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下卷）

6、人猴之間

　　盧曉蓉

　　偶然翻看《漢語成語詞典》，查“殺雞儆猴”這個成語的含義，上麵沒作具體解釋，隻是引用了《官場現形記》第五十三回的一段文字作了間接說明：“俗話說得好，叫做‘殺雞駭猴’，拿雞子宰了，那猴兒自然害怕。”但凡我們這些經曆過的人，或被儆戒過的猴，對此類意思，想必都有切身體驗。

　　40年前，我第一次去北京。在火車上搖搖晃晃硬坐了兩天兩夜之後，來到了河北地界。這時，廣播裏突然傳來震耳欲聾的吼叫：“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革命就跟著毛主席，不革命就滾他媽的蛋”，還配合著“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的樂曲，似乎有大事要發生。接著就聽見播音員鄭重宣布首都紅衛兵司令部的通知，勒令車上的“黑五類”分子及其“狗崽子”必須在火車進入北京城之前下車，以保障首都的純潔安全。

　　不一會兒，隻見十來個戴著“紅衛兵”袖章的革命小將，推搡著一個被揪出來的女人，從另一節車廂擠進了我所在的車廂。女人約莫四十來歲，原先的短發被剪成了陰陽頭，身上的衣服也被扯爛。幸好是深秋天氣，裏麵的衣衫尚未撕破，還能蔽體。脖子上掛著一個箱子，記不得是皮的還是紙的，裏麵裝滿了亂七八糟的物品，還有女人的內衣什麽的。押解女人的紅衛兵用話筒向旅客們喊話，說她是地主家庭出身，卻想蒙混過關，現在被革命群眾揪了出來，這就是隱瞞成分不滾蛋者的下場。還說她箱子裏竟藏有罐頭，這不是地主過的日子是什麽！那女人舉止斯文，像個知識分子。此時蒼白著臉，低垂著頭，在車廂裏跌跌撞撞地前行。

　　紅衛兵這樣做，顯然是為了落實“勒令”而“殺雞給猴看”。圍觀的群眾有的興奮莫名，有的推波助瀾，有的害怕，有的漠然，卻沒有一個人上前製止。那是1966年10月，我受所在社辦茶場知青們的委托，到北京上訪。

　　盡管此後我還在各種不同場合見過這樣的場麵，有的甚至更嚇人，但這一次的印象卻特別深刻，幾乎成了我對那個時代的標誌性記憶，原因在於我當時就是一隻隱藏在旅客中觀看殺“雞”的“猴”。我所在的位於大巴山深處的社辦林、茶場……主要就是用來安置那些被重慶市各級學校不予錄取的“黑五類”分子子女的，盡管這樣的“分子”絕大多數的帽子都是錯戴的，但當時離平反昭雪還有一段天涯路。社辦場興建於1964年。兩年後“文革”爆發。我們以為有了機會申訴我們所遭遇的不公，於是滿懷希望想去北京討個說法。沒想到剛上路就遭遇了上麵那一幕。我躲藏在圍觀的人群中，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就像自己做了什麽虧心事似的忐忑不安。在前麵臨近的車站下車吧，知青們交給我的任務還沒完成，回去如何交代；繼續待下去吧，又擔心露出猴子“尾巴”，步那位地主子女的後塵。雖然我最後還是成功隱瞞身份，混在旅客中到達了目的地……但第一次近距離親臨殺“雞”現場的恐懼、矛盾和無奈，從此便像緊箍咒似的……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開局既然如此不利，上訪的結果也就可想而知。

　　又過了兩年，社辦林、茶場受到“文革”洪流的衝擊而自動瓦解。我們卻沒有因此而獲得回城的機會，而是和其他大批新知青一樣，被安排到當地農村插隊落戶……當時地處偏遠山鄉的農民對我們的身份比較陌生，最普遍的認識是“毛主席派來的客人”。所以，我們不僅享有和貧下中農一樣的勞動工分，一樣的糧食分配……一樣可以參加“早請示，晚匯報”，隊裏有些稱斤記賬又輕鬆的活路，還常常讓我們去做，因為我們“有文化，而且信得過”。這樣的平等待遇，不僅對於農村的“分子”及其子女來說是非分之想，就是對於上學時期的我們來說，也屬於“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之類的白日夢。那時的界限是分得很清的：上課，出身好的坐前邊，我們坐後邊；老師開“小灶”，他們在裏邊，我們在外邊；考試，他們開卷，我們閉卷；畢業，他們上大學，我們下農村。故此，插隊落戶的日子雖苦，我們卻如釋重負。

