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下卷）

5、世上還是好人多

　　黃歐平

　　在1968年8月至1969年3月，我被園藝場造反派批鬥監管半年多。其間我得到了知青朋友和一些善良的老職工的關照和保護，沒有他們，也許就沒有了我今天的一切。是他們在那動亂的年代裏，用自身的正直和善良教會了我怎麽做人，怎樣做事。他們的行為影響了我的後半生，他們永遠是我學習的榜樣和不能忘記的恩人……

　　譚媽

　　1968年“8・19風暴”後，我被場革命籌備小組轉移到場部，不久就被安排住在豬場後麵的專門監管我的老徐家裏。譚媽是老徐的老婆，從我到她家的第一天起，她就讓我和她睡在一個大床上。起先我以為她是為了方便幫助老徐監管我，在床上便不和她說話，隻是瞪大著眼睛，一個人望著蚊帳頂發呆，常常許久許久不能入睡。她感覺到了，就爬過來和我同頭睡，輕輕地勸說我，那些話現在想來倒是挺實在的，隻是當時我見誰都怕，也就不敢相信她。很快開始的批鬥會，讓我對她徹底放心了。

　　那是一個蚊子特別多的夜晚，職工們都呼呼地搖著扇子在看批鬥會，人們時不時地用手或扇子拍打著敢於靠近身邊的蚊子，小小的會議室裏憑空多了許多啪啪聲……空氣也就顯得更燥熱了。

　　我雙手被兩塊大石頭占著――開批鬥會時，那些積極分子會隨心所欲地想出些花樣來折磨階級敵人，以打擊他們的銳氣，這次就是他們從外麵搬進來兩砣有籃球那麽大的石頭，自始至終讓我雙手向上托著接受批鬥。我隻好任憑蚊子咬。忽然，感覺一陣又一陣的涼風飄過來，我以為是外麵起風了。但是，馬上就發現，正對著我坐在前麵第一排小凳子上的譚媽，正在不停地使勁扇動著她的大蒲扇，有一下沒一下地在我的腿前橫掃著。她眼睛望著別處，嘴巴在和旁邊的女人們大聲說笑著。

　　這件事有人向造反頭頭匯報了。記得有天晚上，譚媽很晚才從外麵回來，一進門就高興地咧著大嘴對我說，剛才她找某某大吵了一架，很過癮。我聽後嚇了一跳……這個名字當時在園藝場就是權力的象征（革委會裏的造反派代表）可是她說她才不怕，她早就想找機會和他吵架了。用譚媽的眼睛看，“他現在是欺負你們小孩子”。事情就這樣不可思議，從此，她在開會時給我趕蚊子就成了名正言順的事情了。

　　冤案發生後我被放到場部接受監管，老徐白天跟著我時，手裏總提著一根用粗藤編成的一米多長的鞭子。晚上的批鬥會上，他也會手裏提著這根泛著油光的粗藤條，在會場裏四處神氣活現地遊蕩，有時他就停在我的身後。我擔心他的鞭子有一天會落到我的頭上來，因為我聽人說過，他曾用這根藤條一鞭子抽死了毒蛇。

　　但是，自從我住到了他家，藤條就再也沒有出現過。老徐也不再像以前那樣，在別人麵前凶巴巴地對我了。這個謎底，是豬場的郭媽後來偷偷告訴我的。原來，我到他們家不久，譚媽就把那根藤條塞進灶膛裏燒了豬食，聽說當時老徐還挨了譚媽好一頓數落，其中罵得最狠的一句話就是說沒兒沒女的老徐“沒良心，隻配當絕戶”。

　　那年冬天，我和譚媽睡，床上墊得厚厚實實，蓋著暖暖和和的大棉被，老徐竟毫無怨言地在門板床上睡了一個冬天。我曾經向譚媽提出來讓我一個人去睡門板，可是譚媽告訴我是老徐說的“哪有讓姑兒（當地稱沒結婚的女孩）睡門板的事情”？他還說他“沒結婚前就是這樣過慣了，凍不著”。唉，人心呀，我該用什麽尺度去丈量它呢？

