剛下鄉時，我們這撥來往密切的知青們約定：下鄉第一年不回成都。

　　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履行了這一諾言，實際上，我們幾個最要好的知青均在農村待了兩年多後才回成都耍了一次。那是1968年春節，我們幾位到每個知青朋友成都的家中“團年”，吃一頓團年飯。每到一處，各家父母都準備了最好的飯菜，亮出了最好的手藝招待知青朋友，同時，我們還受到各家兄弟姐妹的熱情款待。濃濃親情和無私友情融為一體，那段愉快而幸福的日子真是永世難忘。

　　1971年初，當我組的知青們因招工離開紅花二隊，偌大的知青點僅剩我一個人時……石經九隊的知青戶也僅剩“駝背”一人。

　　1972春節後的一天，我和“駝背”相約從成都過年後共同返回龍泉。在龍泉街上……有朋友對“駝背”說：“公社幹部在找你，可能有好事。”“駝背”頗有預感地對我說：“看來今年你我兩人的命運可能有所改變了。”

　　果然，回到紅花二隊後，我也得到公社中心校領導通知，調我到涼風二小任代課教師，“駝背”則被調到茶店中學任代課教師。我二人居然同時調離生產隊當代課教師，大概這也是一種緣分吧。

　　我與“駝背”命運相似還有一個明證。我在長鬆公社衛生院當醫生六年後（此前我僅當代課教師一年）的1978年8月，因長鬆公社不能解決我的城鎮戶口問題，我頂替提前退休的母親調回成都二十六中。幾乎在同時，“駝背”在茶店中學任教六年後，靠當時所謂的“三抽一”政策（即家有三個知青，可以抽一個知青回城）得以調回農科所工作。

　　憑著“駝背”的能力、才華和勤奮出色的工作，他很快走上領導崗位，先任農科所畜牧獸醫研究所所長，後研究所改為畜牧獸醫研究院，“駝背”任院領導至今……

　　“魚皮。”

　　“魚皮”的大名叫王幫躍，是“駝背”讀七中時高中同班同學，下鄉時與“駝背”同在一個知青組，“駝背”任組長，“魚皮”是組員之一。據說，在讀高中時……“魚皮”最愛吃“魚皮”花生，故落得一小名“魚皮”。

　　“魚皮”的身材與“駝背”相比矮了許多，整個人也是胖胖的，較圓的臉常常油光光的，大概是“魚皮”花生吃得多的緣故。他眼睛近視度很高，側麵看他的眼鏡片，有無數個一層又一層的圓圈。“魚皮”的頭也是圓圓的，因很早就開始禿頂，擦了無數生發油也無濟於事，反而使額頭顯得又大又光亮。圓圓的額頭加上圓圓的油光光的臉，真像是一顆膨脹無數倍的“魚皮”花生米。

　　“魚皮”極好讀書與寫作，早在高中時代，就開始編劇本、寫小說、作詩填詞了……他常常手不釋卷且不知疲倦地看書，我每一次見“魚皮”時，他手中未曾離開過書，隻要一有空，便在看書。書看得多，頭腦裏便裝滿各種各樣的知識和稀奇古怪的故事。他記憶力特好，給我講起書中的故事來眉飛色舞，凡故事中的人物……情節、時間、地點均記得一清二楚，很少有說錯的時候。“魚皮”的談興也極濃，大凡談到他擅長的話題時便滔滔不絕，口若懸河，故事便從嘴裏噴薄而出，不給其他人插話的機會。每每講到高興之處，“魚皮”便哈哈大笑，怡然自得，仿佛從無憂愁之事。

　　“魚皮”為人豁達大方，和知青朋友在一起從不分彼此，每次大家到他處，他均要慷慨解囊盡力招待知青們。“魚皮”從來都是高高興興、無憂無慮的，他最愉快之時，往往是吃完飯後搬把椅子斜躺著，手捧一本書一麵曬太陽一麵說：“吃飽了飯曬肚皮，真是快活如神仙也！”