　　不料有一天，在地裏幹活的時候，隊長的老婆突然湊到我耳朵跟前問我：“你們城裏的資本家和我們農村的地主有什麽不同？”我一時語塞，繼而臉紅得像猴子P股。看來她已聽到了我祖父是資本家的傳聞，畢竟我的履曆表總是這樣填寫的……麵對這樣一個目不識丁的女人，要回答這個社會發展史學上的問題本來就很難……加上我祖父並非資本家，他自己沒錢，隻不過是利用社會集資為社會做了許多事情，即使按照《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所欽定的標準，他也絕對戴不上“資本家”這頂帽子。可是這樣去對她解釋，隻會越攪越亂，落得個“此地無銀三百兩”的下場。她見我麵有難色，口張不開，就岔開了話題，不再追問。我卻從此心裏明白：“緊箍咒”還在頭上懸著哪，尾巴還得夾緊才是。

　　我們隊裏有兩戶地主一戶富農――嚴格說來是地主、富農的老婆和子女――因為當家的早都死了，由老婆和子女繼承他們的剝削階級成分，這樣生產隊也就有了儆猴的“雞”。但因為我們的隊長比較務實，向來認為“多生產點糧食比開那些莫名堂的會強”，所以這些“雞”隻是關在“籠子”裏，沒有試過“刀”。但是鄰近那些沒有“雞”的生產隊，卻要到我們生產隊來借。隊長老實，不敢不借。三戶“分子”中，有一家是獨子，還當過幾天鄉村教師，在清理階級隊伍時被掃地出門，回鄉務農，但“臭老九”的眼鏡還始終架在鼻梁上；另一家是獨女，三十多歲了還沒出嫁，經常打扮得花枝招展，卻招不來女婿上門。隊長顯然想給他們留一點麵子，所以每次出借的任務就必然地落到了張姓地主家。張姓地主早死，其老婆帶著三個兒子住在生產隊邊上一座破房子裏。當時大兒子已經四十多歲，沒討到老婆。小兒子不到二十歲，也是單身。唯有二兒子結了婚，老婆卻有些智力殘障。三個兒子平時隻知道埋頭幹活，從不敢亂說亂動，連農民習以為常的打情罵俏，他們也絕不敢沾邊。即使如此，也難逃當“雞”的命運。而每次出借的往往都是張家的大兒子，因為二兒子有老婆、有孩子；小兒子還有希望討媳婦，不能破相。對此，隊長心中自知不公，所以每次出借之前，他都會語重心長地叮囑大兒子：在批鬥會上放“老實點”，“好漢不吃眼前虧”，隻要不傷皮肉，罵幾聲算不了什麽。大兒子也總是順從地點頭唯唯。盡管這樣，他還是常常被打得鼻青臉腫的回來。隊長見狀隻能歎氣。我雖然對他也動過惻隱之心，但不敢說出口，有時還暗自慶幸自己當“猴”總比當“雞”強。

　　以我當時的見地，參加鎮上的公判大會感覺就不一樣了。因為在我看來，公判對象都是以身試法，罪有應得。於是有一段時間，我甚至對參加公判大會有一種向往，似乎隻有在那種時候，自己才能晉升為猴王，搖身一變進入做人的境界。有一次，鎮上召開公判大會，我自然沒有缺席。其中有一個現行反革命分子，犯的是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路線罪。他把關乎上千萬知識青年命運的那塊語錄牌從牆上摘下來，放到了我們平時趕場的馬路邊，還將一封用紅筆寫的信端端正正地放在上麵。信中竟敢公開對抗最高指示，竭力動員我們盡快回到自己父母身邊去……不要再在農村攪擾農民安寧。有此明顯物證，公安局很快就破了案。據說罪犯原本就在押，最近才越獄外逃。過去犯的什麽罪不清楚，單憑現在這宗罪，就足以再判他20年徒刑。未等台上的宣判完畢，台下的群眾已經義憤填膺，聲討的口號此起彼伏：“×××，罪該萬死，死了喂狗，狗都不�（讀‘qie’音，當地方言‘吃’的意思）”其中當然也包括我的聲音。此時隻見一個農村青年急步跨上宣判台，使足全身的力氣，當胸就給罪犯一拳，鮮血頓時從他的口鼻處流了出來。這一拳無疑又把我打回了猴的原形。本來嘛，“殺”這樣的“雞”，不正是給我這樣的“猴”看的麽！

　　“雞”被殺了仍然是雞，可“猴”被駭得丟了魂，還能算猴嗎？

　　作者簡介

　　盧曉蓉，女，1946年生，重慶人。1965年高中畢業下鄉，曆時13載。1978年考入華東師範大學政教係經濟專業。1982年本科畢業，先在大學任教，後來“下海。”

　　……參與多家企業的創辦並擔負高層管理工作。現任香港安通國際航運有限公司董事，副研究員。香港作家協會永久會員。著述甚豐，其中《青春有價》獲得冰心文學獎散文大獎；《香港的速度》獲得《中華散文》和《人民日報》（海外版）

　　征文三等獎；《母親的搬家生涯》獲得2003年冰心文學獎。已出版散文集《水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