潯陽論陶

第九節 陶淵明的個性特征研究

　　李麗麗

　　李麗麗，河南南陽市方域縣第一中學教師。

　　陶淵明一生大部分時間生活在東晉後期，晚年東晉被宋取代。父親早逝，他很小就和外祖父孟嘉一起生活，孟嘉的行事作風以及溫和的性情對他影響巨大。故鄉秀麗的景色也很大程度上陶冶了他的性情。這樣的社會背景、人生經曆以及自然條件，使其形成了獨特的個性特征。

　　一、率性任情，不違其心

　　與人交往重性情。陶淵明交友不看重對方的身份，隻要有酒，或者隻要性情合得來，無論貧富貴賤都可為友，更不怕得罪朋友，用本真的一麵自適其心地生活。魏正申先生說“詩人追求一種人與人之間的新型關係”。陶淵明認為躬耕是新生活的起點，應該主動融入農民的生活中，在長期的共同生活中找到摯友。在重視門第的晉朝，詩人期望尋找一種人與人之間不拘身份，平等相待的社會關係，這種想法在《桃花源記》中有很清晰的表達。

　　讀書隻為興趣。陶淵明讀書不受世俗名利的驅使，更不為炫耀學識，一心沉醉在閱讀帶來的樂趣裏。他讀什麽樣的書也全憑興趣，而不以時代主流為準。兩晉時代，許多文人學者不再把精力放在《六經》的研究上，轉而關注《老子》《莊子》。陶淵明則不然，他的涉獵領域不僅包括當時的主流文學，還包括儒家經典以及曆史、神話等方麵。

　　五仕五隱重本心。陶淵明五次入仕有一個是共同特點，即：仕途盼歸來。他第一次出任江州祭酒，官場的種種汙穢的現象就已經讓他產生了極重的厭惡之情，至於再次入桓玄幕，我認為他是被動的。因為孟嘉做過桓溫的參軍，為了報答桓溫的知遇之恩，曾勸說陶淵明為桓溫的兒子桓玄效勞。對孟嘉的傾慕讓他有再次入仕的舉動，在我看來，絲毫不影響大家對其不違其心的個性的讚揚。但是很快就在詩文中流露出了對當時處境的厭惡情緒。最後一次出任彭澤縣令，在任僅83天，這次歸隱後就未曾再踏入官場。對於陶淵明辭去彭澤縣令的原因，有“妹喪說”，“折腰說”等說法，但我認為都隻是借口而已，從根本上來說，是因為官場的生活有違本性，使得內心痛苦不堪，最終決定棄官歸田。

　　二、安貧樂道，任運自化

　　陶淵明並非生來就安於貧困，他也曾為自己從政入仕的理想付出努力。隻是由於他無法適應當時的社會，經曆了官場的勾心鬥角後，凸顯了其安貧樂道、任運自化的個性。

　　陶淵明的個性特征研究安貧是陶淵明為人的準則。早年的陶淵明愛讀儒家經典，受儒家經世思想的影響，期望建立功勳。但陶淵明更主張：一旦功成，必“自去”。可見他並非貪戀功名，而是受儒家“學而優則仕”的思想影響的結果。可是本性使然的他無法與野心勃勃的政客們相契合，在看到屈原、賈誼由於政治上受阻轉而致力於文學的做法時深受啟發，便更加堅定了回歸田園的決心。把古代的安貧之士當作榜樣，效仿他們的生活態度，在貧窮的生活中堅守自己為人的原則，絕不為追求高官而玷汙自己。

　　堅守“固窮”之節。陶淵明回歸田園之初的生活還算不錯，但一場大火使其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江州刺史檀道濟勸他可以為朝廷效力以緩解生活壓力，可是他婉拒了。袁行霈先生曾說“固窮安貧主題”是陶詩主題獨辟蹊徑之處。“固窮”是陶淵明詩文的主題，也是鑄造陶淵明個性的基礎。他專門關注古代能“安貧守賤者”，從古賢士身上獲得巨大的精神力量，更把他們當成“固窮”的楷模，時時激勵自己在艱難困苦的境況下堅守“固窮”之誌。他為守其真而辭官歸田，又在之後的艱難困苦的境況下堅守“固窮”的節操。在當時“矯然而祈譽”的社會環境下顯得更加珍貴。