　　“魚皮”也常到紅花二隊來走人戶，他來時，我們也是傾其所有，盡量改善夥食接待他。當然我們的條件要差得多，弄出的飲食大不如在他處，但他從未有過閑話。令人奇怪的是，每次他來，幾乎都要碰上半夜三更有社員喊我出夜診（1968年初我即開始當大隊赤腳醫生）1969年12月的一天，“魚皮”來到我處串門，12月的山區夜裏已經較寒冷了。我們幾個好友擺完龍門陣上床，時間已是12點過了。對門半山坡上一姓都的社員隔著山坡長聲吆吆地“喊”我出診。“魚皮”看著外麵黑沉沉的寒夜，不由自主地發出感歎說：“望山跑死馬，何況是晚上，李小娃真是太辛苦了！”

　　當“魚皮”了解到我出夜診的辛苦及“危險”經曆後，當即決定將他心愛的小黃狗送給我，陪我出夜診。“魚皮”回石經九隊那天，我陪他返回順便去領小黃。

　　回紅花二隊時“魚皮”送我，那小黃似乎與我特別有緣，未及舊主人打招呼，它便跟著我一路蹦蹦跳跳地來到紅花二隊。自從有了小黃，出夜診也變為愉悅之事了。

　　小黃對我忠誠有加且情意深重，它陪伴我達三年之久，尤其是在我獨守知青屋的那一年，它是我的保護神，也是我形影不離的好夥伴。

　　小黃的悲慘結局，是我終身遺憾之事。

　　1972年，當我調到涼風二小任代課教師時，小黃不便帶走。“魚皮”及其他調到龍泉燈泡廠的知青聞訊趕到我家，他們把小黃吊死在樹上，將它剝皮熬湯，知青們痛痛快快打了頓牙祭，小黃也物歸原主地回到“魚皮”腹中。我因不忍看他們處理小黃而走得遠遠的。後來，我沒有吃小黃的肉，但仍然喝了它的湯。對於忠實的夥伴小黃的死，至今我常有犯罪的感覺與內疚且深深地自責。

　　1971年初，龍泉區燈泡廠在全區知青中招工，一下便招走了長鬆、茶店、大興三個公社的知青好幾十人，“魚皮”也是其中之一。大部分到廠的知青均作為普通工人，分在燒製玻璃器皿的高溫爐前上班。20世紀70年代的燈泡廠剛由街道工業演變為區屬企業，設施設備簡陋，條件極差。工人勞作幾乎是原始作坊式操作，尤其是在製作白熾燈泡時，除手腳並用外，還得用嘴對著空心鐵管一麵吹氣，一麵用手不停地旋轉，使空心鐵管前端沾浮的玻璃液體在吹氣及旋轉過程中膨大成燈泡狀。每次我到燈泡廠看“魚皮”，走進那條件極為惡劣的高溫車間，看著工人們的勞作場麵，感覺那環境之差和勞動強度之大，比當知青還苦。

　　幾年以後，龍泉燈泡廠因效益極差而被成都玻璃器皿廠兼並，“魚皮”得以調到位於成都市同仁路的成都玻璃器皿廠。當時，該廠亟需配方人員，“魚皮”正好憑借配方技藝，理所當然地成為配方技術員。經多年的磨煉與繼續鑽研，“魚皮”在玻璃配方領域已是如魚得水且小有名氣了。他能在原材料不斷變化的情況下……有把握地配製出各種彩色玻璃和技術含量很高的雙層乳白色玻璃。在成都玻璃製品廠陳列室內，我看過經“魚皮”之手配方生產出的各種彩色玻璃器皿，如各種形狀的花瓶、各種燈具、茶具及桌案小擺件，其色彩豔麗、五光十色、鮮豔奪目，真是漂亮極了。

