潯陽論陶

第一節 千古兩“東籬”——馬致遠慕陶情結摭要

　　高賢達

　　高賢達，哈爾濱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

　　馬致遠取號“東籬”，意在明示效陶之誌。筆者據鄧長風點校《東籬樂府》統計，馬致遠存世的散曲作品有小令115首、套數22支、殘套4支，其中涉及陶淵明的散曲共有18首，數量頗為可觀。這些涉陶作品或關乎陶淵明詩文，如“閑情賦”、“歸去來”、“東籬”、“菊”、“柳”、“三徑”等意象，這一類共的有15處；或引用陶淵明的逸聞故事，如“撫無弦琴”、“與白蓮社交往”，這一類共有2處；或借用陶淵明的名號，如“陶淵明”、“陶令”、“陶潛”、“淵明”，這一類共有4處。此外馬致遠的現存七種雜劇中亦有15處涉陶。馬致遠《東籬樂府》的核心精神即是對陶淵明及其所代表的隱逸文化的接受。

　　關於馬致遠的生平材料很少。《錄鬼簿》載：“馬致遠，大都人，號東籬老，江浙省務提舉。”又賈仲明吊詞雲：“萬花叢中馬神仙，百世集中說致遠，四方海內皆談羨。戰文場，曲狀元，姓名香貫滿梨園。《漢宮秋》《青衫淚》《戚夫人》《孟浩然》，共庾白關老齊肩。”從這兩條材料看，馬致遠曾任提舉之職，有過仕宦生涯，期間也寫過歌功頌德的作品，如：“至治華夷，正堂堂大元朝世，應乾元九五龍飛。萬斯年，平天下，古燕雄地。日月光輝，喜氤氳一團和氣。”（《中呂·粉蝶兒》），這類作品是極少數。真正代表“曲狀元”風格的是馬致遠隱居時期的作品。由於史料的缺乏，我們難以描述馬致遠的人生軌跡，但從《東籬樂府》的作品考察，馬致遠的人生確實是由仕而隱的過程。

　　蛩吟罷一覺才寧帖，雞鳴時萬事無休歇。何年是徹？看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急攘攘蠅爭血。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那些：和露摘黃花，帶霜分紫蟹，煮酒燒紅葉。想人生有限杯，渾幾個重陽節？人問我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雙調·夜行船\]《秋思·離亭宴煞》）

　　馬致遠在曲中講，人生如夢，應該及時行樂。為什麽要在生命有限的時間裏，緊抓時間建功立業、求取利祿呢？又說，功名、利祿、富貴都是過眼雲煙，寶貴的生命尚且朝夕不保，還要在乎其他嗎？所以要有遠拋富貴之心，泯滅是非賢愚之感。青山側、綠水旁，竹籬茅舍下過著清閑自在的日子。看那些爭名奪利之人，如螞蟻排兵布陣、蜜蜂攘攘釀蜜一般，像蒼蠅爭搶血水一樣，前仆後繼，永無止境。倒不如學習裴公、陶令，秋來：“和露摘黃花，帶霜分紫蟹，煮酒燒紅葉。”樂在醉中不醒。馬致遠非嵇康那樣，一開始就與統治者格格不入。其經曆與陶淵明相似，在厭倦仕途後，才選擇不合作的態度。此處引“裴公”、“陶令”、“北海”的典故亦有深意。這首曲子語言描寫色彩鮮明、概括力強、象征意義豐富，且作者運用了“美醜對照”的原則。“裴公”是指唐憲宗時宰相裴度，憲宗朝宦官專權，政事荒廢。時事已不可為，於是裴度自請罷相。於午橋創“綠野堂”別墅，隱居洛陽，與白居易、劉禹錫等人詩酒唱和。亦如陶淵明退隱後與慧遠發起白蓮社一般，過著適意的生活：秋天的早晨伴著露水采摘菊花；烹煮帶霜的紫色螃蟹；用紅楓葉燒熟菊花酒。此處，馬致遠筆下的生活圖景色彩斑斕，營造了一個充滿靜謐與恬淡的生存空間與精神境界。千古兩“東籬”對比眾生的醜態，作者發出了“何年是徹”的感慨。至於“北海”馬氏又從反麵來刻畫。“北海”是指東漢名士孔融，曾做過“北海相”，故人稱“孔北海”。孔融曾以清高自詡，他常歎曰：“坐上客恒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看似風流，實則不然，他終究不能忘卻名利，做不到全身而退，終因對曹操多所非議，為其所殺。馬致遠鄙夷其生存選擇，難怪北海來訪，便說“東籬醉了也”。這裏通過“裴公”、“陶令”、“北海”的對比，讚美了裴度、陶淵明的崇高人格與生活理想。反映出馬致遠對待功名的態度，不與世俗同流合汙，並努力保持自己人格的完善，樹立自己崇高氣節的知識分子形象。同時又揭露了人們熱衷功名的醜態，通過對照，啟發人們對人生與社會的思考，要向往真、善、美，遠拋假、惡、醜，確立自己正確的人生坐標與價值取向。

