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論

第二節 義務論外化為規範論

　　儒家強調的“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已經蘊涵了義務論成為對外在規範的遵守和執行，“義以方外”確認了規範義務論的存在。儒家官德，實際上是一部規範體係的理論。這些規範具有義務論性質，儒家是從兩個方麵設計的，一是道義論成為官德規範的哲學基礎，二是義務論成為官德規範的價值取向。基於這樣的方向，儒家官德規範自成一個體係。

　　1.外化的性質。規範是創設的，義務論也不是抽象和停留在空洞的象征意義裏。它需要有理論和實踐意義，但也要有可操作性，對於儒家官德規範體係，我們正是有著這樣的考量。當然，從倫理學的角度看，道德規範是有層次的，有基礎性的、也有高級性的，有理論層麵的、也有實踐層麵的。儒家的一條內聖外王路徑：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接受義務論的前提中，已經徹底性地規定了儒家官德體係的來龍去脈。

　　我們發現，在曆代官箴中，似乎這些方麵的規範都能夠比較集中地得到反映。下麵我們取自這類官箴，按“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路徑，歸納概括有這些意義的官德規範，並作些簡要點評：

　　第一，治官類：當官有法

　　《官箴》。做官三字經：“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清廉、謹慎、勤政，是為官最重要、最基本的從政規範。

　　《從政錄》。做官七要：“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此居官之七要也。”正直、廉正、忠誠、恭敬、信實、寬容、敬重，是為官的基本準則和基本要求。

　　《自治官書》。為官“莫作孽”七則：“廉潔儉約”、“居官循理，守法惟謹”、“正己率屬，考其殿最，屬吏觀感，固兢兢自守”、“儒雅重士，好為培植人材”、“居心愷悌，處事精詳”、“務求通達下情”、“存心恕而執法嚴”。

　　第二，治民類：“民之父母官”

　　《牧鑒》：做“民之父母”官：“民之官，愛之如子。”

　　《牧令書》：“潔己愛民，實心辦事。”

　　《學治臆說》：“治民以親民為要”。

　　第三，治家類：範家

　　《官箴集要》：“居官必須先治其內，後治其外。”

　　《佐治藥言》：“範家：身之不儉，斷不能範家；家之不儉，必至於累身。”

　　《牧民忠告》：“治官人治家，古人嚐有是訓矣。”

　　第四，治身類：正己修身

　　《廟堂忠告》：“惟善自修者，則能保其榮；不善自修者，適速其辱。”

　　《學治續說》：“治以實心為要，尤以清心為本。”

　　《居官鏡》：“務立身行道為本”。（當官必須要修身立政，堅持道義為本。）

　　第五，平天下類：盡官道

　　《官箴集要》：“居官以公平正大為體”。（公平、公正的從政規範。）

　　《居官鏡》：“務正直以遵王道之平”。（服從道義平天下。）

　　《從政錄》：“為人不能盡人道，為官不能盡官道，是吾所憂也。”（治理天下有人道，也有官道。）

　　2.治道的性質。這些集儒家精髓的官德規範，有這樣的特征，即基本上沿襲孔子、孟子的治道精華。仔細品味，有三點值得指出：

　　第一，在孔子那裏。孔子雖然沒有“官德”二字連用，但是孔子已經十分注意到“為政以德”的問題。孔子一再強調：“政者，正也。子帥而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從政者，自己先要正直，才能領導別人。自身正，就是有德性、有德行。有一點很重要，孔子揭示的官德，內容相當豐富，有倫理學、有認識論，並被孔子認為是出仕的主觀條件。《論語堯曰》記載，子張問孔子，從政有哪些德性？孔子提出“尊五美”：“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這五種從政美德含有深刻的“中庸”之道的辯證法色彩：當官的給人民好處卻不會浪費，勞累人民卻不會招來怨恨，自己有欲望卻不會引向貪婪，莊重矜持卻不會產生傲慢，威嚴卻不會凶猛。孔子的弟子經常向老師提問如何從政，孔子回答，抓住的核心就是從政規範，也就是官德。看一下《論語》中的多處記載，《論語學而》：“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溫、良、恭、儉、讓，五種官德，缺一不可。《論語為政》：“子張學幹祿。子曰：‘多聞厥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厥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子張向孔子學習做官求俸祿的方法。孔子提出了認識論上的言行要求：多聽存疑，說確信的東西，就會減少錯誤；多看存疑，行確信的東西，就會減少懊悔。如此則能獲得官職俸祿。《論語顏淵》：“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使民信之矣。’”“使民信之”，優於糧食和武器，可以去兵、去食，但是不可以失掉對人民的信用。這就叫“自古皆有死，民不信不立。”又：“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在位要講勤政，理政要講忠誠。《論語子路》：“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自己先帶頭，先勞作，這是當官應該有的榜樣意識。據說，孔子弟子中不乏做官的，其中也有些比較有名，孔子給他們的教誨，最集中地體現在《論語》裏，所以有人言：半部《論語》治天下。中國曆史上很多有名的政治家就是信這個理，看來，孔子所言的這些官德，一直被後人傳誦，也成為官德楷模，名垂千史。這說明它還是很有道理的。

