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論

第二節 開拔出的“實學”真學問、真精神

　　所謂“實學”，就是一種理論聯係實際的經世致用。從義利之辨上切入實學立場，也是孔孟儒家的真實立場。

　　1.何謂“實學”？作為一種解決國計民生的思潮實學，主要起因於對宋明理學的反動。在這批思想家看來，宋儒不關經濟、不幹實事、不學軍事，這樣會誤國誤民。在這裏有一個重要特點，即這批實學提倡者，一方麵堅持孔孟儒家真學問，並以一種經世致用的觀點來看待義利之辨，另一方麵又把對義利之辨的討論積極地轉向具體的實幹實事中去，並由此發展出儒家義利之辨的新內涵、新學問、新精神。永康學派的陳亮和葉適，經過與朱熹長達十多年討論“王霸義利”之辨，陳述了一個被後來的實學思潮普遍接受的基礎性看法，即力爭做一個“實事實功”的英雄豪傑，而不做一個專“談性命而避功利”的空談家。後來的顏李學派更是張揚了這樣的觀點。看一下顏李學派的經典性理論。顏李學派批判理學的空洞與不切實際，不是從心性義理上入手，而是以事實行為標準而主張為學正務在六府、三事、六德、六行、六藝等周孔的實學。從事這些實學的內容，就是最切近的“義”、最合乎理性的“正義”、最符合利益的“道義”。其實在這裏，已經從“利”上豐富發展了儒家道義論意義中的“義”。對於此中的周孔實學在內容上的規定，也同時豐富發展了儒家內聖外王。所謂六府：水火木金土穀，財用之所自出者；三事：正德、利用、厚生。六府三事為關係國計民生的學問。所謂六德：智、仁、聖、義、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藝：禮、樂、射、禦、書、數。亦是與實用實行有關的學問。內聖外王，無非於此。這樣的評價“習齋（指顏元）治兵農，所以為富強，習六藝禮樂，所以為教化，內聖外王，胥於實事實行”，一點也不為過。

　　2.梁啟超提出的問題。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實踐實用主義”一節專門評論顏習齋、李恕穀對董仲舒的義利觀修正時，從顏李學派的思想裏挖掘出儒家思想裏極少被重視的“效率”問題，認為它可能在顏李思想裏有了某種確認。實學，經世致用，理論要解決實際問題，梁啟超是這樣評價顏李習行中的“效率”蘊涵，而這一蘊涵是針對宋明理學和董氏的“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而發：“我們也認為是學者最高的品格，但是把效率的觀念完全打破，是否可能，況且凡學問總是要應用到社會的，學問本身可以不計較效率，應用時候是否應不計較效率，這個問題越發複雜了。”至宋儒仍然沒有徹底搞清楚。顏李學派的最重要成果就是在提倡經世致用的同時，注意到了道義能夠實際地帶來某種效率，這樣的理論才能夠被稱為“有用”，也就是說，它能夠去經世致用，才能叫作“行動哲學”。但是必須指出，如果停留在儒家層次裏講“效率”，主要還是偏重於做人，與現代社會裏講求的“效率”是有很大距離的；即便講到的“經世致用”，也隻是局限於農業經濟、小生產水平目標上的“效率”，缺乏政治、經濟、文化的通盤性、整體性、製度性等方麵的設計，實際達到的效果遠遠低於理論上的預期。所以，真正地解決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效率”問題，那是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真正做到的。

　　3.實學與儒家的道義論。其實，在中國實學有一個良好的傳統，很值得提倡。經世致用，或者用現代化的語義來講，也叫理論聯係實際，是淵源於儒家。實學，首先就要強調理論的實事求是性質。而“實事求是”最早有文獻記載的正是出自於儒家或對儒家的肯定中。《漢書景十三王傳》記“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這裏講的“實事求是”，定位於對古代文獻的充分肯定，也包含了對於儒家在這種實事求是精神的讚揚。或許也是漢人考據訓詁學中的一種實事求是態度的真實寫照。“實學”二字雖出自於朱熹，但是屬於真正的、嚴格意義上的“實學”思潮，則來源於明清二代的儒家思想家。這裏需要澄清一個涉及儒家實學思潮會麵臨的基本問題，即原始儒家意義中的“義利之辨”，在那個時代已經深入於理與氣、道與器、心與物、知與行等一係列的辯論中了。

