潯陽論陶

第六節 陶公歸田後交遊詩鉤玄

　　王勝楠

　　王勝楠，通化學院文學院教師。

　　歸耕之後，陶公創作了大量的交遊詩。綜合逯欽立校注《陶淵明事跡詩文係年》和鍾書林《陶淵明交遊考》，可以確定，於作品中可查的交遊詩創作共17首，而其間所涉及的交遊對象共計16人，分別為胡西曹、顧賊曹、郭主簿、劉柴桑、丁柴桑、殷晉安、戴主簿、周續之、祖企、謝景夷、羊鬆齡、王弘、龐主簿、鄧治中、張常侍、龐參軍。此外，與交遊詩創作相關的還有另一類交遊對象——田夫野老。陶淵明在與他們最篤實真摯的交流中獲得了心靈中最為真切的慰藉。

　　一、交遊詩的內涵

　　陶公隱後交遊詩內容可分六類，明白地表明了自己的歸隱之心，自然地述說躬耕生活的艱難以及田夫野老之間的真切慰藉，這與贈答之間流露出的深厚情誼、時局憂慮和人生之慨，共同構成陶公歸田後真實而自然的田園生活。

　　其一，隱逸情懷的真實訴說。如《贈羊長史》，此詩雖言贈別，卻全無惜別之意，而是從自己著筆，抒發了對於古代隱者的懷念。陳祚明評此詩：“不鋪張武功，不寄思三傑，而獨寄懷商山，公隱遁之誌早決矣。”《酬劉柴桑》和《和郭主簿二首》，亦是通過隱居之樂的抒寫，間接地表明了躬耕田園的誌趣。

　　其二，躬耕生活的真實寫照。歸耕之後，陶淵明多次向友人訴說著自己艱難的躬耕生活，如《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陳祚明評此詩：“貧士詩，真切。”陶淵明正是以一位“貧士”的身份，真切地向友人訴說著旱災、蟲災等影響下艱難的躬耕生活。“吾抱病多年，不複為文。本既不豐，複老病繼之”（《答龐參軍序》）也是向友人講述著自己為病所累，無一事欣悅的生活狀態。

　　其三，田夫野老的真切慰藉。“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日入室中闇，荊薪代明燭。”（《歸園田居》其五）陳祚明評此詩時有：“荊薪代燭，真致曠然。”簡樸的農村生活、親切的鄰裏關係，讓陶淵明最為真實的性情於詩酒流連之中得以釋放，融入質樸的鄉間生活。“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移居》其二）亦是道出了與鄉間野老披衣來往的真摯情趣。

　　其四，深厚情意的自然流露。“秉直司聰，惠於百裏，飡勝如歸，聆善若始。”（《酬丁柴桑》）陶淵明讚美丁柴桑正直為官且聆聽善言，造福百姓。《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中“慷慨獨悲歌，鍾期信為賢。”亦在真誠的訴說中道出了友人之間的深厚情誼和“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深沉之慨。

　　其五，世事變遷的沉重憂慮。受儒家“濟蒼生”文化影響，陶公不忘關注時局憂慮。如《歲暮和張常侍》，陶淵明抒發了對於安帝被戮，晉朝將亡的無奈。在數量不少的交遊對象中，陶淵明惟能與張野暢談時局，這既得益於其為陶淵明鄉親、相飲之人的身份，又與其遠遁深穀密不可分，陶淵明與之談論蒼生、時局必真誠而不加掩飾。

　　其六，人生無常的深刻思索。如《五月旦作和戴主簿》，首句“虛舟縱逸棹，回複遂無窮”，便是用《莊子·列禦寇》“泛若不係之舟，虛而遨遊者也”之句，感歎時光流逝，四季循環。“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引自《莊子·養生主》中“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之句，表達了陶淵明對生命極限的深刻思考。而“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衝”中“曲肱”則是用《論語·述而》中“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展現了陶淵明安貧樂道的高潔品質。

　　陶公歸田後交遊詩鉤玄二、交遊詩的文化意義

　　“大詩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養成一首完美的詩，充實而有光輝，寫下來的詩是人格的煥發。”正如朱光潛先生所言，陶公歸田後的生活恰如這“一首完美的詩”。歸耕之後的交遊詩更是在與友人及農夫鄰曲的親密往來中，讓我們更為真實地感受到那“最近乎人情且富於熱情”的人格藝術，這是隱藏在陶公光輝人格背後儒、道文化的一次完美結合。

　　其一，隱逸之趣。陶公隱後的生活經過了深刻的哲學思辨，協調了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和道家“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的思想。一方麵，陶淵明向羊長史、殷晉安等友人明白地表明著自己歸隱山林的誌趣，另一方麵，在與郭主簿、劉柴桑的唱和贈答間述說著躬耕生活的無限歡樂。他的隱逸生活既是對儒家“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這一思想的肯定，又能夠超越世俗的執著，體味道家的“逍遙”與“任真”。可以說，陶淵明為中國士人所創設的精神家園，是儒、道文化真正交融的隱逸情懷。

　　其二，固窮之誌。陶公隱後的交遊詩融合了儒家“君子固窮”與道家“返璞歸真”的思想，形成了“不為五鬥米折腰”的氣節操守。無論是述說隱逸情懷之時的自言貧賤，還是對於古代“安貧樂道”之士的向往，抑或是人生無常、世事變遷的深重感歎，都流露出了陶淵明悠然自適，融合儒、道的隱士氣節。而那些躬耕田園的生活和對於田夫野老的真切慰藉，更為真切地體現了道家文化涵養下陶公“返璞歸真”的人格追求。正如王鍾陵先生所言，“一切離開了‘真’去講徵士之超脫或執著的議論，都隻能是皮相之談。”陶淵明正是一位真切思索、真摯交流的老者，其人格中最為真實的生活態度正是得益於道家文化的涵養，這同儒家文化中“固窮”的品德操守，共同成就了“不為五鬥米折腰”的隱士氣節。

　　其三，仁厚之德。“陶淵明寬和仁愛、溫雅篤厚的品德，正是他恪守聖訓、師範先賢、修養自我的成果。”這主要體現在其與友人唱和贈答之時的忠厚之態以及不失“濟蒼生”之心的士大夫情懷。《答龐參軍序》中有“輒依周禮往複之意，且為別後相思之資”。邱嘉穗評此詩：“此篇足見陶公善與人交處，‘談偕’數語既敬且和，‘情通萬裏外’數語，又期以從要不忘之誼。序中所謂《周禮》往複之義者，豈虛語哉！”陶淵明依照古禮，作詩贈予龐參軍述說著款款深情，正見陶公“寬和仁愛”之品德。而邱嘉穗評《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時有：“起言‘天道幽且遠’，結歸‘在己何怨天’，雖曰《怨詩楚調》，亦可謂怨而不怒矣。”這正是陶淵明“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這一儒家溫柔敦厚君子形象的表現。

　　其四，悠然之心。陶公隱後交遊詩深受儒家“無可無不可”和道家“逍遙自適”思想影響。方宗誠評《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一詩，正表現陶公悠然自適的人生態度：“‘遷化或夷險，俟誌無窊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華嵩’四句，得依乎《中庸》、無入而不自得之意。”《中庸》中有“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外”。陶公能於隱後安於躬耕田園的艱苦生活，並以之為樂，足見其坦蕩情懷。陶淵明的一生，是古人生存智慧的一個結晶，是儒、道文化的一次完美結合。可以說，歸耕之後的交遊詩，正是在陶公與友人的交流唱和、與農夫鄰曲的親密交往中，真實而自然地將儒、道文化的菁華抒寫得“溫柔敦厚情深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