　　好多年以後，我的知青朋友家珍告訴我，老徐死了，是讓毒蛇給咬死的！聽到這消息，我竟然驚得半天沒回過神來――如果老徐的藤條還在手，他肯定不會被蛇咬死！嗬！那根曾經讓我害怕過的粗藤條！

　　四個老伯

　　養豬場的老劉長期咳嗽身體很不好，他與譚媽是鄰居，進譚媽家，要經過豬場的堂屋。出事前，我除了春節拜年時到過老劉家，喝過郭媽泡的芝麻豆子茶外，平時是很少和他們來往的。

　　自從我到了譚媽家，老劉打理好了豬場的事後，常會坐下來陪我說說話，他總記得我不像別人過年到他家怕傳染肺病不喝他家的茶。“過去你不嫌我們家髒，不嫌棄我有病，現在我才不信人家說你是壞人，不怕人家說你是‘黑幫’子女，也不怕人家說我讓小子們跟你學習！”這就是一個淳樸農民對複雜事物最簡單的推理。

　　每到夜晚，豬場就是老劉的朋友――鄧伯、柴伯和張伯過來聚會的地方。“文革。”

　　以來，他們從不參加造反派，也不參加什麽批鬥會，但他們是真正的貧下中農，造反派頭頭拿這幾個倔頭也沒辦法，如今的革委會也不能治他們，隻好自己找台階下，說老頭們都是文盲，就讓他們用“促生產的實際行動支持造反派搞革命吧”。

　　於是，一到夜晚，四根煙管就像搞比賽似的，一根比一根抽得響，一鍋比一鍋抽得快！煙霧繚繞中，張伯和柴伯話多，鄧伯隻聽著，聽得高興了，會用牙齒齜咬著煙管，咧著嘴笑，模樣挺滑稽的。如果張伯和柴伯的爭吵聲突然低下來，那一定是鄧伯嫌他們太吵，在使勁砸自己煙鍋兒裏麵的煙灰呢。

　　柴伯是老紅軍，參軍前是個孤兒，因為當年打仗一隻眼睛受了傷，部隊把他留下就地治療，傷好了，眼睛卻永遠瞎了。在老鄉們的幫助下，他娶了老婆成了家，並有了兒子，從此一個異鄉人就在當地安家落戶了。解放後，他享受到了老紅軍的待遇，政府將他一家人從農村遷到了城裏住上了別墅，過上了安逸日子。但是……年逾花甲的他閑不住，自己要求到這個園藝場來當義務看山員。因為愛吹牛，他和張伯成了一對吹友，天天見麵就鬥嘴，誰也不服誰地瞎吹。

　　“文革”開始後，縣城裏的造反派硬說柴伯是紅軍的逃兵，他大字不識一個，自己又說不明白自己的事情，於是，老婆孩子全被趕回農村。從此，在農林水係統“牛鬼蛇神”的隊伍裏，多了一個“假紅軍”。他不識字不要寫檢討，隻要每次去陪鬥。陪鬥完了回來，人還沒落下座位，他的嘴巴就會“他媽的！他媽的！”

　　地發起牢騷來，把當晚會上的事情，全部按照自己的觀點向另外三個老頭學說一遍，邊說邊罵，多半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他陪鬥的人不平而罵。

　　當年的鄧伯五十歲開外，是園藝場的放牛人，他整治出的牛比人還幹淨。鄧伯不愛多說話，見人也難有個笑臉，許多人怕接近他。可是他和牛在一起時，嘴巴卻叨叨著沒個完。因此，老職工裏有人背後說鄧伯對牛比對人好。

　　“8・19”前，我和鄧伯的交往也不多，在山上碰到他時叫上一聲，他也不說話，朝我點點頭，然後，兩片嘴唇撮成了一個喇叭形，嘴裏發出幾聲“斥斥”的響聲……人和牛就一起從我身邊走過去了。

　　冬天，郭媽會在豬場堂屋的火塘中從早到晚留著火，火塘裏的柴多半是在場部食堂做飯的炊事員張伯給弄來的。

　　柴伯出事後，聚會的氣氛沒多少改變，四個老頭仍按時坐到豬場來，隻是坐得更晚。鄧伯吧嗒、吧嗒的抽煙聲，老劉一陣一陣的咳嗽聲和張伯、柴伯仍然繼續的爭吵聲，就像一曲老人四重奏。如果這時候進來一個外人，絕對不會想到，這是在外麵昏天黑地的批鬥會之後的聚會。