　　朱熹在《中庸章句題解》中提出：“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未複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朱熹把自己的程朱理學稱為“實學”，一來是針對隋唐以來宣揚以空、無為本的佛學和老莊道家而發，稱自己的哲學是研究實實在在的實有即“理”；二來是對自己哲學的另一種稱謂，所謂理在事先，理在事中，理一分殊，格物致知，知行先後，等等，都是對“理”的思考和研究。總之，因為這個“理”是實際存在的，所以對理的研究本身就成為了一種名副其實的所謂“實學”。很顯然，朱熹的“實學”，還不能嚴格地被認為是屬於一種國計民生意義中的“實學”內涵。理由是，他對“理”的研究，落實到其性命義理中，片麵地否定了對於“利”的肯定，這一路被強化就會形成脫離實際、空談心性的“空寂寡實之學”，以至於後來的實學思潮大都是衝著朱熹這一頭過來的。像著名的實學家顧炎武、黃宗羲、王船山、王廷相、朱之瑜、李栗穀、李退溪等大家，都不約而同地從批判程朱理學這類問題過來。但是透過朱熹的“理在事中”、“格物致知”、“行重於知”等話語，還是有一種不貴空談而貴實行的經世致用思想。然而這裏的寶貴思想至少在朱熹本人那裏沒有從實學立場中得到充分的展開。

　　與朱熹同時代的陸象山和後來的王陽明，以“心學”為旗幟，批判了朱熹的理學體係，但是在以“心”取代“理”的過程裏，將朱熹哲學的空談心性特征更向前推進了。所謂外在的理隻不過是人心中的存在，心即理，心包理，無心則無理，無心則無事。因此把一切的問題都鎖定或歸源到人的內心世界中去，隻要獲得修養性心，從心裏出發，一切就可改變。後來王陽明從“執空”、“心上功夫”、“知行合一”的“致良知”（良知即心）又向前推進了陸象山的心學觀點，反過來又把朱熹的“空寂寡實之學”向前邁進了。以至於後來陸王心學內部分化出了具有實用精神的泰州學派，可以看作是對陸王心學在這方麵片麵發展的否定，同樣，陸王心學將朱熹哲學的這種引向及其自身的“隻作心上功夫”性質，也遭到了明清兩代實學思想家的批駁。

　　實學思想的最基本信念就是在堅持道義的基礎上對“利”的肯定，即對“義”作了實事實功的理解，可能這是追求孔孟義利之辨的精神所來，還是要指出的是，實學家們在批判朱熹空談心性的同時，並不意味著他們不就提倡儒家的修身養性的理論，而是堅持了內聖必須要外王的基本信條，即必須要造福於民、必須要做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事情，內聖就要為此服務。這可能就是最大的利，最大的義。而且提倡和發展實學本身，就是符合儒家精神的道義論所在！

　　4.實學在官德中的活用。實學的這種精神也體現在官德中的活用裏。儒家義利之辨的道義論立場和實學精神，極大地影響和左右著古代官德。對於君王百官，責無旁貸的就是要樹立道義論立場，並在處理政事中首先要做“生民之利”的實事。在這裏，義利之辨獲得了具體的指向性。按官道行事、按官德處政，成為了一種義務論意義中的應當如此。居官有個“義”在其中，該做什麽和不該做什麽，應當怎麽樣和不應當怎麽樣，都有個準則。此“義”轉化為“居官之要”、“居官之職”的責任意識。看一下官箴如是說：

　　其一，此“義”以一“先”字挑明：

　　北宋陳襄《州縣提綱》：“故為官者，當以廉為先。”