　　如今的“魚皮”已經退休，有一個聰明兒子的小家庭更顯熱鬧非凡……

　　老喻

　　老喻是我所在的紅花二隊知青戶組長，全名喻小庠。“老喻”是大家對他的尊稱……他出身教師世家，父母均為教師，他出生在鄉間小學故名小庠。“庠”即學校……“小庠”即小學校。

　　老喻身材不是很高大，但結實有力。下鄉時，他帶有一副吊環，那吊環在閉塞的紅花山村成為稀罕之物。老喻將吊環掛在知青點大門門廳橫梁上。下鄉頭幾周，每當早晚他在吊環上運動時，均要引來無數觀眾。年長的社員見他在兩個小小的圓圈上做引體向上、收腹翻腕轉體、十字懸垂等動作時，常驚歎不已、咋舌稱讚……當然，老喻的那些動作若與專業運動員相比是微不足道且十分不規範的，但對於20世紀60年代中期從未見過此項運動的閉塞的紅花山區社員來說，那已經是十分了不起的了。那些半截子幺爸們看見他的“驚險”動作與運動時肩臂部鼓鼓的肌肉，更是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

　　剛下鄉時，我組知青點暫設在蔣家老房子。

　　蔣家老房子位於紅花二隊地勢較高處的一山凹處，屋基坐西向東，背後的坡地向上延伸與紅花三隊相連。老房子的右側是一山坡，山坡上長有許多兩人來高的小鬆樹，得名鬆林坡。沿鬆林坡往上行約兩裏，有一陡峭似魚背的山脊梁，人稱青龍埂。順青龍埂向上行，左邊是一深溝名紅岩溝，因溝內中部有一堵高大的紅岩而得名。紅岩上方屬龍泉區長鬆公社紅花三隊，紅岩以下則屬簡陽縣地盤。踏在青龍埂的山脊上，即踩在成都市與簡陽縣分界線上，左腳是簡陽，右腳屬成都。

　　下鄉的第二天，生產隊長叫我們休息並熟悉環境。知青們未出工，在組長老喻帶領下，我們九位知青沿鬆林坡爬上青龍埂，竟意外發現青龍埂上有一土地廟。所謂土地廟，不過是一櫃子般大小的石屋子，石屋內端坐著一對小石人（一男一女）社員說，這就是土地爺爺和土地娘娘。小石屋門楣上雕刻有花紋及一行字“青龍土地”。站在土地廟前，我們腳踏成都與簡陽分界線，很有一番自豪感。我們九人異常興奮，扯起喉嚨大喊：“龍泉山，我們來啦！”喊聲在鬆樹坡及紅岩溝內久久回轉，餘音嫋嫋……

　　蔣家老房子在當時的紅花二隊，是規模最大、修建得也最為寬闊高大的青堂瓦舍……它原是一蔣姓地主大院，正中是一寬大的四合院，院內青石板鋪地，左右兩邊還各有一小四合院。解放以後，右邊小院由蔣家後人居住。左邊小院住有兩戶人家，一戶姓官，另一戶姓蔣。男知青住進大院正中堂屋，我們入住時，堂屋內尚有神龕和供桌，巨大黑色的供桌上擺有蔣家祖宗牌位，牌位前還擺有香爐、灰缽等祭祀用物件，高大寬敞的堂屋顯得陰森神秘。女知青則入住右邊廂房。九個知青入住後，原本陰沉的大院頓顯熱鬧非凡。

　　蔣家老房子屋後有一大堰塘，夏季蓄滿水後能供老房子內人畜用水。老房子前門廳處即老喻掛吊環外麵的街沿上有一口深井，井深約八米，其井水係後麵堰塘之滲水，井深水也清涼。由於井很深，提水竹竿也很長，取水則全靠臂力。老喻等三位大哥取水毫無困難。我剛開始取水時常顯得力不從心。頭一次取水就闖了禍……當我好不容易用竹竿抵壓水桶將水裝滿往上提時，因水桶太沉，加之用力不當……水桶在井壁內碰來撞去，終於將桶耳朵撞壞，水桶便從竹竿上滑落掉下井去。

