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下卷）

4、上山下鄉四部曲

　　譚世通

　　一失學

　　我雖然出生在一個有曆史問題的教師家庭，但打記事起就生活在家庭和睦、鄰裏融洽的氣氛中。由於20世紀50年代的正統教育，同其他少年兒童一樣，我從小就熱愛祖國、熱愛共產黨和毛主席。家庭教育我誠實正直、友善樂群，我在學校一直擔任少先隊和班級的幹部，對社會抱著美好的心態，並決心要成為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

　　到了1963、1964年，周圍的政治空氣已有了越來越濃的極左味道，我也慢慢懂事……在長沙湖南師院附中讀初中二年級的我開始感到自己似乎屬於另一類人。我的心理開始發生變化。

　　當然，我的思想仍舊十分正統，人也仍舊正直誠實活潑友愛。在不帶階級偏見的老師心目中我仍是個好學生，自己也自認為是個好學生。但當時的社會現實卻不能不使我在潛意識中有了自卑心理。這種自卑心理最初是從學校常常要填一些表格開始的。這些表格都毫不例外地有“家庭出身”一欄。

　　我知道我父親作為我祖父唯一的子女，家庭出身是“地主”。因為我那與反清革命誌士陳天華是同窗好友，也曾參加過反清革命活動的祖父解放前擁有二十幾畝從祖上繼承下來的田產，老年時一直靠收租為生，“土改”時雖年事已高，仍被劃為地主。

　　然而我們這一代的家庭出身該怎麽填呢？我父母解放前一直在城裏靠教書維生，父親辦了一所縣立女子中學，但由於經費不足，他這個做校長的常常自己不領薪水。幸虧祖父不要父親供養，母親娘家境況也好，父母的小家庭才沒有為此而生活困難。

　　我姐姐也曾在湖南師院附中讀書，1960年考入湖南醫學院。她一直是個積極要求進步的青年。她說對黨要忠誠老實，黨說“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填什麽出身不要緊，關鍵是聽黨的話。於是我們的家庭出身還是以祖父的為準，填“地主”。父母對此也沒說什麽。因此，在填“家庭出身”時，我也就填了“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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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從我學習的課本中，從我看到的電影、聽到的廣播中，“地主”都是一個罪惡滔天的概念，這不能不使我開始感到自卑。不過最初，這種自卑感持續的時間並不長，填表過後不久也就忘了。

　　然而，在那個將階級鬥爭奉為寶典的時代，如果你的家庭出身不好，那個陰影是你根本不可能擺脫的，因為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時刻都在提醒你的家庭出身問題……

　　有一件事令我至今仍記憶猶新。

　　大約是初二年級下期（1963年）一天學校召開各班主要班幹部會，我也去參加了。那次主持開會的是學校李副校長。會議一開始，李副校長就劈頭蓋臉地大叫……“有的人對組織不老實，隱瞞家庭出身。”“難道要與剝削階級家庭共褲連襠嗎！”李副校長完全是在咆哮。

　　那次會上李副校長還講了些什麽我一點都不記得了，因為李副校長咆哮過後，我的腦瓜子已變成一團漿糊。不過我還是記得他咆哮時很多同學都低下了頭，我也不例外。我倒並沒有對組織不老實，不過我也曾想過，以後填表時家庭出身一欄不再填“地主”。一來我覺得我本人並不出身在地主家庭，而更主要的是，填“地主”丟人。雖然我僅僅隻是在心裏想以後不再填“地主”，但李副校長的斥罵仍使我覺得自己像做了賊似的，臉上火辣辣的。

　　家庭出身產生的自卑感使我心頭蒙上了陰影。初二退出少先隊後，不少同學開始爭取入團，但我卻已打定主意不入團了。因為我姐姐申請入團的經曆告訴我：團的門坎對我們來說實在是太高了。

　　我姐姐小學、中學、大學都是學生幹部，群眾關係極好。她不但學習成績頂呱呱……更是積極要求進步、靠攏團組織，對組織也極其忠誠老實。

　　但是，一年又一年，共青團的大門始終對她緊緊地關閉著。原因很簡單：家庭出身不好、父親有曆史問題，要考驗。雖然我姐姐對那似乎是遙遙無期的考驗態度始終虔誠，但這種考驗卻在我們這些做弟妹的心頭留下了濃濃的陰影。家庭出身不好、父親有曆史問題像一塊沉重的大石頭壓在我的心上。

　　我的初中生活是在渾渾噩噩中度過的，而這種渾渾噩噩，主要表現在對自己前途的盲目樂觀和對周圍正在急劇左轉的政治風向的毫不覺察、毫無戒備上。

　　初中，我一直都是半學半玩。憑借一點小聰明，沒花工夫就使自己的成績在班上名列前茅，這使我產生了一個很大的錯覺，以為讀書是件很容易的事。我以為就這樣半學半玩地讀下去，將來考個好大學不成問題，實現當科學家的理想也不成問題。

　　當然，我也隱約地感到周圍的空氣正在變得令人很不舒服（25年以後我才知道那種空氣叫“極左空氣”）報紙電台以教訓人的口氣宣揚的理論，與我們實際接觸到的現實、與人們的常識相去十萬八千裏，但我卻絲毫也沒有將這一切與自己的前途（更沒有將這一切與國家的前途）聯係起來，對這一切完全沒有防範。初中畢業考試與高中升學考試前，我仍舊同以前一樣沒有半點緊張感，仍舊將自己的主要時間和精力消耗在田徑場和籃球場上。

　　1964年夏，我以優異的成績初中畢業：物理一百分，外語九十九分，是全班第一……數學和化學也都是九十幾分，語文和政治這兩門需要背誦的科目分數雖然比不上數理化，但也不差。隨後的高中升學考試，也是自我感覺良好。但是，漫長的暑假過後我等來的不是高中錄取通知書，而是不錄取通知。在學校時，同學們都稱那種通知書為“安慰信”，但我從那半張劣質的油印紙裏卻沒有讀出絲毫安慰的味道。那份隻幾行字的通知除了告訴我因招生名額所限我未被錄取外，就是告誡我：個人的理想要服從黨的需要。

　　說實在的，接到那份通知書時我的心情是相對平靜的，也就是說我對那份通知已有了一定的思想準備。

　　同前幾年比，湖南長沙1964年的大、中學校招生、錄取工作是十分反常的。離新學期開學已經很近了，按往年，大學、高中的錄取通知書早已發下來了，但這一年，參加大學、高中升學考試的學子們卻遲遲沒有得到錄取與否的消息。人們開始私下議論，從近兩年越來越令人頭皮發緊的政治空氣中，大家似乎已經預感到了點什麽。