　　三、性愛丘山，寄心田園

　　陶淵明的故鄉潯陽柴桑，北臨長江，南麵廬山，這是大自然的眷顧，給詩人帶來了無限的自然情趣，也為陶淵明“性本愛丘山”的個性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回歸田園的隱居方式體現其性愛丘山的個性。晉宋時期社會戰亂不斷，當時儒家思想的束縛已經鬆弛，崇尚清談的玄學成為當時社會的主流。這種改變直接影響到亂世中士人的處世態度與生存方式，隱逸成了一種風尚彌漫開來，隱逸方式也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征。當時的隱士們大多或閉門講習，或久居深山窮穀之處，或弋釣獨往，或暢遊山澤，隻有潯陽翟湯子孫三代采取“耕而後食”的隱居方式，與陶淵明相似。陶淵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而儒家是反對飽學之士躬耕的，但是陶淵明卻偏偏選擇這樣的隱居方式，想必是由他寄心田園的個性所決定的。

　　對田園風光是由衷的喜愛。陶淵明的組詩《歸園田居》其一中的“方宅”、“草屋”、“狗吠”、“雞鳴”等景物與情景在陶淵明筆下似乎都變得有感情了，他不用強調自己如何熱愛田園，隻要讀到這首詩，感受到這樣的氛圍，我們就可以完全了解。因為我相信隻有真正的熱愛田園美景和生活的人才能描繪出如此真實、富有人情味的田園鄉村麵貌。

　　固守田園的決心。陶淵明的歸田生活與同時期隱士的田園生活不同，他是躬耕的實踐者，無奈的是歲歲年年的辛勤勞動並沒有換來溫飽的生活，家中失火之後生活也變得更加困頓，但即使這樣他也堅決不再聽召踏入“塵網”。因為他認為食不果腹之苦與“心為形役”之苦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不違其心、率性任情的陶淵明如果不是醉心於田園之樂，又怎麽會在如此困苦生活下還堅決留在田園之中呢？他超越了同時代的隱士，在大自然和田園之中怡然自樂，也成就了其“田園詩人”的美譽。

　　四、詩酒風流，怡然自適

　　歸田後，陶淵明的生活更明顯地刻上了藝術的特質，雖然時常有衣食之憂，但是在精神上卻有著異於常人的獨特個性：在辛苦的農耕之餘，形成了耕讀詩酒的生活範式。

　　愛喝酒且酒品很好。劉伶，以飲酒出名，和陶淵明一樣嗜酒如命，但兩人卻有不同之處。陶淵明雖然“性嗜酒”，但不像劉伶那樣沉湎其中，他更多的是飲出情趣，飲出品味。這與阮籍也有所不同，阮籍處在權利鬥爭的前沿，又是為人關注的名士，不得不借醉酒自保。而陶淵明則不同，他的“期在必醉”是其個性最真實的體現。更不會像阮籍，劉伶那樣醉酒之後藐視禮法，性格平和衝淡，有其外祖父的遺風。

　　陶淵明自小愛讀書，但卻從不過分咬文嚼字，隻期望能夠“會意”，他所說的“會意”，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共鳴”。有此共鳴，讓他有一種穿越時空的超現實的感覺，心情無比舒暢。兩晉時期玄學盛行，崇尚清談，但是經學還是主要的學術，很多的文人學者喜愛咬文嚼字，為經典做注，有時候甚至會為一個字、一句話做一本注。在當時的背景下，陶淵明提出“讀書但求會意”，這種讀書的觀念在當時的社會有其獨特性，這種讀書的方法也突出了其個性特征。

　　自寫其心的詩文創作。歸田後，更多地凸顯陶淵明對精神世界的追求，他全身心地享受田園生活帶給他的心靈上的自由和快樂，更有能力看似隨意且準確地表達這種感受。在陶淵明的生活中，詩文是他淳樸心靈的載體，也是其生活真情實感的藝術表現。有人說，好的詩就應該是天然生成的，是自然流露出來的情緒的抒發，而不應該是經過文字的反複推敲與雕琢而成的。而陶淵明之所以能看似不經意地寫出這樣有味道的詩文，大概是他對生活有其獨到的見解吧。

　　陶淵明一生都未能真正拋卻其“大濟蒼生”的理想，有時甚至達到政治家的敏銳程度和高度，但是由於其“質性自然”的個性，無法與世俗同流合汙，因而醉心田園美景，樂享這種耕讀詩酒的生活模式，即使有“凍餒”之苦也不改其“安貧與固窮”的人生準則，凸顯了其個性特征，越來越多地被後人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