潯陽論陶

第五節 論古直先生的陶淵明研究

　　鍾書林

　　古直（1885—1959），字公愚，號層冰，別署遇庵、征夫、孤生，廣東省梅縣龍文鄉滂溪村人。他是我國現代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作家和古典文學專家。古氏家族以“詩書傳家”，“數世皆以文藝顯”，祖父湘帆“淵靜好學，早都文譽”，父親錫賢“塾中誦書，每超群兒”（《取當集·述先錄》）；古直先生亦自幼聰敏，負笈苦讀，早慧有成，頗工於詩，為南社、冷圃詩社等詩社成員。1906年加入中國同盟會，投身辛亥革命、參加討袁護法等活動。創辦了梅縣梅州中學、龍文公學、高要初級師範等學校；創辦《大風日報》等。1919年先後出任封川縣、高要縣縣長，興辦教育、關注民生，深受好評。後辭官，隱居廬山，研究國學，潛心著述。1925年出任中山大學教授、中文係主任，從事中文教育，執教十餘年。1939年，因廣州淪陷，古直回到家鄉，出任梅南中學校長，創辦“梅南文學館”。1950年，任南華大學教授，專教陶淵明詩歌。其後調往廣州，曆任廣東省政府參事室參事、廣東省文物保管委員會委員、廣東省文史館館員、廣東省政協委員等職。

　　古直先生國學底蘊深厚，一生著作極為豐富。出版的詩集有《轉蓬草》《新妙集》《層冰詩存》《隅樓集》《層冰堂詩集》等。學術研究方麵，由漢至清，皆有涉獵。研究漢代文學，有《漢詩研究》（1928）和《漢詩辨證》（1929）；研究唐代文學，有《韓集箋正》（1936）；研究宋代文學，有《黃山穀詩注補正》；研究金代文學，有《元遺山詩選》；研究清代文學，有《清詩獨賞集》（1944）、《王漁洋詩選》《汪容甫文箋》（1923）、《黃公度詩箋》等。而尤精於漢魏六朝文學研究，年譜著作有《諸葛武侯年譜》（1924）、《曹子建年譜》（1928）、《陶靖節年譜》（1922）、《陶靖節年歲考證》（1926）等；研究作品著作，有《曹子建詩箋》（1928）、《阮嗣宗詩箋稿》（1930）、《陶靖節述酒詩箋》（1922）、《陶靖節詩箋》（1923）、《陶集校勘記》（1923）、《陶詩卷第考》（1932）等；研究理論批評的著作，有《文心雕龍箋》（1937）、《鍾記室詩品箋》（1927）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鍾記室詩品箋》，其次為《層冰堂五種》（《曹子建詩箋》《阮嗣宗詩箋》《陶靖節詩箋》《陶靖節年譜》和《層冰文略》）。其客家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更頗具開拓之功。其《客人對》《客人三先生詩選》《客人駢文選》《客人叢書》等，至今亦俱為學界稱道。

　　古直先生在一生的革命、政治、教學和科研事業中，都傾注了巨大精力，始終不忘體恤民力，提攜後學。當代早已名滿天下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雖然年過九旬高齡，但仍然眷念不忘古直先生對他的提掖鼓勵之恩，事跡感人至深（請參閱饒宗頤《清暉集》）。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降，古直、梁啟超兩位先生是最早運用現代學術視角大力研究陶淵明的學者。梁啟超先生的專著《陶淵明》，作於1922年冬，出版於1923年，成為陶學研究史上劃時代的標誌性成果。1922—1923年，也是古直先生陶學研究成果豐產的重要時期，1922年，他出版了他的《陶靖節年譜》一卷、《陶靖節述酒詩箋》一卷；到1923年，又出版了他的《陶靖節詩箋》四卷、《陶集校勘記》一卷，此後數十年間，他一直對陶淵明傾注了大量精力，直到1956年去世前夕，又重新修訂五卷本《重定陶淵明詩箋》。古直先生的陶學研究，起步之早，成果之豐碩，興趣之濃厚，貢獻之巨大，奠定了他在陶學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

