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全譯

漢紀九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建元無年（辛醜、前140）

　　漢紀九漢武帝建元元年（辛醜，公元前140年）

　　[1]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對者百餘人。廣川董仲舒對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複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

　　[1]冬季，十月，漢武帝下詔，令大臣舉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的人才，武帝親自出題，圍繞著古往今來治理天下的“道”，進行考試。參加考試的有一百多人。廣川人董仲舒在回答說：“所謂的‘道’，是指由此而達到天下大治的道路，仁、義、禮、樂都是推行‘道’的具體方法。所以，古代聖明的君王去世之後，他的後代可以長期穩坐天下，國家幾百年太平無事，這都是推行禮樂教化的功績。凡是君主，沒有人不希望自已的國家能安寧長存，但是政治昏亂、國家危亡的卻很多。用人不當，治理國家的方法不是正道，所以國家政治一天比一天接近滅亡。周王朝有幽王、厲王時期出現衰敗，並不是由於治國的道路不存在了，而是由於幽王、厲王不遵循治國之道。到了周宣王在位時，他仰慕過去先王的德政，恢複被淡忘的先王善政，彌補殘缺，發揚周文王、周武王的功業，周代的王道再次煥發出燦爛的光彩，這是日夜不懈地推行善政而取得的成效。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謬，失其統也。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孔子說：‘人可以發揚光大道，而不是道弘揚人。’所以，國家的治亂興亡在於君主自己，隻要不是天意要改朝換代，統治權就不會喪失；君主的作為悖理錯誤，就會喪失統治地位。做君主的人，要端正自己的思想，整肅朝廷，整肅了朝廷才能用以整肅百官，整肅了百官才能用以整肅天下百姓，整肅了天下百姓才能用以整肅四方的夷狄各族。四方的夷狄各族都已整肅完畢，遠近沒有膽敢不統一於正道的，就沒有邪氣衝犯天地之間，因此陰陽諧和，風調雨順，生物安和相處，百姓繁衍生息，所有象征辛福的東西和可以招致吉祥事，全都出現，這就是王道的最佳境界了！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這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麵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複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秦滅先聖之道，為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頑，抵冒殊捍，熟爛如此之甚者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孔子說：‘鳳凰不來，黃河也不出現圖畫，我算完了！’他認為自己的德行本可招致這些祥瑞，但因為身分卑賤不能招致，而感到悲哀。現在，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居得以招致祥端的尊位，手持可以招致祥瑞的權勢，又有能夠招致祥瑞的資質；品行高尚而恩德深厚，頭腦聰明而心地善良，愛護百姓而尊重賢士，可稱得上是仁義君主了。但是，天地沒有相應的表示，祥瑞沒有出現，原因何在？主要在於沒有推行道德教化，百姓沒有走上正路。百姓追逐財利，就如同水流向低處一樣，不用教化築成堤，就不能阻止。古代英明的君主深知此理，所以麵南為王治理天下時，沒有不把教化作為根本大事的。建立太學，以便在都城興起教化，興辦學府，以便在地方城邑中開導民眾，當時的刑罰很輕而沒有人觸犯法禁，其原因在於推行了教化而社會風俗很好。聖明的君主繼承亂世道，首先要把它的一切殘餘全部掃除，還要推行教化，提高教化；教化已見明效，好的社會風俗已經形成，子孫後代沿襲不變，實行五六百年也不會衰敗。秦朝毀棄先代聖王的治國之道，實行不顧長遠、隻顧眼前的統治方法，所以立國僅有十四年就滅亡了。秦遺留下來的惡劣影響至今還沒有清除，導致社會風俗淺薄惡劣，百姓不講忠信德義，抵觸冒犯，殊死反抗，風俗竟然敗壞到如此程度。我私下做了這樣一個比喻：琴瑟聲音不和諧，嚴重時必須解下舊弦，更換新弦，才可以彈奏；實施統治遇到了阻礙，嚴重時一定要加以改變，才能治理好國家。所以，自從漢朝得到天下以來，一直想治理好國家，但至今沒有治理得好，其原因就在於應當實行改革的時候而沒有實行改革。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恥；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並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我聽說聖明的君主治理天下，臣子年幼時就學習知識，成年後就給他官位以磨礪他的才能，頒給爵位俸祿以培養他的品德，實施刑罰以威懾他的罪惡念頭，所以，百姓才能通曉禮義，而以衝犯君主為恥。周武王奉行天下大義，推翻了獨夫民賊，周公製作了禮和樂來修飾周政；到了成王、康王的大治時期，沒有人犯罪，監獄空虛長達四十多年。這也是教化的浸潤和仁義的流布，而不止是傷殘皮肉的刑罰的成效。到秦代就不是這樣了。秦尊奉申不害、商鞅的法*令，實行韓非的學說，憎惡聖明帝王的治世之道，提倡貪求財利的風俗，隻看虛名而不注重實際，做好事的人不一定能辛免受刑罰，而做壞事的人也不一定能受到懲罰。因此，百官都粉飾虛名假譽而不注重實際政務，表麵上有侍奉君主的禮儀，內心卻有背叛君主的念頭，弄虛作假，追逐財利，毫無廉恥；所以遭受刑罰的人很多，死人相連，但是犯罪卻沒被製止，是風俗的影響造成了這樣的狀況。現在陛下統治全國，天下沒有不服從的，但是卻沒有給百姓帶來功德，大概是由於您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吧。《曾子》一書說：‘尊重所聽到的道理，他就算是高明了；實踐所知道的的知識，他就算是光大了。高明光大，不在於別的，就在於認真注意罷了。’希望陛下能依據所聽到的道理，真誠地信奉它並把它推行開來，那麽，您與聖明的三王就沒有什麽不同了！

