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劄記

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爭人權”、“爭生存權”的資料簡介

　　為了深入學習《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現將筆者接觸到的中國共產黨人早期提出“爭人權”、“爭生存權”的有關資料介紹如下，供大家研究時參考。

　　關於“爭人權”

　　1915年，早在新文化運動興起之時，陳獨秀在《青年》雜誌創刊號發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指出：中國要富強就必須“科學與人權並重”。1916年11月1日，他在《憲法與孔教》一文中又提出“應發揮人權平等之精神”，樹立“平等人權之新信仰。”《獨秀文存》，1版，9、75—79頁，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1917年1月30日，李大釗在《孔子與憲法》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要製定一種新的“解放人權之憲法”的主張。1919年4月27日，他在《廢娼問題》一文中尖銳地指出：“凡是侮辱人權背及人道的製度風俗，我們都認作仇敵，要盡量大的努力去攻討他，征伐他，非至撲滅他不止。”《李大釗文集》，上冊，1版，258—259、67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偉大的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更加重視對人權口號的運用和宣傳。1919年6月6日，當北京政府對學生進行大逮捕後，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在給各省的有關團體發出的通電中就揭露說：此次軍警蹂躪教育，破壞司法，侵犯人權，蔑棄人道。1920年4月1日，毛澤東在湖南提出：“蓋曆史上世界各國民權、人權之取得，未有不從積極之奮鬥與運動而來者也。”《毛澤東早期文稿》，682頁。1920年8月17日，李大釗在《要自由集合的國民大會》一文中進一步提出要本著勞工神聖的大精神，“發布一種神聖的民權宣言”，來代替資產階級的《人權宣言》。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在領導工人運動中明確地提出了“爭人權”的口號。1923年2月初，在張國燾、項英、羅章龍、林育南等的領導下，京漢鐵路總工會在通過的總罷工決議上明確地提出：“我們為抗爭人格與自由起見，謹決於4號午刻宣布京漢路全路總同盟大罷工。”“我們是為爭自由作戰，爭人權作戰，隻有前進，決無後退的。”2月6日，當罷工堅持到第三天時，京漢路總工會秘書李震瀛在江岸舉行的盛大慰問集會上，代表總工會致答謝詞中還強調：“我們此次大罷工，為我們全勞動階級命運之一大關鍵，我們不是爭工資爭時間，我們是爭自由爭人權。我們是自由和中國人民利益的保衛者。”“二七”慘案發生後，中國勞工運動會、全國工人工團自救會、北京學生聯合會、旅滬湖北自治協會，以及社會各界人士紛紛發出通電，強烈譴責反動當局“蹂躪人權”、“蔑視人權”，要求“保障人權”、“擁護人權”、“尊重人權”。從此，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由京漢鐵路工人發起的爭自由、爭人權的罷工運動，一變而為全國工人乃至全國人民反對軍閥的政治運動了。“爭人權”的口號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寫下了最初的一頁。

　　關於“爭生存權”

　　早在五四運動時期，李大釗就提出了“爭生存權”的口號。1919年12月28日，他在《大聯合》一文中就明確提出：“‘五四’、‘六三’以來，全國學生已成了一個大聯合。最近北京各校教職員也發起了一個聯合，對於全國教育的根本和個人的生存權，有所運動。”②《李大釗文集》，下冊，1版，174、21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920年4月30日，李大釗在《亞細亞青年的光明運動》一文中進一步指出：“我們相信人類都有勞動權，都有生存權，隻要經濟組織一經改造，世界上的地方都許世界上的人勞動生存。”②1921年2月11日，正在法國留學的蔡和森，在寄給陳獨秀的一封《馬克思學說與中國無產階級》的信中，也明確地提出：“我們無產階級革命，在計劃上講起來，殊有於未革命以前，做一個大大的經濟變化運動之必要。這個運動怎樣做呢？就是我們無產階級社會黨，應亟於各大都會組織同階級之失業者、最下層的貧困無告者，第一步公然起來向政府論南北要求‘生存權’和‘勞動權’，迫令政府即向五國銀行團大借實業外債。第二步要求監督實業借款的用途。第三步要求產業及政治管理權。”《蔡和森文集》，上冊，1版，54頁，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積極地領導中國無產階級和全體人民為“爭生存權”而鬥爭。1922年9月9日，在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和湖南分部的共同領導下，粵漢路武長段工人舉行了罷工。罷工工人在發表的宣言中指出：我們完全為我們切身利害而奮鬥，我們為生存而奮鬥，為人格而奮鬥。不達到目的，誓死不止！當時，湖南分部在聯合湖南各工團通電國會的請願書中，要求從速通過勞動法案，俾我勞動者不致淪為無法之人民，致釀法外之行動，……否則諸君不啻自絕於民眾，我全體勞動者不得不奮其神聖之威權，起為一致之團結，為自由而戰，為生存而戰，為取得應有之權利而戰，誓不認公等得代表民意製定憲法也。同年10月27日，在勞動組合書記部成員何孟雄的領導下，京綏鐵路全路車務工人舉行了大罷工，11月9日，開灤煤礦大罷工都集中體現了爭取生存權。與此同時，中國勞動組合書記總部在為開灤礦工和上海日華紡織工人的呼籲書中還強調指出：“親愛的工友們，請看這兩樁事體是不是軍閥與外國資本家勾結，所以我們工友為生存計、為自由結社計，為民族人格計，要一齊起來援助，或以金錢，或以實力呀。我們這五萬窮苦同胞呀，我們要高呼，為生存而戰，為自由而戰，打倒軍閥警閥，打倒外國資本家。”中國革命博物館編：《北方地區工人運動資料選編》，1版，170頁，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

　　1923年1月11日，在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的領導下，漢口花廠工人舉行了大罷工。他們在《漢口花廠三千餘人被殺罷工宣言》中指出：現在我花廠全體工人為爭國體，為爭工人人格和生存，為中國人民免受外國資本家的壓迫，決意與外國資本家抗爭。同年2月5日，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執行委員會在宣言中還指出：援助我們京漢路的勞苦同胞，即是為我們全體同胞爭生存爭自由，即是打倒我們共同的仇人，解除我們共同的壓迫，求得我們共同的幸福嗬。2月8日，北京國立專門以上學校教職員會代表聯席會議為聲援京漢路工，在發出的通電中強調說：“年來兵禍匪亂，相繼迭起，捐稅公債，日見增加，吾民之生業資財，既已損失無算，今則咄咄逼人，即吾民之自由與生存，亦有不能保持之勢。士農工商俱屬守業良民，休戚相關，奚啻一體。今日可以剝奪工界之自由及生存，明日即不妨轉戰他界，言念前途，令人寒戰。”②《北方地區工人運動資料選編》，298、528頁。全國鐵路總工會籌備委員會在通電中號召：“不打倒軍閥，工人則不能生存嗬。”②

　　尤其重要的是，五卅慘案之後，陳獨秀公開號召人民反抗一切帝國主義，為爭取全民族的生存與自由而鬥爭。1925年6月20日，陳獨秀在《向導》第118期上發表的《此次爭鬥的性質和我們應取的方法》一文中指出：我們“應該懂得此次爭鬥的性質，乃是全國人民為民族的生存與自由反抗一切帝國主義之爭鬥，決不是那一個地方那一部份人對某一事件某一國家之爭鬥；換言之，此次爭鬥應該是整個的不是局部的”。

　　原載《學術動態》199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