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的群落：續編（下卷）

7、刻骨銘心的歲月

　　唐思齊

　　人的一生經曆了很多事情，大多如過眼雲煙般忘卻了，消失了，唯有知青歲月的情景，四十多年了，記憶中還是那麽清晰，那麽刻骨銘心。

　　糊裏糊塗下了鄉

　　我是在姑媽家長大的。1954年到我姑媽家時，姑父還在關押之中。姑父在讀書時集體加入國民黨，1950年就被逮捕，罪名是軍統特務，被關押了七個月之後，無罪釋放。後來成為西南貿易部的工作人員。一次偶然機會，姑父遇見川大同學×××。這位先生在校時已經是共產黨員了，曾經追求過才貌雙全的姑媽。姑父遇見他時，他是西南貿易部人事處處長。為了公報私仇，他利用手中權力，篡改姑父的檔案，誣告姑父在川大時，受國民黨指派監視共產黨進步學生。姑父於是再次被捕入獄。這一去就被關押了五年多，直到他去世，這個問題都沒得到澄清。

　　我五歲時母親去世，父親1959年因莫須有的罪名（20世紀40年代報考了公費的國民黨中央政治大學；1957年他發表同情“右派”言論）被關押。姑媽的長女，表姐唐小寧從小與我生活在一起，情同親姐妹。1964年8月就讀於姑媽任教的重慶市第一中學，品學兼優的表姐唐小寧因姑父所謂的曆史問題考不上高中，經曆了一番撕心裂肺的痛苦後，她毅然決定去了四川省達縣地區通江縣的柏椏寺林場。

　　1965年7月，我初中畢業，也嚐到了落榜的滋味：絕望、黯然無光，經曆著天地之大無處容身的日子。班主任曾萬倫老師一直盯住我和同學謝於坤（謝的父母1949年去台灣時，她才幾個月大，她也和我一樣跟著自己的姑媽長大）三番五次動員我倆下鄉。我倆的父輩同屬階級異己分子，我們不下鄉誰下鄉？留在城裏找工作也無望，加之表姐唐小寧已經在通江農村，到她那裏姊妹之間也許可以相互關照。這樣，我懵懵懂懂，懷著無可奈何的心情去了通江柏椏寺林場。

　　來到林場，才知表姐信中描寫通江林場如何美好，統統是怕姑媽擔心而編造的謊言，現實情況正好相反。我是最後一個去柏椏寺林場的老知青，此前已來了兩批知青，加上我共有45人。我們中絕大多數成分都不好。在階級鬥爭被“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那個時代，成分不好的人在中國農村這個廣闊天地是不會大有作為的。林場另外還有三戶本地農民。所謂林場其實就跟人民公社的一個生產隊差不多。知青跟農民一樣，每天扛鋤頭出工、開荒、種糧食、記工分（一個勞動日幾分錢）國家第一年給知青發基本生活費，一年後就不再管了。

　　林場是夥食團集體開夥，紅苕從地裏挖回來，一開始是吃挖爛了的。整天吃紅苕胃裏直冒酸水，一直到紅苕吃完都有一股爛苕味。另外就是老包穀籽，頭天晚上就摻水煮，第二天煮開花了，放些油、鹽，每人分得到一碗。老包穀籽連皮嚼把牙都嚼軟了，太陽筋嚼得繃起、發痛。晚上深夜還要點馬燈開會學習毛主席著作……下雨天“紮雨班”，可以打打乒乓球。但夜深人靜時常聽到有人哭啼喊媽媽，要回家，那淒涼無助的聲音伴隨著一天的勞累漸漸變小、消失而進入夢鄉。當時林場的生活非常清苦，我們正處在身體發育階段，缺油少肉，不少女生月經紊亂……痛經，男生大多瘦骨嶙峋。

　　當時農村非常貧苦，照明的煤油、食用的鹽巴都買不起。冬天晚上睡覺燒火取暖……並借用火光納鞋底、宰豬草……不但用錢緊張，分的糧食也不夠吃，除了過年能吃上一兩頓白米飯，一年到頭頓頓是紅苕、洋芋和缺油少鹽的南瓜、蘿卜充饑……既要承擔繁重的體力勞動又要長身體，知青的飯量都大得驚人，吃不飽飯而饑餓、心慌的感覺至今記憶猶新。

