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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我們都是寓言的主角

　　弋舟 王小王

　　弋舟：作家

　　王小王：作家、編輯

　　王小王：評書先生把醒堂木一拍，說我要開始了--以這種方式開始談小說，我就會有點兒失語，拍完木頭自己也變成木頭。我自我分析了一下，大概有兩個主要原因：一個恐怕是自己天生地上不了台麵，另一個便是對“說”本身懷有疑慮。“說”出來的總是“正確”的，尤其是當知道它可能還要被發表，說得就更正確了，會自覺不自覺地努力顯得高瞻遠矚，動用儲備以示淵博。

　　弋舟：不錯，這是普遍人性上的事兒。既然是普遍人性，咱們也就不需要格外苛求自己了吧？文學之事能不能說？我想是應該能的。問題是怎麽說，用什麽態度來說。當我們對他人、對自己那種大而無當的述說感到厭倦甚至憎惡之時，其實應該清醒，並不是那個被說之物很糟糕，而是我們這些說的人很糟糕。同時，我們不應當懼怕空泛，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在我看來，空泛，乃至空虛，亦是文學的題中應有之義，這個我們避免不了的，就像我們避免不了人生一樣。而且我們還得做好準備，當我們說文學時，同樣也避免不了陳詞濫調，因為，離開了陳詞濫調，我們已經幾乎無法把一件事說得稍微明白點兒了。

　　王小王：不久前參加研討會，麵對一個有正反觀點的議題，很多作家評論家都談得很好，各有角度，各有反思，各有結論，但正是這種“好”，讓我突然對這種討論的意義產生了不信任。因為雖然表麵上似有爭議，但你會發現隻是角度和說法不同，根底都是一樣的，都是極為“正確”的文學觀。研討會如果開得足夠長，最後就會淪為辯論的模式--沒有對錯，隻有爭執技巧上的輸贏。就是說，我覺得我們現在的文學圈有些喧囂，各種文學事件層出不窮，各種文學討論五花八門。評論家們說作家說得太少，總是評論家在發言，可我認為我們的作家還是說得多，外在的東西多，遵從內心的東西少。這導致很多作家的作品跟從所謂的文學形式，缺少內在的恒力。

　　弋舟：評論家說作家說得太少，這是陷阱和圈套。如果不把這個“說”字局限在“評論腔”的範疇內，顯然，對於文學的表達，作家們遠遠“說”超了搞評論的。但似乎，評論者並不把一個作家的具體作品當做是他們眼中的那種“說”。什麽意思呢？這種漠視具體作品、言不及物的評論，也許是我們當下文學生態的必然景致。這種生態，需要並且滋生這種喧嘩，幾乎就是內在邏輯規定好了的。由此，一個別樣意義上的枝繁葉茂的圖景就成為了可能--挺繁榮的。你的感覺不錯，在這種生態下創作的作家們，的確是說得太多了，並且是在用那種非作品的方式在說。但也許我們應當寬宥和體諒，因為我們同處於這樣的生態之中，不拔高一個音節，實在就會給吞沒掉。當然，這一定不能成為作家們聲嘶力竭的正當理由。我相信，一個有尊嚴感，有自製力，有雄心和壯誌的作家，自然會秉持著自己內心的操守。這就是你所說的“恒力”吧。

　　王小王：很多作家都懷著可愛的天真，麵對某些不負責任的肯定，他們常常信以為真。有多少作品剛出來時被冠以瑰麗名頭，被評論界毫不吝嗇地授予至高無上的誇獎，甚至被譽為某類巔峰，但是卻很快就銷聲匿跡了，被遺忘了，下一個，下下一個“巔峰”又在不斷產生著。當然，這裏麵有出版界過度宣傳的因素，但問題是，會有一些作家真信，他們從此會以“大師”自居，起碼會覺得自己離大師僅僅咫尺之遙了，不再學習，不再訓練自己，開始隨隨便便地寫了。我見過一些取得一點兒成績就覺得中國文壇已經裝不下他了，張口閉口斯德哥爾摩在等著他的作家，可是再沒有見到他的好作品。

　　我覺得更有意思的是我們眼下的作品研討會。作家評論家請來一群，圍著你誇，偶爾委婉地提些無關痛癢的小毛病。究竟是什麽原因形成了這樣的氛圍，這不好說，分析起來可能是個大議題，涉及到中國社會的特點等等吧。這不是短時間也不是幾個人可以改變的。但是至少，我想，作家們應該清醒，應該有自知之明，應該多向自己的內心發問，有懷疑才能有進步吧。

