潯陽論陶

第二節 將陶公植入少年心中——孫毓修陶學著作評議

　　劉中文

　　劉中文，哈爾濱師範大學教授。

　　黃庭堅體悟陶詩曾說：“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綿曆世事，知決定無所用智。每觀此篇，如渴欲水，如欲寐得啜茗，如饑啖湯餅。今人亦有能同味者乎？但恐嚼不破耳。”黃庭堅，《書陶淵明詩後寄王吉老》，參見：《全宋文》第106冊，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05頁。山穀之見信然。一般而言，少年郎難以讀懂陶詩，而讓少年讀懂陶詩也是陶學家所麵臨的課題，孫毓修先生便肩負了這一使命。

　　孫毓修（1871—1923），江蘇無錫人。“又名學修，字星如、恂儒，號留庵，筆名綠天翁、東吳舊孫、樂天居士、小綠天主人等。清同治十年六月二十九（1871年8月15日）出生於無錫城西開源鄉孫巷一個鄉村知識分子的家庭。”柳和成，《孫毓修評傳》，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頁。早年攻讀於江陰南菁書院，師從繆荃孫學版本學、目錄學。1895年中秀才。1902年春“又到蘇州上康橋美國牧師賴昂女士處學英文”柳和成，《孫毓修評傳》，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頁。1907年進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任高級編譯。主編《童話》《少年雜誌》《少年叢書》等兒童及通俗文藝讀物，並為涵芬樓鑒別版本。1919年前後，孫毓修主持《四部叢刊》的輯印事宜，先後出版了《四部叢刊初編》《四部叢刊續編》《四部叢刊三編》。著有《歐美小說叢談》《中國雕版源流考》《永樂大典考》《伊索寓言演義》，譯有《北亞美利加洲》《亞細亞洲》等。

　　孫毓修是近代著名學者、編譯家、藏書家和版本目錄學家，也是中國兒童文學與少兒讀物出版的創始人。1909年，孫毓修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創辦了《少年雜誌》，同時編撰了《童話》《常識談話》《少年叢書》《演義叢書》《模範軍人》和《新說書》等少年叢書。其編譯和主撰的《童話》是中國最早出版的童話，標誌著中國少兒讀物出版和兒童文學的開端。曾與孫毓修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共事的茅盾先生稱讚孫毓修為“中國有童話的開山祖師”茅盾，《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參見：《茅盾全集》第34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第130頁。“中國編輯兒童讀物的第一人”茅盾，《關於“兒童文學”》，參見：《茅盾全集》第20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第361頁。《少年叢書》是一套介紹中外曆史名人的讀物，於1908年12月問世，共出版了三十冊，其中十八冊為孫毓修編纂。

　　將陶公植入少年心中孫毓修編纂《陶淵明》（上海商務印書館1918年4月初版）即是《少年叢書》之一。該書是20世紀最早的專門介紹和研究陶淵明的著作20世紀初的陶學著作，以出版時間排列依次是孫毓修《陶淵明》（商務印書館1918年）、梁啟超《陶淵明》（商務印書館1923年）、胡懷琛《中國八大詩人·陶淵明》（商務印書館1925年）、古直《陶靖節詩箋·陶靖節年譜》（中華書局，1926）、傅東華《陶淵明詩·陶淵明年譜》（商務印書館1927年）、胡懷琛《陶淵明的生活》（上海世界書局1930年版），等等。也是陶學史上第一部“少年讀物”的《陶淵明》。孫毓修能將山穀道人所謂的“枯木”植入少年心中且化之為水、茗、湯餅，全在於他的匠心獨運。

　　孫毓修編纂的《陶淵明》（以下稱“孫氏陶著”）1918年4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32開本共33頁，約一萬三千字。除所引述的陶公八篇作品和顏延之《陶徵士誄·序》近三千字外，孫毓修所著萬言許。“提要勾玄”是本書所體現的原則，所謂“提要”即全書僅選取了統攝陶公一生的五柳自況、作令彭澤、重九醉菊、五陵寄意、訓子、自挽“六事”來凸現陶公個性。所謂“勾玄”即由“六事”鉤沉進而對諸多學術問題深入探究。如下兩大特征使該書成為“另類陶著”。

