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下卷）

3、流年往事

　　黃曉龍

　　這座城市已不屬於我

　　1963年8月中旬，一個陰霾的早晨，從兩三個絕望難眠的日夜中平靜下來的我，以一種近乎“壯士一去兮不複返”般的斷決和平靜，隨同120個赴大竹雲霧山茶場的知青，登上了軍車。沒有日後為知青送行時誇張喜氣的鑼鼓，沒有寫滿豪言壯語的橫幅標語，甚至沒有親人送別時千叮萬囑、難分難舍、悲悲切切。在一種近乎淒涼肅殺的氣氛中緩緩駛離重慶兩路口公寓，開始了我們這批知青長達數十年之久、充滿苦難與抗爭、迷茫與求索、彷徨與追求、放棄與堅守的人生之旅。

　　知青們有的懷揣少男少女的玫瑰色夢想，以為前麵將像電影、歌舞中那樣，是一片充滿陽光、花香、希望、愛情、友誼的樂土；有的背負先天的罪孽，以為真誠和汗水可以洗淨身上的剝削階級烙印；有的信以為真地以為，那真的是一片施展才能、抱負、實現理想的廣闊天地……而我則不同：剛剛才將戶口從水產校和長壽湖漁場辦回重慶。在這座階級鬥爭之弦越繃越緊的城市，在三個右派親人的家庭裏，在政治運動中屢被觸及、已成驚弓之鳥的母親和姐姐眼中，我這個被長壽湖農場黨委點名稱為“被右派拉過去了的小青年”，並且拒絕同右派斷絕往來的兒子、弟弟，是隨時可能給家庭招來滅頂之災的“禍根”。處於驚恐中無可奈何的親人，隻能用令人心酸的沉默明確地告訴我：這個曾經溫暖幸福的家，已容不得我繼續待在重慶從容地尋找一個滿意的工作了……

　　我已明白：這座熟悉親切的、曾將做人的要義、人生的價值植進了我血液的城市……此時已沒有我的容身之地。她不屬於我。除了去到比長壽湖更遠的農場，我別無選擇。

　　我是1959年考入重慶水產校的首批學生，曾在饑餓和迷茫中完整地經曆了那場“三年自然災害”。我曾親眼目睹過剛剛還在校門前踽踽而行的農民，像電影裏的慢鏡頭一樣，突然緩緩屈膝、倒下斷氣的可怕過程；也無奈地體味過領導一兩一個的饅頭竟比學生二兩一個還大――解釋為“領導的饅頭發得泡一些”的黑色幽默……更領味過僅僅因為無意中發了一句“這個垮杆學校”的牢騷，被校領導斥為“攻擊三麵紅旗”，邏輯推理為：水產校是大躍進的產物，攻擊水產校就是攻擊三麵紅旗。也許更可能是階級出身的緣故（除十幾名農村同學外，幾乎所有來自重慶的同學家庭出身都有問題）盡管我的成績一直在班上數一數二，但1961年夏季學校壓縮時，我竟成為了“暫時休學”的17名學生之一，並被安排在長壽湖勞動，等待複學。

　　那時的長壽湖依然沿用著幾千年前的工具和方式從事著效率低下的勞動，我最初所在的捕魚隊更是如此。在縱橫兩百多裏近千個灣岔的湖上，在冬日的雨雪霜霧和夏日的烈日暴雨中，僅僅憑借技巧和體力，或者兩三隻，或者形單影隻的一艘“雙飛燕”（一人劃兩槳的捕魚船）從事著方式原始所獲菲薄的勞動。在這近乎於原始狀態的水天之間，我接受到另外一種不合時宜的教育和熏陶。晚炊之後……三五隻“雙飛燕”係在一起，在水天澄澈的月影星輝下，“縱一葦之所如，淩萬頃之茫然”，在浩渺空闊“馮虛禦風”般的飄飄然中，聽老捕魚隊員講那些“大右派”的軼事。長壽湖漁場的右派分子包括張文澄、李南力、陳孟汀、陸光鐵……孫靜軒、呂琳這些當年的富家子弟，他們曾滿懷社會理想和革命熱情，為建立新中國建立過卓越的甚至傳奇般的功勳，這些解放後的高級幹部、詩人、藝術家……自始至終不承認“錯誤”，是不折不扣的“死硬右派”。他們麵對苦難和逆境時所持有的堅貞，他們始終保持著人格尊嚴的堅定從容，使我們這些年輕人不禁從心底升起強烈的尊崇和向往。畢竟“富貴不淫，貧賤不移”是一種很難達到的境界。他們傳教的那些《三套車》、《深深的海洋》、《茫茫大草原》中凝重的憂鬱與悲愴，使我們迷惘中漂泊的心，得到些許暫時的慰藉。