　　弋舟：我其實一直比較懷疑評論的意義。對一個成熟作家最妥帖的評判，也許隻應當來自另一個對等的作家，並且這裏評論的意思都不太多，完美的話，應當是一種切磋與探討。因為，同樣是在幹一個工種，並且級別相當，這樣才能形成那種比較有效，同時也令當事者相對買賬的氣氛。就好比兩個鉗工，在技術職稱上大家都是三級或者四級，一個對另一個加工出的零件提些意見，彼此促進一下，提高一下，重要的還有溫暖一下，豈不是種最舒服的局麵？我也開過不少的研討會，有個發現，如果會場上真的有比較懇切的聲音響起，那大多都是出自一個嚴肅作家的口中。雖然如今連這樣的聲音都日漸稀缺了，但我想，我們不應當低估作家們的操守，向內自省的目光，必定恒久地存在於那些真正的偏執者身上。

　　王小王：2008年我在北京參加帕慕克的作品研討會，帕慕克簡短發言之後，研討會即將正式開始，他卻起身離座，然後竟一路走了出去。後來主持人解釋了他的意思，大概就是他覺得麵對這麽多人，聽大家談他的作品覺得很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別人怎麽想的，我當時覺得非常尷尬。我覺得他說得很委婉，而實際上心裏是對這種研討懷著不屑的。在座的學者、作家於是麵對一把中國的椅子，展開準備好的發言稿，一個接一個地讀下去。這種研討，對於帕慕克有什麽意義？

　　弋舟：我曾經說過，那種巨大的“羞怯”，對於一個小說家是何其重要，這幾乎就是一種世界觀和生命態度了，這種態度對於一個商人或者官員無關緊要，甚至會是妨礙，但對於一個有誌於小說這門藝術的人，卻是堪稱緊要的基本氣質。在這個意義上，任何一場針對小說家的會議，都是傷害，是壓迫和取鬧。好在帕慕克攜諾獎之威，給我們捍衛了一下小說家的尊嚴。這也就是我所說的不要低估作家們操守的一個證明。

　　王小王：對，你說了不應當低估。是的，不低估，不急躁，不杞人憂天。總是看到不如意，總是挑毛病，是不是也是人性的普遍劣根？其實想想，今天真是文學的好時代。80年代文學極盛是一種時代的意外，是“非常”現象。現在文學這樣不溫不火，我倒覺得是一種“正常”的狀態。藝術隻是生活的一部分，對有些人來說大一些，對有些來說小一些，沒必要為它爭取主角的地位，那是不現實的。

　　弋舟：文學的好時代？這個我得有所保留。這個時代對文學的幹擾並不少多少，不過是麵目不同而已。同時，在我看來，文學的好時代已經永不再來。這本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就好比京劇的好時代已經永遠消逝在我們背後，一兩出大戲，根本無法挽回一個時代的遠去。無論從創作者還是到閱讀者，我們都已經無法複原托爾斯泰的時代，卡夫卡的時代，甚至曹雪芹的時代和塞萬提斯的時代。文學日益像一個古董或者標本了，放在博物館裏供少數人瞻仰和憑吊，並且心生安慰--我們也闊過。當然，我們這裏所說的“文學”，是一個特指，那種範式和模樣，如果還要生發與延宕，以配合這個時代，必然是另一種價值之上的東西了。由此，也可見你我之榮幸，在這樣的時候，耽情此事，並且自得其樂，實在是奢侈。我們感到了異常的幸福，就是被上帝眷顧的一個確據，在上帝眼裏，將此事看為寶貴。

　　王小王：真正的文學就是奢侈品。我們既然承認喜歡貝多芬的是少數人，就沒必要痛心人們不理解莎士比亞。藝術是整個人類的需要和靈魂表達，但通往其深層之美的路徑卻是難以窺破的神秘所在。我發現有很多“文化人”都是不屑於讀小說的，他們認為是瞎編亂造，認為吃飽了撐得沒事兒幹的人才去讀小說，更沒事兒幹的人便去寫小說了。現在人人都或多或少讀過些名著，但是絕大多數都是隻看到裏麵的“故事”，看不到“故事”的裏麵。所以你問他名著怎樣，他也不覺得怎樣，就那麽回事吧。沒辦法，你替人家惋惜，人家還覺得你傻。你體會不了他的歡樂，他也理解不了你的幸福，這才是世界的本來麵目。

　　弋舟：對啊，這還是各自按各自的路數出牌、沒必要相互譴責的事。不過我發現了，我們今天的對話之所以如此困難，根源就在於大家所持有的標準往往截然不同，但兩種不同的標準，往往又借著同一個名目，比如文學啦，作家啦，小說啦，這些名堂的概念已經非常混亂。你所說的這些“文化人”，可能在我這裏並沒有這樣一個身份上的認同，在我這裏，毫無歧義，一個文化人是不會排斥小說藝術的，起碼他不會藐視和不屑於。當然我這個標準你可以忽略其中的褒貶之意，我隻是陳述一個自己的標準，並不說明，人家不讀小說就天然地不高級。

