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下卷）

10、打桶

　　李煒

　　我的青春有六七年的時間，都丟在了農村，丟在了四川東北部宣漢縣一個窮鄉僻壤的老山裏。因此，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那個我曾經留下腳印的地方，猶如一個女人一輩子也不會忘記她的第一個男人一樣。大巴山那個地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刻骨銘心地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永遠也抹不掉的烙印。

　　有件事相隔近四十年了，至今記憶猶新。1968年底，“文革”中風雨飄搖的林場徹底散夥，知青們自由組合，或三三兩兩，或單槍匹馬到本公社的各生產隊插隊落戶。1969年初，我和我們林場的知青唐忠勳到了新農公社六大隊離公社最遠隔芭蕉公社最近的一個生產隊――大田邊，插隊落戶了。那裏山高樹多，田土貧瘠，年終分配自然也不理想。於是我們望著那片綠油油的山林，突發奇想，將一棵杉樹，在24小時之內，就把它變成了一挑糞桶。

　　誰沒有見過木製的水桶、糞桶一類的東西？然而真正見過木桶的半成品的人卻不多，親手製作者，就更是寥寥無幾。而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知青當中，在那個插隊落戶的地方，特別是什麽條件都不具備的情況下，去懵懵懂懂地親手打桶者……更可謂是鳳毛麟角。也許是出於無聊吧，或者說年輕人精力充沛，對什麽事都覺得新奇的原因吧，那一天我們倆望著自己屋後那翠綠的青山，看著挺拔粗壯的杉樹，心中突然冒出了一個打桶的念頭。如果打得好，還能換成錢呢！要說木工這活路，也不太難，隻要有工具，腦袋瓜子靈活就行。以前我們在林場的時候，可以說百分之六七十的男生都會做木工活，而且根本就不用拜師傅，掄起鋸子會鋸，拿著推刨會推，做出來的家具中看還耐用。至於把杉樹做成水桶，應該說這是一個新奇的想法，但越是新奇，就越有著強大的吸引力。於是乎說幹就幹，並且立即開始選樹了。我們三步兩步就到了杉樹林，其實離我房子最近的一棵杉樹……也隻有十米至二十米遠的距離。我們相中後經過商量，決定晚上出來把它偷回家。白天也不是不敢偷，隻是擔心影響不好，晚上似乎要好一些，這樣至少可以避免公開地站在農民的對立麵，避免擴大知青和農民之間的矛盾。

　　天黑了，我們等待著。眼看著農戶家木格子小窗透出來的微弱燈光一個一個地都熄滅了，我倆拿起了斧頭和鋸子，很快就來到了白天選好的樹下。周圍的茅草將手臂都割出血了，然而我們卻一點也不在乎，蹲下來就開始拉鋸。我倆一人蹲在一邊，拉鋸時的膽怯與興奮，再加上對成功的期望值的不斷增加，方方麵麵的因素糅合在一起，心裏麵竟然像蜜一樣的甜！沒有這種經曆的人，體會不出來。

　　有人會問：當知青就是上山下鄉插隊落戶，參加農業勞動，這是“文革”期間毛主席定下來的調子，是任何人都不敢違背的最高指示。勞動就勞動唄，你打桶幹啥？這話問到了本質。試想一下，一個十七八歲二十掛零的青年人，正處於朝氣勃勃、充滿生機的年齡，逼他下農村，他能規規矩矩地聽你的話嗎？笑話！思想活躍，富於幻想，不安於現狀，且心裏“冒包”的人，他啥事都幹得出來！更何況打桶又不違背毛澤東思想！

　　我倆麵對麵，你把鋸子拉過去，我又把鋸子拉回來。腦子裏想的就是打好了桶，趕場天就可以去把它換成錢。說實話，如果有錢的話，在農村生活應該說是很滋潤的。沒有錢，生活會很艱難，就會受苦受罪。我們倆屬於既沒有錢又不願意受苦的那種人，打桶賣，實際上就是想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而已。因為我和老唐從林場到了生產隊以來，有許多日子都沒有沾上油花花兒了。突然想到了毛主席的“造反有理”、“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偉大教導，造他生產隊走資派的反！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給我們撐腰，怕啥？對，創造條件，砍生產隊的樹打桶賣！