　　那時，對右派的“思想改造”，是將被改造者推到一般人很難承受的、接近生命消失邊沿，或生理心理承受極限，在令其喪失人格尊嚴、失去思考能力的狀況下進行的。至今隻要一想起長壽湖那段歲月，眼前就會曆曆在目地浮現出在獅子灘泥濘的公路上的情景：那些臉色灰暗、麵部浮腫，肩挎黃掛包，穿著開花棉襖，趿著沾滿泥漿的長統靴的右派分子，他們一邊走，一邊用大木勺貪婪地在臉盆般大的飯盆中舀著清似米湯的稀飯。

　　更忘不了那年參加農場的“雙搶”時，在工區辦公室門前，我站在水田中隔著七八根田坎，突然聽見工區主任錢正華（此人後被提拔為重慶市政府秘書長）大喝一聲：“給我打！”隻見幾個身著齊腰防水褲捕撈隊的彪形大漢圍攏過去，“劈劈啪啪”，腳踢拳擊加耳光把一個右派分子打翻在地。“我沒有裝病呀！我、我……”幾個壯漢將這個“裝病”的右派打得連連慘叫，最後沒有聲音了，我看見他們把已經沒有氣息的他從地上拖進了工區辦公室。我戰戰兢兢、目瞪口呆地看著這個改造右派思想的現場，半天回不過神來。後來聽說這個右派在同心島“病死”了。當時，右派要擺脫這種非人的待遇，除了“認罪”，除了認真改造，爭取早日“摘帽”回到“人民隊伍”之外，別無他途。其中“認罪”是最基本的前提。如果不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不承認“有罪”，就意味著自己和家人都將麵對漫長而無止境的非人境遇。

　　在和一些正直的老場員私下擺談中，我獲知多數右派獲罪的原因，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反黨，而是或因自恃清高開罪了領導同事，或因“木秀於林”，或因真誠地為黨整風，提過善意的意見被無限上綱，或幹脆就是平時不聽話而被冠以莫須有的罪名。總之，多是源於些私人間的恩怨糾葛，而非政治思想上的分歧。這些右派也不過是被某些處心積慮向上爬的品質敗壞者，於運動中順手當成了墊腳石而已。在水產校、長壽湖那些年我所見到的右派中，也不乏委靡不振、神情頹唐乃至猥瑣者。他們或者是擔憂罪加一等再牽聯家人而唯唯諾諾；或者為當年衝動失去自由、地位、名譽淪為“罪人”而低頭做人；或者為了表示悔罪而卑躬屈膝討好世人。盡管好多右派都是正直和飽學之士，但當時階級鬥爭“痛打落水狗”的社會氛圍卻使人們對他們罕有尊敬。

　　也許正是因為潛意識中的敬重和理解，使我對那些因言獲罪後還敢於對“自然災害”私下稱為“人禍”、“瞎話”的右派，油然地產生了一種信賴、親近感，並因此同一些性格開朗的右派們有了密切的交往。我從小就愛寫詩讀詩，成為一個有社會責任感、有影響的詩人，一直是我少年時代的夢想。當偶然認識大名鼎鼎的詩人孫靜軒，並忐忑不安地將幾首習作寄給他請教後，僅僅三天就收到熱情洋溢的回信。這個以《海洋抒情詩》在青年中頗具影響、在我眼中高不可攀的著名詩人，給了我極大的鼓勵和肯定。這對當年對前途深感迷惘的我，無疑是一道明亮的曙光。於是我開始拚命地閱讀宋詞，元曲，《古文觀止》和艾青、聶魯達。