　　柔弱的生命

　　農村缺醫少藥，貧困落後，就在我下鄉的生產隊，貧困和疾病幾年時間裏就奪去了好幾個年輕人甚至小孩的性命。我們同院子周欽先的三兒子才六七歲，大家都叫他寧娃，他剛滿月母親就死了，是吃百家奶、米羹羹喂養大的。他長得十分乖巧，說話聲音悅耳，見我們挖洋芋，就跑來指點道：“姑姑，把碗豆大的洋芋留下來推粉。”我們挖了紅苕背回家，他又跑來說：“姑姑，把好紅苕放進苕窖，先吃挖爛了的。”那口氣就像一個有經驗的老農在給我們提供生活經驗，稚嫩的語調裏居然透露出盤算生活的老成，逗得我們發笑，大家都喜歡他。沒想到一次他摔跤後，肚子上劃了一條大口，一直未愈合，我給他打過幾次針、送過藥，總不見好轉。他天天睡在火坑旁邊大板凳上，沒錢上醫院醫治。

　　“文革”武鬥期間，我回重慶探親去了，但心裏一直掛念著那可愛小家夥，在重慶夢裏還夢到他已經好了，活蹦亂跳地在院壩裏玩耍。一個多月後我回到下打磨溪，迫不及待地問：“寧娃呢？”“死了。”“怎麽死了？”周欽先說：“後來沒錢打針，傷口感染了，肚子裏長蛆呢……”聽後，我難受得哭出聲來。寧娃到這個世界才短短的幾年，一個小小的外傷居然要了他的性命。

　　寧娃去世一年，周欽先又結婚了。又隔了一年，一天清早，周欽先突然急匆匆地趕到公社衛生院找我（我已是公社衛生院的一名醫生了）說妻子預產期已到，肚子痛了三天，都沒生下來。當時農民生小孩除非遇到難產，迫不得已才請醫生的。我檢查了她的胎位，診斷她懷的是雙胞胎。周妻個子小，又是初產婦，我再三叮囑周欽先必須馬上抬到醫院做手術，這樣才能確保母子安全。

　　幾天後我看見周欽先愁眉苦臉、無精打采地在公社辦事，我急忙問他：“是不是雙胞胎？母子還好嗎？”他聲淚俱下地給我述說在區醫院發生的事情：“當天我們抬到區醫院已下午五時了，×醫生檢查後也說是雙胞胎，並說晚上八點動手術……誰知晚上區上放電影《紅樓夢》，醫生又說看完電影動手術。電影結束後已十一點多了，醫生改口說現在太遲了，幹脆明天上午八時做手術……我在旁還說：‘醫生，她痛得很厲害哪，她不隻下腹疼痛，上腹部也疼痛，像有東西鑽頂心口……她能不能熬到明天上午啊？’……”

　　周妻又劇烈地疼痛了兩個多小時，大汗淋漓，輾轉不安，猶如五內俱焚，痛哭流涕地大聲慘叫，臉部表情變得扭曲、可怕。淩晨二時痛死在區醫院，嘴巴、鼻孔爬出若幹條蛔蟲，讓人心驚膽戰……單一的蛔蟲鑽膽，痛起來都讓人死去活來。

　　萬箭穿心，何況是快分娩的初產婦！三條生命就這樣葬送在見死不救、缺乏職業道德的醫生手中！

　　張成金是鹽井公社大梁層大地主的女兒，長得非常漂亮，就像“五朵金花”演員楊麗坤一樣，彎彎的眉毛下麵一雙明亮有神的大眼睛，五官端正，身材勻稱，光彩照人。丈夫艾春華原是大隊幹部、公社幹部接班人。他倆的婚事公社是堅決反對，千方百計刁難、阻止，施加壓力，艾春華不顧撤職處分，仍然一往情深、堅定不移地要同張成金結婚，在當時鬧得沸沸揚揚、轟轟烈烈，家喻戶曉。張成金暗自高興，以為今後可以過上好日子了。1967年結婚（張成金才17歲）婚後，艾春華也貶成了農民。

　　大巴山封建貧困、重男輕女，媳婦清早起來就像機器開動了一樣，一整天都不停地轉：地裏、家裏、豬、小孩……夜深人靜才能入睡，吃的是殘湯剩飯……張成金生了第三個小孩後，在月子裏感冒了，咳嗽不止，婆婆偏要認為她患的“月假癆”，強迫她喝藥酒，結果咳嗽加劇，痰中帶血，白天仍得幹活，晚上照顧嬰兒……艾春華對她也不關心體貼，沒錢上醫院檢查、治療，偶爾吃幾副中藥。由於長期勞累，休息不好，抵抗力下降，肺部感染擴散，幾個月後診斷為肺結核。去世前已骨瘦如柴，麵如死灰，雙頰深陷，與病前判若兩人，一雙無神無光的大眼睛……更顯淒涼悲切，美麗的花朵來到人間沒得到應有的珍惜、嗬護，26歲就早早凋謝了。

