潯陽論陶

第八節 陶淵明行役詩題旨概說

　　謝春陽

　　謝春陽，華中科技大學碩士研究生。

　　陶淵明生活於晉宋易代之際，社會動蕩不安、政治黑暗、百姓惶恐不安，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不難想象陶淵明行役生活之艱辛和煎熬。王維在《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中寫道：“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身處異域他鄉，孤苦無依之時，唯有思親才能緩解內心的苦楚，唯有親人才能化解內心的孤獨。陶淵明行役詩數量雖少，但對後世陶學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和社會價值。“陶淵明的行役詩都是他宦遊期間的作品，它們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就是悲歎行役的辛苦，表達對仕宦的厭倦，反複訴說對田園的思念和歸隱的決心。悲歎行役的辛苦原是此前行役詩共同的內容，後兩者則是陶淵明所特有的，而且越到後來這兩種情緒就越強烈。那種失去自由的無奈之感，成為這類詩的基調。”

　　陶淵明行役詩的創作與當時獨特的政治、經濟是緊密結合的。曆史上，魏晉南北朝是一個動蕩不安的時期，社會黑暗，王朝更迭，有誌之士深感報國無門，前途渺茫。久而久之，滿腔熱血得不到釋放，至東晉初年，形成了“偏安”的個性，這種社會大環境的影響造就了陶淵明日後消極避世的性格特征。由於陶淵明獨特的家族教育背景，從小他就立下了宏大的誌向，“憶我少年時，無樂自欣豫。猛誌逸四海，騫翮思遠翥。”可見，青年時代的陶淵明心懷蒼生、兼濟天下，渴望建立功勳，實現自己的遠大抱負。然而，由於當時士族門閥製度的影響，幾近而立之年的陶淵明才入仕為官。但從詩題中我們不難看出，陶淵明注定沒有做大官的命運，僅僅做過參軍、祭酒和縣丞這類小官。這顯然無法滿足陶淵明遠大的政治抱負。陶淵明生活在晉宋易代時期，統治者驕奢淫逸，權欲縱橫，百姓民不聊生，窮苦至極。毫無疑問，社會的政治變革必將帶來文化上的一場革新。在這樣一個朝不保夕、人言可畏的社會中，陶淵明作為一名朝廷小官員，上有統治者的壓迫，下有老百姓的不解，處境十分尷尬。“像陶淵明這樣的知識分子，既要不斷去執行搜刮百姓的任務，又要忍受上層的侮辱和欺壓。”他在政治漩渦裏掙紮著，但他不適應這樣的生活，已經快要窒息了。伴隨這種進退兩難的情況，陶淵明在入仕與出仕激烈的思想鬥爭中，寫下了為數不多但文學價值極高的行役題材的詩歌。

　　結合當時的社會現狀和陶淵明的經濟條件，可以知道：陶淵明的入仕是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上有老母親，下有妻兒，要想維持一家七口人的生計，必須入仕為官，也就是保住我們今天所說的“鐵飯碗”。最後，在高潔的人格麵前，不得不放棄仕途，歎道“吾不能為五鬥米折腰，拳拳事鄉裏小人邪”。