　　論古直先生的陶淵明研究

　　一、古直是繼梁啟超之後第二位對陶淵明年歲提出懷疑，並進行充分論證的現代學者

　　梁啟超先生對沈約《宋書》陶淵明63歲的舊說提出質疑，並提出56歲新說。古直先生在梁啟超之後，相繼發表《陶靖節年譜》《陶靖節年歲考證》《陶淵明的年紀問題》，在梁氏新說的基礎上，又倡52歲新說。從1922年開始，直到1956年，三十多年，他一直堅持52歲的看法，並不斷修改完善。《陶淵明的年紀問題》，發表於1958年，在他的去世前夕，可見他為此付出的努力。李稚甫《古直先生的生平及其在學術上的貢獻》一文，充分肯定了古先生的這一貢獻。他說：“（古直先生）以陶集中紀年詩，作為自證，糾正梁氏之說，認為享年五十二歲，而非五十六歲。在這一問題上，進一步加以肯定，在其晚年親書稿本中，並附有年表，譯證其事。”

　　古先生的陶淵明年歲考訂，是建立在箋注的基礎之上，頗具傳統的國學素養。1986年許逸民先生校輯整理的《陶淵明年譜》中輯錄的自南宋至今的九家陶淵明年譜中，就有古直先生的《陶靖節年譜》，並同時附錄古直的《陶靖節年歲考證》《沈約蕭統生卒考》二文，體現了許先生對古直先生的高度認可。古先生的陶淵明年歲考證，雖然在今天看來，不免有些偏頗之處，但他深厚的國學功底，為此做出的貢獻，值得我們珍視。

　　譬如，他對《歸園田居》詩“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二句的箋注，啟人深思。“一去三十年”，如何理解，至今仍然未有定論。主張陶淵明享年63歲說者，認為應是“一去十三年”。誰是誰非，古直先生從箋釋上句“誤落塵網中”中著手，給出了答案。古先生先引用宋代兩家年譜（王質《栗裏譜》、吳仁傑《靖節先生年譜》）的說法，並加以比較：“吳《譜》指‘落塵網’為出仕，故改‘一去三十年’為‘十三年’。但王質《栗裏譜》則雲：‘君年三十，有《歸園田居》詩曰‘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這與吳《譜》，恰成反對。”最後古先生做出判定：“王《譜》是對的。”他指出：“淵明這詩‘誤落塵網中’和《雜詩》‘落地為兄弟’，兩個‘落’字皆喻人之出生。《離騷》‘惟庚寅吾以降’屈原所謂降，即淵明所謂落。《爾雅》曰：‘降，落也。’降、落同義，故落霜曰降霜，人從母體降落地上，地是塵土積成，故曰‘落塵網’，唐人詩‘世界微塵裏’，這就說明了塵網的意義。”所以，“誤落塵網中”是指陶淵明自言出生以來，這樣“一去三十年”，前後意思就通了，並由此推斷作此詩時，陶淵明為三十歲。而針對“吳《譜》指‘落塵網’為出仕”的說法，古先生認為不允當。他說：“至於仕途，普遍的隻用聖網，時網，世網。《漢書·敘傳》‘不經聖人之綱’，陸機詩‘牽世纓時網’，這等網是牽網由人的，塵網是無牽無掛、降落自然的，二者截然不同，我們知此，則知吳、王兩說的是非。”古先生引用《漢書》、陸詩等典籍，認為比喻“仕途”，是不用“塵網”的。

　　又譬如，《飲酒詩》其十九：“冉冉星氣流，亭亭複一紀。”古先生對“紀”的箋釋也值得我們思考。古先生說：“‘紀’有二義，《周語》：‘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韋昭注：‘數起於一，終於十，十則更，故曰紀。’又，《晉語》：‘蓄力一紀’，韋昭注：‘十二年歲星一周，為一紀。’今案由乙巳拂衣歸田到作《飲酒詩》時“向不惑”（三十九）恰恰十年，足證這個‘亭亭複一紀’是當用第一義的。”

　　再如，對版本文字差異的精審和考訂，尤值得參考。古先生指出：“宋本陶集《遊斜川》詩序皆作‘辛醜正月五日’，吳《譜》改為‘辛酉正月五日’，而曲為說曰：‘東坡和此篇雲“雖過靖節年未失斜川遊，東坡於時年六十二，自辛酉歲論之，先生五十七，而東坡又過其五，亦無傷也”，這是意圖把淵明年紀接近東坡，故改‘辛醜’為‘辛酉’，不悟北宋諸公所見陶集皆作‘辛醜’，那能以此誣東坡。”指明了北宋陶集皆作“辛醜”，不作“辛酉”的重要事實，為後來者考訂陶集及享年提供了重要參考。