　　南宋呂本中《官箴》：“當官之法，直道為先。”

　　南宋真德秀《西山政訓》：“為政之本，風化在先。”“以集眾思、廣忠益為先。”“人道所先，莫如孝弟。”

　　南宋胡太初《晝簾緒論》：“愛民之要，尤先於使民遠罪。”

　　元代張養浩《牧民忠告》：“鰥寡孤獨，王政所先。”《風憲忠告》：“薦舉之體，則宜小官；糾彈之體，則宜大官。”

　　明人汪天錫《官箴集要》：“夫居官者以公正為先。”

　　明人薛宣《從政錄》：“處事識為先，斷次之。”

　　清人吳儀一《仕的》：“仕先學。”“窮民無告，施仁宜先。”

　　清人石成金《嘉官快捷方式》：“居官以節用為先。”“人立誌要為好官，先從居家節儉、居鄉寬厚習起。”《居官事宜》：“先諸人，必先諸己。”

　　這裏的居官之“先”，是義之所為，官之所要。而且“先”之要求的內容也是涵蓋了為官的方方麵麵。可以說這是“道義”之不落空乏的深化。

　　其二，此“義”以“要”字為應當之職挑明：

　　明人薛宣《從政錄》：“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此居官之七要也。”

　　清人邵嗣宗《筮仕金鑒》：“居官有五要：休錯問一件事，休屈打一個人，休妄費一分財，休輕勞一夫力，休苟取一文錢。”

　　此“義”也更以“第一要”挑明應當之職責：

　　北宋陳襄《州縣提綱》：“日食一升飯，不飲酒為作縣第一策。”

　　清人鄭端《為官須知》：“初赴任者，第一要節儉，莫謂官為錢樹，便可取給。”

　　清人石成金《嘉官快捷方式》：“其立品，先從不出入衙門為第一。”“官長公出，惟宜少帶衙役為第一法。”《居官事宜》：“居官惟以寡交為第一法。”

　　清人熊弘備《寶善堂居官格言》：“為政者，當以扶綱常、正名分、重道義為第一。”

　　清人邵嗣宗《筮仕金鑒》：“為政之要，第一要德感誠孚，第二要令行禁止。”

　　清人藍鼎元《棉陽學準閑存錄》：“為國家愛惜人才是製扶第一事。”

　　明人呂坤《呻吟語》：“第一要愛百姓。”“為政以問察為第一要，此堯舜治天下之妙法也。”

　　清人劉衡《州縣須知》附《居官》：“為政者，當扶綱常、正名分、事道義為第一。”

　　清人陳宏謀《從政遺規》：“作官第一在清。”

　　清人袁守定《居官通義謙》：“謙是行己第一。”

　　以“第一要”為當官之“義”的解釋，蓋之於為政的方方麵麵，既有義務之當然，又有職責之必須，同時也為當官德性之準則。

　　其三，此“義”為“先”為“要”，細化為應然和必須之具體義務。

　　以“須先要見得義利”。清人陳朝君《蒞蒙平政錄》：“服是官者，須先要見得義利二字分明。”

　　以“務”字為道義之必行。袁守定《居官通義謙》：“務（謙）而居官尤不可忽。”清人剛毅《居官鏡臣道》對“務”字闡發道義：“學古入官”，“務正直以遵王道之平”，又“務立身行道之本。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以“當”字為必行之義。薛宣《薛文清公要語》：“為政當以公平正大行之。”朱熹《朱子語類》：“為政者當以寬為本而以嚴為本。”

　　所舉“先”字、“要”字、“務”字、“當”字，實則蓋為道義之另一說法，想必是對為官之道在“義”上的特殊說明。為官者應盡為官之道，這本身就是一種道義、一種官德要求。官德中活用道義論，深化了儒家義利之辨在政治道德中的特殊意義。從這個官德立場中的特殊性意義，可以再次發現儒家官德的“效率”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