　　王小王：所以出於尋找家園的內心需求，我們不得不需要辨識出和自己標準相同的人。我原以為起碼搞文學的人都跟我是自己人吧，後來發現也不是，這個圈子裏照樣有令我恐懼的，令我鄙視的，令我煩惡的，同樣，我肯定也被別人鄙薄著，厭嫌著。而你，是我氣味相投的人，這不是人與人接觸之後得來的結論，而是文字之間的私下結盟。我第一次讀你的小說（我們就是這樣認識的），就覺察到了心底的感動，我想，這是一個自己人。小說就是有這種力量，它給人無限豐富的人生感受。有時候一部好作品真的是能把你填充得一瞬間好像要漲開來，這樣的好東西讀得多了，一次一次被漲開，整個人就真的被漲大了，真的更豐富了。

　　弋舟：聽了這樣的話，實在是溫暖人。如果說我們做的這些事情，能夠有所回報，那一定就是這樣的吧--以“文字私下結盟”，如同找到親人般的，找到屬於自己的那支隊列。所謂圈子，一定是不能涵蓋這種情感的，起碼大多數時候，圈子並不能讓我們支取到正當的力量。對於我的小說，你當然有發言權，我也慶幸，自己發在刊物上的兩部長篇，都是你做的責編。其實當我們力圖用小說這門藝術來打動所有人時，實際上，我們能做到打動同類就已經堪稱安慰了。於是，自己人終於會合，穿著蓬蓬裙，或者赤著腳，跳舞，或者跋涉。

　　而且你還準確地說出了讀小說這件事對人的裨益。這種感觸不是讀一兩本名著便可以收獲的，而是將閱讀浸淫到那麽一個相對充分的地步，才可以獲取的曼妙滋味--以有限的生命去體察無限的歲月，然後，卑微的自己便得以豐盈。

　　王小王：有時候我們會說寫作是出於內心的需要，但是，如果寫出來沒有一個讀者，我們內心的需要是否會得到滿足呢？假如寫出來沒有一個人看，或者沒有一個人喜歡，你是否還會寫呢？

　　弋舟：這個可能會出現兩種狀況：不寫了，徹底承認，自己幹不了這個；繼續寫，寫到憤世嫉俗，沒準會變成個瘋子。在我，估計會是第一種局麵。首先我不能算是一個非常有恒心的人，其次，我也不算心智徹底非理性的人--沒人讀便去懷疑別人的水準。但這種局麵不太容易發生，寫作之初，那麽一點點自信，還算是有，也因此，才有提筆的動力，何況，真要慶幸，最初我便得到了那些彌足珍貴的聲援，總有些渠道，可供我們承蔭蒙澤。這說明世上令人絕望的事兒還是有限度的，總有些跟自己相仿佛的家夥吧。

　　王小王：我自己覺得其實作家都是有大野心的人，這種野心不以名利啦物質啦權勢啦什麽的來衡量。在我看來，這是一種終極野心，是有神性的。作家的內心是想把人看明白，並告訴世界，人是這麽個樣子。假如有一種別的方式，可以讓人真的摶捏人性，甚至具備一種“造物”的能力，我想作家們便不會再采取這種無望而又無奈的“寫”的方式了。

　　弋舟：這也許就是現代作家和古典作家的分野了？那種不期待被閱讀的作家，起碼不熱烈期待被閱讀的作家，一定有，但看來隻屬於古典時期了。而且，那部分作家已經被證明，不乏傑出者。但是，文學到了今天，實在是被裹挾著前進，也愈發接近於一門職業了。這裏麵並無優劣，不能說當我們盼望讀者時，就一定比古典作家埋汰了一些，當然，庸俗一些可能是會有，但是沒有辦法，人在時代麵前就是這麽卑微，即使你是個野心勃勃的作家，也不能不潛移默化地接受時代給出的一些準則和方式。其實我覺得，一個作家的野心，往往都是隱而不發的，甚至往往都是不自知的。從我的寫作經驗來看，我沒有明確地要去堪破或者改造什麽的目的，但那份根本的動機一定是有的，否則如此無望和無奈，誰還會去為之顛倒生命？如果再往最根本的地方說，顯然，我們如今的文學生態，幾乎已經沒人敢這麽追根究底了。起碼大多數人，是羞於甚至恥於這樣表態了，我們已經習慣語焉不詳或者躲避比較高級的訴求。比如寓言這種文體，如今幾乎沒人喜歡了，好像這東西有些幼稚，在我們日益完備的大腦裏，多少已經不屑於這樣的方式。但殊不知，這個世界的本初，便是建立在寓言之上的，神也借著寓言來向我們顯明上帝自己。文學之事，從來是，而且永遠是高級的東西，那種終極性的、神性的方向，也永遠借著寓言般的“幼稚”，在根本上哺育著一切藝術，否則，時風之下，若沒有這樣一個根基，文學早玩完了。那麽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呢？我們這些自己人心懷野心，無望而又無奈地寫著，本身便是一個寓言，並且，我們“私下結盟”的那個角落，原來就是在寓言的地盤上，在那裏，我們是天然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