　　此外，古先生對諸多記有年月的陶淵明詩文頗多探討，這在以往是缺乏通盤考慮的。所以，古先生這一方法論的突破，顯得尤為可貴。他在通盤考察時的一些看法，也頗有價值。譬如他提及說：“《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獲》詩雲：‘三四星火積’，三四為十二年。毛《詩》：‘七月流火。’火，火星；流，是積下的意思。時八月中獲，而火星已於七月積流，故雲‘三四星火積’，這說明陶淵明自辭官隱居後，已躬耕了十二年。”又如，他指出《戊午歲六月中遇火》詩：“‘戊午’，集本作‘戊申’，陶澍引《江州誌》作‘戊午’，再三考證知戊午為確。”

　　可惜的是，古先生在指出“北宋陶集皆作‘辛醜’，不作‘辛酉’”時，卻自己又把“辛醜”改為了“乙醜”；同時，迷信清人吳汝綸（51歲說提出者）“東坡以《告儼等疏》為臨終之作”的說法，進而根據《告儼等疏》“年過五十”等語，以此判定陶淵明享年在五十一二歲；又誤讀了“投耒去學仕，是時向立年”，認定陶淵明二十九歲出仕（甲辰），三十歲歸田（乙已），導致陶淵明出仕時間前後不到一年，與史實記載嚴重不符。因此，古先生雖然做出很多努力，但他力倡的52歲，信從者較少。

　　二、箋注陶詩，是古直先生對於陶學研究的最大貢獻

　　對於陶詩的箋注成果，他始終孜孜不倦地在修改、完善，數十如一日。從20世紀20年代《陶靖節述酒詩箋》《陶靖節詩箋》，到30年代《陶靖節詩箋定本》，再到1956《重定陶淵明詩箋》，無不體現了這一令人敬佩的學術精神。也因此得到了學術界的高度評價。

　　1936年，郭紹虞先生在他的《陶集考辨》“近代本”中專門收錄了古直先生的四卷本《陶靖節詩箋定本》，並且稱讚說：“古氏箋陶用力頗勤，前此雖有諸家箋注，古注不求備摭，汰棄殊多。其自寫注，頗能發明陶詩用事之長。竊以為陶詩用事，真所謂水中著鹽，雖有鹽味不見鹽質者。古氏詳為鉤稽，以發潛幽，不特可明陶詩用事之處，即於陶公學術思想，亦可為印證之助。”郭先生行文之末，還特別交代：“朱自清君有書評，載《清華學報》十一卷二期。”也足見他對古先生陶集注本的認可和推介。

　　確實，《陶靖節詩箋定本》作為《層冰堂五種》之一，甫一出版，就得到當時古典文學專家朱自清的大力推崇和讚許。朱先生專門為此專撰了書評：《陶詩的深度——評古直〈陶靖節詩箋定本〉（〈層冰堂五種〉之三）》，發表於《清華學報》。這篇書評，成為朱先生陶學研究的重要成果，飲譽至今。朱先生借評述古先生的書，闡發自己對於陶淵明研究的許多獨到見解。而其中不少創見，朱先生在文中即指出直接源自古直先生的箋注成果。

　　朱自清先生稱譽說：“古先生《陶靖節詩箋定本》用昔人注經的方法注陶，用力極勤；讀了他的書才覺得陶詩並不如一般人所想的那麽平易，平易裏有的是‘多義’。”又如，朱先生通過古先生的箋注，弄清了陶淵明思想“究竟受道家影響多，還是受儒家影響多”的問題。朱先生說：“從《古箋定本》引書切合的各條看，陶詩用事，《莊子》最多，《論語》第二……”並由此提出了魏晉時期“孔子學說的道家化”，“陶詩裏主要思想實在還是道家”等著名論斷。僅由朱先生的例證可以看出：古直先生的陶詩箋注功勞的巨大貢獻，以及恩澤澆灌陶學之深。