　　一、以少年受眾為中心布局謀篇

　　1.簡單的體例

　　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的拓荒者周作人認為，少年讀物當“文章單純、明了、勻整；思想真實、普遍；這條件便已完備了。”周作人，《兒童的文學》，參見：鍾叔河編，《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79頁。孫氏陶著體例恰恰是單純、明了。全書僅有總論、五柳自況、作令彭澤、重九醉菊、五陵寄意、訓子、自挽七章。“總論”開宗明義，闡明自己的觀點，對陶公予以文化剖析與定位。六章各記陶公一事，每章的結構都是：敘事——引述陶公詩文——講解——批評。其“批評”為點睛之筆，揭示陶事的文化內涵，鉤沉相關學術問題。而全書僅選取了陶公的“六事”來凸現陶公個性，正所謂記事簡明。這樣簡單的體例確實便於少年閱讀，體現了編纂者為少年“量身定做”的匠心。

　　2.有趣的材料

　　孫氏陶著的材料有三類。第一類材料是“陶作”。全書選錄陶公八篇作品，或是少年耳熟能詳的作品，如《五柳先生傳》《歸去來兮辭》《桃花源記》；或是與孩子的身份相關的作品，如《責子》《與子儼等疏》；或是能夠引發少年好奇心的作品，如《九日閑居》《止酒》《自祭文》、顏延之《陶徵士誄·序》。突顯陶公的品性與人格是孫氏陶著的著眼點、立足點，而這九篇作品可為最佳選項。第二類是“陶事”。孫毓修所講述的陶淵明的故事有做令彭澤、種秫釀酒、拒不折腰、解印去職、麾去檀道濟、乘坐籃輿、與王宏共酌、重九坐菊、白衣人送酒、與顏延之酣飲、蓄無弦琴、入蓮社事、自撰祭文，等等，其中多是家喻戶曉的故事。故事所具有的濃鬱的趣味性極容易喚起少年的興趣，從而抓住孩子們的好奇心，最終浸潤、感化少年的心靈。第三類材料是“插圖”。圖文並茂是少兒讀本最本質的、最核心的特征。孫氏陶著附有八幅插圖：《靖節先生像》《歸去來兮圖》《乘籃輿圖》《白衣送酒圖》《五陵人入桃源圖》《廬山瞻雲寺圖》《夫妻耕作圖》《陶淵明墓山圖》。孫毓修在《童話·序》明確地闡述了加入插圖的目的：“文字之淺深，卷帙之多寡，隨集而異。蓋隨兒童之進步，以為吾書之進步焉。並加圖畫，以益其趣。”柳和成，《孫毓修評傳》，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58頁。插圖的使用，自然喚起了少年的閱讀興趣，深化的閱讀效果。而且這八幅插圖趣味盎然，除“陶淵明墓山圖”外都是寫意畫，插圖以簡潔的筆法繪出畫中人古樸、敦厚、恬淡、藹然的神態，即便是成人看了，也會被畫中人感染，並心馳神往進入圖中境界。遺憾的編纂者未交代這八幅插圖所從何來。