　　有一天晚上批鬥會完了後，我帶著一身寒氣和雨水跑進堂屋，發現鄧伯身邊留有一個較大的空當，還放著一條小板凳，老爺子正用煙杆敲打著小凳子，眼睛看著我，示意哆嗦著的我坐到他的身邊去。當他再裝上一鍋煙時，就把煙鍋兒送到我麵前，讓我幫他找個燃著的小樹枝點火。火光下，我看到了他用難得的慈祥的笑容注視著我，我似乎明白了些什麽……久而久之，我也就習慣了和他的配合，習慣了四個老伯給我留下來的位置。不管晚上的會開得怎麽激烈，回來得怎麽晚，我隻要往火場邊靠過去，心裏就暖和了起來，什麽委屈什麽冤枉，我一概不去想它了，隻想著麵前這四個和我一起坐著的老漢。他們給了我溫暖和信任，給了我親人一般的疼愛，讓我得以度過那段苦不堪言的日子。

　　有一件事，令我一生謹記。

　　因為縣園藝示範場有義務為農村培訓果樹栽培技術人員，有在山區推廣種植良種柑橘的義務，所以隻要下麵有植樹的任務，場裏就要派出自己的技術工人或技術員到下麵去指導種樹。派出去的人，有時需要一整天一整天地在農村工地上和當地農民一起栽種樹苗，事後還得經常去幫助管理解決問題。進入冬季後，這樣的事情就多了起來。如果是近郊山區沒通車要靠走路的工地，下班回來一般都很晚……這是又累又餓的活，沒誰樂意去受那份罪，工區長很難派工。1968年的那個隆冬，這種事情很自然就落在我們幾個“另類”的頭上了。

　　有一天晚餐後不開會，我吃過飯照例和四個老伯一起坐在火塘邊，鄧伯突然問我……“你明天是不是要去鹽池栽樹苗？”我很奇怪他是怎麽知道的，因為我自己也是吃晚飯時才接到的通知。

　　記得第二天天氣特別冷，大家都說肯定要下雪了。我離開鹽池工地時，天已經快黑下來，氣溫也比早上我去時低了許多。近二十裏的山路，不見行人，我有些害怕，一個人緊張地小跑著，饑餓和疲勞早已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隻想快點回到場裏，回到那溫暖的火塘邊。

　　也不知道是什麽時候，當我終於一腳踏進了大門，一股熱浪撲麵而來時，我不管不顧地朝人堆紮過去，好一陣大家都沒說話。等我透過氣來後，張伯說：“給你熱著飯呢，去吃吧！”說完，他已經先走出去了。

　　我趕緊跟了出去，看到張伯從大鐵鍋中用一塊毛巾小心地捧出來一大�子飯，又從大鍋裏端出滾燙滾燙的蛋湯，還有一盤青椒炒瘦肉――肯定是剛炒不久的，那青椒還油綠油綠的。這是我平時最愛吃的菜。我感激地朝張伯笑笑，就開始狼吞虎咽起來！吃完了桌子上所有的東西以後，我沒忘記從袋子裏掏出飯菜票，張伯朝我一揮手：“算啦！這時候誰還開餐？”嘿嘿笑了兩聲後，就說天太冷他要烤火去。看他大踏步朝豬場方向走去，我隻好反手鎖上了門，也跟著他一起回到火塘邊。

　　郭媽早給我準備了一大桶熱水，我看過正在病中的譚媽，邊洗手臉邊對堂屋裏的幾個人說著在鹽池那裏的見聞，剛才的疲勞和饑餓全然不見了。

　　洗漱完後，我回到空位子上，順手抓了一根火枝，給四個老伯每人點上一鍋煙，柴伯和張伯自然是占先了，然後是老劉，最後我望著鄧伯，隻見他沒有像平時一樣早早地伸過他的煙鍋，而是笑著問我：“姑兒，炒肉好吃嗎？”我說：“真好吃，好久沒吃過這麽香的肉了。”張伯嗬嗬笑著告訴我，肉是鄧伯親手炒的！我驚愕地朝鄧伯看著，看到那張紫紅色的老臉，看著他慈祥的微笑，我的淚水嘩嘩地流下來了！