　　望著深深的水井，我急得幾乎哭起來。老喻來到井邊，一邊安慰我，一邊查看井壁。最後他決定攀緣下井，將水桶打撈上來。

　　該深井的井壁是用一塊塊石頭砌就的，口小肚大，要從井口下去得四肢並用，腳踩在石塊凹凸處，手抓住石塊棱角才能攀緣而下，沒有極大的臂力是不能下到井底的，且越往下井壁越寬困難則更大。我們取來兩個電筒，照著光緊張地看著老喻向井下攀爬。終於，老喻平安下到井底，把水桶拴在竹竿上由我將空桶提上井……老喻再慢慢攀緣而上。好在他結實的身體和有力的手臂再加之膽大心細的性格……老喻終於安全返回。有了這次經曆，以後，連社員水桶掉在井下，也來請老喻幫忙。

　　老喻為人處事沉著老練、穩重，在知青戶很有威信。往往眾人喋喋不休爭論不已的戶內大事，隻要老喻一開腔，事情便有了結果。如知青自留地種植內容及日常管理、每日輪流煮飯及後勤工作、每年一次的砍柴等等大事，均由老喻安排。

　　記憶最深的是每年砍柴的艱辛。在老喻帶領下，每年砍柴均是“全家”總動員，女知青帶鐮刀和背篼，主要任務是割草、背草。男知青帶彎刀和扡擔，主要任務是砍馬桑和擔馬桑。因濕柴很重，回知青點路程又太遠，對於剛砍下的濕柴，我們均先將它堆放在到知青點半道上的一片棗樹林中，待過一段時間晾幹後再陸續擔回家。每年經兩次轉運（老喻及大耳朵兩位大哥出力最多）後，當知青戶門前柴草堆積如小山、一年的燒柴足夠時，大家的心情才能安穩下來。

　　每年的砍柴任務意義重大且艱苦異常，但苦中有樂，故記憶猶新。當年知青們砍柴的勞作場麵還經常出現在我幾十年後的夢中，可見其烙印之深刻。

　　老喻話語不多但多才多藝。他會拉小提琴、彈月琴，尤其笛子吹得特好，具備專業水平。下鄉的頭兩年，在農閑或“紮雨班”的日子裏，喜歡音樂的知青們拿出各種樂器，如小提琴、月琴、笛子、口琴等吹拉彈奏，知青院內便叮叮咚咚、咿咿呀呀，樂聲一片，歌聲一片。逢年過節大隊聯歡，知青們的獨唱、合唱、表演唱均大受歡迎。老喻的笛子獨奏更是成為每次聯歡的壓台節目，常要加奏好幾個曲子才下得了台。

　　1971年初，老喻以知青身份調到龍泉區茶店公社。其時，遇事不慌、冷靜沉著的老喻在漫不經心時，已是一個孩子的父親了。那年，我曾到茶店公社探望老喻，來到老喻與愛人卿麗安家的茶店公社紅旗大隊，那極其簡陋的知青家庭一覽無餘……幾乎未看到一件像樣的家具。看著老喻那剛剛出生不久的女兒，環視寒酸的知青小屋，心裏有一種酸澀的滋味。但老喻仍是一副沉著鎮靜的表情，仿佛從未對貧困的“知青家庭”有過憂愁。

　　同年八月，老喻調入四川師範大學師訓班學習，八個月的學習培訓結束後，老喻調到茶店中學任正式教師。直至20世紀90年代，曆經辛苦的老喻和愛人卿麗才得到機會，先後調回成都中學任教。當舉家遷回成都時，遇事不慌的老喻已是有兩個女兒的父親了……

　　作者簡介

　　李勝宇，1964年畢業於成都七中初中。1968年1月到成都市龍泉區長鬆公社紅花二隊落戶。後成為農村赤腳醫生、公社衛生院醫生。1978年“頂替”回成都，在成都二十六中工作直至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