　　《陶靖節詩箋定本》堪為古直先生的代表作，飲譽學林。朱自清先生也特別稱讚該書中對於《述酒》詩的箋注成績，他說：“《述酒》詩‘廋詞’太多，古先生所箋可以說十得六七。”古風說，古直先生“早年偶涉西學，但是西方文學批評對他一生幾乎沒有產生任何影響。因此，古直先生的治學方法是相當傳統的”。又說：“古直先生通於文獻，熟於掌故，精於注釋。”（《古直及其文學批評》）陶淵明的《述酒》詩，一向公認晦澀難懂，自宋代湯漢作注後，稍稍能解，而古直“先生根據曆史事實，於淵明詩隱晦難喻者，一一加以疏證”，並對陶詩淡泊明誌，被稱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提出異議。認為身為晉大司馬陶侃曾孫，而躬耕壟畝，以酒自藏，絕非淵明本誌。古直先生根據諸多曆史實際，對陶詩加以考證。指出“述酒”一篇，係為劉裕篡晉，廢恭帝，並迫令飲毒酒自殺之事，有為而發。而《詠荊軻》與《讀山海經》詩“刑天舞幹戚，猛誌固常在”之句，也絕非無因而發。魯迅曾經說過：“‘猛誌固常在’與‘悠然見南山’的是一個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這是深刻理解陶淵明為人本質的中肯的批評，也說明了陶淵明隱居蹈晦，以酒自藏的沉浮個性，以古今隱逸詩人或田園詩人來理解陶淵明，絕非其本真。古先生將這些推論，“建立在充分的曆史記據的基礎上，非以臆測出之”（以上參考李稚甫《古直先生的生平及其在學術上的貢獻》）。

　　對於古直先生《陶靖節詩箋定本》的其他箋注成績，朱自清先生在文中作了較多闡發，茲引述如下，以期更多的讀者了解，並引起重視：

　　本書頗多勝解。如《命子》詩，“既見其生，實欲其可”的“可”字，注家多忽略過去，本書卻證明“題目入以‘可’字，乃晉人之常。”《和劉柴桑》詩，題下引《隋書·經籍誌·注》，“梁有‘晉’柴桑令《劉遺民集》五卷，《錄》一卷”。證“劉柴桑”即“劉遺民”。此事向來隻據李公煥注，得此確證，可為定論。又“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或以為比酒之醨薄，或以為賦，都無證據。本書解為比，引《魏書·徐邈傳》及《世說》，以見“魏晉人每好為酒品目，靖節亦複爾爾”。《還舊居》詩“常恐大化盡，氣方不及衰”，次句向無人能解；本書引《禮記·王製》“五十始衰”，及《檀弓·鄭注》，才知“常恐……不及衰”，即常恐活不到五十歲之意。《飲酒》詩第十六“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舊注都以“孟公”為投轄的陳遵，實與本詩不切；本書據詩中境地定為劉龔，確當不易。又第十八前以楊子雲自比，後複以柳下惠自比。這二人間的關係，向來無人能說；本書卻引《法言》及他書證明“子雲以柳下惠自比，故靖節以柳下惠比之”。又如《雜詩》第六起四句雲：“昔聞長老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諸家注都不知“此事”是何事。本書引陸機《歎逝賦序》“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或凋落已盡；或僅有存者……”，乃知指的是親故凋零。

　　朱先生並在文章末尾，附記式地說：“《層冰堂五種》大約須向古君直接購買，價約十元，古君現在廣州中山大學。”寥寥數語，朱先生對古直先生《陶靖節詩箋定本》諸作的鍾愛以及推介之深情，溢於言表。

　　閔定慶說：“古直少年時師從興寧羅翽雲、梅縣謝吉我二先生，學習經史之學，成年後博學於文，在學術上深受嶺南宿儒朱次琦、陳澧的影響，又因阮元《文言說》的啟迪，始立誌於漢魏六朝詩學研究。”（《試論古直〈鍾記室詩品箋〉文本詮釋的自洽性》）古直先生作為傳統學者，能夠融合漢、宋之學，字句義理皆在人上所以“心光所到，往往發千載之秘”（陳三立《與古公愚先生書》），並“以作家和學者兩種眼光來進行文學批評，故能入其內，體察細微；又能出其外，燭照宏通。每發一言，皆中肯綮，堪為定評”（古風《古直及其文學批評》）。他精於考據之學，但亦蘊含義理於其中。往往目光犀利，一語中的。例如，針對宋代以來陶淵明的詩風“平淡”說，古直先生認為並不全麵。他在《陶靖節詩箋序》中說：“夫公（指陶淵明）詩百三十篇，似平淡者，獨有田園諸什。然一索其實，則清剛之音，仍複流於弦外。若夫《飲酒》《述酒》《荊軻》《三良》《雜詩》《貧士》《擬古》《讀山海經》七八十首，聲情激越，蓋嗣宗、越石所不能尚。而乃以平澹概之，豈知公者哉？”指出反映陶淵明平淡詩風的，僅有“田園諸什”（《歸園田居五首》等），其餘像《飲酒》等大多數詩歌（“七八十首”），都是“聲情激越”的慷慨之作，可見他對於陶淵明詩風的整體把握。