　　大學錄取情況終於揭曉以後，人們的預感和議論被證實了。

　　以前升大學雖然也要“政審”，但畢竟也看看學習成績和個人表現。可這一次人們發現，學習成績和個人表現已經完全沒有用。那些本人表現好，但家庭出身不好或不太好的學生，不管他如何一貫成績優秀、才能突出，如何被看好能考上名牌大學，這次收到的一律是“安慰信”；相反，隻要“苗正根紅”，不管他以前表現是好是差，學習是優是劣，這次統統接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

　　顯然，這次大學錄取憑的是家庭出身，而不是學業成績和平時表現。因此當隨後高中的通知書發下來，我接到的隻是“安慰信”時，我的挫折感已不是很強了，大學的錄取結果已經給我打了“預防針”。

　　回顧初中生活，不論怎麽說，在班上我都是一個聽黨和毛主席的話，尊師守紀。

　　誠實正直、愛護集體的思想單純的好學生。

　　我學習不甚努力，但成績卻名列前茅；我發育遲緩、個頭矮小，卻是班上籃球隊主要得分手；學校的少年廣播站，我是三個廣播員之一；學校搞文藝演出，我總是班主任最先考慮的參演人選。但是，為了貫徹黨的階級路線，學校的大門對我毫不客氣地關上了。

　　我沒有能夠考上高中既因為家庭出身不好，也因為自己太幼稚，對黨太忠誠老實……當然對後麵這一點我並不感到後悔，忠誠老實永遠都是一種好品質。而且在中國當時越來越左的非理性的政治氣候下，家庭出身不好，終究沒有好果子吃，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我的初中同學蔣氏、阿鋒當年都考上了高中，是因為他們填家庭出身時都進行了一些“技術處理”。蔣氏一直填他父親是工人，為此1968年長沙的老三屆最初“三個麵向”時，蔣氏甚至被分到了廣播電台。不過，很快他就被清了出來，仍舊走上了上山下鄉的道路。因為進電台審查特別嚴，終於查出他填報的“父親”其實是他繼父，而他的生父是國民黨軍官。

　　初中畢業之前，學校進行了“一顆紅心，兩種準備”的教育。其實當時學生的學習成績、思想品質及平時表現的好壞變得一點都不重要了，“出身”才是決定一個人能否升學、升到什麽學校的唯一標準。

　　我們年級有個誘騙幼女到山上進行猥褻、學習成績又很差的外號叫豺狗的同學，因為階級出身好，“考”上了本校師院附中的高中。好多品學兼優卻因為出身有問題的同學和我都被關在了校門外。小小年紀就受到這般不公正待遇，但我們當時對那套極左政策卻並沒有一絲一毫的埋怨和不滿，反倒覺得自己出身不好無資格上高中是理所當然的。

　　接到“安慰信”以後，我去了學校一趟，到了班主任夏老師的宿舍。對我不能上高中，夏老師的話很少，也沒說什麽安慰的話。現在想來，當時他也不可能對我作什麽安慰。雖然從當時的作為和以後的發展來看，夏老師不是一個老老實實獻身教育的人，而是一個思想“進步”有政治抱負的人，我不過是他政治抱負的犧牲品之一而已。不過不論是當時還是今天，我一點都不怨他。尤其是後來我認識到，中國作為一個文化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經濟發展本來就落後，政府實行的又是一套非理性的階級鬥爭極左路線，這就更加加重了國家經濟的嚴重困境，這種困境必然使大量的學生不能升學或就業，那麽，誰來為執政者的低級錯誤埋單呢？上山下鄉就成了我們這一代出身不好的人的“命”。

　　轉念又一想，我們湖南師院附中初六四級四班的同學，總是要有人被關在校門之外的，初六四級四班的同學個個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我被關在校門外，其他同學也可能就多了一份上學的機會，我用這樣的想法來平靜自己。當時夏老師對我們的教育也是盡職的，決定把誰關在校門外是當時的政策，不是夏老師可以左右的……

　　那天剛到夏老師宿舍時，單純的我一開始心中並沒有因為落榜而感到太多的委屈……當他問到我是否準備報名上山下鄉時，我不假思索地就說準備報名，但不知怎的說著說著卻不由自主地抽泣了起來。作為一個酷愛學習的學生，我隱約地感覺到今生大概我已經永遠失去了讀書上進的機會，老師、同學和校園的鍾聲將可能與我終生無緣，我突然感受到無助、茫然和一種徹入心肺的痛，於是抽泣得越來越厲害，越來越傷心。夏老師在一旁默默地看著我，我雖然沒有麵對著他，隻是低著頭抽泣，但卻似乎感到有一雙同情的眼睛在看著我。

　　我抽泣了一陣以後，自己默默地抹幹淚水，就告辭回家了。

　　街道動員的上山下鄉隊伍也開始奔赴“廣闊天地”了。沒多久，我父親工作的湖南師院人事科的人就找上了門，一張無形的大網已經罩住了我，在隨後的一年裏……我每周都必須到街道辦事處參加一兩次社會青年的政治學習，要參加街道辦事處經常組織的義務勞動，還要參加居委會組織的各種開會和政治學習。

　　走投無路的我這個時候又接到區裏的上山下鄉動員學習班的通知。學習班辦在風景優美的嶽麓山下的古嶽麓書院裏，參加學習班的青年也住在嶽麓書院。我們睡覺的一排排地鋪，就鋪在書院內一間大殿堂裏。

　　每天上午到山上參加修築嶽麓山環山公路的勞動，下午在書院內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報紙上刊載的先進知識青年在農村大顯身手的優秀事跡，以及談自己的體會和打算，晚上則常安排看有政治教育意義的電影。我們過的是半軍事化生活，用修環山公路的報酬支付夥食費。

　　在半個月的學習班上，街道辦事處的幹部利用各種機會做我們的思想工作。不論在勞動、學習中還是在休息時，反複對我們宣講革命青年應當響應毛主席的號召上山下鄉，走與貧下中農相結合道路的革命道理。

　　已下鄉的知識青年個個都小心謹慎，在家信裏、在回家探親時從不敢亂說。但是私下裏，農村生活的勞累和困苦、“辛苦一年還掙不夠口糧”、“身上連一個小錢也沒有”等信息仍然悄悄地從他們口中傳了出來。不過，我終於還是報了名。