　　3.淺近的文言

　　周作人先生認為，兒童學上的少年期在十至十五歲周作人，《兒童的文學》，參見：鍾叔河編，《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75頁。少年期的孩子，一般都有國文閱讀的積累，其閱讀物“淺近的文言可以應用”周作人，《兒童的文學》，參見：鍾叔河編，《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78頁。由於舊學根底深厚，孫毓修采用了“淺近的文言”編纂少年讀物。“淺近”是因為讀本的特殊閱讀群體所決定的，必須以少年受眾為中心。使用“文言”，一方麵“文言”是國文的書麵語，是傳統文化的主要載體；另一方麵，“文言”的使用也由《少年叢書》的題材所決定的。孫毓修撰寫了《少年叢書》的十八種圖書，著重選取在中國文化史上有重要貢獻和影響的賢達，諸如陶淵明、玄奘、蘇軾、司馬光、朱熹、王陽明等，用莊重的文言書寫古代賢達，更能體現對後人對他們的敬仰與崇拜之心。茅盾對兒童讀本的語言問題特別強調：“現在我們所有的‘科學的兒童讀物’大半不太注意‘文藝化’，敘述的文字太幹燥，甚至有‘半文半白’，兒童讀了會被催眠。”茅盾，《關於“兒童文學”》，參見：《茅盾全集》第20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第362頁。孫毓修在兒童文學中所使用的“淺近的文言”是“淺顯而純熟的書麵語”，並非茅盾所批評的半文半白語言。

　　孫氏陶著所撰近萬言，無論敘事抑或議論，其“淺近的文言”自有其獨特的語言風格。試讀之：

　　當眾人夢夢，舉世滔滔之日，而無一人焉樹風節、明大義，為疾風知勁草、歲寒之鬆柏。則波流所屆，伊於胡底？譬之於時，長夜漫漫而無旦時，天地之道亦將息矣，豈不危哉！乃知人類之賴有忠臣孝子賢人高士也，甚於粟米水火之不可一日闕也！孫毓修編纂，《陶淵明》，上海商務印書館，1918年，第3頁。以下引用此書隻在行文中標明頁碼。

　　淵明生當鼎革之秋，觸目生愁，撫景增歎，無可奈何，則逃於酒。且猶夙興夜寐，不敢怠荒，其醒不可及，其醉尤不可及，讀者勿漫學之。馬援曰：“畫虎不成，反類其狗。”漢武帝曰：“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學古人者必先胸中有此鑒衡也。（孫毓修編纂《陶淵明》第18頁）

　　語言風格自然流暢、古樸渾厚、風骨端翔、浩氣蕩漾，猶得戰國策士睥睨天下之懷、雄辯滔滔之氣，又深味漢唐古文澎湃激蕩、氣勢磅礴之風。讀來心神朗朗、胸襟愈大、誌節彌高。茅盾說孫毓修“瘦長個子，有點名士派頭”茅盾，《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參見；《茅盾全集》第34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第124頁。除了堅實的國學根基外，孫毓修骨子裏所透出的“名士”精神，正是其“陶著”語言風格形成的底蘊，這從其“少年叢書”的選材上也可略見一斑。“少年叢書”的選材著重選取中國曆史上著名的學者、文人，但策士、武將同樣也在孫毓修的選材之列，諸如信陵君、蘇秦、張良、馬援、班超、諸葛亮、郭子儀、嶽飛、文天祥等。無論是叢書的選材還是其“陶著”的風格，我們都能夠從中認識到，由儒家的“固窮”精神和道家“任自然”的價值觀所形成的“名節觀”，抑或由墨家“任俠”觀念所形成的“俠義”精神，早已深入孫毓修先生的骨髓，且時時奔流在他的血液裏。孫氏陶著所體現的這種根植於中國文化本體的“風骨”和“浩氣”，是中國文化的精髓，是中國文學之正脈，以此滋育、教化少年，必有大器成焉。

　　二、對陶學問題的深刻思辨與探究

　　孫本《陶淵明》是寫給少年的書，作者對陶淵明給予個性化介紹與解讀的同時，也對陶淵明文化地位、陶酒、陶公教子、陶公家世、陶公祖父、陶公五子、陶集版本、陶墓等諸多陶學理論問題作了考證、探究，提出了自己的觀點，體現了鮮明的學術性。對這些理論問題的探究是孫氏陶著的核心內容。而思辨、論證較為深刻的陶學問題有如下幾方麵。