　　三、鍾愛陶淵明，箋注鍾嶸《詩品》，力主陶詩“本在上品”說

　　1925年冬，古直先生在他的《鍾記室詩品箋》“發凡”中說：“陶公本在上品，《禦覽》尚有明徵。王貽上不考，大肆譏彈。以此推之，魏武下品，郭璞、鮑照、謝脁等中品，安保不是後人竄亂乎？”又謂：“陶公今列中品，據《禦覽》所引，則在上品。”又謂：“靖節本在上品，《禦覽》可征。”又《箋》雲：“按：《太平禦覽》586：鍾嶸《詩評》曰：‘古詩、李陵、班婕妤、曹植、劉楨、王粲、阮籍、陸機、潘嶽、張協、左思、謝靈運、陶潛十二人詩皆上品。’據此，則陶公本在上品，今傳詩品列之中品，乃後人竄亂之本也。”（《詩品中·宋徵士陶潛詩》箋語）此論一出，震動學壇，成為古先生受後人批評最多的地方。

　　曹旭先生在稱道古先生的《鍾記室詩品箋》“是力作，是較完備的注本，是這一時期《詩品》研究的重要收獲”（曹旭《詩品研究》）的同時，也提出批評說古直《鍾記室詩品箋》：“最大的紕繆乃在於用不可靠的《太平禦覽》證陶淵明原在‘上品’說。這一繆說被人當真，到今天還有人相信。”1921—1925年，正是古先生隱居廬山時期，《鍾記室詩品箋》即完成於這一時期。古先生的這一紕繆，不能不歸因於他“愛陶心切”的心情。古先生的陶詩“本在上品”說，雖然經過錢基博、錢鍾書父子等學者的辯駁，後人已察其非，但其影響仍長達半個多世紀，亦可見此說的影響力，以及眾多“愛陶心切”者的熱捧。

　　與此同時，古先生對《詩品》“宋征士陶潛詩”條的箋注，也頗值得珍視。如對“其源出於應璩”一語，古先生作案語雲：“此說最為後世非議，然璩世以文學顯，冰生於水而寒於水，陶詩何渠不能出璩？考璩詩以譏切時事、風規治道為長，陶詩亦多諷刺，故昭明《序》雲：‘語時事，則指而可想。’源出於璩，殆指此耳。”從文藝風格的相似處，認同陶詩“源出於應璩”的說法。又如對“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古先生箋注時，采用把鍾嶸《詩品》和昭明太子蕭統《陶淵明集序》的意見進行比照的方式，以見出《詩品》的品評價值。他說：“仲偉所見，略同昭明。‘文體省靜’，即昭明所雲‘詞采精拔’；‘篤意真古’，即昭明所雲‘懷抱真曠’；‘辭興婉愜’，即昭明所雲‘抑揚爽朗’；‘風力’，即‘幹青雲而直上’之謂也；‘風華’，即‘橫素波而旁流’也。”將陶詩的藝術風格逐一批出，給讀者極大的啟發。

