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論

第二節 義務境界

　　儒家官德境界是有理論支撐的。同理可得，儒家官德理論，是有著哲學背景支撐和哲學素養提供的比較成熟的理論形態。儒家的道義論，造就了以義至上、以德為先的精神境界，也成為仕宦的實踐標準和價值取向。因此也造就了特有的儒家官德境界。在儒家的官德詞典裏，雖然不常見“道義”二字連用，但從“道”、“義”的真實理解裏，已經蘊涵了儒家哲學的精神實質對於官德精神的哲學關照。從儒家哲學層麵闡明儒家官德境界，可以預先提出這個有待於說清的觀點：這一境界是儒家本體論哲學中應有之題，既隨之而來，就揮之不去，集中在一點上，它就是對道義的追求。

　　道義論化為義務論，義務論化為規範論，規範論化為德性論，它的主軸核心是以道義論為基礎。其中蘊涵了什麽樣的儒家哲學關切？是本體論的關切，含有為人之道和為政之德的關切。這裏首先就要搞清楚：儒家哲學究竟有沒有本體論？如果有，它究竟是怎麽樣的？也可以這樣問：中國哲學有沒有西方人意義中的本體論？

　　德國哲學家沃爾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第一個給本體論下了定義，見之於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本體論，論述各種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學範疇，如‘有’以及‘有’之成為一和善，在這個抽象的形而上學中進一步產生出偶性、實體、因果、現象等範疇。”這裏的“有”，也有譯為“是”、“存在”。這個定義是西方哲學對本體論最早的經典表述，這裏的本體論哲學邏輯是停留在思維概念中的運動，是概念、範疇的邏輯運動。在沃爾夫定義裏，“有”是無所不包的，從“有”裏麵產生或推出各種分有，如“一”、“善”，以及“偶性”、“實體”、“因果”、“現象”等範疇。中國哲學裏是沒有這樣的純粹邏輯來邏輯去的概念範疇運動的。名實相副，邏輯觀念沒有脫離現實的世界，因而就有道不離器的基本哲學性質。中國人早有“道”的說法，儒家對“道”，給予人生意義中的重要確認。“道”是做人做事的標準和追求的境界。孔子有兩個說法，很能體現這樣的情景：“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和“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說：“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道不離器，道總是指引人們的行動，同理，做人和做事，也總是在道的引導下進行。所以，在中國哲學，尤其在儒家哲學裏，本體論更多的就是對“道”的追求中、從“道”的原則裏獲得做人做事的依據，這裏不妨稱為義務論境界，是做人的境界、做事的境界，也包括做官的境界。所以在中國的哲學氛圍裏，對道義的追求成為中國本體論哲學最基本的核心要素。它主要歸屬於境界問題。這裏，也可看出中西哲學的差別性。

　　蘊涵在中國人本體論意境中的道義意識，化在實際生活的世界裏，它成為維持社會穩定秩序的倫理精神，儒家也徹底地把這樣的倫理精神集中地轉化為維持社會穩定秩序的中流砥柱--官--必須具備的為政之德的精神支撐力。義利之辨，儒家強調的是以義為先，憂樂之辨，儒家強調憂以道義、樂以道義，生死之辨，儒家彰顯的是生以道義、死以道義。孔子有“殺身成仁”，孟子有“舍生取義”，開辟了這樣的官德精神，“道之所在，死生以之”，寧為道而死，不為非道而生。這就是與道善始善終的義務境界。生之始終，始於道、終於道，這叫“以善自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