　　第二，在孟子那裏。孟子的“民本”思想和“大丈夫”理論，為儒家官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規範製高點。民，在孔子那裏，多從“役民”角度看待，至多是經濟地位的改善，而孟子更從本體論高度提高“民本”地位。“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是“民”的政治地位的提高，不僅如此，“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極大地提升了義務論轉化為儒家官德規範所期待的理想官員的人格象征。一方麵，民本的政治地位，在孟子的規定裏，意味的是，官對待民，不僅僅是經濟上給予供養，更重要的是要把民視為政治的向背，“得其民，則得天下”，“失其民，則失其天下”，經濟與政治可以相輔相成，而政治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統率經濟。提高人民的政治地位，一定要考慮他們的經濟能力和生活狀況的改善。這就得端正好官民關係。孟子從民本視野，十分重視“民之父母”的官德規範，來加強其執政功能的政治地位。在《孟子梁惠王》中，孟子是這樣來證明和強化這些觀點的：官員是“為民父母，行政”的，君主是“保民而王”、“施仁政於民”，給人民“製民之產”的，“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沒有“恒心”的人民，社會還能維持多久？統治者還能夠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擁護嗎？君王百官還能與人民同心同德嗎？所以孟子向當時的齊宣王進言：“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人民的力量不可輕視，人民的地位不可降低，經濟上和政治上，君王官員都要作如是觀。孟子把“土地、人民、政事”連為一體，稱其為“諸侯三寶”，土地為經濟事，人民為政治事，於此就有了“政事”。置人民於其中，可想而知，孟子是有政治能力的。與此相關的另一方麵，孟子為這樣的君王百官塑造了理想人格的標準，就是融入了道義論精神的“大丈夫”。孟子這樣來描述“大丈夫”的政治道德人格。《孟子盡心上》：“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在位的‘大人’，他端正自己，便能使天下人端正）”；“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士何事？尚誌”；“君子之誌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孟子離婁下》：“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象征一顆愛民之心）”“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舜帝道義至上的關切）”“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主仁愛，天下人也講仁愛；君主講道義，天下人也就講道義）”“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道德偉人能夠用道義糾正君主不正確的思想，端正了君王，國家就安定了。）”由此看來，這種“大丈夫”的政治人格，也就是孟子筆下的優於小人的“大人”、名副其實的“君子”、向堯舜看齊的“士”。籠統地說，就是到了“聖人”般的境地。

　　第三，官德規範，道義論取向，義務論實質。儒家官德體係，屬於規範義務論體係。治官類、治民類、治家類、治身類、平天下類，都基於道義的性質、義務的設定。這一點，我們在孔子和孟子那裏的基礎性討論裏，已經可以看出。儒家的道義論哲學理念，統轄官德體係，儒家崇尚道義和義務，並希冀通過從政規範來引導和控製各級官員乃至君王，以義處命，竭盡職責。元代大儒張養浩的《三事忠告》（《牧民忠告》、《風憲忠告》、《廟堂忠告》）官箴，最經典地折射出這樣的儒家官德理想。從出仕到致政，張養浩為自己的仕宦生涯畫上句號的時候，向做官的獻上了這份官箴，裏麵充滿了自己為官的辛酸苦辣，但更包含了一份儒家學者兼仕者的道德情懷，這份官箴在曆代官箴中地位很高、影響很大，尤其對明清二代官箴的發展，是起到了藍本的作用。該官箴作為儒家官德規範的範本，是很有說服力的。而最有說服力的命題，就是《牧民忠告》裏提出的“以義處命”：

　　“君子則以義處命，而不倚命以害義。”

　　此“義”為道義、為義務。當官的，必須依靠道義、義務來處置命運，而絕不能依靠命運來安排道義、設立義務。在這樣的基本規定裏，官員應當怎樣去履行自己的使命？“以義處命”的“義”，不僅是規範的內容積澱，而且是行動的價值根據。張養浩就是這樣設計一係列的官德規範（或稱為官箴）。現在我們從三篇忠告裏，作些點評，以便廓清其道義、義務的性質。

　　“省己：夫受人直而怠其工，儋人爵而曠其事，己則逸矣，如公道何？如百姓何？”當官的，要恪心自問反省：要把公道放在心裏，要把百姓放在心裏，懈怠職責、荒蕪政事，公道不答應、人民不答應。

