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論

第一節 義重於利的哲學溯源：儒家

　　道義論立場的先在性

　　義重於利，淵源於儒家的道義論立場。梳厘出一條儒家主軸思路，是可以看得清曆代儒者堅持的這一立場。

　　1.孔、孟的引領。首先要闡明的是，由孔孟開啟的道義論原則中的義利觀念對後儒、甚或對所有中國人都影響極大。

　　孔子罕言利，認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罕言利，並不是不言利，而是要強調義重於利。利來自何處？來自於義。此“利”是會益於民的。孔子說過：“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貫徹仁禮在行動中就表現為“義”，這樣的義會帶來利，用這樣的“利”來治理國家，則會益於治民。這是治理國家的“大節”，這是為政者的政治道德。孔子的義利觀比較適中溫和，義高於利，但又同時強調：“見利思義”、“義然後取”，甚至提倡“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說明義利還是並存的。

　　孟子言利更言義，義絕對地高於、重於利，甚至在必要時可以為義而犧牲利。有一種觀點認為，孟子是屬於存義棄利派的。理由是孟子向梁惠王進言：“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這種觀點是需要商榷的。有一點極要指出，在《孟子》一書中，並未有私利或公利的字眼，但是，孟子的確作了一種公利與私利的特殊劃分，就是根據先義後利、以義而利來判斷何者為可取之公利、何者為不可取之私利。凡是基於先義後利獲得的利，則為公利；凡是堅持以義而利獲得的利，則為公利。反之則為私利。這樣，孟子無疑就把這類問題納入道義論立場來講了。上麵孟子講的那句著名的話是針對梁惠王說的“怎樣使我的國家獲利”“怎樣使我的封地獲利”“怎樣使我本人獲利”而言的。孟子直言：“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何必曰利”，不是不要利，而是要堅持先義後利、義而後取（利），一國之君主更要堅持義先於利、義高於利、義重於利和以義統利的價值取向。反之，則就上下爭利，君臣大夫人民之間互相追逐私利，國家就危險了，社會穩定的秩序就亂了；所以君王要以義為先，絕不能“後義而先利”。在這段話裏還可解讀出另一種意思，即義也是種“利”。在孟子看裏，一種從義中而來的利益即公利，這是最根本、最重要、最穩定的長遠利益。孟子在《萬章下》明確提出“其所取之者義乎”命題，並作了“義”也是一種“利”的發揮。麵對動蕩的社會和嚴峻的政治現實，孟子規勸一心隻想謀取私利的梁惠王：若以仁義而求利，則“未有仁而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必然上下忠孝，君民和睦，君臣協調，國強民富；反之若以利求利，則會導致“上下交征利”，天下不可能太平。因而“義”能夠給人們，當然首先是統治階級，帶來更大的、更長遠的、更穩定的利益。這在孟子看來，是最大的公利。

　　2.儒家內部的不同義利觀，並沒有改變孔、孟的初衷。由孔子和孟子引領出道義論立場的義利觀念，幾乎影響了整個儒家的基本立場。孟子稍後的荀子認為“義與利者，人所兩有也。”二者不可偏廢。但荀子還是主張義高於利、義重於利，提出以義製利、以義養利，“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人的利益靠禮義可獲得保持，靠性情則義利兩失。荀子在堅持道義論立場的基礎上，明確提出義利兩得，這裏荀子的儒家基本立場並未改變，更加明確的是提出：義要有，利也要有。至漢宋二代，儒家義利觀出現了一股比較極端的傾向。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董仲舒，在義利觀上也相應地反對功利而強化儒家道義論立場，因而提倡：“正其誼（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傳》記載的這一段名句，並沒有得到所有後儒的認可，有的認為這是極力排斥功利之語。但是，在二程和朱熹那裏，基本上還是延續了董仲舒的思路。程朱理學家視義利為天下第一事，並有把義與利對立起來的認識。程顥說：“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二程主張義重於利，但是這種認定是以義利對立為前提，因而是沿襲著董仲舒排斥功利的思路，更加凸顯道義論意義來思考和把握義利先後。朱熹也認定“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並視“利”為“人欲之私”，是“不善”，而“義”乃為理想人格之主要標準。這就叫“存天理，滅人欲”。但是朱熹又指出：“正其義則利自在，明其道則功自在；專去計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這裏仍有著孟子義中有利的道義論立場。即隻要義正，則有利在；隻要道明，則有功在。忘掉道義而專門尋求利益，最後就是無利無功。一句話，在程朱理學看來，在道義論的基礎上，利是次要的。即便講利，也隻是一個公利而非私利的存在，因為它符合理學家們的一貫看法，即“存天理，滅人欲”的價值信念。這是誰也無從脫離的人生“規矩”和“章法”。這是道義論在儒家方麵比較極端化的特例。與此相對，明末清初的一批啟蒙思想家，在堅持儒家道義論基本立場的背景裏，對於義利之辨，既有回歸孔孟又有超拔當下（宋明理學的繁瑣哲學與忽視利的追求）而走向實學的努力和傾向。如王船山肯定：義是立人之本，利是生人之用，二者不可或缺；顏李學派兼重義利，在《四書正誤》中，顏元改董子“正其誼（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為“正其誼（義）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對“利”的肯定使這批思想家開拔出實學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