　　在雜劇《薦福碑》中，馬致遠亦曾借劇中人物之口表白心跡曰：“空著我繞朱門，恰便似燕子尋巢。比及見這四方豪士頻插手，我爭如學五柳的先生懶折腰，枉了徒勞。”他所效仿的是陶公“不向五鬥米折腰”的人格氣節。馬致遠的思想經曆了歎世、憤世、避世的發展過程。既是他對自身懷才不遇的悲憤，也有不與世俗同流合汙的節操，又有及時行樂的情緒。以自己獨特的生活形式反映他懂得生活、熱愛大自然、珍惜生命的一麵。

　　屈原與陶淵明是中國士人的兩種生存模式，元代文人多“是陶非屈”。馬致遠\[雙調\]《撥不斷·無題》既表達了對屈原的態度。

　　菊花開，正歸來。伴虎溪僧鶴林友龍山客，似杜工部陶淵明李太白，

　　有洞庭柑東陽酒西湖蟹。哎，楚三閭休怪。

　　菊花正開時節，馬致遠選擇離開官場。“伴虎溪僧鶴林友龍山客”，作品引用“虎溪三嘯”、“孟嘉落帽”的典故。傳說晉釋慧遠居廬山東林寺，送客不過溪。一日與陶潛、道士陸靜休共話，不覺踰此，虎輒驟鳴，三人大笑而別；又晉孟嘉為征西大將軍桓溫參軍。九月九日桓溫遊龍山，賓僚鹹集，皆戎服。有風吹嘉帽落，初不覺。溫令孫盛作文以嘲之，嘉即時以答，四座皆服。至於“鶴林”當指佛家語，佛入滅之處。佛於婆羅雙樹間入滅時，樹一時開花，林色變白，如鶴之群棲。顧名思義，“鶴林友”亦為僧友。馬致遠希望與“虎溪僧”、“鶴林友”、“龍山客”這些傳說故事中的人為伴，反映了馬致遠的隱逸思想。馬致遠的思想中包含釋家的成分，其讚美“慧遠”、“鶴林友”便是例證，佛家與隱逸在某種程度上是相通的，又提到孟嘉，這可看作馬致遠對生活態度的選擇，他希望過那種灑脫利落的生活，樹立自己高潔而又自然的形象。有了思想上的指導，總要找一些人物範例，“似杜工部陶淵明李太白”，李白、杜甫乃千古兩大詩人，陶淵明作為大詩人又是隱者的代表，馬致遠提到此三人，有希望自己效仿先賢，努力讓自己垂名千古的一麵；同時又讚美上述三人的生存方式，隻為“名”，不為“利”，這是他積極追求的人生目標。在具體實踐上，“有洞庭柑東陽酒西湖蟹”。既然確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標與價值取向，剩下的便是如何生活了。“洞庭柑”、“東陽酒”、“西湖蟹”這些具體的實物並非馬致遠真心追求的，隻是以他們為代表，襯托馬致遠想要的生活情趣。馬致遠熱愛自然，又灑脫任性，他希望廢除禮教，擺脫束縛，按照自己的理想去生活，不像屈原那般計較。

　　曲尾言：“哎，楚三閭休怪。”在元代曲作家那裏，尊陶貶屈很普遍。“憂國憂民，兼濟天下”本是知識分子的人生大追求，屈原便是憑借“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的高潔人格，不與世俗同流合汙，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關心國家安危和百姓疾苦而流芳千古。對比陶淵明“采菊東籬，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馬致遠嘲諷屈原道：“酒杯深，故人心。相逢且莫推辭飲，君若歌時我慢斟，屈原沉死由他恁，醉和醒爭甚。”（\[雙調·撥不斷\]《無題》）認為其沉江自全的選擇不可取，今人對這種現象亦有關注，李劍鋒先生有專文《元代屈、陶並稱與是陶非屈論》論此，且總結了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是，陶淵明接受史發展到高潮的結果。二是，儒釋道文化日益融合的產物，是士人心態接受並將道家和釋家思想內化的結果。三是，元代社會知識分子特殊遭遇的心態流露。”馬致遠接受陶淵明，獨到的眼光是一方麵，也是時代的必然性。陶淵明是智慧的，馬東籬效陶，亦是聰明的。千古兩東籬，一個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一個為“曲狀元”，在文學史上兩人都留下了光輝的一筆，在精神上亦有互通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