　　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呼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由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奸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

　　“平常不招徠和尊重士人，而想求得賢能之臣，就好像不雕琢玉石而想得到花紋美麗的玉器一樣。所以，招徠和尊重士人的方法，莫過於興建太學；太學，是賢士的來源，是推行教化的根本。現在，讓一郡、一國的所有民眾都來回答，而沒有一個符合詔書要求的人才，這說明上古聖王之道常常滅絕了。臣希望陛下興建太學，設置學識淵博的老師，用來培養天下的士人，經常考試以便學生能全麵表現自己的才能，就可以得到出類拔萃的人傑了。現在的郡守和縣令，是百姓的表率，其職責就在於上承仁德而向下傳播教化；所以，如果這些表率人物無德無才，就會君主仁德不能傳播，恩澤不能流布。現在的官吏都不能教化民眾，有的還不遵守朝廷的法度，殘酷地虐待百姓，與壞人勾結，貪求財利，百姓貧困孤弱，冤屈痛苦，無法維持生計，十分不合陛下的心這都是官吏不稱職造成的後果！

　　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比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官吏大部分出自郎中，中郎、二千石官員的子弟，選任郎官又以家庭富於資財為條件，所選的人未必是賢能的人。而且，古代所說的‘功’，是按照任官政績的好壞來區分大小，並不是指任職的累積時間；所以，本事小的人，即使是任職時間很長，也仍做小官，賢能的棟梁之才，即使是任職時間很短，也不妨做輔政大臣，所以，官吏們都盡心竭力，一心做好本職工作而建功立業。現在就不是這樣了。累積時日就可以獵取富貴，任期長久就可以升官晉職，因此，廉潔與恥辱相互轉化攙雜，賢能和不肖混淆，不能判明真偽。我認為應讓列侯、郡守、二千石官秩的官員，各自從所管理的官吏、百姓中選擇賢能的人，每年向朝廷選送二人，到宮中服務，而且可以用這種方法來觀察大臣的才能高低；選送的人有賢德，就給以賞賜，選送的人不好，就給以懲罰。如果這樣，所有二千石官員都會全力以赴地尋求賢人，天下的人傑都可以成為國家官員而為皇上效力了。把天下的賢人都吸收到朝廷中來，那麽，三代聖王的功業不難於造就，而且堯舜的美名也可以企及。不要用任職時間長短計算功勞，而以實際考察出來的賢能為上，根據各人才能大小給以不同的官職，核查品行的高低而確定不同的地位，就會使廉潔和恥辱、賢與不肖區別得很清楚了！