　　1.論陶淵明的文化地位

　　孫氏陶著的《總論》可謂一篇陶學專門論文。孫毓修將“名節俠義”觀作為理論立足點，由此出發從史學角度進入論題、展開論證。

　　朱熹《答劉子澄》論曰：“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隻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朱熹，《答劉子澄》，參見：《晦庵集》卷三十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孫毓修首先發揮朱子的觀點提出：“名節俠義之風，莫盛於東漢。黨錮諸賢，趨死不避，何其烈也。司馬氏（篡國）……俠義之風，遂不複存。”（孫毓修編纂《陶淵明》第1頁）他批判晉世以來尚清談、崇虛浮、賤名檢、狹節信、鄙居正、笑勤恪、“無一人焉樹風節，明大義，為疾風知勁草，歲寒之鬆柏”（孫毓修編纂《陶淵明》第3頁）的惡濁世風，並激切地呼籲道：“長夜漫漫而無旦時，天地之道亦將息矣，豈不危哉！乃知人類之賴有忠臣孝子、賢人高士也，甚於粟米水火之不可一日闕也！”（孫毓修編纂《陶淵明》第3頁）

　　其次，孫毓修對隱士的曆史作用和地位給予充分肯定。“亂極之世，人才乃出……亦有人焉，逼世若凂，逃名不出。高潔之行，天下皆望之。難言之痛，天下皆諒之。”（孫毓修編纂《陶淵明》第3頁）他認為，對於曆史，隱士高潔之行有勸世之功，“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足使頑夫廉，懦夫有立誌”（孫毓修編纂《陶淵明》第3頁）。隱士之名節風概有不朽之德，“在當時雖不及名將名相，有特殊之功績。而其為一代之典型，為萬古之綱常，則非廊廟中人，所能及其萬一也”（孫毓修編纂《陶淵明》第3頁）。在孫毓修看來，隱士雖不能救國，但可以憑一己之潔身與絕世之高行來濟世救俗。孫毓修進而把陶淵明與竹林諸賢作以對勘，最終透析出陶公的“忠義”來，“東晉之季，有陶淵明焉……今讀其《飲酒》《述酒》諸詩，則知陶公之托於麹糵、逃於昏冥者，夫豈得與阮籍輩並論……公乃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現矣。其退休所作詩，類多悼國傷時感諷之語，論者不察，與竹林諸狂士等量齊觀，夫豈足與論古者哉！”（孫毓修編纂《陶淵明》第3—4頁）在孫毓修的價值體係中，陶公高於竹林名士之處全在於其“忠義”之心。

　　孫毓修進而提出全書的觀點：“楚之屈大夫，韓之張司徒，漢之諸葛丞相，晉之陶徵士，是四君子者，其製行也不同，其遭時也不同，而其心一也。”（孫毓修編纂《陶淵明》第4頁）在孫毓修心中，屈原、張良、孔明、陶潛不僅是君子，也是千古義士。所謂“其心”即“四君子”至死不渝的“明君臣之義”，亦即於國於君的“忠義”之懷，這也是儒家所推崇的“君子”的核心品格。張良與孔明為國盡心，“略伸誌願者，其事業現於世”（孫毓修編纂《陶淵明》第4頁）。而屈原與陶潛俱不遇世，“將沒世而莫知之，則不得不托之空言以瀉忠憤。”（孫毓修編纂《陶淵明》第4頁）這不由得使孫毓修滿含悲憤地為陶公悲鳴：“嗟乎，陶公無昭烈之可輔以圖存，無高皇之可倚以複讎，乃終以高隱終也，悲夫！”