　　陶淵明行役詩題旨概說陶淵明的前兩首行役詩寫於隆安四年，作者當時大約36歲。隆安四年，桓玄的勢力範圍蔓延在長江中上遊，一直野心勃勃地妄圖伺機篡取東晉的政權，《庚子歲五月還阻風於規林二首》寫於這一年。詩中的第一首是一首五言律詩，五字一句，抑揚頓挫，表意明確，言簡意賅。其開篇第一句：行行循歸路，計日望舊居。其思鄉之情溢於言表。人們往往覺得離家之時，萬分不舍，寸步難行；歸家之際，滿心期待，充滿無限的動力。“計日”一詞深刻地體現了作者離家愈來愈近，心情越來越歡愉。“歸子念前途”一句，運用雙關的修辭手法，既明指歸鄉之路坎坷崎嶇，更暗指仕宦之路“道阻且長”，這似乎已在暗示宦途風險，家才是最終停泊的港灣。這組詩的第二首，開頭便歎道：“自古歎行役，我今始知之。”古往今來，多少仕宦之人在外出公差，哀歎行役的艱辛啊，時至今日，我才發現這其中的酸辛，行路難啊行路難。“歎”一詞開篇點題，突出行役之辛苦，讓人不得不哀歎，讓人一想到“行役”就唉聲歎氣，愁緒滿懷。“始”一詞用得極妙，這個“始”字仿佛一下子將作者的滿心幻想和憧憬殺了個片甲不留。古人感慨行役，作者並沒有親身體驗過，他以為那也許隻是一少部分人的主觀感受，也許真正的行役並不是這個樣子的，內心仍有一絲希望。而現在，到了自己親自感受的時候，才恍然大悟：“山川一何曠，巽坎難與期。”山川高遠空曠，風起雲湧、變幻莫測，讓人捉摸不透，著實讓作者內心一顫，猛地涼了半截，真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這首詩中，詩人先交代了自己對行役之路的感受並交代了行役之路的險峻惡劣，接著筆鋒一轉，直抒胸臆，感歎道：“久遊戀所生，如何淹在茲。”長久在外奔波勞碌，愈發思念生養自己的父母啊，怎可長時間在此逗留！於是，情到濃時，詩人又揮筆寫下：“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這兩句詩揭示了作者的意向所在，遠離塵囂，歸隱田園，為日後的歸隱之路奠定了基礎。上篇詩著重表達了詩人的思鄉思親之情，與自古以來的遊子有著相同的心境，下篇詩則從思親之情漫延到思退隱，向往田園生活之中，這是與其他行役詩人截然不同的地方。我們在詩中已然完全看不到陶淵明的政治熱情。

　　在此之後，陶淵明歸隱田園的熱情也愈演愈烈，政治熱情不複存在。第二年，陶淵明又作《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這是作者銷假返任途中感懷之作。開篇即向讀者交代了田園生活的美好，更加重了內心的苦悶“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突出對入仕之路的懊惱，這也更加是對仕桓玄的悔恨，對自己沒有鑒別能力的一種深深的自責。這首詩與前麵兩首詩的創作時間僅相距一年，其創作心境仍沿襲前詩的感懷自身處境不堪之感。較前詩不同的是，該詩對園林生活的美好描述用墨頗多，足見其歸隱之誌更加明顯了。《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可以稱得上是陶淵明行役詩中的名篇，該詩作於陶淵明四十歲之時，迫於生計，陶淵明入仕作為鎮軍將軍劉裕的參軍，前往京口上任。昔日幾經入仕出仕，陶淵明對官場的黑暗已經了如指掌，但又不得不走上這條路。顯然，這一行為與作者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於是，在他途經曲阿的時候，奮筆疾書，寫下了這首膾炙人口的行役詩，以此述說自己尷尬兩難的境地，表達內心的苦楚。“時來苟冥會，宛轡憩通衢”，不難看出，作者此時還是抱有一絲幻想的，他的政治熱情來源於他遠大的抱負，他渴求自己的一生能夠有所作為，一旦機會來臨，就要奮力去抓住。然而，結尾句將作者的矛盾心情展露無遺：“聊且憑化遷，中返班生廬。”陶淵明縱然壯誌滿懷，可惜天不遂人願，鬱鬱不得誌。那麽，姑且順應自然，最後終將返還家園，這必將是作者的最終歸宿。顯然，這兩句詩表達了對田園生活的眷戀和向往。《己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作於義熙元年，作者時年四十一歲。從“事事稀如昔”和“義風都未隔”兩句可以看出，當時的政局給陶淵明的影響是明顯的，詩歌的基調是舒暢的、輕鬆愉快的，但是時局並未有根本改觀，仍然危機四伏，舉步維艱。而依陶淵明的政治抱負和高尚人格，不可能使自己卷入這場權勢鬥爭的漩渦，詩的結尾也必然是夢歸田園。不難看出，每一次政治熱情的消減必會大大助長歸隱田園的豪情壯誌。思鄉之情越濃，作者的政治熱情就會越受挫。這兩者相輔相成，此消彼長。顯然，陶淵明行役詩的創作為日後田園詩提供了良好的創作背景，影響極為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