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論

第三節 集體性意識

　　對道義的追求，本體論意境轉化為官德境界，儒家突顯道義至上的義務論境界，即為官者當以道義至上的義務境界來約束自己，盡己職責。對道義的追求，就是儒家哲學理念中的目的正義。所以重要的是，儒家道義論蘊涵了追求道義的目的正義。官德境界和義務境界本根上就是來自於這種目的正義。目的正義是行動開始的標準，也是行動目標的旨歸。它主導產生出集體性意識的方向。基於這樣的意識方向，儒家為官德提供了不可小視的集體性意識設計。

　　這種由道義論必然生發而來的集體性意識：如義務意識、責任意識、榮辱意識、憂患意識、奉公意識。這些意識的核心層次，是歸義在道義追求以及生成的義務境界，也就是一種目的正義的意識效應。儒家道義論立場生成的集體性意識，它是積澱的，又是應然的：

　　第一，義務意識。義務是以道德責任為前提，堅持道德責任，就意味著堅持了道義，成為自己的應盡義務、應盡責任，它會積澱為義務的“應當”。儒家認為，這是官員使命性的目標，它會產生覆蓋性的整體效應。儒家希望，堅持這樣的道義論成為官吏愈做愈好的支撐力和原動力。

　　第二，責任意識。責任是以法定義務為內容，履行法定義務，就意味著堅持了道義。把這種道義、義務的實質性內容展開來說，就是儒家的禮義法度。在儒家看來，這是屬於君王百官義不容辭的規定，也是責任的源頭和內容。由此形成了責任體係，即行政責任、法定責任、道德責任，並且對他們構成了集體性要求。

　　第三，榮辱意識。榮辱意識來源於道義觀念的正確與否，也連接著人類社會的生存與發展。要以道義為榮，以非道義為恥。儒家把這榮辱觀念鎖定於道義論，也願意看到培養這種道義論所生成的榮辱觀念，至少它在人們的內心世界裏具有相應的是非觀。當然這樣的統一性標準是依據儒家的標準而設定的。

　　第四，憂患意識。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憂患什麽？儒家擔心的是，人們脫離正道，所以要隨時憂慮與道善始善終問題，這是道義論使然，這是義務心使然，也是責任心使然。儒家認為，這不僅屬於個人問題，而且屬於群體問題。應該看到，儒家主要是從集體性層麵考慮這個問題，僅有官員個人的憂患意識，還是不足以徹底有效地全麵對付和解決正在發生或將要發生的許多確定或不確定的會造成的不和諧。它應當屬於整個社會的意識合力。

　　第五，奉公意識。儒家道義論的目的正義，規劃了官員為公而不為自家私利的預先設定。這仍然是一個道義在先、義務至上、責任在身、憂民切己的連接和內化。儒家要解決“官與民”、“德與位”、“義與利”的現實考驗。居官有德，在位為民，以義至上，天經地義。這是儒家奉公意識的最基礎性規定。它具有普遍意義。

　　官員理應屬於整個社會的“領路人”、“領頭羊”，其道德水準也成為衡量整個社會的“風向標”，他們都受製於道義論的目的正義的需要，這是在整體性意義裏的特殊規定，儒家似乎強化了一種“民之父母”意識，就是這種特殊規定的集體性要求。“父母官”意識，在中國的官德詞典裏是由來已久的傳統，如“民之父母”、“與民同樂”、“與民同憂”的“父母官”稱謂。但是必須指出，今天我們講的人民公仆，已遠遠超越於古代官德詞典裏的傳統精義了。

　　可以擴展地說一下，在傳統社會，“公仆”意識僅僅是對“忠君”而言，隻對自身的“保位”而言，與民做些事也是相當有限度的，也就是說，這類的“公仆”精神是籠罩在封建帝製下的集體性意識，即受製於農業社會人對人的依附關係的人格意識裏，即便出了像屈原、魏征、範仲淹、海瑞等為民請命式的官德典範，但是他們的行為仍囿於“君臣”、“父子”的宗法倫理關係，是生於皇權之下的“父母官”。而我們現在要做到的“公仆”，是受製於社會主義公有製的目的正義的需要，相應地，黨風廉政建設就是站在這樣一種新的水平線上，去強化、培育“公仆”意識，使之成為社會主義各級領導幹部所需要的一種集體性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