　　四、仿效陶淵明，古直先生成為現當代學者中唯一一位慕陶隱逸的躬行者

　　現當代研究陶淵明的學者眾多，仰慕陶淵明人品的人更多，而真正能夠做到，像古直先生那樣，辭官歸隱的學者，恐怕再無第二人。

　　1921年2月，作為早年參加同盟會的老資曆革命黨人，古直先生先後辭去了封川縣縣長、高要縣長等職，奔赴廬山隱居，時年37歲。比41歲辭官歸隱的陶淵明早了4年。古直到廬山後，初住白鹿洞書院，後移居獨馬樓僧舍，並在三峽橋上陳家阪建成樓房一座，命名為“葛陶齋”，門懸一聯：“門前學種先生柳，日暮聊為梁甫吟”（以上參考《古直年譜述要》），可見他慕陶的誌向。在他隱居廬山葛陶齋的數年間，也是他一生學術成果最為豐碩的時期。完成的陶淵明研究著作有《陶靖節述酒詩箋》一卷、《陶靖節年譜》一卷、《陶靖節詩箋》四卷、《陶集校勘記》一卷、《陶靖節年歲考證》一卷，此外還有《汪容甫文箋》三卷、《諸葛武侯年譜》一卷等重要著作。

　　閔定慶高度評價了古直先生的廬山隱居，並把它和陶淵明的隱居同時聯係起來說：“古直決定走進昔日陶淵明隱居之地，這是一個極具政治宣示意味的姿態，向世人也向革命同仁宣告行將徹底作別從事多年的政治活動和宣傳活動，回歸傳統，潛心研究古學，選擇一種近乎陶淵明式的‘以文自藏’的生存方式，以回應現實社會政治、文化的挑戰。”（《試論古直〈鍾記室詩品箋〉文本詮釋的自洽性》）

　　古直先生隱居廬山時期的成果特征及其學術反響，正如《古直年譜述要》所說：“因廬山側即為陶淵明故裏，古直愛誦陶詩，慕其為人，亦同樣辭官歸隱。其間，一邊品研陶詩，一邊尋蹤辯偽，追根溯源，所成著述，別具見解。故此時古直關於陶淵明的研究成果，向得學術界的重視。”李稚甫也說：“（古直先生）因愛誦陶詩，仰慕陶淵明之為人，加之中年隱居廬山，追蹤柴桑遺跡，更深入探討淵明詩文之奧。”“因身居廬山，對淵明柴桑故裏遺跡，對此詩中所涉及的地域，一一加以查勘，疏通證明，並按據史實，加以對證，此旁人所難能者。”（《古直先生的生平及其在學術上的貢獻》）廬山的隱居生活，加深了古直先生對陶淵明詩文的理解，對其生活遺跡也有了切身的體會，這些都融注在他對陶淵明詩歌的箋注之中。

　　更難為可貴的是，隱居廬山的數年生活中，古直先生過著窮困的生活，曾經營過茶室，直到1925年受聘於孫中山先生創辦的國立廣東大學文科教授，但他會在閑暇假期回廬山寫作書稿、設帳教學，教授九江本地弟子。

　　在《詠陶靖節》詩中，這是他創作的一首以集陶詩形式書寫的，古直先生表達了他隱居廬山時期的情形。詩雲：“東方有一士，邈然不可幹。稱心固為好，即日棄其官。擁褐曝前軒，聞飲自歡然。所樂非窮通，所懼非饑寒。猛誌固常在，有時不肯言。哀哉亦何傷，在己何怨天。其人雖已沒，千載乃相關。”視陶淵明為異代知己，足見他的愛陶心境。

　　古風曾在《古直及其文學批評》中說：“這就是古直，一個革命家的古直，一個教育家的古直，一個作家的古直，一個古典文學專家的古直。他的這四種身份都是名副其實的，富有建樹的，令人欽佩的。這四種身份由一條精神主線貫穿著，就是“憤時救國”。他參加革命是如此，他辦教育是如此，他寫詩作文是如此，就連他研究古典文學也是如此。譬如在學術研究的選題取向上，他對於陶淵明的偏愛，對於黃遵憲的欽慕，都與此有關。人一生中要成就一種事業都挺不容易，但是他卻成就了四種事業，而且都做得如此之好。因此，古直先生也算是一位奇才！”

　　可是大為遺憾的是，由於各種複雜原因，古直一生著作等身，卻流傳不廣。他晚年完成的五卷本《重定陶淵明詩箋》等著作，至今未見出版，其餘早年出版的一些著作，也多年散佚，不易找尋，因此，能夠讀到他著作的人，就很少。也因為這個原因，古直先生成為一個被遮蔽的“隱藏的大家”，至今鮮為人知。這是殊為遺憾的。古直先生的諸部陶學著作，屢不見版，嘉惠學人，實為學術界的重要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