潯陽論陶

第一節 由篤實達空靈，其篤實亦空靈——讀王叔岷先生《陶淵明詩箋證稿》

　　高建新

　　高建新（1959—），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漢語言文學係，教授。

　　“陶淵明生前是孤獨的，他的詩歌是一個孤獨者的自白。他生命的光輝在他死後才逐漸放射出來。”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85頁。陶淵明是屈原之後中國曆史上一個巨大的文化符號，光芒四射，籠罩百代，對後世影響極大：陶淵明擴大了詩歌的審美視野，豐富了詩歌的審美內容。把詩歌的題材、範圍擴大到了鄉村、田園、日常生活，成為中國田園山水詩的開創者；陶淵明確立了中國古典詩歌的美學風格，使中國詩歌從唐朝始確立以平淡、樸素、自然為上，反對刻意雕琢的最高的藝術標準，並且被繪畫、書法等藝術門類共同遵守，直至今日高建新，《自然之子：陶淵明》，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7年增訂版，第193—195頁。但陶淵明在當時卻簡直沒有人注意，後來雖然有眾多的喜好者和追隨者，但真正的解人卻屈指可數。王叔岷（1914—2008）先生感慨“當時塵俗之內，淵明難得一相契者。後世又誰足於淵明同趣輒邪？”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中華書局，2007年，《自序》第2頁。以下引文凡自《陶淵明詩箋證稿》者，皆簡稱《箋注稿》，隻在行文中注明頁碼。正因為如此，王叔岷先生一生崇敬陶淵明、悉心研讀陶淵明，是陶淵明真正的解人之一。

　　一

　　作為陶淵明真正的解人之一，王叔岷先生的研陶是從陶淵明的人德、詩品進入陶淵明的詩歌研究的，《陶淵明詩箋證稿·自序》說：

　　淵明之詩，用論語、莊子特多。其思想由儒入道，由篤實達空靈，其篤實亦空靈。其詩皆由天性、學力及生活體驗融會而成。無一虛浮辭，其可貴在此，其不可及亦在此。淵明最能安於窮困，而曰“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淵明最深於理趣，而曰“擺落悠悠談，請從餘所之”（《飲酒》之十二）；淵明至賢也，而曰“潛也何敢望賢，誌不及也”（蕭統《陶淵明傳》）。其人德、詩品之真淳、高遠，何可及哉！何可及哉！（《箋證稿》《自序》第1頁）

　　由篤實達空靈，其篤實亦空靈在這裏，王叔岷先生指出了陶淵明思想的主要來源及其詩歌的特點。“由篤實達空靈，其篤實亦空靈”，既指出了陶淵明由儒入道的思想軌跡，又指出了陶淵明詩歌內容上的特點，先生所謂：“綜觀陶公一生，他所最敬仰的聖哲，是孔子和莊子，這對於陶公的人德和詩品，有莫大的影響。”（《陶淵明及其詩》，《箋證稿》第542頁）在王叔岷先生看來，陶詩是陶淵明人生的總匯，是陶淵明的天性、學力、生活體驗融會而成的產物，故不可企及，不容模仿也難以模仿，所謂“文章人德兩超絕，謙謙未覺與俗殊”（《湖柳初綠懷五柳先生》，《箋證稿》第549頁）在《陶淵明及其詩》一文中，先生又說：

　　綜觀陶公一生，因為處在晉、宋易代之交，他是非常悲觀的人。由於深得田園之趣，也是非常樂觀的人；他是非常謙和的人，由於寄言“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桃花源記》），也是非常驕傲的人；他是非常寂寞的人，由於與大自然為友，也是非常不寂寞的人。陶公的性情，在一“真”字；陶公的節操，在一“貞”字；陶公的襟懷，在一“達”字；陶公的生活，在一“勤”字。他從最辛苦的生活中，體驗出至樂；從最平凡的生活中，顯露出清高；從最切實的生活中，表現出超脫。他的為人和他的詩，所以不可及者在此。（《箋證稿》第547頁）