　　普希金的詩，以充實自己。那些詩賦中美好動人的情感，那些博大精深、充滿睿智的思想、意境、迷人的文字，將我帶進了一個全新的世界。於是，打魚時默誦……念念有詞，休息時手不釋卷地沉醉於先賢們留下的思想文字中，且經常到深夜……這就引來那些一心想立功借以高升的人的注視。一位原水產校的總務老師，時任捕撈隊副大隊長，幾次看似偶然非常親熱地找我聊天，懵懂天真的我以為是老師的關心，竟將對詩的熱愛向往，對孫靜軒老師的崇敬和感激，似朋友般傾其告之。不久，這位我信任的老師，在捕撈隊的社教動員會上“補充兩句”時，竟聲色俱厲地說：“我們培養的是普通勞動者，不要精神貴族，更不允許喊右派為老師，這是階級立場的問題，大是大非的問題。”萬萬沒想到，幾次同這個“老師”的聊天竟使我差一點遭到滅頂之災。

　　不久，我被調到水研所，同畢業後在長壽湖等待分配的水產校的同學們一起，為即將展開的大規模草鰱魚人工繁殖作前期準備。不知是有意或無意，我的宿舍竟被單獨安排在右派學習班宿舍的外間。對此渾然未覺的我，依然保持著上班默誦詩賦名篇、晚上看書到深夜的習慣。並因近鄰之便，同一個名為聶雲嵐、前《民間文學》編委的右派作家結成了朋友加師生般的情誼。

　　1963年春，正當我為《雷鋒日記》大受感動時，一度暫緩的社教重新啟動。我突然被調去搞基建，幹重體力活。當我發現原來十分親密的同學突然有意和我疏遠時，方才知道又是水產校的那個“老師”在作祟。在即將降臨的災難前，盡管心中充滿憤怒、屈辱、不平，但個人又豈能與強大的政治抗衡。絕望惶恐中，為了躲避災難，經一個不知名的右派暗示，我以在水產校時腰椎受過傷舊病複發為由……每天交一份因病退職報告，不久就獲得場部人事科以“隻能自動離職”為條件的批準。並以派出所無人辦不了戶口為由，讓我先回重慶等待。

　　回到重慶後，我四處借來高中二、三年級的文、史、地、數和政治課本，複習備考。但直到五月上旬，長壽湖答應寄回的戶口卻杳無音訊。在重慶四十中學任音樂教師的母親著急了，隻身趕赴長壽湖，為我索要戶口。當得知我和右派交往密切、被黨委高度關注而氣急敗壞時，碰巧收到孫靜軒老師寄給我的信。在曆次政治運動中嚇成驚弓之鳥的母親，第二天下午就將大姐、四舅和全家兄妹召集在家中，召開緊急家庭會。先動之以情，曉之以利害，給我下達了最後通牒：必須馬上向長壽湖寫檢查和揭發，並交出孫老師的信，爭取主動把戶口要回來，並同時斷絕同右派的來往。如此，家裏可以全力支持我複習參考。如果不接受以上條件……家裏將拒絕接收我。

　　我清楚，如果回長壽湖不去“揭發”那些右派老師，必然會被打成反麵典型，我這個風雨中支離破碎的家庭，將有滅頂之災。但是，從小受的教育，又不允許我無中生有地按組織意圖去犧牲他人保全自己。更何況我敬重那些右派恩師，他們讓我在迷茫中看到希望，在苦難中有了追求。我堅信隻有心地坦蕩磊落，有追求……有膽識才可能成為真正的詩人。我以林哥哥、三舅、四伯被冤枉打成右派的事例說服他們，希望求得他們的同情。然而，在家庭的現實安全麵前，平時教育我們要堂堂正正做人的大人們，此時已顧不上那些於現實威脅毫無補益的道義原則……盡管他們對我的反駁無言以對，甚至麵有愧色，但無論怎樣都要我同右派老師們斷絕往來，並向長壽湖寫檢查和揭發。我堅不從命，以至僵持到不歡而散。自此開始，家裏的氣氛驟然緊張起來，焦慮驚恐的母親下班回家後，就是厲聲嗬斥……逼我就範，保全全家。由於長壽湖扣著戶口，在重慶沒有糧食定量，家中兄妹多，無法維持基本生活。我也“爭餓氣”，早上出門，深夜方才歸家睡覺。靠黃玨、嚴中和、武輝夏等朋友和聶雲嵐老師的接濟，幾天才能吃一頓飯或一個燒餅……在這樣有一頓沒一頓中堅持了近一個月，高考報名期一天天逼近，戶口還不見影。據從長壽湖回來的同事講，社教運動已經開始，在長壽湖的知青中，同右派交往密切的肖順偉、莫德仲，先後被冠以不同罪名被捕判刑，其中莫德仲險些被判死刑。在社教動員報告中，黨委負責人已將我稱為“被右派拉過去的小青年。”