　　自從受了這天大的冤屈以來，造反派們就指望我能哭著求他們。他們說過女的不肯哭，就是很頑固，不把我逼哭了，他們還算什麽造反派？

　　可是我天生的就不愛哭，從小就這樣，越是委屈就越不哭！那天晚上，我放聲大哭了多久，自己也不知道。在這幾個親人一樣的老伯麵前，我沒必要硬撐下去了……我放縱自己的情感，放縱自己的淚水，讓它們盡情地流淌著，幾個月來的委屈……羞辱和艱辛全浸泡在這些奔放的淚水裏！

　　朋友啊，朋友

　　――兩個小朋友

　　家珍是三工區的小知青，平凡得幾乎沒有什麽事情可以讓人們記起她！但是我又極想寫她，因為她是我35年知青生涯中一個不可多得的朋友！

　　認得家珍是因為阿貞（化名）與她交往也是因為阿貞，識得家珍更是因為阿貞……

　　阿貞是和我在一個工區的好朋友。她工作踏實肯幹，為人耿直，從小跟著離婚母親進城和繼父一起生活。小學畢業後，她就下鄉來了。

　　家珍的父母都是搬運工人，盡管他們終年在外麵風吹日曬辛勞掙錢，可是家裏日子總是過得緊巴巴的。小學畢業後，家珍決定讓弟弟繼續讀書，自己高高興興地和阿貞相邀一起下鄉了。

　　兩個人同年同班又同住河邊街，現在又一起來到園藝場，就隻恨沒分到一個工區裏。於是每逢休息日的下午，個子矮小皮膚黝黑，來去像一陣風的小女孩家珍的笑聲，總會在我們工區的院子裏響起。然後，兩個小姑娘一路打鬧著，飛下山坡回家去了。

　　好像是一個五一節的前夕，工區領導決定在食堂做餛飩過節。下午大家提前兩小時下班，二十多個知青和幾個帶隊老職工全集中在食堂裏自己動手做起餛飩來。

　　餛飩雖然出了一鍋又一鍋，可是大家的吃興似乎沒有一丁點兒減退。知青們邊做邊說笑，邊吃邊打鬧，好不快活！

　　領導關心群眾，讓放開肚皮吃一次，宣布平均每人有五碗可以分配。於是吃不完五碗的女知青，就把剩餘的帶回了宿舍，準備帶回去與家裏人分享；男知青肚皮大，吃完了五碗也想帶點回家去，幾個人就圍在鍋台邊不肯離去，嬉皮笑臉地大聲嚷嚷，爭著要給自己再來幾碗。

　　當時，我正好當著食堂事務，雖然不會廚房裏的功夫，但也汗流浹背地幫著充當大廚師的老職工在配碗下作料，把煮好了的餛飩數好個兒分裝到各個備好了料的�子裏，同時還要給每個來領吃的人登記吃的數量。我笨手笨腳地忙得滿頭大汗……也就沒顧得上給自己盛一碗先吃著。

　　天色已漸漸暗下來，食堂裏幫著做事的人越來越少了。這時進來了兩個女知青，打扮得很時髦，看樣子是已經準備下山回家去的。她們倆擠開男生，其中一個對我嚷著要給她們每人再來兩碗。阿貞平時就看不慣這一對做事不賣力的夥伴，看到這種情形，她那火暴脾氣犯了，扒開人群，搶過我手中的筆，大聲對我說：“你盛一碗先吃去，我來幫你裝碗打碼！”她迅速給我裝好一碗，把我推出了人圈子。

　　幾個正在嚷嚷的男知青一下子愣住了。隻見阿貞指著登記本上那兩女孩的名字大聲說：“你們倆都領十份了，還沒吃夠？做事咋就沒這麽積極？”阿貞嘴裏說著手上沒停，把幾個男生打發了後，看著悻悻離去的女孩又補上一句話：“下次你們倆做事也這樣積極，我把我的送你們吃！”