　　因為父母單位的動員，使我和父母都感受到相當大的壓力。如果我不接受父母單位的動員，不報名上山下鄉，我父母在單位裏會遇到政治上的麻煩。

　　我報名上山下鄉，父親什麽也沒說，母親則用男子漢就是要出去闖的想法來分散自己內心的擔心。她想，外祖父年輕時兩手空空漂洋過海去美國，邊當洗衣工邊攻讀學位，結果學成回來做了大學教授；而祖父雖然與反清革命誌士劉天華是同窗好友，並結伴遊學省城京城，也隨劉天華參加過反清革命活動，卻因為害怕漂海而滯留在自家閉塞的小山溝裏，當了一個小小的土地主。劉天華成了寫進曆史書中的盡人皆知的反清革命誌士，祖父卻因為當土地主把後代連累了。母親“男子漢就是要到外麵去闖”的思想於普天下父母對孩子成長的期盼也許有普遍意義……對因出身而懲罰性的必須上山下鄉的我們恐怕就不能同日而言了。

　　就這樣，1965年9月，已是個身高164厘米的小青年的我義無反顧地奔赴了“廣闊天地”――湖南省桂陽縣樟市人民公社。

　　二勞累、饑餓與睡眠剝奪

　　臨下鄉之前，我對將去的農場也作過一番想象。雖然我知道農村不比城市，卻也有一定的思想準備。

　　然而實際情況卻令我更加失望。汽車把我們拉到的這個叫做樟樹下、又稱樟市的地方，卻是一處雜亂的鄉村墟鎮，偏僻而破敗。一看到它，就使我聯想到初中課文《故鄉》中的描述：“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

　　樟市叫市不是市，說鄉不像鄉。它橫亙在一條黃泥大土丘的上麵。擠擠密密順丘而建的房屋，連接成了一條長約三百多米、狹窄又高低錯落的正街和另一條幾十米長的橫街。

　　令我感到奇怪的是，雖然這街上的住戶除了極少數是與公社幹部一樣也穿著幹部裝、打著幹部腔，在公社糧站、食品站、森工站，供銷社、信用社、縫紉社，農具廠、木工廠、麻繩廠，以及飲食店等官辦單位工作的吃國家糧的人以外，絕大多數都是在生產隊耕田種地的農民，但是家家戶戶房屋臨街的一麵都是鋪麵結構……都有一個已經發黑、肮髒不堪的曲尺形木櫃台，都叫做鋪子。似乎在過去的年月，他們不是農夫，而是生意人。

　　我們農場的場舍處在這些“鋪子”的包圍中。之前它雖然是公社機關之所在，卻隻是一幢舊的老式大屋。現在，我們這批最大23歲，最小14歲，由71女36男組成的新式農民就住在這裏。於是，我們雖然下了鄉，卻仍是住在街上。

　　當然，我們人雖然住在街上，但生計卻在山溝裏。作為我們主要生產資料的幾百畝土地，分布在離樟市墟街三四裏外的幾處缺少水源的山窩窩裏和山坡上，這些土地因為沒有水源，當地農民才沒有開墾而閑置。剛由拖拉機翻耕過來，從翻過來的大塊紅土仍交織著竹根、布滿了樹樁來判斷，這裏不久前還是長滿著雜竹。

　　荊叢和灌木的山溝和山坡。

　　107個缺少生活經驗，更缺少農業生產經驗的城市少男少女，麵對古舊的大屋、缺水的荒地，加上每人400塊錢的安置費（包括我們下來的旅費、一年的生活費以及拖拉機為我們耕出這幾百畝荒地在內的一切生產生活開支以及場舍的建設費全都在裏麵）構成了我們農場的全部內容。當然，我們還可以享受國家一年的糧食定量指標，條件是我們必須在這片荒山坡上用我們的雙手在一年的時間內掙到今後的生活。

　　我們被告知明年將“吃自己的”了。要做到這一點，在那個年代，隻有兩個字：

　　苦幹。

　　下農村之前，我就作好了吃大苦耐大勞的思想準備，在各種會上也表示過這樣的決心，但是，樟市二農場的勞動之累和生活之苦卻仍然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

　　說到勞動的艱苦，人們自然而然會想到整日揮汗如雨掄著鋤頭使手上打滿血泡，會想到挑著沉重的擔子翻山過坳。

　　其實，手上打滿血泡還好對付，因為手上長滿老繭以後就不會再打血泡了。挑著百多斤重的擔子爬山過坳，壓得肩上痛如針紮，腰酸得像要斷裂也沒什麽大不了……半個月二十幾天後，肩上的皮肉就適應了長時間壓著的重擔，腰力增加後筋骨也就不那麽酸楚了。是的，我感到手上的血泡、肩膀的疼痛和筋骨的酸楚都能忍受。最難忍受的是在一天勞累之後，筋疲力盡，既填不飽肚子，連必要的睡眠時間都不能保證，更莫說有一點餘暇和放鬆的時間！

　　看看我們一天的生活吧。

　　每天天還未亮，開工的哨子就一聲緊過一聲。還睡意惺忪，就挑筐荷鋤往地裏趕了。而要到天黑了，收工的哨子才會響起。

　　然而，收工了就可以輕鬆嗎？不，每人還要從地裏挑一大擔整出來的竹根、樹樁回去給夥房做柴。又累又餓，還要挑著百多斤重的擔子一搖一晃地摸黑趕幾裏山路才能回到場裏。這個時候，腹中的空虛和極度的勞累使人感到雙腿發軟、腰往下墜、脊柱快斷……

　　每日晴天一身汗，雨天則是汗水和雨水流在一起，而且還滿身稀泥，就連打著赤腳的腳板底下，都沾著幾斤由草根黏附在一起的甩都甩不掉的黏泥。一天兩頭不見光，這種機器人樣的生活磨礪著107個從未幹過農活的14-17歲的未成年人，天天如此。

　　在如此勞動時間之長、強度之大的情況下，我們的夥食標準是，每人每月九元錢……也就是每人每餐不到一角錢的夥食費。飯每人一餐一缽，不到四兩米。菜更是少得可憐。八個人一“桌”，菜最多也就是一小缽冬瓜或是一小缽茄子、蘿卜之類的小菜，而且根本沒放什麽油。有時候，連小菜都沒有。收工回來如餓狼奔到食堂，卻隻能發現每張做“飯桌”的條凳上除八缽飯外，僅擺著一缽照得見人影的幹辣椒湯，這便是八個人的“菜”了。遇到這種情形，大家也沒有什麽好說的……將湯分到各人的飯缽中，就著點鹽味和辣味狼吞虎咽。