　　……回去，不僅拿不到戶口，那些想將我做墊腳石的人，肯定不會給我“好果子。”

　　吃。正當惶惶不安、心存僥幸時，一直同情我的大弟弟偷偷告訴我，母親又去過一次長壽湖，仍沒拿到戶口。最後的稻草失去了，絕望怨憤中走投無路的我，一連幾天在儲奇門河邊呆望江流，以淚洗麵，幾次都想一死了之。然而我還年輕，生活才剛剛開始。

　　長壽湖不給我戶口，是想逼我回去當反麵典型，我不敢回去。我上午泡圖書館，下午就去聶老師家，或者探討欣賞唐詩宋詞、元曲，或者聽他講《基督山伯爵》……《撒克遜劫後英雄傳》、《玉嬌龍》等。至今我依然無怨無悔，當年我和右派老師的交往是值得的，雖然我這一生與金錢和權利無緣，那些人文思想對一個少年的啟蒙，卻使我受益終生，我的精神生活始終是充實和愉悅的。

　　我本想在重慶謀一份工作，繼續做我的文學夢。但母親知道我已被農場領導當成反麵典型，終日惶惶不安。我實在不忍心母親在驚恐焦慮中受煎熬，1963年8月初……適逢大竹雲霧茶場到街道辦事處招工，當時，階級鬥爭之弦越繃越緊的故鄉之城，曾經溫暖的家，已使我感到陰冷可怖，我沒有考慮太多就報了名。

　　時隔多年後，每當母親提起當年逼我重新下鄉的往事，一直愧疚不已。但在那段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的年月裏，一旦遇到相似情況到底又有多少人能夠免俗？畢竟……兩害相權取其輕，犧牲個別子女保全全家是唯一理智的選擇。

　　艱難求索中的迷惘和省悟

　　初到大竹，命運竟發生了戲劇般的變化。抵達雲霧茶場沒幾天，曾經被長壽湖打入“另冊”的我，竟出人意料地被任命為副大隊長。剛幹了一個月左右，還沒從以往的角色中轉過來，又被縣裏直接調至烏木漁場。幾天後又同漁場的其他三個知青一起，參加由省農業廳舉辦的水產技術幹部訓練班，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培訓。回到烏木漁場後，又受命在漁場的150個知青中挑選了三十多人，組建繁殖隊……任命我為隊長。隨後又代表漁場參加省漁場工作會。戲劇般地從危險人物轉變為被寄予希望和信任的骨幹，社會角色的巨大落差，使我竟以為真的到了大有作為的天地。雖然我並不喜歡水產，以我在水產校學習時的了解，淡水養殖最多是一門工藝而不是科學，但命運注定我要和水產相伴終生，致力於水產業的技術進步就是我的使命和責任，也是現實能夠給予我施展抱負，實現生命價值的唯一空間。

　　烏木水庫是一座擁有七千餘畝水麵的淺丘水庫，它像一方綠綢，蜿蜒飄逸在大巴山餘脈的東山腳下。煙雨晨昏中，黛青色的山影若隱若現，大壩一帶的十餘個小島，靜如處子，煥發出夢一般攝人心魄的美。朝暉夕陽下的浩渺煙波，浮耀著粼粼金光，令人通體都仿佛浴滿春風陽光。而當風雨大作時，那虎嘯龍吟般低沉的濤聲，使人遠在數裏之外也能感到血在沸騰。然而，風光再美畢竟不能當飯吃。