　　臣聞眾少成多，積小致钜，故聖人莫不以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

　　“我聽說積少成多，積小成大，所以古代的聖人，沒有一個不是由默默無聞而變成美名遠揚，由卑徽而達到顯赫；因此，堯起步於諸侯之位，舜興起於深山之中，並不是一日之內突然顯赫起來，應該說是逐漸達到的。言語是由自己說出來的，不能阻塞；行為是由自身做出來的，無法掩飾；言語和行為，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內容，君子正憑借著它而感動天地。所以，能做好一切小事的人，才能成就大業，能注意一切細徽的人，才能功德彰明。本身積累善德，就像人的身體長高時那樣，每天都在增長自己卻不知道；本身積累惡行，就像燈火消耗燈油一樣，自己也沒有察覺；這正是唐堯虞舜成就美名和夏桀商紂令人悲悼戎懼的原因。

　　夫樂而不亂，複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製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

　　“快樂而不淫亂，反複行善而不厭倦，這就是‘道’。遵循道行事，萬世無弊害；隻要有弊害產生，一定是因為沒有按照道行事。一定是因為執行先王之道有所偏廢，所以政治昏亂政令不行，補救的方法，就是運用王道中被偏廢的部分去補救積弊罷崐了。三代聖王的治國之道，側重點各有不同，並不是它們相互矛盾，它們都是為了醫治社會積弊，隻是由於各自麵對的社會情況不同，才形成了治國之道的不同。所以孔子說：‘要說無為而治的人，應該是舜吧／舜改換曆法，改變衣服顏色，隻是順應天意罷了。其餘一切都遵循堯的治國之道，哪裏改變過什麽呢！所以，聖明的君主，有改變製度的名義，而沒有改變治道的實際內容。然而，夏代推崇忠直，商代推崇恭敬，周代推崇禮儀，形成這種不同的原因，是因為它們要各自拯救前朝的缺失，必須使用各自不同的方法。孔子說：‘商代繼承了夏代的製度，所廢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代繼承了商代的製度，所廢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若有*人繼承周代，就是過了一百代之後所實行的製度，也可以推測得出來。’這是說百代君主所用的治國之道，也就是使用夏商周這三種了。夏代是繼承了有虞氏的製度，而孔子唯獨沒有說到兩者之間的增減，是因為兩者的治國之道一致，而且所推崇的原則相同。道之所以精深博大，是因為它來源於天，隻要天不變，道也就不會變；所以，夏禹繼承虞舜，虞舜繼承唐堯，三位聖王相互授受禪讓天下，而遵循相同的治道，是因為其間不需要補救積弊，所以孔子不說他們之間的增減。由此看來，繼承一個大治的朝代，繼起者實行與原來相同的治國之道；繼承一個政治昏亂的朝代，繼起者一定要改變治國之道。

　　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

　　“現在漢朝是在大亂之後而建國的，似乎應該略為改變周代製度的過分強調禮儀，而提倡夏代的忠直之道。古代的天下，也就是現在的天下，同是這一個天下，為什麽古代與現在相比，卻會有那麽大的差距！為什麽敗壞到如此程度？估計或許是因為沒有遵循古代的治國之道吧，或許是因為違背了天理吧？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呼！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浸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民不樂生，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麵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