　　我認為鋸樹的鋸末是沒用的，可是老唐卻說有用，把它拿回去，後來果真用上了……

　　啥也看不清的黑夜裏，漸漸地，隨著我們的汗水不斷增多，那鋸子也拉不動了。

　　因為被鋸開的鋸縫濕漉漉的，把鋸子夾得很緊，沒辦法再鋸下去了。於是我們倆站起來，兩人用四隻手合力地推樹，隻聽“哢嚓”一聲脆響，樹倒下來了。那聲音在寂靜的夜空中，像是天上打的大炸雷，挺嚇人的，特別是那響聲在深深的山穀裏回蕩，讓人害怕。這時我們注意到個別農戶的木格窗子亮了，農民們的美夢被驚醒了。此時此刻，我們倆可不管那麽多，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把那棵大杉樹拖到了家門口。我比了一下，從樹根到樹梢的長度，足足比我們的吊腳樓還要高，比我的三間房連起來還要長！要將它放在屋子裏是不可能了。那麽藏在哪裏呢？於是我們倆一不做，二不休，幹脆剔除枝葉，鋸成樹段。杉樹葉堅硬而鋒利，像是錐子一樣刺人，稍不小心手就會被刺破出血。

　　這時，我們又想起了毛主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發揚連續作戰的革命精神”的偉大教導。看起來我們挺樂觀，實際上隻有我們自己心裏才明白，那叫苦中作樂。這都是當時社會給逼的，毛澤東思想也是當時社會給強行灌輸的，無論做任何事都從裏麵找依據，當然也包括偷樹在內，它倒真的放之四海而皆準了。

　　我們的床下堆滿了杉樹段，可是還早著呢，門外麵還有堆積如山的樹段，到底將它們放在哪裏呢？思來想去，唯一的辦法，隻有把它們放在屋子裏。清理完戰場時，已經是午夜時分了。在那個年代，既沒有電燈，更沒有電視，照明全靠煤油燈，連喝稀飯都困難的人，誰又願意點燈熬油白費錢！我們本想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偷一棵大樹，悄悄地打成桶。哪知那炸雷樣的聲音，像是故意在對外宣稱：樹就是我們知青偷的。不知老唐那時的感受如何，反正我那時有種受譴責的難堪，決定僅此一次，今後無論如何也不會再打桶了。

　　第二天早晨我被一陣敲門聲驚醒了，伸個懶腰，起來一看，太陽已經有一竹竿高了。門一開，隻見一個頭上裹著白帕子的男人，站在我的門口。定睛一看，原來是生產隊長伍世定。

　　“社員們反映說是你們昨晚偷了隊上的杉樹。”他的表情嚴肅，態度生硬。

　　“沒有的事！我們偷樹幹啥？”我抵賴，並強詞奪理地狡辯。實際上，我的心裏像是被蠍子螫了似的難受。

　　“看你們門前的杉樹枝葉，不是明擺著的嗎？”他邊說邊進了我的屋子裏。堆積如山的杉樹段特別刺眼，其實把它們放在外麵並不起眼。隊長看著說：“要燒火煮飯的話，去砍那些個雜樹嘛，燒啥不能煮飯？像這樣成材的樹，當柴火燒了多可惜喲！”

　　“是。下回不了。”我知道自己理屈，抵賴是沒有用的。心想還好，隊長的話為我們偷樹找到了一個“正當”的理由。

　　隊長走了，他出門時又回頭看了看後山。順著他的目光望去，嗨，我們拖樹時留下的擦痕特別刺眼，本來翠綠的山坡，被杉樹鋒銳的枝葉犁出了深深的溝槽。新鮮的黃泥巴在茵茵綠草中格外醒目，這時尤其紮眼，難怪隊長順藤摸瓜找到我這兒。

　　隊長走了，我和唐忠勳就光明正大地開始打桶了。我把樹段豎起來，兩手緊握菜刀的手柄，將鋒刃對著樹段的中央，老唐用開山斧砸向刀背，樹段被一劈兩半。

　　依此類推，我們順理成章地，很快就劈了一壩子厚度在一厘米左右的木板。杉樹木紋非常直，它不會亂七八糟地裂開，剖麵也很光滑，幾乎跟刨床刨出來的一樣……老唐拿出一個工具，就是兩塊木尺，合在一起，其中一頭可以自由拉開，而另一頭則被固定，實際上是變相的圓規，我們叫它圓卡尺。用時先定好木桶的半徑……卡尺卡木板的兩邊，要把木板的兩邊刨成斜麵，並且與卡尺麵緊貼才行。我忙著把寬板改窄，不寬不窄的板材，才不至於造成浪費。