　　從1964年初到“文革”初的近三年時間，除草鰱魚繁殖季節的勞動強度稍低之外……挖土、挑土、打夯、抬石頭、下水拉魚苗，在令人發抖的淩晨冷雨中給親魚注射催情劑，都必須付出極大的體力消耗，每個人的飯量都大得驚人。每月15元到17元的工資，扣除夥食費後僅剩一兩元甚至幾角錢。買了必備的肥皂、郵票就可謂囊空如洗。這不僅使“煙P股”在吸煙的知青中成了稀缺資源，也使得數年間多數人都無力添置在勞動中不斷破損的衣服。那些年，從五月到國慶的數月期間……幾乎所有男知青無論上下班，都是青一色的赤腳赤膊，或穿漁場統一下發的勞保褲。冬季則大多是開花棉襖加破褲和露出大腳趾的破膠鞋。每次休息進城，饑腸轆轆地算計著包裏僅有的幾角錢，能買幾碗僅有鹽醋的小麵充饑。如果哪個月要買一本心儀已久的好書，就必須這個月不買郵票，不買煙抽。盡管生活如此艱苦清貧，工資如此菲薄，勞動方式如此原始，但在我們的汗水中，卻硬是出現了一座初具規模、功能齊全的中型漁場。分布在場部和三個捕撈點上的十餘棟辦公室、宿舍和食堂；三十餘艘用原木改成木板，然後一錘一斧打製的“雙飛燕”；足以在全庫進行攔、趕、張、刺大型捕撈作業的近百副三層刺網和張網；土石方工程量上萬立方的全套草鰱魚人工繁殖設施，都出自於我們始而布滿血皰、隨之磨成老繭的手中。其中，達縣地區第一副三層刺網、第一副張網、第一批人工繁殖的鰱鱅魚苗、水庫捕撈的最高網次單量，都是由我們創造。作為漁場當時的技術責任人，更是我在那段生活的泥沼中，背負精神和物質的雙重十字架，於苦苦求索中所創造的值得驕傲的物化的自我。

　　時隔四十多年後，盡管社會環境、生活水準、勞動條件同當年相比已是天上人間……但隻要想起當年那些歲月就會激動不已。不僅僅因為那些逝去的青春，那些被沉沒在荒山野水間的歲月。更多的是出於對年輕時為理想信仰而燃燒的創造熱情的留戀；出於對那段在艱難中單純、真誠、樂觀向上的人生姿態的眷戀；出於為當年那段不甘沉淪和平庸，在苦難和不公前奮起抗爭的人生曆程而驕傲。不管現在是成功或平庸，畢竟我們奮鬥過。

　　那些年，幾乎每周都有一兩次“晚間音樂會”。用一排搪瓷碗倒上水，調成音階……用筷子敲出旋律，加上笛子和敲門聲的伴奏，我們興之所至，全身心投入，一遍又一遍地唱著《我們走在大路上》、《我是一個兵》、《人民海軍向前進》和《共青團之歌》、《在烏克蘭原野》、《學習雷鋒好榜樣》，直唱得熱血沸騰。

　　身心飛揚。忘掉了明天飯票就會用完，忘了明天又將踏著結滿嚴霜的泥漿，用布滿血口的雙手去挖土、打夯、築壩。忘記了有人會關注著我的一舉一動隨時準備打小報告。在那些令人熱血噴張的旋律和節奏中，我們隨時都感到肩上有一種莊嚴的責任和使命。正是這種近乎神聖的內心感受，支撐著我們跌跌撞撞地走過了那段苦難的青春。現在想來，在遠離城市和文化中心的山區農村，在政治陰影若隱若現盤桓於頭頂之上，天天重複著日出而作、日沒而息的單調生活中，唱歌。