　　這時，外麵響起了家珍的尖叫聲：“我呢，我還沒吃呢！阿貞，你說好叫我過來吃的。”話音未落，人已經坐在我旁邊拍打著桌子了。

　　她肯定是直接從工地上過來的，身上有一股很濃的青草氣味，黑黑的臉上正流著的汗也沒來得及擦一擦，阿貞正在氣頭上，沒給家珍好臉子，端過來兩份，“啪”的一聲放到她麵前：“吃吃吃就知道吃！”家珍滿心高興過來吃餛飩，讓阿貞這麽一說，生氣了，也“啪！”的一聲把兩碗餛飩一齊推出去，我順手一擋，湯就溢在我的手上了！她也沒管這麽多，把我剛吃的一碗攏到自己的麵前：“我吃你的，不吃那種慪氣食！”抄起我的飯勺就吃，正眼也沒看阿貞。

　　望著麵前兩個賭氣的小姐妹，有個外號叫“幹幹”的男知青竟然�著臉湊過來，要吃推出去的餛飩，家珍手快眼快嘴更快：“這是我和歐平換著吃的，你想歪了腦殼吧？”兩碗餛飩又讓她給拖回來，擺到了我的麵前，同時她眨巴著一隻大眼睛衝我一笑，厚嘴唇下露出了雪白整齊的牙齒。

　　阿貞送過來一塊抹布，要給我換一碗，我說：“你也盛一碗過來吃吧，幹脆我們三人比賽誰吃得多！”家珍一聽高興了，忘了剛才說的話，馬上附和我：“行呀……我先吃你兩碗，再吃阿貞的！”阿貞在一邊也沒好話，嘟囔著：“剛才不是說不吃嗎？我還不愛送你呢！”家珍的舌頭朝她涎著！

　　這一頓，我們每人吃了兩大碗，然後再各帶了兩碗回家。等我清理好了登記的數據，天已經完全黑下來了。食堂門口兩個好朋友坐在那裏說笑，就像剛才根本沒有發生過不愉快的事情一樣。我問她們為什麽還不走？她們告訴我：“等你呢！”從這天開始，我就成了她們倆的朋友。

　　每次回家我們都是沿著澧水河走。阿貞家最近，家珍家住我們學校的食堂旁邊，送她到家後，我穿過食堂，就到了父親的宿舍。回來時我先到家珍家坐上一會兒……我喜歡她的父母，一對有著古銅色臉膛的老人。我喜歡在進門時看到她的母親用大眼睛朝我微笑，微張的厚嘴唇下露著雪白整齊的牙齒，給人一種厚道平和的感覺。我喜歡在她家小坐一會兒，也是想感受一下家的溫馨。

　　然後，我倆再去邀阿貞，人還沒到阿貞家呢，家珍就會扯著尖嗓子叫她，阿貞幾乎每次都會早早地站在自家門前等我們，聽到尖叫聲她總會對家珍說：“就你會吼，滿世界都聽得到你的聲音！”

　　晚上，家珍常在我們這邊玩，有時候就不肯回自己工區去睡覺，不管我同意不同意，爬上我的床就睡。阿貞平時有周末和我一起睡覺說話的習慣，也隻好讓著她了。有一次，我看她們倆在我屋裏玩“剪刀槌子布”，家珍好像還耍了幾次賴。

　　我說我也來玩一把，誰知道兩個朋友都不要我玩，原來她們在比輸贏，贏了的晚上和我睡保管室，輸了的到下麵大宿舍裏睡阿貞的床。輸的往往是阿貞。

　　如果沒有那場噩夢，家珍在我心目中永遠隻是一個任性的小妹妹！一個又黑又瘦……愛打愛鬧的快樂的小姑娘。

　　真水無香

　　有位名人說得極對：“朋友，經過再選擇而顯得單純和牢固了。”

　　“8・19”事件發生前約半年，我曾經把父親的晶體管收音機搬到了我的保管室，一是為了方便學習英語，二是為了父親不再被人無端懷疑裏通外國。平時，阿貞最愛聽裏麵的小喇叭節目，在家珍來的晚上才沒法聽，因為家珍要聽歌！如果聽不到，家珍會不管不顧地用手掌拍打著開關。記得有一次還讓她拍“跳閘”了，弄得全場停電，等到查出來事故原因，我挨了批評，阿貞責怪家珍給我惹麻煩，家珍不服氣，又和阿貞“吵”了一架。