　　一“真”、一“貞”、一“達”、一“勤”四字，即概括了陶淵明的全部，可見先生對陶淵明的深知及其超凡的洞察力。箋證《榮木》說：“陶公一生，惟依道、敦善而已。”（《箋證稿》第21頁）又箋證《勸農》說：“陶公一生，即在耽道德、樂琴書兼樂田園。既超脫，又篤實。可謂化道德、琴書、田園之樂為一者矣！”（《箋證稿》第51頁）躬耕之餘，讀書、撫琴、飲酒、欣賞自然美景、與農人真心交往，是陶淵明田園生活的全部內容。陶淵明一生過得是既腳踏大地又充滿美感的生活。王叔岷先生又認為《答龐參軍》一詩，“陶公一生，立身之恬淡，友情之篤厚，此詩可以概見”（《箋證稿》第43頁）。王叔岷先生說：“陶公的為人和他的詩是分不開的。他的詩就是他的為人，他的為人就是他的詩。”（《箋證稿》第547頁）對於陶淵明而言，文學世界就是人格世界，人格世界是可以通過文學完美呈現的，文學世界與人格世界水乳交融，須臾不能分離。博爾赫斯說：“我們嚐試了詩，我們也嚐試了人生。而我可以肯定地說，生命是由詩篇組成的”（阿根廷）豪爾赫·博爾赫斯著、凱林-安德·米海列斯庫編、陳重仁譯，《博爾赫斯談詩論藝》，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第2—3頁。箋證陶詩構成了王叔岷先生豐富異常的生命世界和文化世界。先生潛心研究陶淵明、悉心揣摩陶淵明，放暢心扉給陶淵明，深以千載之下能和陶淵明對話為榮，並由此獲得勞頓人生的歇息和心靈深處的慰藉。1977年，在南洋大學任教的王叔岷先生不得已打破了自己不任行政職務的戒律，出任中文係係主任之後，引陶淵明辭彭澤縣令、賦《歸去來兮辭》的典實賦詩：“愧說陶潛歸去來，迷離鄉思獨徘徊”（《疏槐》）王叔岷，《慕廬憶往：王叔岷回憶錄》，中華書局，2007年，第118頁。表達了自己的不安之情。可以看出，《陶淵明詩箋證稿》一書有王叔岷先生自己心靈的深情融入，有自己謙恭身影的時時閃現，故感情深摯，精彩紛呈，勝義迭出。

　　研陶已大半生的王叔岷先生曾在花甲之年（1974）謙虛地說：“岷雖生於亂世，東西寄跡，尚能安適治學，衣食不匱。無淵明艱苦生活之體驗，何足以深知淵明及其詩邪？”《箋證稿》，《自序》第2頁。王叔岷先生認為，沒有陶淵明“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饑”（《有會而作並序》）、“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雜詩十二首》其八）“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傾壺絕餘瀝，窺灶不見煙”（《詠貧士七首》其二）的苦難遭遇，是不可能深知陶淵明的，研陶需要豐富的人生閱曆和深刻的生命體驗。在這一點上，研讀陶詩和研讀杜甫詩（尤其是安史亂中所作）對主體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先生青壯年時期，正逢國難，與家人聚少離多，備嚐離別之苦王叔岷，《慕廬憶往：王叔岷回憶錄》，中華書局，2007年，第4頁。以下簡稱《慕廬憶往》。又，參見胡開全《校讎名家、洛帶鄉賢——曆史語言學家王叔岷先生事略》一文，載《成都大學學報》2012年第6期。“東西寄跡”即是顛沛流離的另一種說法，亦有陶淵明“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辛醜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嚐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歸去來兮辭並序》）的無奈歎息。王國瓔，《陶詩中的宦遊之歎》，載《文學遺產》，1995年第6期。先生回憶：川滇軍閥混戰，“父親背著祖母，母親隨後，二姐背著我，一步一步在泥濘中摸索前進，將及天明，始到相識張姓老農家躲避”王叔岷，《慕廬憶往：王叔岷回憶錄》，中華書局，2007年，第4頁。雖一是宦遊，一為求學。從王叔岷先生的生平、學術理想及對《陶淵明詩箋證稿》的用心用力中也可以看出，先生是深知陶淵明的。

　　二

　　王叔岷先生嚐言：“古今論陶詩者多矣。能深入者，往往有所偏蔽；能周詳者，往往流於膚淺。”（《論鍾嶸評陶淵明詩》，《箋證稿》第527頁）王叔岷先生對前代陶淵明研究了然於心，故在對陶詩的箋證中既深入又能避免偏蔽，既周詳又不流於膚淺。

　　王叔岷先生諳熟前代典籍，往往通過大量引證，指出陶詩的淵源及其不為人注意的特點。如箋證《停雲》“有酒有酒，閑飲東窗”：“《詩·周頌·有客》：‘有酒有酒’亦‘有酒有酒’，句法所本”；同時指出：“‘閑’字與第一章‘靜’字相應。”（《箋證稿》第5頁、第4頁）王叔岷先生認為，“陶公四言詩，溫厚自然，神似《三百篇》。”（《箋證稿》第1頁）“即詞例、句例，都大受《三百篇》的影響。”（《陶淵明及其詩》，《箋證稿》第545頁）前者屬於“篤實”，後者可謂“空靈”。在“篤實”與“空靈”並重思想的指導下，王叔岷先生的箋證無論考辨還是評說，皆警拔精煉、深刻獨到，讓人歎服，足見出著者用心之專、用力之勤。在箋證反映陶淵明重要思想的《形影神》三詩時說：