　　“克性之偏：弛緩克之以敏，浮薄克之以莊，率略克之以詳，煩苟克之以大體。”緩慢輔之於敏捷，浮躁輔之於莊重，粗略輔之於詳細，苟且輔之於道義。克服個性之偏，還是要靠道義、原則、規範來引導。

　　“戒貪：既受命以牧斯民矣，而不能守公廉之心，是不自愛也。”牧民司職，堅守公道和清廉，這是義務心使然。

　　“心誠愛民智無不及：誠有子民之心，則不患其才智之不及矣。”當官的，懷有愛民至誠之心，就不會怕做不好。

　　“察情：蓋聽訟者折衷於已然，苟公其心，人皆可能之；無訟者救過於未然，非以德化民，何由及此？嗚呼！凡牧民者，其勿恃能聽訟為德也。”儒家向不積極提倡“訟”（打官司），主張息訟，希冀以德化民。如果處理訟事，必須持公道公心，這是聽訟者的義務。在中國傳統社會，地方官員一般也承擔處理訟事的公務，這在循吏的使命裏看得特別清楚。

　　“民病如己病：民之有訟，如己有訟。民之流亡，如己流亡。民在縲絏，如己在縲絏。民陷水火，如己陷水火。凡民疾苦，皆如己疾苦也。”民病如己病，這是當官的義務心。愛民之心，“民之父母”官，在這裏表達得再貼切不過了。

　　“先勞：古之為政者，身任其勞，而貽百姓以安。今之為政者，身享其安，而貽百姓以勞。己勞則民逸，己逸則民勞，此必然之理也。”做官先勞累自己，後有百姓安逸，反之，則不可行。這是義理之道，必須服從，不可抗拒。這也是對孔子“先之勞之，無倦”的發揮。

　　“明綱常：欲先教化，去其斁教悖化者，則善類興矣。”在封建社會，儒家主張的官德，道義所指涉的東西，無非就是“明綱常”，它成為地方官吏承擔地方風化的使命之一。這是最大的最重要的官員義務。

　　“勉學：學校乃風化之本，俗吏多忽焉，不以為務，是不知天秩民彝，一切治道，胥此焉出。”治道從教化出，儒家崇尚教化的文化使命，它作為官德規範，也成為官員應盡的職責和義務。

　　“勸農：農之勤惰，一歲之苦樂，其所當為，有不待勸焉者。”官員鼓勵農耕，是其職責所為，這叫“其所當為”；“勸農之道無他，勿奪其時而已”，農作有時間上的季節性和緊迫性的要求，需要官員有強烈的責任義務心來做好“勸農”。

　　“克終：為政者不難於始，而難於克終也。初焉則銳，中焉則緩，末焉則廢者，人之情也。慎終如始，故君子稱焉。”當官的，要把握住終始之辨，克終，一是按照原則、規則、標準、準則處理政事，保持執政環節的穩定性和有序性，一是自始至終與道同在，也即與道義同在、與義務同在。

　　“不競：夫利之與義，勢不並處，義親則利疏，利近則義遠。況為民師師，而專務於利，其聚怨納侮，視市井小人不若也。故君子之從政也，寧公而貧，不私而富；寧讓而損己，不競而損人。”“不競”，即謂不與民爭利、不損人利己、不見利忘義，當官的，必須做到道義至上，以義為先，否則，就不是“大人”、“君子”，更沒有“士君子”之道了。

　　“輕去就：古之人所以三揖而進，一揖而退者，有以為也。雖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為臣，固未嚐不憂其責而以為樂也。”出仕去仕，是君是臣，一概以天下責任為義務、為使命；進也好，退也好，一概憂以天下、樂以天下，而不在乎位的高低、或在位不在位。

　　“求進於己：從仕者，宜假此以行道也。道不行而富貴利達者，古人以為恥，而不以為榮。”“假”，依靠、憑借。做官，應憑靠道義而進，不以追求富貴利達為榮。

　　“自律：士而律身，固不可以不嚴也，然有官守者，則當嚴於士焉；有言責者，又當嚴於有官守者焉。蓋執法之臣，將以糾奸繩惡，以肅中外，以正紀綱。”讀書人要嚴於律己，一旦讀書人（士）做官，說到責任，說到義務，更要嚴於律己。靠道德規範，也要靠法律準繩。由此才可以引領出官員的良好風範。

　　“全節：故節義者，天下之大閑，臣子之盛德，不蕩於富貴，不蹙於貧賤，不搖於威武。道之所在，死生以之。”為官節義，死生以道，孟子“大丈夫”的道義論精神，在這裏是不言而喻了。

　　從士到仕，一生仕宦，以“全節”告終，就是與道義的善始善終，這是儒家的理想，這是儒家官德的規範精義，張養浩給出的官德規範，不僅屬於他個人的設計，更是象征儒家官德的一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