　　那些年頭，莫說山裏的農民，連我們知青的命也不值錢。1968年夏天，我公社知青汪家福因漲大水過河淹死。1969年7月，柏椏寺林場的老知青孫京鄭又病故。孫京鄭1964年初中畢業。他父親在新疆勞改，家中有母親和妹妹，家庭比較困難，1965年5月就到了通江。他喜歡唱歌，也唱得很好。他患有風濕心髒病，有次下河遊泳，剛下水全身發抖，四肢僵硬，是幾個男知青揉、推、捏，用了30分鍾，才將他身體及四肢恢複正常。臨死前一天在高家梁知青家，大家都對回重慶感到渺茫，對前途失去了信心。我清楚記得他說過：“我就不信到了50歲還回不成重慶……”――他對回重慶的渴望，最終望穿秋水也沒等到。當時我還在想：“50歲才能回重慶，我都成了老太婆，太遙遠了……”第二天，就聽到趕場知青講孫京鄭死了，估計是心肌梗死發作，無錢醫治！

　　現在我才想起，他當年怎麽不辦病殘呢？心髒病隨時都會危及生命，根本不能幹重體力活啊！汪、孫兩位的墳都在我們生產隊，我們出工路過時常常看到他們的墳墓，心頭總是感慨萬千。他們都那樣年輕，處在生命力最旺盛的時期，卻像一棵茁壯成長的樹木，被無情的狂風給吹斷了。寫到這裏，聯想起我家去世的親人……脆弱的生命可以隨時消失，唯有死者的靈魂和生者的情感是永遠存在的。

　　然而無論生活條件多麽貧困惡劣，大巴山的農民都安於現狀，從不抱怨。當時一年每人供應六尺布票，能穿一件粗布衣裳就很不錯了。人們的衣褲都是補丁重補丁，鄰居們見到我和小寧姐穿了一件燈芯絨衣服，個個都來摸摸，表情裏透露出驚訝、羨慕：“娘哇！她們穿的是燈芯絨，我這輩子能穿上一件燈芯絨衣服，死了眼睛閉得梆緊……”意為穿件燈芯絨，死了都情願。中國農民真是世界上少有的好農民啊！他們承受苦難的韌性和逆來順受的善良本性，寬容了解放後國家政策的失誤帶給他們的種種災難。

　　田明惠發瘋

　　1966年，我們林場周圍的田地生產的糧食不夠吃了，公社在五大隊給我們劃撥了幾座山，在山間平坦地帶搭建了一座約六十平方米的草房，將樹木砍成三四米長……一根根捆成排，搭平整，上麵鋪滿了稻草當做床，搭了兩層，並在外麵搭了簡易廚房和廁所，上層是男寢室，下層是女寢室，沒有門，就像餐風宿露一樣。由汪家福、秦宗碧帶隊，一共去了15個人。

　　天剛魚肚白就吃早飯開工了，每人手上拿一把彎刀，從山下往山上砍，雜草、雜刺、小樹、大樹，統統砍掉。有的刺一長串，砍起來很不利索，常常將手、臉。

　　腳劃一道道血痕，甚至鮮血長流，不擦藥也不感染。每天收工後人就像散了架一樣，全身疼痛，真想美美地睡幾天，第二天天泛白又精力充沛地迎接戰鬥。大家都這樣任勞任怨地生活著，雖然勞累、艱苦，環境條件惡劣，感覺卻充實愉快。

　　砍完一座山後，將山之間連接交界處砍淨，用土隔開，以防燒山時，引燃另一座山林。然後將樹棒堆起、交叉起，點火燒，隻見整個山上烈火熊熊，紅光映照，濃煙滾滾，大家的心情莫名的興奮，好像打勝仗一般，歡呼、跳躍……燒盡後還得檢查一下有無火星，會不會死灰複燃。與周圍綠蔥蔥、生機蓬勃的山脈相比，這座山成了一片黑沉沉焦土，一幅焦頭爛額、麵目全非、不忍目睹的荒涼景象。