　　陶公確實未建功業於後世，但儒家所倡揚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陶公已立德、立言，三有其二，自然如江河不廢、萬古不朽。以此觀之，有何悲哉？若以道家價值觀審視，陶公為“自然之子”高建新，《自然之子——陶淵明》，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3年。“在中國文化史上，他是第一位心境與物境冥一的人。”羅宗強，《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308頁。他實現了道家和玄學所主張的最高境界與理想——物我一體、渾融自然。以此觀之，陶公更無“可悲”之理。陶公儒道雙修，各臻其致。因而，中國古代士人無論聖賢還是奸佞，無論仕進還是退隱，無論貧窮還是富貴，都對陶淵明仰目鬥極、欽佩之至，他們不斷地從陶公身上汲取自己所需要的生命智慧。陶公至性淳一，天姿貞素，不蹈其曾祖陶侃入世的舊轍，雖無名位功業，卻已優入聖域自唐至清，白居易、林逋、蔡絛、郭祥正、潘德輿等人不斷尊仰陶淵明為“聖”，其聖名列同儒家先聖伯夷、叔齊，儒門複聖顏子、宗聖曾子、曾皙、原憲，以及和聖柳下惠等（參見拙著《論陶淵明的“詩聖”之名》，載《蘇州科技學院學報》2011年第4期）。名垂青史，幸哉！孫毓修執著於儒家之所謂“功績”一端而為陶公悲鳴，則大可不必。但無論如何，孫毓修“四君子”之論確實議論正大、識見卓絕，誠為陶學理論之一大建樹。

　　2.論陶淵明的品性與人格

　　作者心中仰慕的君子，其品性與人格自當是論證的核心問題。除《總論》外，孫氏陶著的每一章都從不同角度涉及了這一核心問題。

　　首先，孫毓修認為陶公“素懷高潔”、“高尚之趣出於天性”（孫毓修編纂《陶淵明》第6頁）。有此人格底蘊，故其“高潔之行”體現在“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現矣。”（孫毓修編纂《陶淵明》第4頁）他引述了顏真卿和朱熹的觀點對此加以論證。

　　顏真卿是唐王朝義士，他被藩鎮將領李希烈縊殺。其《詠陶淵明》詩雲：“張良思報韓，龔勝恥事新。狙擊不肯就，舍生悲縉紳。嗚呼陶淵明，奕葉為晉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庚子歲，自謂羲皇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興逐孤雲外，心隨還鳥泯。”顏真卿，《詠陶淵明》，參見：彭定求等編，《全唐詩》，中華書局，1960年，第1583頁。為此，朱熹慨歎道：“顏文忠公《栗裏詩》（即《詠陶淵明》詩）……讀之者亦足以識二公之心而著於君臣之義矣。”朱熹，《跋顏魯公栗裏詩》，參見：《晦庵集》卷八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在顏真卿心目中，陶淵明忠於晉室一如張良報韓而刺嬴政、龔勝效漢而拒王莽。辭去彭澤令，是陶公忠於晉朝之“義”舉，“蓋淵明仕於晉祚將移之日，世道人心，皆不可問。而氣節學問，無所用之，徒勞何益？五鬥折腰之說，有托而逃。”（孫毓修編纂《陶淵明》第13頁）即便是《桃花源記》的作意，孫毓修也認為是“乃寓意於劉裕，而托之秦耳。”（孫毓修編纂《陶淵明》第21頁）而其拒絕劉宋當道之徴同樣出於對前朝的忠義之心，“陶公見宋王業漸隆，不複肯仕，所著文章，義熙以前，明書晉年號。自永初以來，唯雲甲子而已。此有漢陳鹹不臣王莽，仍用漢臘之意。忠臣節士，無可如何，乃用此表誌，夫亦大可憐矣”（孫毓修編纂《陶淵明》第18頁）。孫毓修認為，雖然劉裕篡晉，但“潛，始終晉人也”（孫毓修編纂《陶淵明》第28頁）。並將陶公的忠義與漢人陳鹹相類。陳鹹，西漢沛國洨人，“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製，鹹心非之”範曄，《郭陳列傳》，參見：《後漢書》，中華書局，1996年，第1547頁。後去職歸裏，“及莽篡位，召鹹以為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宮，父子相與歸鄉裏，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鹹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後莽複征鹹，遂稱病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範曄，《郭陳列傳》，參見：《後漢書》，中華書局，1996年，第1547—1548頁。陳鹹忠於漢朝而不就莽征，陶公心許晉室而不受宋位；陳鹹藏漢家律令書藏之於壁，陶公紀詩不采宋號唯用甲子，先達與後賢之“義”同出一轍——儒家君子之節義觀。