　　此首（指《神釋》——筆者注）言委運。亦即順化。與莊子外生死之旨合。陶公《自祭文》：“餘今斯化，可以無恨”，亦是順化之意。《莊子·天下篇》：“上與造化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始終者為友”。陶公晚年之思想，已達此至境矣。子瞻詩：“縱浪大化中，正為化所纏。應盡便須盡，寧複俟此言！”夫“縱浪大化中”，則是無所纏。而雲“正為化所纏”，是子瞻逞其靈慧，反以自纏耳。“應盡便須盡”，固不必言。蓋言則離道。然不言又不足以明道。莊子曰：“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外物篇》）明乎此，子瞻當不以陶公為多言矣。

　　此《形影神》三詩，為探討陶公思想進益之跡，極重要之依據。陶公富於詩人之情趣，兼有儒者之抱負，而歸於道家之超脫。三詩分陳行樂、立善、順化之旨，為陶公人生觀三種境界。順化之境，與莊子思想冥合，此最難達至者也。行樂，為李白一生所追求者，然李白終歎“人生在世不稱意！”（《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立善，為杜甫一生所追求者，然杜甫終歎“儒生老無成！”（《客居》）陶公一生，雖亦多感慨憂慮，而質性自然，終能達順化之境，所以為高也！此為陶公思想最成熟時之境界，三詩蓋陶公晚年之作也。（《箋證稿》第91—92頁）

　　在王叔岷先生看來，陶淵明對生命的基本態度就是隨順自然、委運乘化，即所謂“順化”。清人方東樹說：“人當委運任化，無為欣戚喜懼於其中，以作庸人無益之擾。即有意於醉酒立善，皆非達道之自然”，“不憂不懼，是今日居身循道大主腦”（《昭昧詹言》卷四）。陶淵明已經洞悉生命，並且把個體生命置放於宇宙運化之中檢視，不為生而竊喜亦不因死而恐懼。生命本來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來於自然，仍要歸於自然，所以該生則生，當死則行，人生的澄明之境由此降臨。在與“為化所纏”的蘇軾、一生追求行樂的李白、追求立善的杜甫做了認真比較之後，王叔岷先生認為達到“順化”之境的陶淵明最高，它體現了陶淵明“最成熟時之境界”，並由此認為《形影神三首》為陶淵明晚年之作。因為沒有對生命持久深入的關注和思考，斷然不會有是作。對於此詩中“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二句，先生說：“人則死不複生，反不如草木之得常理，榮悴循環也。何氏‘行與草木同朽’，似未達陶公言草木之意”（《箋證稿》第75頁），王叔岷先生用心揣摩陶淵明、體味陶淵明，故能訂正清人何焯《義門讀書記》的看法。先生又說：“陶公此三詩受莊子影響甚深”，“說理詩，大都平典寡味。如此三首，以親切之問答，寫高曠之理趣，所以為難也。”（《箋證稿》第73頁）