　　當年我們知識青年就在“戰天鬥地”的革命口號下從事這野蠻落後的生產方式。

　　我們幹得很歡，根本沒有保護環境、生態的意識。經過我們毀壞的山林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恢複！

　　播種玉米了，用一種尖鋤頭，身上挎一小竹籃，裝滿了玉米種子，隔兩尺的距離……用鋤尖啄一個坑，拋上三四粒種。有的岩石陡壁上比較難種的都是男同學去播種，稍不留意就可能摔下來，農民就發生過摔成殘疾，甚至死亡的悲慘結局。四個月後，包穀成熟了，就要專人看守了。一座山要搭三個窩棚，防火、防盜、防野獸偷襲，而且整晚不停地敲木梆子和吆喝，守了一個多月就開始收玉米了。

　　第一年是豐收年，好的一棵玉米要結三四個包穀，長的有一尺，顆粒也飽滿。三四年後土壤營養耗盡，就放棄這座山，另開一座山。就這樣，祖祖輩輩，反反複複，從原始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都是這樣刀耕火種，毀林開荒。玉米收獲後，山上就沒事可幹，隻留下兩名女生看房，守農具。田明惠、胡梅英她倆膽大，都單獨一個人在上麵守過；我同胡梅英守過兩晚上。一到深夜，山林裏野獸怪叫，山風呼嘯，嚇得人心驚膽戰的，一夜未曾合眼。

　　幾年後才聽說田明惠一個人在守窩棚時，被不知名的當地人強奸了。田明惠是1965年5月29日到柏椏寺林場的老知青，與她一起來的共29人，都是從土灣街道來的……她生於1948年，小學文化程度。中等個子，身體好，結實；模樣一般，皮膚較白，圓臉，眼睛不大，鼻翼較寬，嘴唇厚，笑起來聲音特別響亮，眼睛眯成一條縫，開心十足時尤顯憨厚。她性格豪爽，講義氣，卻孤僻，沒有朋友，不愛講話……尤其從不談及家庭，大家隻略知她的繼母、父親待她不好。她力氣大，做事麻利，潑辣，是勞動能手，樣樣農活都幹，就像當過農民一樣。她到林場一周左右……急性闌尾炎發作，是幾個男知青連夜抬到沙溪區醫院動的手術，術後恢複還好……

　　那一年秋天，田明惠從山上回到林場沒幾天就“瘋”了，她用彎刀將自己食指幾乎砍斷，隻剩一層皮相連，鮮血直流。我們大家都嚇得不知所措，她卻哈哈大笑……黃天華、文光頎是場幹部，又是大姐姐，她們遇事比較冷靜，馬上用紗布將整個食指包好，立即送她去區醫院縫合、包紮，她“瘋”後常哭喊：“梅英啊，你怎麽還不回來呀？你一個人在山上怕不怕啊！”

　　為了病殘回重慶，田明惠竟然選擇了自殘方式來達到目的，多麽無奈和可憐啊！

　　十指連心疼痛起來那是無法忍受的，這樣做是需要勇氣和自我犧牲精神的。然而……她雖然付出血的代價，卻沒有達到回重慶的目的。不久，她就失蹤了，至今也無任何音訊。

　　有關她被強暴一事，鄭爾興最先聽到社員講。鄭爾興插隊在五大隊六隊――當年開荒的生產隊。我們窩棚對麵山上住有兩兄弟，社員講是他倆兄弟中一人幹的，這事一直無法落實，也就不了了之。

　　此後三十幾年，知青當中沒有人再看到田明惠，她究竟生活怎樣？我們大家仍很想念她，知青聚會時大家也常談及她。

　　胡梅英在前不久的一次聚會上談及她一人守窩棚時的事情。有天晚上，我們喂的狗朝著對麵樹林一直不停地叫，梅英估計有人在那躲藏。她聲音好，是女高音，手上拿一把彎刀，扯起嗓子吼：“如果是人就站出來！我不怕你，我要和你拚了……”吼了好一陣，狗才不叫了，那人也走了。

　　衛生院見聞

　　1978年，計劃生育運動在農村開展起來了，工作需要經常下鄉，使我更廣泛地接觸，更深入地了解了農民的疾苦。他們處在社會最底層，任人擺布。他們對醫生十分尊敬、友好，如果醫生治病化險為夷，藥到病除，他們就感激不盡奔走相告……如果庸醫誤診，坐失良機，致人死亡，他們就認命，寬宏大度不去理論。最讓我觸目驚心、刻骨銘心的是一次計劃生育剖腹、取胎、結紮術，那可以說得上是慘不忍睹，慘無人道。