　　“一隻桶需要多長的板料？你有什麽辦法算出來？”他一邊把木板一塊一塊地擺放在長凳子上，一邊抬起頭問我。其實我知道他是在考我，因為他是高中生，比我多讀了三年的書。

　　“直徑的3.1416.”我一口就說出來了，這是幾何學裏的知識。“把直徑定好再乘以3.1416不就是打桶所需用的木板的長度了嗎？”

　　接下來，還要在杉板的斜邊上鑽孔，並且打進削好的竹釘，才能鑲好桶板。他推板，我鑲桶板，兩個人分工協作，程序一點不亂。

　　鑲桶板是將桶的木板合攏來，如此則一個類似圓的多角形桶便做成了，這就是糞桶的半成品。再用內圓刨把裏麵刨圓，用推刨將外麵的棱角刨去，圓桶便基本成型。再用劃好的篾條盤成兩個圓箍，套在它的身上，還要做圓底放進去。這下鋸末派上用場了，它的作用是塞縫。第一隻桶做出來以後，成功的喜悅暫時趕走了下鄉插隊的沮喪，心裏高興得不得了！偷樹的恥辱，早就被忘得一幹二淨。我們兩個外行一天下來，可以做成一挑糞桶。

　　趕場天，我們每人擔上兩挑親手做成的糞桶上街去賣。我們插隊的所在地叫涼風埡，雖然屬於宣漢縣管，但實際上它離開江縣的天師館比較近。那兒趕場的日子是逢三六九日，我們兩個知青在場口和農民們並排站在一起，把親手打的糞桶擺在自己的麵前。很長一排，全是賣木貨的，有賣水桶的、糞桶的，有賣鋤把、賣扁擔的，五花八門，應有盡有。我們那是第一次出賣自己的產品，來來往往的農民用奇異的目光盯著我們。

　　也有人來問價，“五元一挑。”我們回答說。其實說心裏話，並不知道它的實際價值，因為其他農民賣五元的緣故，我們也跟著喊。比較了一下，我們的質量並不比他們的差。

　　“三元。”有農民真的想買，這個價格一喊出來，圍觀的農民向著我們笑。他們一是覺得新奇，知青中居然也有會做木匠活的，二是猜測和等待著，看我們究竟會不會吃價格的虧。

　　“三元就三元。”我們有點想賣了。材料又沒有去成本，怕啥？剛才那個木匠的糞桶才賣了四元呢，何況人家是自己的料，而且還是幹的杉料做的呢！在當時來說，三元應該是一筆可觀的數字了，生產隊裏每天出工的農民，一年下來，也才分二三十元錢呢！“三元五，買不買？”

　　成交了。我和老唐每人分得七元，這是我們下生產隊以後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掙錢。

　　我們把錢揣在兜裏，大搖大擺地進了場口的一家飯館。“來一份燒白，二角五，一兩小酒，一角。再加上飯和豆花，算起來總共五角五分。”我叫道：“一人一份！”這是我們下農村以後，五年來第一次下飯館這樣瀟灑！就在這一刹那，初中語文課本中的孔乙己宣布“這回是現錢”時那副得意的神情掠過我的腦際。

　　我們兩個吃得滿嘴油亮油亮的，心裏那個舒展勁兒就別提了。

　　回去的路上，興奮被漸漸地冷卻，冷靜占了上風以後，我仿佛又一次看到了隊長伍世定站在我的麵前，用他那雙責備痛心而又無奈的眼神盯住我。

　　一陣莫名的恐懼襲來，由不得一陣心酸，剛才所有的喜悅，重新又被無邊無際的痛苦吞噬了。究竟哪年哪月才能熬出頭？且不說回重慶，今生無論如何總該有一份自己喜歡的職業吧！我又一次陷入了深思，心中充滿了惆悵。

　　作者簡介

　　李煒，男，漢族，1946年4月1日生。1961年畢業於重慶市楊家坪初級中學。1965年5月上山下鄉到宣漢縣天生區新農公社林場。1972年回城，在重慶織布廠職工醫院工作。現退休，自己開業行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