　　拉琴、讀書、寫筆記、寫詩，是當年的知青們不至於在平庸的生活中陷入麻木。

　　冷漠和短視，不至於失去青春、朝氣、敏銳、熱情、理想和希望，不至於使單調的生活變得像破抹布般猥瑣暗淡和酸腐的唯一亮色。盡管事隔四十多年，那些年所曆經的幾次屈辱，令我至今都難以忘懷。

　　1964年9月之前，水庫捕魚一直是用一種名為“刮網”的原始網具，效率極低。運氣好，二三十人一晚可以捕得三四百斤，運氣差則隻有幾十斤。對此，我一直想將一種名為三層刺網的新型網具引進漁場，以提高捕魚效率。恰好七月中，省農業廳寄來一封附有尼龍線樣品的產品征訂信。在我一再請求下，場裏通過郵局購進了18公斤，並同意由我利用業餘時間指導網具隊裝配成三層刺網。但當時我對這種網的縮結係數尚不甚清楚。問長壽湖、省農業廳，都對此諱莫如深，三緘其口。隻好在裝了拆、拆了裝的反複試驗中測算。為了盡快拿出樣品，一連七八天……傍晚下班吃完飯後就到網具隊裝網，一直幹到晚上十一二點，天天如此，雙手被尼龍線勒出了十幾條血口。而白天還得照樣在繁殖隊從事體力消耗極大的勞動……一天傍晚，正當我在大壩上趁著落日的餘暉，按照最終測算的縮結係數裝網時……不知聽了誰的小報告，漁場的最高領導熊書記怒氣衝衝趕到網前，叉腰怒目，不問緣由，劈頭就是一頓大罵：“黃曉龍，你日天冒鼓，天上知一半，地下全曉得，把恁個貴的尼龍線弄爛了，搞不好，小心老子把你送進雞圈！”說完根本不聽解釋，不聽辯白就揚長而去。在場的幾個網具隊女知青見狀，都悄悄丟下網走開了。隻留下我一個人，咬牙強忍著屈辱的怒火，任尼龍線在本已布滿血口的手上勒出新的傷口，發瘋般地裝著網。幾天後，這副網一下水，兩個人一隻船，三小時就捕得900多斤魚。熊書記招待我吃小麵以示表彰，這個心地善良、脾氣暴躁沒有文化，但又頗有心計的農村漢子，對前幾天為何突然冒出“雞圈”一詞卻避而不談。無論我怎樣試探，總是三緘其口。而此前，我已得知，我在長壽湖的一個名為肖順偉的朋友，響應黨委號召搞技術革新，無意中毀壞了幾個平方米的香葉苗，竟被冠以破壞生產的罪名送勞教。這場有驚無險的曆險，令我在慶幸、後怕之餘，更有一種難言的悲涼。為何真誠的奉獻、探索明明有利於提高勞動效率發展生產，卻要冒如此巨大的風險。不是先進的生產關係和政治製度應該有利於生產力的提高嗎？

　　1965年7月，經過兩個多月的努力，鰱鱅魚人工繁殖終於首次成功，孵出數百萬尾魚苗。在這兩個月中，作為技術負責人和繁殖隊長，為了解決繁殖生產中隨時可能出現的問題，可謂全身心投入，自己都記不清經曆過多少不曾合眼的日夜。而在此之前，又曾有過多少次失敗挫折之後痛苦難眠、苦苦思考、總結、探求的日夜。我根本沒有奢望過入黨、提幹、當先進之類的好事，甚至也沒想過要證明什麽，隻是憑著自己的責任感，憑著應當無愧無悔地度過一生的信念和追求，為實現將漁場建成達縣地區最大的“活魚庫”的願望不斷努力。除了在取得成績後有一種滿足，覺得自己是一個社會所需要、於社會有益的人，並隱隱為之驕傲之外……沒有更多的想法，更遑論當先進、入黨、提幹之類的願望。我知道，我的出身和在長壽湖的經曆注定了這一切都沒有可能。同時，從漁場那些黨員身上，也罕見“先鋒隊”的形象，很難在精神上對我產生足夠的向往和引力。