　　在手術的前幾天，公社、大隊、生產隊大肆宣傳，動員的對象是家中有三個以上的孩子現在且又懷孕的婦女。動員說：區醫院醫生到我衛生院動手術，醫生手術高超、安全，不會留下任何後遺症……手術的前一天，全公社來了二十多個婦女……她們懷孕都是在五個月以上的，有幾個已經要到預產期，馬上就要瓜熟蒂落了……本來可以先引產，再結紮，這樣孕婦就安全，風險小，痛苦少，需要一周時間……為了節省時間一步到位，取胎、結紮同時進行。在簡陋的衛生院房間裏消了毒……燒了兩盆炭火，火盆上放著裝滿水的茶壺，旁邊放著裝了半桶水的木桶，兩張方桌拚搭起一張床，鋪上棉絮、手術單，孕婦們就睡在上麵接受手術。

　　主刀的杜醫生是名副其實的外科醫生，而他的助手鄧步棋醫生卻是中專醫校才畢業一年、二十歲左右的小夥子，從沒進行過外科手術的進修和培訓，居然第一次就在鮮活的人身上實踐。兩天後杜醫生有事回區醫院了，就由鄧醫生主刀，我院侯盛德醫生當助手。七八個月的胎兒從母親子宮裏取出，生命鮮活（還來不及看看世界是什麽樣子，就因他們是多子女）用一紗布塊塞進嘴裏，丟入桶中……

　　大家都認為中國人多，是他們造成的，他們“罪該萬死”。

　　社員陳新仁的妻子的胎兒取出後個頭特大，發育良好，烏黑的頭發，有七斤重，取出後被丟入桶中，隻聽到桶裏發出“呼……呼……”聲，一直持續十幾秒。隻見那婦女眼淚長流，不敢吭聲。侯醫生示意我幾次，我明白是要我將煮沸的水倒入桶中。我當時雖然麻木不仁，但無論如何也不敢、不願、不忍心這麽做，嬰兒的肌膚嬌嫩得像紙一樣薄，怎容得下燒熱的水更何況是沸水啊！侯醫生隻好放下手中器械，用戴著膠手套、沾滿鮮血的手，毫無表情地將水倒入桶中……

　　手術後有人問鄧醫生怕不怕？他說：“怕啥？簡單得很，就像殺豬一樣，有次我用力過猛，一刀劃下去，將子宮劃穿了，差點將胎兒頭皮劃傷了……”

　　手術一年多後，陳新仁的妻子和四五個做了結紮術的婦女又懷孕了，她們欲哭無淚，上天無路，入地無門：“老天啊！你為什麽要折磨我們啊！”這些可憐的農村婦女精神上、心靈上、身體上遭受了多麽巨大的創傷。傷口還沒有愈合，又在上麵撒鹽！難道中國人口多就應當讓她們受到非人的待遇嗎？

　　戶口與婚姻

　　1968年12月，毛澤東最新指示下達，全國掀起了上山下鄉運動新高潮。社辦林場被砸爛了，我們全部到生產隊插隊落戶。老知青的回城夢更是遙遙無期，悲觀。

　　絕望像利劍懸在我們頭上。除了辦病殘，婚嫁成了許多女知青離開農村的唯一出路。

　　戶口像無形的枷鎖，控製著、指揮著、掌握著我們每個人的命運。扭曲的婚姻。

　　不幸的婚姻、沒有愛情的婚姻，普遍發生在我們這代人身上。為了一紙戶口廉價出賣自己的青春，好多女知青對來談婚論嫁的男方無論認識與否、了解與否，隻要對方能將自己的戶口遷出農村就行。如果不是那年代，很多知青都應該有更好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我場女知青楊均枝，在生產隊實在待不下去，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用自己的幸福和一生作賭注，遠嫁山西，與一個毫不相識的男人結了婚，條件隻有“隻要你對我好”。算她走運，遇到了好人，夫妻同舟共濟，相守至今……兒孫滿堂。每當提及當年冒險，她都禁不住感激上蒼的眷顧。