　　由於諳熟陶詩，慧心慧眼兼具，王叔岷先生對於陶詩的精彩處，往往能以寥寥數語出之。箋證《榮木》：“人之短生，亦猶榮木之在朝夕間耳”，“因榮木之易謝，慨人生之短促。”（《箋證稿》第19、20頁）箋證《歸園田居》其五“歡來苦夕短，已複至天旭”：“由悵恨轉為歡娛，愈覺歡之難得，故苦夕短也。”（《箋證稿》第116頁）箋證《勸農》“傲然自足”：“‘傲然’，自足貌。惟自足者乃足以言傲。”（《箋證稿》第44頁）箋證《和郭主簿二首》其一“息交遊閑業，臥起弄書琴”：“‘弄’字甚佳”；“此事真複樂，聊用忘華簪”：“二句極見陶公真淳”，“寫田園天倫之樂，遠勝華簪之貴，最為真切”；“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訣”：“謂幽人能永守鬆菊貞秀之節操耳。”（《箋證稿》第175、177、180頁）箋證《於王撫軍座送客》“目送回舟遠，情隨萬化遺”：“回舟愈遠，觀化愈多，情亦隨之而遷離也。陶公之深於情如此！”（《箋證稿》第186頁）箋證《戊申歲六月中遇火》：“陶公甘於苦辛，所以難也。”（《箋證稿》第259頁）箋證《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獲》“饑者歡初飽，束帶候鳴雞”：“‘歡’字絕佳！惟饑者乃知初飽之歡也。”（《箋證稿》第270頁）箋證《飲酒》其一“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忽’字絕佳！不僅狀其速，而且有情不自禁之意。”（《箋證稿》第279頁）箋證《飲酒》其五（“結廬在人境”）：“心境超遠，悠然自得之趣”。（《箋證稿》第294頁）箋證《雜詩十二首》其二“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勸’字絕佳！所勸者孤影而已。二句最見陶公之寂寞，亦見陶公之孤高。”（《箋證稿》第407頁）在箋證陶詩的過程中，王叔岷先生發現有幾個字陶淵明特別喜歡，屢屢使用：“‘縱’字極佳！陶公喜用‘縱’字”、“陶公喜用‘良’字”、“陶公喜用‘抱’字”、“陶公喜用‘散’字”、“陶公喜用‘歡’字。”（《箋證稿》第129、139、143、267、270頁）從中見出先生對陶詩體味之細微和由衷的歎賞。不僅如此，王叔岷先生還發現陶詩的一個有趣現象：“《飲酒》詩之後為《止酒》詩，‘飲’與‘止’相映成趣；《飲酒》詩為二十首，《止酒》詩一首用二十‘止’，兩‘二十’亦相映成趣。”（《箋證稿》第273頁）陶淵明是有意為之還是無心巧合，讀者當然可以有自己的理解。

　　三

　　王叔岷先生說自己“好讀陶詩，則數十年如故”，“於暇時，亦偶有箋證。一字一句，皆頗致意，由平實以探空靈，忌囫圇而蹈虛浮。”（《箋證稿》《自序》第1頁）正是懷著對陶淵明深深的理解和熱愛，研讀陶詩幾乎伴隨了王叔岷先生的一生，故其箋證陶詩匠心獨運，屢有創獲，深得陶詩之精髓。這樣，“由篤實達空靈，其篤實亦空靈”就有了另外一層含義，即體現了王叔岷先生自己“解”陶之特點：“篤實”與“空靈”並重，“篤實”為“空靈”之基礎，“空靈”是對“篤實”的升華；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王叔岷先生早年師從傅斯年、湯用彤先生，並留在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尤精於校勘訓詁、義理闡釋，自是“篤實”之屬；箋證者本人又是一個有性情的詩人，嚐自言：“詩，所以吟詠性情。我之詩，即我之性情也。”王叔岷，《慕廬憶往：王叔岷回憶錄》，中華書局，2007年，第189頁。與之對應，陶淵明的詩亦即陶淵明性情之體現。加上王叔岷先生有多種詩集出版王叔岷先生出版的詩集計有8種之多：《四餘齋詩草》，（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南園雜詠》（台北）藝文印書館，1981年；《舊莊新詠》，（台北）華正書局，1985年；《寄情吟》，（台北）華正書局，1990年；《倚紅小詠》，（台北）大安出版社，1992年；《落落吟》，（台北）華正書局，1993年；《論詩別錄》，（台北）華正書局，1993年；《慕廬餘詠》，（台北）大安出版社，2001年。深知詩之三昧，由此再入“空靈”亦在情理之中。王國瓔教授回憶說：“其實父親是一個真正的詩人，一個非常深情的詩人”王國瓔，《淡泊名利之外，謹守規矩之中——我的父親王叔岷》，參見：王叔岷，《慕廬憶往：王叔岷回憶錄》，中華書局，2007年，第282頁。故其能以詩心揣度詩心、體味詩心，陶淵明千載之後幸遇知音矣。如箋證《停雲》“競用新好，以招餘情”說：“一句、二句蓋假想之辭。”（《箋證稿》第7頁）指出了陶淵明善於以心體物、心物交融的特點；箋證《時運》“偶景獨遊”說：“陶公《飲酒詩序》：‘顧影獨盡’，此雲：‘偶景獨遊’，並極寂寞語！亦沉痛語！”（《箋證稿》第10頁）不僅指出了陶淵明回到鄉村後因缺少知音的孤獨寂寞，同時也指出了敢把自己置放在浩大的精神追求中的人所共有的內心感受。箋證《九日閑居》“露淒暄風息，氣澈天象明。往燕無遺影，來雁有餘聲”，認為前二句“靜景，心境極空曠之人，乃能領略此景”，後二句“動中見靜，心境極閑靜之人，乃能領略此景。”（《箋證稿》第95、96頁）箋證《遊斜川》：“陶公發歸休之歎，懷千載之憂，及時行樂，誠不得已也。然陶公行樂，在耕種之暇。與李白放浪行樂者異矣。”（《箋證稿》第129頁）箋證《乞食》：“因乞食而獲暢飲，由暢飲而遂賦詩，主人之雅意，陶公之真率，並可風也”；“陶公不為五鬥米折腰之傲，一餐思報之溫，並見性情之真。”（《箋證稿》第135、136頁）這也是龔自珍說的“陶潛磊落性情溫，冥報因他一飯恩”（《己亥雜詩》其一百三十一），一飯之恩，就讓陶淵明念念不忘，永思報答，從中足見出其為人之磊落、性情之溫厚。箋證《止酒》“暮止不安寢，晨止不能起”：“嗜酒者大都因醉不能起，陶公因止酒而不能起，真趣事也！”（《箋證稿》第343—344頁）全書這一類勝解如蜂蝶翻飛，百花繽紛，不勝枚舉。王叔岷先生說：“陶公的詩，華靡的不多。而意境之美，則非其他詩人所及。”（《陶淵明及其詩》，《箋證稿》第544頁）陶詩的素樸之美、意境之美，讓先生流連忘返，數十年沉醉其間。