　　當月中旬，一場暴雨將繁殖隊七號池的防洪壩衝塌了大半，危及到池內的近百尾親魚，其修複工作量達數百立方。經長達兩個月在鰱鱅魚人工繁殖中的晝夜奔忙……早已疲乏不堪的我，麵臨著本不該發生的無效勞動，僅僅抱怨了幾句當初熊書記沒聽從我力主用水泥砂漿和條石護坡的建議方才導致這種勞民傷財後果的牢騷……不知又被誰打了小報告。不到20分鍾，背著手板著臉的熊書記來到現場，臉上板筋暴突地對我一通“日天死衝”的大罵，隨之宣布了對我暫時停職檢查、帶隊上山燒石灰的組織決定。盡管心裏頗為憤怒不平，我還是平靜地接受了這一決定……畢竟這種處處被人監視打小報告，又必須處處帶頭，且得時常替人擦P股還不得有怨言的日子已令我心力交瘁，不堪忍受。

　　燒石灰的土窯是在一座名為獅子峰的石灰岩質的孤峰腳下，在其近於垂直的峰腳……是一條水清得發藍的小溪，其對麵就是石灰窯，距漁場有8裏水路加18裏山路。

　　每天從場部登船，劃船一小時，上岸後走6裏山路，到達一座小煤窯後，再每人裝上120斤煤炭，氣喘如牛般地經12裏僅能容一個人通過的陡峭山路方能到窯邊。每天早上六點半出發，抵達石灰窯多在11點之後，出發時所帶的三四個二兩一個的饅頭或窩窩頭，早已被肚皮大得像無底洞般的我們，一路上就著涼水吃光。此時再由幾個人將昨天就點火燒熟的石灰撤出窯膛，另外幾個人則從獅子峰後側爬上山頂，用粗麻索捆在腰間，下墜到位於半山間一個幾平方米的突出平台上，打炮眼，裝炸藥。點火後必須在幾分鍾內沿著麻繩迅速攀到山頂，躲在一方大石頭後……等炮響過再重新下吊到半山，將炸開的石頭用鋼釺撬下山底。然後再碎礦，洗煤，裝窯，點火。結束後每人再挑170斤石灰下山，登船。到達場部後多已在傍晚六點前後。此時，每個人都已是饑腸雷鳴、精疲力竭、癱軟如泥了。但還得掙紮著將石灰挑到六七百米之外的魚池工地。

　　1966年前夕，場領導終於找我談話，稱我已通過了組織考驗，隨之恢複了我的工資和隊長職務。大約一兩天後，地區和縣科委來人，召集我和繁殖隊其他幾人開會，稱繁殖隊已被縣裏評為群眾科研先進集體，希望我們報一份材料，以便出席三月在地區召開的科技工作表彰會。當時在場的熊書記立即指定由我起草材料並出席會議。但當會議召開前，卻悄悄指派了另一根正苗紅的青年出席。當時強調階級路線、政治掛帥，官僚耍特權，隻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

　　1966年元旦前一個上午，熊書記突然派人將我從魚池叫到辦公室，稱縣委辦公室要漁場在兩小時內，不惜一切代價送一條20斤以上的大草魚去招待所。而當時漁場20斤以上的魚隻有七號池那尾。那尾親魚，是繁殖隊唯一有把握在當年成熟產卵的雌草魚，一旦順利產卵孵化當有近百萬魚苗，價值好幾千元。我要通了縣委辦公室電話，剛說了幾句，就被一陣淩厲霸氣的訓斥喝斷，對方稱：“你是哪個……你有什麽權力和我說這些？這是政治任務，不執行就是政治事故。叫你的領導來，你沒有資格和我說。”轟得我好一陣都回不過神來。熊書記唯唯諾諾地聽完對方的訓斥，隻得安排我們下魚池捕魚。當時七號池水深兩米多，放淺池水根本來不及，隻好由我和張衛國兩人赤膊下水。在水溫僅七度針刺般的冰水中，在七八個人的配合下，拉了兩個網次，用了四十多分鍾才將那條草魚捕獲。而我們兩人卻凍得全身僵直，連手腳都不聽使喚，不得不由幾人半抬半背地送回宿舍，在三四床棉被下整整抖了兩三個小時。事後，從縣農業局一幹部口中，我們才知道這條其潛在價值每年高達數千元被賦予了政治任務的草魚，是為了招待一位過路的楊姓省委副書記。我曾於1963年底，聽過這位頗有水平的楊書記的報告。後來……領導、造反派頭子等來漁場要吃魚的事情就經常發生了。