　　女知青夏明芬也是通過結婚離開通江的，男方是北碚施家梁農民，那農民家貧如洗，住著簡陋的茅草房。夏明芬在林場稱得上吃苦耐勞，做得一手好針線活，她穿的鞋從來就是自己做的，身體也壯實，綽號“夏蠻子”。婚後七年，生下三個孩子，含辛茹苦，節衣縮食，又白手起家修起了磚房，由於操勞過度，終積勞成疾。1979年知青大招工時，張明利見到她已麵黃肌瘦――白眼珠、頸項、手臂、腿全呈黃色，差點認不出來了，就送了幾斤白糖給她，並提醒她去醫院治療。她還為自己馬上能當工人、孩子戶口可以農轉非而興奮。殊不知幾天後她就丟下三個不省事的孩子，帶著一身遺憾與世長辭了。

　　女知青×××在學校讀書時各科成績名列前茅，因父母是所謂“漏網地主”被遣返農村。在重慶舉目無親的情況下，隻好婚嫁西北妹妹那兒。短暫的接觸被男方假象蒙蔽，婚後才發現男方心胸狹窄，猜疑心重，文化素質、人品太差，連女知青間的書信往來，也疑心是“戀人”。惹是生非、無理取鬧，發展到大打出手，喪心病狂地動刀殺人，將×××砍成重傷，住院，最後離婚，留下心靈上的巨大傷痕。

　　一些深受家庭出身連累的女知青，為了下一代根正苗紅，擇偶專找貧下中農、共產黨員。有的知青婚後工作、經濟收入都不錯，隻是雙方貌合神離，視而不見，行同路人；也有婚後雙方通情達理，相濡以沫的和睦夫妻。

　　1968年4月，小寧姐和我在廣州幺姑媽家探親，幺姑爹是海員，老家是四川鹽亭農村人，深知四川農民的疾苦，出於對我們的關愛，給我倆都介紹了他船上的船員……我倆從小受家庭教育影響，將婚姻大事看得很慎重，也知道，如果同意這門婚事，從此可以脫離苦海，過上無憂無慮的生活。但我倆卻拒絕了。

　　1972年小寧姐頂替回了重慶，我一個人孤獨、寂寞、恐懼地度過每天的日子，出工、收工、砍柴、煮飯、洗衣，周而複始，機械麻木，毫無生趣。心情格外壓抑……憂愁、思鄉之情油然而生，隻有接到親人來信，緊鎖的眉頭才能舒展。插隊期間的日日夜夜，就是這麽煎熬著、等待著、期盼著，不知命運之神何時光顧，前麵將是什麽。公社剩下的女知青隻有我是單身了，每次獨自行走在鄉間小路上，生怕叢林中躥出什麽壞人來。住房也缺乏安全感，半夜裏多次被貓上樓的腳步聲驚醒，隻有虛張聲勢，惡狠狠問道：“哪個……”聽到“咪――”的一聲，才放下心來。

　　我們那年代的女孩子，將貞操和純潔看得與生命一樣寶貴，周邊單身女知青遭欺負的傳言更增加了內心的恐懼，隻要風吹草動，莫名的聲響，都會搞得我提心吊膽。惶惶恐恐地過著日子，那滋味至今想起都心有餘悸。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出現的幾次重大政治運動給我們這批人的父母和家庭帶來了無可言說的災難和痛苦。我們長身體的時候遇到了人造的“自然災害”；讀書時講“成分”無端被剝奪受教育的權利；小小年紀下鄉受到身體上、精神上的種種折磨；工作時遇到買斷工齡、提前退休、下崗分流……種種不幸都讓我們這代人遇上了。究竟是誰造成這一切的？人生的大幕將徐徐降下，荒誕年月造就了我們中大多數人的平庸無成就、工資待遇低、沒有醫療保障，甚至老之將至衣食不保、貧病交迫。尤其是破產企業和廠礦企業的退休職工，他們是社會的棄兒。

　　弱勢群體，在夾縫中求生存。老知青雖然能夠做到直麵人生、寬容理解、安貧守困、氣定神閑，但是為了後來人，卻不該忘卻那段難以忘懷的記憶。

　　作者簡介

　　唐思齊，女，1949年4月出生，漢族。1965年7月重慶六十八中初中畢業；1965年9月上山下鄉到通江縣新民公社柏椏寺林場；1969年3月到新民公社二大隊六隊插隊；1979年8月到通江縣新民公社衛生院任助產師；1981年4月調通江縣土產公司……1985年4月達縣地區財貿中專學習；1991年8月任土產公司會計；1991年9月調大足糖廠；1992年10月調燈泡三廠分廠任會計。2000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