　　其次，孫毓修認為道家自然觀是陶公之人格的重要構件。陶公終究未入遠公蓮社且以酒搪塞之，正是因為其人格建構中的道家自然觀。對此，孫毓修對此深有洞悉：“其生平理想，見之於《形影相贈詩》《神釋詩》，大意以世情惑於惜生，故極陳形影之苦，而釋以神之自然……‘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複獨多慮。’此乃不易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乃得神之自然。此誠能達生而遺世者也。此豈蓮社中人，終日念阿彌陀佛往生淨土者所能知哉？”（孫毓修編纂《陶淵明》第21頁）“達生”是通曉生命之道、人生真諦，亦即泰然委順、縱浪大化、與自然融一，如此方能“遺世”而不喜不懼、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宋人施德操雲：“達摩未西來，淵明早會禪。”施德操，《北窗炙輠錄》，吳文治編，《宋詩話全編》第三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318頁。施氏所謂的“禪”即是陶公對道家及玄學“自然”觀的皈依。陶公真體內充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參見：彭定求等編，《全唐詩》，中華書局，1960年，第7284頁。與道冥一，體素儲潔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參見：彭定求等編，《全唐詩》，中華書局，1960年，第7285頁。淨土在心，無修而修、無得而得，蓮社中人自然難以理解和企及陶公之“禪”境了。孫毓修同時認為，在“尋陽三隱”中，正由於陶淵明對“自然”觀的皈依與執著，“未能謝絕勢分”（孫毓修編纂《陶淵明》第23頁）的周續之和“耽於佛”（孫毓修編纂《陶淵明》第23頁）的劉遺民，才遠遠不能與陶公等同並埒。

　　3.論陶淵明的酒

　　古今論陶必言“陶酒”，孫氏陶著也多涉“陶酒”問題，其觀點大致如下。

　　其一，“陶酒”高於“竹林之酒”。葉夢得曾說：“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於酒。蓋時方艱難，人各懼禍。惟托於醉，可以粗遠世故。”葉夢得，《石林詩話》，何文煥，《曆代詩話》上冊，中華書局，1981年，第434頁。“陶酒”高於竹林之酒，此古今通識。清人宋鹹熙言曰：“古之酒人，當以淵明為最，太白次之，若阮籍、劉伶，直是沉酒酣身矣。陶淵明《飲酒》詩，昭明太子所雲情不在於眾事，寄眾事以忘情者也。太白猶有胸中鬱勃之氣，其不如陶淵明者在此。”宋鹹熙，《耐冷譚》，參見：北大中文係，《陶淵明資料匯編》上冊，中華書局，1962年，第258頁。阮籍、劉伶、太白不能超越自我與現實，故其酒帶“鬱勃之氣”。陶淵明卻一往真氣、冥合天道，帶著哲學沉思來飲酒賦詩，故陶酒能“忘情”而達到玄學所追求的高遠靜穆的境界。

　　古來學者多從道家哲學與玄學哲學角度解釋這一差異，而孫毓修卻立足於儒家“忠義”的視角，對陶酒與竹林之酒作以價值評判。“陶公之托於麹糵、逃於昏冥者，夫豈得與阮籍輩並論……公乃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現矣……論者不察，與竹林諸狂士等量齊觀，夫豈足與論古者哉。”（孫毓修編纂《陶淵明》第3—4頁）在孫毓修心中，即便是飲酒，陶淵明也帶著忠義的豪俠之氣，這絕非昏昏冥冥的竹林名士所能比擬。