　　每天都是十幾個小時的繁重勞動，每餐都是粗劣有限的夥食，這使我剛吃完飯就立即感到又餓了。放下飯缽走出食堂時，我（我發現有些場友也是如此）是從來都不敢正眼看其他還沒有吃完飯的場友及他們的飯缽的，因為如果那樣，人家就會發現我的目光裏充滿著赤裸裸的饑饞。啊，那時的饑餓真令我刻骨銘心！“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都沒有如此饑餓，因為“三年自然災害”時我畢竟還沒到“吃長飯”的年齡，更沒有參加如此繁重的體力勞動。

　　雖然我們過著極度勞累又食不果腹的生活，但我們卻並沒有感到半點委屈和不幸……相反，我們覺得自己很幸運，因為我們下到了省委書記所蹲的“點”上，與省委書記為鄰。

　　幾乎在我們下鄉到樟市的同一時間，湖南省第二號人物――省委王書記，和省軍區副司令員彭將軍、省委統戰部官部長，還有廣州軍區副政委晏將軍等省委及部隊的高級領導也來到了樟市，在這裏“蹲點”，搞起了高標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省委書記和將軍們就住在與我們場舍隔壁的一幢大屋裏，我們能常常見到他們，並有機會請他們在我們的日記本上題幾個字。這些都使我們興奮，甚至自豪。而更讓我們感到自豪的是，我們這個由長沙知識青年組成的新農場的場長，是省委王書記親自指定、從領導以前的“點”上調過來的長沙知青模範鄧雲玉。

　　鄧雲玉是1963年高中畢業生，雖然下鄉隻早我們兩年，但她的年齡卻已經25歲了……

　　父親是中南礦冶學院勤雜工的鄧雲玉，小學時代據說是在她那遠離省城的老家鄉下度過的，不過念初中時，她到了長沙，而且是我媽媽的學生。

　　在考大學雖靠家庭出身，但在某種程度上也要看學習成績的1963年，她由於學習成績實在太差，所以雖然有個工人階級父親（可惜不是高幹）算得上“苗正根紅”，卻仍舊沒能考上大學。

　　也許是從來就沒有穿過漂亮衣裳，也許是思想革命化，盡管鄧雲玉已經被省委王書記提拔成了國家幹部，但衣著卻仍舊樸素得驚人。一年四季，從早到晚，她都是穿著那套已洗成灰白色的、男式的幹部服。從麵部看，如果不是鼻梁上的那副近視眼鏡，她簡直就是個農村婦女。不過，她穿著幹部服時的形象，如果不是那套幹部服太舊的話，卻頗有幾分像文化大革命中穿著軍服的中央首長江青。

　　雖然，我們為有鄧雲玉這樣一個模範人物當我們的場長感到驕傲，但很快我們就嚐到了由這樣的人當領導的滋味。倒不是由於她命令勞動委員肖利萍每天天不亮就拚命地吹哨子，催促我們起床開工，並且不到夜幕降臨不準收工；也不是因為我們在她手下，幹著粗活重活卻連肚子都塞不飽；而是因為每天經過十幾個小時的勞累之後，晚上她仍不放過我們，不讓我們得到應有的休息和必要的睡眠。

　　每天收工以後摸黑回到宿舍，迫不及待地奔進食堂將幾兩飯吞進肚後，一個囫圇澡還沒有洗完，政治學習的哨聲就一遍緊似一遍地響了起來。去集合如果遲了一點，招來的必是一頓劈頭蓋臉、嚴厲尖銳的批判。

　　我們的政治學習分兩種形式。一種是集中在自己農場學習；另一種則是或集中或分散到附近的樟市大隊部，或各生產隊去向貧下中農學習，即參加由省委“社教”工作隊組織的社員大會、憶苦思甜大會、鬥爭“四類分子”和“四不清”幹部大會。

　　鄧雲玉的訓話主要是兩個內容。一個是教育我們這些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子弟要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尤其是要學好《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青年運動的方向》，還要學好“老三篇”，要背叛自己的家庭，在艱苦的勞動中自覺改造自己的世界觀，做到真正與貧下中農相結合；第二，則是講她自己光榮的過去，講她插隊當知青時如何如何。

　　鄧雲玉場長不愧是報紙上宣傳過的模範知青，在我們這群後輩知青麵前真可謂口若懸河，一些現成的套話她能翻來覆去地每天講出新花樣。而我們呢，起先當然都虔誠地聽著，但後來，我們一個個都像熟透了的稻穗頭直往下栽。政治學習和場長訓話的時間實在太長了，我們實在太累太困了！天天如此，這種被強聽硬灌的日子又折磨著每一個人的神經！起初鄧場長也隨我們下地，但隻稍微幹幹，後來下地也少了。她是世故還是無知，我現在仍有些琢磨不透，不過多半像後者。

　　她這樣的人中國當時還有不少。現在回想起那段艱苦的歲月，我感到自己直接用手將不小心倒翻在地的大糞捧回糞桶都算不了什麽，筋骨的極度勞累和肚腹的極度饑餓也還好忍受，唯獨那每天饑勞之後的剝奪睡眠之苦，今天回想起來，仍禁不住心裏打顫和頭皮發緊。

　　三革命！革命！

　　我們極度辛勞饑餓和剝奪睡眠的日子正好過了一年時，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狂飆中的革命造反運動，將這種苦不堪言的生活打斷了。

　　報紙開始批判《海瑞罷官》、“三家村”等，沿墟街那些歪歪斜斜的破舊木板屋的牆上，貼滿了由公社黨委，樟市食品站、糧站、信用社、郵電所、衛生院、農具廠，還有樟市完小等各大小單位寫的大字報。作為模範人物，鄧雲玉自然不甘落後，在她一手推動下，我們農場也掀起了革命大批判的浪潮，人人都寫了批判“三家村”的大字報。

　　1.運動仍在深入

　　狠批了一陣遠在幾千裏外的北京的鄧拓以後，人們開始尋找自己身邊的“鄧拓。”

　　了。於是，在樟市公社的最高學府樟市完小，一個據說曾經當過國民黨少校的老教師被揪了出來。雖然樟市與北京相距遙遠，但兩地的“鄧拓”命運完全一樣，他們都以“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的方式結束了生命。

　　據說長沙也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抓“黑幫”運動，一些同學的家被抄，家人被剃半邊頭，被掛了黑牌子遊街……這一切使我的心情也緊張起來。