　　“天對萬物也有一定的分配賜予：賜給利齒的動物不讓它再長犄角，賜給雙翅的鳥類隻讓它有兩隻腳，這是讓已受大利的，不能再取得小利。古代那些接受俸祿的官員，不許靠氣力謀食，不得經營工商末業，這也是既得大利就不能再取小利，與天的旨音是相同的。那些已得大利又要奪取小利的人，連天*都不能滿足其貪欲，更何況人呢！這正是百姓紛紛怨歎困苦不足的原因。那些達官顯貴，身受朝廷榮寵而居高位，家庭富裕又享受豐厚俸祿，於是憑借著既富又貴的資本和權勢，在下麵與平民百姓去爭利，百姓比得上他們啊！百姓逐日逐月地被削弱，最後陷入窮困。富袷的人奢侈成風揮金若土，窮困的人走投無路苦不聊生；百姓沒有感覺到活著有什麽樂趣，怎麽能避免犯罪呢！這正是刑罰繁多卻不能製止犯罪的原因。天子的官員，是平民百姓觀察仿效的對象，是遠方各民族從四麵八方向中央觀察仿效的對象；遠近的人都觀察和仿效他們，怎麽可以身居賢人的高位卻去做平民百姓所做的事呢！急急忙忙地追求財利，經常害怕窮困，這是平民百姓的心理狀態；急急忙忙地追求仁義，經常害怕不能用仁義去感化百姓，這是官員應有的意境。《易經》說：‘既背負著東西又乘車，招來了強盜搶劫。’乘坐車輛，這是君子的位置；身背肩擔，這是小人的事；《易經》的這句話，是說居於君子尊位而去做平民百姓的事，這樣的人，一定會招來禍患。輔政的方法之外，就沒有別的方法了。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１

　　“《春秋》推崇的天下一統，這是天地之間的永久原則，是古往今來的一致道義。現在，每個經師傳授的道不同，每個人的論點各異，百家學說旨趣不同，因此，君主沒有辦法實現統一，法令製度多次變化，臣下不知應該遵守什麽。我認為，方向不同，所有不屬於儒家‘六藝’範圍之內，不符合孔子學說的學派，都禁絕其理論，不許它們與儒學並進，使邪惡不正的學說歸於滅絕，這樣做了就能政令統一，法度明確，臣民就知道該遵循什麽了１

　　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會稽莊助亦以賢良對策，天子擢為中*大夫。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者*皆師尊之。及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

　　武帝很讚賞董仲舒的對答，任命他做江都國的相。會稽人莊助也以賢良的身分參加了考試對答，武帝擢拔他擔任中大夫。丞相衛綰向武帝上奏：“舉薦來的賢良，有研究申不害、韓非、蘇秦、張儀的學說，擾亂國家政治的，請都予以遣返。”武帝批準了奏請。董仲舒從小研究《春秋》。孝景帝時做了博士官，進退舉止，不做任何不合乎禮法的事，學者們都用尊師的禮節尊敬他。等到董仲舒做了江都國的相，侍奉江都易王劉非。易王劉非，是武帝的哥哥，曆來驕橫，好逞勇力。董仲舒用禮義來輔佐糾正他，易王也很敬重董促舒。

　　[2]春，二月，赦。

　　[2]春季，二月，漢武帝頒布赦令。

　　[3]行三銖錢。

　　[3]朝廷發行三銖錢。

　　[4]夏，六月，丞相衛綰免。丙寅，以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為太尉。上雅向儒術，嬰、俱好儒，推轂代趙綰為禦史大夫，蘭陵王臧為郎中令。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１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曆、服色事。

　　[4]夏季，六月，丞相衛綰被免職，丙寅（初七），武帝任命魏其侯竇嬰做丞相，任命武安侯田做太尉。武帝一向看重儒求，竇嬰、田都喜好儒求，極力推薦代地人趙綰擔任禦史大夫，推薦蘭陵人王臧擔任郎中令。趙綰奏請興建明堂以接受諸侯王的朝見，並且向武帝推薦了他的老師申公。秋季，武帝派出使者帶著表示禮聘的帛和玉璧，駕著安車駟馬去迎接申公入朝。申公到了京城，拜見武帝。武帝詢問關於國家治亂*的事，申公已是八十多歲的高齡，回答說：“治理天下的人，不以說得多為完善，隻看努力實幹得怎樣罷了。”這時，武帝正喜愛文辭，看到申公的對答，沉默不語；武帝雖然對申公的對答不滿意，但既然已把他招來了，就任命他做了太中大夫，安頓他住大魯王在京城的官邸中，商議有關興建明堂、天子視察各地、改換曆法和服色等事情。

　　[5]是歲，內史寧成抵罪髡鉗。

　　[5]這一年，內史寧成犯罪，被判處髡鉗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