　　關於陶淵明解不解音律，一直是陶淵明研究史上的一段公案。多數人據《宋書·隱逸傳》“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弦，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的記載，認為陶淵明不解音律，後代史書均有相同的記載。諳熟陶淵明詩文的王叔岷先生說：“蕭統《陶淵明傳》《晉書》《南史》《隱逸傳》，皆言陶公不解音律。然如陶公《答龐參軍》詩：‘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與子儼等疏》：‘少學琴書’，此豈不不解音律者邪？蓋陶公家貧，舊弦既絕，無力購買新弦，每有酒適，輒撫弦琴以寄其意耳。車柱環學弟曾語岷雲：‘陶公解音律’，信然。”（《箋證稿》第16頁）“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乞食》）、“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詠貧士》其三），是陶淵明回到鄉村後苦難生活的真實寫照，連基本的衣食都不能保證，那還有錢購買新弦？陶淵明就是陶淵明，即使物質生活再貧困，他也不會失掉對美感生活的追尋：“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橫床，濁酒半壺”（《時運並序》其四），“息交遊閑業，臥起弄書琴”、“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和郭主簿二首》其一），“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觴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雜詩八首》其四），“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栽耔，乃育乃繁。欣以素牘，和以七弦”（《自祭文》），詩人總是以一種充滿詩意的眼光審視處在無限時空中的有限的人生，處處發現美並悠然地欣賞美、享受美，也通過詩歌不時傳遞自己美好的心境。所以解音律的陶淵明“每有酒適”，撫弄無弦琴“以寄其意”，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王叔岷先生深知陶淵明，也知道陶淵明苦難的生活處境，因為王叔岷先生自己就有“冬月嚴寒，舊衣不能禦寒”、不得已“買稿濟貧”的遭遇王叔岷，《慕廬憶往：王叔岷回憶錄》，中華書局，2007年，第65頁。學問並不都來自書本，還有來自生活乃至生命的體驗。一段公案至此了結，這是王叔岷先生箋證陶詩由虛入實的又一個範例。

　　總之，《陶淵明詩箋證稿》用力甚勤，成就斐然，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研讀陶詩佳作，即使是放在陶集校勘、輯佚、訓詁、箋釋等各個方麵都取得了較高成就的清代，高建新，《溫汝能及其〈陶詩匯評〉》，載《九江學院學報》，2011年第3期。亦可與黃文煥《陶詩析義》、蔣薰《陶淵明詩集》、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溫汝能《陶詩匯評》、高建新箋釋，《〈陶詩匯評〉箋釋》，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10年。方宗誠《陶詩真詮》、馬璞《陶詩本義》、吳瞻泰《陶詩匯注》媲美，而且更見真切與性情。王叔岷先生曾賦詩言其誌：“本真淳以應變幻，由篤實而達空靈。平生為人與治學，二語已成座右銘。”（《生平》）王叔岷，《慕廬憶往：王叔岷回憶錄》，中華書局，2007年，第279頁。“真淳”，即真率淳樸，是人之本性。宋俞文豹《吹劍一錄》：“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謂其真淳如赤子爾。”“真淳”是自我本性的真實呈現，光風霽月，熠熠生輝，如陶淵明，如箋證者自己。“由篤實而達空靈”，實為治學之大境界。能此，則無往而不勝。王叔岷先生以一生的無怨無悔、鍥而不舍做到了，我們呢？