　　我父母分別在大學和中學教書，這些地方向來都是運動的重點。因此，我擔心父母也會被打成“黑幫”分子。因為很多事實都向我表明，像我父母那樣出身不好……有曆史問題的人，是最容易被“揪”出來的。雖然我知道父母都擁護共產黨。

　　擁護社會主義，在我下鄉前他們還教導我，叫我聽黨和毛主席的話，說中國隻有共產黨領導才能搞得好。不過我也隱約地感到關鍵不在你是否真正擁護共產黨。

　　如果要說你反黨反社會主義，那些吃階級鬥爭飯、吃政治運動飯的人總會找到證據。

　　我的這種心態在我們農場的知識青年中帶有普遍性。在一天晚上“向黨交心”的大會上，陳韞安同學就道出了她的矛盾心情。她說，父母從小把自己養大，所以自己對父母是有感情的；但他們又有曆史問題，如果他們在這次運動中被定為黑幫，自己應當怎樣與他們劃清界限呢？陳韞安同學話還沒講完，就已經泣不成聲了。我感到，陳韞安同學的話也是我心裏的話。

　　運動在深入。我們在擔心父母、家人的同時，也開始人人自危。因為據說鄧場長也正在我們農場物色“小鄧拓”，並準備開展堅決的鬥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每個人都在竭力爭取做運動的積極分子，並希望以此來使自己成為“小鄧拓”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有幾天，我們這群來自同一座城市、平日關係融洽的知識青年陷入了一場激烈的相互攻擊之中。不過，這種知識青年間的大字報戰很快就停止了，因為就在這時候，鄧場長貼出了一張決定性的大字報。正像不久後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使全國的鬥爭矛頭全都指向了劉少奇一樣，鄧雲玉的那張“陶進雄，你想幹什麽！”的大字報，一下子使全農場的鬥爭矛頭指向了陶進雄。

　　陶進雄是個四十出頭的中年人，縣農業局樟市農技站技術員，應省委王書記的要求，他一直在我們農場指導生產。陶技術員雖然是個大專畢業生，但外表卻有幾分像農民。他教我們做堆肥時，手捧豬屎牛屎往肥堆上擺，完全不怕髒和累。近一年來，他天天同我們一起勞動，手把手地教我們農業技術。因此他與我們大家……尤其是與幾個愛學農業技術的同學關係相當好。

　　在鄧雲玉導演的這場對陶技術員的鬥爭中，原先因為有的同學不會幹農活，陶技術員以愛護的口吻，開玩笑地說的“你這豬腦殼”，就成了打擊知識青年、破壞上山下鄉運動的罪行。

　　鬥爭大會一連開了好幾個晚上，但陶進雄卻並沒有被鬥垮。鄧場長們很快就想出了辦法，物色了可憐的姑娘陳韞安作炮灰。陳的父母因有曆史問題已在單位被揪了出來。經過鄧場長的思想工作，陳韞安終於在最後一天的鬥爭會上發出了一顆令人難以置信的炮彈：控訴陶進雄曾對她進行非禮。雖然陳韞安的故事十分離奇……陶進雄也堅決否認，但會場上的一片“打倒”口號聲就是結論。陳韞安控訴時聲淚俱下，這是那個可憐的姑娘對自己身心受到玷汙的痛悔。每當回憶起鬥爭陶技術員的情景我就感到內疚。鬥爭會上我沒有充當打手，而且每次陶技術員被押上台時我幾乎都因緊張、害怕而牙齒打顫、全身發抖，但我畢竟附和在人群中喊過口號，這助長了那種不道德的誣陷人、侮辱人的行為。

　　最後，陶技術員被開除公職全家遣送回原籍。他的老婆和年幼的孩子們也跟著受了連累。1995年9月我們重返桂陽縣紀念下鄉30周年，打聽陶技術員的下落時，曾經也在我們農場當過技術員，早幾年還擔任了縣農業局局長的侯技術員告訴我們……陶技術員因家庭出身是地主，所以遣送回原籍後仍是殘酷鬥爭的對象，不久就被鬥死了……

　　2.我不是紅衛兵，我並不想造反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句“文化大革命”的經典名言傳到農場後，鄧雲玉在對大家進行訓話時就也學著以“黑狗崽子們你們聽著”來開頭了……當文化大革命的另一句名言“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傳到樟樹市時，鄧雲玉場長立即就帶領我們農場全體知識青年去縣城造縣委的反，造省委“社教”工作隊的反，造省委王書記的反了。

　　雖然鄧雲玉由一名普普通通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變為聞名全省的知青“模範”，變為樟市公社黨委副書記兼樟市農場場長，變為國家幹部，靠的是省委王書記的賞識和提拔，但聽到長沙的大學生造省委的反的消息後，鄧場長不是奮起保衛給了她名譽地位的省委和省委王書記，而是立刻就來了個翻臉不認人。她不但將造反的矛頭指向縣委，也指向了省委工作隊和王書記。這使鄧場長立即又成了一名響當當的革命造反派。

　　鄧雲玉的造反行動又一次使她名噪一時。直到今天我都弄不明白，鄧雲玉為什麽要造縣委和省委工作隊的反？尤其是，為什麽要造對她有知遇之恩的省委王書記的反？說老實話，我並不想造反。這點自知之明還是有，知道“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影子”。自己是“老子反動兒混蛋”的“黑五類”子弟，最好不要亂說亂動，更不要去出風頭，冒充紅衛兵造反。

　　不過，在鄧場長要做“革命左派”以及她的行政命令中，我們這些“黑狗崽子。”

　　僅僅隻是被迫充當了一回跑龍套的群眾演員而已。

　　跟隨鄧雲玉造反以後，我們立即陷入了瘋狂敵視的汪洋大海之中。一夜之間，整個樟市墟就被討伐我們的大字報所淹沒。這些大字報千篇一律地從家庭出身上來攻擊我們，說我們造反是地主資本家狗崽子想翻天。就連本來出身響當當的鄧雲玉，也被說成是資本家小老婆生的。

　　桂陽縣委還是派了一個龐大的工作組進駐我們農場。鄧雲玉跑到了“革命造反。”

　　的策源地北京，縣委未能逮住她。工作組的領導說，這次文化大革命就如1957年“反右”，先讓“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充分暴露，然後毛主席再一聲令下……

　　不久，從省裏傳來了確切的消息，王××（即省委王書記）是個叛徒，已被徹底打倒了。

　　王××是叛徒這一消息，沒有使昨天還決心誓死保衛省委王書記的縣委工作組有半點難堪。這些在中國的政治氣候下成長起來，對急劇變化的政治風向和人事鬥爭浪潮適應性良好並如魚得水的“變色龍”，立即又有了一個新的鬥爭目標：曝出鄧雲玉與大叛徒王××不正當的男女關係。