　　1968年“8・19”的“紅色風暴”刮過，收音機和我父親的那些所謂“罪證”一起被卷到了園藝場場部，我的厄運從此開始了。工區通知我搬到場部去接受監督後……原來玩得來的一些知青，利用到場部辦事或者開大會的時間，偷偷來屋裏看看我，大家隻是相對默默坐上幾分鍾，然後就離開！隨著運動的深入開展，敢來的人不多了！但是，家珍和阿貞照例過來，家珍像沒發生過什麽事情一樣，還是又說又笑，阿貞卻心事重重，本來話不多的她，顯得更沉默了。那一年她倆都是19歲。

　　終於有一天，場部特別安排了一場知青批判會，按以往的規矩，參與發言者多半是要求入團入黨的積極分子。為了不出現冷場，領導事先排好了次序，要求一個接一個地發言。據說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能讓他們迅速成長，這些人中的積極分子，將在鬥爭中學會革命並成為黨組織的新鮮“血液”。

　　在兩個人爭先恐後地發言後，我記得出現了難堪的冷場。我雖然不方便用眼睛看會場中人們的臉色，但是，我能聽到我們工區的婦女主任覃媽用輕輕的卻很急促的聲音在叫著阿貞的名字。婦女主任是1958年大躍進中入的黨，是我原來工區唯一的女黨員。

　　阿貞平時口齒就不怎麽清楚，也很少在公開場合發言。記得場裏組織背誦毛主席的《老三篇》比賽，她就因為這個原因才沒被選中去參加的。婦女主任讓她來發言批判我，目的我也明白，因為她是我在工區裏最好的朋友，又是正在積極爭取入黨的積極分子，如果她能揭發一些什麽重要事實，無疑是給我最沉重的一擊，也是組織對她最好的考驗。

　　終於，我聽到了她從嗓子眼裏擠出來的聲音，有些顫抖，有點上氣不接下氣。我偷偷抬起眼睛看了一下站著的她，她竟然也在低著頭翻著眼睛看著我，當我們的目光碰到一起的時候，她躲開了。嘴裏嘟囔的話語卻讓我猶如聽到了晴天霹靂！

　　她說我“每天晚上按時收聽敵台”，理由是裏麵全是說的外國話她一句也聽不懂……她還說，我和我父親說話時也是用她們聽不懂的家鄉話，一定是接頭暗號！最後，好像是說她以前受了我的蒙蔽，把我當她的學習榜樣。今後，她一定與我劃清界限，堅決跟黨走……

　　她艱難地說完後，又是一段讓人窒息的冷場。

　　阿貞開了重炮，下一個發言的將是誰？我在想，眼睛的餘光也就在會場裏搜索著另一個熟悉的身影。但是，直到主持人宣布“今天的會就開到這裏”時，我始終沒有在會場裏找到瘦小的家珍！

　　我知道阿貞是再也不會過來看我了！家珍也有些日子不見，不會是病了吧？可是她從來就沒有病過。還有一個可能，在上次批判會上她當了逃兵，可能受到批評也不敢來了？去年我回到石門，又住在家珍家裏，請她回憶起這段時期。原來……就在我被抄家的第二天清晨，睡夢中的家珍和與她同房的幾個知青被闖進來的工區長楊某和另一位楊姓職工叫醒，並且不讓她穿好衣服就趕到工區地坪裏站著……這兩個人在宿舍裏把箱子裏的東西全部倒出來一一檢查，並且帶走了家珍所有東西。第二天當楊把東西送回給家珍時，遭到了她一頓臭罵。後來的知青批判會上家珍又拒絕對我進行批判。不久，場裏就借故把她和另一部分知青調到了石門苗圃一年多。這就是當年為什麽她好長一段時間沒來看我的真正原因。我煩躁著。每天除了出工，就是回來繼續抄檢查練字打發時光。