　　1965年初繁殖隊一個瘦小的名為趙永富的知青，在修建溢洪道抬石頭時被砸傷右腳，一小時後就紅腫到踝骨，按慣例回寢室休息。第二天上午熊書記突然找到我……聲色俱厲地責問我憑什麽同意趙永富休息，並嚴令馬上將他叫回工地勞動，走不動爬也要爬到工地。不明就裏的我還沒來得及問清到底是為什麽，滿臉怒氣的他已轉身走開。中午休息時，我頗有些不忍地向趙永富轉達了熊書記的意思，問他是怎麽回事，趙永富竟哭了起來。據他講，是因他遠在蠶桑隊的女友黃昭芸，於他受傷後的當天下午，未經隊長批準就離隊趕到場部探望，引來熊的大怒。當時漁場曾三令五申不準戀愛，所有知青間的戀愛都在地下進行，盡管我和他住在同一寢室，也是此時才得知他倆的關係。此時趙永富的右腳已腫到小腿，令人實在不忍，本準備硬頂著讓他繼續休息，但趙永富竟不顧我一再勸阻，硬是先單腳跳著，後來又是爬著去找熊書記。據趙事後講，熊書記當時正在吃飯，聽了他的講述後根本沒有任何反應。最後他甚至向熊跪下，而熊竟砰地將門狠狠關上。自此，每當趙永富講起這事，總是咬牙切齒眼噴怒火，一再聲稱“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果然，1967年4月，趙永富借口清查“黑材料”，將熊書記報以一頓毒打，令其在病床上躺了近一個月。1970年清隊時，熊則借口趙永富有投機倒把嫌疑，組織“群專隊”對趙永富白天大會批鬥，晚上輪番審問，迫使其交待問題，一連折磨了四天。以為再無生路的趙永富，在第四天中午，掙脫“群專”看守，高呼著“他們搞逼、供、信”，從十幾米高的右幹渠閘門上跳水自殺，丟下每月隻有22元工資的新寡黃昭芸，和兩個一歲兩歲的孩子，獨自麵對今後漫長艱難的歲月……記得趙永富入殮時，盡管“革委會”專門為此召開全場大會，稱趙的死係畏罪自殺，一再強調不準參加他的葬禮，但仍有數十個男女知青默默地佇立兩邊為他送行。見到這些眼含淚水滿臉悲憤的知青，熊和那幾個“群專隊”的打手沒敢出來製止。

　　1965年初，張敦信（人稱張眼鏡）在重慶的愛人生孩子，接到電報後三次請假均未獲準，他就自行跑回了重慶。結果被漁場派人到重慶，請當地派出所協助，將他從家裏強行帶回漁場，並在回場當晚就召開了批判會，宣布撤銷他永興捕魚隊副隊長的職務，安排在繁殖隊勞動。幾個月後，心頭頗為不服的他，借一次喝醉酒，指著熊書記大罵：“姓熊的，你一個小學都沒畢業的小人，既無能又無德，憑啥子整我？”酒醒後已近晚上9點，熊還是馬上召開批判會，將張敦信宣布為內部管製。當時很多知青都頗為不服，其中一個名為蔡慶華的大齡“社青”，非常聰明地引用了那段“沒有落後的群眾，隻有落後的領導”的著名語錄表示反對，結果又被狠批了一頓。

　　“文革”開始，烏木漁場和大竹縣你鬥我來我鬥你、我登台來你下場，更是令人眼花繚亂，朋友們多有敘述，我就不累贅了。

　　作者簡介

　　黃曉龍，重慶市人，1943年出生。1959年考入重慶水產學校，同年被“壓縮”到長壽湖漁場參加勞動。1963年8月上山下鄉到達縣專區大竹縣烏木漁場當知青，後調重慶市農業部門工作，高級農藝師。現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