　　形勢飛速發展。省裏的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宣傳隊到了桂陽縣，來到了樟市人民公社，“造反”之火終於在桂陽縣燃燒開來。縣裏其他單位、學校也開始造縣委的反，甚至縣委內部也有人造縣委的反了。一片大亂，進駐我們農場的縣委工作組再已無心在我們農場抓右派，隻得草草撤離了。

　　3.天下大亂，思想攪亂

　　社會上完全亂了，我的思想也開始亂了。

　　以前的課本明明告訴我們，是朱總司令1927年帶領紅軍上井岡山同毛主席會師，現在卻說當年帶領紅軍在井岡山和毛主席會師的不是朱德，而是林彪！

　　井岡山會師應當是一樁真實的曆史事件。當事人毛主席、朱總司令、林彪元帥都還在世，難道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下，在所有當事人還在世的時候，曆史事實都可以今天說是這樣，明天又說是那樣嗎？

　　這件事使我覺得受到了欺騙。對此我感到難以接受，我開始懷疑。

　　在“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的標語塗滿了城鄉所有牆壁、“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口號聲在全國震耳欲聾的時候，以前一直被黨的報紙、電台稱作毛主席的親密戰友的黨和國家的多數領導人，如黨的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總書記鄧小平，賀龍元帥，政治局委員北京市長彭真等，卻一個個名字上打著紅×。

　　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中對毛主席的過分歌頌，使我頭腦中不能不產生一些想法，這些想法一產生，就立即被我自己否定了，這是罪該萬死的反動思想啊……我怎麽能懷疑偉大領袖呢？

　　我盡量不讓自己的思想往引起我疑問的種種事情上想，而是照“毛主席語錄”上所說的：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然而“文化大革命”中的種種現象，使我的思想總是離經叛道。和大多數人一樣，為了生存，我寧願相信那些近乎荒謬的宣傳，而不願根據事實做出自己的判斷。

　　在當時，隻要是反對毛主席，就是現行反革命；而隻要是反對毛主席的現行反革命，不滿18歲也照樣槍斃。

　　總之，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

　　我在郴州火車站就親眼看到一張由某法院發布的處決一個15歲的現行反革命的布告。布告說，該現行反革命是一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某縣某公社一個大隊黨支部書記的兒子，其走資派老子被打倒後，他心懷不滿，公開呼喊打倒偉大領袖的反動口號。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判處他死刑立即執行。

　　極左宣傳的蠱惑加上鎮壓的威懾，使我（我想也使幾乎全體中國人）的思維隻能在黨中央毛主席劃定的範圍內打轉。

　　革命造反使全國陷入了混亂。混亂中我們農場的生產癱瘓了，混亂中我們全都倒流回了長沙。當時的長沙，社會上造反組織林立，“司令”滿天飛。一些地方的知青還成立了革命造反組織，說上山下鄉是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產物，要打倒，實際上是想“造戶口的反”。不過對“造戶口的反”我並不關心。雖然鄉下的辛勞和饑餓使我更加留戀城市，做夢都想自己的戶口能遷回長沙，但我心中明白“造戶口的反”是絕對行不通的。因為事情明擺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毛主席的號召，掛著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金字招牌。

　　因此，其他地方的知青在長沙造反造得熱火朝天，我與我的夥伴們卻多半隻是看熱鬧和串門逛街，當逍遙派。

　　四接受另外一種再教育的日子

　　1968年下半年各地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農場是辦不下去了，上麵也認為成堆知識青年在一起難以控製，決定撤銷農場，分散插隊。11月1日，我來到樟市公社桐木大隊嶺下生產隊，開始了插隊知青的生活。

　　生產隊的勞動與農場的勞動一樣累，不過由於有了蘿卜紅薯作為填充，我的肚子總算不餓了。生產隊的鄉親們對我也很友善，尤其是在生產隊不必天天晚上政治學習、聽訓話、亮思想，這使我在心理上有了一種輕鬆感，很快適應了生產隊的勞動生活。

　　在生產隊，我心甘情願地與貧下中農一起麵向黃土背朝天，牛馬般地勞作。

　　然而，大約兩年以後，我受到了另外一種再教育。

　　1.在知青中招工對我的再教育

　　1970年前後，傳來了工礦企業在知識青年中招收工人的消息。不久，我又收到朋友李衛國的來信，靠關係轉到長沙城郊農村的他，已被招進有名的長沙紡織廠當了工人。

　　一年又一年，隨著一批又一批的招工，我失望地發現，進工廠做工人與我們這些出身不好的知識青年無緣。當那些“苗正根紅”或苗基本上正、根大致上紅，加上又有後門的知青夥計或堂而皇之，或秘而不宣，但都興高采烈地進城去當工人後，留在廣闊天地裏幹革命的，就基本上隻剩下我們這些“黑狗崽子”了。

　　雖然我們這些“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全都極其真誠地與貧下中農打成一片，紮紮實實（或者說老老實實）地與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並希望以此得到黨對自己的信任，但結果卻十分明顯：我們這樣做隻是瞎子點燈白費蠟。

　　一方麵，大肆正麵宣傳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走與貧下中農相結合的道路是一條有遠大前途的光明大道，要知識青年紮根農村一輩子幹革命；另一方麵，農村實際上成了出身不好的城市青年的放逐地。報紙宣傳和實際執行完全背離，我開始懷疑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真實目的了。

　　2.與貧下中農打成一片受到的再教育

　　由於長年和貧下中農打成一片，真正接觸了社會，我發現太多的極左路線的宣傳與實際情況正相反的例證。

　　多少年來報紙電台都是大肆歌頌“三麵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

　　但在平時勞動中，從貧下中農那裏，我卻聽到了另一種大躍進。

　　鄉親們幾乎是爭相告訴我說，“大躍進那陣，‘五風’（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最厲害了。本來是個好年成，可是稻穀倒穗了、紅薯在地裏爛了都不讓收。勞動力全都抽去大煉鋼鐵。結果鋼沒有煉出來，還把各家各戶的鍋也砸了，山上的大樹也為燒木炭煉鋼鐵而砍光了。尤其是即將到手的糧食沒有及時收獲，造成很大的損失。搞到後來，飯都沒有吃，過起了苦日子”。