　　讓我奇怪的是，檢查交上去後，竟然沒人說我為什麽不反省聽敵台的事情，也沒見造反派催著一天一反省的要檢查稿了！小道消息是由“幹幹”傳過來的：原來是場部會計、當時的場革委會副主任楊某，在那天散會後說了一句“敵台不說英語”。我至今沒聽過“敵台”，也就不知道他說得對不對？我去年回場才得知……有個姓聶的駐場植保技術員就是因為被指控聽敵台而判刑多年，直到三中全會後才得以平反出獄。我隻知道我父親的收音機被抄去後一直被他占用著。職工們倒也厚道，竟然沒有人追問革委會副主任是怎麽知道敵台不說英語的，也就更沒人追查我了。副主任在“文革”後期，因為經濟和生活作風問題，被調往地處深山的林場去了。也不知道他去時，是否還帶上了我父親的收音機。反正，直到現在，我也沒能收回父親被抄走的任何物品。

　　生活在繼續

　　1969年3月初的一個寒冷的清晨，我孤零零地走在剛剛下過雨的公路上，朝汽車站走去。忽然，我看到家珍站在不遠處搓著雙手在等我，她身上穿的是我早兩年送給她的粉紅色雪花呢做的上衣，頭發上有很重的水汽。那天不是星期天，她起了一個大早趕來送我，兩個好朋友忍不住抱在一起放聲大哭起來……

　　1970年夏天，為落實政策我第一次返回園藝場，場裏不安排我的住處，男知青劉南銳冒險送我到他在郊區的父母那兒。家珍知道後，第二天就把我接到他們的小屋裏一住就是十來天。她的丈夫也非常誠懇地勸我住下來，他說不管你住在哪裏……也沒有住我們家讓家珍放心的。雖然他們夫婦都屬當時的“紅五類”，但我還是怕連累他們。在1970年我為自己爭取落實政策是要擔很大的風險的，他們留宿我更有一定風險。我知道，幾年來，家珍一直沒能入黨，就是因為和我“劃不清”界限。我不能再連累她了。

　　1975年，在我父親的錯案落實一年多後，我第三次回到了園藝場，奢望我的事情應該有個正確的結論了。但是老書記已經調離，新書記不了解情況，那個革委會副主任進了深山老林，鬧得最凶的造反派頭頭楊某兩年前因肺癌去世了。當年看批鬥會�熱鬧的小娃娃們都長成了大人，但誰也不能為那時發生的事情承擔責任……更荒唐的是，我的錯案在農業局竟然沒有檔案可查，農業局也就不能對此案的後果承擔一定的責任。

　　按當時的政策，園藝場至少也得獨立承擔補發我近七年（82個月）的工資近3000元。這個數字對於當年一個一月工資29元的代課教師來說，是一筆可觀的收入！

　　對於一個自負盈虧的小小的園藝場，也是一筆較大的支出。隻有家珍明白，補錢不是我的目的，我隻想還自己一個清白的身！

　　我仍然住家珍家，這時候的我們都已經是一雙兒女的媽媽。家珍理解我的難處，知道我沒法久等在那裏，我得回學校去代課，得回去照顧幼小的孩子。她讓我先回家，場裏這邊的事情由她來慢慢辦理。

　　大約一年後，我已經被招為礦山大集體工人，平反昭雪的通知書和大堆當年的“檢討”材料，才全部由新書記簽字寄還了我，賠禮道歉的信和通知也同時送達了我當時所在的礦山人事部門。雖然，一切都來得太遲太不如人意，但是，我知道若沒有家珍的個人努力，這一切將是若幹年後的事情，也可能真會不了了之！家珍同時寄來了一封信，關於生活補貼，她替我做主了，隻要了600元，並告訴我場裏說什麽時候有錢什麽時候再寄過來。

　　1982年春節後，錢終於寄來了，又收到家珍一信，通知我到銀行查600元的匯款。

　　為了這600元，她不知道跑了多少路，花了多少時間，但是在信裏她一句也沒提及……

　　我常常捫心自問：如果當年出事的是她而不是我，我會像她相信我一樣相信她嗎……我能像她保護我一樣的保護她嗎？我會不會像她為我做事一樣盡心盡力替她做好每一件事情？我不敢說我的回答會是肯定的。

　　在那動亂的年代裏，家珍和譚媽等這些可親可敬的人們，永遠是我學習的榜樣，是我終生不能忘記的恩人。所以這世上還是好人多！

　　作者簡介

　　請見《曆練痛苦》後的作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