　　其二，陶公之“其醒不可及，其醉尤不可及也”（孫毓修編纂《陶淵明》第18頁）。醒不可及，尤為可知。醉不可及，頗為費解。蕭統最早提出陶淵明“寄酒為跡”蕭統，《陶淵明集序》，參見：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華書局，1995年，第3067頁。的觀點，所謂“跡”就是人生的一種表象和手段，方宗誠認為是：“托酒以返真還淳，忘懷名利，以了死生。”方宗誠，《陶詩真詮》，柏堂遺書本，國家圖書館藏。對此，孫毓修深入解讀曰：“陶公於酒，真所謂神理獨契者。集中飲酒詩居多數，但家貧不能長得，更不能得美酒。其所與飲，多田野樵漁之人。班坐林間，興之所至，別有會心，故不泥乎跡也……讀其《飲酒》二十首，或析名理、或慨時事，迂回往複，寄托深遠。夫豈醉人所能？世之醉者，既自以為醒，而醒者遂不得不自以為醉。處此苦境者，古今來獨一淵明也哉！”（孫毓修編纂《陶淵明》第16—17頁）孫毓修雖深化了前人的觀點，但距“真理”僅一步之遙。

　　實際上，陶公“醉尤不可及”的原因就在於他“以醉致醒”的人生藝術。俗眾飲酒，醒以期醉，借以忘懷現實、得以暫時的逃避與快慰。陶公飲酒，以醉致醒，以“酒”為媒介進而思辨宇宙與人生、體悟天道、超越世俗、超越自我，獲得精神世界永恒的逍遙遊。也正是這種“以醉致醒”的酒德、“酒”藝術，孫毓修對陶公最終未能“去酒”給予充分理解。

　　4.論陶淵明教子

　　陶淵明《命子》等作流露出對孩子的複雜心態，古今學者對此不斷地剖析、臆評。針對少年讀者，孫氏陶著特撰《訓子》一章，對陶公的教子之心作深度的剖析。

　　首先，孫毓修認為陶公對五子有切至的“慈祥愷悌”之懷。孫毓修認為：“陶公高蹈獨善，宅誌超曠，視世事無可芥其中者，獨於諸子，拳拳訓誨”，且“陶公訓子最切至，與其平日放曠之懷判若兩人”（均見孫毓修編纂《陶淵明》第23頁）。蕭統《陶淵明傳》記載了陶淵明為官彭澤時曾遣力仆助子並特誡其子善遇力仆一事。孫毓修從教育學的獨特視角來認知此事：“（陶公）慈祥愷悌，千載下如見其心。以此教子，其意深矣。”（孫毓修編纂《陶淵明》第23頁）對於陶公之舉，鍾秀曾曰：“陶淵明……全是民胞物與之胸懷，無一毫薄待斯人之意，恍然見太古，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景象無他，其能合萬物之樂，以為一己之樂者，在於能通萬物之情，以為一己之情也。”鍾秀，《陶靖節紀事詩品》卷四，國家圖書館藏清刻本。鍾秀的思辨將陶公仁愛之懷提升到理學高度，論斷最深刻、最精辟，可謂中國文化本體視角的終極解讀。

　　其次，匡正後世對陶公教子的誤解。

　　杜甫《遣興五首》其二雲：“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莫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杜甫，《遣興五首》，參見：仇兆鼇，《杜詩詳注》卷七，中華書局，1979年，第563頁。這首詩關乎陶公人與詩的雙重問題，無論作者最初的命意是自嘲還是貶斥陶淵明，曆史的事實是，杜甫因此招致了後人無盡的反駁與批評。孫毓修同樣反駁了杜甫的觀點。