　　在鄉親們嘴裏，“大躍進”實際上是一場瞎胡鬧，而“苦日子”則是大躍進的結果，它根本不是什麽自然災害造成的；至少在樟市公社、桐木大隊和嶺下生產隊……苦日子的原因不是自然災害。

　　苦日子到底有多苦？鄉親們沒有細講。但婦女們都說，“苦日子”時，她們每個人的月經都停了，差不多人人都得了水腫病。身高體大、力氣過人的“黑子古。”

　　就是得水腫病死的。沒有糧食，人人都吃糠，結果大便拉不出來，要用手去摳。

　　吃不飽，夜裏餓得受不了，就跑到地裏去偷生產隊的蘿卜吃。

　　“那時我們人人都偷過蘿卜。我們都當過小偷呢！”鄉親們說。

　　鄉親們除了喜歡講大躍進的往事外，也喜歡講大躍進時的人物。而講得最多的是公社黨委書記“爛缽頭”（這一帶農民將那些好吃懶做、在外流竄，靠詐騙、偷竊過日子的人稱做“爛缽頭”）

　　“爛缽頭”是鄰近的崗口大隊人，“土改”起家。據鄉親們說，“爛缽頭”工作能力很強，搞行政命令軟硬兼施很有一套。“爛缽頭”又能說會道，扁的他可以講圓，圓的又可以說扁。

　　搞大躍進、吃公共食堂，家家都不準養豬，結果過年時戶戶都無豬可殺。無豬殺就沒有肉，就不可能像往年那樣做豬肉肘子、豬肉丸子。過年都沒肉吃令人人都感到沮喪。可“爛缽頭”卻在公社萬人大會上口水橫飛地說：“我們有‘蘿卜肘子’‘蘿卜丸子’……”

　　不過，鄉親們說，“爛缽頭”最大的本事還是玩女人。因此關於“爛缽頭”故事的最主要部分，是他如何玩女人，玩了多少。

　　“爛缽頭”玩女人也是軟硬兼施。他利用自己公社黨委書記的權力，施點小恩小惠便使一些婦女自覺自願地陪他上床；而對那些不肯就範者，他甚至拔出盒子槍比著（鄉親們說“爛缽頭”P股上成天都掛著盒子槍）強迫不從者就範。

　　他每到一個大隊，先攪動如簧之舌，叫男人們為大煉鋼鐵而通宵達旦地守在小高爐旁，而他在公共食堂吃飽喝足以後，就以聽匯報談思想為名，乘機糾纏他看上的娘兒們，脅迫人家與他幹那事……

　　大躍進的許多往事是苦澀的，但有一件事，嶺下的鄉親們一講起來就笑得合不攏嘴。

　　鄉親們說，我們生產隊澗對麵的一大片土地，原來是坪衝生產隊的。大躍進時，因為吃公共食堂搞“共產主義”了，所以個個生產隊都嫌自己的田土多，都想劃出一些給其他生產隊耕種。坪衝生產隊是個大生產隊，人“強”地廣，硬是要把澗對麵那一大片地劃歸嶺下生產隊，而嶺下人向來老實本分，在大隊的勸說下，沒有辦法隻得接受了坪衝生產隊劃來的那一大片地。

　　把自己的土地劃給嶺下，坪衝人開心極了。可不久，則輪到嶺下人開心了。因為後來公共食堂垮了，又開始實行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政策。那一大片土地使嶺下生產隊多收了不少糧食。

　　“後來坪衝人又想要回那片地，但我們堅決不給。‘當初可不是我們要占你們的……是你們自己硬要劃給我們的’。要了幾次要不回土地，坪衝人也不好意思再開口了。”

　　說起這件往事，嶺下的鄉親個個比撿到寶貝還開心。但我聽了這個故事卻隻有苦澀感。我從小就從書本中知道“工人愛機器，農民愛土地”，但大躍進卻使農民不再愛如自己命根子般的土地。對於報紙上經常吹捧的大躍進，這是一個多麽大的諷刺呀。

　　鄉親們的大躍進故事使我受到了極大的震動，它使我隱隱約約感到，多少年來，報紙、電台上一直極力吹捧的大躍進並不是一場偉大的運動。它不單隻是一場瞎胡鬧，也是一樁大罪過、大災禍。

　　1968年下半年，報紙、電台大肆宣傳全國掀起了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高潮，貧下中農爭相購買毛主席著作，我看到的卻是硬性攤派，每家每戶都必須購買一套《毛澤東選集》。我下鄉時已有一套《毛選》四卷，剛下到生產隊時連吃飯的錢都沒有，不過這次仍得再買一套。鬥大的字不識一籮筐的“眯眼哥”、“財拐”和“馬拐”家都得買。而麵對這種硬性攤派，農民們隻有無奈而木訥地接受。

　　農民一年到頭辛辛苦苦，結果卻是糧食不夠吃、衣衫破破爛爛，常常連買煤油點燈的錢都沒有。“鍋裏沒�，肚裏沒魂”呀！坪村生產副隊長春福癩拐將自留地裏種的一點花生拿到自由市場賣了，結果在全公社生產隊幹部會上受到批判，說他搞投機倒把，走資本主義道路。

　　總是宣傳舊社會地主是如何殘酷剝削壓迫貧下中農的，我卻從響當當的貧雇農那裏聽到了很多不同的說法。兩個解放前在桐木一帶所有的地主家都當過長工、打過短工的老貧雇農（其中一個叫侯守元）他倆都是響當當的貧雇農、土改根子……土改、社教時都擔任過貧協組長。1971年秋冬季節，村裏一個農民的母親死了……我與同隊知青杜陵被安排上山挖墓坑，兩位老農帶領我們挖坑。老農們邊挖坑邊說話（根子不紅的人是不敢說的）他們說，劉少奇搞“三自一包”對農民有利，卻被整死了；過去當長工掙的稻穀比現在在隊裏出工掙的多得多；以前的東家有好的也有差的，但好的占多數。雇工是由東家供飯的，有的東家怕你吃飯時講客氣不夾肉吃，就會將肉塊埋在你的飯底下讓你吃。現在的大隊書記，比過去的地主還剝削壓迫人！他們講的大隊書記是他們同宗的侄兒輩人。

　　總是宣傳解放前地主如何不勞而獲貪圖享受。1969年初，生產隊派我到大隊合作醫療建築工地上當小工。有一天，一個五十來歲的漢子從工地旁的馬路走過，建築隊的大工駱師傅就與其他人議論，說那漢子是個窩囊地主。我問他們什麽叫窩囊地主？他們解釋說，那個人是我們大隊賀家生產隊的，解放前過得比貧下中農還苦還累，冬天連棉衣都沒有穿過，省吃儉用又辛勞過人，省下錢剛買了田，還未來得及享受就解放了，田也被分了，家庭又劃了地主。你說這樣的地主窩囊不窩囊？

　　總是宣傳地主的剝削壓迫造成了貧下中農的貧困。我卻聽說當年嶺下最貧困的雇農“馬拐”家解放前之所以一貧如洗，是因為他父親嗜賭如命，“最後連灶頭上的火鉗都輸掉了”，“馬拐”差點被他父親賣了。現在，“馬拐”卻常常說：“那時候，我當長工一天掙的穀子，比現在在隊上出一天工掙的多多了！”

　　剛下到生產隊時，我是毛澤東的忠實崇拜者。我以為，貧下中農一定比我更加崇拜毛澤東。農村的生活與勞動，使我驚奇地發現事情並非如此。

　　那時，我正被生產隊派到大隊合作醫療站建築工地做小工。一次工餘休息與工友們聊天時，我說起自己從報紙上（當然是文革期間造反派辦的那種報紙）看到的一則消息，說經醫生檢查，毛主席身體非常健康，至少可以活到一百二十歲。

　　我的這則消息立即引起了不同的反應。中年泥水匠駱師傅似信非信地說：“我們頓頓吃紅薯，毛主席餐餐吃大米，他當然可以活一百二十歲！”

　　石磷、明拐、從林等幾個年齡與我差不多的青年小工則一致反駁：“無論如何，一個人活一百二十歲，不可能！”我說：“這可是經過醫生檢查的，是科學結論……”但石磷堅持說：“肯定是醫生怕殺頭，才說毛主席可以活一百二十歲。”

　　石磷還嬉皮笑臉、十分不恭地斷言說：“我敢保證，毛主席一定經常和許多年輕漂亮女人睡覺，所以才能活這麽長。”我當即反駁他的這種胡言亂語，我說毛主席是偉大的領袖和導師，道德極其高尚。但石磷堅持說：“你看我們公社的黨委書記，他搞過多少女人呀！”“就是，就是！”明拐、從林等人紛紛附和。

　　這些出身響當當的貧下中農農村青年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看法令我大吃一驚。

　　剛一下鄉我就注意到樟市那條二三百米長、破敗不堪、住戶全是農民的墟街，每家房屋臨街的一麵都是鋪麵形結構。似乎這些住戶過去都是從事工商業的小店主而不是農民。似乎，過去這兒曾經有過工商業、服務業的繁榮，而不像現在這樣……除了幾家由官方機構壟斷的工、商單位外，其他人一律是衣衫襤褸的農民。

　　當時我一點也沒有這種概念：即在不受官方壓製、讓人民自由發展經濟的情況下……樟市這偏遠的鄉村集鎮也是可以有某種與自身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工商業和服務業繁榮的。所以，最初我對樟市墟街上的房屋都是鋪麵結構是感到奇怪和不解的……我甚至以為，樟市人有一種不健康的、對房屋建築式樣畫蛇添足的癖好。

　　當我與貧下中農相處久了，當我對樟市的過去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後，我終於明白……樟市過去確實有過手工業和商業、服務業的繁榮。那些臨街的鋪麵並不是樟市人對房屋建築式樣畫蛇添足的癖好，而確實是他們當年從事工商、服務業的需要……或者當年他們本是從事工商、服務業的住戶，由於不允許繼續從事他們的行業而被迫做了農民。而樟市之所以叫“市”，是因為這個曾經樟樹成片的地方有過一個一定規模的集市；樟市又叫樟市，又說明那些樟樹是高大的。我現在明白了……這個“市”的含義是集市，而不是以前我所理解的城市。但那個曾經繁榮過的集市被當做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了，那成片的、高大的樟樹被大躍進中的煉鋼大軍一掃而光了。

　　我想象不出，這個今天破破爛爛的鄉村小鎮，過去怎麽會有工商業的繁榮呢？我也想象不出，為什麽這種繁榮現在反而不再有了？

　　3.從受再教育走向新的再教育

　　在知識青年中招工依舊年年都有，依舊年年都沒有我們這些出身不好老知青的份……我破釜沉舟：不要戶口，外出流浪打工了。我的知青夥伴久哥，早就在緊挨著省城的望城等縣一些公社辦的小工廠輾轉當“打流師傅”“打機械流”。他鼓勵我也走這條路，並說外麵不少知青夥計都在這麽幹，於是我也跟著他這麽幹了。

　　20世紀70年代初，停辦多年的大中專學校又開始少量以推薦的方式招生，即招收所謂工農兵學員。

　　推薦和招生全都是秘而不宣的。

　　1974年六七月間，我終於得到了機會，被公社推薦到了縣裏。在縣裏體檢和填寫誌願時，我聽說桂陽縣有一個推薦上清華大學的名額，縣裏已定了這個名額給某某公社一個年輕的大隊黨支書。

　　由於桂陽體育界元老、縣一中老教師兼體委老教練劉烈鵬老先生，1967年被貶樟市公社時，見過我打籃球，對我的球技十分欣賞，因此當劉老師得知我被公社推薦上來以後，就專門趕到我投宿的招待所找到我，勸我報體育專業。他說桂陽縣今年有一個推薦上北京體育學院的名額、一個上武漢體育學院的名額、兩個湖南師範學院體育係的名額和六個衡陽師專體育科的名額。“你再倒黴也能進湖南師範學院體育係”。當然，劉老師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我學體育，將來與他一道為桂陽縣的體育事業出力。

　　出於對劉老師的尊敬，我填報了體育專業。不過我並沒有像劉老師預言的那樣“再倒黴也能進湖南師範學院體育係”。雖然一個與我一同被推薦的沒有任何體育基礎的鄉下朋友收到了湖南師範學院體育係的入學通知，但我卻隻收到衡陽師專體育科的。不過，我仍舊高興地接受了這種安排。因為令我感到前途茫茫的苦悶的知青生活終於可以結束了。

　　就這樣，1974年10月，我告別了農村，在接受了九年的再教育後，又將去接受新的再教育了。

　　作者簡介

　　譚世通，男，1964年長沙湖南師院附中初中畢業後失學，1965年下鄉到湖南省桂陽縣樟市公社第二農場。1968年農場撤銷，插隊落戶到桂陽縣樟市公社桐木大隊嶺下生產隊。1974年10月，到衡陽師專體育科學習。現為廣州港技工學校體育高級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