　　第一步，孫氏反駁杜甫的論據。杜甫的論點是陶潛未“達道”，而論據即是陶公掛懷於孩子的賢愚。黃庭堅《書陶淵明責子詩後》曰：“觀淵明之詩，想見其人，愷悌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可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黃庭堅，《書陶淵明責子詩後》，參見：《全宋文》106冊，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76頁。黃山穀認為陶公內心“愷悌慈祥”，其著《責子》詩不過“戲謔”耳，而俗人卻誤讀為“諸子不肖、淵明愁歎”，其荒唐猶如癡人信夢。孫毓修發揮黃庭的觀點進一步反駁道：“蓋淵明襟懷曠達，高出塵壒之表。大抵諸郎皆中人之資，期望甚切，稍不滿意，遂作貶詞。況雍端甫十三，通子方九齡，過庭之訓尚淺，可遽以不肖斷之耶？”（孫毓修編纂《陶淵明》第25頁）“諸子不肖、淵明愁歎”之俗見有悖於人情事理，謬論不攻自破。四十年後的1957年，周作人也對此發表看法：“我喜歡讀陶淵明詩，有許多篇都很喜歡，其一是《責子》詩……對於此詩，古來有好些人有所批評，其中唯黃山穀跋語說得最好……這裏的所謂俗人之中卻有一個杜子美……陶詩題目雖是責子，似乎是很嚴肅的東西，其實內容是很詼諧的，其第五聯最是明了，如果十三歲的小孩真是連六與七還不懂，那麽這是道地的白癡，豈止不肖而已。山穀說他戲謔，極能了解這詩的意味，又說慈祥，則又將作者的神氣都說出來了。”周作人，《杜少陵與兒女》，參見：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2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803—804頁。周作人對杜甫的反駁更委婉了。

　　第二步，孫氏直接反駁杜甫的論點。孫氏從道家哲學角度立論，他認為“與子一疏，乃陶公畢生實錄、全副學問也。窮達壽夭，即一眼覷破。則觸處任真，無非天機流行。末以善處兄弟勸勉，亦其至情不容己處。讀之惟覺真氣盎然。”《與子儼等疏》是陶公一生性情的寫照——真氣盎然，達於天人合一之境。人生之窮達壽夭，其一眼覷破，全然擺脫。正因此，孫毓修認為：“杜以淵明教子為不達，非篤論也。”（孫毓修編纂《陶淵明》第27頁）非“篤”即為膚淺，有名士氣節的孫毓修對杜甫的反駁更為直截了當、一針見血了。

　　結語

　　柳和成先生在《孫毓修評傳》中提出：“‘少年叢書’的讀者群定位於小學高年級以上少年。”柳和成，《孫毓修評傳》，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0頁。客觀地說，孫毓修編纂的《陶淵明》雖然是“少年叢書”之一，但還未達到完全的、自覺的“少年化”，濃重學術性淡化了孫本《陶淵明》的故事性，作為少年讀物，其“成人本位”仍未脫盡。與其說向少年介紹陶淵明，不如說與少年談陶學。一方麵，鮮明的學術性自然對少年理解接受陶淵明產生深化作用，具有積極意義；但另一方麵，過於濃重的學術性勢必降低了少年讀者閱讀與接受的興趣，減少受眾數量。

　　此外，孫氏陶著對陶淵明的文學未予關注和介紹。對著作引述的八篇陶作，孫氏所作的都是社會學層麵的剖析，以此挖掘陶公品性與人格。而對陶公開創中國詩歌新風尚、流傳千古的田園詩卻未置點墨。這很容易導致少年對陶公的一隅之見——陶淵明僅僅是義士、隱士罷了，而非文化與文學的、完整的陶淵明。文學是濡育人類心靈與性情的重要媒介，孫氏陶著對陶淵明文學的忽略，也會使少年的文學熏陶弱化或缺失。這不能不說是孫氏陶著的缺憾。

　　然而，對於陶學，孫毓修終究功不可沒。雖然他以中國文化本位主義的傳統方法研究陶淵明，但他對陶學諸多問題所作的深刻思辨和清晰的論證，深化並推動了陶學理論的發展。孫毓修編撰的《陶淵明》是20世紀最早的陶學著作，客觀上，他的陶學建樹引領了20世紀初期陶學的發展。而從傳播學角度，他為陶淵明的傳播開創了新的、特殊的受眾類型——少年受眾。在陶學史上，孫毓修第一次鄭重地把陶淵明介紹給少年兒童、把陶公植入少年心中。客觀上，陶淵明的人格自然影響或引導中國少年的成長，提升了國民的素質。而在這個過程中，陶淵明的文化生命力也自然得以生生不息。僅此，孫毓修是20世紀當之無愧的陶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